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際功能視角下外交話語翻譯中情態動詞的使用研究

唐藝嘉

（南寧師范大學 大學外語教學部，廣西南寧 530001）

以Halliday 為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派認為，概念、人際與語篇功能是語言系統的三類元功能，其中人際功能是指人們用語言來建立與保持人際關系，表達說話者的身份地位及態度動機的功能。情態動詞是人際功能的核心表達手段，能夠揭示說話者對言語命題有效性和真實性的認知，通過內容傳遞出說話者的個人意愿，并要求聽者承擔相應的責任。在外交話語中，情態動詞能夠展示說話者的意愿和決心，同時幫助說話者建立與聽眾及讀者之間的關系和距離，能夠有效分析外交話語中的人際意義及其代表的國家立場。作為一國政治立場、文化傳播和關系構建的體現，外交話語具有嚴肅性、敏感性和導向性等特點，領導人的外交話語闡釋更是整個國家在意識形態、利益關切、戰略政策、文化內涵等方面最核心、最重要的表述。為此，本文將從人際功能的視角，通過構建習近平外交話語語料庫，對比原文及譯文中情態動詞的使用情況和特點，研究習近平外交話語及其英譯文本中情態動詞的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分析在外交話語譯文中如何使用情態動詞構建人際意義及其效果，以期在外交話語的翻譯中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與國際關系，對提升我國新時代外交話語權有所啟示。

1 外交話語英譯中情態動詞使用的研究綜述

外交話語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資源和文化軟實力，主要包括體現外交理念或外交政策的國家正式文件、領導人講話等，是國家在特定時期內，圍繞一國的政治要求和核心利益，在外交背景下闡釋的外交理念、戰略立場、規劃目標及政策實施等的具體言語行為。對于外交話語的英譯研究，目前有學者從宏觀層面研究外交話語對外傳播的現狀、方法和策略[1-2]，外交話語翻譯與國家形象構建[3-4]，以及外交話語翻譯的風格特征等[5]。其中，關于習近平外交話語翻譯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且主要集中在翻譯策略、對外傳播與國家形象建構方面[6-7]。微觀層面上的研究則主要體現在外交話語隱喻及外交核心話語的翻譯研究上[8-9]。

情態動詞是介于是與否之間的意義范圍，也是人們表達態度與語氣，傳遞人際功能的重要手段。部分學者通過研究外交話語中的情態動詞來探討人際意義與國家形象建構，如高巖杰等人[10]通過考察英語政治訪談文本中情態量值的人際意義，得出情態量值既體現了雙方的權勢地位關系，也表現了互動關系。王和私等[11]從情態的角度對中美國家領導人在大學政治演講的人際意義進行比較研究，發現中文政治演說傾向于通過高量值情態動詞實現人際功能，而英文政治演說則主要使用低量值情態動詞實現人際功能，且高頻情態詞如can、will 在政治演講中可以實現多種人際意義。胡開寶、田緒軍[12]從情態動詞的應用角度分析了中國外交話語英譯本所塑造的國家形象，指出中國外交話語英譯后的語氣折中，較為容易使聽眾接受，塑造了平和又不失威嚴的形象?？v觀國內學者的研究，從人際功能視角考察外交話語英譯中情態動詞使用的尚不多見，單純以習近平外交話語為研究對象的案例則更少。為此，本文以2013—2022 年的習近平外交話語為語料，結合語料庫方法，通過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從人際功能的視角對外交話語及英譯文本的情態動詞進行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數據收集

以習近平外交話語雙語語料為研究對象，收集包括習近平主席在國際場合、國事訪問中發表演講的中英文語料及在外國媒體發表署名文章的中英文文本，自建漢英雙語平行語料庫，時間跨度為2013—2022 年，收集共208 篇中英對照文本。經統計，該語料庫的中文語料形符數為280 597；英文語料形符數為379 251。

2.2 研究步驟與方法

使用的語料庫檢索與分析軟件有AntConc 3.5.8和ParaConc 1.2。首先，通過Corpus Word Parser 軟件對中文語料進行分詞。其次，使用AntConc 3.5.8檢索語料庫中出現的中英文情態動詞數量，統計出各情態動詞的頻率，并使用LLχ2（Loglikelihood &Chi-square Calculator 1.0） 進行Chi-square 檢驗。再次，根據Halliday[13]對英文情態動詞的劃分和彭利貞[14]對中文情態動詞的劃分，結合自建語料，分別對語料庫的中英文情態動詞進行標注和分析。按照情態類型和情態量值的分類，對比習近平外交話語語料庫中的中英文情態動詞的使用特征。最后，使用ParaConc 1.2 檢索主要情態動詞的翻譯策略，從而分析外交話語英譯中體現的人際意義。對于關鍵詞檢索過程中不承擔情態意義的詞，采取人工剔除的方法。由于情態意義需人工通過上下文確定，在檢索過程中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判斷，單一情態動詞檢索結果不超過200 次的情況下，對所有檢索進行分析；如果檢索結果超過200 次，則隨機抽取200 條結果進行分析。

