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永嘉學派的經世思想與批判意識

施建雄 康杰

摘 要：永嘉學派作為銳意事功的學術流派，以務實黜虛為治學特點，側重經制之學，尤其注重探討宋代社會經濟制度。他們重視研究貨幣流通思想、專賣政策、財稅政策和會計制衡作用等，批判兩宋王朝對百姓肆意盤剝進而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旨在不斷完善國家的治理政策和措施。這充分體現出他們密切關注現實的經世旨趣。隨著研究興趣的不斷拓展，永嘉學人愈發密切關注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把對歷史的借鑒繼承與對現實的批判反思有機結合起來，將歷史考察與現實探究并重，最終奠定了永嘉學派在兩宋乃至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關鍵詞：永嘉學派；經世思想；貨幣流通；葉適；周行己；鄭伯熊

永嘉學派是南宋時期在浙東出現的重要學術門派，與陳亮的永康學派、呂祖謙的金華學派構成了影響深遠的浙東學派。浙東學派與程朱理學、陸九淵心學和湖湘學派并峙，由此確立了永嘉學派在兩宋乃至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永嘉學派發端于北宋末年，周行己被視作永嘉學派的先驅，后經過鄭伯熊、鄭伯謙、薛季宣和陳傅良的傳承發展，基本確立了永嘉學派學術研究的主要范疇，至集大成者葉適時發展至巔峰。永嘉學者以經世為目標，“本諸圣賢之經，考求漢唐之史，凡天文、地理、井田、兵制、郊廟之禮樂、朝廷之官儀，下至族姓方技，莫不稽其沿襲，究其異同，參謬誤以質諸文，觀會通以措諸用”。^①其鮮明的治學特點就是務實黜虛，側重經制之學，尤其關注對宋代社會經濟制度的探討，旨在不斷完善國家治理政策與措施。目前學界雖然對永嘉學派有所涉及，^②但是缺乏貫通研究和專門研究，因而本文擬從貨幣流通思想和專賣政策、財稅政策、會計制衡作用，以及對統治階級肆意盤剝行徑進行批判等方面入手，對永嘉學派在探討社會經濟問題過程中體現出的經世思想與批判意識作全面、深入的剖析，以期從一個側面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發展。

一、對宋代貨幣流通與專賣政策的批判與反思

宋人稱“永嘉學派”為浙學之宗，而永嘉之學被稱為“功利之學”的關鍵在于它比較關注財政和經濟等現實問題，諸人重視實用之學的風氣由永嘉學派先驅——周行己于北宋末年開其先河。^③這里“功利”一詞的使用遠不如“事功”為好，因為后者更強調“經世”。周行己以經世為目的，力圖改變傳統士人不愿多談財貨的習慣，就國家經費開支提出6項建議，其中第一項建議涉及貨幣政策。他建議對原先在某些地區發行特定貨幣的做法做一定程度的修改，比如國家因銅錢供應不足而在邊地廣泛推行的當十、夾錫和鐵錢等貨幣，給當地百姓帶來諸多不便，以至影響貨物流通，為此他提出“當十必至于當三，然后可平。夾錫必并之，然后可行。陜西鐵錢必通之，然后可重”【（宋）周行己著，周夢江箋校：《周行己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7頁?！康慕ㄗh，具體方法是“若自便于榷貨務、算請諸路鹽鈔，以一季為限，于是悉以所得當十，樁管逐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為當三，通于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宋）周行己著，周夢江箋校：《周行己集》，第8頁?！考磭以诨鼗\當十錢的基礎之上，以某個時段各路上供的鹽鈔作為儲備金，將面值當十的錢改作當三錢使用，使之通行天下，從而使充當等價物的貨幣與實物交換比例更趨合理。這樣做，國家既不用另鑄貨幣，同時又掌握了平抑物價的主動權。另外，由于鑄造高面值貨幣當三錢的成本升高，私自盜鑄的驅動力因此不足，懲處盜鑄的法令也沒必要頒行，社會矛盾亦將得以平息。至于改進陜西鐵錢和夾錫錢流通的辦法也值得關注，周行己從幣值的相對性角度談論各種貨幣的使用價值，并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來改善北宋初年以來銅錢滿足不了交易需求的實際狀況。他主張“在行使鐵錢和夾錫錢地區，發行以不在當地流通的銅錢為準備金的交子，并在其他各路設置銅錢準備金來保證交子的兌換。借交子的流通以補救鐵錢攜帶不便和流通地區有限制的缺點，從而間接地鞏固鐵錢的購買力?！@是使交子在陜西等三路充當貨幣符號，而在外路主要作為匯票行使”，【周夢江：《前言》，（宋）周行己著，周夢江箋校：《周行己集》，第9頁?！恳簿褪菙U大非銅質貨幣流通的區域并嚴禁銅錢在這些地方流通，同時仿照部分地區使用交子并以各地樁庫作為準備金來支撐交子的發行與兌換，這樣就能解決鐵錢沉重妨礙流通以及在與其他地區交易時不方便兌換的問題?！荆ㄋ危┲苄屑褐?，周夢江箋校：《周行己集》，第8-9頁?！靠梢?，此辦法得當且考慮周全，由此可以看出周行己貨幣流通思想的進步性，恰如學者所論：“北宋時代沈括和周行己的貨幣觀點，雖然都只接觸到有限的幾個問題，但在當時條件下，確是很值得稱述的。他們既豐富了中國貨幣思想的內容，也在世界貨幣思想史上領先了四五個世紀?！薄竞拇埃骸吨袊洕枷胧贰废聝?，第159頁?！?/p>

