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肇論勞動的游戲化

羅衛東 宣 杭

提要：日本經濟學家河上肇認為,經濟發展應該以“勞動的游戲化”為目標。他指出,勞動是當下人們生活中痛苦的主要來源。勞動導致的痛苦,除了肉體上的勞累還有精神上的疲憊。精神疲憊往往緣于勞動是實現其他目標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人們在完成勞動后,并沒有直接實現目標并獲得滿足感。相反,人們在進行游戲時能夠得到實時的反饋,并使人快樂。為此,河上肇希望使勞動成為游戲一般的行為,使勞動成為目的本身,讓勞動的趣味性減少勞動帶來的痛苦。更好地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要求我們協調經濟發展方式和勞動者幸福感之間客觀存在的矛盾,切實做到經濟與勞動者幸福感的共同增長。在這個意義上,河上肇的“勞動的游戲化”思想具有相當大的啟示價值。

一、緒論

勞動在財富的創造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英國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均強調勞動是社會財富的源泉,邊際學派也將勞動視為一種重要的經濟資源。經濟學研究的主要目標是創造更多的財富以及更合理地分配財富。為了創造更多的財富,提高勞動效率、勞動強度,增加勞動時間,自然就成了經濟學實現經濟增長這一目標的重要手段。然而,奈特指出,“生產性活動占據了大多數人的大部分清醒時間,我們就不應該不經思索地假定生產是一種手段、必要的惡,或為追求某種完全外在于生產過程的價值而做出的犧牲”。(1)Frank Hyneman, Knight,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59.麥金泰爾也認為,我們關注財富問題,卻并未區分財富所包含的兩種價值,即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的區別。將勞動作為一種手段就忽略了勞動的內在價值。而在當前社會中,對外在價值的追求掩蓋了對我們內在價值的關注,這使得人們的生活變得單薄、失去價值感。(2)麥金泰爾在文中通過一個以下棋來贏得獎金的小孩的例子來說明這兩種價值的差異。贏得棋局這一目標同時包含內在與外在兩種價值,孩童可以通過作弊來贏得獎金這一外在價值,但他想要享受到內在價值(如對弈的快樂與棋技的增長)就必須潛心學習下棋的技藝。麥金泰爾指出內在價值與人的自我實現和德行活動有關,并必然伴隨著快樂的感覺。參見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C Black, 2013,p.199.

20世紀的日本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也對勞動與財富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思考。他認為在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勞動是人們痛苦感的主要來源。勞動會使人感到身體疲勞和精神疲憊,給人們帶來痛苦和勞累的感覺。經濟學應該以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為目標,社會中財富總量的增加或是更公平地分配社會中的財富僅僅是該目標的一部分。經濟發展也應該以減少勞動帶來的痛苦為目標:“經濟學的目標一方面是創造更多的財富,另一方面,則是減少勞動帶來的負擔……因此,經濟學就是一門研究財富的科學和研究勞動的科學?！?3)《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301、302頁。本文引用的河上肇著作內容,均引自杉原四郎、一海知義等編的《河上肇全集》,巖波書店,1985年。

不過,河上肇指出,減少勞動的痛苦不能以單純地減少勞動時間來實現。在生產方式及由此決定的勞動強度不變的情況下,減少勞動必然導致總體財富產出的減少。因此,“實現財富的增長”這一目標,就與“減少勞動的痛苦”相矛盾了。河上肇還指出了經濟發展的這兩個目標之間存在的另一矛盾:分工的運用、技術的發展以及機械的使用,雖然顯著提高了生產力并創造了更多的財富,但卻沒有直接減少人們的勞動量或勞動強度,反而加劇了勞動導致的痛苦。

如何在保持財富生產不斷進步的同時,又能減少勞動帶來的痛苦,或者說,如何在減少勞動痛苦的前提下,保持財富生產的進步?為此,河上肇提出了“勞動的游戲化”這一方案?！皠趧拥挠螒蚧敝荚趯趧幼兂深愃朴螒虻幕顒?(4)河上肇將人類的一切肢體運動都稱為“活動”。強調勞動本身的樂趣與價值,使人在勞動過程中獲得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并減少勞動者的精神負擔。如此,就能在不降低生產力的情況下減少勞動帶來的痛苦感。

