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地理學:基本范疇、互涉邏輯與問題域

何國梅

(中南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地理學研究由物質性議題轉向文化表征,“空間”在傳播學中由邊緣走向中心,使媒介研究與空間分析跨界互涉,傳播地理學研究逐漸興盛。顧名思義,傳播地理學旨在用傳播學的思路、方法和理論解決地理學中的空間及其生產問題,由此引發了一個基礎性的問題:傳播地理學及其研究旨趣是什么?傳播地理學研究的基本范疇與核心起點是什么?又是什么使原本相去甚遠的傳播媒介與地理空間產生了內在邏輯并克服了二者的通道障礙?從基本范疇與內在邏輯出發,如何架構起傳播地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域?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可以厘清傳播地理學的發展脈絡,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基本的思路。

一、“物質”與“表征”:傳播地理學的興起

從詞源上看,“communication”具有交通運輸與信息傳播雙重含義,似乎預示著地理學與傳播學二者的融合。但現實中,偏重物質與空間的地理學與注重符號與媒介的傳播學之間的互涉、交叉,似乎是難以想象的事情。畢竟,地理學者常常維護物質世界的首要性,主要聚焦于諸如地圖、邊界、住房、建筑等物質性議題上;而傳播學者則往往將世界視為符號的產物,注重研究以象征符號為中介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梢哉f,傳統地理學與傳播學相去甚遠,二者既無相近的學科主題與研究歸屬,也并不共享相同的方法論基礎。然而,這種“技術/社會”或“虛擬/實體”的二元對立和相互排斥在20世紀80年代迎來了轉機,最終促成了新世紀極具活力的傳播地理學的誕生。

新興的傳播地理學的誕生,是人文地理學的“文化轉向”和傳播學的“空間轉向”雙向奔赴的產物。從地理學來看,以段義孚、西蒙、雷爾夫等人本主義和現象主義地理學家從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的角度,將地理學中的“空間”和“地方”進行意義拓展和內涵重構。在此基礎上,新文化地理學以注重空間的文化表征而深深影響了地理學的研究旨趣。它將地理學研究的視角由實體轉向符號與表征,轉向社會與權力關系,轉向話語與媒介,正式開始地理學的“文化轉向”。新文化地理學者延續地理想象研究對媒介與話語關于空間建構的思想,探討電影、電視、文學等媒介對景觀、空間與地方的表征及其背后的話語權力。隨后,在網絡技術的影響下,“虛擬空間”和“流動空間”開始取代地理鄰近性的實體空間,媒介、表征與話語對虛擬空間的影響更加受到關注。而在傳播學界,空間則被加拿大學者哈羅德·英尼斯、馬歇爾·麥克盧漢、梅羅維茨等人納入媒介研究的視域。英尼斯在《傳播的偏向》中將紙張、文字等視為具有“空間偏向”特性的傳播媒介,它們易于跨越地域進行流通與傳播,但難以跨越時間性而得以保存,因而有助于經濟貿易的開展和政治權利的鞏固。麥克盧漢則樂觀地將電子媒介作用下的跨區域傳播比作“地球村”,展現對媒介無限的空間想象。在媒介技術決定論和戈夫曼的擬劇理論的滋養下,美國學者約書亞·梅羅維茨以“社會場景結構”為切入點指出,電子媒介重組了人們行為表現和角色表演的社會舞臺,新的媒介空間隨之形成,媒介的空間形態、空間格局和情境規則也發生了巨大變化?！翱臻g”在傳播學研究中似乎總是那個“缺席的在場者”,是被時間壓縮的對象,在新媒介技術層出不窮地發展之下,它才以虛擬的方式再次登場,并大有步入中心之勢。

新世紀初,北歐媒介與傳播學者安德烈·約翰遜和杰斯珀·法爾克海默在論文集《Ge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Spatial Turn in Media Studies》中明確提出了傳播地理學的學科概念,將傳播與空間的問題正式提上研究議程。人文地理學者保羅·亞當斯在其著作《媒介與傳播地理學》中指出,“某個具體的傳播事件既在地理空間中移動,也改變著空間的拓撲關系,它呈現著地方,也成為地方的一部分”[1]3,并據此將“空間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間”“媒介中的地方”“地方中的媒介”視為媒介與傳播地理學研究的四個基本象限。自此,傳播地理學的研究框架和輪廓逐漸清晰起來。

