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現”的沖動:蘇軾詩歌中的互文性寫作*

羅 宇

提要：在不同時間、對同一件或同一類事進行書寫,詩歌內容具有相承關系,形成一系列“復現文本組”,可稱為互文性寫作。蘇軾詩歌中的復現文本組,具備了不斷衍生的機制,可以從往日書寫中自我再生,不必以詩人的當下在場與直書所見為前提。過去不是由物質世界,而是由文學書寫構成。高度文本化的詩歌反過來改造現實世界,甚至重塑了詩人的行為。文本創造了文本,文本“創造”了現實,正是“復現”的奧義。蘇軾詩中的復現呼應了中唐至北宋的“言盡意論”語言觀轉向,宋人對語言的樂觀態度推進了互文性寫作的發展?；ノ母拍钸€關涉中國古代詩論中的情志說與修辭學,具有更為深遠的詩學意義。

蘇軾詩中有一種突出現象,即“用自己詩為故事”,在當下創作中化用、呼應自己的往日書寫。此現象最早由北宋黃徹《溪詩話》提出,(1)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卷之七》,中華書局,2007年,第207—208頁。姚華提出“私典”概念進行研究,(2)參見姚華:《“私典”及其詩學轉型意義:以蘇軾詩歌為中心》,《文學遺產》2021年第5期。本文受到該研究的啟發。強調了“私人化”的一面,未充分關注“互文性”的一面。近年來中外學界以互文性理論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成果頗豐,(3)例如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鄭學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顧彬著,吳嬌編:《顧彬唐詩九講》,商務印書館,2020年。詩人的自我引用現象受到關注。宇文所安指出:“作家們復現他們自己。他們在心里反復進行同樣的運動,一遍又一遍地講述同樣的故事?！?4)宇文所安:《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114頁。

本文引入互文性概念研究蘇軾詩歌中的自我引用現象?；ノ男詫懽骺啥x為:在不同時間、對同一件或同一類事進行書寫,詩歌內容具有明顯的相承關系,形成一系列“復現文本組”(5)姚華提出“異時文本組”概念,本文受此啟發。。這些詩常以“復過”“又至”“再作”為標題,聚焦于當下對往日書寫的觀照。區別于“私典”,“復現”以文本書寫為前提,僅取自詩人生活、未被書寫過的事物不屬于復現的范疇;區別于同時寫作的同題組詩,復現特指詩人在不同時間的創作,尤其關注當下與過去的對照。復現文本組在蘇軾詩中廣泛存在,其涵蓋主題之廣、時間跨度之長、特征之鮮明,顯示出不可估量的研究價值。

一、“復現”:日本《四河入?！分械膶嵶C

在黃徹的影響下,最早研究蘇軾詩中復現的是日本五山禪僧。14至16世紀,蘇軾詩文大量傳入日本。笑云清三《四河入?！肥侨毡疚迳綍r期蘇詩“抄物”(注釋書)的集大成之作,其中有蘇軾詩中復現的大量實證。

《一》(9)即一韓智翃《一韓聞書》。云:“イツモ坡ガ我ガ作タ事ヲ故事トシテ、イツモ用ルリ?！?中譯:東坡總是把自己所作之詩化為故事,并且經常這樣用。)(『四』8:2:184)

五山禪僧強調“イツモ用ルリ”“多自用其詩句”,明確指出了復現在蘇軾詩中的普遍性、規律性。復現在《溪詩話》中僅偶一提及,傳入日本后發展得更廣泛,成為了五山禪僧注解蘇軾詩的高頻概念?！端暮尤牒！分忻鞔_指出復現的詩就有兩百余首,主題極為豐富。借助異域之眼反觀自身,往往能對蘇詩含義發前人所未發,習焉不察的現象也會浮出水面。

