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楓橋經驗”看法治鄉村建設在基層治理現代化中的作用

黃如耒

去年年底，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會見全國“楓橋式工作法”入選單位代表，向他們表示誠摯問候和熱烈祝賀，勉勵他們再接再厲，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好“楓橋經驗”，為推進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建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楓橋經驗”作為全國政法綜合治理戰線的一面旗幟，也是我國基層社會治理的典范。上世紀60年代初，浙江諸暨干部“發動和依靠群眾就地化解矛盾”的創新做法，得到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推廣學習。作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很好的典型”，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年前就曾指示堅持和發展“楓橋經驗”。

時代因時而變，時代因勢而變。正如前段時間占據各大熱搜榜的“供銷社”，對90后、00后來說，“楓橋經驗”是很遙遠的一個詞語。在我國農耕文明和工業文明交織，再與法治治理體系高度融合組配下，“楓橋經驗”是找準法治鄉村建設的著力點，將推動實現鄉村綠色可持續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偉大目標。

鄉村治理的歷史難題由來已久

我國是一個禮俗社會，存在幾千年的路徑依賴，同樣延續幾千年的思想傳承。鄉村治理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無論是封建主義的古代王朝，還是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一直到現代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癥結和難題，不同的社會形態下問題很多，既有各自的多樣性，也有共同特征——無法有效銜接與共享城市的交通便利、醫療條件、教育資源、就業機會……

1.從古代鄉賢看社會變遷下的人治社會

我國是一個農業文明的古國，農耕文明下的小農經濟形成了農民不思改進、小富即安的滿足感，因此自發積累的經驗、習慣、風俗、傳統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被動文化心理。

在中國古代有這么一種人——鄉賢，他們是鄉村世界的德高望重者，具有解決問題、協調關系、判定是非的多重能力，他們的管理有時候像德治的“軟”，有時候是法治的“硬”，有時候還有自治的“任性”。他們既是村規民俗的制定者，也是監督執行者，更多的是一種情感紐帶下的自我約束和自我管理，但無非還是人治人的管理模式。

情感化的鄉村治理思維體現的是人際關系、熟人社會的禮俗表達，“情面”“威望”是其中的核心要義，他們彼此之間相互信任、約定俗成的宗法、倫理和習慣，它根深蒂固存在于我國大部分鄉村和鄉賢群眾的鄉土情結中。比如，有的農村地區發生傷害事件、財產案件、強奸案件，顧忌“抬頭不見低頭見”的面子，大多都是家庭成員出面和平談判或者私了，很少會選擇官府衙門一紙訴狀，這種礙于情面、囿于老規矩的做法，大多還是出于維持原有鄰里關系的簡單思考。

顯然，受到“三綱五?！倍竞Φ泥l土文化，成為很多先進思想、創新機制的緊箍咒。傳統的鄉土社會在向現代鄉村轉變的過程中，城市優質資源的吸引，人口流動的加劇，一方面是鄉土變得越來空心化，一方面讓鄉土之間最后保留的情感紐帶也變淡走遠，熟人社會慢慢成了“半熟人”“陌生人”之間的交集。陌生化的群體成員間情感的紐帶就非常弱，代表冷面公正的“制度”就成為眾人首選。制度管理必然要求預設相關規則和準則，也就是成員都不能逾越的紅線，才能推動社會生活統一于互相認可、共同遵守的范疇。這是社會發展過程中，傳統習俗與現代民主法治博弈后的相互融合，也是物質高度發達人類社會出現人口遷移的必然結果。

2.工業革命后，西方制度管理的影響巨大

工業革命后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環境，也縮短了世界之間的距離，交通的便利打破了熟人社會的封閉割裂，陌生人之間的交集頻次和深度都在增加。不管愿不愿意，傳統的具有超強穩定性的群定村規民約，逐漸不適應大社會群體發展的需要?！胺ǘā钡闹贫裙芾砜梢云瞥齻鹘y的熟人圈子，擴大適用半徑，不再是局部、有條件的人治，普適性更強。

從老牌的工業革命源頭英國來看，工業大革命給鄉村帶來巨大挑戰，工業革命帶動了小手工業者的崛起，家庭工業、鄉村工業、使工業和鄉村經濟形成互動和共生關系，這導致人口流向工業化領域，鄉村集市和小城鎮逐漸發展起來，工業化的思維打造出更多舉世聞名的大都市——倫敦、伯明翰、曼徹斯特、紐約、佛羅倫薩……城市化加劇和工業化加持，鄉村文明逐漸被改造，在這個過程中制度管理的優越性顯現出來。

