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演變（1919—1945）

孫啟龍

摘 要：作為民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以及國際法、國際關系的重要概念和原則，民族自決在世界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將印度置于國際社會的背景下，考察印度民族主義者的能動性與國際社會中主導大國間的互動，可以發現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是國際社會合法性危機及其國內民族運動相互作用的產物。它的演變經歷了本土化和國際化兩個階段：一戰爆發、巴黎和會召開和印度加入國際聯盟，推動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本土化，出現了從追求自治到追求獨立的轉變；以1929年為分界點，印度的民族自覺觀念開始走向國際化，表現為印度對全球范圍的反殖民網絡的呼吁，以及大國對此給予的關注和支持。在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努力和大國的推動下，民族自決從一種原則轉變為國際法和國際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相關的國際規范和國際合法性的塑造。

關鍵詞：民族自決觀念；印度；非西方世界；國際社會

21世紀以來，各國間經濟聯系的加強和非西方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研究以印度為代表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及其與國際秩序之間的關系，對于理解當代國際關系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而民族自決作為民族主義的重要表現形式，是理解印度國家獨立進程的重要切入點?，F有關于印度民族自決的研究，多分布于對民族主義概念的探討及印度爭取國家獨立的歷史考察之中。民族主義研究者多關注民族主義的理論及分類：一方面對民族主義的產生、演變和類別進行梳理，通過對民族主義進行定性分析，聚焦于民族主義和現代化之間的關系及“想象的共同體”這一特殊身份；^①另一方面，有學者關注民族主義的傳播和影響，強調民族主義對民族國家和國際秩序的塑造作用。如阿爾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在《民族國家與民族自決》一書中，對民族自決的概念、演變及其對民族國家的作用進行了細致分析，認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民族自決的典型案例。^②艾雷茲·馬內拉（Erez Manela）和克努森（Rita Augestad Knudsen）等學者則提供了民族自決的案例分析，前者聚焦于威爾遜式的民族自決同反殖民斗爭的關系，后者關注威爾遜與列寧民族自決思想的差異及其在國際法中的演變?！緟⒁奅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Rita Augestad Knudsen，The Fight Over Freedom in 20th- and 21st-Century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Moments of ‘Self-Determination，Cham： Palgrave Macmillan，2020.】研究印度歷史的學者，則大多關注印度獨立過程中民族主義的產生與實踐，強調帝國衰落和民族主義發展對印度獨立的推動作用，力求還原印度民族國家建立的完整進程?！緟⒁奃ietmar Rothermund，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ecolonization，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2006;Henri Grimal， Decolonization： The British，French，Dutch and Belgian Empires，1919-1963，Boulder： Westview Press，1978;Ronald Hyam，Britains Declining Empire： The Road to Decolonisation，1918-196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Martin Shipway，Decolonization and its Impact：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he End of the Colonial Empires，Malden，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8;Martin Shipway，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Empires，Volume IV，Reactions to Colonialis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13;John Darwin，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war World，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8;John Darwin，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1830-197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國內相關論述常見于世界史或國際關系史研究中，多關注印度非殖民化的歷史即民族主義的實踐和英帝國衰退的進程，認為印度的民族主義浪潮推動了第三世界的解放運動?！緟⒁姀堩樅榈龋骸洞笥⒌蹏耐呓猓河姆侵趁窕c香港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潘興明：《丘吉爾與英帝國的非殖民化》，東方出版中心2018年版；李安山：《日不落帝國的崩潰——論英國非殖民化的“計劃”問題》，《歷史研究》，1995年第1期?！靠傮w而言，現有研究論述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演變與特征，強調印度多族群特征對印度國家及歷史的影響。但已有研究較少從內外部相結合的視角對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進行分析，缺少宏觀的研究視角，難以為理解印度同國際秩序的互動提供歷史與理論支撐。

基于此，本文引入英國學派的“國際社會”概念作為理論工具。英國學派語境中的“國際社會”是一個多維度的術語：作為概念，它指的是由一組國家基于共同認可的規則展開互動而形成的社會?！緟⒁奫英]赫德利·布爾著，張小明譯：《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頁?！孔鳛榉治龉ぞ?，“國際社會”是解釋現代國際秩序形成的重要理論工具。它認為現代國際秩序是基于共有文化和價值觀的歐洲國際社會在全球擴展的結果，在擴展的過程中歐洲國際社會將其所認同的規則和規范應用到非西方國家，并使其進一步擴大和制度化，這些制度包括主權、領土權、均勢、戰爭、外交、國際法和大國管理等首要制度，也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世貿組織等次要制度?！居鴮W派認為首要制度是演化而來，而非人為設計，是深刻而持久的社會實踐，反映了國際社會成員的共同認同。它們是國家與國際社會的構成要素，界定了國家的基本特征，同時也對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社會成員資格條件做了界定。古典威斯特伐利亞首要制度包括：主權、領土權、均勢、外交、國際法和大國管理等，也包括民族自決和人類平等。次要制度則是國家為特定功能和目的而有意設計的政府間安排及組織機構，包括聯合國、世界銀行等。參見[英]巴里·布贊著，顏震譯：《英國學派理論導論》，世界知識出版社2018年版，第16-17頁?！吭谶@一過程中，非西方國家通過接受西方所謂的“文明標準”而被納入國際社會，【江文漢指出，“文明標準”是一種假設性的表達。根據其定義，那些滿足特定標準要求的對象被歸入“文明”成員范疇，而那些不符合標準的則被歸入“不文明”或“非文明”范疇。它適用于個別國家或個別社會，也適用于國家體系或國際社會。參見Gerrit W.Gong，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4，p.3.】國際社會的范圍由此得以擴大。這種擴展方式和社會屬性，使規則和制度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規則或制度的集體認同與對國際社會內部成員的認同，構成了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基礎，【參見Martin Wight，“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Issue.1（1972），p.1;I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8.】規范、制度和大國被認為在塑造國際社會秩序的過程中起到了主導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敘事方式忽視了國際社會擴展過程中的暴力、殖民主義及非西方世界的施動性，【參見Barry Buzan，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The Logic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103;[加]阿米塔·阿查亞著，姚遠、葉曉靜譯：《建構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動性與變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0頁?！恳蚨鴽]能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

