國際視域下的族群恐懼政治化:類型、機制及其治理

王 軍 李 靚

(中央民族大學 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北京 100081)

一、族群恐懼研究的價值

恐懼作為人性的一種構成維度,是人類個體或集體所具有的一種因“害怕”而產生的心理狀態與情感體驗,它由神經質或憂慮的主觀體驗、生理變化、顫抖和緊張等外部效應以及逃離或避開某種情境的傾向四個部分組成[1]。人類的終極恐懼是死亡,亦即本質恐懼。2000多年前,亞里士多德就將恐懼定義為“一種由于想象有足以導致毀滅或痛苦的、迫在眉睫的禍害而引起的痛苦或不安的情緒”[2]。在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中恐懼均廣泛存在,恐懼的對象既有自然的,也有社會的,因此,段義孚認為,恐懼是“無邊的”[3]。族群恐懼自然也在這一“無邊的”名單之中,它可以被視為一種出于對其他族群的“害怕”而引起的負面情緒,其本質表現在于其他族群可能致使自身族群滅亡。

彌漫于全球政治中的恐懼也廣泛存在于族群沖突諸領域,成為了沖突中的一種“文化背景”及政治現象。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種族屠殺、種族滅絕、種族清洗、族群戰爭、兼有民族主義特質的恐怖主義襲擊、針對移民或特定少數族群的恐懼癥等事件中,恐懼無疑是關鍵性構成要件。早在1944年,里茲勒就將“集體不安全感”視為恐懼的社會心理學關鍵詞[4]。群體關系、情緒和進化生物學則是近年來西方學界理解和解釋族群恐懼的三種主要進路。而族群恐懼成為族群沖突的核心解釋變量則相當晚近,其總體上呈現下列特征。

首先,冷戰期間,有關族群沖突、民族主義的作品鮮有對恐懼要素深入挖掘者。譬如哈羅德·伊羅生的《群氓之族: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一書,被認為是從社會心理層面闡釋民族沖突的代表作。凱杜里、蓋爾納、安德森、史密斯、霍布斯鮑姆、格林菲爾德、查特吉等則較少討論其心理維度。略有例外的是,格林菲爾德對民族主義的闡釋帶有鮮明的社會心理學色彩,她所注重與重點挖掘的“尊嚴”與“羨恨交織”兩個概念,后者與恐懼心理聯系緊密,但其間的機理和事實呈現尚缺系統闡釋[5]。盡管未專門論述恐懼,但康納在探討族群民族主義時提出了非理性因素在其中的重要性:對于共同血緣的信仰將人類分成“我們”和“他們”[6]。這一邏輯為詮釋族群恐懼提供了心理前提。

其次,族群沖突往往與多種心理機制相伴,任何單一路徑的解釋都是不充分的,而現有族群關系的心理闡釋中,學界最為聚焦的是偏見、歧視、仇恨等核心概念(1)代表性文獻如OLIVER CROMWELL COX. Race prejudice, class conflict, and nationalism[J]. Race/Ethnicity: Multidisciplinary Global Contexts,2011(2):169-182; BRAM SPRUYT, JOLANDA VAN DER NOLL. The “Islamized Stranger”: on “chronic” versus “contextual” salience in the measurement of anti-Muslim prejudice[J]. Political Psychology,2017(6):977-989; ERAN HALPERIN. Group-based hatred in intractable conflict in Israel[J].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2008(5):713-736; NORMAN M. NAIMARK. Fires of hatred: ethnic cleansing in twentieth-century Europ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具有相當廣泛性的恐懼盡管與其交織,但往往隱藏其后。例如,族群仇恨與族群恐懼之間在心理機制上無法實現精確的切割,在很多情況下,族群仇恨的前提或基礎來自于族群恐懼,這種恐懼多指向族群暴力威脅(存在的或建構的),而一旦威脅中的暴力成為現實(尤其是以無差別方式實施的暴力),族群恐懼則會轉化為族群仇恨,而族群仇恨又觸發了導致沖突升級的復仇愿望[7]。與族群恐懼相比,族群仇恨更多地體現出與(復仇)行為的關聯性。鑒于暴力威脅和已發生暴力之間的差異,族群仇恨在成因上比族群恐懼更為直接,在現象上比族群恐懼更加凸顯,在情緒表達上比族群恐懼更為強烈。正因如此,族群恐懼研究反而被相對忽視。

第三,冷戰結束后,一些學者開始在廣義民族問題研究(包括族群沖突與移民問題)中發掘恐懼的意義與價值。沃達克所著的《恐懼的政治:右翼民粹主義話語分析》一書,很大程度是移民恐懼的副產品。該作品的特點是從話語角度分析歐美民粹民族主義的崛起、構成與機理,特別聚焦于恐懼的話語制造,進而將微觀的恐懼話語與恐懼的政治過程中的工具維度淋漓盡致地加以展現,但該作品對恐懼心理的情感結構分析和心理進程分析著墨不多。鮑曼對移民恐慌及其機理進行了頗具特色的討論,該文的風格接近學術散筆,思想性強但學理闡釋的系統性偏弱,其所使用的一系列概念(道德恐慌、安全化、表演者社會)和研究線索值得深度挖掘。有學者將族群沖突整體性地直接歸因于恐懼,進而將遏制恐懼作為沖突治理的核心要件[8];也有學者從仇恨敘事層面討論族群沖突,而恐懼屬于支撐仇恨概念的次級因素[9];還有學者結合盧旺達大屠殺個案,從威脅心理角度解讀群體間沖突,而恐懼是威脅心理的核心[10]。不過,這些還只是對恐懼與民族沖突之間復雜關系的某個切片或聯系形成解釋。

第四,目前,學界在“猶太恐懼癥”和“穆斯林移民恐懼癥”方面的豐富成果,可為未來研究提供基礎。在猶太恐懼議題方面,美國學者克勞斯·費舍爾的《強迫癥的歷史:德國人的猶太恐懼癥與大屠殺》一書,詳盡闡述了德國猶太恐懼癥的古代起源、變遷,以及歷史性悲劇后果——大屠殺。 該書展示了對猶太人的偏見和仇恨如何演化為大屠殺行為,產生大屠殺關鍵要素是猶太恐懼癥制度化的過程與方式,以及政治極端主義蓄意將這一恐懼升級為國家意志和國家規劃,希特勒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國家與社會實現了合謀。在伊斯蘭恐懼癥研究方面,不僅出版了一些專著,還創辦了《伊斯蘭恐懼癥研究》期刊。該議題領域初步形成了偏見解讀、種族主義解讀、去殖民主義解讀三種重要的研究取向[11]。

