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寫“人”的故事

徐洲洋

摘 要：英國傳記文學的發展史，其本質就是對人如何能更好地被書寫的一種觀念史。對英國近幾個世紀傳記理論發展脈絡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傳記對傳主隱私的披露和內在心理的探究日趨深入和客觀，傳主身份逐步擴展到女性和少數族裔等曾經的邊緣群體;傳記與小說等其他虛構文類的邊界開始模糊，重心也逐漸從客觀歷史書寫向主觀文學創作傾斜，對傳記樣態的呈現也逐漸變得更加異質和多元。

關鍵詞：英國文學;傳記理論發展;人的書寫

中圖分類號：I109.9?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674-5450（2024）01-0088-06

傳記在西方是一個古老的文類，其歷史源遠流長。在西方，最早的傳記作品能夠追溯到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詩人希俄斯的伊翁（Ion of Chios）為當時的名人所撰寫的傳略，被認為具備了傳記的雛形[1]891?，F代英語中biography（傳記）一詞，直到17世紀才得以出現。1683年，英國文藝批評家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在為《希臘羅馬名人傳》（Parallel Lives of Noble Greeks and Romans）的英譯本所寫的序言中，第一次在英語中使用了biography一詞，他也順便給傳記下了一個十分簡潔的定義——“關于特定人的生活史”[2]60。

雖然傳記在西方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但與歷史和文學等人文領域的主力學科相比，傳記卻長期處于邊緣文類。關于傳記的理論研究也往往因其只關涉對傳主私人生活的書寫，似乎不夠具有“科學性”，而始終無法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3]3，這也導致傳記理論發展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十分匱乏。本文試圖對傳記在英國的悠久發展歷史和其間有關傳記書寫的各種理論思辨作一簡略勾勒，以幫助人們對“人如何能更好地被書寫”這一傳記基本理念的演變歷程有更加明晰的了解。

在英國，對傳記理論的探討主要是從18世紀開始的[4]13。我們如何去認識和書寫一個人的生活，一直都是幾百年來西方傳記作家和讀者們非常熱衷討論的議題。通過對英國近現代傳記文學發展的縱向歷史脈絡進行簡略梳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對私人生活處理方式的明顯變化是現代傳記史的一個顯著特征之一”[5]27。正如約翰·德萊頓在談論傳記和私人生活的關系時所強調的，“生活的華麗被奪走了：你看到是一個可憐的擁有理性的動物，如自然造物初始般赤裸的個體，（通過傳記）你可以熟知他的激情和愚蠢”[2]60。當然，傳記書寫在歷史中的任何轉變都絕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與其所處時代的政治、文化、思想和科技發展等歷史背景緊密相關。斯塔夫（Donald A Stauffer）認為，在現代科學理念引導下，生命現象被認為與其他自然現象一樣，可以被密切地按照經驗主義的方法進行觀察和分析[6]215?？梢哉f，英國傳記文學書寫的發展歷程正是對英國社會文化思想觀念變遷的一種客觀燭照。

一、英國傳記文學的肇始：掀開神壇面紗，走入日常生活

傳記在英國有著數百年的發展歷史。在古典和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傳記文類，但那時的傳記更多被認為屬于歷史的副文類，且帶有中世紀濃烈的宗教色彩。傳主都是知名的宗教人士或世俗的君主，與普通人的生活較遠。而且，那時的傳記作家也并不注重材料的真實性，很多傳記內容都是“靠虛構和想象完成的”[7]201，圣徒傳（hagiography）就是這種傳記的代表形式之一。直到17世紀，傳記才真正走入英國文學的主流視野。17世紀伴隨著文藝復興的余音和啟蒙運動的孕育發展，封建王權和教會的絕對權威開始被打破，世俗生活中個人的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伴隨著科技進步而來的現代印刷業開始蓬勃發展，市民公共空間的逐步擴張，隨之而來的是如自傳、日記、日志等各種形式的記錄個人生活、思想和感情內容作品的大量出現。憑借宗教改革而走進尋常百姓生活的清教精神，更是特別強調對人的內心的精神世界發展的關注和記錄。17世紀英國發生的光榮革命和王朝復辟所帶來的連年戰爭和社會動蕩，有大量的直接參與戰爭的官兵，“他們或者用文字記錄下自己在其間的各種經歷和故事以作紀念，或者為自己不幸在戰爭中失去生命或遭受苦難的親人立傳以作回憶和緬懷”[5]30。這些因素都導致在這期間各種傳記文學作品數量的持續增長，傳記題材范圍也不斷擴大。很多人通過傳記的形式來記錄受人尊敬、愛戴的朋友及親屬的成就和思想，如威廉·羅帕（William Roper）在17世紀初出版的對其岳父托馬斯·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的傳記就屬于這種類型。但是，也有許多傳記作家嘗試為他們并不十分熟悉和了解的一些著名作家和宗教人士作傳，這類傳記往往因內容大多是對傳主有關史料的生硬堆砌或太過于注重道德說教作用，導致傳記文學性不強。這期間，還出現了最早的女性傳記作家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

