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滯與超越: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的革新及啟示

張黎娜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農村教育與文化發展研究中心, 湖北 咸寧 437100)

2020年,德國許多應用科學大學陸續開始舉行校慶。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在德國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辦學理念上的成功與實踐運作邏輯上的轉向成為德國高等教育的重要標志。20世紀60年代開始,德國原有的高等教育系統不能滿足大量增長的入學者需要,其類型也無法適應學生能力與動機的需要以及未來職業變化的需要,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科學委員會根據大學入學者的要求,倡議改革現有的機構類型與課程計劃。1968年10月31日,聯邦德國通過了《聯邦共和國各州統一應用科學大學的協定》,決定成立三年制的應用科學大學(Fachhochshulen)。協定要求“此類學校對學生進行一種建立在傳授理論知識基礎之上的教育,最后使學生通過國家規定的畢業考試,能從事獨立的職業活動?！盵1]鑒于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在培養應用性科技人才理念上得到社會廣泛認可,且與我國應用型大學具有一定相似之處,探究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對我國當前應用型大學如何主動適應社會、經濟需求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一、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的固守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于東西方對峙和競爭、政治民主化和大學生運動等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德國出現了空前的高等教育改革運動,其目標主要是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和機會均等。在此過程中,教育政策上升為最重要的政治議題,德國高等教育的指導思想與辦學理念面臨重大改變。1964年,就職于德國教育委員會喬治·皮西特(Georg Picht)提出“德國教育界劫難”的概念引起了德國社會政治層面的一場教育政策大討論,教育官員們開始思索德國高等教育辦學理念上是應該固守傳統還是滿足社會需要?德國的高等教育一直是“貴族”“科學精英”,其本色是“寂寞與自由”,但在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需求下,“傳統”做出了讓步[2]。 上世紀末,德國大學共有355所,主要包括學術型大學和應用科學大學,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有156所[3],其中大約1/3是1969年前就已存在的高級技術學校、高級專業學校(工程師學校、商科學校);1/3始建于70年代(最多在北威州和巴伐利亞州);另外1/3始建于90年代后[3]。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國高等教育處于擴張的重要時期,德國大學生在同齡人口中所占比例由1960年的7%上升到1990年的30%,大學生的數量增加了3倍以上,從30多萬增加至100多萬[3]。這個時期,原有的高等教育系統不能滿足大量入學者的需要,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只是對傳統大學在社會回應下的一個合理補充,是一個極不起眼的角色。由于德國大部分大學的家長制的管理模式,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較少關注國際比較,只是片面強調大學不屈服于外在利益和壓力的自身邏輯的實現與對傳統大學觀念的固守。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科學”還是“修養”,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傳統理念與傳統大學始終保持一定的趨同性,強調“唯科學是重”,不以實用性為教學與科研的目的,排斥人才的專業性與應用性。在此背景下,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辦學理念陷入了窠臼:一方面,60年代初,由于歐洲其他國家高等教育出現統一的趨勢,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出現了與大學同樣的“學術漂移”現象,使得應用科學大學成為本土知識的生產者。另一方面,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在培養人才上長期注重人才的研究性與學術性,而非應用性與職業性,這使得德國在世界高新科技領域的人才與科技優勢并不明顯,缺乏強勁的競爭力,從而一定程度上導致德國經濟增長率停滯不前,長期搖擺于1%-2%之間[4],政府很難再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進行大力投入,政府對應用科學大學的財政撥款連年減少[5]。政府在支持大學教育的信念上發生了動搖。

二、超越傳統主義模式,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再審視

20世紀80年代以來,60年代的教育大躍進的弊病開始凸顯,從德國應用科學大學自身來看,大學理念的僵化、學生人數的激增、政府的投入不足、管理機制的官僚化導致大學教學與科研的利用率低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資源浪費,導致青年無法獨立開展研究工作,科研與教學質量不斷下滑迫使應用科學大學發展重點由規模逐步轉向質量。1999年博洛尼亞會議上來自歐洲高校政策的推動認為其弱點的核心首先在于教學,其目的是實現歐洲高校區學生學業成績的標準達到國際認可,從而支撐學生自由轉學的可行性。相應地,以“能力”而非簡單的技能為導向的專業傳統而言,可以是對傳統模式下,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有待革新的合適回應。