總體來看,當前族群恐懼研究主要有三方面不足。一是對世界民族問題中恐懼本體的分析不足,現有研究未將恐懼作為明確的研究對象,缺乏內向的分層分類分析,要么將恐懼與恐懼文化作為一種敘事手段、修辭手法而缺乏精準內容,要么往往將恐懼作為偏見、仇恨等觀念的衍生物[12];二是有的研究對恐懼過于悲觀,拔高了恐懼在族群沖突演進中的地位,有將恐懼作為本質主義歸因的傾向,缺乏對其影響因素的精準定位;三是對恐懼作為自變量與因變量及其作用尚缺乏系統性分析路徑。

鑒于此,筆者擬將恐懼引入世界民族問題研究中,在分析對象上主要聚焦群體恐懼而非個體恐懼現象,即聚焦于民族(族群)、種族群體之間或顯或隱的恐懼,以及上述群體與國家(政府)之間的恐懼,筆者將其定義為族群恐懼。筆者無意分析其具體心理感受,而是將其置于公共領域與國家治理范疇,或者說將其定位于社會以及國家-社會關系之中,為政治體系所催生、容納、利用和治理,進而可以用恐懼政治(化)來界定它。

學界相關討論,多將恐懼作為政治的工具來對待。相對這些狹義恐懼政治的研究,筆者認為,族群恐懼既有客觀的、天然的,亦有建構和工具色彩。筆者更多地關注政治體系對于恐懼的應對、刺激、容納、利用、治理等行為。筆者嘗試首先對世界民族問題中的族群恐懼作類型學分析,然后重點討論政治體系與政治進程中族群恐懼再生產的主要動力,最后從治理難度與治理線索層面對上述群體恐懼與恐懼政治作出評價歸納。

二、族群恐懼的類型

在政治心理學研究中,對情緒進行精準測量通常被認為存在客觀困難[13]。但這并不意味著無法通過一些關聯概念、話語和行為對恐懼的程度、差異進行概括和表達。在中英文語境中,最高級的恐懼可界定為恐怖(terror)狀態,而最底層的恐懼則多表現為焦慮(anxiety)(2)牛津詞典的釋義表明,terror是一種“極端的害怕”,anxiety是“對即將發生的不好的事情的緊張和擔憂”。菲雷迪對此評論道,盡管焦慮與恐懼在概念上經常相互重疊、互換使用,但也有人力圖將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如恐懼具有“自主化”和“客觀化”特征,即必須附著于某種明確的特定威脅之上,而焦慮則不然,它“不附著于他物”且“自由漂浮”。。一般而言,fear意義上的恐懼通用性更強,能更廣泛呈現恐懼范圍與程度的差異。正因如此,恐懼政治在英文表述中多使用politics of fear。針對民族問題刺激形成的群體恐懼或包含濃厚族性因素的族類群體恐懼,筆者嘗試結合恐懼的范圍大小、強度高低,以及刺激恐懼生成沖突事件的烈度強弱,將族群恐懼分為五類:整體性恐怖、局部性恐怖、事件性恐懼、事件性焦慮、彌散性焦慮。其中,整體性恐怖、局部性恐怖均為雙向的恐懼;事件性恐懼為單向的恐懼,即沖突受害方對施害方的恐懼;在事件性焦慮和彌散性焦慮中,單向和雙向的恐懼兼而有之。

如果從成因層面進行分類,還可分為由存在性威脅形成的族群恐懼和由建構性威脅形成的族群恐懼,兩者都存在于政治體系和政治進程之中,前者的政治化多體現為一種政治心理過程,后者的政治化則更多地包含政治工具化過程(對應狹義的恐懼政治)。根據這種分類標準,應當樹立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在科學區分的基礎上,探析從彌散性焦慮到整體性恐怖,各類型恐懼的范圍和烈度在何種條件下、以何種方式螺旋式上升或下降?其具體的心理分層過程如何辨識?與之對應的恐懼話語表達有何特點?政治精英、制度體系與大眾媒體在恐懼感知和認知中分別起到何種作用以及如何起作用?這在不同類型的恐懼政治中有何異同?在政治工具性機制方面,需要研判的問題是,如何分析政治精英對族群恐懼工具性利用的動因及其操作機制。

筆者以圖1表達對于族群恐懼及其政治化過程的分類:

圖1 族群恐懼及其政治化過程分類

結合圖1類型學分析,可以歸納出族群恐懼五個方面的特征。

其一,整體性恐怖程度最高,但在族群政治中發生概率最低。其原因是這類族群恐懼需經由處于“塔基”的彌散性焦慮在兩種機制的作用下螺旋式上升。在整個族群恐懼的“金字塔”體系中,處于“塔尖”的整體性恐怖往往與種族屠殺、種族滅絕與種族清洗等極端暴力行為有關,并伴隨始終。這類族群恐懼及其政治化現象源于結構性歷史記憶,也可能源于族群精英的操控。

其二,彌散性焦慮程度最低,卻是恐懼政治生成的基礎。它是一種低烈度恐懼,既可能是“金字塔”上層進一步衰減的后果,也可能是日常族群焦慮的習慣化,而后者指向未來,成為焦慮型預期,是低級且模糊化的族群恐懼。從恐懼文化與恐懼政治角度看,它為應對威脅與管理不確定性提供了頗具悲觀主義色彩的文化背景,也為政治工具性機制化奠定了基礎。 正如葉禮庭所言:“在20世紀,人類普世性的理念,更多停留于恐懼而非希望之中,更多停留于對人類作惡能力的恐懼而非對人類行善能力的樂觀,更多停留于人類對同類的狼性,而非人們做自己歷史創造者的想象?！盵14]

其三,恐懼政治的政治工具性機制的運作建立于政治心理過程機制之上。若無群體存在的且可能升級的“害怕”作為心理基礎,政治工具性機制不存在發揮的空間和前提;同樣,一旦政治工具性機制參與政治心理過程機制,則會加速族群恐懼的升級,兩者無法相互剝離。因此,筆者將兩種機制在上圖中用箭頭的一體兩面來表示。