葉適是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他與周行己一樣，也認識到貨幣的鑄造和流通不符合當時社會實際需求的現狀，是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葉適在《淮西論鐵錢五事狀》中討論了當地鐵錢使用過程中存在的種種問題，并提出了相應的解決辦法：開民間行使之路、責州縣關防之要、審朝廷稱提之政、謹諸監鑄造之法和詳冶司廢置之宜。葉適強調禁斷淮西地區私鑄鐵錢流通的前提是官鑄鐵錢要能得到百姓的信任，“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宋）葉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1頁?！客瑫r建議設立銅錢和鐵錢的兌換機構以方便百姓兌換，使鐵錢流入江南，亦如銅錢流入江北般容易，“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經久無弊”?！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22頁?！?/p>

關于專賣政策，周行己主張將榷酒與茶鹽專賣等措施進行通盤考慮，將鹽稅、酒稅、茶稅和市場稅一并計算，核計出總數，由全體百姓分攤，大體分成五等，每一等內又分為上中下三等，總共十五等，每一等級應交的錢數類似于加權平均數，每家每戶劃分的等級則根據每個家庭財產進行確認。這些措施實行后，原有的專賣制度“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荆ㄋ危┲苄屑褐?，周夢江箋校：《周行己集》，第9頁?！窟@樣國家在保證每年的正常收入的同時，民戶只要繳納一定數量的錢幣就可以自由買賣，有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

薛季宣在永嘉學派發展歷程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他同樣重視對專賣制度的考察。他在給執政王炎的信中，指出了永嘉太守試圖將閩中萬戶酒法推行于當地可能帶來的后果。閩中萬戶酒法主要措施就是官府不再實行酒的專賣，允許民間自行釀造，但要把原先收繳的酒稅攤派到百姓各家各戶。薛季宣認為，這個措施一旦推行，上等戶必然因其雄厚的資產而壟斷賣酒的收益，中等戶只能勉強維持收支平衡，而下等戶即便也有釀酒售賣的想法，但終會因受制于有限的財力而無法在制售中與上等戶和中等戶競爭；加上當地原先糯米種植并不普遍，主要依賴外地輸入，為了降低釀酒成本必然會擴大糯米的種植范圍，如此一來，日常糧食供應勢必因耕種作物的改變而受到一定的影響。另外，薛季宣還注意到，飲酒之風盛行可能是實行萬戶酒法帶來的另一個后果。此外，晚唐曾實行博征之科，允許百姓制鹽但要以帛作為貢納之稅上繳，后來官府榷鹽，原先變相繳納的鹽捐不但沒有被取消反而讓百姓繼續承擔，他擔心萬戶酒法施行之后也會面臨同樣的問題?！荆ㄋ危┭拘?，張良權點校：《薛季宣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頁?！?/p>

陳傅良對永嘉學派的最終形成起到了關鍵作用?！局鞎赠i：《從陳傅良的思想特質看永嘉學派的思想史地位和學派歸屬》，《浙江學刊》，2011年第5期?！克麑Ｙu問題的討論更加全面。陳傅良首先回顧了食鹽專賣之利由地方轉歸中央的過程，指出宋初鹽的專賣是由州縣掌握的，每年各州縣只要向中央申報所獲之利即可，轉運司用此項盈利來資助本路的財政開支。宋太宗雍熙年間，朝廷下令河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繳納鹽稅申請販鹽），就向所在地區繳納銀錢，然后前往京城申領“交引”（交易憑證）；端拱年間，朝廷又設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即商人以芻粟等物質輸納于官府）后取得茶鹽鈔，才能獲得販賣茶鹽的資格。宋仁宗天圣年間，宋朝下令商人給在京“榷貨務”入納錢銀算請（即鹽稅）后，就能獲得販賣末鹽或解鹽的資格。景祐年間，宋朝又規定要獲得販賣福建、廣東鹽的資格，也同樣需要入納錢銀算請。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宋朝在河北恢復食鹽的官賣，另外在江湖路設置了倉儲配套機構——“便糴司”，以所封樁的“增剩鹽利錢”充當“便糴司”的糴本。宋徽宗崇寧年間，國家于鹽鈔每百貫之中僅抽一貫劃撥給轉運司使用，“于是東南官賣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縣之橫斂起矣”?！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665頁?！筷惛盗贾赋?，地方經費來源枯竭是地方政府另辟蹊徑進行盤剝的內在因素，通過分析鹽的專賣進而發掘出中央與地方財權關系的轉化及其帶來的消極影響。