“勞動的游戲化”不僅體現了河上肇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也體現了他對社會發展目標的思考?！皠趧拥挠螒蚧敝邪纳鐣髁x思想,也成了他最終接納馬克思主義、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關鍵。本文將對河上肇“勞動的游戲化”思想、具體方案及其與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關系等進行初步考察,并討論“勞動的游戲化”思想的現實意義。

二、作為手段的勞動與作為目的的勞動

和亞當·斯密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一樣,河上肇認為勞動作為人類活動的一種形式,本質是付出與犧牲,它會給人帶來痛苦。(5)《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38、292、302頁。他指出,勞動導致的痛苦是當前社會中人們感受到的不快情緒的最主要來源。一方面,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進行的絕大部分活動,都是以勞動的形式進行的;另一方面,在當前社會中,幾乎所有人都需要通過勞動來保障自己的生活。因此,即便“人人都想逃避這種痛苦”,勞動對于絕大多數人而言是無法逃避的謀生的重要手段。(6)《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38、292、302頁。在《經濟學的根本概念》中,河上肇指出,“經濟學討論的財物,就是依靠人的勞動生產出來的財物”,而勞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在“損耗”著勞動者的肉體與精神。(7)《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38、292、302頁。因此,如何減少這種“損耗”就成了河上肇進行經濟學研究的目標之一。

任何人類行動都會導致肉體的勞累,勞動必然會導致肉體的勞累與精神的疲憊,這是自然現象。想要減少肉體上的勞累以及由此產生的不快感受,就必須要減少人的活動,或是降低活動的強度。河上肇列舉了幾項減少人類行動的舉措,如:實行分工制生產,將人從煩瑣復雜的勞動中解放出來;均攤勞動,現代社會將勞動的責任從奴隸制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即奴隸)轉移到社會中的全體人身上;運用工具,借助機械、自然、牲畜的力量進行生產;等等。(8)《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97頁。類似的內容也可見《河上肇全集》第六卷,第39頁。

同時,河上肇也以分工來說明了勞動如何導致精神上的疲憊。分工將人限制在一個狹小和壓抑的空間中,同時強迫人進行細碎、機械重復的大量勞動?！叭丝赡芤簧椭荒茉谝患ぷ鞯那Х种簧舷?而因此人豐富多樣的個性就在分工中被磨滅了,他們不能發揮自己的長處”。從事這樣無趣、重復勞動的人將會感受精神上的厭倦和痛苦。河上肇認為,這種精神上的疲憊甚至使人類失去了進步、向上的動力,再無精力進行創造性的工作。(9)《河上肇全集》第六卷,第20頁。

河上肇發現,減少勞動導致的精神上的疲憊要比減少肉體上的勞累更為困難。如何減少勞動帶來的精神疲憊,他從儒家思想關于求道和快樂的論述中獲得啟發,提出了全新的思路。他指出,“《中庸》寫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們追求快樂是天性,因此求道的極致也就是得到至高的快樂。排斥享樂并非圣人真正的目的,相反,追求這種至高無上的快樂,才是求道之人的終極目標。因此,孔子才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求道以其自身為目的(道は其れ自身を以て目的とすべし)。當以其自身為目的時,人們才能感受到求道帶來的快樂。若是將其作為獲取名利的手段,那么求道就成了一件甚至不值一提的事情了……天下萬般事物,都有這一道理”。也正因此,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的貧瘠生活在孔子看來才是快樂的。(10)《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31、202、203、297頁。

孔子對該問題的論述,不僅為追求快樂的正當性進行了辯護,還讓河上肇認識到了快樂的真正源泉。求道、求知是耗費精神的活動,孔子、顏回等儒家學者卻能以此為樂,河上肇認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將“求道”作為獲得名利金錢的手段,才能享受“求道”帶來的快樂、獲得成功。河上肇將這個結論從“求道”延伸到了人的游戲行為當中。他發現,單從體力的消耗來看,許多游戲并不比勞動來得輕松,但人在進行游戲時往往不會感受到不快和厭惡的情緒。例如,“原始人會圍成一圈,徹夜舞蹈。最終,他們舞到腳部出血,甚至累到無法站立”,這樣的游戲必然會使肉體極度疲憊,并帶來痛苦的感受,然而跳舞的人們卻是非?？鞓返?他們自愿參加這樣的游戲且樂此不疲。(11)《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31、202、203、297頁。如何闡明并消除游戲與勞動之間的差異,使勞動變得如同游戲一般,就成了減少勞動在精神方面“損耗”的關鍵。