其四,恐懼政治的政治心理過程和政治工具化過程的動力主要來自制度體系、政治精英和大眾媒體。它們在現代社會中共同作用,塑造著兩種機制的形態。

五種恐懼政治各自具有不同的重點和難點。試以事件性恐懼和彌散性焦慮為例,前者由于涉及民族因素的恐怖主義事件數量特別多,且個案之間差別甚大,因而具有多樣性,需要進行多維比較(3)前述恐怖主義事件數據庫相關信息說明,恐怖主義組織類型多樣,民族主義者或民族分離主義者在該數據庫中作用最為顯著,說明族類群體恐懼(對該群體的恐懼以及該群體自身的恐懼)是突出現象,但該次級類型的組織本身是由非常復雜的因素驅動的,恐懼與群體、組織、外部環境的關系均需要個案挖掘,也可進行橫向比較。與此同時,比較還需要在族性之外(其他非民族主義類別的恐怖組織)展開。。后者的重點與難點在于,由于它并不直接指向現實事件,而是指向未來事件,心理動力與政治動力也顯得更為模糊與彌散,這要求我們提供一種更為寬松的分析架構,以充分探索各種可能性。筆者無法對上述問題一一解答,而是重點闡述上述群體恐懼如何成為一種政治現象(亦即恐懼政治的形成機理)以及如何治理之。

三、族群恐懼政治化的機制

在族群恐懼政治化過程中,安全機制、記憶機制、政治傳播機制、身份政治機制、意識形態賦值機制甚為重要。

(一)群體恐懼的安全機制

恐懼包含了復雜的安全要素,在本體敘事與問題治理方面可直接轉化為政治社會安全議題。這一安全機制包括多樣的安全困境、安全化與安全價值化等。

安全困境本是國際關系學中十分重要的術語與理論,它是指無政府狀態下,自助的理性主義國家往往從最壞情況出發,將競爭對手或敵人的防守性舉措視為進攻性行為,而其自認為是防守性的回應行為在對方看來則是進攻性行為。當事雙方威脅感知、恐懼感知及其后續行為形成惡性螺旋,最終不僅無法解決恐懼與安全問題,反而可能導致高烈度武裝沖突。這一過程中,恐懼是基本要素(對他者的恐懼以及對自身安全的恐懼)且能夠升級。波森首先用安全困境來分析國內民族沖突。在特定時間、范圍與條件下,國家內部會出現國家失能的(準)無政府狀態,國家與民族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可能出現前述國際關系中的安全困境[15]。從參與主體看,可區分出族類群體之間的安全困境,以及政府與特定族類群體之間的安全困境。上述五類群體恐懼中,整體性恐怖、局部性恐怖中存在著高烈度的、實質性安全困境,在事件性恐懼類別中,實質性安全困境可短時間、小范圍存在。在事件性焦慮、彌散性焦慮類別中,實質性安全困境是稀缺的,但建構性安全困境的條件與機理頗為豐富,或者說,這種焦慮、恐懼與安全化和安全價值化相纏繞(4)這里將安全困境作實質性與建構性安全困境之區分,實質性指的是確實存在存在性安全威脅,而建構性突出強調的是,存在性安全威脅事實上并不明顯,但相關主體有意無意地將其視為存在性威脅。。

1.整體性恐怖中的安全困境。在整體性恐怖中,屠戮、清洗與滅絕行為大多是單向的,但并不排除雙向屠殺。從政治心理過程看,當事國家與被屠殺群體之間、相互屠殺的群體之間、被屠殺民族與施害民族之間在沖突過程中產生了明顯的、高濃度的安全困境,雙方或三方之間存在強烈的恐懼感、強烈的存在性威脅感知,當然其間也不乏基于此之上的建構性恐懼與建構性威脅感知。它們往往是或遠或近的偏見、仇恨、恐懼、敵意在現代特定環境與機理下的轉型升級,是彌散性焦慮經過復雜的傳導機制而演化出來的整體性、極端性恐懼與極端性恐怖行動。也就是說,整體性恐怖所指涉的極度恐懼心理,是與仇恨心理、敵意、極度絕望感、極度壓抑感混合共生或伴生的。作為一種頂格性的恐懼,它是在過程中形塑而成的。質言之,事件前、事件中、事件后的恐懼在烈度和范圍上有差別,各關聯主體之間的恐懼關系往往是雙向恐懼,但各主體之間的恐懼存在級別與類別差異。

2.局部性恐怖中的安全困境。在局部性恐怖中,內戰中的政府與族類群體武裝力量之間在沖突過程中產生了程度不一的實質性安全困境,參與方之間在戰場環境下形成了雙向的、局部性的恐怖認知,當事方之間存在濃烈的存在性威脅感知。但戰場外場域和間接關聯的族類群體之間并非如此,那種心理狀態往往是或遠或近的偏見、仇恨、恐懼、敵意在較小范圍與群體內的轉型升級,是彌散性焦慮等經過復雜的傳導機制而演化出來的局部性、極端性恐懼與行動。也就是說,局部性恐怖是由極度恐懼心理在局部區域與部分參與群體中形成的,它也是與仇恨心理、敵意混合共生或伴生的。作為一種弱化版的頂格性恐懼,它同樣具備過程性機制,也就是說,內戰前、內戰中、內戰后戰場內外的恐懼以及參與群體內部的恐懼在烈度和范圍上有差別,各關聯主體之間的恐懼關系往往也是雙向恐懼,但各主體之間、群體內部的恐懼存在明顯的級差。

3.事件性恐懼中的安全困境。涉及民族、種族因素的恐怖主義事件在后冷戰時期高發,但只有特定事件能夠上升到國家安全角度來看待,典型的如“9·11”事件等?！?·11”事件之后,美國將反恐行動上升為反恐戰爭,進而視恐怖主義為國家安全的頭號威脅,這一安全化邏輯在全球甚為罕見。西班牙等國也是在涉及民族因素的暴力極端事件局部高發后才將其由社會安全穩定議題升級為國家安全議題,但它在國家安全議題排序中并不特別靠前。因此,對于事件性恐懼類別中的安全困境需要仔細甄別。比較吊詭的情形是其中理性的悖論與恐懼悖論的疊合。新的安全困境螺旋或恐懼螺旋就產生了。當然,這遠非事實的全部,在國內社會中由于國家強在場,克服安全困境和恐懼螺旋的機制和措施很多。因此,在大多數事件性恐懼類別中,安全困境的濃度較低、作用范圍有限。

一般而言,事件性焦慮與彌散性焦慮中不存在明顯的安全困境。一方面是因為仇恨類暴力事件或進一步引發彌散性焦慮的非暴力事件所造就恐懼的濃度和烈度的即時性;另一方面是因為當事國家大多數情況下可以為這些關聯群體整體上提供包括安全在內的基本公共產品,因而不需要從傳統的國家安全層面加以考慮。近年來,學界、政府、社會力量開始將其安全化,或開始從安全價值化角度思考上述事件和狀態,進而泛化了恐懼的安全邏輯,加劇了群體恐懼建構進程。