陳傅良對茶葉的專賣問題也做了深層次的探討。他認為宋太祖乾德年間設置專賣場經營茶葉買賣，將大江以北劃為禁地，禁止私人在此銷售茶葉。在此基礎上，陳傅良肯定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對茶葉專賣收益的看法，即售茶之利可以用來充實州縣，同時沿邊入中糧草算請可以使糧食轉運的費用得到減省，通過向“榷貨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使京師倉庫得以充盈。陳傅良提出，在保證邊防芻糧供給和政府茶鹽課利的收入以及保障京師供給的前提下，中央與地方以及官與商經濟利益的關系才能保持協調一致。此外，邊防置軍至關重要，“既可屏蔽內地，維護自身安全，亦可伺機主動出擊，對敵對方構成壓力”，【王孝華、劉曉東：《渤海德里府、德里鎮與邊州軍鎮設防問題考》，《中州學刊》，2022年第7期?！筷惛盗颊J為，“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抬以利之”【（宋）陳傅良著，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67頁?！康淖龇?，中央能有效地利用茶葉專賣這樣的經濟手段所發揮的杠桿作用來滿足各地區因條件差異而產生的不同需求。

陳傅良還批評了宋朝的幾位理財大臣任意改動茶葉專賣政策的行為，結果給社會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財政大臣李諮和林特推行茶法變革旨在抑制茶商和邊民，“以現錢買入，中賤價交鈔，而以實錢算茶……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坐收貼納之利”，但實行三年后就被廢除；仁宗景祐以后，宋朝再次實行加抬法，嘉祐年間又全部放開，無非就是千方百計想在壟斷收購中牟利。陳傅良指出，到徽宗時，蔡京恢復榷茶法，“于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67頁?！恳虼撕笫缹W者也認為，“在壟斷收購向以引榷茶轉變的過程中，蔡京茶法改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军S純艷：《論蔡京茶法改革——兼論宋代茶法演變的基本規律》，《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第1期?！?/p>

陳傅良還對酒的專賣及其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宋初諸路并未完全禁止私人釀酒，酒稅繳納額度實際上是在宋真宗咸平年間確定的，但酒稅收入歸于地方政府。之后，酒稅收入開始收歸中央，征收名目也開始變得繁多。宋仁宗慶歷年間征收“王福部一文添酒錢”，宋神宗熙寧年間征收酒稅的附加稅“添酒錢”，宋高宗紹興年間征收“七色添酒錢”并將其作為經制錢的一部分，“酒政之為民害，至此極矣”?！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66頁?！糠泊朔N種，無不體現出陳傅良對專賣政策實質的清醒認識，所以葉適在《題陳中書孝廟圣政序稿》中對陳傅良給予了高度評價：“余觀公一生苦心窮力，稽事驗物，發言成章，其可以緝熙國經，扶補民病者甚眾?！薄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600頁?！咳~適對實行嚴苛的茶鹽專賣也提出批評，他指出在建炎、紹興以前，茶鹽專賣就已存在榷之太甚、利之太深和刑之太重等諸多問題，【（宋）葉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9頁?！窟@體現出葉適探討經濟問題時的反省意識。永嘉學派對宋代實行的專賣制度進行了系統考察，在肯定某些措施積極作用的前提下，揭示出封建王朝不斷加重人民負擔的實質，彰顯了永嘉學人對民生的關注和憂國憂民的情懷。