本文借鑒國際社會的理論工具，如國家間的結構狀態、共同認可的規范制度構建的合法性，強調大國在國際社會中的主導作用，同時關注印度民族主義者的施動性：首先，論述國際社會的結構性矛盾及合法性危機，為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外部來源提供宏觀背景分析；其次，考察在一戰、巴黎和會召開及印度加入國際聯盟等事件的影響下，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演變進程；最后，對印度民族自決觀念演變及大國對其認知的轉變進行論述，梳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演變的特征并總結其影響。

一、一戰后的國際社會合法性危機與民族自決觀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19世紀以來國際社會的結構與原則。一方面，英、法、奧、俄等帝國力量的變化，導致大國間的均勢體系瓦解，無法就戰后秩序達成一致。另一方面，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和帝國廢墟上出現的新國家，激發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抗斗爭，使18世紀晚期在法國和美國革命中流行的民族自決觀日漸普遍化?！綪aul Keal，European Conquest and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The Moral Backwardness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127.】國聯的成立和委任統治制度的出臺，將民族自決作為一項權利加以正式確認。中心國家間和中心—邊緣國家間，在戰后秩序安排和民族自決權的適用對象及范圍等問題上存在分歧，使國際社會欠缺合法性?！綢an Clark， Legitimac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109.】一戰后國際社會合法性構建的失敗，主要由以下幾方面因素造成。

首先，國際社會的主導性大國在簽訂凡爾賽和約的初衷上存在差異，無法就戰后安排達成一致意見?！霸?919年，聚集在巴黎的調停人對國際政治的本質各自持著根本不同的觀念，他們對大戰根源有著迥然有別的診斷……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議程、理論、優先權利、構想以及處方”?！綶加]卡列維·霍爾斯蒂著，王浦劬譯：《和平與戰爭：1648—1989年的武裝沖突與國際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頁?！孔鳛闅W洲傳統強國，英法兩國希望在戰后恢復舊的秩序，以維系其強國地位。英國首相勞合·喬治認為戰后的秩序需要重新調整，但不應是顛覆性的。他強調實現和平的條件包括確立條約的神圣性、民族自決及建立國際組織?！尽癆ddress of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Lloyd George） before the Trade Union Conference at London，January 5，1918，” in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8，Volume 1，Supplement 1，The World War，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8，p.107.】法國總統克列孟梭公開表達對維也納會議所確立的均勢體系的維護，強調恢復均勢是戰后和平會議的指導思想?！綜harles T.Thompson，The Peace Conference Day by Day： A Presidential Pilgrimage Leading to the Discovery of Europe，New York： Brentanos Publishers，1920，p.58.】與二者不同的是，美國總統威爾遜的設想更為激進，他強調戰后秩序需要基于對所有民族和國家的公正原則，關注各國和各民族的權利。這也是威爾遜“十四點計劃”的主要原則，對道德和正義的強調，使其“成為某種理想主義外交的象征”?！続rnold Wolfers，The Anglo-American Tradition in Foreign Affair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6，p.264.】

其次，巴黎和會的參會國在程序和議程方面的分歧，以及在程序正義方面的缺失，加劇了國際社會成員間的離心傾向。對德國和其他未能參與會議決策的國家而言，巴黎和會的種種議程安排明顯是一種不公。和會由英、法、美、日、意五國代表組成的最高理事會主持，德國被排斥在外。除五大國外，其他參會國幾乎沒能對會議決策產生實際有效的影響。會議最高權力機關——全體代表大會既沒能審議會議的討論事項，也沒能決定協議的起草內容。威爾遜、克列孟梭、勞合·喬治和奧蘭多組成的四人委員會成為會議的決策中心，并協商了協議的最后內容，全體代表大會僅能接受這些內容，并于第二天提交給德國代表簽字。由此，巴黎和會事實上已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確立并流傳下來的“程序正義”原則棄之不顧?！荆勖溃莺嗬せ粮裰?，胡利平等譯：《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3-24頁?！?/p>

再次，巴黎和會對德國重新加入國際社會的種種限制，加劇了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危機?！皩Ψ▏慕蛹{與一戰后對魏瑪德國的不明智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Adam Watson，The Limits of Independenc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he Modern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7，p.132.】尤其是對德國民主制的強調及對其成員資格的限制。一戰期間，許多英美政治家，如英國前首相亞瑟·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和J.C.斯穆茨（J.C.Smuts）都認為，為避免戰爭重演，各國政府有必要尋求推動德國社會變革的方法，而不僅僅是通過憲法的民主化?！綪hilip Towle，Democracy and Peacemaking： Negotiations and Debates，1815-1973，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pp.82-83.】在德國請求美國協調停戰時，威爾遜強調，“美國政府只能與德國人民的真正代表和談，他們是享有憲法地位的真正統治者……德國的軍事獨裁者必須投降，而不是進行和平談判”?！網oodrow Wilson，edited by Albert Shaw，The Messages and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York： The Review of Reviews Corporation，1924，p.545.】對德國體制改革與民主化的要求為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設置了門檻，加上諸大國對德國軍備和經濟的限制，使德國加入國際社會困難重重，可以說，“一戰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德國的主權”?！綥eonard V.Smith，Sovereignty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p.7.】而對德國殖民地的瓜分與爭奪，使大國間的分歧加劇，同時也激發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熱潮，中國的“五四運動”便是標志性事件。對國際社會來說，其合法性危機從中心國家延伸到中心與邊緣地帶之間。