(二)族群恐懼的記憶機制

在現代社會,群體恐懼被各種行為主體言說、記憶是司空見慣的。然而,哪些包含恐懼要素的事件能夠進入全球、一國或地方政府的制度化儀式之中,則要仔細厘定和權衡(5)傳統社會中,恐懼也可以作為政治統治的驅動力,它一方面依靠嚴刑峻法的硬恐懼來獲得統治力,另一方面則將恐懼的升華表現如朝圣和巫術等禮儀制度化而獲得影響力?，F代政治在合法性來源和治理思路上均出現了變化,恐懼進入現代治理體系的路徑和方式也與以往不一致。。整體上說,上述恐懼類別中,暴力烈度越高的事件,越容易進入涉及記憶與治理的政治體制之中——專門的紀念日、紀念館、博物館、教科書是最為重要的載體。比較而言,大屠殺事件最容易進入制度化的記憶體系中。大屠殺事態出現后,受害者群體出現整體性恐怖,它常常通過社會的歷史記憶建構而被習慣化,積淀為一種恐懼文化。上述恐懼敘事與恐懼記憶還通過復雜的政治傳播機制,衍生出復雜且令人喜憂參半的后果:從積極層面說,恐懼記憶政治化通過制度化的方式和儀式容納與聚焦歷史上的恐懼,在反思與和解驅動下治理當下或未來的極端恐懼或歪曲性恐懼;從消極層面說,恐懼記憶的政治化則可能成為民族分離勢力或其他政治投機分子的工具(伊拉克庫爾德人的“安法爾行動”敘事和記憶堪為代表)。

卡蒂奇認為:“種族滅絕承認倡議是一個以身份為導向的項目,源于作為一個脆弱的民族群體的經歷所產生的被滅絕的恐懼,以及生活在被驅逐、流亡和分裂中的記憶?！盵16]飽含恐懼的“種族屠殺”敘事與記憶,既成為新的身份建構的營養,也為民族問題國際化提供了新的議題和話語素材。首先,哈拉布賈事件和“安法爾行動”成為了連接庫爾德僑民的一個重要情感紐帶。其次,在歐洲庫爾德僑民的努力下,包括英國在內的多國承認“安法爾行動”為“種族滅絕”,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種族滅絕”話語及恐懼敘事的國際化,這是庫爾德地區的一種政治資源。該地官方文件中曾多次提及猶太人與亞美尼亞大屠殺事件,因為大屠殺敘事是兩個民族實現獨立建國的重要工具與推手。若條件允許,與“安法爾行動”有關的敘述和記憶,可以被用來證明分離主義的主張具有正當性。

(三)族群恐懼的傳播機制

在族群恐懼的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媒介傳播和政黨政治均是重要推手,而且兩者往往雜糅在一起。諸多研究表明,各類媒體常常傳達公眾的關注焦點、表達公眾的焦慮與恐懼,并大事渲染。這一機理也可在民族類議題中出現。從現象層面說,目前全球媒體彌漫的仇恨言論可謂頗具代表性。2019年6月18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宣布啟動一項打擊仇恨言論的行動計劃[17]。古特雷斯說,該行動計劃將協調聯合國各機構,加強聯合國與私營部門、民間團體和媒體的合作,使用多種方法識別、預防和打擊仇恨言論。2020年5月20日,古特雷斯又發表視頻講話,呼吁全球共同阻止與新冠肺炎疫情有關的仇恨言論,他指出,網上和街頭的排外情緒高漲。

媒體參與報道、制造與擴大族類群體恐懼癥,成熟的理論工具是道德恐慌論。道德恐慌論來自美國社會學家斯坦利·科恩1972年所著的《民間惡魔與道德恐慌:青年摩登派和搖滾族的創造》一書。他通過分析亞文化中的“摩登派”和“搖滾族”現象,闡述了“道德恐慌”的文化內涵?？贫髡J為,“道德恐慌”是一種社會過程,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某種事件、個人或群體顯現出來被界定為對社會價值和社會利益構成威脅的一種感知[18]。這一社會過程包含了對特定群體的誤解,呈現了由相應事件引發多主體通過媒介互動,進而呈現恐懼的社會建構過程,是一種去政治化的微觀過程解讀。鮑曼使用科恩的道德恐慌論來分析歐洲移民恐慌,說明媒介和傳播在族群恐慌建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斯圖亞特·霍爾等人通過引進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關系分析以及種族和后殖民主義研究的相關理論資源,把道德恐慌研究引向了更為宏觀的文化政治批判,將其視為“文化霸權危機”的一種表征,即試圖通過對道德恐慌形成機制的社會分析來追尋其觀念和政治社會根源,及其在特定歷史情勢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功能[20]。換言之,在恐慌的微觀建構過程中,還有“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也就是說,前述微觀互動進程中的主體事實上深受西方社會文化霸權的影響。正是通過國家-社會的連接機制,西方媒體非共謀性地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了親和?；魻柕热藢⒎治鰧ο筮€拓展到了黑人群體,這一雙重拓展對族群恐懼闡述具有啟示意義。

在闡釋群體恐懼通過媒介傳播過程建構和傳播政治化機制時,還需注意到信息化時代的新變化。譬如,民族主義類恐怖組織的“媒介化生存”和恐懼再生產方式。如果說尼葛洛龐蒂提出的“數字化生存”,揭示了一種由“比特”構成的、由“計算”決定的人類生存方式,越來越多的恐怖組織則以各類媒介(包括大眾媒體、社交媒體等)作為自身存在和發展的一種工具[21]。一方面,恐怖組織利用媒介“以行動作宣傳”。因應媒介自身的議程設置特性,恐怖組織以接二連三、精心策劃的恐怖行動吸引大眾媒體報道和社交媒體熱議,在此情形下,由媒介營造的恐懼心理就在社會中散布開來。而且,大眾媒體出于激烈的行業競爭及對傳播效果的追求,往往熱衷于描寫恐怖行動造成的對公共環境的破壞和對人精神及身體的傷害,進而制造了意料之外的恐懼后果,其效果有時甚至超越了恐怖組織自身的預期,結果是恐怖組織的“存在感”有所增強。另一方面,恐怖組織直接通過社交媒體散布能夠引發恐懼的信息,它們或是謠言,或是對政府的攻訐,或是自身的暴行。馬里蓋拉所編寫的《城市游擊戰迷你手冊》就充斥著大量相關內容,如“每個人都可以參與神經戰,其目的是在民眾和當局之間散布謠言,從而造成政府方面的緊張、失信、不安全、不確定和擔憂的氣氛”[22]。因此,政府在確定媒體恐懼內容審查、監控的范圍和強度時,不乏自由、民主、權利等意識形態的“包袱”;而媒體自身的傳播需求,卻往往突破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限度?？梢?對于國家、媒體與民族主義類型恐怖組織三者之間關于恐懼話語的塑造機制,還具有廣闊的研究空間(6)施萊辛格認為,對于媒體、政治暴力和國家之間的辯證性互動的系統性研究才剛剛起步。參見PHILLIP SCHLESINGER. Media, state and nation: political violence and collective identitie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四)族群恐懼的身份政治