rgaret Cavendish）的傳記作品，其內容主要是為了頌揚和緬懷她的丈夫在戰爭期間所表現的高尚行為和之后流亡期間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受當時的思想所限，作者作品中的女性意識在這個時候并不突出。17世紀的傳記特別關注個人在生活中所經歷的故事，這其實也是對古希臘羅馬時期著名傳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在其代表作《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所強調的傳記應把注意力集中在私人生活和家庭瑣事上的一種觀念的回歸。

18世紀是英國文學發展取得大繁榮的一個黃金時代。工業革命高歌猛進的直接結果就是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的誕生，教育的普及讓文學開始逐漸走下高雅藝術的舞臺，讀書看報成了市井階層重要的休閑方式之一，小說、戲劇、傳記等文類在這一時期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18世紀英國傳記理論發展影響最大的人物無疑應該是塞繆爾·約翰遜（Sam-

uel Johnson）。約翰遜認為，傳記的主要關注點應該是對個人性格的描繪，并且這些內容在傳主的社會和家庭的生活中比他在外在公共事業中體現得更為淋漓盡致。約翰遜堅持傳記作家應該忽略刻意表現傳主偉大的那些十分庸俗的外在表演和事件的記敘，而將視角引入家庭的私密生活，展示傳主的日常生活細節，“拋棄掉那些外部附屬物”[8]131。約翰遜另一個難能可貴之處，就是與之前時代的傳記作家更關注社會中掌握權力的公眾人物，認為他們的生活可以更好地體現和代表時代的文明不同，約翰遜更關注他周圍的那些普通人。發掘這些人在生活中所面對的各種復雜斗爭和沖突，可以更好地了解人們做出那些可疑的決定和行動的緣由。沒有哪種文類比傳記更值得挖掘，因為“沒有哪種書寫能比傳記更為實用并令人愉悅”[8]129。

這種對傳記真實性的追求，也導致18世紀的傳記作家開始把力求真實的傳記文學與當時十分流行的贊頌詩（panegyric）區分開來，并認為后者往往因對傳主的惡習和缺陷故意視而不見而書寫真實性不高。約翰遜對傳記文學的這些先驗式的理念，在他最早的代表性傳記文學作品之一的《理查德·薩維奇的一生》中得到完美呈現。他在這本傳記的開篇就表達，“這將是一個充滿了悲哀的敘述”[9]2。約翰遜筆下的薩維奇并不是處處都是一流和完美的，但他生活的那些痛苦的個人掙扎仍然被認為是足夠有趣和重要的，有著足夠的價值被記錄下來。約翰遜對傳記作品應當真實表現人性這一觀點，無疑是傳記理論發展的一大進步。

詹姆斯·博斯韋爾（James Boswel）作為約翰遜生前的摯友，他所作的傳記《約翰遜的一生》（Life of Johnson）被認為完美繼承了約翰遜的傳記文學理念，其一經出版就廣受好評。博斯韋爾非常大膽地依據他所收集的資料對約翰遜很多鮮為人知的家庭生活細節進行披露，尤其是表現約翰遜不為人知的那些缺點的翔實描述，讓傳記中的約翰遜形象十分立體和飽滿。著名文學評論家理查德·阿爾提克（Richard Al-tick）認為，“正是博斯韋爾使傳記形式成為一種文學活動，從而展現出了驚人的可能性”[10]76。

總的來看，在18世紀的英國傳記中，對傳主個人性格特點等內容的真實展現十分被看重。這往往意味著在傳記中不僅要有對傳主慷慨和高尚行為的贊美，傳主性格中的缺陷和弱點的描述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傳記文學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蟄伏：重拾褒揚之風和對小說書寫的借鑒