那么,是否存在這樣的可能性,即一種人的活動,既是勞動又是游戲呢?河上肇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其實早在十八世紀,亞當·斯密就曾指出:“未開化社會視為最重要的漁獵,在進步社會,卻成為最愉快的娛樂。古時為必要而漁獵,今日卻為消遣而漁獵?！?12)亞當·斯密:《國富論》上卷,郭大力、王亞南譯,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92頁。而河上肇也觀察到了這一現象。他寫道:“登上高山、降入深谷,辛苦算計、身心俱疲的打獵人,他們為什么還能感受到快樂呢?那正是因為他們沒有將打獵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不論事情有多么艱難,若不是成了其他事情的手段,都不會帶來太大的痛苦。因此,以狩獵為業的人,他們雖然也從事同樣的工作,但這同樣的活動,對他們而言就不是快樂而是痛苦了。他們夏日汗流浹背、冬日手部皸裂,為的僅僅是養活家中的父母妻子。對他們而言,狩獵又哪能稱得上是一種娛樂呢?與賞梅的客人看著同樣的梅花,聞著同樣的梅香,但在人群之中售賣茶與酒的販子,卻只是在擔憂客人稀少。這些販子感受到的,也不過是心中的苦楚煩悶……任何活動,只要是以其自身為目的便是快樂的,而一旦成了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就成為一種痛苦?！?13)《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31、202、203、297頁。

因而河上肇指出,人在進行同樣的活動時會產生何種感受(是辛苦和勞煩,還是快樂和收獲),取決于勞動者自身是將該活動作為目的本身,還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在斯密提到的例子中,打獵與釣魚,作為目的本身就成了游戲、娛樂,而作為手段,則成了生產力低下的勞動,使人感受到精神上疲憊以及肉體上的痛苦。在河上肇提到的例子中,雖然獵戶、小販所處的環境、進行的活動,與打獵的貴族和賞花的客人無異,但因為他們心境不同,感受也截然不同。

在《經濟學的根本概念》中,河上肇再度討論了狩獵與賞梅的例子,他將人的活動分為“目的內在的活動”(活動的目的是其本身),和“目的外在的活動”(此活動是實現其他目的的手段)。(14)《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31、202、203、297頁。通過分析這兩種活動的差異,河上肇進一步闡明了目的與手段分離是精神痛苦的原因。

他指出,對于那些“目的內在的活動”,目的的實現是與活動的進行同步達成的,或是目的的達成與活動的結束幾乎在同一時間,如人們在賞花時就感受到了賞花的快樂,以及在獵取到獵物的同時,狩獵的活動就結束了。然而,對于那些“目的外在的活動”,情況則截然不同。這類活動的目的實現與活動結束之間存在著較長的間隔,而且通常伴隨著極高的不確定性。在前者的情況中,人們幾乎可以立即感受到這些活動所帶來的愉悅,而后者——“目的外在的活動”——則不同。例如,帶有謀生性質的狩獵,雖然狩獵的活動已經在捕獲獵物時結束了,但要實現其目的(即謀生),獵人還需將獵物出售、獲取金錢,然后購買生活必需品。并且,即使在完成這一系列過程之后,謀生的目的也不是一勞永逸地實現了,為了維持生計,獵人需要持續不斷地進行狩獵。這就導致了人們在完成一項精神耗費較大的活動后,很難立即得到愉悅的回報,進而導致了人們的焦慮與痛苦。(15)《河上肇全集》第六卷第52、46頁。

河上肇發現,社會發展和經濟進步加劇了人類活動中目的與手段的分離。他指出,在原始社會中,人們往往沒有長遠的計劃,他們的活動通常局限于眼前的欲望。因此,即便活動的完成和目的實現之間存在一定的分離,欲望通常也能夠迅速得到滿足。但現代社會的情況卻有所不同,人們的活動更加復雜,個人生存更加依賴他人,實現欲望的手段也變得困難和多樣。這使得人們的活動與欲望實現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遙遠。(16)《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304頁。