與其他恐懼類似的是,涉及民族因素的群體恐懼,既是意識形態紛爭的對象、國家治理的對象,又是國家治理的手段(恐懼是一種控制的藝術)。民族因素的復雜性與這一多重政治屬性疊加,使得該類恐懼面貌復雜、內容多維。群體恐懼深嵌于多樣的身份政治過程之中,成為群體身份政治構建的重要環節與內容。

第一,國家對恐懼之回應與治理,往往強化了某種身份政治,誘導了新的恐懼再生產機制?！?·11”事件后,不但美國迅疾劇烈回應,諸多西方國家也制定了超出常規的應急性政策予以回應。以澳大利亞為例,雖遠在萬里之外,該國社會對恐怖主義甚為焦慮、擔憂,恐懼感與沮喪感十分明顯,澳大利亞政府迅速對潛在的恐怖主義威脅作出嚴厲回應,盡管該國恐怖主義實質性威脅較小。除積極成果外,該國反恐公共政策產生了始料未及的恐懼后果,即它使得社會主流族群對穆斯林的歧視和詆毀增加(穆斯林移民成為恐怖主義者的替代性對象,亦即新的恐懼對象)。澳大利亞的反恐政治塑造了新的社群恐懼,體現了“替罪羊”與族群恐懼的身份政治邏輯。除此之外,在澳大利亞涉及族類群體的恐怖主義治理過程中還產生了四類恐懼:恐怖主義行為帶來身體傷害的恐懼、新的安全環境與安全規范下失去市民自由的恐懼、政治恐懼、感覺不安全的恐懼[23]。

如果說澳大利亞過激的恐怖主義回應政策造成新的恐懼螺旋和身份政治還易于理解,北愛爾蘭沖突中對于族群恐怖主義與族群暴力沖突的防守性回應(始于1969年的“和平墻”修筑)所觸發了新的恐懼再生產,則更加耐人尋味。1969-1998年,北愛爾蘭持續爆發族群暴力沖突,民族主義的恐怖主義事件高發,至少導致3600人死亡,超過40000人受傷,幾乎占北愛爾蘭總人口的3%[24]。沖突各方于1998年簽署《受難日協定》后,北愛爾蘭爆發的恐怖主義事件減少、族群政治暴力的烈度和范圍均有所下降。在后期的沖突治理與恐懼治理過程中,蜿蜒在貝爾法斯特新教族群與天主教族群社區之間以阻止暴力行為的“和平墻”扮演了重要角色。頗為詭異的是,和平墻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暴力行為,但它不僅制造出了新的沖突界面——即暴力沖突經常發生在和平墻附近(有統計數據顯示,在政治暴力導致的死亡數中,三分之一發生在和平墻250米以內,85%出現在和平墻1000米以內),而且導致了新的恐懼斷層線和恐懼螺旋。和平墻象征著兩個社群的隔離,北愛爾蘭新教族群與天主教族群兩個群體還在和平墻上涂鴉各種圖案與文字,這表現為一種敘事的對抗。從暴力行為到符號表達層面,對立的“自我”與“他者”沿著線性的墻壁得以充分彰顯,潛在地將對立的它共同體視為病態的、無法控制的對象。隨著暴力衰減,群體之間的恐懼不再是擔憂身體攻擊和語言攻擊,而是擔心對自己群體的不忠誠?！八摺钡耐{和恐懼更多地成為建構性的產物,但它仍然頑強地存在著,“和平墻”轉而成為北愛爾蘭社群分化、隔離、猜忌、恐懼、不信任的固化的象征性符號[25]。這說明,族群恐懼符號化后,消除族群間恐懼、建立族群信任任重道遠。

第二,當群體恐懼卷入政治過程之中,必然面對諸多政治社會勢力和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并為其所審視與賦值。在分析當代歐洲的移民恐懼動因時,鮑曼用了《伊索寓言》中“野兔與青蛙”的故事作為隱喻比較:“我們雖然生活在恐懼之中,但還沒有必要選擇死亡?！?7)一群兔子常常被各種肉食動物追殺,它們只要看到其他動物接近就會立刻逃跑。有一天它們看見一群野馬驚慌失措地跑過,于是陷入極度恐懼之中,跑到一個湖邊,無路可逃,決定跳湖自殺,自殺過程中驚起一群青蛙跳入水中。見此,一只兔子說,原來還有動物怕我們兔子,看來情況還沒有糟糕到要跳水自殺的地步。參見齊格蒙特·鮑曼. 門口的陌生人[M]. 姚偉,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8:12.在自然界叢林法則中,恐懼是常態,在肉食動物威脅下,野馬、兔子、青蛙等物種處于恐懼鏈條之受害者一端,但他們自己也是恐懼傳播鏈條的參與者和干擾者,恐懼還能沿著環境、身份和傳播鏈條而被放大,通過對比反思,那些自認為是處于最壞境況的群體(兔子),其實并非如此糟糕。在鮑曼看來,當前的歐洲移民問題也包含了類似邏輯,他把難民比喻為兔子(習慣性地被其他人類動物譏諷、責備、非難,被否認自身的價值,感到被冒犯和壓迫,同時因為無法過上當地人的生活,也被自己的良心和道德法庭譴責、嘲笑和羞辱)。但意料之外的后果是,那些以為自己是社會最底層的被拋棄的本地人,發現另一個比他們還要低下的群體,這是讓人“靈魂得救的幸事”[26]。這就是說,本地族群中部分弱勢群體和弱勢階層人群,其實也具有“野兔”的恐懼心理認知,但恐懼沿著身份傳導之鏈條并非如此喜劇化或簡單化。因為恐懼一方面可以與其他心理狀態結合,如憐憫、或仇恨;另一方面可以與不同意識形態相結合,進而會形成不同的認知狀態與治理方案。但它的的確確激起了多重自我-他者的關系認知和相關行為。其中,鮑曼最為關注的是,兔子的恐懼心理能夠解釋最近大規模移民到來激起的各種自戀癖、種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政黨和運動何以取得史無前例的成功,以及為什么一些奉行強硬外交政策的領導人在選舉中取得驚人的成績。

