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良性國際制度競爭對發展中國家獲取海外援助的影響

陳琪 陳云軒

【內容提要】隨著中美結構性矛盾的日益凸顯，中美國際制度競爭也越發具有現實的學術分析和政策爭論意涵。本文運用基于反事實原理的合成控制法分析美國對第三方發展中國家加入中國發起創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回應，比較了“強權懲罰”和“治理績效競爭”兩條政策路徑的解釋力后發現，對于加入亞投行的發展中國家，美國加大了對其援助力度，以期通過經濟效益引導來穩定對象國和平衡對既有體系的外部挑戰。這表明在制度理念共識基礎上，中國通過提出對現有制度的有益補充機制，促使美國重新審視現有制度的不足并加以優化調整，形成了一種相互促進的良性競爭機制。這種良性競爭機制不僅有利于兩國的發展，更可造福世界。

【關鍵詞】中美關系；國際制度競爭；亞投行；合成控制法

一、引言

隨著中美兩國間的結構性矛盾不斷凸顯， 中美競爭逐步從經濟、軍事、外交延伸到國際制度領域。國家間國際制度競爭指的是主權國家以跨國機制為平臺，圍繞機制設計主導權、資源分配、決策與運營準則，以及議程設置展開的博弈，目的是提升本國的國際地位和跨國影響力，在戰略競爭中獲取優勢。b 既有研究考察了國際制度競爭的動因、表現和結果，提出了注入現實制度主義、競爭性多邊主義、軟制衡的解釋理論。c 同時，學者們從權力、制度以及議題領導權的視角分析了主權國家的制度競爭策略選擇。d

在當前和未來中美總體競爭中，國際制度競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國際體系是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 國際體系也是中國擴大影響力，深入參與全球治理的核心平臺。當前，中美制度競爭既體現在既有國際體系下兩國圍繞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傳統國際組織展開的斗爭，也表現為中國引領建立的新機制對美國主導的既有機制的增量補充，如“一帶一路”倡議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等。

其中，亞投行的設立是中國深入參與全球治理和推動國際發展秩序革新的重要政策實踐和較為成功的案例。成立八年多來，亞投行成員規模不斷擴大，合作效率與質量不斷提高， 投資項目超過200 個，累計為成員國提供400 多億美元貸款，有效促進了亞洲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與可持續發展。

作為當今成員規模僅次于世界銀行的第二大多邊銀行，亞投行的成員來源廣泛。如果說以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為代表的傳統西方發達國家加入亞投行是為了確保亞投行建立規范制度，推進本國的某種地緣政治目標，e 那么發展中國家加入亞投行的行為則具有更強的制度競爭和選擇特征，體現了第三世界與新興經濟體對國際機制改革的內在訴求。一方面，客觀存在的基礎設施開發資金缺口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支持新多邊銀行的出現；f 另一方面，對既有開發性金融機制官僚主義、附加苛刻政治條件、低效審批流程的不滿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早有呼聲。g

在針對亞投行的研究中，學界普遍認為亞投行挑戰了美國在開發性金融體系中的主導權。h 但由于中國在亞投行的制度設計中遵守了既有國際制度的理念與規范，將亞投行的設立轉化為一種“制度內創新”，部分打消了西方國家的疑慮，美國對亞投行采取了消極認同的態度。i 然而即使美國能在制度層面上認可亞投行的合規性，這一新興機構客觀上提高了中國在開發性金融體系中的聲望與影響力。從大國競爭的角度來看，作為守成國的美國必然不會對這種變化無動于衷，而是采取多種手段遏制這一機構影響力的擴張，其中最直接的方法便是限制亞投行的成員規模與參與度。特別是針對那些對既有開發性金融體系存在不滿的發展中國家，美國可采取不同對外政策工具引導這些國家放棄加入亞投行，或在加入后將重心轉移回既有體系，從而鞏固自身的國際權威。因此，本文選取了亞投行作為中國引領建立的新機制代表，通過研究美國對于加入亞投行的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份額變化來揭示美國對中國制度創新的包容或對抗立場。

二、研究回顧

對外援助作為反映美國潛在政策變化的載體，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工具，也是美國政府對外支出的最大組成部分。無論是冷戰時期提振歐洲經濟民生的“馬歇爾計劃”，為亞洲一系列反共政權提供的軍事和財政支持，還是2001 年“9·11”事件后對伊拉克、阿富汗等國提供的反恐援助， 均展現出美國對外援助在拓展盟友網絡、鞏固海外利益、爭取國際支持、遏制敵對勢力擴張的支柱性作用。