值得提出的是，西方國家推崇的契約精神提倡的也是制度管理，完善的制度不僅可以提供公正公平公開的條理化秩序，還能扶弱限強。它的弊端在我們看來是不夠“人情味”，與幾千年的中國人情社會大相徑庭。在工業文明的沖擊下，我國傳統價值觀的管理屬性與現代法治并不違和，有效利用傳統價值觀開展好現代法治建設，也是新時代需要賦予的新的內涵。

3.法治回歸鄉村文化后的綜合施策、軟硬兼備

孔子“為政以德”、孟子“仁政”思想、荀子“隆禮重法”都是一種德治為先，成就了一時的鄉村治理系統，原因在于它大多數情況與法理并不沖突，是社會普遍認可的約束行為模式，但它與法、與法治也有著很大不同。

法，法律、法紀、法度，是一定范圍內，社會體系秩序原則的具體化表達，法應該是道德的具體化、實操化。法以國家機器作為一種絕對背書，具備強制約束力量。工業化文明之后，顯然法治社會的薄弱環節在鄉村，尤其是在我國，作為工業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合力作用下的鄉村，難免會出現人情社會和法律法規的沖突，這時就需要文化的牽引，完成對法理制度的柔性改良，即為法治。

正如人管人是自律行為的擴散和傳播，有很大局限性；制度化管理是外加力的約束，它具備強制性的特點；文化則是一種柔軟的力量，它可以長在每個人基因里，也可以容納人治和制度的不足，這種文化加持的規則和法律就是新時代提倡的法治。

從宏觀長遠來看，鄉村治理的法治化、現代化關系著我國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從社會發展角度來看，鄉村固有的文化屬性和規章制度與現代法治必須要合二為一形成共同體，當然是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從權利與國家大局來看，法治是把權力關進籠子的有效手段，制約權力才能保證每一位公民的權益；從個人層面看，法治是在必要的時段限制個人而實現秩序的穩定、避免沖突的共存模式，它是規則共同體、法律共同體。

鄉村治理是現代法治的載體

如何推進鄉村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首先要厘清鄉村治理與現代法治的關系，才能以實現基層治理為重點推動現代法治建設，實現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國的根本要求，加強基層治理是實現鄉村振興戰略的保障和基礎。鄉村治理工作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性工作，根本著力點在鄉村組織建設、鄉村自治發展。鄉村文化與法律的融合，還牽涉鄉村生態環境?，F代法治建設，既有思想層面的認知問題，也有產業發展的客觀實在訴求，應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效結合的產物。

1.鄉村治理與現代法治是一種新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法是國家公器，它的實現需要“必于民心”的認知基礎，也就是說在更大范圍內獲得普遍的民心所向，就像劉邦的“約法三章”規定了邊界和宗旨，順應時勢地倡導，產生疊加效應。

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是相互作用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在內部體現為生產力是人們征服、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一定生產勞動能力和力量，生產關系則是生產力諸要素的結合形式，必會反過來影響人的生產勞動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發揮。

從鄉村振興的角度來看，鄉村治理是鄉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訴求，現代法治則是影響和作用于鄉村治理的生產關系，一定程度上會影響鄉村治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及主觀能動性。

2.鄉村發展的傳統觀念要借重宣貫工作來轉變

新發展理念和各項政策是鄉村振興的根本遵循，依據鄉村發展規律和信息化發展規律，在符合鄉村實際的前提下統籌推進鄉村信息化建設。我們要集中全力做好宣貫工作，才能提高鄉村治理精細化、提升農業農村的現代化水平，助力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鄉村治理格局，推動鄉村社會更加充滿活力、和諧有序。

多年來，黨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的惠農助農政策，中央一號文件總是把三農問題始終放在首要位置的。在各級政府貫徹落實過程中，如何有效接，發揮媒體的宣傳、解讀和監督作用，需要廣大媒體工作者和宣貫部門下足功夫，認真執行，推動各項惠農政策落地。

3.鄉村治理與現代法治是農村自治、德治、法治的同頻共振

現代法治文明是隨著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發展起來的，與歷史、宗教、文化密切相關，也體現著契約精神、人權至上、權力制約等基本價值觀，也是我國當前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它與我國固有的鄉規民約有著一脈相承的延續性，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法律至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與古代鄉賢管理有著相似之處，都是一種最終裁和最高意志的表達，代表了管理的優先的話語權。

