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研究

溫鳳媛

摘 要：數字化時代，數字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動力?；?002—2021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數據，構建向量自回歸模型來探究數字經濟、實體經濟兩組數據之間的聯系，利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法，探究二者之間的動態交互關系及當存在外部沖擊時模型中變量對其反應速度。研究發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即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增長的格蘭杰原因;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具有驅動作用，可以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關鍵詞：數字經濟;實體經濟;向量自回歸模型

中圖分類號：F062.4?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1674-5450（2024）01-0068-06

一、引言

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取得新突破，其規模達到了50.2萬億元，總量穩居世界第二，同比名義增長10.3%，數字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到41.5%，在國民經濟中有著至關重要的地位，并表現出更加顯著的支撐作用[1]。數字經濟的興起和蓬勃發展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新領域、新賽道、新動能和新優勢，成為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引擎?！丁笆奈濉睌底纸洕l展規劃》中提出，“以數據為關鍵要素，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為主線，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2]。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3]。在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背景下，深入探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融合驅動機制和動態關系，有助于更好地發揮數字經濟的驅動作用，從而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撐。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廣泛討論。關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存在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促進實體經濟發展。數字經濟基于數字平臺通過共享服務和基礎設施為實體經濟生產提供場所，數字平臺的高成長性助力實體經濟發展[4]，數字經濟能顯著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5]，通過降本提效和擴充維度等方式打破原有產業組織模式和發展邏輯，延伸產業鏈、拓寬跨界合作渠道[6]，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為實體經濟提供新動能[7]。數字經濟通過提升資本、勞動力等要素的配置能力推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8]。第二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具有“擠出效應”[9-10]。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存在恒定性，但擠出程度呈邊際遞減的特征[11]。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呈倒“U”型特征，且存在空間差異，有的地區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表現為“擠出效應”，有的地區則表現為“促進效應”[12]。第三種觀點認為，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偟膩碚f，當前學術界大部分學者認同這一觀點，認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促進全球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能夠將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深度融入實體經濟，形成以數字融合為主導的“技術—經濟”范式，改變經濟體系的要素結構、生產方式、價值來源、組織模式[13]，推動制造業實現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提升制造業的生產和組織效率，從而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14]。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發展，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供應鏈產業鏈的現代化水平等諸多積極效應[15]，還能提升創新發展動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經濟發展質量[16]。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催生了新的消費需求，創新了產業形態和產品供給形式，提高了實體經濟增長的潛力[17]。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所帶來的發展方式轉變、產業結構優化、增長動能轉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所在[18]。

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可知，大多數學者認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對于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是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相互影響和耦合情況，尚未系統分析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動態關系。鑒于此，本文基于時間序列模型中的VAR模型，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和方差分解法探究二者之間的動態交互關系及當存在外部沖擊時模型中變量對其反應速度，通過二者動態關系的深入探索，為進一步推進二者的融合發展提供決策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計

本文采用的模型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由美國經濟學家克里斯托弗·西姆斯提出，簡稱 VAR 模型。在向量自回歸模型中，所有變量都具有相同地位，變量之間的關系是通過所有當期變量對所有變量的滯后項進行回歸得到的。

VAR模型的數學表達式是：

Yt=C+A1Yt-1+A2Yt-2+…+ApYt-p+Bxt+εt，t=1，2，…，T

其中： Yt是p維內生變量列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列向量;T為樣本個數;k×k維矩陣Ap和k×d維矩陣B是待估計的系數矩陣，εt是k維擾動列向量，它們相互之間可以同期相關，但不與自己的滯后值相關且不與等式右邊的變量相關。

根據上述模型理論和表達式，構建本文的向量自回歸模型：

LNREt=β0+β1LNREt-1+β2LNREt-2+βpLNREt-p+…

+βLNDEt+εt，t=1，2，…，T

其中：LNDE表示數字經濟發展狀況，LNRE表示實體經濟發展狀況，β0為常數項，βi為相關系數，εt為隨機干擾項。

（二）變量測度

本文選用數字經濟規模來反映數字經濟水平，實體經濟總額來反映實體經濟發展狀況。所選取的樣本數據為 2002—2021 年數據，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

在進行實證研究之前，先對相關數據進行處理：第一，本文的實體經濟總額為GDP剔除掉數字經濟的部分;第二，本文將數據取自然對數來達到消除異方差的效果，即用LNDE表示數字經濟發展狀況，LNRE為實體經濟發展狀況。本文數據運用 EViews13 軟件來進行分析。

三、實證分析

（一）平穩性檢驗

在建立相關模型之前，要先采用 ADF 檢驗法對兩組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該檢驗能夠判斷研究中是否出現偽回歸的情況，以及確定實體經濟總值和數字經濟規模這兩組序列是否為同階單整序列，是下一步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根據表1的檢測結果可知，變量 LNDE 和變量 LNRE 的 ADF 統計量 P 值均大于 0.05，說明這兩個變量都存在單位根，則兩組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兩個變量的一階差分序列的檢驗結果ΔLNDE 和 ΔLNRE 的 ADF 統計量 P 值均小于 0.05，由此確定這兩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以上檢驗結果說明兩組數據符合進行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可以進行下一步操作。