在現代社會,勞動就是一個最典型,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外在的活動”。河上肇指出,“勞動不僅僅是肉體的行動,還伴隨著意志的活動。在勞動時,人們往往期待著目的的達到,并在目的達到的同時感到滿足。但勞動是‘目的外在的活動’,滿足的實現往往是和勞動的結束相分離的,這種分離導致了人在精神上的痛苦”(17)《河上肇全集》第六卷第52、46頁。。

為減少勞動所帶來的精神上的痛苦,如何將人們的勞動作為目的本身成為了河上肇經濟學研究的主要方向。他提出的“勞動的游戲化”這一解決方案,就希望將勞動轉化為類似于游戲的活動,使勞動者以勞動本身為目的,并在勞動過程中獲得愉悅以減輕勞動所帶來的痛苦。

三、如何實現勞動的游戲化

河上肇認為,實現“勞動的游戲化”有以下四個先決條件:

(一)由國家、政府保障個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一個活動是勞動還是游戲的關鍵,并不在于這個活動的形式,而在于該活動是作為手段還是作為目的。然而,要將一個活動從手段轉化為目的,僅依靠改變觀念是不可能實現的。河上肇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個人都需要為自己的生存負責,生存是人的基本需求,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勞動一直是人們謀生的主要手段,生存的壓力是勞動無法成為目的本身、無法被視為游戲的最大障礙。因此為實現勞動的游戲化,就必須將人從以勞動謀生的境遇中解放出來。

河上肇將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生產方式稱為“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即以個人、家庭或村莊為單位,自給自足地生產所需的物品來維持生計的生產方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勞動雖然也是謀生的手段,但與滿足自己生存需要之間的聯系較為緊密,勞動的完成與目的的實現之間的間隔較短。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這一情況進一步惡化了。在當下的“經濟社會”中,人們更加依賴他人的勞動產物維持生活水平,而不僅僅依賴自身的勞動所得。因此,人們只能通過售出勞動獲得金錢,再以金錢來購買商品,并滿足自己的需求。在這一過程中,勞動就越發成為一種手段。他寫道:“在今日的社會,一切生活的必要物都需要以‘購買’的形式來獲得。但是我們卻沒有可以用來購買的資金,也沒有什么其他能夠出售的貨物。因此,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之外一無所有的無產者,為了維持生存就只能將自己的勞動力出售……成為資本家的所有物……,所有物的特征就是沒有自身的目的,而成為達成所有者目的的工具、手段?！?18)《河上肇全集》第十二卷,第153、154頁。

河上肇承認,當下人們的生活水平,已經普遍地超過了原始的自給自足水平。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活方式有助于調動人的積極性、更好地配置資源,也有助于提高生產力進而增加社會中財富的總量。(19)《河上肇全集》第一卷,第148頁。但是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卻并未將勞動痛苦的減少作為目標,更完全忽視了勞動者的生存狀況,資本家利用了“對自己資本的無限制支配權”來獲得“對雇傭勞動的無限制支配權”,(20)《河上肇全集》第二卷,第340頁。人們依舊“為了生活,便不得不進行勞動”(21)《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45、238、242頁。,這樣的勞動往往不是出于自愿,也不可能將勞動本身作為目的。

因此,河上肇希望國家來承擔該責任。他希望實施全面的福利保障政策,使所有人在不工作的情況下,依舊享有基本的生存保障。(22)《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45、238、242頁。只有保障人的基本生存,使人在不勞動的情況下依舊能夠保證一定的生活水平,才能將勞動從求生的手段中解放出來。如此一來,勞動對于個人而言,就不再是一個強制的、不得不進行的活動了,也就達成了“勞動的游戲化”的最根本要求。(23)《河上肇全集》第六卷,第36頁。

(二)保證擇業的自由以及勞動市場的自由進出

赫伊津哈認為,游戲的一大特征是“自由與真正的自主”,“游戲是多余的……游戲可以推遲,可以隨時叫停;它從來不會受制于身體需求或道德義務;它從來不是一樁差事(task)”。(24)約翰·赫伊津哈:《游戲的人:關于文化的游戲成分的研究》,傅存良譯,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1996年,第9頁。穆勒也指出,“是否有離開某種工作的自由往往是痛苦和快樂的分水嶺”。(25)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上卷,趙榮潛等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242頁。和這些思想家類似,河上肇同樣認為,使每個人擁有自由選擇勞動崗位的權利,是實現“勞動的游戲化”的重要前提。

