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框架下中國的考量與選擇

王夢霓， 俞燕芳

（同濟大學 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上海 200092）

2020年11月15日，東盟十國與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共15個亞太國家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自此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正式誕生，成為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進程的重要里程碑。當前中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依托東亞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建設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持續深入發展，對中國塑造有利的周邊環境，實現經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以及重塑東亞經濟秩序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

作為推動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依托，RCEP自2011年首次由東盟提出后引起了學界廣泛的討論與研究?？傮w來看，有關RCEP的動因、內涵以及影響的研究較為豐富，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RCEP對東亞經濟發展與區域整合的作用以及對亞洲價值鏈和供應鏈影響。RCEP將促進成員國市場開放和產業轉型，助力東亞地區構建更加完整的區域價值鏈并鞏固供應鏈網絡，優化亞太自貿安排的框架和結構，進一步提升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1-4]。其次是RCEP對數字貿易和數字經濟影響研究。RCEP可以作為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平臺，加速數據跨境流通，推動數字經濟的空間協同發展，在此基礎上完善數字貿易與治理機制[5-7]。再次是部分研究凸顯了RCEP對中國整體經濟與區域合作的影響以及中國的戰略選擇，RCEP有利于中國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發揮超大的市場規模和強大制造業優勢，有利于中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傮w而言，當前對RCEP的學術研究側重于經貿層面，將其作為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探索與革新的突出案例，探討其在產業結構升級、國家經濟發展和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作用，與此同時，對中國參與RCEP建設的意義和價值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探討。本文圍繞RCEP的提出背景和談判進程，分析中國在推動東亞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建設和深化進程中的戰略考量，并提出中國進一步落實RCEP，促進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

一、RCEP的歷史進程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地區主義的發展成為國際政治經濟中的持久性特征，地區一體化逐漸成為促進世界變革的動力之一。在地區一體化勃興的背景下，20世紀末東亞各經濟體通過內部結構性改革、外部自由化和市場驅動與地區經濟、全球經濟整合實現了深度的相互依賴。東亞地區主義隨著區域內相互貿易、直接投資和金融流動的快速增長而發展起來，不僅創造出了一個天然的整合經濟區，并且逐漸形成一種“亞洲意識和身份”[8]。亞洲金融危機使各國更加深刻認識到加強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價值，東亞區域合作組織和自貿區協定逐漸發展，初步形成了以東盟為核心的“10+X”區域經濟合作基本框架。中國與東亞國家在經濟金融領域深化合作，形成持久穩定的經濟友好關系?！肚暹~協議》中關于貨幣互換信貸的條款發揮作用，簽訂協議的國家增加貨幣互換安排，東盟與中、日、韓之間也分別簽署了互換協議，暢通了彼此間的金融信息交流渠道。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成立，關稅水平大幅降低，推動了經濟發展。

2011年11月，在第19屆東盟峰會上，東盟十國領導人正式提出RCEP的戰略構想。此次峰會也通過了關于建立東盟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框架的共識文件，主張建立以“10+6”模式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區，建立相關組織形式以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2012年11月20日，東盟十國與中國、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的領導人在東亞領導人系列會議期間共同發布《啟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的聯合聲明》，覆蓋范圍廣及16個國家的自貿區建設由此正式啟動。2013年5月，RCEP首輪談判在文萊進行，RCEP由籌備階段正式轉向實踐階段。2017年1月時任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宣布美國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力圖在雙邊談判中謀求美國利益的最大化，并通過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各種手段對談判對手施加壓力，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浪潮。由于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回潮，各國政府開始實行“再工業化戰略”產業回流政策，致使全球化進程呈現出放緩的態勢，全球產業鏈破碎化發展態勢凸顯，國際貿易增長減速。以出口發達國家市場為導向的東亞各國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沖擊，東亞各國試圖通過加強區域合作，實現規模經濟以應對外部沖擊，由此促使RCEP談判進程加速。在經過2016年18輪談判后，RCEP成員國于2017年11月在菲律賓舉行第一次領導人會議，發布《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領導人聯合聲明和RCEP協定框架。2018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第二次領導人會議，并確定于2019年11月舉行貨物貿易談判，這標志著各方就RCEP最終簽訂達成共識，談判取得實質性進展，進入最后沖刺階段。2019年11月，第三次RCEP領導人會議在泰國曼谷舉行并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除印度外的15國結束全部文本談判及實質上所有市場準入談判，并提出將在2020年正式簽署協議。

