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潼川府志》文獻學價值探析

收稿日期：2022-11-29

摘? 要：

乾隆《潼川府志》是在清代修志高潮下編纂的一部志書，不僅具有一定史料價值，更具有重要的文獻學價值，主要體現在其編纂審慎、征文考據、保存佚文三個方面。是志在體例上自成一家，對所收地方文獻詳加考證，并輯存了一些失傳文獻，通過考辨相關文獻，對深入研究清代地方志編纂情況，以及清代潼川府地區的歷史文化風貌提供幫助。

關鍵詞：

乾隆《潼川府志》；文獻學；地方志；地方文獻

中圖分類號：G2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136（2024）02-0089-06

Analysis of the Bibliographical Value of Tong Chuan Fu Zhi Compiled in Qianlong Period

LUO Yi

Abstract：

Tong Chuan Fu Zhi in Qianlong period is an annals compiled under the climax of local records compilation in the Qing Dynasty.It not only has certain historical value，but also has important bibliographical value，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prudent compilation，textual research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anonymous texts.This book has its own style，conducting detail research on the collected local literature and compiling some anonymous texts.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relevant literature，it provides assistance for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ongchuan in the Qing Dynasty.Keywords：

Tong Chuan Fu zhi compiled in Qianlong period；bibliography；local chronicle;local literature

0? 引言

潼川府，始置于北宋重和元年（1118），治郪縣（今四川省三臺縣），屬潼川府路。明洪武年間，改為潼川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復為潼川府，并以其直轄地域置三臺縣為府附郭首縣，下領射洪、鹽亭、中江、遂寧、蓬溪、安岳、樂至七縣。

乾隆《潼川府志》十二卷首一卷，張松孫修，李芳榖等纂，有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增刻本，分土地、人民、政事三部，下分四十五門附二門，約二十五萬字。該志的纂修者廣收眾采，既繼承前代志書之成果，又除弊革新，詳加考證。除一般舊方志所有的地理沿革、山川、古跡、學校、官師等內容，《潼川府志》對明清之際潼川府一帶的社會劇變、當時府內各邑的經濟狀況及各年發生的自然災害等加以詳細記述，留存了大量第一手史料。

與當時四川地區部分志書相比，乾隆《潼川府志》的編排方式簡潔得當，門類安排合理，加上纂修者態度審慎，成為清中葉以前編纂質量較高的府志。且該志書常于注釋中考訂訛誤，條目后詳增佚文，為研究清代潼川府的基本情況提供了寶貴的人文資料。

目前學界對乾隆《潼川府志》的研究多以提要性的介紹呈現，何金文《四川方志考》總結該志整體情況，尤著墨于其對舊志的參考及版本異同［1］97-98，《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四川歷代舊志提要》也有簡要介紹和評價。另偶有將該志作為考述環境變遷、輯錄藝文的資料來源，但都未以之為研究對象全面分析其文獻價值，因此似有必要更進一步地梳理探研。故今以其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為依據，探討其中蘊含的文獻學價值。

1? 明確思想 審慎編纂

編纂方志，首先要有明確的編纂思想及原則。合理的編纂思想，體現了編纂者修志的動機與目的，是推進地方志編纂的前提和基礎；而詳明的編纂原則，則有助于編纂者對地方志書的門類和內容依時依地進行合理安排，是提高一部志書質量的關鍵。

清代，特別是康雍乾時期，統一局面的出現，使得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為大量編修方志創造了客觀條件，且統治者也對方志編修特別重視。清代曾于康熙、乾隆、嘉慶年間三次編修《大清一統志》，而每次纂修之前，先令各地纂修各類方志。于是，編修方志成為一種行政命令，許多官員將修志作為其任期內的重要任務之一。故多數官員修志的思想十分明確，即充分發揮志書的資政、教化作用，以維護統治，這也體現在乾隆《潼川府志》的纂修中。

此志的主修官張松孫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由河南開封府同知升任潼川府知府，上任后他極為重視地方志書的纂修，于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一年（1786）纂修了府志，并主持了潼川府所屬八個縣的志書纂修。張松孫在府志的序言中詳盡闡明了修志以資教化勸鑒的思想，他說：“志猶史也，史備天下，志備一隅。雖志與史體異，而以垂勸鑒則同。蓋牧長之職，莫先安民。安民之政，在乎富教?！保?］他主修的其他縣志中也有相似的表述，如《遂寧縣志》卷首載：“乾隆癸卯（四十八年），奉命典郡梓州，于教養之事，次第興舉?！保?］9