然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并不擁有這種自由。河上肇比較了奴隸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的差異后指出,奴隸社會中勞動者主體,是作為他人的工具、實現他人目的的奴隸,這些奴隸的生活毫無疑問是痛苦的。但在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謀生的勞動者相較于奴隸看似是自由的,實際上卻同樣可悲。這些勞動者看似有自由更換工作、脫離資本家控制的選擇權,但是受制于種種條件,無論是主動辭職還是被雇主辭退,他們往往一離開當前的工作崗位,就難以順利找到其他的工作,并進而失去了求生的能力。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往往沒有主觀意愿離開的工作崗位,他們極有可能一直從事著自己厭惡的工作。河上肇認為,這種“隱形的強迫”要比奴隸制中制度化的主奴關系更加可悲。

河上肇將這種強制稱為“非人格的強制”,即:勞動者受到的約束并非來源于具體的個人,而是來自社會、文化的壓力(例如,被開除的雇員會被整個行業排斥)和生存的壓力(例如,勞動者微薄的積蓄難以支持他們找到新的工作)。這種非人格的強制掩蓋了勞動者自由遭到侵害的現象,勞動者看似是自由的,但實際上依舊是被壓迫的“自由的奴隸”。(26)《河上肇全集》第十二卷,第159頁。

因此實現“勞動的游戲化”必須首先建立一個自由的勞動市場,保證勞動者擁有全面的擇業自主權,將勞動者從“自由的奴隸”狀態中解放出來。河上肇指出,即便勞動者沒有生存的壓力,若他們無法自由地從當前的工作中退出、自由地進入自己喜歡的行業進行勞動,那么“勞動的游戲化”就無法實現。并且,河上肇還強調,自由的勞動市場必須以勞動者享有全面的自由為基礎。他要求保證戶籍的自由流動、發展交通建設以保證勞動力的流動,并且要給予勞動者足夠的教育,這樣才能使其免于受到文化與環境的限制,并找到自己樂于從事的職業。(27)《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45、238、242頁。

(三)加大分工,細化分工

乍一看,河上肇對分工似乎持有兩種完全相悖的觀點,他一方面批評分工加劇了勞動者在勞動中受到的精神損傷,但是他也認同在更大的范圍中推廣分工、細化分工將有利于實現勞動的游戲化。然而,仔細考察,河上肇對分工的這種態度并不矛盾。當勞動者被強迫從事細碎的分工勞動,并無力從這種分工勞動中脫身時,這樣的勞動必然是痛苦的。反之,即便勞動者有權自由選擇工作,若當前的勞動市場中不存在他愿意從事的勞動類型,那么勞動的游戲化依舊難以實現。河上肇認為,分工能夠解決這一問題。他在《經濟社會的終極理想》中指出,實現“勞動的游戲化”要求分工變得更加發達,分工可以“為每個人提供趣味相投的,可以安身立命的職業”,就如同讓幾位各有所長的畫家一同繪制一幅畫,而每個畫家都能自由選擇自己擅長和樂于繪制的部分,分工可以“創造更多、更人性化的勞動崗位,并且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28)《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43、45、35頁。

河上肇對分工的兩種觀點恰好說明了游戲化的勞動與作為謀生手段的勞動的區別。就如馬克思所說:“當分工一出現之后,每個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動范圍,這個范圍是強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這個范圍:他是一個獵人、漁夫或牧人,或者是一個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資料,他就始終應該是這樣的人。而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7、38頁。在消除了強加于勞動者身上的限制后,分工就帶來了更多可選擇、符合人們偏好的工作崗位。

(四)提高勞動本身的趣味性

河上肇明確指出實現“勞動的游戲化”必須以國家保障個體的生存需求為基礎,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可以在不勞動的情況下享受國家給予的福利。相反,河上肇承認只有勞動能創造價值,如果沒有人從事勞動,那么社會財富的增加、國家保障個人生存也就無從談起。