2020年暴發的新冠疫情對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帶來了沉重打擊，原有國際分工布局下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制成品流通不暢，全球貿易呈現收縮態勢。全球化發展的不確定性風險加大，產業鏈從全球化向區域化收縮。在此背景下，東亞各國秉持共同發展的原則進一步深化區域經濟合作，加強區域價值鏈合作的共識增強?；诖?，中國與東盟經貿總額在世界整體貿易遭遇嚴重衰退的情勢下“逆勢而上”，2020年前5個月，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達到1.7萬億元，同比增長4.2%，占中國外貿總值的14.7%，東盟首次超越美國、歐盟一躍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區域經濟一體化在擴大外部市場、刺激外需等方面潛力巨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動亞太國家協力合作共同應對疫情挑戰，促進各國經濟復蘇，為RCEP有關各方突破阻礙，締結協議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最終于2020年11月15日正式簽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的協定文本，《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內容廣泛，涵蓋電子商務、政府采購、知識產權等新興領域的規則，以及貿易、投資等諸方面的市場準入條款，目的在于將簽約國之間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取消。這一協定的簽署極大增進了中國與RCEP各成員國之間的經貿互動。根據皮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預測，到2030年，RCEP有望為成員國帶來5190億美元的出口凈增長和1860億美元的國民收入凈增長[9]。

RCEP的簽訂順應地區一體化發展潮流，折射著以制造業為主的出口導向型新興經濟體的競爭優勢和發展訴求，其核心目標是適應東亞生產網絡重構的現實基礎，推動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持續發展。RCEP以整合現存的網絡化經濟合作機制為著力點，由東盟主導、大國合力推動，采取“漸進式自由化”[10]的路徑，為推進構建更加成熟穩定和互利共贏的區域經貿關系，簽署亞太自由貿易協定并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奠定了基礎（表1）。當前，以東亞為核心的亞洲區域板塊逐漸形成，RCEP的簽署有利于進一步夯實區域經濟板塊的核心基礎[11]。

二、中國推進RCEP的戰略考量

第一，RCEP的簽署標志著東亞合作由非正式的功能性合作向正式的制度性合作邁進，中國深入推進RCEP是構建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地區經濟新秩序的必然選擇。當前新的地區主義既是經濟流動向地區集中的經濟進程，也是國家之間經濟政策合作協調的政治進程，各國將自身繁榮與所屬地區共同繁榮緊密聯系起來，積極進行政策協調與戰略調整，地區經濟秩序在地區一體化進程中加速重組。RCEP的簽署標志著全球人口最多、經貿規模最大、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落地，其巨大的發展潛力有助于消除東亞生產網絡發展的制度性障礙，達成聯結亞太內部經濟網絡，促進地區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RCEP相關條款和規則有助于成員國大力發展新興產業，在數字經濟、5G、公共衛生等領域開展合作，打造新的地區經濟增長點，為實現更高水平的經濟一體化提供有利條件。表2展示了2020年RCEP、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發展潛力對比，可以看出RCEP成員國的適齡勞動人口是EU和NAFTA的近5倍，預示RCEP生產制造和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經濟投資方面，RCEP成員國由5個發達經濟體和10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經濟互補性較強。對外投資凈流入占全球四成，相當于EU和NAFTA的總和，體現出全球投資領域對RCEP未來發展的信心和期望。

表2 2020年RCEP、EU和NAFTA發展潛力對比

RCEP的協定內容涵蓋投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三大方面。作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地，RCEP整合東盟“10+1”自由貿易協定投資規則，在準入門檻、投資待遇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規定為創造開放透明的投資環境提供可能。貨物貿易整體開放水平達90%以上，關稅降稅年限、區域累計原產地規則等利好為實現貿易自由化提供便利。服務貿易準入形式更為多樣，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7國采用負面清單，中國等8個成員國協定于RCEP生效后6年內轉為負面清單。與其他區域性經貿協定相比，RCEP貿易內容涵蓋新金融服務、電子商務等領域，服務貿易的高水平開放有益于激發國際貿易活力。