文化地理學日漸關注媒介在政治經濟權力關系及合法性建構中的尺度與角色,乃至新媒介繁榮發展下距離、可達性、移動性等的新內涵,呈現出媒介偏向與文化轉向;而傳播研究對人類社會媒介化傳播中的儀式性、述行性、經驗性與共享性元素,城市傳播以及傳播地緣政治等問題的探索,體現出媒介分析的空間化偏向,最終導致了跨學科的傳播地理研究的產生。傳播學與地理學的互涉交融,是“物質”與“表征”在迷思之中的再出發,它不僅關注“作為空間生產的傳播”及其過程,而且探究借由傳播媒介的中介化實踐,空間如何得以生產與再生產。由此,空間及其生產的媒介性、媒介化的空間生產與再生產成為傳播地理學的基本研究取向,媒介與空間成為傳播地理研究的邏輯起點與核心范疇。

二、空間/地方與媒介/景觀:傳播地理研究的基本范疇

地理傳播研究領域的合法性建構,首先需要借助適切的邏輯起點與核心范疇,從而勾連二者核心的認識論和本體論,深化解釋與解決傳播中的地理問題與地理中的傳播分析。也就是說,作為跨學科合作的研究領域,傳播地理學首先要朝著對方的方向,解構和重構核心概念或者元概念,從而生長出溝通二者的基礎通道。由此,地理學中的空間概念與傳播學中的媒介概念,在內涵和外延上不斷解構與重構,不僅豐富著自身,而且還延展著自身。

20世紀后半葉,在人文社會科學空間轉向之前,空間往往被視為一種實在的物理環境?？臻g轉向之后,空間概念被重新闡釋,它被認為“連接了精神與文化、社會與歷史,它重構了一個復雜的過程:發現(新的或未知的空間、大陸或宇宙的發現)——生產(社會的空間化、組織化特征的生產)——創造(各種作品的創造:風景、具有紀念碑意義和裝飾風格的城市)”[2]24?？梢?空間轉向之后的“空間”,不再只是一種“空洞的容器”,而是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性與生產性。如列斐伏爾的“空間”具有“具體的抽象”的特點,是具體的物質實體,是“人類勞動的物質化、外在化現實”,又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壓縮集束(抽象的)”,因而“既是社會活動的結果/具體化/產物,又是社會活動的手段/預設/生產者”。在此基礎上,列斐伏爾進一步提出了空間實踐、空間表象與表征空間的“空間三要素”[2]8-9,并以空間實踐對于感知空間的生產、空間表象對于構想空間的生產,以及表象空間對于直觀空間的生產來建構其空間生產理論。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看,空間實踐即是一種生活實踐(物質的社會實踐),空間表象是一種抽象的思維邏輯(語言與思想),是“知識語言和書寫語言”,而表象空間則是“包括詩性與欲望在內的超越形式”(創造性的詩性活動),三者形成矛盾運動關系,推動著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

作為一種“抽象的統治形式”,空間“牢牢地控制著具體的地方,并最大程度地把互不相關、千差萬別的地方賦予整體的功能”。地方是指“意義和注意力的中心”,“由跨越時空的社會交往以及它們所積淀下來的社會意義所構成”[1]2,具體體現為激發情緒和情感的符號、動作、文本、處所等特定空間。相對于空間的開放、動態與自由,地方意味著安全、有序與靜態。因而,地方可以被視為空間的意義延伸物和價值集散地,是空間的具體化,而空間則是地方的抽象化。也就是說,地方是一種特殊的空間,具有“具體的現實性”,是“價值的凝結物”;地方網絡定義的區域即是空間。在空間中,地方可被視為“空間的紋理”,而非特定的區域,它由傳播編織而成,是“構成與認知生活之交織混合編織特征的有意義的交流”[3]?？臻g與地方是相互依存的,“在開放的空間中,人們能夠強烈地意識到地方,在一個容身之地的獨處中,遠處空間的廣闊性能夠帶來一種縈繞心頭的存在感”[4]。由此可見,空間是敞開的,而地方是穩定的,無差異的空間在空間實踐的作用下都會變成被人類逐漸熟識并賦予其價值的地方?？傊?地方是空間的意義之地,是一種“根植于本地環境和話語的特性之上的主體性經驗”,而空間“則意味著身體、商品、資本、信息與傳播可能發生的和實際發生的運動”[3]。盡管空間與地方具有顯明的對照關系,但二者并非二元對立,而是一體兩面、動態轉化,因此成為地理學文化轉向之后的關鍵范疇,而空間的生成與地方的建構,越來越仰賴于人類的傳播媒介及其實踐活動。