(一)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的理論革新

1.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研究使命的適用性。在洪堡看來,“研究”作為大學自我理解的核心,要在“孤獨與自由”中進行并臣服于事實。[6]在此背景下,大學研究使命是將社會的知識、習慣、道德等傳授給個人,同時使個人社會化的一種社會活動。因而在大學教育活動中,教師傳授給學生知識是主體功能,后者個體社會化是社會功能,二者在教育的活動過程中進行統一,其中的核心是學生個體對當下知識在社會綜合發展情況下不斷更新所帶來的思辨而對新知識的渴望與需求。新知識的需求目標是學生理論研究與實踐能力通過研究新知識得到不斷的提升,而非像舊時傳統大學對經典知識的分享與傳播。進一步而言,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研究使命的適用性是個體或社會對于新知識所產生的研究成果價值評估問題,這不僅是應用科學大學關于現有科學體系內部的知識價值進行反思與批判,也是對理論、方法和數據在實踐研究中進行變遷與革新的認知,這種認知根植于個體內心,進而從根本上改變其品質與行為。隨著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的內涵不斷深化,其研究使命適用性不再是塑造擁有專業能力的普通人才,而是培養個體可以根據自身的專業知識認知程度,超越人們從理論和方法上構建專業知識的邊界性開啟新的研究的卓越人才。如今,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以“地方+應用”來凸顯在人才培養的理念與優勢,緊密結合區域經濟發展和行業需求,加強高層次技術研發、傳播與轉化是其大學的基本使命。

2.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人才培養目標的本質性認識。大學人才培養目標是符合大學理念與發展方式的主觀反映。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人才培養目標的本質從歷史與理論上的關聯來進行本質性認識,兩者之間存在內在的邏輯關聯?！氨举|性認識”不是傳統意義上將應用科學大學視作一種先驗與實體性的東西,而是將其定義為獨特研究與實踐活動的基本規定性,這也是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人才培養目標諸多特征中的核心或關鍵。大學的本質特征問題一直是高等教育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從西方傳統上說,大學的本質是基于在理性主義的基礎之上對于真理的追求。中世紀大學并不以傳授實用技藝為目的,而是對人認識問題的根源與目的為目的。18世紀的洪堡的大學理念延續了這一傳統,大學的本質是“學術”,大學培養目標是通過傳授科學知識來教育人才,因此,大學是將科學研究與培養學生結合了起來。但這里強調的“科學研究”是強調一種純科學的研究并非以實用性作為目標之一,理論與實踐相融合的過程。從這個角度說,大學培養目標是傳播知識、進行單純的科學研究而非增擴新的知識,將科學研究與實踐需求結合起來。這些觀點奠定了大學傳統理念的基石,也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培養目標的本質,阻礙了其發展的速度與方向。20世紀中葉,布魯貝克在談到高等教育本質時,明確將其定義為傳授“高深知識”的場所。同時,他認為高等教育與基礎教育最為重要的區別在于“高深知識的研究與教學[7]”。從這個角度上說,大學培養目標的本質是傳授學生“高深知識”學術性與教育性的兼顧與統一。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培養目標是基于所培養的人才更加注重以其專業知識結構的優化與搭建為基礎的獨特研究與對實踐技能的有效訓練的一種實踐活動的基本規定性,這不僅在現代經濟新常態催生下對于人才培養的基本要求,也是從社會需求實際出發,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培養目標的本質性認識。當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在人才培養上突出強調以應用型學習為主,側重科技知識的成果之間的轉換與應用。目前,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已為德國培養了1/2的信息技術人員和3/4的工程師,服務社會職能得到不斷增強。

(二)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的實踐革新

20世紀80年代末期,德國傳統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型大學正在陷入教學科研組織的僵化、課程結構的紊亂、大學創新的動力不足等困境時,德國應用性科學大學卻發展迅速,冰火兩重天。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速度與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效仿美國私立大學理念,在專業資源整合上、學生生源與學校發展上力圖精英化。

