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中闡釋學的價值與路徑

摘? 要：設計史作為設計教育的必修課程，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學術位置。但中國設計史研究始終存在話語體系混沌、古代工藝美術史與現代設計脫節、設計理論與實踐脫節、現代主義設計缺位、西方話語體系主導等問題。文章針對以上問題對中國現代設計實踐與史論文獻展開研究，提出闡釋學在設計史領域的引入與交叉路徑，探尋建構中國現代設計史文本的科學方法，發現闡釋學在設計史論研究中規避偏誤的重要價值，為設計史論的知識生產與教育傳播做出努力。

關鍵詞：設計史；闡釋學；方法論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優秀青年項目（21B0198）；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評審委員會立項項目（XSP22YBZ039）。

為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對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提出“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要求，針對中國現代設計史的譜系混沌、內容缺位等問題，文章立足當前設計史的教學基礎與問題導向，引入闡釋學的理論工具，用以指導具有中國特色的設計理論構建。闡釋學（Hermeneutics）最初作為一種解釋寓意、語法的技巧而產生[1]，后致力于文本意義的理解研究，并逐步延伸到對行為感知的理解[2]。闡釋學的特色價值在于對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之間壁壘（即“狄爾泰鴻溝”）的消解，既關切人文社科的“自由”，又遵循自然科學的邏輯，從而協助設計史論最大程度接近文本的確當意義，為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提供新的闡釋視野與方法參照。

一、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價值

鄒其昌（2021年）曾在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觀的維度上評價：“設計史就是一部社會經濟變遷史?！盵3]同時，設計史論也是中國設計評價的重要參考依據，以此足見其重要價值。但設計史作為中國設計教育的必要組成部分，在整個高等教育架構下尤顯年輕與潛力。學界專家（如全國設計學名詞審定分委員會）目前正處在學科名詞的編寫、審定等約束性工作的加緊建設中，這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工作。但設計史教育與傳播不能因此而放緩腳步。文章就當前高等教育設計史課程中遇到的最緊迫問題——世界設計史中的中國設計史、中國設計史教材中幾乎空白的現代史展開研究，探索中國現代設計史譜系建構過程中的理論方法選用，確保理論構建的科學性與準確性，從而反哺設計史的學科建設。

以中國建筑設計師王澍及其作品為例，王澍于2012年成為普利茲克建筑獎的第一位，也是目前唯一的中國籍得主。普利茲克獎在藝術設計領域擁有極高的認可度，多位當代建筑設計師得獎者及其作品都是世界設計史中的?？?，如1998年普利茲克獎得主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和理查德·羅杰斯（Richard G. Rogers）共同在法國巴黎設計的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已成為設計初學者記憶中的“重要知識點”，并在與中國陶瓷、青銅、漆器等工藝美術史的共同學習中，打上相同的歷史標簽。實際上，倫佐·皮亞諾的建筑設計工作室（RPBW）至今仍在運營，仍在不斷地通過優秀的作品設計與當代產生緊密的聯系，類似情況還有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建筑設計事務所。而同樣在國際視野嶄露頭角的王澍、陳漢民、何鏡堂、馬巖松等中國知名設計師（含建筑設計師），卻在中國設計史教材中“查無此人”。由此可見，中國現代設計史中的話語體系混沌、古代工藝美術史與現代設計脫節、設計理論與實踐脫節、現代主義設計缺位、西方話語體系主導等問題亟待解決。但設計史論的影響重大而深遠，如何更客觀地補足、增添、刪減內容，需要堅持系統導向，引入合適的理論工具與評價體系，不斷推進中國現代設計史的知識生產與教育傳播。

二、闡釋學方法的引入價值

闡釋學從中世紀的“局部闡釋”發展到19世紀重視“理解藝術”與“精神科學”的“一般闡釋學”。后德國哲學家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對闡釋學做出巨大貢獻，使之成為一種“實踐哲學”，通過歷史材料指導當下的實踐活動[4]。在20世紀西方哲學家的探索下，逐漸分為“本體論闡釋學”“方法論闡釋學”（或從媒介維度劃分為“文本闡釋學”“物質闡釋學”“圖像闡釋學”“行動闡釋學”）等多個分支。后在西學東漸的進程中，逐漸引起國內哲學與文學領域的學者重視，并在張江、谷鵬飛等學者的主張下提出搭建“中國闡釋學”的構想，用以推動西方理論的中國化與中國理論的現代化發展。