美國對外援助的分配問題一直是學術界和政策界對外援助研究領域的兩大重點之一。j 對外援助作為提升貧困國家社會福利，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合作手段，應以被援助國家群體的經濟社會指標和發展需求為主要分配標準。但圍繞對外援助的本質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認知。自由主義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指出，對外援助是一種“廣義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 行為， 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國際社會中的利己主義。k 現實主義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則認為，“援助的性質是……賄賂。一國政府向另一國政府轉移的資金和服務，是為了獲得政治服務而付出的代價”。l 實際上，無論是社會科學學界還是美國政府都承認，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并非是美國對外援助戰略的主要考量，美對外援助一直具有很強的地緣政治目標。

從受援國特征出發，既有研究指出，與美國政治立場的一致程度是影響美國對外援助去向的重要因素，在重大事務上與美國政府保持一致的國家往往能得到更多的美援。這種一致性既表現在意識形態、政體等國內制度層面， 也體現在防務同盟、戰略合作和國際組織表決等國際決策層面。m 政治周期論學者進一步發現，美國政府對盟國和友好國家的援助偏好具有時序波動性，其峰值與國內政治周期關系緊密。費伊（Michael Faye）和尼豪斯（Paul Niehaus）對1975—2004 年美國對外援助的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后表明，美國在選舉年加大了對政治立場一致的盟國政府的援助，以期幫助盟國友好政黨勝選，鞏固美國盟友網絡。受援國的國際地位和權威也具有重要解釋力。n 庫澤姆克（Ilyana Kuziemko） 和沃克（Eric Werker）發現，當一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其獲得的美國援助上升了59%； 而隨著該國安理會任期結束，美國援助水平則迅速回落到正常。o

從美國戰略導向來看，戰略重心的轉移是美國對外援助分配調整的核心原因。冷戰時期，美國的援助項目主要受國務院的短期外交決策影響，大量邊緣地帶的反社會主義獨裁政權獲得了美國的持續資助?！?·11”事件發生之后，喬治·布什及其后任政府的反恐戰略在美國對外援助分配中起到了關鍵作用。p 大量實證研究和政府文件都佐證了戰略利益考量在美國對外援助決策中的重要影響力。美國根據本國對外戰略重心的轉移和對受援國政治經濟特征的評估來調整對外援助的去向與使用方式，以期實現拓展盟友網絡、爭取國際支持、遏制敵對陣營擴張、鞏固全球霸權等戰略目標。但現有美援分配研究大量集中于反恐戰爭、區域戰略等左右美國對外援助的因素上， 對中美競爭的影響有所忽視。隨著中美之間結構性矛盾的凸顯和美國對華大國競爭戰略的逐步成型，中國已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核心制衡目標。因此，中美之間的大國競合必將成為影響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主導因素之一。q

三、理論解釋

從上述文獻梳理中可知，地緣政治和大國競爭是影響美國對外援助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涉及中美競合的重要國際事件中，各國的表態和實際選擇必然導致美國對其援助份額的調整。對于社會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社會治理存在資金缺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部援助是政府提高執政績效和獲取民意支持的重要資金來源。美國政府對外援助能顯著影響受援國的政治和經濟走向，成為可有效傳遞“懲罰”與“激勵”措施的工具。同時，美國對外援助與亞投行貸款之間存在著一定的“補充”與“競爭”關系，使得美國政府在回應發展中國家加入亞投行行為時，很大程度上體現了通過對外援助調整釋放政策信號的意圖。

在亞投行的設立過程中，中國主動對標既有制度理念與規范，與美國形成開發性金融領域內的理念共識，這成為美國回應其他發展中國家加入亞投行行為的一個基礎前提。在中國提出創建新多邊銀行之初，美國政府曾表達了強烈的抵制傾向。2013 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與國務卿克里公開質疑亞投行可能是中國追求地緣政治利益的工具。r 美方高級官員頻頻在國際媒體上表示，在亞洲地區建立新的發展銀行并無必要，不斷詰責中國政府的戰略意圖。面對西方國家和學界的種種質疑，中國政府秉持公開、透明、包容的精神，協助亞投行籌備團隊廣泛吸收各方建議，力求消除西方國家和機構的政治憂慮。這表明亞投行的設立并不直接代表中國的地緣政治目標，而是有利于服務區域基礎設施發展需求。