19世紀的英國傳記發展一個比較吊詭的現象，就是18世紀博斯韋爾所提倡對人的優缺點進行客觀、完整、真實的傳記書寫方法并沒有被19世紀的傳記作家很好地繼承下來。貫穿整個19世紀，關于傳記可以涉及的書寫邊界到底在哪里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那個時代的傳記作家既不想把傳記寫成僵硬和扁平的傳主頌詞，又對披露傳主個人和家庭隱私方面的內容充滿焦慮。當時的人們之所以會有如此觀點，主要還是受到了同時代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人們開始對名人傳記中對人性脆弱和失敗內容的描寫感到非常抵觸。尤其在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英國開始步入以思想保守著稱的維多利亞時代，掌權的資產階級額外注重社會的穩定和對清教思想的推崇，對傳主良好聲譽的保護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強調，因此對傳主的那些不明智和失敗內容的揭露就顯得不合時宜而多被傳記作家故意忽略，對涉及傳主男女之間不正當性關系和性行為等在當時被認為有違道德的書寫更是會遭到嚴厲的苛責。即使是十分認同約翰遜傳記理念的約翰·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1830年在為其岳父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所作的傳記前言中，雖承認自己有責任要把這個故事講得又真又好，但還是不得不特別強調“有些事情還是不說為妙”[11]37。因此在19世紀，盡管人們越來越傾向于認為傳記中對完整和真實的人的描述是必要的，但顯然更看重的是傳主的模范榜樣和教育功用，傳記作家不得不需要謹慎行事，忽略傳主所遭遇的那些過于令讀者感到沮喪和痛苦的情節。比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威廉·戈德溫（William Godwin）為紀念其亡妻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所作的傳記《維護婦女權利的作者回憶錄》。雖然戈德溫本意是為了悼念、贊頌這位19世紀著名的女性作家和女權主義者，但他這本傳記的實際效果卻被認為是極大地毀壞了他妻子的聲譽，主要是因為戈德溫在書中大量披露了他的妻子很多不為人知的私密往事，尤其是其曾經未婚產子和擁有情人的過往。在倡導家庭和諧的19世紀英國，女性的這種行為無疑在當時是無法被人們所接受的，戈德溫也因此被諷刺為是“鐵石心腸（a heart of stone）”[12]9。

當然，并非所有19世紀的傳記作家都贊同這種觀點。英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就反對這種文風，認為“如果作家都不敢在傳記中寫任何冒犯傳主的內容，就沒有傳記可以寫了”[10]155。在卡萊爾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詹姆斯·弗雷德（J. A. Frou-

de）所撰寫的《卡萊爾傳，1882—1884》，就突破了維多利亞時期一味為傳主歌功頌德的慣例，大膽地披露了卡萊爾性格上很多不為人所知的缺點和婚姻家庭生活中的諸多不幸，塑造了卡萊爾雖不完美，但卻無比真實和立體的人物形象。雖然弗雷德因該部作品的出版飽受非議和斥責，但客觀上為“扭轉當時傳記書寫盛行的隱諱和溢美的虛假文風發揮了重要作用”[7]343。

19世紀英國傳記文學發展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傳記和其他文類尤其是小說的聯系愈發親密。馬克·薩爾伯·菲利普斯（Mark S-alber Phillips）認為，“傳記文學作品的實用價值和喚起（讀者）共情來施加教育的能力與小說的功能類似”[13]104，傳記也開始模仿小說筆法，在書寫中嘗試加入大量有關傳主動作和心理活動的細膩描寫。而維多利亞時代很多著名的小說如夏洛特·勃朗特（Charlotte Bront?）的《簡·愛》和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大衛·科波菲爾》等，多采用第一人稱敘述的寫作手法，小說中所描繪的人物和生活場景也多取材于作者真實生活經歷，因而常被認為應歸屬于半自傳體的現實主義小說類別。這些變化為20世紀新傳記（new biography）所倡導的真實和虛構有機結合的傳記寫法埋下了伏筆。

三、傳記文學在英國的再次繁榮：從歷史書寫向文學創作的轉變

20世紀英國的傳記文學迎來了發展的又一繁榮期。一方面，20世紀接連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思人性，紛紛質疑維多利亞時期以來對人在生活和道德上所設立的諸多清規戒律的合法性。利頓·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率先發難，在為包括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在內的一系列維多利亞時期的名人所作傳記中，他對維多利亞時代關于宗教、責任和帝國的思想提出了廣泛的批評，深刻地揭露了維多利亞時期社會表面繁榮的背后所彌漫著的那種狹隘、虛偽的精神內核。在他看來，傳記作家的首要職責是要保持自己的精神自由，而不是“取悅和恭維傳主和讀者”[14]33。隨著20世紀60年代D.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充滿情欲內容描寫的小說《查特萊夫人的情人》被英國政府正式解禁，在奉行保守主義的英國曾經被視為傳記書寫禁臠的性話題也開始逐漸走向前臺。對傳主性態等方面的探索，被認為可以更好地幫助讀者了解傳主的完整人格而被大量書寫。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20世紀初所創建的精神分析法對傳記書寫的啟發無疑也非常具有代表性。阿爾提克曾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手法比作“傳記作家手中的火炬，從而可以照亮傳主內心潛意識遮蔽的朦朧之處”[10]334，可以說貫穿整個20世紀的英國傳記書寫無不受到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影響。如羅納德·弗雷澤（RonaldFraser）的《尋找過去：一位英國紳士的成長歲月，1933—1945》、布萊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的《最后一次見到父親是何時》、蒂姆·洛特（Tim Lott）的《干玫瑰的花香》等傳記作品，都因其大膽地采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工具對傳主人生不同階段的精神世界進行了剖析而使其作品別具一格，頗受讀者歡迎。