二、關注財稅政策和會計的制衡作用

兩宋之際的鄭伯熊（字景望）和鄭伯謙兄弟，起初致力于理學研究。面對南宋的危急局勢，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使他們發現“學不適用，用者無學”，平生所學無法解決現實問題，于是拜師永嘉學派先驅周行己，而后又結交薛季宣，由此轉向事功之學?！局軌艚骸队兰沃畬W如何從性理轉向事功》，《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壳宕鷮W者稱：“吾鄉經制之學實自景望開其涂徑”，【（清）孫衣言撰，（清）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第121頁?！窟@是對鄭伯熊在永嘉學派開創過程中所做貢獻的一種肯定。鄭伯熊所撰《議財論》系統反映了他的財經思想，核心就是將國家財政事務提升到至關重要的地位。他提出，“財者，有國之司命；理財者，非可緩之務；議財者，非不急之談也?！蝗辗秦?，百事瓦解，而欲置之度外，亦幾于不辨菽麥矣”?！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頁?！客瑫r，他指出，政權的穩固與否，與其實施的財稅政策是否可行息息相關?！坝鑺Z斂散，其權在君”，“治亂安危，其權在民”，“自粟米絲麻蔬果魚肉竹木薪炭，百物有稅，而官司之法月較日比，羨則有賞，虧則有誅，上下相蒙，不知其自何而來也。污吏黠胥，又從而私漁之，而民始無以為生矣?！环雌浔?，方焦心勞思患于無財，族談群議，以圖生財，變法易令，以求豐財，吾恐民之大權有時而或用也”?！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51-52頁?！吭诖?，鄭伯熊強烈批評一些統治者不關心如何減輕百姓負擔反而圖謀搜刮百姓更多錢財的行徑，指出百姓無以為生必然起來反抗，國家就此走向衰亡，二者實乃因果關系，體現出鄭伯熊以民為本思想的進步性。另外，鄭伯熊的財經思想還表現出不泥古和與時俱進的特點，他強調“時世不同，事變非一，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猶今之法不可用于古”，【（宋）鄭伯熊、（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49頁?！坎⒅赋隽碎_源節流與祛除弊端之間相輔相成的辯證關系，“夫財出于民，而愛之、厚之、予之、散之，是豐其本之術也。烏有本豐而末不茂者哉”，“夫財安從出哉，弊去矣而不知養其源，吾未觀其可也?！缴细锲浔?，下養其源，譬如疾已去體，而厚加調養，孰能御之”?！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49-51頁?！?/p>

財稅政策事關封建政權的穩定，也是永嘉學派學者關心的主要問題。陳傅良特別關注兩宋商稅由輕轉重的過程及其影響。他肯定了北宋初年商稅成規確立后不得擅改和增損做法的可取之處，批評了宋太宗淳化年間地方進行的收繳商稅的優劣評定，而且還批判了神宗熙寧年間“商稅輕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無減”的行徑。他注意到，宋徽宗政和年間開始征收一分增收稅錢，高宗紹興年間開始征收三五分增收稅錢，再后征收的有隸經總制司的七分增稅錢，以致“商稅之重極于今日”?！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63頁?！看送?，陳傅良還對契稅征收的變化進行了深入研究，他認為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征收百姓印契錢，徽宗宣和年間契稅歸并到總制錢中，孝宗乾道年間，“牙契”（由牙人經手的契約即牙契稅）成為“州縣利源”?！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68頁?！恐劣陉P稅，他認為太祖開寶年間在廣州設置的市舶司起初并不征稅，太宗淳化年間雖然對進出口貿易進行抽解（即對沿海港口進出口貿易征收的實物稅），但稅不是很重，至徽宗崇寧年間卻經畫詳備，九年之內收繳的錢稅達1000萬貫?！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69頁?！筷惛盗嫉纳钊胙芯肯蚴廊私衣读怂未潭惾遮厽┛恋倪M程及其實質。

葉適作為南宋永嘉事功之學的代表人物，“是在批判傳統儒學義利觀及封建正統經濟思想的基礎上闡述其事功之學及經濟思想的”?！緩埣页桑骸段鋈~適的富民論》，《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1期?！咳~適指出，宋代財稅形式的轉變給社會各階層帶來了沉重負擔，進而釀成國家大患。首先，葉適肯定宋初將地方支配財賦收入的權力收歸中央的積極意義。這是因為唐中后期藩鎮坐大，地方財賦由藩鎮自己掌握，歷經五代也沒有實質性的變化，“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2頁?！克?，他認為將賦稅支配大權收歸中央是防范地方割據勢力形成的有效手段。葉適客觀地考察了太宗至仁宗朝財政由平衡到拮據的變化情況，稱太宗及真宗之初以降開支自給自足，沒有出現太多的財政問題；但到祥符、天禧以后，以往的積蓄開始消耗；至仁宗景祐、明道年間，天災盛行，繼而西夏興起，五六年間局勢不穩定，財用開始匱乏，出現了凡事都以財政為優先考慮事項的局面。即便如此，“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安其心于不能。所謂精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斂為事”，【（宋）葉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2頁?！恳簿褪钦f一些官吏不以搜刮為能事，官風還算清正。葉適指出，轉折點就出現在神宗朝，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市肆之會、關津之要乃至小商、賤隸微薄的盈利都難以逃脫被搜刮的命運?！吧w財無乏于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于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2頁?！炕兆诔亲儽炯訁?，蔡京掌握朝政，改變鈔法，驅使商賈，挖掘地下財富，橫征暴斂以滿足最高統治者的奢靡享用，王黼則花樣百出，意圖添補蔡京沒有想到的方法，同時為平方臘增加對東南地區的稅收，為取燕山加重對北方人民的盤剝，以及關、陜地區二十余年來接連不斷的軍賦壓榨，終致靖康之亂時的不可收拾。