同時，張松孫又認識到地方志對于了解一方之概況的重要性，認為志猶史體，“非志，則無以知歷代之成憲；非志，無以知山川之險易；非志，無以知土地之肥瘠，谷種之異宜；非志，無以知戶口之多寡，官吏之賢否”［2］。他還提到雖然潼川府偏于一隅，但由漢至清的建置沿革、山川人物，都需令后世之人展卷可得稽考，這是他作為一方官員所肩負的責任。在此種思想指導下，該志在府州物產、賦稅、山川、水利、古跡等方面著筆深刻，因而史料價值較高。

因此，《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評價乾隆《潼川府志》：“編排方式與當時其他志書略有不同，四川的府州志中僅此一種。系清代中葉以前編纂質量較高之府志?！保?］志中門類記載詳盡，史料豐富，且多加注釋、解說，成為同時代府志中質量較好的一部，這得益于張松孫及其修志團隊對編纂原則的靈活運用?？v覽全志，其編纂原則融會貫通，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創新體例。體例是指導如何修好方志的總則，選擇何種體例，如何安排設置類目等，均為編纂方志需首要考慮的問題。因方志編纂的連續性，歷來修志者常因一縣舊志續寫，體例也相差無幾，如萬歷九年（1581）《四川總志》三十四卷，其內容、門類設置基本參照嘉靖《四川總志》八十卷，僅于少數門類里新增舊志之后諸事。至清乾隆時期，潼川一帶已有幾本舊志保存下來，如明嘉靖年間陳講纂修的《潼川志》十卷，萬歷時期陳時宜修、張世雍等纂的《重修潼川州志》五十四卷，以及張松孫在府志序中所提到的已散佚的康熙舊志，由劉國佐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纂輯。嘉靖《潼川志》分十二門類，尚且簡潔可觀，而萬歷《重修潼川州志》五十四卷，卷帙過多，又采用平目體的分類方式，不便查檢，如與經濟相關的門類就有賦役志、水利志、食貨志及郡縣出納須知志，且在人物列傳、藝文志方面有收載過多之嫌。

修志者不因循舊志之門類，又在一般志書綱目體的基礎上進行變革改良，分土地、人民、政事三大總綱，然后下列門類，依門立目。此種體例又稱“三寶體”或“三才體”，其源自《孟子·盡心》篇中“諸侯有三寶，土地、人民、政事”的說法［4］，張松孫在府志中也據此闡述了自己對體例的安排：“土地、人民、政事三者為諸侯之寶，郡邑何獨不然？愚今以三者為綱，各類為目，如疆域建置之類從土地，官師題名之類從人民，學校書院之類從政事?！保?］依據此種分類標準，乾隆《潼川府志》卷一至卷四為土地部，載山川、城池、水利、土產等門；卷五至卷八為人民部，載名宦、忠孝、列女等門；卷九至卷十二為政事部，載貢賦、鹽茶、倉儲、書院等門，分門一目了然，結構主次清晰。

歷代方志，其藝文一門收羅繁復，常為人所詬病，因此張松孫在修志時不立藝文志，“如文不足傳，人不足重，而又無關于政教者，支離附會，一概芟除，其詞旨雅馴不可磨滅者，散見各門，附于本條之下”［2］。而另設雜記一門以記載祥異現象、自然災害等，他認為祥異之事看似荒謬，但并非只是鄉間空談，仍能從中探察天文地理的變化。

第二，團隊協作。方志編纂往往工程浩大，僅依靠個人的力量難以完成，編纂時常由團隊分工協作，因此一本方志常由“總纂”下領各“纂修”“校對”等完成。張松孫為了更好地編纂府志，使之成為“以垂勸鑒”的范本，于是召集府中有學識之士，進行合理分工。張松孫召集的參與人員有雅州府名山縣教諭李芳榖，府屬各縣知縣鄭璇、沈詩杜、胡光琦等，及全國各縣監生鄭琪、張廷楷、張智瑩等［2］，他們均具備一定程度的文化知識，對方志領域也有相關了解，并對地方風土人情、掌故逸事較為熟悉，為府志的順利編纂提供了人事上的保證。

