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企業行為傾向對數字化轉型邏輯的影響研究

宋樂樂

（天津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天津 300200）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興起，以數據資源為生產要素，以信息技術為應用支撐，以轉型升級為發展主線的數字經濟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的《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 年）》顯示，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 萬億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同比名義增長10.3%，已連續11 年顯著高于同期GDP 名義增速，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升至41.5%?！笆奈濉币巹澲赋?，以數字化轉型來驅動生產方式的變革。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企業將數字化作為戰略核心，開啟轉型之路。大型企業憑借資源稟賦、規模效應等先發優勢率先在行業內啟動數字化轉型，以上市公司為代表的頭部企業紛紛將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物聯網等新型數字技術廣泛應用于企業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助推企業從信息化向數字化演進，使數字化轉型成為企業對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標志和底線。作為占據微觀經濟主體地位的中小型企業，其數字化轉型結果直接關乎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1]。然而，由于受限于能力、資源等方面的約束，中小型企業的轉型成效參差不齊。中國電子技術標準化研究院（2022）指出，79%的中小企業仍處于數字化轉型的初步探索階段，12%處于應用踐行階段，達到深度應用階段的企業僅占9%[2]。從側面反映出我國企業的整體數字化轉型進程處于不均衡的狀態，中小型企業的數字化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對于中小型企業而言，資源與能力的局限性會顯著加劇其在轉型試錯過程中的風險承擔，企業如何根據自身情況和現實需求選擇適合自身發展的數字化轉型邏輯，是轉型的重難點。

一、中小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本邏輯

從數字化轉型的理論邏輯來看，當前研究成果將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劃分為傳統數字化轉型與數字跳升兩個不同分支[3]。具體來說，部分中小型企業圍繞降本增效的原則，將數字技術逐步嵌入到業務層面的管理與運營架構中，以“小步試錯”的方式由局部擴展至整體，漸進式完成戰略層面的數字化布局。然而，以數字技術推動組織生產方式變革的漸進式數字化轉型范式未必廣泛適用于所有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在VUCA 環境下，“黑天鵝”“灰犀?！钡仁录l頻發生，企業面臨的各種不確定性歸屬為新常態范疇。2020 年以來，新冠疫情對各行各業的沖擊嚴重影響了市場經濟發展，而數字技術的應用為中小型企業解決在疫情防控期間所面臨的供應受阻、運輸中斷和資源短缺等問題提供了頗多支持，使絕大部分企業正確認識到了數字技術的重要性，進而加快數字化轉型的步伐。微軟與IDC（互聯網基礎服務提供商）的合作研究數據表明，新冠疫情使約63%的中國企業加速數字化轉型[4]。危機情境下部分企業將數字化視為組織快速恢復生產經營的工具和手段，圍繞干中學的原則利用數字技術重塑企業的管理場景與運營模式，以“大步快跑”的方式從戰略層面向業務層面自上而下式推動數字化進程，力求在短時間內達到數字化轉型目的，呼應了在VUCA 時代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以提升競爭優勢的發展情境。

數字化浪潮下，轉型邏輯的多元化和精細化使中小型企業面臨新的抉擇，企業如何選擇合適的轉型方式，哪些因素會對數字化轉型邏輯的選擇產生影響，這種影響通過什么樣的機制產生作用，以及中小型企業如何利用這種影響機制制定適合自身企業特質的數字化轉型戰略，是近年來實業界和學術界共同探討的重要議題。

二、中小型企業的行為傾向對數字化轉型邏輯的影響機制

企業是否推進以及如何推進數字化轉型是組織層面統一決議的戰略行為，而行為的產生源于個體自我調節的動機過程。從企業行為決策理論的角度出發，企業對數字化轉型的感知和解讀是組織全體成員共同應對經營風險和不確定性的一種重要思維模式，其主觀意愿、風險偏好和工作氛圍等特質勢必會映射至數字化轉型的決策與實施過程中。調節聚焦理論作為重要的動機理論，是企業對外部應激評估的重要影響因素，直接作用于組織的行為決策，有利于厘清影響企業轉型邏輯選擇的內在動機和機制。該理論揭示了兩種導向的行為戰略選擇，即促進型聚焦和防御型聚焦[5]，不同的聚焦方式在動機導向、目標追求以及結果反應等存在顯著差異。在企業作出數字化轉型決策的認知思維過程中，調節聚焦會影響企業的注意力配置與數字化決策，對不同轉型邏輯所帶來的創新收益和風險損失的權衡會有所區別，使企業對相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即持有不同調節聚焦的企業會對數字化轉型表現出差異化的行為傾向。