在對北宋財稅政策走向作了勾勒之后，葉適又分析了南渡以后財稅收入的惡性膨脹，“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逮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7頁?！克赋?，大元帥建府于河北后，張愨負責征收饋餉，當時鹽鈔也僅收數十萬緡而已；但到了維揚地區，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等人把實行專賣作為創收盈利的主要手段，重新恢復收繳經制錢。在這種情況下，“經總制”搜刮名目出現，添酒、折帛、月樁、和糴，這些額外稅跟正常稅一樣成為日常繳稅的名目。葉適感慨道，太祖、太宗時國家財稅收入已較漢、唐強盛時增加數倍，神宗熙寧、元豐年間財稅收入較英宗治平以前增加數倍；徽宗時蔡京變鈔法之后，國家財政稅收較熙寧時又增加一倍；渡江之后到南宋中期，國家所收財賦，較徽宗宣和年間再增加一倍。葉適從政治倫理的角度，指出國家財稅收入在某種程度上已失去了它的正當性與合理性。

永嘉學者對宋代財稅政策的分析和批判還涉及對會計制衡作用的認識，其中最有價值的當屬鄭伯謙對“會計”一職設置的必要性及其對國家財政監督作用的認識。鄭伯謙認為，漢興之初，以蕭何為相國，以張蒼為計相，二者并立，可見張蒼事權不輕，但僅僅一個月后，漢朝就將“計相”改名為“主計”，維持四年之后，主計之名與負責人都遭到廢棄和罷免。之后，司農與少府分掌天下財富，但在三公屬吏中卻另設有倉曹掌管倉谷、金曹掌管鹽鐵貨幣事務，以分割司農的財政大權，卻仍缺少對當時來說特別需要的會計官。鄭伯謙結合對漢代財政狀況的梳理，證實這個職務的缺失必然會產生不良后果。漢武帝即位之初繼承了文帝和景帝時期的富庶繁榮，但僅僅三年時間后，黃河就發生了洪水泛濫，出現了人吃人的情況，這應該與公卿大臣之中無一人“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意”有密切關系，正是“所謂鹵莽蔽匿之失，干沒滲漏之弊，千奸萬欺之轉移攘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189頁?！繓|漢時期，不僅缺乏稽考官，而且士大夫也不參與具體的財計工作。李唐王朝時，財政雖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但三司使的下屬鹽鐵、租調、度支三使，卻僅僅是副使。度支使職責雖然似乎重在會計，但它作為三司使的下屬并不能有效地行使監督權，宋代三司使之下的磨勘司與此類似。鑒于以上種種，鄭伯謙大膽建議“因宋朝之磨勘司、唐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于三司之上而受令于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188頁?！苦嵅t從歷史和現實角度闡明設置會計之職的必要性與合理性，這在當時具有進步性。

三、批判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肆意盤剝行徑

永嘉學人對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肆意盤剝行徑的批判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將歷史研究和對儒家經典的研究與現實問題相結合，二是明確地對封建王朝實行的種種剝削政策的倒行逆施進行批判。

鄭伯熊兄弟對有關問題的探討，體現出永嘉學派將歷史研究與現實關照予以密切聯系的治學方法。鄭伯熊結合《尚書》撰成《敷文書說》，兼采《周禮》著成《周禮說》，鄭伯謙則在研究《周禮》基礎上作《太平經國之書》。二人不遺余力地揭露封建王朝對百姓盤剝日趨嚴苛的社會現狀，并用發展的眼光追溯現實問題產生的歷史根源。鄭伯熊認為，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統治階級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愈加貪婪，相應的剝削越發無止境，“人欲日侈，用財者多，秦漢而下，類以四海九州之財賦養一人而不足，于是賤丈夫者，出而伸其喙，剝膚槌髓以厭一人之欲。其原既開，不可復窒。后之承前，有增無損。凡先王之予于民者，奪之盡矣。所以散在民者，斂之極矣。利析秋毫，而國用常乏，雖以惻怛好治之主，其所奪者不能復予，其所斂者不能復散也。不惟不能，勢亦不可也”?！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49頁?！苦嵅t所著《太平經國之書》記載，“亦習聞薛、陳諸老緒論者。至其文章精偉浩瀚，尤與水心（葉適號——引者注）相近，信乎其永嘉之學也”?！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196頁?！苦嵅t在書中抨擊了封建帝王奢侈無度的種種行徑，他認為漢武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比如，侍衛親軍增置沒有限度，漢武帝的私人開銷也沒有按照國家財政收入的多寡進行調節，“北至朔方、東封泰山”耗資數以千萬計，賞賜臣下用帛不下百余萬匹，“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138頁?！?/p>