為提高編纂效率，張松孫對參與人員進行了分工，李芳榖為主要纂修人，府屬各縣知縣則為分纂以協理其工作，又安排鄭琪、張廷楷等監生為分校，夏仁制作繪圖，六房典吏各出一人參與謄錄。眾人各司其職，既調動了參與人員的積極性，提高了編纂效率，又使得府志編纂不因個人好惡而有所偏頗，確保了乾隆《潼川府志》的編纂質量。

第三，詳略得當。一府一縣之事，若無論輕重緩急，均收之于志中，往往紛繁冗雜，不僅給纂修者造成重重困難，也使后世讀者不能提綱挈領，發現一方之要事。因此，如何選取剪裁所得材料也是編纂方志的重要步驟，并成為判斷方志好壞的依據之一。張松孫對于府志門類的敘述安排有詳有略，條理分明，在凡例中即有表述。如對于記錄“書升選造”的選舉志，因各縣人物繁多且科目不同，府志只選擇參選科舉之人，其余貢監散考出身者，則詳見于各縣志中。再如土產志，內容十分詳盡，張松孫認為鳥獸草木蟲魚蔬果之類，其中一些物種雖可能為天下所共有，但因不同地區的氣候變化或不同地區的人情好尚各異，即使相同的物種也可能有本質上的差別，因此必須詳加考釋辨別。

其次，在各門類的具體編纂中，對于史料的放置剪裁也有一定考究。編纂山川志時，除敘述區域內各山脈的方位形貌外，又在文字介紹后附錄與該山脈相關的詩文。詩歌全輯錄，而賦傳等文字太長者則放置于相關縣志中，如于玉堂山概況后附明楊慎所作《玉山翔鳳賦》節錄［2］，于赤嚴山概況后附遂寧人張鵬翮所作《第一山精舍讀書記》節錄［2］，并在節選后均加注按語，說明二者全篇見于縣志。

第四，圖文相資。在纂修方志時，修志者為使內容一目了然，便于查閱，常采用圖畫、表格與文字相結合的形式來規范表述。乾隆《潼川府志》也秉承這一傳統，全志貫穿圖表。其建置沿革及官師、選舉等人物均用表格展示，使后世對潼川府行政區域的變化以及重要人物都有直觀清晰的認識。其卷首繪有《天文分野圖》《府屬輿圖》《府城圖》《卷三附府署圖》《西園圖》《梓屬漢柏圖》《卷十附文廟圖》《漢柏圖》《卷十二附草堂書院圖》等。這些地形、建筑物、景觀等圖畫描摹精細，與前代志書相比，繪畫風格也由平面發展為立體，更精確地展示了潼川一隅的大致山脈走勢、河流位置，以及府中各具特色的建筑風格，為后世修志修史者研究清代潼川府的自然環境、歷史沿革、人文景觀提供了參考。

其次，修志者十分重視府內經濟發展，對府內的典型經濟現象均以圖畫的形式細致描繪。卷九首附耕織六圖，分別為《繡壤扶犁》《飛輪挽灌》《鹺泉修綆》《云溫吉貝》《錦軋織機》《筐聯名苑》，突出展示了潼川府地區農業、紡織業、鹽業等生產場景。六張圖下皆有附張松孫、李芳榖等人對此圖的說明文字，及李芳榖、張智瑩等人所配詩歌。圖文相輔相成，對農業、手工業的發展進行了溯源，考證其歷史變遷。如《云溫吉貝》一圖（見圖1），下附文字說明“吉貝”一詞即“南夷木棉之精好者”，再考證木棉花由外傳入的過程、棉紡織業發展興盛的歷程，又言及潼川府種植木棉花的歷史，并生動描寫了棉花生長時花團盈枝，似白云鋪滿原野的場景。