那么,為何蘇軾詩中的復現在日本更受關注?其一,宋詩“分類注”的注本類型為五山禪僧提供了發現的契機。詩歌題材分類在蘇軾詩東傳日本后發揮了獨特作用,甚至超過了在中國的影響。(10)參見王友勝:《〈蘇詩補注〉的文獻詮釋與歷史價值》,《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何澤棠:《〈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考論》,《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年第4期。相比于編年注本《施顧注東坡先生詩》在中國的風行,分類注本《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傳入日本后反而更受重視,《四河入?！芬灾疄榈妆?將蘇軾詩按題材分為七十八類。(11)參見羅宇:《盆石臥游:日本五山禪僧對蘇軾詩的接受》,《外國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其中,相同或相近主題的詩歌依類聚集,使得“復現”前所未有地彰顯。例如蘇軾過廬山數回,詩歌多收入《四河入?！贰吧皆馈薄跋丁鳖愔?(12)文本集中在《四河入?！贰熬砥咧迸c“卷八之四”當中。引發了五山禪僧對“蘇軾入廬山”的興趣,《白》云:“凡先生入廬山,又過廬山之下數回?！似茝]山經過之時作也,故舉數問經過之事?！?『四』8:4:248-249)蘇軾過廬山的詩從元豐七年記錄至建中靖國元年,時間跨度達十七年,在編年本中分散于卷二十三至四十五之間,實難統而視之。但其在《四河入?！分辛杏谕婚T類、同一卷次,頁碼緊密相連,能發現蘇軾“過廬山之下數回”不足為怪。再例如蘇軾過淮河數回,《過淮》《淮上早發》等詩多收入《四河入?！贰凹o行”類中,(13)文本集中在《四河入?！贰熬硪恢弧敝痢熬硪恢摹碑斨?。促使五山禪僧總結一系列詩歌的共性:“然則十往來紀實也?！?『四』1:2:72)以上例子充分證明了復現在蘇詩中確實普遍存在,也顯示出五山禪僧的重視。

其二,五山禪僧重視實錄、釋義詳盡的特點有助于他們對復現進行全面梳理?！端暮尤牒！肥敲嫦虍悋x者的注本,釋義詳盡是基本特征(14)董舒心:《〈四河入?！笛芯俊?南京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又因五山詩歌普遍具有日記化性質,(15)張哲俊:《詩歌的日記化與長詩題:記憶張本即信史張本?——以日本五山文學為中心》,《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重視實錄的特點也鮮明地表現在五山注釋中。中國古注也重視考證,尤以查慎行《蘇詩補注》長于考證系年,(16)曾棗莊:《清注蘇詩述略》,《中國韻文學刊》1999年第2期;王友勝《〈蘇詩補注〉的文獻詮釋與歷史價值》,《文學評論》2008年第3期。但中日注家的側重點不同。五山禪僧尤為關注復現文本組的時間跨度,瑞溪周鳳《脞說》云:“雖無‘傳柑’語顯其詩中,推年數則十年也?！?『四』6:1:662)王注、施注、查注對“十年”未詳細闡釋,五山禪僧則不厭其煩地考證。相比于考證某首詩的系年,他們對追溯一系列詩歌文本的關系更感興趣。另外,五山禪僧對考證年份、日期的準確性有嚴苛要求:

《白》云:“雖然尾歟首歟,除其一年而云五年也。凡量年數,有除首尾二年,又有加首一年而除尾,又有加尾一年而除首,又有加首尾二年,事不可守一隅也?！?『四』15:2:127)

他們不僅細究“三年”“五年”等概數,還總結了“量年數”的一套方法,足見用心之苦。五山禪僧頗以考證時間的準確性為傲,認為趙次公注解得不夠詳盡:“次公……似不細考也?！?『四』19:3:705)“次公……何夫誤邪?”(『四』4:2:415)對時間的細究有助于全面梳理復現文本組,使以往不被注意的文本系列豁然顯露。