最后，在處理民族自決權問題上的不公，使國際社會的結構從邊緣上開始松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國際社會最主要的影響之一，便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成為戰后國際秩序的參與者和構建者，并逐漸接受西方所衍生的規范。印度和中國出席巴黎和會，證實了這一動向。在此背景下，威爾遜關于民族自決的言論將這種前景放大了，“他們（殖民地人民）成為威爾遜戰時言論的忠實聽眾，將后者視為其理想抱負的象征，同時也是他們事業的潛在捍衛者，一個在世界舞臺上致力于民族自決原則的主導人物”?！綞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p.4.】 然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所珍視的民族自決權被大國有選擇性地運用，其范圍僅限于從哈布斯堡和羅曼諾夫帝國廢墟中重建的國家。威爾遜也逐漸放棄了對自決權的強調，刪除了《國際聯盟盟約》中關于民族自決原則的條款。對邊緣地帶的民族主義者來說，他們的自決權“被大國平靜地犧牲了”?！網illiam R.Keylor，“Versailles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in Manfred F.Boemeke，Gerald D.Feldman and Elisabeth Glaser，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496.】威爾遜最初對民族自決的倡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對民族自決與巴黎和會的期望，同大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專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此背景下，民族自決權“被殖民地民族主義者挪用和解釋為對帝國主義主導的國際關系加以挑戰的邏輯，這種邏輯要求承認各國人民的國際平等和主權”?！綞rez Manela，The Wilsonian Moment： Self-Determin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Anticolonial Nationalism，pp.61-62.】

因此，一戰后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危機可以總結為三組矛盾：威爾遜所設想的以民族自決為基礎的新秩序，同英法所維護的均勢秩序之間的矛盾；英法等戰勝國與戰敗國德國之間關于對德制裁和殖民地等問題的矛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追求民族自決，與大國“犧牲”民族自決原則之間的矛盾。這些結構性矛盾，在客觀上推動民族自決在世界范圍內傳播開來，使民族自決成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主要訴求之一。對印度而言，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危機催生了民族自決思想，使其認識到自身在主權國家構建方面存在的可能性。

二、一戰后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本土化：自治與獨立的分歧

對英國來說，一戰改變了帝國的形態。自治領通過參與戰爭，在法律和文化上加速了完整國家地位的實現?！綯imothy C.Winegard，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 and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11.】對印度次大陸來說，一戰改變了印度精英群體對英國統治及其代表的現代化進程的態度，激發了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盡管民族自決觀念源自西方，卻在處理同帝國的關系中得以“本土化”，【“本土化”指本土行為體對外來觀念的主動構建（通過話語、框架、嫁接和文化選擇），以使外來觀念與本土理念和習慣相契合。參見[加]阿米塔·阿查亞著，姚遠、葉曉靜譯：《建構全球秩序：世界政治中的施動性與變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矿w現在印度對一戰、巴黎和會召開和國際聯盟成立等事件的認知之中。

（一）一戰與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提出：保守的自治要求

第一次世界大戰推動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形成與轉變。早在19世紀的印度移民群體中，就產生了關于“超越國界和民族的大印度的構想”?！綶美]芭芭拉·D.梅特卡夫、[美]托馬斯·R.梅特卡夫著，李亞蘭、周袁、任筱可譯：《劍橋現代印度史》，新星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頁?！康藭r關于印度的構想并非基于領土的政治單元，而是一種超越族群和國界的民族主義。對政治實體的強調則到1905年英國分裂孟加拉時開始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被正式提出。印度的民族主義者通過表達對戰爭的態度，闡明了他們在當時的民族自決觀念的內涵。

在英國宣戰前夕，布彭德拉·巴蘇（Bhupendra Basu）、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uhammad Ali Jinnah）和拉杰帕特·拉伊（Lala Lajpat Rai）等民族主義者在倫敦商討殖民地政府議會改革。得知英國宣戰后，他們給英王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英國的支持。他們在信中說：“印度的王公和人民將隨時自愿合作，盡其所能，并提供機會，把他們國家的資源交給陛下使用?！薄綜.F.Andrews and Girija Mukerji，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Congress in India，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38，p.241.】