第二，RCEP可以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有效補充，加強成員國之間的合作，為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創建良好條件。表3展示了2010—2020年中國同RCEP成員國的進出口商品總值及占比，可以看出成員國進出口商品占中國進出口商品總額比例持續攀升，2020年成員國進出口商品占中國進出口總額49.7%。

表3 2010—2020年中國與RCEP成員國進出口商品總值（單位：億美元）

自RCEP實施以來，2022年1—10月中國對RCEP成員進出口同比增長8.4%，其中對東盟進出口同比增長15.8%。2019年和2020年，東盟先后超越美國和歐盟躍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疫情沖擊下，中國-東盟貿易呈現逆勢增長態勢，RCEP的簽署為雙方互聯發展提供新方案。2010年以來，日本和韓國始終位于對華投資前15位國之列。2020年日韓進出口商品占中國進出口比例位居第二和第三，分別為6.81%和6.13%，僅次于美國的12.61%。RCEP機制化建設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強調務實性與漸進性的方式，突出進程而非模式的規則設置更能適應東亞各國的發展。因此RCEP可以為建設中日韓自貿區提供經驗基礎。RCEP與其他區域合作機制可發揮疊加效應，產生幾何級的發展效果。盡管因為疫情全球投資大幅縮水，從表4可以看出中國對RCEP成員國的直接投資流量仍呈平穩增長態勢。中國與RCEP成員國在貿易、投資等方面進行多維聯系，推動了要素區域內自由流動，其對電子商務、信息服務等新領域規則的探索能夠進一步明確區域內規則體系，有效彌補現有區域協議中該領域國際經貿規則的空白，加速平等協商、廣泛參與、普遍受益的國際經貿規則的形成。中國通過RCEP持續深化多邊合作，進一步表明在當前保護主義上升、全球市場萎縮背景下，中國堅持高質量、高水平開放的基本立場和原則[12]。

表4 2013—2021年中國對RCEP成員方直接投資流量表（單位：百萬美元）

第三，深入推進RCEP有利于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就農業產業而言，RCEP成員方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貿易市場[13]，2020年成員方農產品出口量占中國農產品出口總額63%，中國與其他成員方出口農產品相似度相對較低，貿易互補性強[14]，通過RCEP框架下的“農業出口補貼條款”，成員國間農業市場的開放程度提高，協議中對易腐貨物力爭6小時通關等細則也將促進跨境生鮮農產品的貿易合作。就工業制造業而言，20世紀90年代開始，東亞地區形成了以中國為產品主要加工組裝地的貿易模式。RCEP區域價值鏈的重塑為中國制造業“微笑曲線”向兩端上移提供可能。東盟相對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要素成本、寬松的政策規制使得其紡織業等部分領域對中國有較強的替代效應，出口份額的部分替代倒逼中國國內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低端產業鏈外遷也帶動東盟國家對工業機器、廠房建設等配套設施的采購和建設需求，RCEP成員方貿易便利化水平可以縮短后向聯系的生產鏈長度，實現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15]。就服務業而言，RCEP中服務貿易規則的覆蓋程度較已簽訂的其他自貿協定更高[16]，為中國服務貿易出口提供重要機遇。服務貿易中成員國對正面清單轉為負面清單的承諾表現出未來服務貿易持續穩定開放的發展預期。RCEP服務貿易目標的多重性激發金融保險、設計研發和倉儲物流等服務貿易需求。在資本密集的金融服務業，成員方的金融服務貿易規模呈迅速增長態勢，RCEP的簽署有助于激發境外人民幣的真實需求，助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17]。區域內貿易規則的統一和海關程序的簡化提升了跨境電商的物流效率，進一步帶動貨物貿易顯著增長，形成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融合促進的發展態勢。

三、中國深化RCEP合作的路徑選擇

RCEP的簽署為建設更加健康穩定的區域經貿關系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礎，為亞太區域的經濟合作增添新的活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要求中國必須以全球視野謀開放新局，依托周邊，以東亞經濟一體化為基礎推進亞太經濟一體化。對此，中國必須堅持互利共贏理念經略區域內國家間關系，推進RCEP走深走實，以國內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支點，打造區域和全球生產價值鏈中的核心競爭力，為自身發展和區域一體化注入內生發展動力。

