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為何越來越快

曹金羽

消失的“慢”

一九九五年，米蘭·昆德拉在小說《慢》的開頭分享了這樣的困惑：似乎很難見到慢悠悠閑蕩的人了，民歌小調中游手好閑的英雄或露天過夜的流浪漢，都隨著鄉間小道、草原、林間空地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速度，每個人都像跨坐在摩托上，隨時準備飛馳而去。緩慢消失，悠閑不再，而慢的樂趣早已失傳。

加速讓我們獲取了更多的物品、更快的交易、更迅速的成長，但并沒有帶來真正的豐富性。就像被昆德拉拿來對比的跑步者與摩托車手：跑步的人身上總有自己的存在，他會想到腳上的水泡、口中的喘氣、自己的體重和年紀，他比任何時候都意識到自身和歲月；而當人把速度與性能托付給一臺機器時，一切都變了，身體已被置之度外，交給了一種無形的、非物質化的速度，純粹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

于是，在速度提供的烏托邦中，一種奇怪的局面出現了：充實夾雜著空虛，激情伴隨著惆悵，緊張中飽含怠惰，好奇卻充滿厭煩。我們談論著自由、解放、欲望、愛情—卻很難感受到它們。在“真實”的時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加速，直到時間本身消失，直到經驗和體驗開始貶值，直到我們再也講不出故事。本雅明在《講故事的人》中曾寫道：

乘坐馬拉車上學的一代人現在佇立于荒郊野地，頭頂上蒼茫的天穹早已物換星移，唯獨白云依舊。孑立于白云之下，深陷天摧地塌暴力場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軀體。

置身于加速的時代，面對瞬息萬變的局面，個體似乎越來越渺小，越來越覺得生活不受掌控。不斷更新迭代的技術、涌入眼簾的各種信息，并不會給我們帶來安全感與確定感。在這樣的時刻，總有人忍不住追問：如果不知道方向，為何要加速向前？

美好的承諾

現代社會至少從一開始是帶著美好的承諾開啟加速進程的。當第一臺珍妮紡紗機在蘭開夏郡紡織廠運轉時，當史蒂芬遜于一八一四年制造出第一列在鐵軌上行駛的蒸汽機車時，當萊特兄弟的“飛行者一號”首飛成功時……世界開始了加速的過程。

加速最初的承諾是自由、高效，是更好的生活，是令我們從僵化的秩序中走出，在技術的加持下獲得自主性。正是加速技術讓生產不斷革命，讓社會關系不停動蕩，讓一切堅固的東西煙消云散，讓人們直面生活的真實狀況和他們的相互關系。如果褪去懷舊浪漫主義的想象，從前的緩慢并不一定等同于美好。緩慢有時也意味著艱難、貧窮、封閉、低效、不便，當車馬都慢的時候，個體往往也受制于環境，不能在更大的空間施展才能。

慢，意味著確定性甚至僵化，意味著世界被一種“存在巨鏈”的世界觀所支配，從一粒微塵到人類整體，都被安排在一條具有目的性的等級序列上。此時的世界非常充實，從可感世界到理念世界，每個位置都會被填充，不會為個別事物預留偶然活動的空間。緩慢時代的完滿，可能更多是一種強制的善，世間萬物在此都要接受既定秩序的安排，這是一個絕對的世界，一個單一的世界。比如古人的生活，歲月隨時節而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雖有不同但不會有本質變化，世界穩定束縛在自然與土地之上。

在此背景下，加速意味著一種掙脫，一種告別，一種自由。那個僵化的、沒有差異性的“存在巨鏈”，此刻忽然斷開了。得益于交通、能源、通信、信息、管理等方面的發展，人們真正感受到了世界的差異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工業化和火車帶來的交通革命。

希弗爾布施在《鐵道之旅：19世紀空間與時間的工業化》中為我們呈現了現代世界加速的畫面，借助于火車，人們用時間消滅了空間距離，鐵路延伸到遙遠的地區，讓遠方變得觸手可及。貨物突破產地局限，進入更多市場，商品的集聚堆出了一種共時性的空間，它將商品從地方關系中扯出，也就此失去其傳承之地，失去傳統的空間—時間存在。正是在這向外拓展的過程中，人們真正感受到了差異，過去那個堅固的秩序被打破，帶著對美好社會的期待，技術為現代性的加速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呼嘯而行的火車拖曳著社會的整體結構，朝向一個更進步的未來駛去。

除去時空的變遷，加速的影響更直接作用于心理。穩定性降低，掌控感喪失，競爭不斷強化，在這加速的進程中，個體將體驗到一種不斷被卷入的狀態，而他所能做的是更積極主動地投入“被卷”，似乎只有這樣才能免除恐懼，獲得自尊、自信、認同感等。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是人們真切的感受，也是追尋自我價值和美好生活所不得不選擇的路徑—盡管這樣的美好有些迫不得已。