在印度國內，眾多民族主義者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參戰的支持。國大黨內的民族主義者瑙羅吉（Dadabhai Naoroji）直言：“我們印度的位置是什么？首先，我們是大英帝國的英國公民……我們的責任是明確的，即盡我們每個人的最大努力，用我們的生命和財產來支持英國的戰斗?！薄綬.P.Masani，Builders of Modern India： Dadabhai Naoroji，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Ministry of Information & Broadcasting，Government of India，1960，p.180.】與之相類似，時任國大黨主席巴蘇在國大黨會議上指出，歐洲大戰的爆發，打消了印度和英國之間所有的懷疑和猜忌，只剩下一種情感，即“在危險時刻站在英國一邊……從最高意義上說，印度的大好機會來了——聲稱自己擁有與帝國其他地區同等的地位，并證明自己的地位”?！綛hupendranath Basu，Why India is Heart and Soul with Great Britain，London： Macmillan and Co.，1914，p.8.】作為國大黨創始人之一的蘇倫德拉納特·班納吉（Surendranath Banerjea）在孟加拉巡回演講，號召孟加拉人參軍，支持英國的戰爭。他在自傳中寫道：“作為我們政治抱負的目標，自治意味著自衛，而且如果我們尋求帝國公民的特權，我們必須承擔它的負擔和責任，其中最重要的是為保衛帝國而戰?！薄維ir Surendranath Banerjea，A Nation in Making，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pp.300-301.】除此之外，班納吉提出了印度及其人民的權利問題，希望通過印度在戰爭中的貢獻，英國政府能夠消除印度和其他自治領間的區別，并使印度人民享受平等的權利?！綜.F.Andrews and Girija Mukerji，The Rise and Growth of the Congress in India，p.244.】甘地（Gandhi）則在戰爭爆發時，四處為英國軍隊招募士兵，組織救護隊。甘地向時任印度事務大臣克魯勛爵（Lord Crewe）提議組織一支志愿救護隊，克魯勛爵接受了甘地的提議，并為救護隊組織了為期6周的訓練?！綥t.Col.Dr.Shyam Narain Saxena，Role of Indian Army in the First World War，Delhi： Bhavna Prakashan，1987，p.7.】在談及如何看待這場戰爭時，甘地認為應該拋棄那種“英國人是主人，印度人是奴隸。主人有急難的時候，奴隸怎能同他合作”的態度，主張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幫助英國，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述：“如果我們想利用幫助英國人并跟他們合作來提高我們的地位，我們就有責任在他們需要的時候站在其身邊?！薄綧ohandas K.Gandhi，An Autobiography：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oston： Beacon Press，1957，p.347.】國大黨的激進派領導人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則強調，“在這樣的危機中，我堅信，每一個印度人，無論年紀、貧富，都有責任盡其所能支持和協助英王陛下的政府”?！綛abu Aurobindo Ghose，Bal Gangadhar Tilak： His Wrings and Speeches，Madras： Ganesh & Co.，1922，pp.393-394.】

印度民族主義者支持戰爭的目的也非常簡單，即通過支持英國，獲得英國在印度自治上的授權。這折射出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保守性，但參與戰爭也是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一種實踐。它促進了印度不同黨派和群體之間的合作，如印度史學家梅特卡夫所述，“戰爭年代目睹了一種日益高漲的期待，即印度將贏取同盟國所為之奮斗的民族自主。為了這個目的，新的聯盟在溫和派和激進派、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之間形成了”?！綶美]芭芭拉·D.梅特卡夫、[美]托馬斯·R.梅特卡夫著，李亞蘭、周袁、任筱可譯：《劍橋現代印度史》，第165頁?！窟@對遭受殖民統治百余年的印度次大陸來說，無疑是一個顯著的政治進步。

（二）巴黎和會與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轉變：在自治與獨立之間的搖擺

印度民族主義者希望通過參與一戰來獲得自治的希望，在巴黎和會遭遇了挫折。然而，《凡爾賽條約》在觀念層面帶來的沖擊，特別是威爾遜關于民族自決、民族平等，以及以國際聯盟為中心的自由國際秩序的構想，與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愿望深深契合?！綰rs Matthias Zachmann，Asia after Versailles：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war Order，1919-33，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7，pp.3-4.】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余波是印度歷史及其民族獨立運動的轉折點”，【Marie Framke，“Indias Freedo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Public Debates 1919-33，” in Urs Matthias Zachmann，Asia after Versailles：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war Order，1919-33，p.124.】巴黎和會推動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轉變，而這種轉變直接體現在印度民族主義者對巴黎和會與國際聯盟的看法中。

在1918年國大黨年會上，國大黨主席潘迪特·馬丹·莫罕·馬拉維亞（Pandit Madan Mohan Malaviya）強調了印度對巴黎和會的期待，指出印度參與一戰是出于威爾遜和平建議中的正義和自由原則，其核心是公正對待所有人民和民族，以及在自由和安全的條件下生活的權利。因此，他認為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包括兩個層面：殖民地的人民應該有權決定他們是否生活在一個國家或另一個國家的宗主權之下，但這種自決權以維持同英國的附屬關系為前提，即“繼續做英國王室的臣民”；在英國統治下，印度應被授權管理所有國內事務，按照各自治領的方式，建立獨立、完全負責任的政府。這意味著，必須對蒙太古和蔡姆斯福方案進行修改，形成一個全新的方案，并且“讓正在編寫中的《憲法》序言部分納入自決原則，并規定印度人民的代表應在未來的政府中享有發言權”?！綜ongress Presidential Adress，Madras： G.A.Natesan & Co.，1934，pp.401-402.】由此可見，在一戰后，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已經轉變，開始思考自身在英帝國中的地位。