媒介在古希臘語中是指“兩河之間”,基本含義是“之間”,在“缺席與在場、遠與近、存在與靈魂的‘中間’”[5]。從技術邏輯的進路看,媒介往往被視為傳遞信息、資訊、文本的通道、管道、中介、載體、裝置、組織、機構等形式,或者被視為被傳遞的信息、資訊和文本本身;而從關系邏輯的進路上看,媒介又被視為傳受雙方之間的對話、互動、控制與抵抗等情境關系,以及二者之間社會關系的建構與互動,乃至“‘容納’人、技術、權力、資本、文化等不同要素的‘行動場域’”[6]?！懊浇榧从嵪ⅰ?、媒介的管道隱喻、“媒介即關系”、“媒介即場域”等對媒介的不同表述,體現出媒介所具有的“抽象的具體性”。而無論如何表述媒介,就其自身而言都體現出“空間的隱喻”。也正因為此,德布雷以知識考古學的視野形象地提出“媒介圈”的概念?！懊浇槿Α币庵赣晌淖职l明所產生的話語圈、由印刷術產生的圖文圈,以及由電子圖像和聲音所控制的二進制的視頻圈,乃至數字化的超地球圈[7]?？臻g分布及其創造似乎是借由媒介而發生的,媒介甚至界定了空間。德布雷進一步指出,空間是視頻媒介圈的“戰略領地”,視覺圖像化的情感和幻想是其“吸引范式”,由此將話語媒介圈的個人主體與圖文媒介圈的市民個體造就成了被音像所吸引的消費者。個人在電子化與數字化的視頻媒介圈中生存,即是在一種景觀化的社會空間中生存。景觀因而成為媒介空間的生成物。

景觀是法國“情境主義國際”思潮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在其《景觀社會》及《景觀社會評價》中著力闡釋的一個概念。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列斐伏爾等人開創的由消費建構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深深影響了居伊·德波。為此,他將景觀視為與馬克思的“商品”和列斐伏爾的“空間”一般的存在,是透視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矛盾的一個有力“錨定點”,景觀、空間、日常生活等概念開始取代馬克思所關注的物質商品的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成為景觀拜物教批判的基點。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關鍵詞,景觀原意為“一種被展現出來的可視的客觀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種主體性的、有意識的表演和作秀”[8]13。資本家依靠控制這種“展示的圖景性”的生成和變換來操縱整個社會生活,使人們逐漸迷失于景觀之中而喪失對本真生活的追求與渴望,變得麻木無感,淪為景觀隱性控制的奴隸。于是,“直接經歷過的一切都已經離我們而去,進入了一種表現”[8]3。生活的表象化與景觀化是同一個過程,在景觀拒斥對話、制造偽象之中,媒介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媒介景觀因而被視為“能體現當代社會基本價值觀、引導個人適應現代生活方式,并將當代社會中的沖突和解決方式戲劇化的媒體文化現象,它包括媒體制造的各種豪華場面、體育比賽、政治事件”[9]。景觀社會的到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眾媒介發展所帶來的消費膨脹。通過閑暇、消費、服務和娛樂的文化機制,媒介在消費的推動下對景觀進行生產、復制、再生產,使景觀成為社會文化空間的主導模式。

作為“抽象的具體物”,空間跳脫出物理環境與地理位置的實體性,轉向了文化表征與符號表象,由此使“地方”這一蘊含情感的處所被凸顯。與此相對,以符號、關系為基礎的媒介概念也開始不斷向空間方向拓延,衍生出消費偽象中的媒介景觀這一遮蔽現實空間的概念。由此,空間與媒介是傳播地理研究的一組核心范疇,而地方與景觀是其衍生范疇,空間/地方、媒介/景觀及其互動關系,成為傳播地理研究的邏輯起點。

三、物質性、表象敘述與關系建構:傳播地理學的互涉邏輯

空間/地方與媒介/景觀既然被視為傳播地理研究的基礎范疇,那么,必然有內在于這兩組范疇的某些關系與結構,它們能夠打通二者跨界的通道。這些關系與結構,一方面形成了二者勾連的基礎,另一方面又促進與限定了二者在研究視野、基本取向、主要命題上的合作與互涉關系。由于空間/地方被認為是包容了物質空間、表象空間與空間表象及其內在互動關系的“抽象的具體物”,而媒介/景觀也可被視為具有物質形式、符號表象與關系建構的“抽象的具體物”,因此,身體及具身實踐的物質性、文本與話語的表象敘述、符號及表征的關系建構是溝通空間/地方、媒介/景觀的內在基點與結構支撐,是消除二者互動障礙的基礎張力。