因此,“勞動的游戲化”并不是否定勞動的意義和價值,也不是要將人們從勞動中完全抽離出來?！皠趧拥挠螒蚧边€包含了這樣一個要求:游戲化的勞動,生產力相較于過去的勞動形式要有極大的提升。而實現該要求的關鍵就在于“游戲”這一概念:河上肇希望勞動不再是單調、機械和痛苦的工作,而是一種能帶來愉悅的有趣的活動,以此來激勵勞動者有更高的勞動激情和效率。

穆勒指出,“人們以謀生為目的進行的勞動,不論多么劇烈,其強度都不會超過其他一些人為了尋樂而進行的勞動”(30)約翰·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上卷,趙榮潛等譯,第242頁。。奈特也指出,“商業和工業的效率,很大程度上源自行動的內在樂趣(intrinsic interest in action)而產生的吸引力……僅僅出于純粹的欲望或貪婪的動機是多么的微弱。我們經濟生活的推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活動是多么有趣”(31)Frank Hyneman, Knight, The Ethics of Competi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7, p.59.。游戲是人的基本需求,也可以成為人的最高追求。因此,借助游戲化的勞動帶來的快樂以及激勵,想要實現更高的勞動效率并非不可能,這樣的勞動不僅能夠提高個體的生產效率,也能夠讓人們更加享受勞動的快樂并創造更多財富。

不過,河上肇并未就勞動變為游戲的具體方案展開深入討論,而是列舉了許多當前游戲化的勞動的例子。在《人類的原始生活》中,河上肇描述了印度北部農民勞作的場景,勞動者隨著音樂歌唱、嬉戲,相互打鬧;日本過去也有著同樣的風俗。(32)《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43、45、35頁。與此類似,還有將音樂與勞動結合、將競技與勞動結合的例子,例如在建筑、木工和航運業中常見的勞動號子。河上肇承認,上述游戲化的勞動的實例,往往出現在“生產與消費的邊界還未分化”的低生產力的國家,或原始社會當中。(33)《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43、45、35頁。在這些情況下,生產方式普遍較為落后,而勞動者的生活壓力也普遍較小。如何使當代高強度、高生產力的勞動達成“勞動的游戲化”,仍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四、游戲社會與社會主義

早在1909年,河上肇就展開了對“勞動的游戲化”的思考,并將其作為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的目標?！皠趧拥挠螒蚧彼枷霂в忻鞔_的社會主義色彩,在河上肇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并成為他從資本主義經濟學思想過渡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要紐帶。

河上肇對勞動者生存境況的關注、對勞動者權益的強調,以及對勞動的性質的思考引起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形式的反思?！皠趧拥挠螒蚧边€要求超越并否定當前的勞動形式,河上肇發展了這一理念,并將其擴展到了社會發展的層面。他指出:“在我看來,經濟社會的終極理想就是消滅經濟社會本身。在經濟社會當中包含了世間的一切要素,也必然就包含消滅經濟社會本身這一終極發展目標。以醫院為例子,醫院的終極理想顯然就是世間不再有一個病人,而在這樣一個不存在病人的世界當中,醫院達成了使命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學校也是同樣,實現了世界上再無一個未受教育之人的理想之后,不存在需要教育的人,學校也就沒有必要存在了?！?34)《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38、239頁。

河上肇從“勞動的游戲化”中得到靈感,他將未來那個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社會命名為“游戲社會”。在“游戲社會”中,人們將會為了勞動而勞動,一切勞動就如同游戲一般快樂,不會帶來負擔。(35)《河上肇全集》第六卷,第35頁。河上肇對未來社會中勞動形式的構想與馬克思有類似之處。馬克思認為勞動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以及自我實現的方式,共產主義社會中“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3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3頁?！坝螒蛏鐣钡乃枷胧购由险匾庾R到,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必然不是永恒的。他駁斥了資本主義的永恒性,強調資本主義是階段性的生產方式。他明確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已經蘊含著超越自身的動力。這成為河上肇對唯物史觀的一次重要實踐。

盡管河上肇沒有對“游戲社會”中的財產所有權、財富分配等問題展開討論,也沒有詳細論述社會發展的具體形式,“勞動的游戲化”思想也不夠系統全面,但“勞動的游戲化”的思想觀念已經成為他自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部分。在他徹底轉向馬克思主義,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后,他的作品依然體現著這一思想。