在巴黎和會上，威爾遜所倡導的民族自決成為一種“政治口號”，印度加入國際聯盟這一“反?！笔录?，以及印度試圖通過國聯爭取自治的失敗，則推動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進一步轉變。首先，這體現在印度加入國際聯盟所引發的爭議和質疑。在1919年1月至3月的會議中，在英國代表羅伯特·塞西爾（Robert Cecil）的堅持下，國聯決定將印度納入創始成員之一，參與國聯盟約制定的美國代表亨特·米勒（David Hunter Miller）將此事稱為“異類中的異類”?！綝avid Hunter Miller，The Drafting of the Covenant， Vol 1，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oration，1969，p.493.】這一事件在印度國內也引起了巨大的爭議。印度民族主義者認為，這一事實的驚人之處在于，印度是國際聯盟中唯一的非主權國家和非自治成員國。印度在國際聯盟中享有官方主權權利，而在其內部自身事務中既不自治也沒有任何權利。許多人懷疑，印度成為這個新俱樂部的成員，是英國為了增加自身在國聯中的選票而故意為之的陰謀?！綧arie Framke，“Indias Freedo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Public Debates，1919-33，” in Urs Matthias Zachmann，Asia after Versailles：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war Order，1919-33，p.125.】也有人認為，英國人的唯一目的是欺騙和掩飾全世界對印度真實情況的看法?！綝.N.Verma，Indi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Patna： Bharati Bhawan，1968，p.25.】《孟買紀事報》（Bombay Chronicle）更是將英屬印度政府稱為“英國的走狗”?！綛ombay Chronicle，2 October，1923.】這種代表權與身份的不一致，加深了印度民族主義者對英國政府的懷疑態度。印度在國聯代表的人選和發言權問題，也加劇了印度民族主義者對國聯的厭惡。在人員選定方面，印度的代表團人選須經印度政府提名和英國國務大臣同意，其代表團人數僅限定為3人，而比利時、挪威、希臘等歐洲人口較少國家的代表人數則是印度的3倍?！綝.N.Verma，Indi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p.52.】同時，印度代表團既不能參與制定國聯的政策，也不能提出意見，更遑論增強自身影響力。因此，印度民族主義者對國際聯盟極為反感，折射出“作為一個殖民地國家所產生的屈辱感，認為英國提名者不能按照印度在日內瓦的真正愿望代表印度，并且擔心印度在其他國家的眼中會被視為不適合自由和自決之體制”?！綧arie Framke，“Indias Freedo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Public Debates，1919-33，” in Urs Matthias Zachmann， Asia after Versailles： Asian Perspectives on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and the Interwar Order，1919-33，p.126.】這種反感反映了印度民族主義者自決觀的轉變。

其次，《國際聯盟盟約》的通過及其對民族自決原則的忽視，直接推動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轉變?！秶H聯盟盟約》通過時，印度民族主義者反應強烈。印度自治聯盟（Indian Home Rule League of America）【1917年10月22日，由拉杰帕特·拉伊（Lala Lajpat Rai）、凱沙瓦·德瓦·夏斯特里（Keshava Deva Shastri）和納拉揚·哈迪科爾（Narayan S.Hadiker）在芝加哥成立。其目的主要在于：支持印度本土的地方自治運動；與印度和英國的印度政治組織合作；促進印度和美國之間的友好交往；通過出版月刊或聯盟理事會認為適當的其他方法，向美國人民提供有關現代印度重大問題的真實信息。參見H.N.Mitra，N.N.Mitra，eds.，The Indian Annual Register，1920，Part Second，Sibpcr，Calcutta： N.N.Mitter，1919，pp.210-221. 】震驚于民族自決原則的缺失，發起了一場運動，敦促美國拒絕《凡爾賽條約》?！綝.N.Verma，Indi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p.27.】印度民族主義者拉拉·拉杰帕特·拉伊在美國《民族報》（The Nation）上刊文譴責國際聯盟。拉伊指出，國聯的主要問題在于未能對帝國的殖民地做出任何安排，委任統治制度也僅僅是對德國和意大利的殖民地進行了重新分配。因而，“亞洲人只能帶著恐懼和不信任來看待這個聯盟”?！綥ala Lajpat Rai，“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Asia，” The Nation，Vol.108，No.2805（April 5，1919），p.505，https：//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mn.319510013552336&seq=651，2023-09-06.】甘地也指出，“印度教徒、伊斯蘭教徒和英國人自愿結成的聯盟，比剛剛結成的國際聯盟要優越和純潔得多”?！綠andhi，“The Civil Resistance Part of Satyagraha，” 23rd July，1919，in Mahatma Gandhi， Young India，1919-1922，Madras： Triplicane，1924，p.1249.】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印度人對于國際聯盟幾乎不抱有希望，更傾向于通過自身的反抗爭取國家獨立。在拉伊和印度自治聯盟的努力下，國大黨決定向美國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尋求幫助，抵制《國際聯盟盟約》。美國參議員達德利·菲爾德·馬龍（Dudley Field Malone）向參議院轉交了國大黨的備忘錄，并就這一問題在參議院發表演講。他指出，印度在國聯的作用極為微弱，“原因是英國沒有給予印度自治的地位，印度自決的唯一障礙便是英國長期以來的統治”?！綡.N.Mitra，N.N.Mitra，eds.，The Indian Annual Register，1920，Part Second，p.227.】因而，馬龍強調，沒有寫入自決權的《國際聯盟盟約》不應該就這樣匆匆通過。出于多種原因考慮，美國參議院最終拒絕了《國際聯盟盟約》。

總的來說，《國際聯盟盟約》對自決權的忽視和印度在國聯中的尷尬地位，推動了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轉變。甘地成為國大黨的領導人后發起了第一次全國性政治運動，隨后幾年，政治運動的形式也更加多樣化?！綣oseph McQuade，“Beyond an Imperial Foreign Policy？ India at the League of Nations，1919-1946，”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48，No.2（2020），p.13.】更重要的是，印度和亞非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笆紫仍趤喼?，隨之在非洲，民族主義運動者堅持認為：假如民族自決信條有實質內容的話，那么它不僅應當適用于繼歐洲帝國之后興起的國家，而且適用于亞洲和非洲的國家”?！綣ames Mayall，“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105.】盡管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在此時期轉向一種更為積極的斗爭，從合作轉向了不合作，但在不合作的目標方面尚存在分歧，而這種分歧是印度民族自決觀念本土化過程中的典型體現。這一時期，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典型特征便是，在積極爭取自治和完全獨立之間搖擺。甘地等深受印度教和本土文化影響的民族主義者，同尼赫魯等深受西方影響、有著廣闊國際視野的民族主義者，在自治目標和斗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顯著差異。