另一方面，隨著人文和社會科學知識的進一步發展和小說的繁榮，此時很多作家對傳記如何與現代生活和思想進行勾連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傳記理論也開始得到系統化的研究和梳理，進入傳記文學理論發展的自覺時期。這一階段助力傳記理論發展的杰出代表無疑應該是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她革命性地提出了新傳記的概念，開創了傳記文學發展的現代主義新時代。她曾動情地說：“如果我們將真理視為花崗巖般堅固的東西，而將人格視為彩虹般無形的東西，那么傳記的目的是要將二者天衣無縫地融為一體?！盵15]149伍爾夫認為，生活的真實性并不是通過人的行為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對人的個性的發掘和剖析而自然展現，“隱匿在內心生活中的思想和情感，在靈魂陰暗而隱晦的隱藏通道中蜿蜒”[15]150。伍爾夫重新喚起了人們對傳主內心生活的重視，并特別強調傳記作家應該像藝術家那樣具有獨立和自由地對傳主進行描寫和評價的權利;認為作家已經是其自身傳記作品中的一部分，“他選擇;他綜合;簡而言之，他不再是編年史家;他已成為一名藝術家”[15]150?？梢哉f，從伍爾夫以來，西方的傳記書寫已經開始逐漸從歷史向文學轉向，傳記作家被賦予了和小說家一樣的自由書寫和塑造筆下人物的特權。而傳記的讀者也不再把閱讀傳記看作是檢討自身道德水準的試金石，而是渴望通過傳記看到“他人也如自己一樣經歷著掙扎和漫長而痛苦的冥想，他們欣喜地發現即使是英雄也是一個分裂的存在”[16]34。至此，傳記、自傳、日記和回憶錄等曾經彼此壁壘森嚴的傳記文類劃分的界限，也逐漸變得模糊，反叛和實驗開始成了新時期傳記作家們的口頭禪。傳記作家走下相對嚴肅的歷史舞臺，開始變身為“講故事”的人[17]17。

1972年，伍爾夫的外甥昆汀·貝爾（Quentin? B-

ell）就嘗試運用伍爾夫所倡導的新傳記手法，發表了《伍爾夫傳》。在這本傳記中，貝爾摒棄傳統傳記的敘事手法，注重對伍爾夫日常生活情節瑣事的著墨刻畫，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紀英國傳記文學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伴隨著女權主義、后現代和后殖民等新思想理論的蓬勃發展，很多曾經長期處于傳記文學中被忽略和邊緣地位的人群開始逐漸走到傳記文學書寫舞臺的中央。人們相信女性、少數族裔、有色人種、歷史中的小人物，他們的故事同樣值得傾聽，他們的歷史也同樣具有時代的分量。尤其是20世紀末，許多女性傳記作家走入主流文學視野，她們利用自己獨特的女性視角為歷史上很多有名或無名的女性著書立傳，并重新審視西方傳記中根深蒂固的父權傳統，圍繞“階級、代際關系、種族、民族主題分析女性自我和女性身份”[18]302，開辟了傳記書寫的全新女性主題和領域。像阿里海-布朗（Alibhai-Brwon）的《在家百日好》和阿曼達·維克利（Am-anda Vickery）的《紳士的女兒：英國喬治朝的婦女生活》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品。

綜合來看，進入20世紀，英國的傳記作家首先對之前維多利亞時期對傳主采取缺點掩蓋和注重正面頌揚傳主偉績的書寫策略進行了有力批判和反駁，認為傳記應該對傳主做更加立體和全面的形象刻畫，有關傳主性格缺點和生活中失意內容的描寫又被重新提倡。受弗洛伊德的影響，在20世紀的傳記書寫中，人們開始越來越關注對傳主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潛意識、欲望和內心沖突等心理事實的探索和描繪，曾經是傳記書寫禁區的性和同性戀等話題，也開始在傳記書寫中大行其道，受到人們的吹捧。以伍爾夫為代表的新傳記倡導者們，逐漸把傳記從歷史書寫轉向文學創作，在后現代思潮的裹挾下，傳記的非虛構屬性開始頻繁遭到挑戰。很多真實和虛構混雜、歷史和小說文類并用的后現代傳記開始嶄露頭角。21世紀傳記文學的內涵和外延再次面臨著概念的修正和擴張。

