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與經濟發展：共建“一帶一路”面臨 挑戰與國際話語權建構

龍小農 陳昕瑤

【內容提要】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創造性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該倡議踐行十年來，已成為惠及全球的公共產品，同時中國在政策話語、學術話語、媒介話語、全方位多領域具體話語建構取得了較為顯著成效。但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也遭遇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下逆全球化、地緣政治沖突、西方國家話語陷阱、“一帶一路”內部風險等的挑戰，需要轉型升級。未來十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全球公共產品，要進一步促進全球治理和經濟發展， 或應調整政策話語形成話語制衡、競奪學術領域的“源話語權”、加快完善國際傳播經濟話語體系回應關切，努力開拓以經濟硬實力為基礎的新合作領域，以探尋國際經濟話語權提升的新進路， 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理念，為全球治理與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確定性。

【關鍵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治理；經濟發展；國際話語權；國際經濟話語權

如果將話語權視為“控制輿論的權力”和信息傳播主體的潛在影響力，那么國際話語權則是一種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以綜合國力為基礎、對國際事務進行定義的能力，對各種國際規則制定、國際事件評議和界定的影響力。特定國家在全球治理和發展領域的話語體系體現了該國作為話語主體所具有的歷史傳統和時代風貌，以及對全球治理和發展的觀察視角與認知深度。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為促進全球治理和發展而創造性提出的中國方案。十年來，中國從聚焦區域問題到全球性問題，通過共建“一帶一路”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構建新型國際秩序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使該倡議成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公共產品，有效提升了中國在全球治理和發展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是面向全球講好中國推動全球發展故事的鮮活案例。

眾所周知，構建、鞏固和維護全球經濟與發展領域的國際話語權、構建相應領域的對外話語體系是一個歷史性、延續性過程。中國自2013 年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并立足新時代新要求，十年來致力于構建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不斷加速演進，“西強東弱” 的全球話語權力格局出現了“東升西降”的再分配趨勢，但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在國際經濟輿論場中建構所謂“中國威脅論”“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中國崛起見頂論”等話語，試圖抵制中國崛起、消解中國建構的國際經濟話語。未來十年，共建“一帶一路”話語權建構面臨諸多挑戰。在傳播全球化和全球經濟逆全球化并存時代，鞏固和提升國際經濟話語權已成為中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邁向世界強國的必然要求。本文聚焦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治理和經濟發展的關系，試圖在梳理共建“一帶一路”推進十年來，中國國際經濟話語權建構成果、面臨挑戰及分析其原因的基礎上，探析共建“一帶一路”未來十年進一步推進全球治理與經濟發展的進路。

一、共建“一帶一路”十年實踐提升中國全球發展話語權

傳播自古以來就是建立和維護權力的關鍵，傳播范圍和傳播技術則是地方分權、貿易和軍事活動的重要機制。隨著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國家與地區間日益密切的交往為國際話語權生成和鞏固提供了必要前提，傳播的重要性更為顯現。學者德雷澤克（John Dryzek） 強調話語間的多樣性，指出各種話語間相互補充，也存在許多張力。a 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中國經濟國際話語體系的實踐逐漸從接受與“聽話”，邁向主動“說話”與多方面表達，在政策話語、學術話語、媒介話語及多領域具體話語建構層面取得了一定成果。

（一）促進政策話語體系實現良性發展

政策話語是一個國家話語體系最重要的外顯部分，是主權國家基于世界局勢、全球體系的認識、把握與對策的直接體現，也是助推當前國際秩序形成新治理范式的重要依據。經濟話語體系的構建則彰顯一國對全球經濟治理、經貿合作、國際經濟金融問題的觀察視角與認知深度，是政策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政治局勢與經濟環境格局的變化，使全球治理體系出現基本雛形，在數十年發展中縱向上呈現三個歷史階段、橫向上南北兩個層面的治理體系。具體來看，戰后全球治理體系屬于以美國為主導，輔以具有強制性約束力的國際機構、國際規則的“硬治理” 時期（1945—1975）；冷戰時期的全球治理體系呈現為七國集團（G7）國家主導的“北方軟治理”模式，美元與黃金脫鉤、聯合國機制下的經濟模式成為美蘇角逐的工具，主要發達國家建立起共治式的非正式協調機制（1975— 2000）；21 世紀以來，新一輪動蕩的國際局勢與標志性“9·11”事件的發生，加之新興經濟體的整體崛起以及國家間的經濟和經濟政策聯動性的加強，全球治理體系逐漸走向“南北合作” 的共治時期（2000 年至今）。b 根據這一分類邏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南北共治”的歷史節點中孕育而生，并通過一系列政策話語縱深推進國際秩序與全球治理的良性發展。