例如,在《對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的若干考察》這部被李大釗翻譯,進而影響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作品中,河上肇就用了“目的與手段”這一范式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受到的壓迫,并大量引用對“勞動的游戲化”的分析。河上肇指出,“當下的社會形式,是一個資本家本位的社會組織,因此勞動者為了社會而竭盡全力工作時,最終的結果就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竭盡全力”。由此他得出結論,若維持當前的社會形式不發生變化,勞動就只能是勞動者謀生的手段,無論如何也無法為自己進行勞動。(37)《河上肇全集》第十二卷,第167、168頁。在“對社會革命的考察”一節中,河上肇指出在共產主義社會的完成期,“人們沒有了經濟上的壓力,在分工中不被壓迫,將一部分勞動轉移給機械或自然,并在勞動時善用自己的才能,人們在勞動時就不會感受到痛苦了”。河上肇的這類論述無不體現出勞動游戲化應當成為共產主義社會勞動基本特征的強烈信念。(38)《河上肇全集》第十二卷,第221頁。

結 論

美國新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家,如加爾布雷斯,也批評經濟學過度關注生產與財富的普遍增長。他雖然認為讓勞動變得“更輕松、更愉快”(39)加爾布雷斯:《富裕社會》,趙勇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5頁。是提高社會福利的重要方法,但更強調以公共領域的投入來提升整體福利水平。而河上肇則走得更遠。20世紀初,日本處于資本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勞動者遭到嚴重的剝削。他們悲慘的生活引起了河上肇的同情,也引起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目標的反思:純粹的財富總量的提升,并不等同于社會中人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尤其是一些弱勢群體,他們的生存環境在財富普遍增長的大環境下反而更加惡化了。

河上肇的“勞動的游戲化”思想就源自他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者生存境況的關注。他飽含人道主義精神,從儒家思想中汲取養分,富有遠見地重構了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必須進行的勞動的形式,提出了“勞動的游戲化”思想。河上肇指出,經濟發展應該以降低勞動強度、減少勞動痛苦為目標,而非一味追求財富的增加?！皠趧拥挠螒蚧敝荚谑箘趧诱邔趧右暈槟康谋旧?并從勞動中獲得滿足和快樂。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河上肇要求保障勞動者的基本生存需求、確保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并提高勞動本身的樂趣。同時河上肇也承認,“勞動的游戲化”是一個非常樂觀的構想,這一愿望恐怕要“一千年、一萬年乃至一億年后”才能實現,但他指出,這樣的社會值得人們為之努力。(40)《河上肇全集》第五卷,第238頁。

社會發展進行到目前階段,河上肇對實現“勞動的游戲化”而提出的政策要求已經有部分得到了體現。如社會保障政策的完善以及對勞動者權益的強調等,都與河上肇所提出的作為“勞動的游戲化”前置條件的那些建議不謀而合。人們進行勞動不再是主要為了謀求生存,而是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質,這也縮短了勞動的目的與手段之間的距離,河上肇對經濟發展提出的兩項要求也部分得到了實現。

河上肇的“勞動的游戲化”理論要求我們關注勞動者的心理感受、增加勞動的趣味性并減少勞動者的工作壓力,還要求我們引入及時反饋的激勵方案,使勞動者感受到勞動帶來的即時快樂,并給予勞動者更大的自由以及提供更好、更舒適的工作環境。將勞動與游戲結合,可以幫助員工更好地理解他們的工作對組織和社會的貢獻,提高他們的工作滿意度、成就感,進而提升勞動效率和勞動者的幸福感。這些要求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才能得到全面而徹底的實現。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受制于各種歷史條件,通行的經濟增長模式和生產方式與勞動者的身心發展要求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勞動者的身心狀況尚不可能全面納入廣義的發展成本項目來考量,勞動形式損害勞動者身心的現象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

作為世界上最大、發展最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已經進入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正在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從全面小康走向現代化國家。更好地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真正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要求我們協調經濟發展方式和勞動者幸福感之間客觀存在的矛盾,切實做到經濟與勞動者幸福感的共同增長。在這個意義上,河上肇的“勞動的游戲化”思想是具有相當大的啟示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