促進型聚焦的企業更關注積極結果，通常對創新、變革等探索類行為持有更開放的態度，具有較高的成就動機[6]，敢于采用新穎的方式解決問題，對創造性行為有著較高的可控性評估，追求“獲得”的最大化。當面臨數字化浪潮所帶來的實踐需求時，促進型聚焦的企業基于成長和發展需要，更渴望成功而避免錯失良機[7]。為保證組織資源不受壓力損耗并進一步獲取更多數字資源形成增值螺旋，企業傾向于選擇激進的數字躍升邏輯實現數字化轉型效益的最大化目標，使自身處于獲得性框架中，完成組織的轉型升級。而防御型聚焦的企業更關注數字化轉型帶來的責任和義務。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已經嵌入到各種類型的生產經營活動中，覆蓋全產業鏈的各個環節，其應用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實現了各類利益相關方的價值共創[8]。來自同行業其他企業應用數字技術開展生產經營的事實已經成為競爭環境的市場信號，順應行業的發展趨勢是企業規避風險的有效舉措[9]。為消除潛在的負面影響，防御型聚焦的企業會在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導向下進行傳統數字化轉型，立足數字技術的開放、共享與共創屬性逐步引入數字技術，以實現多元利益相關方的價值共創。為此，本文認為中小型企業的戰略行為傾向會影響數字化轉型邏輯的選擇。

三、知識搜尋是中小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關鍵路徑

企業對轉型變革的初始判斷來自于組織資源稟賦與技術支撐能力。動態資源理論指出，數字化轉型的基礎為資源部署以及資源基礎的動態性[10]。一方面，由于轉型需要對傳統要素、技術與設備等諸多模塊進行數字化改造與升級，中小型企業受制于資源能力和轉型成本等多重約束，多數企業的知識基礎不足以支撐風險較大的轉型變革，而知識搜尋是企業彌補內部技術與市場資源的重要途徑。為解決資源能力的固化與匱乏，越來越多企業利用知識搜尋跨越組織邊界[11]，與外部主體，如數字化標桿企業、數字原生企業以及轉型服務商等進行交互，重新整合數字資源，構建數字能力，為轉型升級做準備[12]。另一方面，數字化作為外生性驅動力，是處于復雜社會網絡中的企業聚焦外部產業環境和制度合法性壓力下知識吸收和轉化過程的結果[13]，難以在封閉的系統中孤立發展[14]。企業為實現數字化轉型而進行的數字化技術的研發、數字化成果的應用等行為均以龐大知識儲備基礎為支撐[15]。作為挖掘可行性資源組合的有效方式，知識搜尋回應了調節聚焦下企業對數字化變革的感知與行動，被視為擴大知識儲備的有效方式，是企業緩解數字資源缺位、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強化轉型升級基礎的重要策略[16]。

調節聚焦層級視角認為，在戰略層面上，企業擁有將有限資源分配到不同活動之中的權利。促進聚焦的企業對理想目標與成長需求的渴望決定其對知識、技術等資源的積極態度[17]，會在更新知識與技術的基礎上跨界搜尋補充全新的異質性知識，為實現數字化轉型積累資源要素；以防御型聚焦為主導的企業對數字化變革持有更謹慎的態度，會基于安全需求與理性思維強化細節偏好[18]，對可獲取資源的信息進行更細致地評估，使內部知識得以擴充，外部知識得以兼容，避免企業出現資源耗竭的現象。

鑒于數字資源的可交流性和可感知性[19]，在引入數字技術進行適應性變革的過程中，企業需要以原有資源為基礎，匹配不同與之相適的轉型模式。但資源的演進具有路徑依賴的特性，往往會帶有較強的組織慣性，在原有數字資源的技術上進行技術的引入雖然可以帶來結構、流程等方面的變革，仍難免會出現組織剛性的問題[20]，差異化的搜尋策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剛性阻力。對數字化轉型而言，企業在組織升級的過程中既需要基于現有知識基礎對異質性知識進行搜尋，以實現數字資源的積累與優化[21]，同時也需要掌握前沿性知識與技術，以吸收和應用全新的數字資源，實現組織變革與流程再造，創造出新價值[22]。不同的數字資源會培育出異質性的競爭優勢，由此引發組織變革中不同的轉型邏輯。綜上所述，本文認為企業轉型邏輯的選擇需要將資源組合的影響納入考量。