復現在蘇軾詩中確實普遍存在,《四河入?！凡粌H提供了大量實證,還啟示著復現具有更深遠的詩學意義。

二、自覺的營造:“復現”的創造功能

蘇軾詩的復現文本組中最早被人關注的是“黃州梅花”系列,《溪詩話》云:

人們從未停止過對美食的追求，我也一樣，看到好吃的東西總不免喜形于色，食指大動。美味能滿足人的口腹之欲和給人帶來愉悅感，古代思想家老子說：“五味令人口爽?！泵牢秮碓从谑巢牡钠贩N、新鮮程度和取決于烹飪技藝的高低。論食材之廣泛，烹飪技藝之復雜與高超，色香味形之講究，中華飲食無疑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用自己詩為故事……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絕句,后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敝梁Ｍ庥衷?“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17)魏慶之著,王仲聞點校:《詩人玉屑·卷之七》,中華書局,2007年,第207—208頁。

這三組詩形成了一個復現系列,需探究的是:復現的詩歌文本是如何生成的?復現的詩歌與詩人當下所處的現實世界是何關系?復現究竟是偶然、還是詩人自覺的營造?其一,詩歌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是復現得以生成的前提。元豐三年蘇軾被貶黃州,度關山時作《梅花二首》:“一夜東風吹石裂,半隨飛雪度關山?！?18)蘇軾撰,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二十),中華書局,1982年,第1026頁。后文將隨文標出該著名稱簡稱“《蘇》”、卷數和引文出處頁碼,不再另注。元豐四年蘇軾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東禪莊院》:“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蘇》21:1078)岐亭梅花就在眼前,(19)正月二十二日,兩日后蘇軾再往岐亭,作詩《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蘇》21:1078),證明當日岐亭確有梅花盛開。卻空有其名,詩人眼中只有去年的細雨梅花。眼前事物全在變遷,唯有詩人記憶里的梅花依然帶來“正”強烈的感慨,時間對它不起作用。仿佛它自從被創作出來后,便擁有了獨立于現實世界之外的生命?！凹氂昝坊ㄕ龜嗷辍敝猿蔀榻^唱,起決定性作用的并非此時此地的所見所聞,而是它與前作之間的互文關系。誠然此詩與詩人當下所處的現實世界有相關性,但不緊密,只能參照前作才能充分闡釋。一首詩不是因它自身,而是因其前作而知名,這種怪象正是復現的迷人之處。

其二,地點的變換與重塑。蘇軾在春風嶺親見梅花僅有一次,此后所寫的黃州梅花都不是當下在場之作。詩人離開黃州后流離各地,書寫黃州梅花的傳統不僅沒有中斷,還越寫越知名。紹圣元年蘇軾在惠州松風亭又一次寫道:“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蘇》38:2075)詩人親臨春風嶺時寫的詩,反而不如回憶春風嶺時寫的詩知名,豈非怪事?但在中國古代詩歌中卻又見慣不驚,究竟為何?歸根結底,因為詩人回憶和書寫的是高度文本化的黃州梅花,而不是在春風嶺上見到的梅花本身。換言之,一首詩完全可以從往日文本中自我衍生,不必以詩人的當下在場與直書所見為前提。例如元豐八年蘇軾剛離開黃州,“黃州梅花”便從寫作現場抽離:“南行度關山,沙水清練練?！笄谛∶坊?仿佛吳姬面?！?蘇軾《王伯敭所藏趙昌花四首》其一《梅花》)(《蘇》25:1334—1335)名為題畫詩,詩人卻不描繪畫面內容,而是以黃州關山梅花占據全部篇幅?！栋住吩?“此篇專以往事為言也?！薄峨狻吩?“蓋言如上所謂謫黃州之時途中見梅花,今又見趙昌所畫,憶著昔事,為之流涕也?！?『四』11:3:545)詩人需要以自己往日的詩歌為中介,跟近在眼前的梅花畫建立聯結,從而完成當下書寫?；仡櫶K軾創作史,黃州梅花詩的地位正是這樣建構起來,復現具有塑造經典主題的力量。