鄭伯謙還深入探究漢唐以降皇室財政管理與中央財政部門間的復雜關系，洞察到皇權體制下君主私人財政凌駕于王朝一般財政之上格局的形成過程。他認為，西漢初年，大司農掌管全國的財富，如同西周王朝的外府；由少府“掌山澤陂池之入，自佐天子禁錢，而給私共養”，猶如西周王室的玉府、內府。東漢初年，光武帝改變舊制，“以山海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導致宮中一切私用只能向司農索取，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漢章帝、漢和帝于是“別自立監，而用閹人以領之”，桓帝、靈帝“每嘆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后園自為私藏矣”。迨至唐代，“益為無制，以天下金帛盡貯于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而聽天子取給之便。以天下之公賦而為人君之私藏，有司不復窺其多少”。北宋則“盡去漢唐之弊，而復周公之遺意”，其做法是“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庫，在周則為玉府；凡山澤鹽鐵之賦皆歸于內藏庫，在周則為內府；又有左藏，以比周之外府。然其所以異于周者，獨以大臣不得以知出入盈虛之數而無以撙節于其間也”。南宋時期，“又別置激賞，即今之南庫是也。雖宰相領之，謂之兼制國用，而內外已判然不相干矣”?！荆ㄋ危┼嵅?、（宋）鄭伯謙撰，周夢江校注：《二鄭集》，第184-185頁?！苦嵅t的做法，正是永嘉學派將歷史研究與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進行思考的一個具體案例。

此外，永嘉學者還無情地批判兩宋王朝的各種剝削政策和種種倒行逆施。薛季宣曾在召對札子中倡言，凡是全國郡縣中那些不屬于固定資產卻要繳納租稅的種類，如武昌屋租、德安牛租、溫州淹浸田租之類，建議讓戶主自己如實申報并由官府抽查檢驗，不管牽涉時間的遠近或數量的多寡，相關租稅提議一律取消，省部監司也將有關名目從稅收中剔除，州縣印榜加以公示，旨在“用省無名之賦，以寬小民，以惠貧下”，充分體現了他的民本思想?！荆ㄋ危┭拘?，張良權點校：《薛季宣集》，第193頁?！吭俦热?，薛季宣揭露了催繳租稅的惡行，指出科折不均和丁絹繳納是百姓無法擺脫的夢魘。薛季宣還揭露了經總制錢來源多頭的弊端，認為它是額外征收的稅種，“不只一州利害，實系國命民財?！∮谧忸~之外，民無所措手足”，“念郡邑窮匱，生民休戚，上關國家大計……其可復于非法之外，又為非法之取求”?！荆ㄋ危┭拘?，張良權點校：《薛季宣集》，第227、226頁?！?/p>

陳傅良對地方上供的漸趨繁雜以至盤剝略無止境的揭露，同樣也顯示出他對現實和民生的深切關懷。北宋初年，上供并無定制。真宗景德年間應上繳的米綱、大中祥符年間應上繳的銀綱、天禧年間應上繳的錢綱以及咸平年間應上繳的絹綿綱，各自數額雖然都有明確的規定，但都沒有具體的強制措施加以配套執行。仁宗天圣至嘉祐年間的40年中，盡管理財的行政法令屢次下發，卻鮮有清查和執行之文?！耙源艘姷瞄_國以來，迄于至和，天下財物皆藏州郡”，“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71、670頁?！靠梢?，在北宋中期以前上供要求和理財措施都沒有嚴格地加以執行，政策較為寬松，財富也因此被截留在地方。陳傅良指出，直到神宗熙寧年間，上供增額才嚴加落實，于是不僅有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而且元豐年間又有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斗、秤、披剃等10余種稅，合為“無額上供”上繳；徽宗宣和年間，又增加了贍學錢、糴本錢、應奉司等10余種稅，合為“經制錢”上繳；高宗紹興年間，又有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耆戶長壯丁弓手雇錢等稅，多達20余種，合為“總制錢”上繳。這些都沿襲到南宋中期。陳傅良進一步指出，這些稅收盤根錯節，花樣百出，有系省和不系省經制錢、有額和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另有湊額、糴本、降本、折帛、坊場凈利、供給吏祿之類稅錢，林林總總，“且夫自系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后有經制，而三榷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山T臣不惟盡循宣和橫斂之舊，又益以總制、月樁、令項起發”?！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268頁?！筷惛盗贾赋猱敃r的困民之舉莫過于向百姓征收的“折帛”錢，【南宋初，在和買演變為定額稅的同時，又將夏稅與和買絹帛之類折納為錢幣上繳?！慷邦A和買”【即民間預支和買本錢，并以絲麻產品隨兩稅納還官府?！坑葹闊o名之斂。建炎初年上繳的折帛錢僅二貫，到紹興七年（1137）升至八貫左右，單就折帛錢而言，僅僅10年就增加了三倍，看似不多，實際上當時額外收繳二十多種賦稅加起來對于農民來說是個不小的負擔?！翱普壑刂链藰O矣，不可不務寬之也”?！荆ㄋ危╆惛盗贾?，周夢江點校：《陳傅良文集》，第669頁?！筷惛盗紝λ未r民賦稅沉重的批判，表明永嘉學者將減輕百姓負擔作為治國理政的第一要務，由此可以看出永嘉學派以民為本的經世思想。