四、數字技術集中度對中小型企業知識搜尋的影響

數字化轉型是在面臨較高風險情況下識別和利用數字資源拓展新業務的過程[23]?；谫Y源保存理論，促進型調節聚焦有助于資源增益機制的實現，企業會努力識別并挖掘利于目標實現的各種機會資源，利用知識搜尋策略不斷學習新的知識可以激發企業快速進行數字化轉型以獲取收益的決心；而防御型聚焦的企業在感知到高標準要求、高質量目標等信息時需要耗費更多的注意力資源去進行信息加工，容易產生更大的壓力及負面溢出效應[24]，利用知識搜尋策略學習其他企業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可以強化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以減少損失的決心。而技術、知識等工具性資源通常被淹沒在海量信息中，或附著在對象性資源（有形資源）上，難以被輕易發覺并有效利用。數字技術構建了以網絡、數據與平臺為核心的新發展模式，其連接性能夠在知識搜尋過程中提供多元渠道，使知識逐漸脫離物理形態上的地理集中，實現無邊界傳遞。為拓寬資源獲取路徑，越來越多企業借助信息網絡與通信技術的高度靈活性、拓展性和開放性在內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擴大知識搜尋范圍，深入挖掘不同主體間的異質性數字知識，以提升知識搜尋質量，高效率提煉出有價值的知識輔助決策，彌補企業資源劣勢。

數字技術是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基礎，能夠促進信息、知識和數據等資源的流動，從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25]。然而，對于中小型企業而言，每項數字技術的引入、研發以及使用都需要投入較多的時間和資金，企業面臨著大量的試錯成本和不確定的價值效益，使企業的關注焦點由“高回報”轉向了“低風險”，導致企業的數字技術集成度普遍較低，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中小型企業資源收集的阻隔，直接弱化企業與其他主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數字技術集中度高的企業在一系列數字技術的輔助下能夠與外部機構（企業、大學、科研機構能）建立聯系，從廣泛的外部網絡中獲取關鍵知識資源。為避免投機風險和機會主義，多數企業會更傾向于選擇數字化水平相同的合作伙伴[26]，長此以往會導致信息市場的分割，不僅會增加知識轉移過程中可能存在的失真與遺失風險，降低企業創新資源和要素集聚程度[27]，還會影響企業之間的開放融合、相互信任與學習交流。由此可見，企業與外部主體間的數字技術差距越大，知識在流動過程中的遇到的障礙也就越多，進而會提高知識搜尋進行跨邊界聯結的難度，導致所在搜尋領域的數字資源分配失衡，阻礙企業形成適配的數字資源和能力推動轉型進程，加劇企業主體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會削弱企業的成就動機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另一方面，知識搜尋是基于企業內部知識基礎和創新需求對外部知識有目的性的獲取，數字技術可以幫助企業構建垂直領域搜索能力，運用知識圖譜等方法建立知識概念層與知識實體層之間的聯系，快速定位搜索內容，提高搜索效率。當數字技術集中度較高時，企業可以共建相互支持的溝通機制與共享平臺，為知識和信息在不同主體間的交互和集成制定統一的編碼和共享規則，降低企業從供應側、需求側及跨地域空間的搜尋成本，提高搜尋知識的轉化與重構效率[28]；當數字技術集中度較低時，企業在無法享受利用互聯網等數字技術獲取資源便利的同時也難以應用數字技術減少由于搜索無用信息導致的資源浪費現象，會增加企業知識和技術的交流成本，易使企業陷入搜尋的壓力與負擔中，無法加強現有領域的專業性。因此，本文認為數字技術集中度有利于中小型企業知識搜尋活動的開展，進而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

五、中小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建議

1.匹配差異化的數字化轉型邏輯

一是要科學識別并評估自身的戰略行為傾向。企業的戰略行為傾向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數字化轉型邏輯的選擇。針對不同調節聚焦傾向下數字化轉型邏輯的選擇，受促進型聚焦支配的企業基于發展需要愿意承擔風險，更傾向于采取激進的變革形式，使組織能力完成從低階到高階的數字跳升，率先開展數字化轉型以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和風險管控水平；受防御型聚焦支配的企業基于安全需要會逐步積累經驗來降低數字化轉型的試錯成本，更傾向于選擇傳統轉型方式，循序漸進地引入與其生產流程環節相匹配的數字技術，從而降低轉型涉入的風險損失。為提高轉型邏輯與路徑的適配度，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之前，可通過匯總和分析企業以往的行為決策方式識別企業的戰略行為傾向，使促進型聚焦傾向顯著的企業選擇風險高、時間短的躍升式數字化轉型，讓防御型聚焦的企業盡可能選擇安全系數更高的傳統數字化轉型。