文本化的黃州梅花不依賴具體地點而存在,甚至連春風嶺地名本身都是詩歌文本化的產物。春風嶺位于何處尚無定論,據考是麻城縣羚羊山西南方向的某分水嶺,(20)凌禮潮:《蘇軾詩文中“關山”“春風嶺”考釋——兼論蘇軾入麻城路線》,《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從前并不知名,在蘇軾題詩后才變為方志中的著名詞條。最早收錄該詞條的是南宋《輿地紀勝》(21)其他提及“春風嶺”的方志中較著名的還有《方輿勝覽》,但成書晚于《輿地紀勝》,且《方輿勝覽》里只有“黃州”一門,無“春風嶺”詞條。明弘治十四年《黃州府志》卷二“春風嶺”詞條引《方輿勝覽》,但實際上“今本《勝覽》卷五十黃州無此”。(李勇先:《試論〈方輿勝覽〉》一書的流傳及影響》,《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6年第6期。):“春風嶺:在麻城縣。嶺多梅花,東坡自新息渡淮由是嶺,見于詩詠?！?22)王象之編著,趙一生點校:《輿地紀勝·卷四十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67頁。檢閱《麻城縣志》(23)現存最早為康熙九年本,內容引用《大明一統志》。:“春風嶺:在麻城縣,嶺多梅花。宋蘇軾自新息渡淮由此嶺,有詩?！?24)方志遠等點校:《大明一統志·卷六十一》,巴蜀書社,2017年,第2684頁。作為物質的春風嶺并不重要,沒人記載它距離麻城縣多少里、有何地形特征。對方志的讀者而言春風嶺必須真實存在,但這種真實性不在于地理特征相符,而取決于它與蘇軾詩的文本聯系。因此“見于詩詠”才是最關鍵的,“嶺多梅花”才是必不可少的。似乎唯有符合蘇軾詩的描繪,才能證明這是真的春風嶺,是文學書寫而非地理特征賦予了春風嶺真實性與權威性。后世尋訪春風嶺之人眾多,北宋張耒:“東歸已過春風嶺,度盡千山路漸平?！?25)張耒撰,李逸安、孫通海、傅信點校:《張耒集·卷二十三》,中華書局,1990年,第407頁。南宋詩人往春風嶺尋梅的熱情更高漲,但標志性的梅花并未出現。為何方志記載的“嶺多梅花”在現實中沒有兌現?大約因為蘇軾所寫的春風嶺本就只是泛指一處分水嶺,詩人無意指明具體地點,后人依詩尋嶺注定會失望。然而后人言之鑿鑿以“春風嶺”為題作詩,即便未至春風嶺、未見梅花,仍不妨礙吟詠“春風嶺上梅”。即便看不見,也無妨用詩歌書寫的方式將春風嶺重新創造出來——如同當初蘇軾也用詩歌“創造”出了它一樣。既有蘇軾詩歌為證,春風嶺就應該在那里。它必須存在,哪怕只是為了成全詩的世界。(26)將經典詩歌書寫過的事物視為“標準配置”,在其“缺席”的情況下仍堅持寫作,文本世界替代了真實的物質世界,成為詩人模仿的依據、創作的動力。這種“缺席”書寫的方式興于中國,并盛行于日本。參見羅宇:《審美代償:日本五山詩歌中的“缺席”書寫》,《國外文學》2022年第3期。

其三,時間上的自覺營造。黃州梅花的文本化力量是如此強大,它不僅命名且重塑了現實中的地點,還支配并控制著詩人的實際行為?；氐皆c,元豐三年正月二十日(27)《白》云:“集中但題云《梅花兩首》。而先生嘗自寫,則題云‘正月二十日過關山作’?！?『四』14:2:24),蘇軾寫下《梅花二首》。元豐四、五、六年,蘇軾連續三年都選擇在同一天往岐亭再看梅花。若說元豐四年蘇軾再至岐亭是事出有因、日期巧合,那元豐五年就很特殊了: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江城白酒三杯釅,野老蒼顏一笑溫。已約年年為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蘇軾《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蘇》21:1105)