2015 年3 月5—6 日， 亞投行臨時秘書處在北京舉行“亞投行制度建設研討會”，就外界廣泛關注的核心制度議題進行研究。亞投行籌備團隊重點聽取了來自世界銀行等傳統多邊開發機構的專家學者的建議。前世行資深顧問利希滕斯坦（Natalie Lichtenstein）主持了“治理結構的選擇和影響”會議，協助起草了《亞投行協定》； 林特納（Stephen Lintner） 和達爾澤爾（Matthew Dalzell）則參與了亞投行《環境與社會制度框架》的制定。s 這些外方專家過往在主要多邊銀行有豐富的研究、談判與項目管理經驗，為亞投行建立與國際標準接軌的運營和投資制度作出了建設性貢獻?？梢哉f，亞投行雖是中國引領建立的獨立于世界銀行框架外的新興機構，但其核心制度規則從一開始就融入了既有國際發展秩序之中。

中國的政策努力大大提高了亞投行的國際合法性和與既有體系的兼容性，與美國形成了理念與規范共識。但正如前文所言，大國權力政治的邏輯依然會促使美國對亞投行的影響力拓展進行潛在打壓，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對加入亞投行的發展中國家展開外交攻勢，迫使這些國家將注意力轉移回美國主導的開發性金融秩序。通過對既有研究和亞投行建立過程中美方立場的梳理可以看出，美國的回應存在兩種政策路徑的解釋。

（一）強權懲罰路徑

第一種解釋認為美國會減少對那些加入亞投行的發展中國家的雙邊援助，以對其削弱美國國際權威的行為進行懲罰。凱爾曼（Miles Kellerman）的研究表示，亞投行實際上代表了亞洲國家對世界銀行等全球發展機構及亞洲開發銀行為代表的區域發展合作機構的不滿。t 這導致一個以區域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政策行為不免帶上了地緣政治和大國競爭的想象，甚至成為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戰略博弈的縮影。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加入亞投行的行為便成為一種地緣政治層面的表態與站隊，會被美國視作對其權威的削弱。實際上，在亞投行籌備之初，美國就曾對盟友進行強力施壓，試圖阻止它們加入亞投行。2014 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道透露，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要求動用外交資源阻止目標各國加入亞投行。u 同年6 月，韓國媒體報道稱，美國時任副國家安全顧問的阿特金森（Caroline Atkinson）和美駐韓使館官員向韓國樸槿惠政府施壓，表達對韓準備加入亞投行行為的憂慮。v10 月，《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刊文顯示， 堪培拉政府同樣受到來自美國時任國務卿克里本人的直接壓力。w

這種路徑的解釋充分反映了國際制度的權力屬性?，F實制度主義認為，國際制度雖然具有公共產品屬性，但同時也含有現實政治和權力之爭的一面。x 在國際制度中占優勢地位的國家可利用制度來施展跨國權力，實現本國的國家利益。李巍對現實制度主義的總結表明，國際制度中的優勢地位可給主權國家帶來以下具體增益：提高談判能力、幫助開展跨國強制行為、使用公共資源、提高國際聲譽和影響力。y 而在國際體系出現權力轉移趨勢時，國際制度的主導權成為崛起國與守成國戰略博弈的焦點，守成國采取各種措施打壓崛起國在國際制度領域的政策嘗試和創新。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主權國家圍繞國際制度主導權展開的競爭近乎零和博弈。在一個圈定的議題領域和覆蓋范疇內，主權國家在國際制度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具有此消彼長的特征，這與國際制度在運行過程中提供的公共產品是截然不同的。z 因而在西方一些國家紛紛表達對加入亞投行的興趣時，歐亞集團創始人布雷默（Ian Bremmer）發出警告，認為亞投行將動搖美國在國際發展領域的制度和理念主導權。ヒ

上述分析重點強調了亞投行的建立對美國在開發性金融領域制度主導權的挑戰，解釋了亞投行籌建之初美國的激進抵制和廣泛游說。依據這種零和博弈的解釋路徑，美國更可能對加入亞投行國家實施外交壓力和經濟懲罰。對于那些拒絕了美國游說的國家而言，美國政府將削減對其的援助。