（二）協整檢驗

依據數據特征和可操作性，本文采用Joh-

ansen協整方法對兩組數據之間的協整關系進行分析。由上文檢驗結果可知兩組變量均為一階單整序列，符合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因為建立模型之前要對滯后階數進行判斷，所以在充分考慮到樣本容量的情形下，采用 AIC、FPE 和 SC 等值作為衡量標準來對滯后階數進行判斷。

根據表2的檢驗結果可知，對數字經濟規模與實體經濟建立的 VAR 模型的最佳滯后階數為四階。因此，可以建立 VAR（4）模型。

進行特征根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和表4的結果可知，兩個檢驗的統計量都大于在假定協整關系為 0 個的情況下所對應的在5%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則拒絕原假設。由此可以推斷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二者之間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的均衡關系。

（三）誤差修正模型

因為數字經濟規模與實體經濟總量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進一步構建誤差修正模型來檢驗數字經濟規模與實體經濟總量之間的短期波動情況，以及各變量如何由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狀態調整。由檢驗結果可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兩組變量的協整方程及誤差修正模型如下所示。

協整方程：

LNREt-1+7.0240+0.4985LNDEt-1+0.8619ECMt-1

可見，數字經濟規模與實體經濟總值呈正相關，當數字經濟提升 1個單位時，將推動實體經濟提升0.4985個單位。

誤差修正模型為：

ΔLNRE=-0.1651ECMt-1+…+0.6141ΔLNDEt-2

-0.0193

根據誤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出，假如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協整狀態偏移長期平衡狀態，那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誤差修正項會向相反方向以 0.1651 的幅度，將這種短期偏離現象拉回到兩個變量的長期均衡狀態。

（四）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由上述檢驗結果得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兩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且有短期波動。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檢驗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是否存在單向或者雙向的因果關系。具體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滯后階數為1時，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之間有一個拒絕原假設，這說明二者之間有著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即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的格蘭杰原因，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有一定促進作用。

（五）脈沖響應分析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建立的 VAR 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是四階，構建變量LNDE 和變量LNRE的VAR（4）模型，模型的相關系數值為0.9956，調整后的相關系數值為0.9905，說明兩組變量建立的VAR（4）模型擬合程度較好。AR特征多項式的逆根分析如圖1所示。

由圖1可知，方程組所有的單位根均落在單位圓內，變量 LNRE 和 LNDE 之間有著穩定關系，因此可以進行脈沖響應分析和方差分解法來進一步分析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產生的影響，相應的脈沖響應函數圖如圖2所示。

由圖2可知，LNRE在受到LNDE一個標準差的正向沖擊后，前兩期呈現上升的趨勢，在第3到6期有劇烈波動，在第7到8期有一定上升趨勢，最后逐漸趨于0。由此看出，數字經濟的正向沖擊會對實體經濟產生一定的拉動作用，即數字經濟是推動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過分析每一個結構沖擊對內生變量改變的貢獻度，進而比較出不同結構沖擊的重要程度，也就是說，方差分解可以描述VAR 模型中對變量產生影響的每個隨機擾動項的相對重要程度。采用方差分解法來分析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貢獻率，具體結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以看出，實體經濟在第 1 期僅受到自身波動的影響;第 2 期開始受到數字經濟的沖擊影響;在不考慮實體經濟自身的貢獻率的情況下，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貢獻率在前4期均呈上升的趨勢，第5期有所下降，但從第6期開始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從總體來看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有一定的貢獻率，但其自身仍占較大解釋部分，這說明中國實體經濟發展具有較強的自我解釋能力。

四、研究結論

本文運用ADF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對2002—2021 年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并建立相應的 VAR 模型以探究二者之間的動態聯系，同時，采用脈沖響應函數及方差分解法對變量之間的動態交互作用和貢獻度進行相關分析。

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結論：首先，通過協整關系檢驗可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其次，經過誤差修正檢驗可知當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協整狀態偏離長期穩定時，兩個變量的誤差修正項將會以0.1651的幅度將短期偏離狀態拉回到長期平穩的狀態;再次，據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可知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單向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即數字經濟是實體經濟發展的格蘭杰原因;最后，方差分解結果顯示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貢獻率為2.87%。

五、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加強數、實經濟融合頂層設計，推進體制機制建設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是我國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征程的一項重要歷史任務。在系統觀指導下，加強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頂層設計，讓數字經濟滲透到實體經濟方方面面，加強政府部門、企業及社會各界的緊密合作，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推進核心技術攻關、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建立數字技術全方位賦能的制度框架和彈性機制。