回顧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政策話語建構，可洞見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構、提供全球治理國際公共產品的積極作為與觀念轉向。一方面，共建“一帶一路”的政策話語多以經濟貿易為主題，以經濟合作話語帶動政治、理念、觀念話語，經濟話語體系構建呈現從技術到理念、從區域到世界的趨勢；另一方面，中國對具體經濟話語的更新與時俱進，具有國際化思維。根據相關政策文件，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踐行十年來共提出35 個重要政策話語，涵蓋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和全球化進程的重要環節：c2013 年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倡議重要政策話語體系建構的開端；2014 年設立“絲路基金”，提出“為亞太互聯互通、發展繁榮作出新貢獻”的建設性話語； 2015 年增加“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和“五通” 的核心內容，以及同年正式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均是新時代中國全球治理觀的重要理念表述；2016 年，中國指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要“交而通”，延續和發展了“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一時期，“一帶一路”倡議結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關注生態環境保護、醫療衛生、人才培養、安保合作與安全治理領域在倡議中發揮的作用，提出了建設“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智力絲綢之路”“和平絲綢之路”等政策話語，闡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共建“一帶一路”應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推行互利共贏。黨的十九大以來，共建“一帶一路”積極主動融入傳播全球化加深和數字經濟發展的時代浪潮，先后提出“數字絲綢之路”、發展“絲路電商”、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重要政策話語。

馬克思從唯物史觀視角提出“世界交往理論”，指出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需要，交往形式也發生與之相適應的變化。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順沿社會交往的路徑發展出“規范性話語理論”，在《交往行為理論》中提及兼顧“理性溝通”與“話語論證” 以獲得公共生活的共識。d 從這一角度看，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深諳兩者要義，創新與世界交往的話語實踐，逐漸從聚焦區域發展轉向公益性的全球治理，e 從主要的政治經濟合作到增加更全方位、更多領域的共建，從闡釋遵循國際社會規則到成熟主動制定規則， 探索新動能新發展路徑的步伐更加穩重，將頗具創見性的政策話語傳遞至更廣闊的全球范圍。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成為深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充分表明共建“一帶一路”已經成為具有全球性、平等性、互惠性特點的國際合作模式和全球治理新模式。

（二）實現媒介話語“超鏈接”式復合表達

傳播技術每一次的升級迭代，往往都伴隨著跨越國界傳播活動的顛覆性顯著變化。在全球范圍內蓬勃發展的互聯網技術極大改變了國際傳播的樣貌，模糊了時空地理的界限?！叭ミh”的文化空間令受眾感到“切近”，文化生活及其表達形式更為豐富，受眾直接獲取跨文化信息如同在計算機中點擊“超鏈接”一般迅捷。然而，全球范圍內流動的文化也發生“內爆”，成為一種維持多樣性的“超文化”。f 新媒體環境下的國際傳播發生新一輪轉向與重構，媒介話語表達體現出傳受主體、傳播內容、傳播方式以及內容解讀的不確定性、流動性與關聯性。它一方面成為一國的文化價值觀、治理觀、發展觀的關鍵展示窗口，一方面直接關系輿論性話語權的生成。

作為世界上擁有最古老文明和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中華文化國際傳播在文化多樣性的全球化時代具有重要意義。共建“一帶一路” 十年來，中國精準聚焦“提升國際傳播效能”， 貢獻深化全球治理的國際公共產品，在全球傳播格局中增強和提升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構建中國話語與敘事體系，將中國話語置于世界“超文化”中的多個“超鏈接點”?！度嗣袢請蟆罚êＭ獍妫?、《中國日報》、新華社、CGTN 的“一帶一路”主題語料庫以及對外英文報道，勾勒出十年來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中的媒介經濟話語框架。

“一帶一路”對外報道的受眾范圍與議題設置直接影響國際傳播的質量和效果。從受眾范圍看，根據中國外交部發布的“一帶一路” 相關報道可以發現，十年來中國主流媒體報道兼顧“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與非共建國家話語建構；從議題設置看，媒體報道涵蓋倡議愿景、合作項目、惠民成果、“五通”建設等多方面，形成一批有代表性的專題英文欄目、具有特色的中英提示語標題結構以及形成大量巧妙的單雙音節語料詞匯表。以簡短或引人入勝的標題，呈現嚴肅深刻的經濟發展內容，是中國媒體搭建“超文本”“超鏈接”傳遞中國話語的常用方式，使受眾從報道文本中感受中國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豐富形象。

在有關共建“一帶一路”對外報道中，較多使用互文策略、隱喻策略，即一方面關注不同文本之間的片段呼應及意義鏈接，引導受眾聯想新聞文本背后的隱含意義，引起情感共鳴；另一方面善于運用國際社會普遍理解、容易形成共識的比喻修辭的話語策略，使人們借助一個概念領域結構去理解另一個不同的概念領域結構， g 深化受眾對共建“一帶一路”具體主張的認知。例如，新華社開設的“新華絲路”綜合信息服務平臺，目前存儲5.4 億數據庫結構化數據總量，在《絲路人文》欄目定時更新中國與相關國家如何共建“一帶一路”， 從經濟發展、就業環境、性別關懷等方面敘事，通過運用互文技巧調動共建國家受眾對本國既有經濟問題、弱勢群體處境等內容進行聯想與連接；對“一花獨放不是春”“各國都是建設者”“交而通”“陽光大道”等用語的隱喻性建構，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象化， 并通過系列宣傳圖制作、外交理念金句的短視頻剪輯、專題紀錄片海外傳播的方式予以呈現，促使中國主流媒體與受眾在知識構建方面產生“互動”并形成共識，通過傳播媒介潛移默化建構具有感染力的經濟話語，促進文化話語、觀念話語的共情傳播，實現民心相通。