第五，文風質樸。方志編纂，通常有記、傳、志、圖表等體例，而這些體例的特點都要求方志在語言表述上不應隨抒胸臆，空發議論，而只能寓觀點于事實的記述之中。一切事件的是非得失、成敗盛衰等，都寓于對歷史事實的自然記述之中。乾隆《潼川府志》在每門類前均記述其歷史沿革，如鹽茶的發展來歷，區域內古跡的變遷存否，并由張松孫、李芳榖等人撰寫題記，而這些文章大多是述而不論的，以期對潼川府一帶的風土人情等進行客觀闡述。人物傳記是志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乾隆《潼川府志》中占有很大篇幅。如先憲志記載了本府內自唐以來的文人名流，其中對陳子昂、蘇易簡、蘇舜欽等人的生平事跡進行了簡要記述，修志者堅持述而不論的態度，對人物的褒貶則通過所記述的歷史事實來體現。如對陳子昂的褒揚通過引他人之著述來體現，“初作《感遇》三十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焉。盧藏用曰：‘道喪五百載，而得陳君所諭著，世以為法?！保?］方志編纂秉持述而不論、寓論于述的原則，使方志用簡潔明了的語言，在有限的篇幅內記述了浩繁的資料，成為后世可直接征引的資料依據。

2? 廣收箋釋 征文考訂

乾隆《潼川府志》取材繁富，采錄前代府志及所轄各縣縣志中的資料檔案，纂修者還親自參與社會調查，相關文獻基本全錄以供后世參證。志中山川、城池、水利、土產、古跡等門類所引征史料豐富，考證精詳。

張松孫在該志的后跋中表示，此志甫一殺青，便得到多方求購，但他又認為：“其中尚多?？粗?，循例呈于督學錢黼堂太史詳加校閱，又為訂訛斥偽，補其缺略，后分手校對，期于一字無訛，始知校讎之難如掃落葉。信然予愧非良史之才，又少藏書以資考訂，就各邑令之采訪送局，區分門類，匯集成書?！保?］這說明張松孫對方志的編纂態度謹慎，不僅親自校對，又送至督學以及各縣知縣處進一步考校。此志的《修志啟》中也提及，修志時需“不隨胸臆為增刪，孰革孰因，橫權悉歸制度，為經為緯，編摹盡是文章”［2］?？梢娦拗菊邞B度縝密周詳，重視修志的每個過程，遇有是非倒置者，立即飭令刪改，使得該志呈現出征引廣博、考證嚴謹的特點。

首先，箋釋采掇諸家，標明文獻出處。修志者于該志中，尤其是土產志、古跡志二門中，大量引用各類文獻以資佐證，均標明引用文獻的出處，對某些意義不明確的地方加以注釋補充，在豐富其文獻價值的同時，又為后世修志者檢索查閱乃至稽核糾謬提供了便利。

其土產一門專記府內各種物產，包括動物、花草、藥材、特產等，每種名詞下均附大量的文獻資料，借《說文解字》《廣雅》《爾雅》《博物志》《抱樸子》《酉陽雜俎》《淮南子》《禮記》《周禮》等經典文獻進行解釋，還引用了王充、杜甫、王志遠、王維、楊萬里等歷朝歷代名家詩文辭賦以豐富其內涵。如在說明櫻桃時，下附文字：“《禮記》作‘鶯桃，《月令》作‘含桃，王維詩：‘才是寢園春薦后，非關御苑鳥銜殘。潼家園間植之，而實不蕃，顆粒小，色不甚紅?！保?］再如“茉莉”一條下引據諸家著作中茉莉的別名，“《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集》作‘沒利，《洪景盧集》作‘末麗，梵書作‘抹利曰鬘華，《丹鉛錄》‘晉書都人簪柰花即今茉莉”，再記潼川府之茉莉與其他地區的不同：“潼有千葉者，異于他處?！保?］

古跡一門也沿用此種編纂方式，引用歷代地理文獻及正史來說明古城、寺觀、碑刻等遺跡所在方位和歷史變遷，引用文獻包括《華陽國志》《隋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志》《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元豐九域志》《水經注》《通志》《元史》《徽州圖經》等。

其敘述一地時，常引用多種地理文獻對其位置沿革進行說明，并堅持述而不論的原則，只參引列舉各類地理文獻而不輕作判斷。此種方式多出現于記述某地之廢縣廢城等，如其古跡志中，記三臺縣之涪城廢縣云，“《隋志》：‘涪城縣舊置始平郡，西魏改郡曰涪城，周又改曰安城。開皇初，郡廢改縣曰安城，十六年又改曰涪城，屬金山郡?！对椭尽罚骸⒊强h本漢涪縣地，唐初屬綿州，大歷十三年割屬梓州。宋因之，元至元二十年，并入郪縣?！遁浀丶o勝》引圖經云：‘唐涪城縣城在今縣東?！保?］再如記鹽亭縣之鹽亭廢郡云，“《隋志》：‘新城郡領鹽亭縣，西魏置鹽亭郡，開皇初，郡廢。唐屬梓州，《元和志》：‘縣西南至州九十三里，本漢廣漢縣地，梁于此置北宕渠郡及縣。后魏恭帝改為鹽亭，以近鹽井為名?！跺居钣洝罚骸蠢钼摺妒裼洝缝`江東鹽亭井，古方安郡也?！保?］