葉適嚴厲斥責官府竭澤而漁的賦斂行徑，表明他對封建王朝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種種惡劣行徑的批判立場。葉適指出，漢以后“既苛取本稅，復盡較末利，錙算銖計，常竭天下以為市而猶不足哉……后人雖通經學古，思欲輕賦予民，而暴征橫斂，其說已成，徒悲傷嘆息，不敢出口，而自信其難也”?！荆ㄋ危┤~適：《習學記言序目》，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54頁?！康侥纤沃衅?，茶鹽凈利、酒稅征榷，數目浩大；經總制錢，強立名目，多途搜刮；和買、白著，折帛、折變，翻倍繳納，所有收入合并起來數額之巨可以說是亙古所未有的。葉適對源于經制錢的總制錢倍加關注，他考李憲、童貫經營熙河時，所擘畫的經制財用者僅為滿足一時一地之用，與后來搜刮的經制錢并不相同。北宋后期，方臘起義，東南凋敝，陳遘以地方大員兼經制使，賣發酵用的酒曲所收的經制錢也僅僅可以救一時之需。南宋建立后，前有翁彥國以知江寧府兼總制，強刮民財數百萬計；后有呂頤浩、葉夢得總財事，沿用陳遘收經制錢之法。之后，內有戶部，外有轉運使，不計前后，動輒增添課征名目?；蛞栽爝\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時不時按一定比例在法定租賦外增收稅收，或在官府出納時抽取一定的附加稅；或征調耆戶長、壯丁雇傭錢，導致役法破壞；酒稅則征收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虧折官本錢；茶稅則征收秤頭、篰息、油單、靨面等各種名目的稅錢；商稅則征收增添七分錢，免役則征收一分寬剩錢，得產征收勘合錢，典買則征收牙契錢；再后，僧道要交免丁錢，截留調撥要交糜費錢。最后，葉適得出結論：“凡今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于經總制?！薄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5頁?！?/p>

至于州縣苛政，葉適指出，江、湖兩路要交月樁錢，【所謂月樁錢，是指南宋時為了支持軍餉而額外征收的一種稅款名目，主要通過月底盤點收支情況來確定稅額?！績烧?、福建路要交印版帳錢，【即南宋初年征收的一種軍用稅錢?！棵糠倍?，如其曰：“月樁、板帳，多者至萬余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簇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乎；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凍餓矣。若經總制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薄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6-777頁?！咳~適認為，以往官府固然也會因財政匱乏而有所憂心，但也不至于錙銖必取，更不會有取之無度的放任行為。他所生活的南宋時期正與之相反，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增十倍，和買、折帛通行而百姓擔二賦，免役錢起而役法壞，鹽袋錢添而鹽法敗，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州縣征賦日益嚴苛和細碎?？梢哉f，經總制錢成為各州之害，月樁、版帳錢成為各縣之害，而折估、青草、水腳、對減、激賞、隔槽各色錢則已成為西蜀之害?！柏澒俦├?，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州縣亦不可為矣”?！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8頁?！奎S震評《水心集經總制錢》用“懇切哀痛”【（清）孫衣言撰，（清）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第237頁?！縼硇稳萑~適對州縣苛政深惡痛絕的心情。要想改變這種狀況，葉適指出，“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后令州縣無敢為板帳、月樁以困民，黜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拔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后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777頁?！窟@個建議頗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最后，我們還有必要從哲學層面來思考永嘉學派的治學傾向形成的內在原因，這就要涉及永嘉學派如何看待思想認識和實踐的關系即道和器的關系，有助于我們把握他們對現實問題特別加以關注的思想根源。早期永嘉學者劉安節在《左史集》卷二《行于萬物者道》中明確主張“道器合一”說。他認為，道與器不能分離，道蘊含在具體的事物中，并通過具體事物的運行來體現；同樣，理論認識離不開歷史總結，也離不開現實探究，由此形成經世致用的某種傾向。后來永嘉學派的中堅薛季宣則將劉安節的“道器合一”“道物相通”引向“道不離器”“體不離用”，強化了道體不能離開器用的這個基本認識。薛季宣在《答陳同父（亮）書》中說：“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無形埒，舍器將安適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遠物，則常存乎形器之內。昧者離器于道，以為非道遺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薄荆ㄋ危┭拘?，張良權點校：《薛季宣集》，第298頁?！恳簿褪钦f，抽象的和精神性的東西必然依存在具體的和物質性的東西之上，義理必然見之于事功，這是對程朱理學的“道本器末”說的一個修正，也為永嘉等事功學派提供了理論基礎。葉適在《習學記言》中強調，“以利和義，不以義抑利”，聲言“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荆ㄋ危┤~適：《習學記言序目》，第386、324頁?！吭谌~適看來，義理與事功的關系，是道與器的關系，道不離器，義理只有在事功中才有意義?！盁o驗于事者其言不合，無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論高而實違，是又不可也”?！荆ㄋ危┤~適撰，劉公純、王孝魚、李哲夫點校：《葉適集》，第694頁?！?/p>