文章的科研初衷是在設計學視域下探索適合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深化的科學方法。一直以來，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社科研究之間總有一道難以跨越的壁障，設計學領域的學者也在跨學科的交叉點上深耕突破性的成果多年。21世紀初至今仍熱度較高的符號學、符號美學等研究的引入，推動了對設計學科的語言學理解，解構了設計符號“能指”的形式與“所指”的意蘊，但也帶來了傳統設計符號流于形式、逐年僵化的困擾；現象學、審美經驗現象學等研究的引入[5]讓設計現象能夠更好地直面自身本質，理解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先驗”與精神價值，也讓很多初學者無所適從，與設計實踐越行越遠。2022年設計學作為一級學科被歸到“藝術學”門類之后的第14個“交叉學科”門類（可授工學、藝術學學位），在戰略與學術地位不斷重視的同時，這個兼具理論性與實踐性、從屬于人文社科又不完全適用于人文社科科研方法的領域，理論與實踐各自發展，很難真正做到辯證統一。

闡釋學的引入，未必能夠立刻解決設計學、設計史發展現在面臨的所有問題，但可以給予我們方法上的啟迪與助力——讓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在闡釋過程中，審美價值得到延伸，并盡可能規避被主觀動機影響的偏誤風險、規避人文材料數據主導的偏誤風險、規避“他文化”凌駕于設計史文化本身的風險。當然，闡釋學的引入也存在“前見”立場影響下產生的“強制闡釋”所帶來的偏誤與威脅，需要更多學者不斷完善與努力，也需要不同方法的協同共研。

（一）否棄動機影響的偏誤

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學者常設有“預期”，心理學上稱之為“動機”，現象學中稱之為“先行判斷”（prejudgments），學者通過實證方法展開研究后，得到的往往是符合自己心意的指向性目標，過程中難以避免地忽視與預期相左的內容，形成偏誤的主觀性結論。闡釋學的引入，重視研究對象的本有屬性，辨明心理學的“動機”影響，深刻認識闡釋主觀性與多義性的“限度”，盡可能保證研究成果的客觀性。

（二）否棄人文材料數據主導的偏誤

在科研數據至上的大環境下，很多人文社科、藝術學領域的學者將研究工具聚焦于問卷與實驗，重視運算過程與數據評價，并在科研成果中占據一席之地。不可否認實驗數據對于設計史論研究的推動價值，但英國藝術理論家貢布里希（E. H. Gombrich）也曾通過大量例證指出，研究準確性“再現”的困難不僅是難以摹寫自然，還包括不能看到自然[6]。這可能是藝術學（含設計史論）在各種課題項目中被劃分為單獨門類的原因，自然科學的實驗方法不完全適用于人文材料、藝術材料的研究與創新。貢布里希在此基礎上提出“圖式與矯正”和“先制作后匹配”的圖像闡釋學方法，用以推進藝術史（含設計史）的研究。以中國藝術設計為例，“從沒有一種藝術傳統像中國古代那樣執著于靈感的自發性”與文化基因的傳承性，創作者重視寫意和詩性，而非西方敘事與物像寫實，這是根植于中國傳統語境與宇宙本質觀的原因，不應被數據樣本所裹挾。

（三）否棄“他文化”的評價偏誤

對于中國設計史的研究，如果無法準確傳達出其本真的樣子，而使用現代文化或西方文化去覆蓋原本的中國傳統文化基因，致使歷時性與共識性的設計文化語境差異遭到涂改甚至抹殺，這對設計學科的發展必然存在極大的威脅。闡釋學的引入，要求“用傳統自身的術語來理解傳統”[7]，捍衛中國現代設計史本有的文化特質，而不應透過各種教材“定義”描寫、譯著語段去編寫評價，致使中國設計文化特色流俗于世界大同。

三、闡釋學方法的設計史研究路徑

文章基于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提出確定闡釋對象、明確闡釋目標、理解設計實踐文本、循環真實語境、創新拓展理論的闡釋學探索路徑，并以中國建筑設計師王澍及其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的設計作品作為個案展開研究。在2021年《紐約時報》發布的二戰后全球最重要的建筑設計榜單中，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是唯一上榜的中國作品，與密斯·凡·德·羅德設計的范斯沃斯住宅、西格拉姆大廈、勒·柯布西耶設計的拉圖雷特修道院等世界聞名的經典作品齊名。值得反思的是，國人對國內“活著的”、未能載入史冊的藝術家、設計師及其作品的認同度往往低于客觀標準，存在認知片面的現象。

（一）確定闡釋對象

“闡釋”是探索研究對象文本屬性的過程，通過對闡釋對象“意指性”和“意向性”內容的理解，形成供人讀解的語言文本和圖像文本[8]。闡釋對象應是具體而確定的，不是抽象而普遍的[9]。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應在科學譜系的建構下，以確定的設計實踐事件為闡釋對象?！笆录痹谡軐W語境下具有“元本體論”的特征（Claude Romano，2016）以及“存在論”上的優先性，事件視野連通了中國現代設計史的表征、意涵與多重闡釋學維度。因此，若以王澍為現代設計史研究實例，闡釋對象不應是孤立的王澍本人或中國美院象山校區設計作品本身，而應是2001-2004年王澍與陸文宇共同主持中國美院象山校區設計實踐這件事，以及該事件呈現出來的對傳統文化審美的設計價值觀與社會影響。