1.身體及其實踐的物質性是媒介與空間二者交融的實在基礎?？臻g本就被視為物理環境或地理位置,具有物質性的一面。在列斐伏爾的改造下,空間不僅僅是物質的,而且是實踐的,是實在空間具身實踐的產物,表現為建筑、藝術品等源于身體需求又延伸身體功能的物質。地方作為空間的延伸物,是價值主張與情感表達的特定空間,因而空間/地方具有基于身體及其實踐的物質性的一面。媒介往往被視為信息及其載體或社會關系及其行動,因而也具有基于身體及其實踐的物質性的一面。媒介的物質性不僅凸顯了媒介實體性與實在性的一面,而且給傳播與媒介貼上了現實的、具身的、情境化[10]和實踐性的標簽。因而,媒介的物質性既體現為文本載體與傳播基礎設施的物質性,也體現為媒介實踐轉化而來的物質性。無論是文本與設施,還是媒介實踐,都是一種具身實踐過程與產物,是媒介對現實與想象的有意識呈現,因而也具有具身實踐的物質性?？梢?空間/地方、媒介/景觀都具有基于身體及其實踐的物質屬性。正是這一共有的物質屬性,使空間/地方、媒介/景觀的互涉有所依附而不過度漂移和虛空。一方面,空間/地方在具身性實踐中,既將身體作為媒介,實現現實空間的生產,又借用媒介的具身在場,將自然空間改造為社會空間。如公園、議會廳等公共空間,即是以身體為媒介而延伸交流與議事的功能。也正是身體在場的交流與辯論,使自然的石頭、樹木、泥土等自然空間被重構為具有公共場域敘事的社會空間,又使這一空間具體化為非隱私性的地方。另一方面,媒介/景觀所具有的具身實踐的物質性,既生產出身體與空間,又是空間/地方成為社會關系操演的場域。因而,身體及其具身實踐的物質性,既奠定了空間/地方、媒介/景觀互涉交融的實在基礎,又以身體在場及實踐的方式內嵌于二者的互動之中,使空間借由媒介/景觀生產地方,又使媒介借由身體與空間生成景觀。

2.文本與話語的表象敘述是溝通媒介與空間的現實途徑?？臻g除了具有物質實體的一面,還具有抽象性的一面。這種抽象性具體體現為通過書寫、語言、閱讀等符號方式對實在空間進行設計、描述與再造,也表現為以體驗、想象等方式對空間所進行的構想與表征。因此,“基于語言、文字、圖像或者聲音的媒介表現形式,可以構筑起彼此不同的空間文本”[11]71。這些基于不同空間話語及其實踐的空間文本,是抽象空間的表象敘述。一方面,通過空間/地方的符號化敘述及其話語實踐,空間/地方首先與符號媒介形成共生互構關系,是符號媒介給予空間/地方以可傳播性與可傳承性。另一方面,媒介對于空間/地方的意義又遠不在于此,它還會成為空間/地方生成與生產的動力、平臺和場域。正是媒介與傳播使得空間不只是物質存在,而且還具有了社會實踐性;也使得地方不只是空間,還成為了意義凝聚的處所。一旦媒介與空間/地方的內在關系被凸顯出來,就會看到空間/地方的抽象性借由媒介化的文本與話語得以傳播,則會形成基于空間文本與話語實踐的媒介景觀,造就形態各異的媒介空間。而“媒介空間”,本質上是一種“符號空間”?！胺柨臻g”具有生命性的傳承機能及其功能,即它本身包含著可供全人類持有、普遍傳播的符號文本,以及所有在文本中記憶的一切事物的歷史和文化傳統[11]80。因此,空間/地方與媒介/景觀借由表象性的文本敘述和話語實踐而相互成全,使媒介空間化、空間媒介化。