（三）推動學術話語體系實現多維建構

學術話語是國際話語權在具體內容層面又一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國家在國際社會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專業領域概念闡述、事件編碼和意義賦予等的引導力和影響力，是至關重要且稀缺的權力資源。本文使用學術界公認較為權威的知識圖譜解析工具CiteSpace 分析中國知網、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CSSCI） 以及Web of Science 期刊文獻2013—2023 年相關數據，重點分析共建“一帶一路”相關學術成果在數量上和內容上的整體特征，發現其與政策話語、媒介經濟話語呈現一定關聯。

以“一帶一路”為檢索詞，以2013 年至2023 年10 月為時間區間，在中國知網中檢索到5.2 萬余篇學術論文，10 萬余篇報道、評論及其他學術成果；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中檢索到 4198 篇學術成果；在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系統數據庫中檢索到 5500 余篇論文，其中2020 年、2021 年發文量突破千篇，達到峰值。根據中國知網計量可視化分析結果，5.2 萬余篇學術論文主要涵蓋共建國家、人類命運共同體、高質量發展等幾大主題；根據學科/ 方向分布統計結果，經濟類期刊獨樹一幟，經濟體制改革、貿易經濟類占比37.86%，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類占比3.80%， 新聞與傳播類占比2.42%；從研究層次來看， 主要以政策研究、應用研究為主。

學術論文中的主題詞、關鍵詞往往是反映研究目的和研究重點的核心術語。在文獻主題和內容方面，通過選取聚類（cluster）中“索引主題”（index terms）功能，發現在2013— 2015 年，國內學術成果主要涉及經濟動因和效益評估、貿易或財稅政策、戰略前景與意義建議等宏觀政治經濟層面；國際學術論文多用背景、策略、輻射等詞，以外國學者初步認識共建“一帶一路”為主；在2015—2016 年， 隨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正式提出，學術界在繼續關注政治經濟話題的基礎上，擴大了對共建“一帶一路”在文化價值觀、核心內涵層面的關注，出現了文明交流與變遷、中國電影行業、民族文化國際傳播、宗教、語言學等主題，既關注經貿合作，也進一步關注到由此延伸的人文交流，重視將古代絲綢之路的文化符號與當代視域下中國同相關共建國家的跨文化交流相結合。在2017—2023 年，共建“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內核心文獻就中國面臨的挑戰、最新政策決策進行了結合，同時關于金融風險、債務陷阱、國家安全、疫情防控、地緣沖突的討論與反思也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議題。通過Web of Science 統計國際核心期刊結果顯示，就“一帶一路”發表學術見解的中國機構及學者數量顯著增多，內容包括但不限于孔子學院、綠色投資、碳排放、數字經濟、經濟復蘇等主題，與共建“一帶一路”開辟新領域合作、全球疫情防控的最新局勢相呼應。

共建“一帶一路”在學術領域呈現的話語特點體現在：一是形成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與多門學科交叉融合的學術話語特色，與經濟貿易、基礎設施建設、綠色生態等具體領域話語相照應，從多個維度提升學術話語權；二是學術話語緊跟政策話語變遷，將其進行學科術語解讀與轉碼，并進一步為新政策話語的生成與轉化提供理論基礎；三是學術話語由同一時期一部分媒介話語轉換而來，媒介話語為學術研究提供具體時事動向、研究案例與權威評論， 成為學術話語生成更新的一部分語料儲備。

（四）推動多領域話語體系的更新與實踐

高質量發展是我國進入新時代對國內經濟新常態提出的要求和目標。共建“一帶一路” 的高質量發展則是我國立足于當前世界經濟新常態提出的、具有國際化思維的新要求。如果說政策話語、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為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形成頂層設計，那么由此下沉形成的具體主張與措施，為“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提供外顯的話語底氣。

目前，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帶來跨國公司全球生產的再布局，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警示全人類病毒傳播事實上并不“承認”地理學和政治學的研究邊界，萬名氣候科學家發布《第二次警告地球》聯合聲明彰顯氣候危機的嚴峻形勢……新時代“一帶一路”的高質量發展必須應對世界局勢中的諸多不確定性。2015 年3 月28 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首次明確“ 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的“五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內容。共建“一帶一路”十年來，“互聯互通”成為重要話語詞匯，通過落實共建“一帶一路”政策話語，促進全方位多領域互聯互通，形成立體化、多維度的基礎構架和布局，延伸發展出以基礎設施建設話語、金融話語為代表的各關鍵領域特色話語，逐漸建構起綜合性、系統性的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十年來，共建“一帶一路”以政府間戰略溝通為主的長效機制基本形成，以“六廊六路多國多港”為基本架構、“陸海天網”四位一體的設施聯通初具規模，貿易投資規模擴大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提升，投融資合作機制與渠道日益健全并不斷創新，文明互學互鑒與文化融合創新縱深推進，新領域合作如健康、綠色、創新、數字絲綢之路建設等取得積極進展。

2021 年5 月31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依托我國發展的生動實踐，立足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全面闡述我國的發展觀、文明觀、安全觀、人權觀、生態觀、國際秩序觀和全球治理觀。h“共商共建共享”成為共建“一帶一路”的原則與治理觀， 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理念指引。中國促進與共建國家、與國際社會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在媒體建設、文旅事業、教育領域和民間往來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真正思相關國家民眾之所思，為民心相通的鞏固提供了現實接口。