（二）治理績效競爭路徑

第二種解釋路徑則更多地著眼于對外援助本身的發展性目的，認為美國應加大對于亞投行成員國中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力度，以經濟績效引導發展中國家回歸美國主導的秩序中。一些美國智庫研究指出，在亞投行制度設計合理的前提下，過度阻止其他國家加入其中可能會影響美國在地區的聲譽。フ而將雙邊援助作為一種經濟懲罰的手段明顯也違背了援助的正當性，可能會適得其反引起目標國家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發展秩序更強烈的不滿情緒。具體來說，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院教授傅瑞珍（Carla P. Freeman）便呼吁美國應該建設性參與亞太地區的經濟開發和合作。華盛頓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報告也指出，美國應更加重視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日本、韓國等盟國加強合作，幫助地區中的發展中國家制定規范公平的投資原則，尋求穩定可持續的資本來源，最終確立美國在地區合作中的領導地位。ヘ

可以說，治理績效競爭路徑的目的依然是鞏固美國在開發性金融制度中的主導地位，但其政策措施卻與上述第一種路徑下的強硬打壓不同。這一分析思路強調美國應在接納亞投行的基礎上加大對重點地區和國家的基礎設施援助投入，實際上是在同一議題領域內與亞投行進行全球治理績效的競賽比拼。畢竟美國可依托其在法律、科技、金融、環保、國際合作等領域的知識和資源優勢，獲取發展中國家對美國引領的既有機制的認可。最終，這種良性競爭的手段也可幫助美國實現削弱亞投行的凝聚力，鞏固國際制度主導權的目的。

2019 年11 月4 日，在東盟印太商業論壇上，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聯合提出“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計劃，旨在通過整合政府、私營部門和社會組織的力量為地區提供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援助。ホ2021 年七國集團會議期間，美國又領導提出“重建更好世界”計劃（B3W），宣稱在2035 年之前為中低收入國家提供40 萬億美元進行基礎設施、氣候、健康、數字技術以及性別平等方面的發展。マ這些舉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與中國進行治理績效競爭的意圖。

四、案例研究

上述兩種解釋路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關于美國政策的預期。強權懲罰路徑認為美國會減少對亞投行內部發展中成員國的雙邊援助，而治理績效競爭路徑則認為美國會加大對這些國家的援助力度。本文繼而采用基于反事實原理的合成控制法，選取亞投行中具有代表性的發展中成員國進行案例研究，以驗證此兩種理論解釋。

（一）基于反事實原理的合成控制法

蔣建忠、鐘楊指出，對于因果推論嚴密性的不斷追求意味著國際關系研究需要在方法上有所創新，而當前國際關系研究方法創新的一個重要進展即是基于反事實原理的因果推論。ミ 反事實原理由劉易斯（David Lewis）等人提出，是因果推論最主要的兩個流派之一。ム其中事實指的是某個事件在某個變量（X）影響下可以觀測到的結果（Y1），而反事實指的則是同一事件在變量（X）取相反值時（即不產生影響）觀測到的結果（Y2）。在控制時間、環境等因素的情況下，結果（Y1）與結果（Y2）之間的差值是由變量（X）獨立導致的。如果這一差異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那么便可以認為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反事實原理應用的一大難點是在真實世界中Y1 與Y2 無法共存，也就是說無論條件變量（X）發生還是不發生，都只能觀測到Y1 或Y2 中的一個。近年來社會科學界往往采取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來克服這一障礙，但國際關系研究的挑戰是往往無法順利開展社會實驗，這是因為一方面歷史與重大國際事件往往是不可回溯、不可模擬的， 另一方面道德與倫理風險也使學者必須對任何社會干預保持警惕。