3.符號及其象征的關系建構是媒介與空間關聯互動的基本旨趣。一方面,空間/地方盡管具有可見的物質性與可書寫的抽象性,但隱匿于其背后的則是一種關系性。正因為此,空間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空間,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即是社會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臻g/地方具體化為基于空間實踐的特定的物質基礎或者地形與建筑環境,和這一實踐被語言規定與描述的空間文本與空間話語,以及借由空間話語而實現的對社會規范、價值與經驗的表達與闡發。物質性空間的實踐關系、符號空間的表象生產關系及體驗空間的象征關系是空間/地方內在關系性的三個維度,空間/地方因而是一種基于空間實踐及其符號表征的社會關系?？臻g/地方的這種社會關系性,既然離不開符號及其表征,也就必然離不開媒介。而媒介既體現為符號與信息,還體現為一種社會關系。因而,符號及其象征事實上連接著關系性的空間與媒介。另一方面,無論被視為信息還是載體,關系還是場域,媒介所具有的“空間隱喻”都意味著媒介/景觀的形成與再造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因而也是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譬如,當下數字媒介的短視頻生產、傳播與觀看已經成為人們了解新聞、娛樂休閑及日常生活服務的重要方式。短視頻因而不僅借助文字、聲音、圖像、影像等文本符號再現與表征了諸如鄉村、小鎮、城市等現實空間,敘述了不同空間感知與空間體驗,而且借由抖音、快手、視頻號、B站等社交媒體的廣泛傳播,生產了圈層化的日常生活空間。短視頻所呈現和再造的媒介空間,是現實日常生活實踐中的社會關系的體現,形成了表征性的媒介景觀,重構了基于短視頻生產實踐的人與人、人與物、人與技術、人與社會等的關系。

四、傳播地理學的基本問題域

在媒介與空間這組核心概念及其互動的基礎上,很多學者開始構設傳播地理學研究的基本問題域。如尼克·庫爾德利和安娜·麥卡錫在《媒介空間》中就曾指出地理學和媒介分析相結合的五個層面,包括媒介對地方性、國家性及全球性的表征與呈現,媒介跨越空間從而對空間的重構,媒介對空間的生產與消費,以及空間中媒介的尺度效果與尺度關系、地方理解與地方體驗等[12]。如前所述,保羅·亞當斯也將“空間中的媒介”“媒介中的空間”“媒介中的地方”“地方中的媒介”視為媒介與傳播地理學研究的四個基本象限。他們都是從傳播學與地理學相結合的基礎范疇出發,由點帶面,提出這一領域的分析框架。這是由于傳播地理研究尚處于成長期而未形成相對明晰的研究范式。筆者認為,空間/地方、媒介/景觀作為傳播地理研究的基本范疇,以身體及其實踐的物質性、文本與話語的表象敘述以及符號及其象征的關系建構得以勾連互涉。因而,對于傳播地理研究基本象限的分析,也將建立于空間/地方、媒介/景觀的互動之上。即,將空間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空間、地方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地方、空間中的景觀與景觀中的空間、地方中的景觀與景觀中的地方視為傳播地理研究的四個基本研究范域,如表1所示。由此,可以具體化為空間/地方、媒介/景觀互動的具體理論命題與實證分析,從而細化傳播地理研究。

表1 傳播地理研究的基本問題域(1)“空間-地方”軸從上到下,研究焦點從一般到特殊,從網絡到節點,從表象到實質,不斷深入和聚焦;“媒介-景觀”軸從左到右,研究視野從微觀到宏觀,從文本、關系到社會、語境,不斷延展和開闊。

其一,空間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空間?！翱臻g中的媒介”既討論傳播基礎設施的地理布局,如電話、手機、電纜、服務器等在某區域或全球范圍內所占據的位置及其差異,討論這一媒介的空間布局背后的歷史、社會與文化因素,也分析這些物質性的傳播設施如何影響現實空間改造。由于傳播地理學研究視域中的空間并非僅僅是一種實體性空間,因而空間中的媒介還探討基于語言、書寫、閱讀、圖像等所形成的空間文本,符號表象敘述在空間構想中所承擔的角色、所發揮的作用及其受到的約束等等。此外,在由空間話語實踐所構設的體驗式表征空間中,符號及其表征的社會關系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在表征空間中,不同媒介的使用,往往是不同傳播關系的體現,也建構了不同的傳播關系?！懊浇橹械目臻g”聚焦于“信息和思想流動的拓撲學”,試圖分析文本、符號、信息、地圖、信號、機構、組織等傳播媒介所形成的社會關系空間。它們并不是實體空間,而是抽象空間,是一種基于傳播媒介及其關系所形成的“流動空間”。在這一“拓撲關系的場所”,往往存在著不平等乃至動態化的媒介實踐關系,從而使這一社會關系空間具有某種權力與監視關系,由此形成一個無形的網絡空間?！懊浇橹械目臻g”即主要探討這種由媒介所建構的社會空間及內部關系,不同媒介所形成的社會空間之間的差異性與互動機制,以及這些媒介空間與現實空間如何相互影響等問題。