中國落實以“五通”為核心的多領域話語實踐，服務于世界和平與發展，為共建國家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為經濟全球化增添活力， 提供完善全球治理的新方案，為人類社會進步匯聚文明力量。全方位多領域措施是政策話語下沉的具象化產物，由此形成的話語體系以政策話語為統領，反映共建“一帶一路”的核心主張與治理觀。這不僅豐富了媒介話語，成為各主流媒體國際傳播共建“一帶一路”最新建設成果的重要語料，同時還反哺了學術話語，既作為實踐檢驗最新理論成果的適用性，又為國際傳播與國際社會治理等學科領域提供新思考。

二、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下共建“一帶一路”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隨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大國博弈矛盾升級，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和平、發展、安全與治理赤字加劇，世界各國面臨新一輪動蕩變革的挑戰。在現有全球治理體系下，國際經濟話語權實際分配是極不均衡的。如上所述，共建“一帶一路”走過十年， 我國經濟話語權得到提升的同時，也推動多個領域話語權得到提升。但需更加警惕，新十年話語陷阱和障礙風險依然存在。這些陷阱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話語主體、話語質量及話語傳播平臺構成不同程度的消解。

（一）霸權主義與逆全球化的“場域”阻礙

首先，作為“一帶一路”的話語主體，中國對外發聲受到西方發達國家“霸權主義”與逆全球化語境的阻礙甚至湮沒，出現主體性的“源話語”缺位。法國思想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將“場域”界定為基于客觀位置形成的網絡或形構，不同的位置是客觀限定的，但場域的邊界則取決于個體互動的作用范圍。若將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大型的話語場域，主權國家則是該場域中的“個體”。布爾迪厄進一步提出，行為體在與外界的互動即社會化進程中所具備的權力受到其所屬場域的制約，任何場域都存在統治、對抗的內生力量。按照這一邏輯，國際社會這一場域的現有場域規則、話語體系，共同決定了處在其中的主權國家或區域的國際話語權分配。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資本歷史的辯證考察，從唯物史觀的角度指出，資本的本質在于創造剩余價值，在于增殖自身。經濟全球化根源于資本的本性，也是資本邏輯的具體展開，這決定了資本尋求超越一切空間界限、將一切能夠利用的因素納入自身邏輯，形成在全球流動和下滲的資本話語，建構起龐大的資本增殖體系。

當前，全球治理體系和經濟全球化本質上依然是以資本全球化、資本增殖體系為核心的交往模式，這種交往形式以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者組織為主導，代表了西方世界利益、價值、觀念的訴求，其中自然滲透了“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導致發展中國家、不發達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地位的不平衡與不對等。隨著數字時代的到來，跨國數字公司憑借其運營和分發模式的核心地位，利用大數據造就了一種新形式的“信息資本主義”， 也就是所謂的“監控資本主義”（surveillance capitalism）， 全球傳播的“ 谷歌化”“ 氣球網絡計劃”（Project Loon）以及“數字等級制”，都反映了數字霸權企圖預測和改變人類行為，從而產生收入、控制市場。特別是在窄播時代，消費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用戶在進行專家化內容自主選擇時，其購買模式和偏好也被廣告商監控并貨幣化，而對這種數據挖掘、存儲、交易以及傳播監控的存在一知半解。信息資本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數字時代語境下的逆全球化，是當前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全球治理體系科學性缺失的反映。發達國家正在加固既有的話語效力，利用跨文化差異與價值觀沖突，正試圖創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來“管理” 全球化，從而形成新的世界權力中心。由此， 當前全球場域存在諸多復雜交織的關系與邏輯， 西方世界霸權主義的推行與逆全球化的不確定性對中國通過共建“一帶一路”拓展新場域、闡釋新話語概念和話語規則形成一大挑戰。

（二）國際格局中不可忽視的地緣政治沖突

國際格局反映了在一定的國際關系構成中，由主權國家或國家集團相互聯系、制約和作用形成的一種結構狀態。它包含兩個維度，一是國家或國家集團之間的力量對比，二是國家間的利益關系。21 世紀以來，中國與其他世界大國、周邊國家及區域對比不斷發生變化，影響國際格局的內部結構。目前，地緣政治局勢的不穩定正在影響共建“一帶一路”政策話語的現實轉化，反復打斷話語發出者與話語接收者之間的傳遞與反饋環節，降低話語有效建構的效率。美國地緣政治分析家羅伯特·D. 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指出： “地理與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分布一樣，是國家行為的主要制約和推動因素?！眎 從宏觀的政治地理學視角上看，地緣政治是一個國家依據地理因素對于安全政策的統籌規劃，一個國家對地緣的考慮主要基于地理要素和地域形勢， 從而采取與之相關的政治行為。美國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文明沖突論”，認為未來國際關系沖突的根源是文明，并劃定了一條“文明斷層線”，凸顯地緣政治環境對國際局勢的重要影響。共建“一帶一路”各種合作和具體項目的開展，離不開對地緣政治局勢的考量。但它本身并不是一種地緣政治戰略，而是超越了地緣博弈的冷戰思維，同國際社會一道共商共建共享。