該志山川、水利、古跡等門類，常輯錄各種相關詩文辭賦題記，并于其后作注釋，以解決閱讀前人的著作時可能遇到的困惑，便于讀者了解作品創作的時代背景、文化特點。如在古跡志介紹琴泉寺時，輯錄清人洪成鼎的五言詩《琴泉寺》，在“塔圮殘名跡”一句后注釋“塔內舊有唐末人王鳣祥楷書《法華經》，塔圮時或有得其一二葉者”，又在“濟旱望為霖”后加注“求雨禱于泉輒應”［2］。又如李芳榖寫靈峰寺的詩歌《同何璞山馬軼凡游靈峰寺》其四中有“杜老先游梓”一句，下注“少陵客梓在未有寺之前，故無題詠”，又在“休文又去渝”一句下注“澹園師守梓，凡名勝題詠殆遍，獨未到此峰，今移節川東矣”［2］。

其次，考證詳贍精審，避免隨意附會。凡對于記載有存疑之處，是志多有詳細的考證記錄，且輔以修志者的實地勘察，充分保證了記載的準確性。如山川志中“三臺山”一條下言及城西處的三臺山又被稱為“印臺山”，但張松孫等人考舊志“印臺山在城南二里，山方頂圓，其形如印，則非三臺”［2］，得出印臺山是城南的另一座山，而非三臺山之別名。再如公署志中，修志者花了大量篇幅對潼川府公署舊址進行考證：“潼川府屬在城北萬壽山下，山特一培

耳，而吉氣所鐘，蔥蔥郁郁，平麓寬衍，約數十畝，獨高于東西南三面地。以建廨舍，得居上臨下之勢焉，此陟

降原者所必擇也?！保?］修志者先從地形方面入手，記載了公署選址與周遭環境的不同。因府署地址歷經多年，恐有變遷，當時所存的地理文獻中又無記載可資考證，于是修志者又根據署內所存遺跡與典型景物，并詢問采訪當地居民，得出當時府署即唐代節度使的府署，且自唐至清皆未遷移，于是志中又載：“而漢晉以前是否建此，文獻無征。今署左衙神祠后有唐太保顧公彥暉遺井，署右圃有顧公鏡堂遺址。予于荒煙蔓草間訪獲其跡，詢之父老，猶有能詳晰道之者。且來袞亭之黃連樹，鏡堂之檬樹，及儀門甬道兩旁之柏樹，黛色參天，霜皮溜雨，皆千百年物，則今府署為唐節度使署無疑。即唐后歷宋、元、明為路為府為州，沿革不一，其皆署此，亦無可疑也?！保?］

對于其中一些經文字無所考證者，或是所引文字有缺略者，是志均照原樣載錄，不牽強附會，隨意為之。公署志中同時列舉所轄八縣的巡按、行臺、布政、按察等分司署，因其時間久遠無法考證，所以修志者將其并舉，并在最后標注“今盡圮廢”。再如城池志中引明王完所作《潼川州修城記》，其中有字漫漶無識，于是于文中缺略處標注“缺一字”“缺六字”等字樣，使其文獻資料盡可能準確詳細［2］。

再者，不盲從舊志，仔細辨謬勘誤。乾隆以前，潼川府區域已有明嘉靖《潼川志》、明萬歷《重修潼川州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舊志，但張松孫在修志序中僅言及修志時曾參考康熙舊志，因此可推斷乾隆《潼川府志》中所言舊志者大抵皆指康熙舊志。乾隆《潼川府志》在行文中凡遇舊志所載，均在條目中以“舊志云”等字樣標明，并根據當時的目驗材料對舊志所載進行了比對勘誤，如遇有事實出入之處，則予以糾正并寫明理由。