從政治學角度說,除了族群、宗教、性別等社會身份外,意識形態對人的政治身份的規定性尤為重要。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是賦予恐懼再生產進程中的關鍵要素。對此,在有關德國人歷史悠久的猶太恐懼癥議題上,費舍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論述:對于許多德國人來說,猶太人問題(猶太人恐懼與排斥)一直是當下的——啟蒙者要提升猶太人,使得他們成為優良公民;浪漫主義的民族主義者要他們皈依日耳曼民族的價值觀及民族精神;自由主義主張社會同化的人建議通婚,保證更高程度的對人類價值觀的忠誠,而非僅僅對猶太人的宗教、家庭或民族社群的忠誠;19世紀后期具有種族傾向的民族主義者,要把他們驅趕到猶太人強迫集中居住區,剝奪他們的公民權利,或者甚至滅絕他們[27]。

第三,恐懼情感與意識形態偏好相結合,型塑了國家不同的恐懼處置和回應性公共政策。美國奧巴馬、特朗普兩任總統對于群體恐懼應對方式彰顯了其間的差異性。在反恐議題上,新自由制度主義底色鮮明的奧巴馬,2017年發表告別演說時回顧了任職期間對恐怖主義的打擊,他說:“當我們屈服于恐懼時,民主也會崩潰?！盵28]而新保守主義特征顯著的特朗普,則在2018年的一次會議中要求強化與移民有關的法律,他聲稱:“你不知道那些(來自墨西哥的)無證移民有多壞,他們不是人,而是動物?！盵29]兩任總統對于群體恐懼的不同回應,體現了意識形態偏好對于恐懼處置和回應政策的差異性。在社會輿論方面,美國查普曼大學2018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極其保守”者對于“移民比美國公民更容易犯罪”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的占45%,而持同樣態度的“極其自由”者只占1.3%;對于“移民將疾病帶入美國”這一觀點,持“非常同意”或“同意”的前者占65%,后者占12%[30]。

一方面,左與右的意識形態差異導致恐懼政治應對分歧。當代西方國家中,意識形態連續譜越偏左,對于移民、難民的接納度、寬容度越高。持右翼立場者通常的觀點是:正是自由主義者基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對難民、移民等的寬松接納政策,引發各類社會問題、造成群體恐懼的泛濫。出于對恐懼等消極情緒的低寬容度,他們更傾向于以驅逐、拒絕等強硬手段抵制難民、移民的涌入,而一旦產生事件性恐懼甚或局部性恐怖,恐懼將有可能轉化為憤怒,沖突和戰爭難以避免[31]。反過來,持左翼立場者也經常對右翼立場的恐懼政治應對高壓措施——如監聽監控等措施損害了公民權利和自由而提出抗議。

在歐盟,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及其政客以保護“歐洲認同”的名義發表反移民言論、制定反移民政策并逐漸在一些國家形成主流,這使得對移民的恐懼政治和仇恨政治“驚人地增長”,加劇了社會對于移民的彌散性焦慮[32]。在政治信息傳播中,只有既讓人們害怕威脅事件的嚴重性和可能性,又讓他們意識到傳播者具有解決之道并有能力實施,恐懼信息才能更有說服力[33]。因而,不少持右翼立場的政客利用這一恐懼心理機制,熱衷于建構聳人聽聞的“移民威脅論”以達到特定政治目的。

在加拿大,保守派指責皇家騎警和安全情報局對恐懼的控制作用被“加拿大人過于喜愛的公民自由和憲法權利所破壞”,甚至建構恐懼癥話語,提出“加拿大是恐怖分子的機會之地”,呼吁對穆斯林移民采取更強硬的措施,而保守派圈子之外的觀點則認為這是一種過度反應和“優先級的錯位”[34]。加拿大保守派的恐懼癥話語建構,表現為一種對于“恐懼訴求”的塑造,即將社會對特定族類群體的恐懼加以利用和操弄而成為一種政策工具。

在美國,恐懼是一種基本的政治心理,美國人甚至“對恐懼上癮”,因此選舉政治中能夠吸引選民的政治信息與這種恐懼心理密切相關[35]?；谏鐣J同理論,有學者發現,美國認同程度強烈的人比美國認同程度較低的人更有可能在選舉中將移民威脅觀念和對移民的恐懼轉化為對特朗普的支持[36]。

另一方面,以恐懼應對恐懼的立場統一。意識形態差異塑造了不同的族群恐懼認知,但這種差異也會在某種情況下達成共識,即將群體恐懼作為一種政策工具。這通常體現為現代國家以恐懼作為對涉及民族因素的分離運動或恐怖活動(通常在產生事件性恐怖之后)的一種“以恐懼制恐懼”“以暴制暴”的回應方式。

從韋伯到米格代爾,政治理論家們在對現代國家進行定義時都沒有忽略暴力的作用和地位(8)韋伯視“理性的國家”為“壟斷合法暴力和強制機構的統治團體”,米格代爾認為國家是一個權力場域,其標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脅使用暴力”。參見馬克斯·韋伯. 經濟與社會(下卷)[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730;喬·S.米格代爾. 社會中的國家:國家與社會如何相互改變與相互構成[M].李楊,郭一聰,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16.。暴力與恐懼正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對于涉及民族因素的分離運動或恐怖活動,對其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屬于國家合法性框架下的一種措施甚或是權利。在這種暴力形成的恐懼之下,分離運動和恐怖活動面臨的成本大幅提升。

當代大多數西方國家結合國情和族群情況的實際,采取建立鞏固國家認同、防范狹隘族類群體認同的融合類政策措施,以降低族類群體之間以及族類群體對于國家的恐懼。許多西方國家的政策實踐,事實上體現了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一些觀點和主張,旨在提升社會凝聚力,尊重族類群體中個人的文化權利、按個人而非族類群體的福利分配、“先成員后忠誠”的政治義務觀等[37]。歐盟越來越多成員國采取了相似的制度和機制,包括確保移民合法居住權,促進族類群體的平等獲得就業、住房、教育和政治參與權利的措施,平等的入籍和公民政策,打擊族群歧視、種族主義和仇外心理等[38]。然而,意識形態中左與右的此消彼長,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真實的族群恐懼類型的強度,強度越大,意味著恐懼建構的基礎就越深厚,恐懼話語生產和傳播的空間就越廣闊,偏右意識形態的主張也就更能占據政治舞臺的顯著位置。