合成控制法（Synthetic Control Method） 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阿巴迪（Alberto Abadie） 最初提出這種方法，并使用其分析西班牙巴斯克地區的恐怖活動造成的經濟損失。メ隨后阿巴迪和戴蒙德（Alexis Diamond）等又借用這一工具評估加利福尼亞州禁煙政策的效果。モ合成控制法同樣通過比較實驗組與控制組之間的差異來建立因果推論，但其控制組的形成不同于比較案例分析中的經驗判斷，也不同于實驗法中的隨機控制，而是結合了定性和定量研究的特點。研究者首先確定一個條件變量（X） 取正值的樣本作為實驗組（C1），再選擇N 個條件變量（X）取相反值的樣本作為構建控制組的合成池（Donor Pool）。依照一系列的樣本特征指標，研究者對合成池中的樣本進行加權計算，構建出在條件變量（X）發生之前與實驗組具有相同特征和發展趨勢的反事實控制組（C2）?？刂平M（C2）來源于現實樣本的加權組合，但其本身是虛構的。如果將實驗組（C1）的結果狀態記為（Y1），控制組（C2）的結果狀態記為（Y2），那么可以通過觀測真實世界與時序擬合同時觀測到這兩個結果。而Y1 與Y2 在條件變量（X）發生之后的差異便成為判斷條件變量與結果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的充分依據。合成控制法在經濟學研究中被廣泛應用于對政策工具效用的評估。陶世貴等國際關系學者研究利用合成控制法考察了西方制裁對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影響，ヤ龐珣、陳沖則利用這一方法，將阿根廷作為案例研究了國際金融的赫希曼效應。ユ總的來說，合成控制法結合了定性層面案例研究和定量層面擬合預測的特點，已成為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中的重要研究方法。

（二）以蒙古為實驗組的合成控制分析

為盡可能延長條件變量（加入亞投行）發生后的觀測時長，本文從最早宣布加入亞投行的國家中選擇一個作為實驗組，將其他至數據截止之時尚未加入亞投行的國家作為控制組。綜合各類數據可得性，本研究選取蒙古作為實驗組，將其他65 個發展中國家加入捐贈池。研究截取的時段為2000—2017 年，其中2015 年為條件變量（加入亞投行）的發生年份。

自20 世紀90 年代初開始，美國際開發署開始向蒙古提供援助，幫助蒙古政府進行民主改革，提高政治能力，建立市場化經濟。ヨ1991 年，美國際開發署在蒙古投資了第一個能源開發項目。隨著蒙古經濟改革的深入，國際開發署在蒙古的業務范疇逐步擴展到基礎設施建設、經濟和司法改革、公共財政治理領域。1999 年美國發起戈壁區域發展倡議（Gobi Regional Growth Initiative），成為率先 關注蒙古偏遠落后地區發展的外國援助方。2002 年美國際開發署又發起蒙古包倡議（Ger Initiative），以幫助蒙古政府推進首都周邊大面積的蒙古包改造。近年來美國對蒙古的援助轉向更加長期可持續的目標，包括治理能力、政府信息公開、環境保護以及吸引外方投資等。2008 年次貸危機期間，美國還竭力幫助蒙古應對金融海嘯的沖擊。

蒙古與亞投行也保持著緊密的合作關系。2016 年蒙古交通運輸部指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可幫助建立橫穿蒙古的經濟走廊， 蒙古將尋求亞投行對其鐵路規劃的融資。ラ2020 年6 月，亞投行向蒙古提供1 億美元貸款，支持蒙古應對新冠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リ 總的來說，蒙古與中美雙方都有著長期的援助合作歷史，這使得它成為一個合適的合成控制法案例。

在其他變量方面，通過參考對外援助議題領域的大量文獻，本文從受援國特征、對外關系以及代替性援助三個領域選取一系列指標。從受援國國內角度上選取了人口、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GDP 增長率、政體四個指標， 以衡量其經濟社會特征和實際援助需求。其中人口、人均GDP、GDP 增長率數據來自世界銀行數據庫。ル政體數據來自系統和平中心（Center for Systematic Peace）的政體IV 數據庫。レ這一數據庫測量了世界范圍內的國家和地區1800—2018 年之間的政體狀況并進行了評分。其中-10 分為世襲君主制，10 分為鞏固民主制度。在研究中本文截取了第五輪政體分數（Polity Score） 中2000—2018 年的數據。