結 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認識：第一，永嘉學派的鮮明治學特點就是關注和研究現實問題，尤其是涉及民生的經濟問題，包括貨幣流通、專賣制度、財稅政策等等，這些都與經濟生活息息相關，這是他們所稱“經制新學”的最主要內容，這在宋元時期程朱理學如日中天的時代，尤為后人推崇。第二，永嘉學派的經濟研究有的放矢，通過對具體社會現實問題的探討諸如促進鐵錢使用以解決銅錢的不足、加強會計的監督功能、減輕商人的負擔等等，在將學術研究與解決實際問題有機結合的基礎上，提出切實可行、卓有成效的積極建議，從而實現了“經世致用”的治學目標。第三，永嘉學派學者一般都具有大無畏的批判精神，他們對兩宋時代經濟領域存在的種種問題進行深刻揭露和無情批判，是中國傳統士大夫“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清）李颙撰，陳俊民校編：《四書反身錄》，三秦出版社2020年版，第498頁?！繚夂窦覈閼训木唧w寫照。第四，永嘉學派本身又處于一個不斷發展和演變的過程。隨著學術研究涉及面的不斷拓寬，永嘉學人研究的針對性愈來愈強。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他們靈活運用《尚書》《周禮》《春秋》等儒家經典中蘊藏的古代智慧來解決南宋王朝所面臨的社會現實問題，這是批判反思與借鑒繼承的絕佳典范，由此確立了他們在南宋乃至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的重要歷史地位。第五，永嘉學派的治學不僅“有用于世”，而且對后世學人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明末清初以降浙東學派中的黃宗羲、萬斯同、章學誠等人深受永嘉學人的影響，他們關注社會經濟問題、視經為史、對傳統學術批判反思。乃至在清代乾嘉考據如日中天之時，還有學者論“永嘉之學倡自呂祖謙，和以葉適，及傅良，遂于南宋諸儒別為一派，朱子頗以涉于事功為疑。然事功主于經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實二，未可盡斥永嘉為霸術。且圣人之道有體有用，天下之勢有緩有急。陳亮《上孝宗疏》所謂風痹不知痛癢者，未嘗不中薄視事功之病，亦未可盡斥永嘉為俗學也”?！荆ㄇ澹O衣言撰，（清）張如元校箋：《甌海軼聞》，第8頁?！棵鎸η逋醭瘍葢n外困危局而力倡變法圖強的譚嗣同對永嘉學派非常推崇，他在《致唐才常書》中說：“來書盛稱永嘉，以為可資經世，善哉言乎?！蛘銝|諸儒，傷社稷阽危，蒸民涂炭，乃蹶然而起，不顧瞀儒曲士之訾短，極言空談道德性命無補于事，而以崇功利為天下倡?！裰畷r勢，不變法則必步宋之后塵，故嗣同于來書之盛稱永嘉，深為嘆服，亦見足下與我同心也?！薄荆ㄇ澹┳T嗣同撰，蔡善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致唐才常書》，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29頁?！?/p>

通過對永嘉學派研究社會經濟問題的經世思想與批判意識的深入探討，不僅有助于對古代學術中的致用傳統進行科學的總結，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闡釋和創新性發展，而且更能啟發當代學者在學術研究中要密切關照現實，汲取古代智慧服務國家和民族發展大計。

責任編輯：孫久龍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State and Critical Consciousness of Yongjia（永嘉）School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I Jian-xiong， KANG Jie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 ‘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Yongjia（永嘉）School， as an academic school determined to achieve great achievem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pragmatism and elimination of emptiness. It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economic system， especially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Yongjia scholar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dea of currency circulation， the monopoly system，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and the role of accounting checks and balances， etc. They criticized bot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ies for their wantonly exploiting the people， which hindere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ll their efforts are aimed at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state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measures， which fully reflects their interest in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reality.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their research interests， Yongjia scholars beca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about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he Yongjia School organically combined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y with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of reality， giving equal weight to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reality， and ultimately established its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even that of ancient China.

Key words：Yongjia（永嘉）School;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state; currency circulation;Ye Shi（葉適）; Zhou Xingji（周行己）; Zheng Boxiong（鄭伯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