其二,地方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地方。在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思想的基礎上,保羅·亞當斯提出“媒介即地方”。在他看來,媒介的社會意義不止于“傳遞”或是“表征”,而是在“此處”和“遠方”、自我與外界之間建立動態的聯系,賦予人類生活無窮的可能性[13]。地方與媒介因此而產生了內在聯系,使“地方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地方”成為傳播地理研究的基本場域之一。由于地方是一種特殊的空間,它與媒介共享著物質性、表象性與關系性,因而,“地方中的媒介”旨在探討符號、傳播關系、機構等媒介在地方這一意義生成的空間處所中所具有的價值和意義,即媒介如何促進或限制了社會價值、人類情感、藝術經驗、日常習慣對空間的結構化,從而使抽象的空間成為某一特定的地方。與此相應,“媒介中的地方”則反其道而行之,試圖分析在符號、文本、圖像、聲音等的表征之下,某一空間如何凝聚了特定的歷史經驗與價值,從而生成了地方意象。譬如,長城在中國人的認知中就不僅僅是一道高大、堅固且綿延的長垣,也不僅僅是世界上最宏偉的軍事建筑,而是成為中國人歷史記憶和民族精神凝聚匯合的一個“地方”。其中,墻體、壕塹、界壕、單體建筑、關堡、相關設施等實物,表征了自秦至清十多個朝代的統治者中央集權與抵御外侵的統治意志,那些綿延千年而屹立不倒的象征符號,都是訴說長城這一地方的媒介。是這些媒介成就了長城這一地方,也只有在這一地方之中,這些媒介才是可視、可感、可傳達的。

其三,空間中的景觀與景觀中的空間。媒介是景觀建構的工具和場域,正是媒介的描述與象征、大眾媒體的制作與傳播,景觀的生產才能成為現代社會主導性生產。媒介景觀的生產,必然占用一定的物質空間,并生產出現實空間與表意空間。因此,“空間中的景觀”主要探討在現實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中構筑了怎樣的媒介景觀,空間所具有的社會性與表象性如何影響媒介景觀在控制與受控中發揮作用;而“景觀中的空間”則主要分析由媒介所形塑的景觀社會是一種怎樣的社會空間,這一社會空間如何服務于媒介景觀的生產與再生產。

其四,地方中的景觀與景觀中的地方。地方可被視為“借助某種過程”,“被處理為表露感情潛力和其他具體潛力”[11]72的方式和處所。景觀并非簡單的可視圖像的集合,而是建立于視象基礎上的人與人的一種社會關系?！敖洑v的現實在物質上已經被景觀凝視所侵襲,在自身中獲得了一種景觀秩序?！盵8]5這意味著蘊含人類情感體驗與價值主張的地方在景觀中被重構,而被景觀重構的地方也將使自身的意義表述發生變化與變遷。由于景觀的存在,本質上是對社會本真的一種遮蔽。它不僅消解了人們真實的空間感受,而且以廣泛的娛樂迷惑大眾,使消費者徹底偏移自己內心的真實、與生俱來的批判性和作為人的創造性。景觀中的地方因而成為了具有某種批判維度的空間。在這一批判空間中,關于人類生活的影響和敘事使人類偏離了地方本該有的親身體驗的真實性,產生了虛假的情感共鳴與思想聚合。景觀中的地方因而主要分析媒介景觀如何影響地方情感與地方意象的異化,而“地方中的景觀”則試圖呈現被異化的地方及其意象如何再現媒介景觀。

總之,媒介空間化與空間媒介化造就了傳播地理學研究的合法性確立,使“媒介”與“空間”成為傳播地理學的核心范疇。二者之所以能夠融通,則是由于身體及其實踐的物質性、文本與話語的表象敘述以及符號及其象征的關系建構在基礎、途徑和旨趣上所具有的內在契合。由此,傳播地理學將其研究視域偏向于空間/地方、媒介/景觀及其互動關系,從而立足于跨學科式的互涉邊界,探討空間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空間、地方中的媒介與媒介中的地方、空間中的景觀與景觀中的空間、地方中的景觀與景觀中的地方等問題。未來的傳播地理學研究將沿著這一視域,深化其所有的知識內涵和邏輯體系,并進而對媒介的空間困境與空間生產性的現實問題,以及空間的媒介想象力、媒介再造等問題作出解釋,以真正將傳播地理學的研究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