四、族群恐懼政治化治理的難度與線索

族群恐懼的治理是人類共同面臨的難題,從人的根本心理機制觀察,它事實上只能緩解而無法根除。

一是族群恐懼是一種心理本能,是面對實質或建構性的威脅群體的一種“貪生”反應。只要存在現實、潛在或建構的群體威脅,恐懼心理就不可能消失,而前者是恒常的?；舨妓股踔翆⒖謶肿鳛樯鐣嫷囊环N基石,他認為人如果沒有恐懼,就會更急迫地被支配人所吸引而不是被社會所吸引。在此意義上,他將恐懼視為“大規模的、持久的社會的起源”,而恐懼是“對未知的惡行的各種預測”[39]。

二是由“相對剝奪感”導致的族群恐懼頻發。默頓將“相對剝奪感”的存在視為一種社會問題,他提出:“這一社會問題已被看作是,社會中所存在的事物與這一社會中功能顯著的集體實際希望(而非幻想)的事物存在之間的重大的、非意愿的不一致?！盵40]群體“相對剝奪感”帶來的心理落差,除了引發被剝奪群體的沮喪、羨恨交織、怨恨、憤怒等負面情緒之外,由之產生的恐懼亦是一種副產品。這種恐懼分布于各群體之中:被剝奪群體因對未來的悲觀預期而產生恐懼;當被剝奪群體的憤怒、怨恨等激烈情緒經動員轉化為帶有暴力性質的行為時,會引發其他群體的恐懼,這種恐懼的類型往往根據暴力行為的強度而不斷上升,甚至會達到局部性恐怖的程度。如尼日利亞北部恐怖組織“博科圣地”制造的恐懼就與“相對剝奪”現象密切相關[41]。

三是消極的族群恐懼工具化現象難以消除。這一現象體現于兩個層面:一是在西方選舉制游戲規則下,一些政黨、政客在民粹主義、右翼思潮甚或種族主義等意識形態驅動下,利用選民對于特定族群的恐懼,將群體恐懼工具化以贏得選票或達到其他政治目的,但有些恐懼是現實的,有些則是人為建構的;二是民族分離、獨立運動中處于沖突力量對比中相對弱勢一方將歷史上的恐懼工具化,以其悲情和創傷底色自證行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從而實現自身政治訴求。盡管有批評認為在選舉中激起選民包括恐懼在內的情緒違背了民主程序的理性原則,但“恐懼訴求”機制在其中的作用與正面的情緒激勵同樣都是顯而易見的[42]。因此,只要群體恐懼具備政治價值,這種消極現象就難以消除。

四是社交媒體的不斷發展為族群恐懼的傳播提供空間。除恐怖組織通過社交媒體傳播自身主張、招募組織成員甚至“以行動作宣傳”外,普通用戶也主動或被動地卷入恐懼信息的網絡傳播之中。此外,社交媒體還可以成為將群體恐懼轉換為暴力行為的召集平臺。2019年,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槍擊案發生后,當年的G20峰會簽署發布了《關于防止利用互聯網從事恐怖主義和助長暴力極端主義的聲明》,敦促各類社交媒體禁止用戶利用其平臺為恐怖主義和暴力極端主義提供便利[43]。這表明各國越來越重視社交媒體的恐懼信息治理,也意味著它已成為世界性難題。關鍵原因在于,一方面,與傳統媒體不同,社交媒體的把關機制是后置的,即用戶生成內容后平臺方能對其進行審查,在這一時間差中,恐懼信息已產生了一定的傳播范圍和效力。另一方面,恐懼信息的傳播者不斷“發明”新的暗語以躲避這種審查,也加大了治理的難度[44]。

五是移民、難民問題短期內難以得到緩解,導致恐懼政治長期化、常態化。集中爆發于2015年的歐洲難民危機還在延續,難民的大量涌入為歐洲各國群體恐懼的滋生蔓延帶來了驅動力,“三I問題”(Islam、integrity、immigration)成為歐洲各國恐懼政治的治理對象。除了對于國內經濟發展、社會秩序、福利分配、民族認同等受到移民/難民影響的恐懼之外,“三I問題”安全化帶來的恐懼是更棘手的治理挑戰。2017年發布的《歐洲難民危機》報告顯示,因為對于“伊斯蘭國”恐怖分子隨難民潮滲透進歐洲的恐懼,安全問題已經成為關于難民問題政治討論的中心議題[45]。

盡管族群恐懼并不必然導致暴力行為,但卻是國家安全、社會心態、繁榮穩定的重要影響因素。超過社會承載能力的恐懼會損害安全、破壞團結、瓦解共識、形成分裂。因此,族群恐懼治理無異于通過持續的調控和調節實現一種“靜不穩定”——將恐懼控制在可控范圍內以保證政治和社會的穩定(9)“靜不穩定”來自于航空工程術語,采取“靜不穩定”設計的飛機由于氣動中心在物理重心之前,所以非常靈活,但卻是傳統機械操控所無法控制的,因為這需要時時刻刻不間斷地對各種舵面進行大量的細微調整以保持飛機穩定。其內在原理與恐懼治理有相通之處。。這極大地考驗著人類的政治智慧和技巧,對話語表達和治理技術都提出了新要求,也考驗不同國家與政黨自我調適與整合的能力。

針對族群恐懼、恐懼政治治理的難度,可嘗試因循下列線索開展治理:

其一,限定族群恐懼層級。如果說族群恐懼心理因恒常的現實、潛在或建構的群體威脅而無法根除,對其進行治理的意義正在于將這種恐懼限定在社會心理和社會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即避免發生大范圍、高烈度的恐懼,更妥善地治理小范圍、低烈度的恐懼,防止其螺旋上升。

其二,針對“相對剝奪感”導致的族群恐懼,應更多地注意安全、權利、發展等領域公共產品的合理族際分配?！跋鄬儕Z”事實上關乎一種公共產品獲取和社會階層躍遷可能性的“機會結構”(opportunity structures)[46]。正如韋伯所指出的:“政治經濟學的任何工作都只有以利他主義為基礎才可能?！盵47]因而衡量這種分配合理性的標準在于:是否結合族群實際,以彌補資源稟賦、發展狀態等差距為出發點,以公正、平等地維護、促進少數人權利為途徑,以保證族群政治的和諧穩定為根本目的,從而化解被剝奪群體的恐懼。