3 研究結果與討論

3.1 外交話語中中英文情態動詞整體使用狀況

通過對語料庫進行關鍵詞檢索，人工剔除不屬于情態動詞的情形，得到了中英文情態動詞頻數和卡方檢驗值（見表1）。

表1 外交話語語料庫中中英文情態動詞使用頻率對比

由表1 可知，中文語料中情態動詞的數量為4 599 次，標準頻數為每千詞16.39；英文語料中情態動詞的數量為7 525 次，標準頻數為每千詞19.84，說明外交話語英譯后使用的情態動詞明顯多于中文原文使用的情態動詞。在對兩個語料的數據進行卡方檢驗后發現，中英文情態動詞的使用具有顯著差異，這說明習近平外交話語中的情態動詞在翻譯中經歷了更主動、多樣的轉化。眾所周知，情態動詞通常表達說話者的態度、立場、意愿或判斷，頻繁使用情態動詞可以更好地與聽眾建立聯系，傳達情感和意愿，從而有效地強化人際意義，實現交際目的。由此可見，習近平外交話語在翻譯成英文時更注重使用情態動詞來實現人際功能。

3.2 外交話語中中英文情態動詞的類型分析

Palmer[15]從語言類型學角度將情態分為認識情態、道義情態和動力情態。彭利貞將中文情態動詞劃分為認識、道義和動力三種情態意義，與Palmer 對英文情態的劃分相似。因此，在統計出外交話語中主要情態動詞的使用情況后，基于Palmer 和彭利貞的情態類型劃分，對情態動詞的類型進行分析，如表2所示。

表2 外交話語中主要情態動詞使用情況

從表2 可以看出，中文情態動詞使用較多的有“要”“應該”“愿”“會” 等，英文情態動詞使用較多的則有will、should、need、can 等?！耙?可以表達必要性及義務，外交話語中常譯為will 或should；“應該” 表達的是義務，常譯為should；“愿” 和 “會” 分別表示意愿和能力、承諾，可以分別譯為will、would 和can、could?？梢?，中英文外交話語的主要情態動詞翻譯有對應性，且傳遞出了義務、意愿和能力等人際意義。為了更好地掌握習近平外交話語中的情態動詞類型分布比例，本文將中英文語料中出現的情態動詞的類型進行了統計分析（見表3）。

表3 外交話語中中英文情態動詞類型分布比例

由表3 可知，中文情態動詞中，道義情態的占比最大，達69.00%，認識情態的占比最小，為8.54%，三種情態類型的比例差距較為明顯。英文情態動詞中，數量最多的是道義情態，占總英文情態動詞的41.66%，其次是動力情態（36.36%），最少的是認識情態（22.08%）?？梢?，中英文情態動詞在語義類型的總體分布上保持一致，按照頻率由高到低排序，首先是道義情態，其次是動力情態，最后是認識情態。這是由于在習近平外交話語翻譯過程中，中文情態動詞和英文情態動詞本身具有意義上的對應性，英譯后的情態動詞與原有的中文情態動詞存在意義上的持平。但在具體比例上，英譯后的外交話語明顯增加了認識情態動詞和動力情態動詞的使用，使得三種情態類型的比例相比原文更加趨向均衡。外交話語通過演講或文字表達傳遞中國智慧、中國力量，體現中國責任，并呼吁國際社會共同實踐，為解決全球困境貢獻力量。在中文語境下，通過使用大量表示義務與承諾的道義情態動詞，體現了中國在參與國際事務、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定信念和決心，塑造了有責任、有擔當的正面國際形象。而外交話語的翻譯增加了動力情態和認識情態的使用，動力情態動詞可以表達出強烈的意愿和動力；認識情態動詞則表達出對事實和可能性的認知。通過增加這些情態動詞，可以使外交話語的英譯具有更加明確有力的人際意義，從而增強其說服力，同時避免直接命令的表達方式，減少誤解和沖突，表達出合作和友好的人際態度，既有助于提高各國對國際事務的重視度，也同時呼吁各國與中國一道付出行動。

例1：

原文：一個國家經濟增長，有快有慢是正常的[16]。

譯文：It is normal that an economy may grow at different speeds in different periods.