在國際視角上， 本文依據庫澤姆克（Ilyana Kuziemko）與沃克（Eric Werker）的研究設定了一個聯合國安理會席位變量，以考察受援國的國際權威。ロ在對外關系層面上，本文首先關注受援國與美國的關系。如何衡量兩國關系的動態變化一直是國際關系領域的熱門話題。本研究采取了貝利（Michael A. Bailey）等人提出的理想點模型（Ideal Point Model）。ワ這一方法將聯合國大會出現的不同議題進行分析，再通過對投票行為的賦值和加權計算獲取國家在一個單維向度上的外交立場分數，最后將不同國家外交立場分數的差異（絕對值）作為衡量國家間外交立場距離的標準。本文獲取了2000—2019 年之間各國與美國的外交立場距離。ヰ為了更加全面衡量某國與美國的關系，本研究還加入了防務聯盟和美國軍事基地兩個指標。ヱ前者指某國在特定年份是否是美國的防務盟友，后者指某國在特定年份是否在境內有美國軍事基地。此外，本文還考慮了替代性援助對美國援助的影響。一方面，美國對外援助政策中存在著并行效應，在特定情況下會選擇通過國際組織援助來替代直接對外援助；另一方面，受援國對不同援助渠道的選擇也是外交立場的一種體現。為此本文在研究中加入了兩個指標：一是世界銀行集團的援助數據；二是受援國是否加入了“一帶一路”倡議。

表1 展示了實驗組、控制組和捐贈池國家的變量水平。從各國家合成權重來看，雖然有65 個國家參與了合成過程，但“合成蒙古” 的數據主要來自于4 個國家的整合，其他國家因為差異過大而沒有被納入合成之中。這四個國家分別是摩爾多瓦（占比0.495）、毛里求斯（占比0.373）、加納（占比0.068）和尼加拉瓜（占比0.064）。圖1 展示了美國對實驗組（蒙古）與控制組（合成蒙古）的雙邊援助規模變化。由圖1 可知，在2015 年蒙古成為亞投行成員之后，蒙古與“合成蒙古”在美國雙邊援助規模指標上出現較大差異，美國對于蒙古的援助顯著多于其對“合成蒙古”的援助。這表明，加入亞投行后蒙古的確得到了額外的美國援助。

由于合成控制法是單案例研究，無法通過統計分布來進行傳統檢驗，因此研究中選擇安慰劑檢驗（Placebo Test），從捐贈池中選擇20 個國家（包括“合成蒙古”的四個主要來源國），假定它們在2015 年加入亞投行，通過同樣的方法觀測他們的美國援助規模變化差異。結果如圖2 所示，蒙古加入亞投行所帶來的效應程度在組別中偏高，處于邊緣水平，這表明本文通過合成法發現的效應是顯著的。

通過觀測蒙古與“合成蒙古”之間的差異發現，實際上在條件變量（X）正式發生的2015 年之前美國對蒙古的雙邊援助份額已出現了異常波動。結合外交協商和博弈的前置性特征，可認為在蒙古正式宣布加入亞投行之前，美國已與其進行了多輪接觸，意圖通過施加外交壓力迫使其遵循自身的外交偏好，這中間自然會伴隨對外援助的短期波動。

五、結論：基于理念共識的國際制度競爭

上述案例研究的結果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加入亞投行之后，美國政府會相應加大對其的雙邊援助力度，以經濟利益誘導發展中國家選擇美國主導的傳統開發性金融機構，力圖削弱亞投行的共識和權威基礎，維護和鞏固美國在國際制度中的主導權。這顯示出美國政府應對亞投行的決策中治理績效競爭路徑發揮了主導性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與2015 年之后中美關系的整體走勢不同。目前中美兩國在經貿、科技、臺海、人權等領域沖突頻頻，雙邊關系墜入低谷。但在開發性金融這一國際制度細分領域，中美雙方維持了相對良性的治理績效競爭。

從中美在亞投行創設和成員國動員上相對溫和的競爭模式中可以看出，首先，理念共識是良性競爭得以出現的基礎前提。在崛起國與守成國的戰略博弈過程中，新機制的制度設計是影響國際制度競爭行為與烈度的重要因素。如果崛起國為新機制涉及的制度框架在決策模式、資源分配、項目管理、環境和社會保障方面能與既有規則體系保持一致，守成國感知到的制度威脅將減小，雙方更容易達成具體議題領域的理念共識，限制對抗烈度，進行以國際公共產品為載體的治理競賽。顯然，這種競爭模式更多彰顯了國際制度的正外部性。但如果崛起國為新機制設計了頗為不同的制度框架， 守成國必然會放大這一行為的戰略威脅意義。故而雙方的博弈將變成同一議題下兩種并行機制的對立，國際制度主導權的壟斷性與零和博弈特點展露無疑。守成國在威脅認知驅動下將動員國家資源和強制對抗手段，意圖扼殺崛起國在國際制度領域的政策創新實踐?？梢哉f， 制度設計理念共識在國際制度競爭中發揮著壓艙石的作用，正如核平衡在軍事競爭中的作用一樣。