1.在專業資源整合基礎上進行跨學科研究

在教研方面,德國應用科學大學與學術型大學或者第三方科研機構簽署教學科研合作框架協議,學生可以進行有條件交換與深造來進行資源整合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共享。一般而言,學校本科生在第一年末才選擇專業,文理學院的學生必須分別跨院選修4門課程,同時所有學生都必須選修所謂大學研究課程4門,兩者相加為總學時的1/5。在繼續教育方面,通過技術使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專業知識資源整合,針對問題組成學科集群或研究中心,與第三方科研機構展開跨學科研究。

2.優質的學生生源與學校資源

一方面,在大學生源方面,學生申請入學前,必須完成高中學業并獲得畢業證書,取得SAT與ACT測試成績、托?；蚱渌⒄Z考試成績,還需提供校長或老師推薦信;另一方面,在學校資源方面,首先,校園有配置最現代化的設施:比如無線講堂、高科技實驗室、現代化的圖書館、酒店式食堂、每人一間學生公寓,學校管理采取封閉式管理;其次,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本科生分別在校園內的3個學院里生活,由專門的學院導師提供生活和學習指導,專門的學院導師分別為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其中,這些導師絕大多數有在國外大學執教經驗;最后,教授與學生之間的輔導關系和強度方面為1∶10,足可以看出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學生生源與師資的優質與精英化[8]。

3.教育國際化發展

2004年,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生源中,外國學生生源占75%;在課程與學位承認方面,采用英美學制學位,無德國傳統的Magister, Diploma學位,但有BA, Master學位,學士學位的學制時間縮短為3年。英語作為唯一教學授課語言及學校的工作語言,學校的校名與網站及所有宣傳資料基本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

三、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的主要經驗

(一)清楚的辦學定位與持續性的研究特色

辦學定位是指大學根據自身條件、國家和社會需要以及學生類型,在認識自己優勢與不足基礎上,揚長避短,準確把握自身角色,做出一系列前瞻性戰略思考與規劃活動。首先,在辦學定位上,德國應用科學大學與學術型研究大學在地理位置不同,德國學術研究型大學大多位于人口稠密地區,而德國應用科學大學通常規模不大,分布分散,由此德國應用大學更是針對區位人才需求開展教學與科研,而這已沉淀為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一種特質。以德國不來梅大學為例,該校在戰略上充分利用其海的區位性優勢,開設航海技術和輪機工程方面的相關課程,為學生創造了具有國際視野的多樣化學習環境。該校的優勢特色專業與大學所處的區位地理環境相適應,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該區位的經濟綜合發展。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以區位因素強化應用導向與企業間的合作,是通過實習生實習所帶來的“知識轉化”得以進行的。區域企業聘用應用科學大學的畢業生,企業給學生分配畢業論文的選題或指導論文課題的設計,隨后畢業論文在企業的名下開展,在撰寫論文的過程中,負責指導學生論文的,既有企業的工作人員,也有大學的師資與行政人員。此外,大學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還可以是大學教師為企業提供咨詢服務,并參與企業內部的科研項目。在某些特定科研項目框架內,大學的教師和企業共同致力于新技術開發,研發新產品,如此,企業獲取了更新科研成果的渠道,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的競爭實力和創新能力也得到了增強。

其次,在持續性研究特色上,一方面,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以跨文化、國際化著稱的持續性研究特色為自己在國內與國際打造一流大學形象。國際化不僅指學生來自世界各國,而且還應該反映在課程安排、國際合作與多語種課程與多元化國際教師組成上。綜合說來,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注重強化融入當代及歐洲文化經濟社會的能力,在課程安排與國際銜接上,確保學士課程在國際上保持較強的競爭力與銜接能力;在多語種課程與多元化國際教師組成上,以教授文化能力為出發點,呈現多語言系統。由于資金有限,德國應用科學大學集中力量面向未來,盡可能針對社會需求開發一些科技含量高以及具有國際性的特色專業,比如不來梅國際大學(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of Bremen)決定未來發展的重點學科是能源、水資源、食品營養、交流學、和平及沖突管理、終身學習等。相較于傳統學術研究型大學,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在研究特色上更強調實踐應用的連續性與周期性,其不僅體現為其學生規劃出清晰的學習和工作計劃,還體現為在實踐要求上應用科學大學學制中必須包括1年的實踐,而傳統大學則無要求。