（二）明確闡釋目標

在處理系統而復雜的闡釋對象前，應明確摒除己見的闡釋受眾與目標，從而搭建具有目標性、可行性的公共闡釋路徑，實現文本意義的“群體共識”與“共鳴”。在王澍中國美院象山校區設計的個案研究中，闡釋者應該立足中國設計歷時性的發展語境，不受個人情感影響，為中國現代設計史的大眾傳播與國際傳播提供文本媒介?；陉U釋目標的國內外傳播需求，闡釋文本需要通過通俗化、高質量的讀物形式進行表達，以此喚起群體共鳴。

（三）理解設計實踐文本

前文已經提及，設計是兼具理論與實踐內容的學科，闡釋學的引入有助于設計實踐的文本轉化與讀解，使得創作者“圖式”與觀看者的“可見世界”兩者視域融合，審美價值得到延伸，從而有利于設計及設計史論的良性發展。美國哲學家唐·伊德（Don Ihde）曾借助自然科學的闡釋技巧，以“具身感知”模態增強對于現代實踐的解釋力。伊德將人（身體）與技術環境的密切結合稱為“具身關系”，人通過身體知覺參與到物質生產實踐（設計）中：通過VR眼鏡觀看虛擬世界、通過手機聽到影視聲音等。在理解王澍中國美院象山校區設計實踐的過程中，闡釋方法不是受限于語言學的讀、寫、看，而是通過“人—設計—世界”的行為感知模態，從身體知覺的文本意義上對象山校區設計加以闡釋。

（四）循環真實語境

在設計史的建構與學習中，常存在將設計經典作品脫離歷史語境而孤立研究的現象，“去語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的困境常使得設計史料變得枯燥和空洞?；陉U釋學方法的中國現代設計史論研究，要求闡釋者重新審視現有的設計史論與設計批評文本，發現曾達成“學界共識”中的歷史糟粕，客觀還原設計事件的真實背景與價值，理解設計作品此時歷史語境的影響，同樣理解文論描述彼時的歷史語境影響。通過闡釋學循環（Hermeneutic circle）的方法，堅持闡釋主體與歷史語境、現實語境的多重多向交叉循環，求得文本的語境、作者、闡釋者及其闡釋視野的“互文性”重構，探尋其文本意義的最大公約數。意大利哲學家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曾提出將“文本意圖”置于“連貫性整體的文本”中，以此作為檢驗闡釋是否過度的依據，具有啟發與批判價值。

仍以王澍中國美院象山校區設計作為個案研究，該作品不同于西方建筑落成后從“新”到“舊”的過程，而是能夠“演化成扎根于其歷史背景、永不過時的建筑”，設計中的中國傳統美學基因往往時間越久韻致越濃，該設計理念對當地設計理論與實踐研究同樣具有啟迪意義。在重新審視該個案時，同樣做出重要貢獻的設計師陸文宇開始有了“姓名”。類似的情況還有路易斯·蒂芙尼系列燈具設計背后的“蒂芙尼女孩”克拉拉·德里斯科爾（Clara Driscoll），曾被時代忽視的杰出建筑設計師艾琳·格雷（Eileen Gray）、夏洛特·貝里安（Charlotte Perriand）等。

（五）創新拓展理論

中國學者劉俐俐在研究文學理論時曾提出“在理論應用中拓展理論”的闡釋學方法，即將結論性成果在新的實踐中迭代，形成更為完整的理論闡釋，拓展理論知識生產的空間。該方法同樣適用于中國現代設計史的研究，還是以王澍中國美院象山校區設計為例，該設計中大量使用了舊磚棄瓦，通過傳統材料與現代樣式的有機融合使中國本土化的建筑設計重獲新生。同樣的方法王澍和許江運用在了2006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中國館《瓦園》中，相同的理論應用中卻有著不同的實踐成果，自然也豐富了原本的理論體系。

四、結語

中國現代設計史研究存在的問題有很多歷史遺留因素，其創新性突破刻不容緩。所幸很多學者對此問題已經有了深刻認識，并正在為此而努力。以闡釋學為代表的方法引入，有利于推動設計史知識體系的建構與發展，從而推動中國設計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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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谷鵬飛.“強制闡釋”的邏輯辯誤——兼論“中國闡釋學的建構”路徑[J].學習與探索，2022（5）：166-174，184.

作者簡介：劉霖，湖南農業大學風景園林與藝術設計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