情態動詞may 作為認識情態，常用來表達可能性或推測的人際意義，意味某事可能發生，但并不是一定發生。該句的譯文增譯了may，表達了不同時期經濟增長的不同速率，但并沒有明確斷言其必然性。通過may 的使用，說話人保持了一種客觀中立的人際態度，使句子表示更加真實準確。may 也增加了一種委婉禮貌的語氣，使句子聽起來更加平和，避免直接冒犯他人。

3.3 外交話語中中英文情態動詞的量值分析

情態量值體現了說話人對命題有效性的肯定。情態值越高，表示說話人對命題的態度越肯定，語氣顯得更強硬；情態值越低，則表明說話人語氣越委婉，禮貌度越高。根據Halliday 的觀點，情態可以劃分為三類：高量值、中量值、低量值。取決于說話者對主張或提議的認可度，以及落實建議和承擔責任的決心大小。同樣，根據彭宣維[17]的研究，漢語中的情態值也可以按照這三個量值進行分類?；谝陨涎芯?，本文對習近平外交話語中中英文情態動詞的量值進行了統計，結果如表4 所示。

表4 外交話語中中英文情態動詞量值分布比例

為了更直觀地展示中英文情態動詞在量值上的分布情況，根據表4 的數據繪制了直方圖，如圖1所示。

圖1 中英文情態動詞量值分布

從表4 和圖1 可以得出，2013—2022 年習近平外交話語中使用的中文情態動詞中，表肯定的情態動詞共有4 165 次，占比為90.56%，占所有中文情態動詞的絕大多數。其中，表肯定的高、中、低量值情態動詞頻率分別是2 875 次、611 次和679 次，占比分別為62.51%、13.29%和14.76%。由此可知，習近平外交話語的中文情態動詞中，高量值情態動詞占比遠高于中、低量值情態動詞。在對應的英譯外交話語中，表肯定的英文情態動詞共有7 079 次，占比為94.08%。表否定的情態動詞，不論中英文和量值高低，數量均遠少于表肯定的情態動詞。不難看出，外交話語英譯后，英文中量值肯定情態動詞的占比最高，達到63.25%，極大地超過了中文中量值肯定情態動詞。盡管英譯后英文情態動詞數量整體增加會導致量值分布的數量對比更加明顯，但大量的中文高量值肯定情態動詞被譯成英文中量值肯定情態動詞，話語情態值呈現整體下降的特征，顯然是譯者人為調整的結果。大量中量值情態動詞的使用，能夠反映出說話主體的禮貌姿態，以溫和誠懇的方式表達具體要求，能夠在表明說話者決心的同時，讓聽眾更容易接受說話者的意向。

例2：

原文：大家應該堅持友好協商、共同建設、共享成果的理念，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最大限度凝聚共識，打牢整體合作政治基礎[18]。

譯文：Wemaycome together under the vision of friendly consultation, joint development and outcomes sharing, accommodate each other' s interests and concerns and build as much consensus as we can so as to lay a solid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overall cooperation.

原文 “應該” 是高量值情態動詞，表示強烈的建議或義務。譯文將其處理成低量值情態動詞may，將語義轉變成建議和可能性，傳達了一種人際關系的和諧與合作意愿。情態值的降低使得措辭整體溫和化，緩和了語氣，傳遞出一種積極、友好、合作的人際意義，避免給聽眾帶來過于強制性的印象，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共識，為進一步的交流合作鋪平道路。

4 結束語

通過對習近平外交話語語料庫的分析，筆者發現外交話語中情態動詞的英譯過程經歷了主動多樣的轉化，增加了動力情態動詞和認識情態動詞的使用，并傾向于使用中量值情態動詞。首先，動力情態動詞如will、must、can 等的使用，在人際意義上強調了行動或意愿的動力和決心，傳遞出了堅定而明確的意圖；認識情態動詞如may、might、could 等的使用，說明了對局勢的認知程度。增譯這兩種類型的情態動詞，使得英譯的外交話語既明確、禮貌地表達中國積極采取相應行動的道德責任和動力的人際意義，同時也充分展示了對復雜國際情形的理解和應對能力。其次，中量值情態動詞如will、should 和would 在外交話語英譯中占據主導地位，可以表達可能性和委婉的意見與建議，有助于降低語氣強度，減少對立立場，使信息更加容易被聽眾接受。外交話語英譯使用中量值情態動詞在構建友好關系、傳達和平意愿、爭取對方理解等人際意義上發揮了積極作用。綜上所述，外交話語英譯中情態動詞的使用與人際意義的實現緊密相連，注重中量值情態動詞的使用，合理運用不同類型的情態動詞，有助于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與國際關系，準確傳達中國意圖，提高交流效率，促進雙方的溝通和合作，達到預期的外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