(二)師資團體要以應用為導向

讓科研開發立足于實踐應用,需要滿足兩大先決條件:“其一,盡量地貼近應用;其二,明確的目標定位?！敝挥挟敻咝熧Y和地方上各有關部門之間存在良好的合作情況下,以上兩點才能得以實現。德國工業界、中小型企業(KMU)、各當局以及有關政府部門都與應用科學大學的教師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因此,大學在聘請教師時,要求具備雙重層面的資質:“既是學院層面的,也是專業層面的?！庇绕涫菓每茖W大學受聘的教授還需要三年以上(實際要求通常會高出許多)的非學術性工作實踐經歷,長年的工作經歷能夠保證教授們與經濟市場和產品研發保持緊密的聯系,也能確保他們確實擁有必要的教學資質——實踐轉化能力可以使理論知識得以豐富和完善。通過這些知識,他們能讓自身的教學工作更好地適應工作實踐的持續性發展,由此實現教學優化,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師資團體的應用導向由此進一步凸顯。據2018年相關資料統計,德國大學師生比例為6.2∶1,應用科學大學師生比例為10.1∶1,[9]教授的教學任務傳統大學是8-9學時/周,應用科學大學為16-18學時/周,應用科學大學學生在畢業前需要修滿的課時數即課程標準值與師生比例均高于傳統大學。

(三)沖破傳統的“部門思維”與“隧道視野”,加強與第三方機構的合作

在科研經費上,大學的科研經費是可以通過聯邦政府層面獲取并得以保證,而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則是通過第三方科研機構的項目獲得的。因此,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沒有可能單靠自身的力量成為一所國際性的研究型大學,應用科學大學在發展上必須加強與第三方科研機構的合作來擴大財政收入,與科研機構主動建立合作的戰略伙伴。此外,關于科學成果的出版,傳統學術研究型大學與應用型大學也存在一定的差異,企業資助的應用型大學許多科研項目要求被保密,而傳統研究型大學則相反,大學主持的科研項目基本都由德國科學基金會(DFG)贊助并強制出版。應用型大學的改革與發展和地方政府、經濟、文化與人口等因素關系密切,單靠教育行政部門的單一努力難以實現突破,需要沖破傳統的“部門思維”與“隧道視野”,須加強與其他領域機構進行合作,有效整合分散的資源,發揮協同優勢,形成協同合力,在第三方機構、大學、行政部門形成積極、廣泛、靈活的教育改革多方協同體系。

(四)大學財政應逐步推行從“投入型”向“績效型”轉變

大學辦學定位與相應的評價指標、經費撥款緊密聯系。德國應用科學大學在辦學理念與定位上相較傳統研究型大學而言更貼近于市場,但鑒于傳統因素,德國應用科學大學仍處于高等教育中的邊緣位置,大都還不能與主流的傳統大學競爭。斯坦福大學教授,德國高等教育研究專家Hans.N.Weiler2005年在《德國的私立大學——改革發動機還是邊緣現象?》一文提出[10],應用科學大學由于其自身在研究和經費上的問題,還遠不能負擔起德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動機的使命,如果不能保證中長期的辦學經費,它只是一種無足輕重的邊緣現象。因此,德國應用科學大學要達到生存無憂,不僅要達到政府所規定的相應評價指標來爭取經費的投入,校長更是要制定學校中長期財務計劃、提高學生的學費、聯系各方校友來進行投入,其中包括設立專項基金與第三方資金獲取,其中得到第三方資金也是聘請教授的基本前提來改善學校收入的現狀。