三、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國際化與大國互動

20世紀20—30年代，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經歷了從自治到獨立的本土化目標轉向，并在尼赫魯和反帝國聯盟（The 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在共產國際和威利·明岑貝格（Willi Münzenberg）等反法西斯主義者的支持下，在1927年2月10日于布魯塞爾召開的旨在團結全球反殖民和反帝國主義者的會議上，成立了反帝國聯盟，以更好地協調全球反殖民斗爭。在20世紀30年代后期，該組織遭遇資金困難和人員短缺而解體，但其影響深遠。參見Michele L.Louro，Comrades against Imperialism，Nehru，India，and Interwar Internationalis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的支持下走向國際化，其表現之一是印度的民族運動成為全球反殖民網絡的一部分。美國和蘇聯等國際社會中的主導大國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自決運動的承認，推動了自決從一項權利演變成為一項國際規范?！洞笪餮髴椪隆氛酱_立了殖民地人民的自決權，為其后將民族自決權寫入國際法、成為國際規范奠定了基礎。對印度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來說，這是自決權利實踐的重要過程，它使自決從一種權利逐漸轉變成規范。

（一）更大范圍的反殖民運動：20世紀20—30年代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國際化

20世紀20—30年代，印度的民族自決觀進一步轉變。一方面，印度反殖民斗爭的方式和目標更為明確，對帝國間的戰爭不再抱有幻想，反對將印度帶入戰爭中的行為；在斗爭目標上，印度民族主義者的目標從自治轉向了完全獨立。在1929年國大黨拉合爾會議上，甘地任命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為國大黨主席，【Nripendra Nath Mitra，The Indian Quarterly Register， July-Dec.1929，Vol.Ⅱ，Calcutta： The Annual Register Office，1929，pp.261-262.】標志著印度反抗英國的方式實現正式轉變：國大黨放棄了通過進入英屬印度政府、掌握立法權來影響政府運作，以圖實現獨立的想法，進一步轉向將實現印度完全獨立作為斗爭目標。

另一方面，印度民族主義者的視野變得更為宏大，開始在國際社會中對大國的殖民與侵略行為進行譴責，支持全球范圍的反帝國斗爭。尼赫魯參加了1927年在布魯塞爾舉辦的反帝國聯盟會議，并在回國后將會議情況通報給國大黨。在1927和1928年分別于馬德拉斯和加爾各答召開的國大黨年會上，代表們討論了參加反帝國聯盟的意義，對印度加入其中表示贊許，并就報告中關于反帝斗爭的決議進行了討論?！綨ripendra Nath Mitra，The Indian Quarterly Register， July-Dec.1927，Vol.Ⅱ，Calcutta： The Annual Register Office，1927，p.378;Nripendra Nath Mitra，The Indian Quarterly Register， July-Dec.1928，Vol.Ⅱ，Calcutta： The Annual Register Office，1928，pp.279-281.】通過反帝國聯盟，尼赫魯同參加該聯盟的亞非反帝活動領導人建立了密切聯系，如宋慶齡和印尼民族主義者穆罕默德·哈達（Mohammad Hatta）等。在尼赫魯等反殖民領袖的推動下，布魯塞爾會議的遺產得以在全球傳播，包括反殖民主義概念、個人和制度的聯系、反殖民運動的組織方式，以及喚起一個統一的亞洲或非洲、一個沒有殖民統治的世界的烏托邦設想等?！綣ürgen Dinkel，The Non-Aligned Movement： Genesis，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1927-1992，Leiden and Boston： Brill，2019，pp.39-40.】哈達和尼赫魯利用在布魯塞爾會議和反帝國聯盟中的經驗，推動各國反對殖民主義并爭取獨立。尼赫魯更是依據布魯塞爾會議的經驗，積極為日后的亞非會議做準備，并請求獲得國際資助?！綣awaharlal Nehru Memorial Fund，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Volume Fifteen，Hyderabad： Orient Longman，1982，pp.552，560-565.】

可以看出，此時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不僅關注自身的獨立，而且為全球反殖民活動發揮支持和示范效應，正如全球史學家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指出，“印度國大黨的成就受到熱烈關注。甘地的消極抵抗策略很快被采納為典范，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建立了類似的組織，成為反抗的核心”，【Geoffrey Barraclough，“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in Prasenjit Duara，Decolo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4，p.121.】這是印度民族自決觀念在20世紀30年代最突出的轉變。

（二）從權利到規范：大國與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互動

當印度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殖民運動開始形成覆蓋全球的反殖民網絡時，美國和蘇聯出于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贏得對法西斯戰爭的考慮，開始對殖民地民族自決斗爭給予承認和支持。正是在殖民地人民的推動和大國的支持下，民族自決成為戰后秩序安排的主要原則，并在《聯合國憲章》中得以體現。在此基礎上，非殖民化不可避免地在全球擴展開來，國際社會的合法性也得以重建。

美國對印度民族主義者的關注始于20世紀初。印度所發生的抗爭事件引起了美國的注意，由于美西戰爭后英國和美國關系的快速發展，美國對英國殖民地上所發生的事件反應敏感?！綝iwakar Prasad Singh，American Attitude towards the 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ot，1974，p.325.】此后，美國對印度民族主義者的關注越來越多，威爾遜對自決權的強調則將這種關注進一步提升。歷史學家們往往強調一戰后亞洲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對西方聲稱的文明優越論的廣泛批評，【Michael Adas，“Contested Hegemony： The Great War and the Afro-Asian Assault on the Civilizing Mission Ideolog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Vol.15，No.1 （2004），pp.31-63.】而忽視了亞洲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對威爾遜的普遍追捧。在這一時期，威爾遜對亞洲知識分子的影響較大，是公認的民族自決理念的支持者?！綞rez Manela，“Imagining Woodrow Wilson in Asia： Dreams of East-West Harmony and the Revolt against Empire in 1919，”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1，No.5 （2006），p.1330.】更具意義的是，威爾遜對民族自決的強調，是第一次在國際法背景下的積極嘗試?！綬obert McCorquodale，Self-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Aldersho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2000，p.xiii.】盡管其結果不盡如人意，但民族自決原則經由威爾遜的傳播，在世界范圍內為殖民地接受并廣泛運用，成為反抗殖民壓迫的工具。