（二）構建知識產權保護體系，筑牢數據安全防線

當前，數據隱私、數據安全、數據確權、數字稅收、數據法治等方面的監管法律制度依然有較大的完善空間[4]。建立全面細化的數據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完善對數據確權、數據安全、數據交易與共享的監管機制。探索政府、企業、科研機構、行業協會、社會組織、媒體等多方參與和共治的新型數字治理體系，明確不同治理主體的責、權、利關系，加強治理主體相互間的協同，針對各行各業研發、生產、銷售、應用等全過程，打造全方位、多領域、立體化的監管治理體系。

（三）營造數字經濟良好生態，提升數字經濟水平

根據上文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二者的關系來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呈現單向的因果關系，即數字經濟規模的增長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加大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力度，完善互聯網平臺，規范數字經濟市場秩序，營造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生態環境[19]。支持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技術合作攻關，深化數字技術的開放合作[20]。推動傳統產業向數字化轉型，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放大作用、疊加作用和倍增作用，重塑傳統經濟體系，進而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效率。

（四）構建創新平衡發展格局，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根據上文分析結果，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具有一定的貢獻率，但貢獻率水平相對較低，這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的數字化轉型還處于初級階段，還面臨著許多困難，數字經濟的發展有區域不平衡性，5G 等數字基礎設施不夠完善。通過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構建全面、創新、平衡的產業格局，保障數字經濟持續發展，縮小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差距，充分發揮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放大作用、疊加作用和倍增作用，重塑傳統經濟體系，進而提升我國經濟增長的效率。

參考文獻：

[1]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EB/OL].（2022-05-23）[2023-07-22].http.www.cac.gov.cn/

rootimages/uploadimg/1686402 331296991/1686402331296991.pdf？eqid=82a2c1240000bb8f00000006648691d8.

[2] 國務院關于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的通知[EB/OL].（2022-01-12）[2023-07-22].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1/12/content_5667817.htm？eqid=b4bfa4f70000dd8500000005648a6604.

[3]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N].人民日報，2022-10-26（1）.

[4] Nambisan， Satish， Lyytinen， et al. Digital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inventi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in a Digital World[J].Mis Quarterly， 2017（1）： 223-238.

[5] Ding Chenhui， Liu Chao， Zheng Chuiyong， et al. Digital Econom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Spatial Effect and Mediation Effect[J].Sustainability， 2022（1）： 2-16.

[6] 郭秀慧.促進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對策研究[J].遼寧經濟，2023（6）：46-50.

[7] 張于喆.數字經濟驅動產業結構向中高端邁進的發展思路與主要任務[J].經濟縱橫，2018（9）：85-91.

[8] 王凱.數字經濟、資源配置與產業結構優化升級[J].金融與經濟，2021（4）：57-65.

[9] 任保平，豆淵博.“十四五”時期新經濟推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路徑與對策[J].經濟與管理評論，2021（1）：10-22.

[10] 姜松，孫玉鑫.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影響效應的實證研究[J].科研管理，2020（5）：32-39.

[11] 周小亮，寶哲.數字經濟發展對實體經濟是否存在擠壓效應？[J].經濟體制改革，2021（5）：180-186.

[12] 田杰棠，張春花.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內涵、機理與推進策略[J].技術經濟，2023（1）：25-33.

[13] 鄧麗珠.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機制與路徑研究[J].商業經濟研究，2023（14）：189-192.

[14] 馬勇，王慧，夏天添.數字經濟對中部地區實體經濟的擠出效應研究[J].江西社會科學，2021（10）：48-57.

[15] 李英杰，韓平.數字經濟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機理和路徑[J].宏觀經濟管理，2021（5）：36-45.

[16] 任柯穎，李吉友，趙昕蕾.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路徑研究[J].商業經濟，2023（3）：29-36.

[17] 楊廬峰，張會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著力向度與治理創新：以貴州省的融合發展實踐為例[J].理論與改革，2021（6）：140-150.

[18] 郭麗娟，趙春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邏輯機理與實現路徑[J].經濟問題，2023（11）：33-39.

[19] 戚聿東，褚席.數字經濟發展、經濟結構轉型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J].財經研究，2021（7）：18-32.

[20] 洪銀興，任保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內涵和途徑[J].中國工業經濟，2023（2）：5-12.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Wen Fengyuan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In the digital era， digital economy has become an emerging driving force for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data of digital economy and real economy from 2002 to 2021， a vector-autoregressive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explor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economy， and meanwhile， the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approach were applied to study the dynamic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and velocity of response of the variables to the external stimulation. The study found the existence of a long-term stable co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economy， and an unidirectional Granger causality， i.e.， the digital economy could be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growth of the real economy;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driving effect on the real economy which can provide solid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real economy; vector-autoregressive model（VAR Model）

【責任編輯：李 菁? ? 責任校對：趙 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