總而言之，乾隆《潼川府志》對舊志的運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直接沿用舊志的，說明其來源。如古跡志中，“鑒樓”一條下寫明“舊志云在府治內”［2］；“四春亭”一條下寫明“在府治內，舊志在憲司”［2］；“蘇易簡宅”一條下寫明“舊志云在州治南八十余里”［2］。

第二，對于舊志記載錯誤的，予以糾正。如先憲志中，考證漢鄭純一名時云：“考《通志》及舊州志，則稱鄭紀，今以《華陽國志》改正?！保?］又考漢鐔顯之名云：“考《通志》及舊州志，則稱譚顯，今依《華陽國志》改正?！保?］

第三，對舊志中記載不足的，補其缺略，述其緣由，若有考證之處則注明考證過程。如潼川府舊時雖非著名產茶地，但當時已產出一種“土茶”銷往他地，修志者遂新辟茶法一門以供后人參考，志云：“今已屬邑有行銷邊腹水陸茶引，而專立茶法一門，且歷稽前代行茶榷課之則，悉以志之?！保?］再如城池志首，張松孫表示舊志對潼川府歷代沿革著墨甚少：“夫豈考而舊志不詳，則載筆者之簡率?！彼煊谥局醒a敘了從劉備析廣漢郡置梓潼郡，至南宋嘉定年間魏了翁修城抵御張福作亂的史實。且舊志對明嘉靖年間趙德宏重修城池一事也簡要帶過，張松孫認為“城圮而趙德宏實重修之，而志僅稱其砌四門，何其疏也”［2］。后來他在探訪牛頭山時恰巧得到了一塊殘缺的石碑，上有郡人王完所寫前州守趙德宏修城碑記，遂附其碑記于志中，作為對趙德宏修城一事的補充，以茲紀念其為民計之深遠。

3? 輯錄書目 保存佚文

乾隆《潼川府志》除了在編纂、考證方面有所成就，更輯錄相關佚文便于后世資考。雖然張松孫認為藝文無益于政教，修志時不列藝文志，但該志在相關門類后仍輯錄了相關書目，其收錄詩文辭賦原文內容時也更為精簡，與潼川府無關的詩文，本志大多刊落不錄?？梢哉f，該志用另一種方式保存了文獻，使讀者仍可以從藝文方面了解潼川府的基本情況。

首先，該志于古跡志中著錄了不少金石銘文、墓志的條目，以及府邑內前代文人所寫作品的書目。記載的書目主要附于各縣古跡之后，如于遂寧縣下載《蓮花漏記》《梓潼古今記》《梓潼風俗譜》《舊圖經》《遂寧好》《遂寧志》等書目，并附簡要按語，介紹作者或著作情況。如《梓潼古今記》附文“淳熙間郪令孫汝聰撰”，《梓潼風俗譜》附文“教授石慶嗣撰”，《遂寧好》附文“閬守志載西寧中遂寧守向公著《遂寧好》十章，寄閬守鄭公，鄭答以《南隆好》十章”［2］。

除著錄書目外，乾隆《潼川府志》也輯錄相關原文。該志于山川、水利、古跡等門類中匯集包括詩詞、游記在內的各類文獻，通過藝文構建出了潼川府完整的地方風貌。所輯錄作品覆蓋唐、宋、元、明、清五朝，尤詳于明清時期，以記、序、詩、賦、墓志等體裁為主，其收錄內容時僅于作品前載著者名和書名，而無提要。如山川志中“三臺縣牛頭山”一條中，輯錄了杜甫的詩歌《上牛頭寺》《登牛頭山亭子》《望牛頭寺》，明嘉靖年間提學使陳文燭的《牛頭山工部草堂記》，以及張松孫本人所作的《登牛頭山作》。再如“鹽亭縣云溪”一條下，附杜甫詩歌《云溪》、宋嘉州刺史何耕的詩《云溪》及時人查淳的《晚次鹽亭縣云溪》。