元豐五年蘇軾依然選擇同一天、約同一批人、再來同一地點,分明是有意復現去年的場景。(28)王水照、朱剛也認為元豐五年蘇軾再來女王城,并非偶然,而是有意復制去年的行為:“分明是有意營造這種氛圍。詩題里面所謂‘忽記’云云,乃是詩人筆下的狡獪?！眳⒁娡跛?、朱剛:《蘇軾詩詞文選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4-106頁。從初作《梅花二首》開始,文學書寫使黃州梅花文本化,文本化的黃州梅花也反過來改造現實世界。換言之,不是詩歌記錄或復制人的行為,剛好相反,是詩歌“塑造”了人的行為。由此看來,詩歌中的復現不是一種偶然,而是詩人自覺的營造。

時間上的自覺營造,再度印證了書寫的力量和文本的權威性,它召喚著詩人不斷在正月二十日重返開端的場景。假如初作《梅花二首》不曾寫下,那蘇軾每年同日去看梅花的行為根本不會發生。文本化的黃州梅花得以形成,它跨越時空,不論現實世界如何變幻都不足以帶來威脅。那么一切發生過的事都可重回,至少在詩歌的世界里可以讓一切重回?！耙鸭s年年為此會”不僅是現實邀約,更是蘇軾在宣告要一年年復現詩歌的世界。哪怕通過重塑自己的行為,也必須維持正月二十日的創作傳統。于是詩歌創造行為、文字衍生地點的奇跡再次出現。復現的沖動就像文學書寫的引擎,它不斷將消逝的東西召喚回來,并從中創造新生命。

在引擎的推動下,蘇軾詩中的復現文本組具備了不斷衍生的機制,可以從往日書寫中自我再生。蘇軾許諾的“已約年年為此會”在現實世界里成真了,試看元豐六年:

亂山環合水侵門,身在淮南盡處村。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豈惟見慣沙鷗熟,已覺來多釣石溫。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蘇軾《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仍用前韻》)(《蘇》22:1154-1155)

“復出”“仍用”表明此詩是有意復現往年的場景,整首詩都是對前幾首的改編、重組:“五畝漸成終老計”是對“數畝荒園留我住”的續寫,“長與東風約今日”是對“已約年年為此會”的改寫,“暗香先返玉梅魂”是對“細雨梅花正斷魂”的重復,全詩主旨也是前作的延續。眼前事物可隨意替換,看到什么都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契機,讓詩人將今天與往日相聯結,從而復現前作的模式。

可以看出,文本傳統代替現實世界,成為詩人寫作的源泉、不竭的動力。過去不是由物質世界,而是由文學書寫構成。過去之所以被記住,是因為詩人對它重復不斷地書寫。換言之,沒有被書寫的“過去”是不會存在的,留存在詩人記憶深處的只有文本化的過去,它擦不去抹不掉,像幽魂一樣在詩歌中不斷復現。牟復禮有類似結論:“過去是文字的過去,而不是石頭的過去?！?29)牟復禮:《中國城市史一千年:蘇州城的形態、時間和空間觀念》,常建華主編:《中國城市社會史名篇精讀》,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35頁。在復現的文本中,真理尤為明晰:文學書寫是自我完成的,它創造了一個文本化的“現實”,替代了真實的物質世界,成為詩人記憶的淵藪、創作的動力。簡而言之,文本是由文本自身,而非物質世界創造。文本創造了文本,正是“復現”的奧義。

三、未完成的約定:“復現”的預言力量

蘇軾詩歌中復現次數最多、最知名的是“夜雨對床”詩歌系列,《王直方詩話》云:

(東坡)在鄭州寄子由云:“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薄略谟藩z有云:“他年夜雨獨傷神?！痹跂|府有云:“對床定悠悠,夜雨今蕭瑟?！薄衷?“對床欲作連夜雨?！庇衷?“對床老兄弟,夜雨鳴竹屋?！?30)蔡正孫撰,常振國、降云點校:《詩林廣記·后集·卷四》,中華書局,1982年,第274—275頁。

每當蘇軾與蘇轍離別之際“夜雨對床”便頻頻出現。需探究的是:詩人不斷復現同一主題的動力是什么?動力從何而來?

其一,“夜雨對床”的文本化。傳統的睹物思人詩一般以睹物為前提,即景寫作是基本屬性。但蘇軾背離了即景寫作的前提,不必真正面對夜雨也能在詩中吟詠。有時蘇軾確實置身雨中,但他大部分“夜雨對床”詩都不是在夜雨中寫成,這些詩反而更知名。例如“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描繪的是想象中的夜雨。再例如著名的獄中絕筆詩:“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予以事系御史臺獄》其一)喚起詩人思緒的不是眼前的夜雨,(31)從蘇軾同一天寫下的“風動瑯珰月向低”(《予以事系御史臺獄》其二)中可確認,當天晚上明月高照,并無夜雨。不是嘉祐五年寓居懷遠驛時的夜雨,不是他人生中任何一場真實的夜雨,而是他筆下反復書寫的文本化的夜雨。文本的力量如此強大,二蘇兄弟當面相聚仍要吟詠夜雨對床:“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床,乃為樂耳?！?32)蘇軾撰,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六八》,中華書局,1986年,第2142—2143頁。元祐三年時二蘇兄弟共同在朝、受到重用,在仕途、親情都極圓滿之際,蘇軾卻始終不忘夜雨對床之約。此時兄弟對床聽雨并非難事,蘇轍在同一年便有詩:“對床貪聽連宵雨?！?33)蘇轍撰,蔣宗許等箋注:《蘇轍詩編年箋注·卷十五》,中華書局,2019年,第1316頁。但共同聽雨的眼前情景,并非夜雨對床的真正實現,文本化的夜雨對床與現實世界剝離開來。

其二,“未完成”的約定是詩人重復書寫的動力。夜雨對床之約蘊含了兩層心愿,一是兄弟相守,二是早日退隱,但最終都落空了?！锻踔狈皆娫挕吩?“相約退休,可謂無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約?！?34)蔡正孫撰,常振國、降云點校:《詩林廣記·后集》,中華書局,1982年,第275頁。正因一直未能實現,詩人才會“無日忘之”,才會在一生的不同時期反復提及。一旦約定完成,這個詩歌系列就宣告結束了,因為詩人擺脫了“未完成”的焦慮。確乎如此,詩歌不斷復現的往往是不完滿的、未能實現的東西,詩人真正忘記的只有完滿的、已實現的東西。蘇軾一生與蘇轍離別十余次,每次離別都會喚醒約定不能實現的痛苦。據統計:“先生與子由離別,大數一十一度……自此以后,終兄弟不得相逢?！?『四』20:3:63—64)在現實中一次次嘗試卻未能成功之事,變為詩人無法化解的心結?！拔赐瓿伞彼鶎е碌膬刃臎_突越尖銳,記憶的時間就越長久,復現的沖動就越強烈。

歸根結底,現實世界總是動蕩不安,不為人的意志所轉移;而文本世界卻是穩定的,更重要的是詩人自己可以成為文本世界的“造物主”,用書寫的方式改造現實。二蘇兄弟夜雨對床的約定最終未實現,但現實世界的遺憾可通過文本來補償。例如后人修建了聽雨的建筑,從詩歌書寫中衍生出物質實體:

聽雨軒在中和堂后……取東坡“中和堂后石楠樹,與君對床聽夜雨”之句為扁。(《蘇》18:953)