然而，當前美國在全球不斷推行數字霸權， 采取“北約東擴”“印太再平衡”戰略。烏克蘭危機延宕不止，巴以沖突局勢加劇，非洲地區危機惡化。各種深層次地緣矛盾為國際安全秩序帶來諸多不穩定性，已對共建“一帶一路” 相關政策的實施進程形成阻礙。印度弗萊明大學學者劉奇峰指出，“一帶一路”許多共建國家是地緣政治的關鍵國家，這些國家本身存在政治、經濟發展的阻礙，以及諸如種族、宗教等頑固的社會問題，使中國面臨復雜的政治變局。共建“一帶一路”連接歐亞大陸到達非洲大陸，經過多個地緣政治破碎的分裂帶以及民族宗教、價值信仰的文化區塊，這意味著中國當前建構和平發展的話語體系仍要面對牽涉既有矛盾的風險壓力。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區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勢力活動猖獗，都是基于地緣形成的非傳統不安全因素， 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與沿線工程建設構成嚴峻挑戰，更是對共建“一帶一路”塑造國際話語權良性對話秩序的破壞。因此，即使是在全球互聯、命運一體的全球化、扁平化時代， 地緣對國家戰略和政策的影響也應予以重視， 世界范圍內的地緣政治沖突仍然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行穩致遠必須要面對的現實考驗。

（三）西方國家的話語制衡與多重圍堵

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多重包圍與共建國家基于國家利益的消極觀望，一定程度上壓縮了共建“一帶一路”對外話語體系在國際輿論場中的生成空間和持續時間，使中國國際經濟話語權提升面臨瓶頸。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對共建“一帶一路”的圍堵主要包括三種途徑：污名化的媒介話語圍堵、聯合西方陣營的政策圍堵、關鍵技術圍堵。

在媒介話語圍堵方面，主要體現為西方炮制話語陷阱?！霸捳Z陷阱”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個國家在國際輿論場中面臨的一種體系化、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話語，體現了一國企圖以本國話語邏輯引導他國行為，達到丑化、抹黑、分化他國的目的。西方構建所謂“戰狼外交”“債務陷阱論”“資源掠奪論”“中國經濟衰退論”等話語，不斷就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制造假新聞，形成意識形態對抗，削弱中國經濟話語質量。其中，“債務陷阱論”正是西方國家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行經濟污名化的典型話語。這一論調的基本邏輯是，針對部分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存在的債務負擔或債務危機，指稱中國所提供的貸款加劇了這種危機，其本質是西方國家利用自身現有話語霸權試圖在國際輿論上對共建“一帶一路”、對中國進行話語鉗制。通過對包括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福布斯》以及《外交學人》等美國主流媒體對有關共建“一帶一路”報道分析，可以窺見美國主流社會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即將共建“一帶一路”建構為中國單方面獲益的威脅，將共建國家、受惠國家甚至美國自身置于所謂“受害者”“受蒙蔽者”的位置，以觀照名義對國際組織與民眾形成拉攏之勢，基于自身既有地位與利益進行國際輿論操控。在政策圍堵方面，美國相繼提出印太經濟框架（IPEF）、全球基礎設施投資伙伴關系（PGII） 等涉及基礎建設的倡議。2023 年9 月，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 美國、沙特、歐盟、印度、阿聯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宣布合作建立“印度—中東— 歐洲經濟走廊”（India- 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IMEC）， 連接中東和南亞的鐵路和港口，加強亞洲、阿拉伯灣和歐洲基于地緣關系的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這一圍堵倡議凸顯了以印度為代表的“地區搖擺國家”逢源西方陣營的可能性。在關鍵技術圍堵方面，美國聲稱倡導網絡透明和信息自由流通，而實際上顯露出“軍事AI”的野心，限制中國芯片向中東地區的出口，蓄意阻斷中國與中東地區的合作往來；將全球數字網絡視為“自家后院”，利用自身數據資源優勢和產業優勢侵犯全球公民的隱私權；美國及西方國家還對中國芯片等高科技產品出口進行限制。

從地緣戰略角度來看，西方陣營對共建“一帶一路”形成的三重堵截，實質上是一種乘地緣沖突之機進行的世界性、長期性的圍堵戰略，既是針對中國提升世界經濟影響力作出的“零和博弈”“保護主義”反應，也是對中國提升國際經濟話語權的一種公然制衡。三者的具體關系和作用機制是，西方媒體通過歪曲報道，構建污名化、妖魔化中國的敘事話語， 為政策圍堵造勢和籠絡人心；發達國家依托關鍵技術占據的話語權污名化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為政策圍堵增加合理性甚至強制性；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策倡議一經實施，一方面其政治理念與暗中針對中國的話語抹黑再次通過媒體報道在國際輿論場中傳播，另一方面也為關鍵技術支撐下的“數字霸權”開辟道路。

（四）共建國家內在風險趨向復雜化

任一主權國家的社會穩定、某一合作機制的內部關系穩定，是該國家或該協定國際話語權形成和穩固的內在要求。中國社會自身的現代化轉型與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轉變是濃縮在同一時空中進行的，需要考慮諸多復雜因素。除國際社會復雜因素影響外，近年中國與共建國家經濟發展遭遇的諸多挑戰和不確定性，是共建“一帶一路”轉型必須面臨的重要內部問題。中國國內經濟逐步復蘇，繼續穩步發展， 但受近三年新冠疫情影響，國內投資及外貿等關鍵領域發展前景仍然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