此外，該志在保存舊志佚文方面也有可述之功。修志不免要沿襲舊志，張松孫在序文中提到的舊志六冊，雖說已匯以成帙，但未提及是否刊刻和公開發行。張松孫不僅在編纂新志時直接引用舊志相關內容，并詳加考證糾謬，更在卷首完整抄錄舊志的序文，使舊志的行文風貌、編纂方案得以憑此窺見其大概。通過舊志序文可考見當時舊志門類，以及乾隆新志于何處有改變，如就藝文一門來說，舊志序載：“至若詩歌存陳杜風流，賦紀列王楊俊偉，宋如與可，明若用修，吉光片羽，咸收藝文?！保?］可見舊志對于歷代文獻是廣泛收錄的，與張松孫的編纂理念相異。通過佚志的序文和有關內容，有助于了解佚志的原貌，纂修者的編纂思想、原則，以及當時的修志情況。進一步看，通過佚文還能了解佚志編修時代的建置沿革、氣候地貌、當時的社會狀況，可見此志具有重要的輯佚價值。

除舊志序文外，該志還收錄一些古今典籍未載的地方文獻資料以及修志者所作詩詞題記等，為后人了解潼川府提供更多、更詳細的文獻資料。如前文所述，張松孫在牛頭山訪得明人王完所寫趙德宏修城一事的碑記，將其寫入志中，第一手史料的收錄填補了明代潼川府城歷史的空白，使府城之歷代沿革變遷更加清晰，保持了方志記載的連續性。再如山川志在介紹云臺山時，輯錄了一篇題為明人郭元桂所作的《云臺勝境記》，此篇實為明郭元柱為《云臺勝紀》一書所作序文《刻云臺勝紀序》，“桂”乃“柱”字之誤?！对婆_勝紀》僅有一本萬歷十九年（1591）的墨稿本傳世，現藏于三臺縣文物管理所［5］，歷代方志皆無著述。獨乾隆《潼川府志》載郭元柱序文，使《云臺勝紀》的部分內容得以借助方志的流傳為世人所知。從郭元柱的序文中可知，明代萬歷年間的云臺觀殿宇宏大、神像莊重，已是一方勝跡，而《云臺勝紀》更使“玄圣誕降之詳委，靈應之仙跡，山川之奇，宮觀之麗，藩府崇祀之典，賢公卿大夫篇詠之富，宛然在目”［2］。該志還大量輯錄了張松孫、李芳榖以及前代知府沈清任等人的詩文，均附于所寫條目之后，這些詩文雖大多為即興娛樂之作，卻也能發掘出一些以資考證的材料。如古跡志“護圣寺”一條下，附乾隆四十年（1775）潼川府知府沈清任的《重修護圣寺碑記》，文中提到康熙舊志記載寺內有王勃、庾信的碑記以及顧彥暉的鐘銘，但已剝落無字。到乾隆初年，寓居寺內的葉學芬在其詩注中云碑記鐘銘已俱無存。從沈清任的記述中可知，王勃、庾信等人遺跡已于康熙、雍正時期湮沒殆盡［2］。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乾隆《潼川府志》輯錄的佚文類型多樣，對后世讀者全面了解潼川府歷代風俗民情，乃至對當代建設地方文化、開發旅游資源都具有重要意義。

4? 結語

雖然乾隆《潼川府志》因時代的局限性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舊方志共有的缺陷，如列女、忠孝等宣揚封建思想的門類仍占有相當大篇幅，關于祭祀、儀禮等內容的資料收載過于煩瑣。且收錄張松孫、李芳榖等時人藝文有過多過濫之嫌，民國《?？悼h續志》編纂凡例中對歷代各地方志簡單考述，其中也就此問題進行了評價：“若《童川府志》張松孫、李芳榖諸修志者絕無關系之詩文，并雜僝入，則過濫當戒?！保?］但整體而言，與同時期其他方志相比，該志編纂原則明確、清晰、有條理，在體例創新的基礎上，對潼川府歷史沿革相關資料收羅豐富，既證舊志之訛誤，又補舊志之不足，可以說是一部史料精審、寫作嚴謹、考證詳賅、具有重要文獻價值的地方志。

參考文獻：

［1］何金文.四川方志考［M］.長春：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吉林省圖書館學會，1985.

［2］張松孫，李芳榖.潼川府志［M］.乾隆五十一年（1786）刻本.

［3］金恩輝，胡述兆.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M］.臺北：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21-32.

［4］倉修良.方志學通論［M］.增訂本.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300.

［5］左啟.明代墨稿本《云臺勝紀》［J］.宗教學研究，1999（1）：68-70.

［6］梁成久，陳景棻.?？悼h續志［M］.民國二十七年（1938）鉛印本：5.

作者簡介：

羅伊（1996— ），女，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地方文獻學、方志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