四、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理念之啟示

(一)我國應用型大學需要具備清晰的辦學定位與持續性研究特色

我國應用型大學在辦學上面臨怎樣定位?如何凸顯自身特色與持續性研究優勢?應用型大學在培養人才方面如何做好與社會對接、培養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要求的高素質人才?應用型大學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是否凝練出了“人無我有,人有我憂,人有我精”的持續性研究特色?當前,我國應用型大學在辦學定位與特色問題上主要存在定位不精準、盲目性大、自身特色不強與持續性缺失等問題,一些地方本科院校由于缺乏對自身辦學定位進行科學而縝密的反思以及論證,在定位的過程中難免出現偏差,導致其辦學定位與研究特色持續性上始終處于搖擺狀態,沒有很好的連續性。某種意義上說,進一步審視我國應用型大學的辦學定位與持續性研究特色更加具有緊迫性。此外,我國應用型大學大部分來源于地方,地方應用型大學在轉型“應用”發展上是否把握了地方區位性、地域性、民族性特色等區位因素?是否規劃了在其基礎上怎樣來應對獨特的發展要求的現實路徑?只有以上述提到的區位因素作為地方大學鮮活的“生命力”,大學在這種“生命力”的滋養下培養出來的人才更具有應用型特質。同時在地方性政策支持下,大學與企業進行區域的、跨區域的、甚至國際層面的合作來提升大學所處的區位應用導向,從而使自身創新能力得到進一步增強。

(二)師資團體要以應用為導向,尊重人才的多樣性差異性

建立以應用導向為特色師資團體機制除了要順應人才培養質量體系的個體自我成長與進化之外,還應按照不同的治理邏輯對以應用為導向人才培養質量評價體系中不適應社會環境生態系統的失調情況予以適度干預與引導:一是應用型師資團體要以應用為導向,它涉及教學、見習與實習工作全過程,包括對理論課程教學大綱、教案、教學進度表等教學文件的合理性評價,而且還包括對學生實踐操作、實習過程進行多元且有效的全方位評價,促進理論課程考核從“結果評價”轉向“過程評價”。二是學生專業素養是不能完全符號化的,故不能用傳遞——接受的方式去教和學來簡單完成,其內涵主要包涵學生專業動手能力、思維能力與在困難情境學習中的意志品質。學院建立應用導向為特色師資團體機制需要了解專業教師是否以應用導向學生開展課程質量、教學效果、學生學習效果、課程目標達成等各種分析并編制改進報告,從“分數高低”轉向“綜合素養”,課程論文或畢業論文更強調應用創新,致力消除傳統考試導向,以“教材”、PPT為中心,分而治之,尊重人才的多樣性與差異性。

(三)超越傳統思維,加強與第三方機構的合作

應用型大學多數屬于省地共管,財政撥款也是省地共籌。應用型大學要超越傳統思維,“主動適應”社會與市場需求,加強與第三方機構合作,其核心在于產-學-研一體化。產——應用知識;學——傳承知識;研——創新知識。它們三者之間是互相依存的,產——依存于掌握知識的專門人才,即依存于“學”,研——依存于掌握知識人才與來自理論與實踐的科研課題。因此,研必須要聯系“學”與“產”,才能有創新。因此,應用型人才必須要與行業合作,了解用人單位與市場對于人才的評價與反饋,獲得社會的認同與支持,有效推進應用型本科人才培養體系內涵式發展。

(四)加強政府監督,促進大學對資金的有效利用

在我國,應用型大學的財政來源主要依賴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大學申請的各類資助項目進行動態經費劃撥,進而逐步推行大學財政撥款由“投入型”向“績效型”轉變。但是這種激勵與約束機制存在雙刃性:一方面,由于項目催生學校經費的增長,很多大學被項目化、指標化、碎片化的評價指揮棒牽著鼻子走;另一方面,在種類繁多的評審面前,學校的辦學特色逐漸被一些量化的指標所替代。究其源頭是應該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繼2018年“破五唯”的專項行動基礎上印發了《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指出了大學如果單純抓指標,忽視打造特色,學校的理念與定位就會發生偏離,大學內涵式發展就會陷入停滯狀態。對此,《方案》提出,加強政府指導和監督,“改進學科評估”,“突破學科特色、質量和貢獻”,正確推行高校財政從“投入型”向“績效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