反殖民運動的擴散和美國對自身利益的關注相疊加，對美國的對外策略產生了影響，到羅斯福政府時期這一現象愈發明顯。他認為殖民制度阻礙了自由貿易，與美國的價值觀和經濟利益不相符，【孫建黨：《美國20世紀非殖民化政策研究：以東南亞為個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95頁?！恳蚨鴮χ趁裰髁x頗為反感。二戰爆發后，羅斯福認為，“法西斯在歐洲的勝利和日本軍國主義在亞洲肆無忌憚的擴張，將對美國的利益和安全構成極其嚴重的威脅”?！綧.S.Venkataramani and B.K.Shrivastava，Roosevelt，Gandhi，Churchill： America and the Last Phase of Indias Freedom Struggle，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1983，p.9.】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激進化，進一步引發了美國的關注，殖民地與民族自決問題逐漸成為影響美國對外關系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其與英國的關系。因此，美國在《大西洋憲章》中加入了對殖民地民族自決權等問題的強調，《大西洋憲章》第三條明確指出，“尊重所有人民選擇其政府形式的權利；希望看到被強行剝奪主權和自治權的國家恢復主權和自治權”?！綝epartment of States，Toward the Peace： Documents，Washington： Department of States Publication，1945，p.1.】

《大西洋憲章》對印度的影響，可以從印度民族主義者的反應中看出。在丘吉爾明確宣布憲章條款不適用于印度后，眾多民族主義者呼吁美國應對此加以干預。這引起了美國的注意，羅斯福不得不派遣特使托馬斯·威爾遜（Thomas Wilson）前往印度處理因《大西洋憲章》引發的輿論問題。美國國務卿赫爾（Cordell Hull）指示威爾遜，需及時報告英國政府的態度，以及印度人對丘吉爾聲明的各種反應，防止局勢進一步惡化?！尽癟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mmissioner in India （Wilson），”Washington，November 25，1941，8.p.m，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Vol.3，The British Commonwealth;the Near East and Africa，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8，p.355.】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充分利用了美國和英國在《大西洋憲章》適用范圍上的分歧，借此對美國施加影響。在“退出印度運動”發生后，羅斯福派遣路易斯·約翰遜作為個人代表前往印度，協調英國與印度民族主義者之間的矛盾，防止印度局勢失控?！緟⒁奒enton J.Clymer，Quest for Free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s Independenc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

《大西洋憲章》第三條對民族自決的強調，反映并延續了威爾遜對于民族自決的呼聲，對戰后的世界秩序產生了深遠影響。1945年聯合國成立后，民族自決原則在《聯合國憲章》中得到體現。這標志著在國際法中有關民族自決權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其基礎是《聯合國憲章》及聯合國大會、安全理事會的各項決議?！綬obert McCorquodale，Self-Deter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p.xiv.】 可以說，《大西洋憲章》及相關討論“將殖民主義的合法性爭論和戰后國際主義的形成聯系在一起”，【Bonny Ibhawoh，“Testing the Atlantic Charter： Linking Anticolonialism，Self-Determination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Vol.18，Issue.7-8（2014），p.2.】而威爾遜和羅斯福分別作為民族自決權的倡導者和《大西洋憲章》的起草者，對印度等殖民地追求民族自決斗爭的承認，標志著殖民地在推動民族自決從權利轉變成規范中的作用得到了正視和肯定。

不同于美國，蘇聯對民族自決斗爭的認知和支持，源于列寧維護十月革命成果的現實需求?！暗?919年威爾遜主義崩潰后，列寧和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開始成為亞洲許多自決運動的潛在盟友”?！綞rez Manela，“Imagining Woodrow Wilson in Asia： Dreams of East-West Harmony and the Revolt against Empire in 1919，”pp.1327-1351.】 列寧將民族自決視為發動革命的力量，到一戰和俄國革命爆發后，民族自決逐漸演變成其外交政策的指導原則，目的在于維護革命成果，避免國外干涉，維護政權的合法性。1917年3月，列寧指出，俄國同交戰國談和的條件之一是：“解放一切殖民地，解放一切從屬的、被壓迫的和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薄局泄仓醒腭R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頁?！?比起威爾遜相對模糊的民族自決觀念，這種說法更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義者的需要。

蘇聯對印度的關注始于十月革命后。1919年4月2日至6日，莫斯科召開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雖然此次會議致力于解決歐洲問題，但一份由托洛茨基撰寫并由列寧本人簽署的《共產國際宣言：告全世界無產者》的文件指出，“在印度，革命運動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并且最近爆發了一次全亞洲聲勢最為浩大的罷工，大不列顛政府在孟買出動裝甲車來對付這次罷工”?！荆坌伲葚惱於骶?，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共產國際文件匯編：1919—1932》第1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5年版，第88頁?！课募娬{，包括印度在內的許多國家被剝奪了民族自決權，而共產國際將接管推翻所有資本家和殖民政府的任務，并為所有爭取獨立的人民提供制度支持。

在蘇聯的支持下，印度的民族主義者羅易（Manabendra Nath Roy）在印度及海外開展了大量活動。他向國大黨呼吁推廣社會主義思想，認為其能夠助力印度的反殖民斗爭，幫助印度民族運動超越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狹隘界限，將其推向階級斗爭的舞臺?！綯ilak Raj Sareen，Russian Revolution and India： A Study of Soviet Policy towards Indian National Movement，1922-29，New Delhi： Sterling Publishers，1978，p.15.】盡管羅易的很多倡議和思想并沒有得到貫徹執行，但依舊對國大黨和印度的反殖民運動產生了重要影響。共產主義者提出的將階級斗爭作為解決當時印度社會公共問題的建議，超越了印度不合作運動中對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所做出的區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跨越種族和領土的反殖民主義。