美國等西方國家輿論基于所謂“中國經濟下行”的判斷，頻頻炮制“‘一帶一路收縮規?！钡脑捳Z，將中國共建“一帶一路”的最新政策與中國國內經濟發展態勢機械糅合曲解， 甚至出現中國因國內經濟問題擱置、放棄共建“一帶一路”的論調。對于“一帶一路”共建國家自身而言，要實現經濟融合，也需要面對經濟活動本身所具有的風險，如匯率風險、跨境法律風險和信息差等問題，這些因素均促使中國尋找轉型和突圍的進路?；诖?，中國將實現高質量發展作為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 對“一帶一路”穩固根基、拓展合作新領域、強化風險防控和統籌協調、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作出了具體要求，j 指明中國對外貿易兼顧未來轉型和話語權鞏固需要攻克的多道關口。

國際經濟話語權的提升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國際經濟話語權的獲得離不開區域經濟話語權的確立。發達國家謀求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制定，逐漸形成從點到片的區域壓制，致力于通過《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CP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建立高水平的貿易、對外投資規則體系。反觀“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十年，共建國家內部也存在參差不齊的發展赤字，主要原因包括部分國家經濟結構不合理、工業化水平較低、產業鏈基礎薄弱、生態環境難以可持續等；陸上絲綢之路經過歐亞大陸主要的能源資源區，一些國家對能源資源路徑過分依賴導致經濟難以維穩，部分“一帶一路”共建項目陷入疲軟乏力狀態。由此引發的離心化傾向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區域經濟話語權鞏固造成阻礙。因此，“一帶一路” 區域經濟話語的內在生成空間仍存在多樣的話語消解風險，零碎松散的區域話語基礎難以構筑堅實的國際話語基礎。中國一方面理應深入推進構建大循環、雙循環經濟發展格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關注共建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經濟、債務和資源環境等問題，對共建“一帶一路”的轉型路徑保持思考，轉危為機， 直面趨向復雜化的內部挑戰。

三、共建“一帶一路”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未來進路

國際經濟話語權的較量本質上是對全球關系網絡中物資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的爭逐。通過對共建“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建構及面臨的話語陷阱的梳理，不難發現在萬物互聯、萬物皆媒的全球化時代，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施中的各個節點“牽一發而動全身”。全球傳播研究的學者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 指出，“文化和傳播網絡的建構伴隨帝國霸權的確立而來”。k 共建“一帶一路”十年進程兼具包括國際經濟話語在內的國際話語上升與話語阻滯進程，鮮明地體現了國際傳播的舉足輕重，尤其是對信息資源的整合、把握與再編碼。因此，需要結合上述現實困境與全球傳播網絡，從話語主體/ 話語實施者、話語內容、話語對象、話語平臺、話語反饋l 與話語可持續的多個維度，探尋“一帶一路”提升中國全球治理與發展國際話語權的未來進路。

（一）推動反向話語制衡，實現戰略性話語轉化

提升政策話語影響力關系到國際話語權提升的話語策略、話語對象問題。全球治理伴隨全球性問題出現，因時調整與轉變政策話語是共建“一帶一路”站穩腳跟的首要要求。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誕生于“南北共治”的全球治理階段，肩負著解決國際治理兩個重要歷史使命：一是雖然全球南方崛起與合作已成為一種治理趨勢，但貿易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興起對國際秩序進一步擾亂仍未停止，試圖將中國話語邊緣化；二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各自面臨的問題與利益關切得不到回應，致使目前全球治理體系內部結構出現碎片化、離心化傾向。

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干預國際規則，導致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實際決策權與日益提升的國際地位不匹配，世界體系中仍存在并正在加劇的公平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問題，國際貧富差距與“數字鴻溝”進一步擴大。m 回溯中國古今外交理念與傳統地緣政治想象理解其可能性，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海陸聯合”的構想與實踐，正在逐漸超越以西方為主導的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對抗的范式， 形成對海路對峙固有思維的創新批判?？v深而言，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是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重大實踐，它正在不斷破除西方人類中心主義、大國中心主義，將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一脈相承的“平天下”“和合觀”“萬國咸寧”等思想整合，形成具有國際公益性質的新話語，為彌合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結構貢獻了中國智慧，也避免陷入當前地緣政治沖突帶來的西方地緣想象和價值偏向的滲透。

有學者認為，中國政治話語聚焦且受限于自身的“自成一體的意義”（self-contained meaning）。n 共建“一帶一路”建構國際話語權在未來不僅要突破限制，還要將這種意義提升至更具傳播力、解釋力、感召力的戰略性話語高度，即一種全局性、長期性的外交話語。一方面，共建“一帶一路”是中華優秀文化、具有特色的外交理念對世界傳播的關鍵窗口， 也是新時代中國全球治理觀轉化為戰略性政治話語、外交話語的重要平臺；另一方面，從話語制衡的角度而言，共建“一帶一路”增加了我國在大國話語制衡，特別是中美角逐中的戰略籌碼與戰略回旋空間，o 能夠應對美國的制度否決能力。未來，中國既需要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實現全球治理觀向政策話語的轉化， 還應面向全球南方等同樣有著全球治理話語權需求的主體，反向通過“內部話語制衡、外部話語制衡和消極話語制衡”p 對西方世界作出回應；通過共建“一帶一路”聯合共建國家、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話語對象，嘗試實現角色話語和政策統一的內部制衡、組成彰顯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全球傳播空間話語和政策聯盟的外部制衡，以消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話語霸權。