時間至上

當火車從鐵軌呼嘯而過，時間也開始了標準化、理性化的進程。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英國鐵路進行了時間的標準化，這一標準時間在隨后的幾年一直被稱為“鐵路時間”。到一八五五年，英國所有公共鐘表都與格林尼治標準時間同步，標準化時間及其時間表保證了火車和船舶的安全運行，相應地也提高了生產和流通的速度。自此，時間從緩慢、關聯地方的節奏中脫離，進入標準化、抽象化、高效化的進程。時間開始關乎速度，速度也進一步讓我們感受時間。

在標準時間誕生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用日晷、沙漏或者鐘聲來標記時間，記錄四季的更迭、萬物的循環往復。人們存在于時空中，并感受著時空，它作為一種質性的時間語言，有規律地調節著個體之間、世俗與神圣之間、生者與死者之間被銘記或遺忘的關系?？茽柊嘣凇洞蟮氐溺娐暋分忻枋隽耸攀兰o圍繞鐘聲的歡騰、喜悅，鐘聲一直具有浪漫的能力，為集體日常生活的美學化做出貢獻。在鐘聲縈繞的時代，時間是讓位于空間和地點的，時鐘所在的位置要遠比它所標記的時間重要。也正是這種時空坐標的獨特性，使得時間成為一種地方時間，真正介入地方的日常生活。換言之，鐘聲時間有著豐富而真實的生活經驗指向，個體在時間中感受到的是共同體內在跳動的命脈。

相比之下，火車時間并不服務于個人，統一的、通用的標準化時間主要是為了避免交通事故，并讓各地旅客準時抵達火車站。一旦時間進入標準化、普遍化、均質化的進程，也就意味著它可以不再依賴于經驗，可以擺脫個體或共同體的特殊性，從而反向重塑人的形象。比如，像火車一樣準時的工廠，要求工人們不再遵循自然的節律，而是遵循機器的邏輯和步調。于是抽象和量化成為標準，質量讓位于數量，那些無法被量化、程序化的東西則會被視為不重要，最終被丟棄。生命在加速的時間中被肢解為碎片，正如席勒在《審美教育書簡》中所寫：

人永遠被束縛在整體的一個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只好把自己造就成一個碎片。他耳朵里聽到的永遠只是他推動的那個齒輪發出的單調乏味的嘈雜聲，他永遠不能發展他本質的和諧。他不是把人性印在他的天性上，而是僅僅變成他的職業和他的專門知識的標志。

由此，我們進入了另一種矛盾的局面。盡管標準化的時間提高了效率，帶來了時間的富足，但悖謬的是：我們的時間越多，卻越沒有時間。原因可能在于，時間的真實感、在場感往往來自具體時空坐標所提供的獨一性，但在標準時間中，我們急于跟隨速度，而失去了自身，也失去了對自然世界的觸感。

速度的美學

或許文學和藝術更能讓人體會速度帶來的消失與湮滅之感。在火車呼嘯而過的時代，曾有莫奈的畫作《圣拉扎爾火車站》、惠特曼的詩作《致冬天的一個火車頭》忠實記錄著人們對火車的濃厚興趣；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狄更斯、左拉、霍普特曼等作家的筆下，火車象征著邪惡，象征著一種難以馴服的力量，將人類帶向災難與死亡。

贊美與恐懼并存，理性與異化相伴，加速的時代中，每個個體都在速度建構的新體制里，感受著現代生活的矛盾與緊張。

馬塞爾·杜尚的代表作《下樓梯的裸體女人》，顧名思義描繪的應是一個赤裸女性下樓梯的畫面。但作品實際呈現的是一堆幾何形狀的碎木片，它們代表著頭、手臂、骨盆和腿，穿插疊合，給人一種匆匆下樓的緊張運動感。我們從整幅畫作中感受到的，不是人的整體，而是被分解的形狀和線條，面容難以辨清，在碎片的急速組合中走向消失湮滅。時間的碎片化帶來感覺的碎片化，所有事物在速度的旋渦中都會變得模糊，難以分辨，畫作不再呈現人的自然形態的運動，而是表現一種最切身的速度之感。

一九○九年二月二十日，馬里內蒂（Filippo Marinelli）和博喬尼（Umberto Boccioni）在《未來主義宣言》中宣布了一種新的速度的美學：

宏偉的世界被一種新的美賦予了更多色彩，這就是速度之美。一輛汽車吼叫著，就像踏在機槍上奔跑，它們比色雷斯的勝利女神更美。我們要與機器合作，將那些對距離和孤獨的歌頌、那些精致的鄉愁都摧毀，代之以普遍存在的速度。