昔眉山蘇氏兄弟,少時誦唐人詩語,而有風雨對床之約,其后各宦游四方,終身吟想其語,以相嘆息?！麡且詾橹?他年或敢忘諸,謂此樓何!(35)吳敏樹著,張在興校點:《柈湖文錄·卷四》,岳麓書社,2012年,第354—355頁。

后世的聽雨軒、聽雨樓都是蘇軾詩的產物,文字衍生建筑的奇跡再次出現。奇特的是,盡管詩歌所寫的夜雨對床并未成真,卻不妨礙它對現實世界產生真實的、持續性的、強有力的控制和影響。甚至后人津津樂道的也正是約定的未完成:“抑蘇氏能為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36)劉克莊著,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ぞ戆税恕?中華書局,2011年,第3754頁。至此,未完成的個人遺憾化為了后世的共同心結。文本書寫所創造的夜雨對床,召喚著后世之人繼續完成。于是,聽雨建筑紛紛因此而立,復現的行為將永遠循環。

可知“未完成”的約定不僅是詩人自己重復書寫的動力,更是后人復原文本的動力,夜雨對床因此成為文學史上經久不衰的母題。文本是否真的能改變未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人人都相信文本的力量,那么它就真的可能塑造人類的行為,從而反過來改造現實。這種心理與詩讖相通,中日注家都將復現稱為詩讖,《一》云:“先生多自用其詩句以為故事,且謂之詩讖也?！?『四』10:4:452)《白》云:“次公云:‘先生于詩語中兩言入海,皆成讖語?！晕餆o心,后皆成讖,亦前定也?！?『四』12:3:647)詩讖意味著往日書寫會對當下或未來的現實世界產生影響。蘇軾很重視詩讖,元豐七年他夢見一句詩:“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37)蘇軾撰,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卷一》,中華書局,1981,第15頁。七年后詩句應驗:“忽悟所夢詩,兆于七年之前?！?38)蘇軾撰,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六八》,中華書局,1986年,第2144頁。九年后再次應驗:“是見于夢九年?！?39)蘇軾撰,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十九》,中華書局,1986年,第567頁。與其說詩讖真能預言未來,不如說詩讖被當作一種文本闡釋的話術。人們普遍愿意相信,文本世界會對現實生活產生神秘的影響力量。換言之,未來在真的來臨之前,早已被文字“書寫”過了。

從這個意義而言,文本書寫不僅創造了過去,還“創造”了未來。未來總是誕生于過去的基礎之上,既然未被書寫的過去是不存在的,那么不被文本書寫所影響的未來也不存在。當然,這并不是高估文學的作用,而是從更高的互文層面重新評估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劉勰對“文”的概念有系統論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40)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原道》,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1頁。人文與天文都出于“自然之道”,“文”就是世界的征象,而非對世界的描摹。誠如黃侃所注:“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41)黃侃著,黃延祖重輯:《文心雕龍札記·原道第一》,中華書局,2006年,第5頁?；ノ年P系編織的天羅地網,包含天地萬物,沒有什么能置身其外。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現實世界,全都經過了“文”的洗禮;我們親歷的現實人生,無一處不曾被“書寫”過。尤其中華文明以書寫為中心,人們對文本書寫的重視超過其他文明,這也正是互文性現象在中國古典文學中尤其豐富而悠久的原因。

四、“言盡意”的轉向:宋代語言觀與互文性寫作

若從唐宋詩歌轉型角度考察,“復現”還具有更深遠的理論意義?！断娫挕诽岢觥坝米约涸姙楣适隆?多舉白居易、蘇軾為例證,正呼應中唐至北宋詩歌轉型的傾向:“言盡意論”的語言觀轉向。李貴指出:“中唐—北宋的詩歌革新實質上是語言本體觀的反轉,是詩歌語言的革新,語言取代意象被視為詩歌的第一要素,詩歌的優劣不在意象的優劣,而在語言的表現力,在于表達的‘盡’否和‘造語’的‘工’否?！?42)李貴:《言盡意論:中唐—北宋的語言哲學與詩歌藝術》,《文學評論》2006年第2期。宋人對詩歌語言具有強烈的自信心與進取心,這種語言樂觀主義推進了互文性寫作的發展。