（二）加強平臺建設，競奪學術源話語權

國際學術話語權主要涉及話語主體與話語平臺兩個問題。隨著信息全球化的加速擴散與深入發展，國際社會的媒介環境中始終隱藏著一條看不見、摸不著卻真實存在的全球話語價值鏈，q 串聯起國際話語的生成、傳播、影響、反饋，以及再生產的多個節點。在現有國際學術話語秩序中，西方學術話語一直以來滲透和壓制著中國本土學術話語體系建構。法國哲學家米歇爾·?？拢∕ichel Foucault）認為： “話語與權力存在著結構性關系，要改變話語權力的控制現狀，就要積極主動發出差異化的話語聲音，尋求話語的對稱及權力的平衡，而非直接向權力的施加者猛烈攻擊?！眗 顯然， 無論是政策話語還是文化話語的更新，要扭轉話語生產被扼喉的既有局面，都離不開學術話語的理論先導。

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強弱首先體現在以學術理論為主的學術內容生產質量的高低。學術理論想要實現?？滤浴安町惢钡脑捳Z創新， 關鍵需要思考其重新建構的路徑。而重新建構在于范式的重新建構，把握在全球化過程中使國際媒體和文化格局更加多元復雜的離心力運作要領，s 創新知識生產和重構理論體系，而非沿用文化帝國主義理論中的“中心－邊緣” 范式。在這一過程中，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應爭奪一種對自身特質話語所應具備的優先闡釋權、定義權、表達權，或可以定義為源話語，即作為信源的話語權。換言之，中國理應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源話語的制造國，應具有發揮主體性、成為自主話語建構的第一信源的權利。近年來，學術界對國際傳播元語用、元話語的相關研究數量增多，正是從語義學的視角將中國對外話語“再情境化”，即回溯特定話語生成的本源，調整解釋策略，為未來內容生產源話語權的競奪進行鋪墊。

學術平臺建設是提升國際學術話語權的又一關口。包括學術會議、國際性刊物、在線數據庫在內的學術交流平臺，為提升學術話語權提供展示成果的載體和保障，其完善程度反映一個國家學術體系的成熟度與學術競爭力，其權威性及效力影響一國學術知識體系在世界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十年來，中國雖然生產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原創話語，但對這些話語學術層面的分析討論成果主要集中在國內，傳播范圍有限；且有待對共建“一帶一路”實踐背后具有中國自身特色的文化知識與思想進行深入挖掘，有待對上述原創話語成果轉化為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范式。因此，應通過加強學術平臺建設創造機會，重視話語權內容相關的人才和智庫培育；利用語言翻譯、云計算與大數據等技術實現學術文本的對外精準投放，聯動專業學術機構、世界性出版機構、國際學術會議多種渠道，不斷提升共建“一帶一路”學術話語在國際學術話語體系中的信息載荷和信息傳播力，實現從世界學術話語的“消費”陪跑向“生產”領跑轉化。

（三）完善話語體系，構建文化共同體

運用媒介與文化話語主要解決的是提升國際話語權中的話語內容質量、話語反饋的問題。在傳播全球化過程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邊界日益模糊，以往清晰的國家和文化地理區隔變得脆弱。然而，權力關系運作是相當分散和離心的，政治經濟權力的邊界是明晰的。從上述媒介話語圍堵的分析可知，在外國媒體報道引用的信源中，除中國政府發布的官方“硬新聞”外，中國媒體發布信息、中國學者所作研究并非其他國家主流媒體關于共建“一帶一路”報道的最主要信源，當前主要信息提供者仍更多是西方主流媒體。以“戰略搖擺國家” 印度為例，其對共建“一帶一路”的動機和實施長期高度警惕，其主流媒體以西方媒體作為信源的相關報道占比21%，印度本地政府及媒體的信源占比15%，而來自中國媒體或專家學者僅占2%。t 顯然，中國各界尤其是中國媒體有關共建“一帶一路”的報道話語體系與報道框架對印度輿論場的影響并不顯著。因此，面對共建“一帶一路”當前面臨的文化傳播難以下沉、文化內涵遭受曲解、國際傳播解釋力不足等問題，應充分表達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多元文明共處之道，完善國際傳播話語體系，通過媒介話語承載文化話語，構建中外統一的文化認知區間，延展共建“一帶一路”國際話語權的建構空間與國際認同空間。