由此而言，蘇聯對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主要作用在于確認其正當性的同時，引導印度民族主義者將反殖民的視野投放到了一個更為宏觀和寬廣的世界舞臺上。20世紀20—30年代，在蘇聯和共產國際幫助下開展的國際反殖民活動，將世界范圍內的民族主義者連接在一起，印度總理尼赫魯對社會主義的好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蘇聯影響。如扎法爾·伊瑪目所述：“蘇聯的影響比一般所理解的更為深遠和有效，因為盟國和蘇聯在執行民族自決原則方面的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印度公眾親眼看到，盟國宣布了自決，但并不適用于印度。相反，他們注意到，蘇聯政府不僅承諾，而且在前沙皇殖民地履行了這一承諾?！薄綵afar Imam，Colonialism in East-West Relations： A Study of Soviet Policy towards India and Anglo-Soviet Relations： 1917-1947，New Delhi： Patriot Publishers，1969，p.59.】

綜上所述，美蘇作為大國，在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發展演變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兩點：其一，將殖民地追求民族自決的權利確定下來，以國際條約的形式承認其合法性，并為其后寫入國際法奠定基礎；其二，將印度的民族自決觀念帶入更為宏觀的層面，鼓勵印度國民的反殖民熱情，強調在世界范圍內的反殖民團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將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發展視為民族自決從權利演變為國際規范之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民族自決被寫入國際法并成為全球規范、非殖民化運動擴大為全球性浪潮時，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得以重新構建。從該角度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也應被視為國際規范與合法性的塑造者，盡管他們彼時還未成為獨立的主權國家，但其貢獻不容忽視。

結 語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演變經歷了從“想象的印度民族共同體”，到強調主權與民族國家獨立的全球規范制度的過程，而這一過程是印度民族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互動的結果，事實上經歷了阿查亞教授所說的規范的本土化和輔助性兩個階段?！尽拜o助性”指的是“本土行為體為了避免受到更強大的核心行為體的支配、忽視、侵犯或凌辱，以及為了維護自身的自主性而創建規則的過程”。參見Amitav Acharya，“Norm Subsidiary and Regional Orders： Sovereignty，Regionalism and Rule Making in the Third Wor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5，No.1（2011），pp.95-123.在本文中，它更多指的是印度將本土化的民族自決向外推廣的努力，最鮮明的體現是尼赫魯對中國反殖民斗爭的建議?！?/p>

民族自決觀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威爾遜和列寧傳播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區。印度的民族主義者根據本土文化、社會及族群特征，提出了目標和方式各異的、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自決觀念，出現了甘地和尼赫魯等民族主義者關于自決的意見分歧，并影響了不同群體，這是印度民族自決觀念演變的第一個階段。當尼赫魯接替甘地成為國大黨領袖時，通過參與并支持全球范圍內的反殖民活動，印度將其民族自決觀念推向國際化，這是印度民族自決觀念演變的第二階段，表現為印度在全球范圍內推動反殖民網絡的構建，并成為亞非國家反殖民的典范。當反殖民運動與反法西斯戰爭交匯時，國際社會中的主導大國開始介入反殖民運動，從而推動了民族自決觀念寫入國際法，并成為戰后國際秩序構建的主要原則之一。

通過追溯印度民族自決觀念的演變，可以發現印度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國際社會中，推動了民族自決的國際化和規范化，使其成為一項國際規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參與重塑了一戰后國際社會的合法性。這一過程展現出了鮮明的特征：第一，印度對源自西方的觀念、規范或制度進行了有效的本土化。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言，“首先是亞洲人和非洲人吸收了西方的思想、技術和制度，這些思想、技術和制度可以用來對付占領國——在這個過程中，事實證明他們比大多數歐洲人預想的要精明得多；其次是亞非社會的活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歐洲人曾輕易地將這些社會視為停滯的、衰敗的或奄奄一息的”?！綠eoffrey Barraclough，“Th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in Prasenjit Duara，Decolonization： Perspectives from now and then，p.122.】正是這些因素推進了帝國的終結與國際規范和制度的完善。第二，應注意到印度在推進其民族自決觀念國際化的過程中，充分利用了戰爭、國際危機、和平談判、國際組織及主導性大國之間的矛盾，并將之與本土文化和國內局勢有效地加以結合。

總體而言，將印度置于國際社會的背景中分析，能夠有效理解印度同國際秩序之間的互動，觀察印度在民族自決觀念的本土化與國際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而這往往也是印度外交與非殖民化研究中被長期忽視的領域。通過這種研究視角，能夠減少傳統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論傾向，正視非西方國家在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中所發揮的作用。

責任編輯：鄭廣超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in India （1919—1945）：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SUN Qi-long

（Department of World History，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As an expression of nationalism，an important concept and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By placing it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focusing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agency of Indian nationalists and the dominant pow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of India was a product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the domestic national movement.It has evolved through two stages，namely loc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World War I，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and membership in the League of Nations led to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Indian concep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during which there was a shift from autonomy to independence;with 1929 as the dividing point，the Indian concep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began to be internationalized，manifesting itself in appeals to the global paradigm of anti-colonial networks as well as in the attention and support of the great powers.Driven by Indian nationalists and the role of the great powers，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was transformed from a principle in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Norms.In this process，the behavior of Indian nationalists influenced the shaping of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International Legitimacy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Indian;non-western world;international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