其一,語言對題材的占有困境。一方面宋詩對唐詩題材的復現成了不可避免的問題,宋人的任何寫作本質上都是一種“復寫”(43)孔帕尼翁在《二手文本》中將互文手法當成所有文學寫作的模式,認為“寫作就是復寫”。參見蒂費納·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頁。。在此困境中,宋詩題材的擴展是應對之策。另一方面,與題材擴展并行的,是宋人對語言的開發。詩歌對不同題材的挖掘終有窮盡,語言對同一題材的寫法卻能變幻至無限。例如王安石、歐陽修、梅堯臣等人以王昭君為原型進行同題詩歌競賽,對已定型的題材進行多角度翻案。再例如歐蘇“禁體物語”的原理,也是對已定型的寫法進行對抗。翻案法、禁體詩在宋代的風行,正顯示著宋人在“意新”“語工”兩方面做到“言盡意”的努力。正如周裕鍇指出:“從宏觀的角度看,整個宋詩就是一次對唐詩的大翻案?！?44)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巴蜀書社,1997年,第198頁。宋人努力在書寫領域與唐詩爭奪占有權,語言或曰文字書寫在宋代成為作詩的最高目標。宋人的語言樂觀主義既表現在詩人與他人的競爭,也擴展至詩人與自己的競爭,于是自我復現的詩歌開始涌現。黃徹認為復現的原因是“作詩多者乃有之”,此解看似淺顯,實則揭示真理:復現不是作詩數量多者,而是表達“盡”、語言“工”者乃有之。

其二,中國傳統的互文性寫作。20世紀60至80年代,互文性理論在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巴特等人的提倡下,發展為影響深遠的理論。(45)姚文放:《文本性/互文性:生產性文學批評的文本形態》,《文藝研究》2022年第5期。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復現,與西方的互文性理論有相通之處。正如楊景龍指出,中國古典詩歌中常見的用典、化用、擬作等手法,可對應西方的互文性寫作概念。(46)楊景龍:《用典、擬作與互文性》,《文學評論》2011年第2期。商偉也指出:“與歐美文學相比,中國語境中的典故出處等互文性現象更豐富,歷史也更為悠久?！?47)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第52頁。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互文性存在一種悖論:一方面,互文性寫作大量、真實地存在,具備比西方文學更豐富而悠久的傳統;另一方面,互文性的修辭學傾向在中國古代文論中飽受爭議。中國古典詩學以“情志說”為正宗,以《詩大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為正統,這是一種“去修辭學”的詩學。人心內在的情、志、意被視為詩歌的最高理想,而人工修飾的文、言、詞被無視或貶低。在情志說的框架內,互文性寫作難獲主流認可。但是,詩學理論上的黯淡,并未遮掩住創作實踐中的光芒,宋人的互文性寫作在修辭學上有著重要貢獻。進一步而言,宋人是遲到者,唐人何嘗不是?文學史能綿延數千年,充分證明了任何題材都不可能被一次性窮盡;而中國古典文學的悠久歷史,又何嘗不是一部“復現”的歷史?反向言之,或許正是因為互文性在中國古典文學創作中過于繁盛,才會引起警醒,令古人不得不呼吁力戒“矯情”。

綜上所述,宋代詩學中的互文性概念既參與了語言觀上的反思與實踐,還關涉中國古代詩論中的情志說與修辭學,具有深遠的詩學意義與理論價值。進一步而言,互文性所體現的文本傳統與現實世界、文學形式與思想內容之間的矛盾,是文學史、思想史上的永恒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