馬里內蒂的速度崇拜流露出對慢生活的敵意，用速度完成一項實為摧毀的任務。所謂速度的美學，從根本上說是一種破壞性的美學、消失的藝術，甚至是反人道主義的實踐。加速追求的是一種極端、徹底、瞬間，它將時間尺度碎片化，并在碎片所形成的急速旋渦中消融物體和事件，正如飛機會迅速跨越洲際，而通信工具更是瞬間貫通全球，在這種狀態里，整個地球可以說已經縮減成一個沒有延展度的點。速度的美學沉迷于對碎片與整體、裂變與融匯等問題的分析，伴隨著加速，人們會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一些孤立的瞬間，強調現實的變動不居，強調對表面、印象、感覺的占領—正是這種對瞬間的欲求，使得加速為求新提供強大的動力，它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但瞬間、碎片、眩暈的文化審美觀念，也會帶來諸多問題。齊美爾有關“大都會與精神生活”的探討，讓我們看到社會生活加速，為現代人提供了難以承受的刺激，它帶來一種膩煩心理，激活個體身上的厭倦之感來實現自我保護，同時也將我們帶入了新的異化情境。

從加速到異化

《大都會與精神生活》是齊美爾廣為傳閱的一篇文章。他寫到，現代人的性格基礎包含在強烈刺激帶來的緊張之中，大都會的生活瞬息萬變，與節奏緩慢慣常的鄉村形成了深刻的對比。大都會街道縱橫，經濟、職業和社會生活時刻呈現光怪陸離的一面，在其中生存，個體面對的是多種文化元素的無限涌現。這種過度的刺激，促使現代人逐漸強化一種器官，以此保護自己不受危險的潮流和令其失去根源的外部環境的威脅—它就是頭腦，而非心靈，頭腦擅長的是理智優先的知覺與觀察，用理智來對抗都市生活的復雜，這種理智的擴展使得他對外在世界的反應顯得麻木不仁，毫無個性。簡單來說，持續快速的刺激并不會豐富個體的心靈，相反只會讓人在理性的計算思維下進入膩煩、厭倦。

從加速走向厭倦，在齊美爾看來是因為過度的刺激，而這種刺激正是由加速的社會帶來的。我們看到，在加速進程中的個體強調的是效率，是肯定性，是進步，加速略帶強迫地將一種自負注入個體。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提到，現代社會是一種功績社會，它使用一種積極的動詞—“我能夠”—去打破一切，從而使得功績主體更高效、更多產。在這種狀態中，每個人都是自發但又不得不去行動、獲得成就，激情地燃燒自己，倦怠自然隨之而來，這是一種燃盡自我后的精神梗阻。在加速的時代，個體很多時候被迫投身于一種強制的高效之中，我們接受的是過度的刺激、信息和咨詢，注意力從而也變得分散、碎片化，不會再擁有深度時間和深度自我，而是在渙散的注意力中進入表面的無聊。

這種倦怠、無聊是伴隨加速而來的異化，而所有的異化都蘊含著一種疏離，疏離于空間，疏離于自我，疏離于行動。在以《加速》為題的著作中，作者羅薩在為我們羅列了多種形式的加速—歷史加速、文化加速、社會加速、生活節奏加速等—之后，重點關注了伴隨加速而來的異化。在他看來，加速一方面許諾了行動者自主性，但遵守和實踐這個承諾的可能性卻越來越渺茫，根本原因就在于加速必然會造成異化狀態。

最初是與空間的異化。在諸多思想家眼中，它被描述為一種時空“脫嵌”，那些與我們有著親密關系的人，可能物理距離上離我們很遠。這并非必然造成空間異化，但它會讓我們失去對空間的熟悉感和耐心，人與空間很難再產生深厚的感情，相反會出現越來越多沒有故事、沒有回憶、沒有認同的“非地點”“沉默的空間”，典型如高速公路、酒店、機場、購物中心等，它們并不會像以往的空間為我們提供相遇和身份，而是在匿名與獨行的行動中快速通過，很難找回賓至如歸的家鄉感。羅薩在書中提到，酒店的經營報告經常會很有趣地指出，有越來越多的客人迷迷糊糊打電話到大廳柜臺，詢問他現在在哪個城市，或是哪個國家。一次次的移動、遷居、脫嵌，我們與空間的親密和熟悉感自然也難以真正地建立起來。

其次是與物界的異化。物不再被維修，而是被直接更替，手機、車子、衣服、計算機等都不會再成為我們的一部分，而是遭遇用后即棄的命運，就像我們越來越會在車子、手機、電腦、衣物等還沒有壞掉的時候就丟掉、替換它們。物的生產速度遠遠超過維持和修理的速度，技術的更新也使得我們沒有能力去修理壞掉的物，就像手機、電腦越來越智能，但人卻變得越來越笨，既有的經驗在越來越快的創新之下，越來越沒有價值。與此同時，正是由于個體與物沒有深厚的連接，物本身的價值也從實用性轉化為符號，它更多的是因為外在的、符號性的特征而被我們消費。我們也不會真正去建立與物的熟悉感、連帶感—“壞了就壞了，扔了就是了”。