其三,在實踐中持續磨合國家與社交媒體之間的關系,積累族群恐懼信息治理經驗。這其中可分為兩個層面。第一,應以可信、可達的官方信息遏制社交媒體的恐懼傳播。與具備嚴格的層級化把關機制且強調中立、理性、客觀、真實等價值觀的傳統媒體相比,個人化的社交媒體使得信息的不確定性和非理性成分前所未有地加大,這使得在面對社會之中的族群多元化情形時,社交媒體更容易傳播、生成群體恐懼,甚至有意無意地制造恐懼謠言,在根本上這與確定的權威信息的相對失語和缺位有關。當然,社交媒體本身也是這種信息傳播平臺,這構成了網絡空間的話語競爭。第二,社交媒體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社交媒體盡管并非是近年來才出現的新生事物,但網絡信息傳播仍因超越民族國家主權邊界而仍是各國普遍面臨的治理難題,在時刻生成的海量數據中辨識或明或暗的群體恐懼信息難度也越來越大。一方面社交媒體自身應當完善傳播規則,阻止恐懼信息傳播;另一方面國家需要從法律、道德、經濟等層面開展多渠道的社交媒體治理。根本來說,對于社交媒體的恐懼信息治理難題,體現了民族國家在應對新傳播技術及其帶來的全球性問題的困境,即國家政治面對全球政治的一種力不從心。在這一層意義上而言,治理線索會通過不斷地磨合而逐漸清晰。

其四,在國內國際族群恐懼治理路徑之間形成有機結合。對于現代社會的恐懼政治,鮑曼開出的藥方是找到(或建構)一種路徑“將權力和政治重新合并在一起”,這樣就可以使政治免于淪為由各種力量角逐的競技場,權力則可以通過制定穩固的遠期規劃徹底解決恐懼工具化的頑疾,但困境之一在于“缺乏工具使政治重掌權力”,之二則是導致恐懼工具化的基礎問題(如移民和難民)是全球性的,地區化、國家化的方案無助于解決問題[48]。鮑曼提出了一個充滿理想主義的設想,而又悲觀地分析了其間的困境,這使得實現這種設想成為一種“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蛟S這也從側面表明,群體恐懼工具化治理的難度并非結構性的,而是根源性的,它與筆者提出的第一種治理難度緊密相關,即恐懼會被作為一種無法克服的心理機制而被利用。就歐洲言,這種根源性又體現為筆者提出的第五種治理難度。沿著鮑曼提出的困境,可能的治理線索首先是注意對真實的恐懼和建構的恐懼、與安全相關的恐懼和不具備安全屬性的恐懼進行科學、精準的識別和區分,以立法等社會自我糾偏機制防止有限的治理資源被錯置,后者對于族際關系、社會心態、社會穩定的危害性往往更甚于真實的群體恐懼;其次是在國際關系層面,西方的群體恐懼的盛行可謂相關國家和地區不合理、不公正的地區戰略和政策所釀的苦果,相關行為應得到國際社會的有效制衡,同時持續推動難民治理機制升級轉型,開展移民、難民問題的跨區域甚至全球治理,減少移民、難民的形成,以期從根源上解決群體恐懼。

族群恐懼和恐懼政治治理中存在的一個悖論在于:群體恐懼無異于一種“心魔”,如作為彌散性焦慮的恐懼,人們通常對其缺乏自覺意識,但一旦提及它就意味著激活它,甚至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越是在族群恐懼治理進程中強調恐懼,恐懼反而會實現自我再生產,這背離了群體恐懼治理的初衷,反而“越治理越恐懼”。因而,選擇“治標”“治本”還是“標本兼治”就成為族群恐懼治理中必然作出的一種選擇。一種可能的方式是,將群體恐懼治理置于更宏大的國家建設規劃之中,將族群恐懼“潤物細無聲”地溶解于族類群體多樣性與國家建設所要求的同一性之間的辯證應對之中。在族類群體作為政治競技場主體的場景中,個體的命運與族類群體的命運高度相關甚至緊密綁定。族群恐懼反映了族類群體間關系及族類群體與國家間關系的不確定性,而根源在于這種不確定性中所蘊含的族類群體自身前途和命運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越大、與暴力的關聯度越高,群體恐懼的強度越大。從國家角度說,群體恐懼直抵國家核心利益,因為它關乎族群政治的穩定乃至國家安全,通過妥善的渠道和方式將群體恐懼置于可控、安全的范圍之內是恐懼治理的目標,而根本目的在于建立起和諧的族類群體間關系及族類群體與國家間關系。

筆者提出了“族群恐懼”這一學術概念,并嘗試對其進行科學解釋。為此,依據范圍與烈度的差異,我們將族群恐懼分為整體性恐怖、局部性恐怖、事件性恐懼、事件性焦慮、彌散性焦慮五類,在成因上提出了由存在性威脅形成的族群恐懼和由建構性威脅形成的族群恐懼兩類,兩者分別對應政治心理過程和政治工具化過程兩種族群恐懼的政治化過程,并從五個維度對恐懼政治化的形成機理進行了分析,還對當前族群恐懼治理進行了概要性歸納和評價,試圖提供一種以群體恐懼為核心的民族沖突闡釋框架。

從政治心理學角度審視,族群恐懼、恐懼文化、恐懼政治與恐懼治理有潛力成為闡釋世界民族沖突的關鍵性概念。筆者提出的涉及民族因素的恐懼政治現象研究的問題意識自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與之相關聯的政治心理學視域的問題領域亦亟待開拓:在民族沖突中,恐懼與憤怒、悲傷、失落等其他相關情緒類型之間存在何種關聯機制,甚或與更為復雜但尚未得到充分闡釋的“羨恨交織”之間有何關聯?恐懼情緒如何影響沖突主體對于沖突進程的認知,進而形塑相應行為?在實踐中,我們時?？吹轿鞣絿艺啄X就民族歷史遺留問題進行道歉,消減族群恐懼是其中的應有之義,但效果往往差強人意。由其引發的問題是,族群恐懼治理進程如何容納其他結構性因素才能達到最佳效果?這些問題有待持續深入的研究,以豐富族群恐懼這一學術概念的支撐體系。

只要族群沖突存在,族群恐懼就不會消失。亞里士多德說“恐懼使人思考”,因為人一旦對事情絕望,就沒有思考的余地[49]。這表明,族群恐懼現象及其治理為族群政治設置了新的議程,為世界民族問題研究拓展了新的領域,為族群沖突治理鋪設了新的路徑?？謶值姆疵媸窍Ｍ?無論是學術研究還是政策實踐,都應當對關聯族群恐懼的理論和現象投入更多的關注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