在籌建亞投行過程中，中國表現出了公開透明的合作態度，表明中國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國際多邊合作改革的政策實踐具有鮮明的優化和補充導向，并不是顛覆性的推倒重來。在西方政界和學界一直存在著中國威脅論觀點，認為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試圖通過制度創新謀求推翻二戰后建立的國際體系。這種無法證偽的偏見明顯與中國的政策實踐不符。一方面長期以來中國高度重視以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傳統國際合作體系，在主要國際組織內部發起的改革倡議也是以促進決策權的公平分配和賦能為導向，以更多地回應第三世界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訴求為目的。另一方面，在引領建立亞投行、“一帶一路”倡議等新機制的過程中，中國的政策創新目標也在于補充既有開發性金融機制較少關注的地區與細分領域。而在重要制度原則的制定上，中國保持了對既有國際標準與理念的重視，既使得亞投行從成立伊始形成了高質量的投資框架， 也消除了許多西方國家的政治疑慮。

自20 世紀70 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不斷加深在世界經濟貿易體系中的參與程度，相應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因此，深深嵌套于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對既有國際制度始終堅持改良而非推翻的政策宣示，強調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ヲ這與冷戰期間的美蘇競爭具有不同的國際制度背景。二戰后美國與蘇聯迅速瓜分并確立了各自的勢力范圍，建立了地理上相隔離、理念上相抵觸、功能上不協調的兩套國際秩序。這其中既包括防務同盟與情報溝通，也涵蓋經濟合作與區域發展機制。理念與共識的缺乏使東西方陣營難以形成穩定的互信，也無法在國際制度領域進行良性競爭，影響了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在冷戰大背景下， 美蘇兩國的對外援助具有很強的政治和國家安全導向，雙方甚至在一些國家內資助不同勢力爭奪控制權，違背了國際制度應有的發展性理念。

在一定程度的理念共識基礎上，美國在國際發展領域選擇了相對溫和的回應策略，通過經濟效益拉攏已經加入亞投行的發展中國家， 以期引導它們重新恢復對于美國主導的既有開發性金融機構的信心。中美因此在亞投行創設上形成競爭共存模式，管控相互分歧和矛盾， 避免了發展援助公共產品的安全化和意識形態化，給地區帶來更充足的公共產品供給的同時，也讓諸多中小國家擁有了更大的政策對沖空間。

更重要的是，亞投行的案例昭示了中美在功能性多邊機制競爭中形成良性發展趨勢的理論可能性。中國通過對現有全球治理制度提出補充完善方案，建立基于現有國際共識基礎上的補充機制，可以引導美國等西方國家更加深刻地審視現有全球治理機制中的不足之處并加以改進。此種良性競爭可以使雙方形成互促的關系，正如在體育競技項目中，一方優秀，另一方爭取更優秀；一方變強，另一方爭取更強，最終實現雙贏。而惡性競爭則是一種互損的關系，遲滯對方的發展，自身實力也得不到提升，久而久之只會造成雙輸的結果。ン大國之間的競爭有時難以避免，但摒棄易導致惡性競爭的冷戰思維，把以削弱和打壓對方的惡性競爭變成提升自我的良性競爭，不僅有利兩國人民，更可造福世界。

【注釋】

a 本文英文版已發表于《當代中國與世界》（英文版）2023 年第1 期。

b 宋亦明：《制度競爭與國際制度的等級制》，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1 年第4 期，第33—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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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另外一個研究方向的研究重點是對外援助的效果。自1996 年Boone 提出官方對外援助沒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明顯經濟績效的觀點后，經濟學界圍繞這一問題展開了大量理論討論和經驗研究。參見Peter Boone，“ Politic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reign aid”，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0， No.2， 1996， pp.289-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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ヰ Ideal Point 數據可以從Bailey 等人發布在Harvard Dataverse 上的主頁獲取，https：//dataverse.harvard.edu/ dataset.xhtml？persistentId=doi：10.7910/DVN/LEJUQZ

ヱ 聯盟數據參見美國國務院檔案網站：https：//2009-2017. state.gov/s/l/treaty/collectivedefense/index.htm； 軍事基地數據參見：https：//www.overseasbases.net/fact-shee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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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稿：2024 年3 月 責編：季哲忱）

作者簡介 陳琪，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美關系研究中心主任

陳云軒，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