二是要有效激發企業的戰略行為傾向。企業的行為傾向具有情境性，會受到外部環境因素的影響。比如，我國原創化妝品品牌——林清軒在國外大牌沖擊下，果斷選擇以進攻型數字化戰略迎接零售的新機遇，利用數字技術賦能全產業鏈[29]，使企業整體的生產經營實現了短時間內的數字躍升，成為中小型企業數字化轉型成功的典型案例。因此，對于防御型聚焦水平過高的中小型企業，管理者可以通過創造積極的情緒事件和組織氛圍促進員工對數字化轉型的正面行為反饋，降低企業整體對數字化轉型的風險恐懼。

三是要適時調整資源配置方式。由于中小型企業規模相對較小，資源分配決策更接近決策層，管理者要根據外部環境變化及時調整資源配置方式，具備敏銳的市場判斷力和戰略定位，深入理解與掌握利用數字能力重構組織的底層邏輯，匹配合理的數字化轉型邏輯，突破轉型過程中面臨的資源束縛。

2.利用知識搜尋彌補企業資源劣勢

一是要擴充知識存量，優化數字資源配置。數字化轉型是一個高成本和高消耗的過程，數字資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企業的轉型進程[30]。目前我國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仍然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對數字技術的掌握并不成熟，企業在轉型基礎條件較差的情況下需要依靠外部資源彌補自身資源缺陷，主動向數字生態系統學習和獲取異質性數字資源，再結合內部資源進行合理分類和有效結合，及時調整核心資源的組合架構，以提高轉型的重組能力，實現資源價值的最大化，從而有效支撐數字化轉型。

二是選擇適配的搜尋對象，提升數字資源的利用效率。企業需要對自身擁有的數字資源，包括現有的數據集、信息系統、技術基礎設施等進行評估，明確搜尋對象所需的特定能力和補充資源。在選擇搜尋對象時，企業應該考慮其與現有數字資源和系統的集成性和兼容性，盡量引用能夠與現有系統相互配合的知識和技術，減少系統之間不兼容的困擾，重視通過知識搜尋獲得的數字資源的吸收和內化程度，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三是要充分利用數字平臺賦能轉型發展。一方面，數字平臺為企業提供了數據搜集和可視化的工具，有利于企業基于客觀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從而指導戰略規劃和轉型決策。另一方面，數字平臺集聚了各種豐富的知識、技術等數字資源，為中小型企業優化資源配置提供了重要載體，中小型企業可以利用數字平臺獲取不同主體的異質性資源，降低企業的知識搜尋成本，使企業高效、及時與平等地獲取數字資源，進一步加快知識與技術在組織間的流動與更新，最大程度地發揮數字平臺對于創新資源高效配置的推動作用。

3.持續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加快資源要素的流動

一是要提高數字技術的集中水平。企業管理層需要認識到數字化建設的重要性，正視數字技術對企業發展的影響。中小型企業應在轉型前期將精力重點集中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引入、研發和應用數字技術，適當投入包括資金和人力等資源以支持數字化建設，在能力承受范圍內合理購買和更新數字化設備和軟件，利用外部優勢數字技術的先發力量帶動企業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后發躍進，進而促進整體數字化轉型進程。

二是培養員工的數字素養。企業通過培訓包括數字技能、數據分析、信息安全、數字工具和平臺使用等內容提高員工對數字技術和工具的認知，鼓勵員工參加外部的數字培訓課程、在線學習平臺等活動，并為員工提供實際的數字化項目，讓其將數字技能應用于實際情境中，依此加深對數字化轉型的理解和應用。

三是重視數字人才的引進。企業需要明確數字化轉型的目標和需求，確定所需數字人才的崗位和技能要求，制定招聘策略，選擇合適的招聘渠道和平臺，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專業人才服務機構等建立合作關系，以便獲得更多數字人才資源，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積累人力資本。

六、研究結論

數字化時代，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數字化轉型是中小型企業保持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數字化轉型的過程中，企業需要結合自身的戰略行為傾向選擇適配的轉型邏輯，以提升企業的決策質量，把握轉型節奏，逐步推進數字化轉型進程。對于資源基礎相對薄弱的中小型企業而言，應當充分利用知識搜尋實現數字資源的優化配置，通過數字技術連接、開放、共享以及突破時空限制等特征降低搜尋成本，以拓寬自身的數字資源，加速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