媒介學認為，一種話語效果往往體現在其置于另一種話語中產生的實際影響。哲學意義上，“話語”是屬關系范疇，代表了說者與聽者間的共同意義空間，本身具有間性的特點， 如學者胡塞爾提出的“主體間性”，即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交互關系；德雷澤克認為，話語就是能使內嵌于語言中的世界變得有意義的共同的手段，u 參與話語討論的人將感知的信息進行設想進而編輯成故事或思想，這些故事或思想可通過客觀且有價值的方式進行交流?！瓣懮辖z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本身是物質媒介，其承載的歷史、文化與價值理念是建構而成的話語。在當前信息全球化、信息來源多口化和傳播渠道多元化的背景之下，中國需要主動把握議題設置，將話語通過重新遣詞造句、編織情節、構建形象，使其融入世界話語體系中，以講故事的方式實現話語的傳遞。一方面，中國官方主流媒體在未來報道共建“一帶一路”應形成更完善、更穩固的對外傳播話語體系，還需要增加更多柔性、故事性敘事話語。增加柔性敘事本質上是挖掘跨文化國家與民族間的共同情感認同，增進文化價值觀層面平等的對話溝通，在鞏固主體間性的基礎上實現一種文化間性。另一方面，可將模糊的文化邊界視為契機，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汲取思想精華，構建價值共享的文化共同體， 彌合不同文化語境下的認知差異。這樣可以調動當前自媒體“民間外交”的跨文化中介作用，回應國際社會對共建“一帶一路”的關切與質疑，提升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在文化多樣性中的解釋力，使文化價值觀話語進一步轉化為新的政策話語，實現其在不同文化語境中的有效下沉。

（四）以硬實力話語鞏固為本，多元構建話語認同

國家實力可以表現為資源、戰略和結果三個方面，既是指某種“資源分配”的運用能力，還具有一種“戰略特征”，v 既要體現國家事務的慣性，又要體現對相反意愿的抵制。硬實力是一種有形的物質載體，軟實力則是一種無形的力量延伸。國際話語權建構是一種文化意義的建構，但更是國家綜合國力的外顯?！皬臍v史上看，一種關系中的經濟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礎性?！眞 同時，從國家形象建構的角度看，國家形象不僅是主權國家在民族和世界所展示的形狀相貌與在國際中面向外部公眾的輿論反映，還包括內部公眾對國家本身、行為、各項活動及成果給予的評價和認定，國家形象的構建必須考慮外在性與內在性并存的因素。x 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國家形象塑造的重要合作機制，其內部和外部兼具的不穩定性正在提供一種警示：國際話語權依托國家背后的資源和國力而顯現，與國家硬實力是一種正相關關系，其角逐仍要以硬實力話語為基礎。

共建“一帶一路”未來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推動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的構建，不可避免要直面、化解目前存在的經濟風險、基礎設施建設困境和新領域合作的實際瓶頸，完善治理新方案，構建起發展新領域的轉型話語。針對現存經濟隱患，共建“一帶一路”更應發揮能動性，完善貿易金融機制，最大程度化解經濟風險。推動貿易機制和金融機制更加公平、互惠、普惠，這也是共建國家共同維護“一帶一路”倡議良好制度環境的過程，更是在堅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前提下積極主動融入區域治理、全球治理的螺旋式上升進程。

因此，對于“五通”核心內容而言，共建“一帶一路”既要堅持“互聯互通”的獨特話語，還要在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實現聯通、深化相通。在物質層面，面對經濟合作本身如匯率風險、跨境法律風險和信息差等問題，包括共建國家內部存在參差不齊的發展赤字以及其他搖擺的周邊國家的利益顧慮，應強化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風險防控和統籌協調。2022 年1 月1 日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與共建“一帶一路”覆蓋國家和地區、涵蓋領域和內容等方面相互重疊、相互補充。截至2022 年底，已有40 多家全球大型機構簽署的《“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與2023 年發行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主題金融債都是探尋可持續性的合理嘗試與選擇。在精神層面，則應以織密文旅合作與“絲路聯盟”、教育領域的機構設立與研究項目落實、媒體與智庫合作關系網等硬件設施建設為本，構建多種形式的跨文化交流具象話語， 夯實共建“一帶一路”民意基礎；y 落實更多如中國民間組織國際交流促進會等中外民間組織共同發起的“絲路一家親”等行動，從具體文化互動的態度認同上逐漸上升轉化為話語認同。

結語

習近平主席指出，大國競爭不是這個時代的底色。z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正是要擦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鮮亮底色，國際話語權的建構和鞏固也正是一個國家在多個領域集聚的內生力量向外延展、走向國際社會、逐步深入世界民心的過程。在當前國際形勢和機遇之下， 中國應審時度勢，從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走過的十年實踐中汲取提升全球發展話語權的寶貴經驗和力量，凝練成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新內涵。面對共建“一帶一路”目前存在的話語陷阱與話語圍堵，應認真審視中國自身地緣政治與經濟優勢，進一步構建“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的理念話語，推動全球經濟秩序重構。中國在未來應繼續躬行不輟，更具策略、更有自信、更加穩健地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實現高質量發展，深入踐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理念，為全球治理與經濟發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和確定性。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國際傳播的理論與規律研究”（ 項目編號：22JJD860012）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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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實踐白皮書》，中國政府網，https：//www. gov.cn/govweb/zhengce/202310/content_6907994. htm，訪問時間：2024 年2 月14 日。

z《 習近平：大國競爭不是這個時代的底色》，人民網， 2023 年11 月6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 n1/2023/1116/c1024-40119075.html，訪問時間：2024 年2 月12 日。

（截稿：2024 年3 月 責編：荊 江）

作者簡介 龍小農，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傳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傳媒大學圖書館館長

陳昕瑤，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