然后是與行動的異化。簡單來說就是我們沒有時間好好了解自己所做之事，越來越多地被動接受安排，陷入永無止境的忙碌中，無法專心去做真正想做的事情。事實上，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會干脆打消了做“真正想做的事”的念頭。其根源在于，一方面是我們要依賴大量新技術與工具來迅速解決任務，而沒有真正去學著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信息過載使得行動難以展開，到處都是說明書、指南、聲明，個人的行動能力在其中逐漸被弱化，很難真正建立宛若在家的感覺。

再次是與時間的異化。這里的時間更多是指一種時間體驗，在加速的進程中我們會擁有越來越多的體驗，例如去健身中心，去主題公園，再去餐廳和電影院、動物園，參加研討會、商務會議，去一趟超市，等等。這些活動之間都是斷裂孤立的，無法整合或有意義地聯結在一起，到最后人們幾乎記不起到過哪里，做過什么事。又或者我們坐在電視機前花了幾個小時轉臺或刷劇，當關上電視機后，時間并不會在記憶中變長，而是莫名其妙、幾乎毫無痕跡“咻”地就不見了。時間在體驗中一下就流逝了，相應地記憶也隨之縮水了，換言之，我們擁有了很多時間體驗，但卻并不會增加經驗。

最后是與自我的異化。根源在于加速讓個體無法將行動時刻和體驗時刻合并成完整的生活，所有我們認識的人、需要的物、做出的選擇，那些可以成為我們身份認同基礎的材料，因其碎片而無法被吸收進我們的生命，難以形成確切的自我。我們是誰、我們怎么感覺的，都有賴于我們在經歷變動時身處的背景，而我們卻不再有能力將這些背景整合進我們自己的經驗與行動。這也造成了埃倫博格所說的“自我的耗盡”，甚至是過勞或抑郁。

從羅薩為我們呈現的異化來看，加速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個完整的生活、有意義的生活、值得過的生活。那么，是否恢復緩慢的價值或減速是唯一的出路呢？

減速還是共鳴？

然而，減速并不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案。

那些未被現代化加速技術影響的綠洲在現代社會已經越來越少，而減速很多時候是功能失調帶來的，那些刻意的減速，如在意識形態上呼吁，或用短暫的休息、節假日來減速，并不會真正改變結構，有時候反而是通過暫時的減速來服務于更好的加速。事實上，單單在速度上思考如何解決異化是不夠的，加速或減速并不是根源，異化的本質是我們與時間、空間、世界、自我、他人等構成了一種“無關系的關系”。因此，解決異化、進入美好生活的方式是重新回到真實的關系。加速提供了問題，解決方法自然就是重建關系，而共鳴的方案可能就是一種有效的方式。

尋找共鳴本質上是與世界重建聯系，并且是以積極回應的方式建立相互的關聯。這個世界包括了自然、宇宙、歷史、生命、他人等，是一個被感知的整體。在共鳴的關系中，一種整體性的連接突出的更多是情感的體驗、具身的行動，而非認知的理解，就像我們走向山川大海、城堡宮殿的時候，體會的不是與認知相關的需求、經驗，而是一種沉浸式的感受，一種完滿的豐富之感。羅薩提到，在人類所有的行動、斗爭和愿望之中，只是尋求認知、承認、不被忽視的話是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尋找一種共鳴，它關涉的是我們從中流露的對自然、宗教、美學的需求。在自我與世界之間，共鳴提供了一種“回聲定位”，從而在加速的時代中重建了一種同步性。

為了讓共鳴變得穩定而持續，羅薩為我們建立了一套“共鳴軸”。一種是水平的社會共鳴軸，例如家庭、友誼、親密關系、政治等，彼此的真誠溝通會構成共鳴的港灣，語言在其中就像音樂，我們談論著音調、節奏，談論著和諧與不和諧，最終構成一首完整的曲子。再有是對角線共鳴軸，它處理的是人與自然物、非生命體的關系，如藝術品、護身符、玩具等，這種共鳴更多是一種萬物有靈的思考方式，非生命的物也會被視為行動者，被放置在與自我交織的關系中，構成一個童稚的甚至詩意的空間。最后是垂直的存在性共鳴軸，它更多指向宗教、宇宙，把自我放在無限世界的懷抱中，形成一種天人合一的完滿之感。借由這三重共鳴軸，我們得以重建共鳴，恢復與世界更為充實的關系，異化所帶來的失調、非同步、無關系的關系得以被修正，從而進入一個更理想、更美好也更自由的世界。我們也得以在加速的時代里，享受一種從容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