二是契約精神，身份信任到白紙黑字，體現的都是中國的“仁義禮智信”，?只不過西方更多的是陌生人社會，以白紙黑字作為媒介，我國熟人社會重一些，以第三方身份信任為主，目的都是在于建立雙方的彼此信任關系，就深層次而言，我國的人情社會，反而更容易解決契約背后的糾紛，因為中間人的擔保，雙方都會愿意進行談判，有效解決問題。

三是人權保障的是禮法秩序，每個人的權益得到保障，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整個社會交往中，也就避免了沖突和摩擦，禮法、公序良俗搭建的也是這種有條不紊的秩序感。

鄉村治理是國家層面對鄉村宜居、農民富裕、農業發展的關切，當然，現代法治下，既要有推動農民動起來、產業興起來的落地項目，也要有帶動鄉村振興發展的領頭羊，帶動更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實現鄉村振興下的協同發展。

現代法治是鄉村治理的保障

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晴雨表，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基本標志。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問題，從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高度來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厲行法治，整體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我國14億人口一半還多的廣大農村地區，法治建設還沒有進入中國式“快車道”，仍面臨著或多或少的現實困境。

1.提高政治站位，發揮黨建引領作用助推鄉村振興

黨的初心和使命是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只有通過基層黨組織的能動作用，才能在鄉村治理中實現以高質量黨建引領好鄉村治理。黨建引領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重要抓手，黨建引領是為了更好地發揮農村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凝聚廣大農村群眾的力量，以點帶面，連點成線，把工作觸角最大化延伸開展，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服務能力。

民有所呼，我有所應，只有從根本上解決解決問題，才能改進鄉村治理、夯實鄉村振興的基層基礎；只有始終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對農村工作的各項要求，充分發揮好農村基層黨組織的作用，才能確保鄉村振興戰略穩步實施，實現推進鄉村治理現代化。

2.二元戶籍制度背后，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再回“鄉村”的現實需求

眾所周知，城市里有著更多優質的資源和機會，受到更多人青睞。隨著城鎮化演進，農村漸漸空心化，大量農民涌向城市聚集，造就了輝煌時期的進城打工潮。進城務工的群體，有的通過自我奮斗實現扎根城市轉為城鎮人口，有的卻只是暫時落腳城市，在新時代，飽含鄉村情結的他們以及新時期的大學生們，又毅然決然加入到返鄉創業潮中，成為鄉村振興的主力軍。

如何引導廣大返鄉群眾和大學生就地就業、就地創業，推動鄉村振興成為各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的重頭戲。新時代鄉村治理的法治化是實現國家現代化、農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三農問題、人口遷移的重要途徑和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方法。

3.有效銜接農業省級管理部門、縣級執行單位、村鎮落地主體

現代治理體系貫穿于鄉村治理的全過程，幫助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個人之間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管理機制，也能大力提升智慧化管理，提高辦事效率和水平。完善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貫徹執行農村政策和各項制度，為鄉村振興、鄉村治理提供理論支持和保障。

4.鄉村治理與現代法治思想的耦合途徑

一是鄉村產業發展的根本需求。鄉村的發展需要產業支撐，鄉村治理最重要的一環就是發展基礎產業，產業發展也是銜接各級政府部門的最好橋梁和紐帶，現代法治思想保證農村產業健康發展而不被市場淘汰，這成為解決農村與城市人口遷移的根本抓手。

二是提升鄉村治理數字化水平的需求。隨著大數據、元宇宙、AI等高科技手段的層出不窮，鄉村治理亟需法治思想的全面統籌兼顧與指導，以適應綠色發展、生態優先的農業產業結構、打造宜居鄉村環境的需要。

三是鄉村人才的培養需要。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動，人才培養愈發重要。只有高素質與產業高度匹配的專業人才，才是核心動力，助推產業振興、鄉村發展，實現由量變到質變的飛躍。

時下，社會治理的重要方面在鄉村治理，提高鄉村善治水平成為提升社會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當今的中國正經歷一場全面而深刻的社會轉型，如何利用好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兩個市場、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助力鄉村振興，完善鄉村治理。

總之，法治鄉村建設推動基層治理現代化，是農耕文明、工業文明與治理體系的融合，推動鄉村綠色可持續發展，更是城鄉關系協調和重塑的潤滑劑，推動共同富裕的具體要求；也是歷史和人民的必然選擇，更是鄉村振興下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進一步完善，推動鄉村良法善治的直接要求。

（責任編輯??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