四、結語：走向21世紀的英國傳記文學

自從20世紀60年代以降，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主義思想、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作者已死”和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的話語權等后現代理論的橫空出世，文字不再如曾經認為的那樣忠實可靠，貌似客觀公正的傳記書寫表象之下，滲透著傳記作家各種交織的權利和欲望，對傳記作品的解讀也不再被認為擁有統一的標準和答案。在后現代理論思潮裹挾下，中心消解、邊界模糊，傳記開始走下歷史“客觀性”的神壇，而被越來越多地賦予文學和美學屬性。

隨著全球化和數字化時代的到來，聲音、影像甚至虛擬合成技術都開始被用作傳記書寫的手段，多姿多彩記錄真實生活的方式，標志著“人們持續對人類個性的著迷”[3]287。任何人都有機會去書寫自己獨一無二的個性化“傳記”，傳記被越來越多的人解讀為是生命書寫。不過，傳統傳記也并沒有因此消亡，通過傳記來更好了解社會名流掩藏在公眾背后更加立體和真實的生活形象，依然是讀者所熱衷的一種方式。受到公眾不斷的想象和好奇心的驅使，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可能被暴露在傳記作家的顯微鏡下[3]239。但無論如何，真實性依然是傳記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

回溯幾百年來英國傳記文學的發展和變革之路，無論是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還是西方現代和后現代所涌動的各種理論思潮，傳記文學的主聲部始終沒有偏離對人的詠唱。正是偉大燦爛的人類文明永不枯竭的差異性和生長性，在不斷滋養著傳記文學的茁壯成長，而繼續思考和探索如何能更好地去書寫“人”的故事，也必然是傳記文學永遠不變的初心。

參考文獻：

[1] 許德金，崔莉.西方文論關鍵詞：傳記[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6.

[2] John Dryden.“Life of Plutarch”in Plutarchs Lives.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by Several Hands to which is Prefixt the Life of Plutarch[M].London： Jacob Tonson， 1683.

[3] Nigel Hamilton. Biography： A Brief History[M].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4] Binne de Haan，Hans Renders. Towards Traditions and Nations[G]//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Biography： Approaches from History， Microhistory， and Life Writing. Netherlands：Brill， 2014.

[5]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M].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 Press， 2010.

[6] Donald A Stauffer.English Biography before 1700[M].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7] 楊正潤.傳記文學史綱[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

[8] Samuel Johnson. Selected Essay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David Womersley[M].London： Penguin， 2003.

[9] Johnson， Samuel. The Life of Mr. Richard Savage， Son of the Earl Rivers： 3rd Ed.， to which are Added The Lives of Sir Francis Drake and Admiral Blake[M]. London： Henry and Cave， 1767.

[10] Altick， Richard D. Lives and Letters[M].NY： Alfred A. Knopf， 1965.

[11] John G. Lockhart.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M].London： Dent， 1906.

[12] Barbara Taylor.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M].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2003.

[13] Mark Salber Phillips. Society and Sentiment： Genr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in Britain， 1740—1820[M].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M].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48.

[15] Virginia Woolf. The New Biography， in Granite and Rainbow： Essays by Virginia Woolf[M].New York： Harcourt?Brace Jovanovich， 1975.

[16] Maurois， Andre. Aspects of Biography[M].London：CUP， 1929.

[17] Holmes，Richard. The Proper Study？. The Mapping Lives：The Use of Biography. Ed. Peter France and William St. Clair[M].Oxford： OPU， 2002.

[18] 唐岫敏.英國傳記發展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2.

Writing the Story of “Man”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British Biography

Xu Zhouya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Abstract：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of British biography， its essence is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how people can be better written. By combing through the theory development of British biography over the past few centuries， it can be found that biographies appeared more deeply and objectively in revealing the subjects privacy and exploring their inner psychology. 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has gradually expanded to include like women and ethnic minorities， who were once marginal groups. The boundaries between biography and other fictional genres such as novels have begun to blur， and the focus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objective historical writing to subjective literary creatio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tyle of biography has also become increasingly heterogeneous and diverse.

Key words：British biography; theory development; writing of “man”

【責任編輯：趙 踐? ? 責任校對：李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