第一，中國要積極協調區域內國家和組織的關系，發揮中日韓澳對亞太地區的穩定作用，支持東盟在RCEP的中心地位。RCEP各成員方之間的經濟依存度較強，并且已經形成關系密切的生產網絡。中日韓澳作為RCEP中經濟體量大、綜合實力強的成員國，將對RCEP優化亞太自貿安排起關鍵作用。中國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制造業規模處于世界第一；日本和韓國高科技產業發達，在技術方面占據優勢；澳大利亞憑借豐富的資源在原材料供應上處于重要地位。東盟中心可以保持地區發展的高度包容，反對排他性競爭。這些國家都是保障各成員方平等參與、共同捍衛東亞自由貿易體制的重要力量。中國應加強與各成員國之間的協調，發揮國家資源稟賦和優勢以深化國家間合作。以RCEP為媒介持續推動中日韓自貿區進程，加強中日、中韓之間的溝通互動，搭建高層次、多角度、國際化的交流平臺。對于涉及中日韓各自敏感產業和弱勢產品領域要加強協商對話，發揮公共衛生等非傳統安全合作的外溢效應以增強國家間政治互信，尋找更多利益交融點。同時堅定維護東盟主導地位，照顧到RCEP由東盟發起和推動的歷史事實，支持東盟在區域框架中的中心地位以及東盟在促進和塑造地區更緊密合作方面發揮集體領導作用，為現有的地區機制提供新的動力。

第二，中國需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培育自身農產品競爭優勢。政策統籌上，國家和地方政府作為宏觀調控主體，要精準對接RCEP成員方的農貿戰略，結合中國農業特征，推動區域農業合作機制，實現農業生產優勢互補。通過稅收補貼減免、資金技術支持等方式，加速實現農業現代化，培育中國農業優勢。建立完善的農業保護機制和預案，切實保障農業主體利益和農業生產平穩運行。首先涉農企業和農業生產者作為農業生產主體，要積極對接RCEP規則，預先研判市場供需，動態調整生產決策。其次，中國與東盟各國在自然資源、文化認同方面有得天獨厚的競爭優勢，農業人才、專業技術培訓和農機銷售的對話機制促進了廣西等內陸省份與東盟各國的“走出去”合作。同時，要關注到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農產品加工、檢測等領域的先進技術，因地制宜地“引進來”，為推動RCEP農業領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在產品質量升級上，國際農產品市場對農產品育種、培育、生產和運輸的全過程提出新的標準要求，基于此，在充分發揮中國農產品市場優勢基礎上，推動綠色農業和數字經濟發展，加速農業高質量規?；D型。

第三，RCEP為區域價值鏈整合與重構提供了條件，作為一種更為高級的貿易合作形式，區域價值鏈建設是系統的、連貫的和更成體系的[18]。中國可以將勞動密集型和簡單技術密集型等傳統制造業產業向東南亞地區轉移，允許東亞其他國家搭上中國發展的便車，獲取來自中國的投資與技術。依托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完善東盟國家產業基礎設施，提升產業鏈對接環節效率[19]，加快推進一體化分工模式的形成。中國應協同日韓在數字經濟市場下深耕智能制造業，在電子信息、光學產品和汽車零部件等互補性較強的領域開展價值鏈分工合作[20]，促進高附加值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為中日韓三國形成更深層次的貿易合作提供經驗。國內布局上，把握高級技術密集型產業突破方向，關注光電設備制造、新能源汽車等突破潛力較大領域的“硬骨頭”，解決芯片、材料等關鍵領域技術封鎖的“卡脖子”問題，形成中國制造業技術優勢。[21]構建維護國內企業合法利益的保護機制，采取風險動態評估、技術專利保護等手段筑成產業防火墻，降低產業鏈調整對產業尤其是就業領域的不利影響，平穩推進區域產業鏈升級和價值鏈重構。

第四，在深化RCEP合作過程中需注重優化中國對外服務貿易結構。首先，中國有必要深化與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金融保險、旅游康養和技術咨詢等領域合作，拓寬與東盟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跨境電商和運輸物流等領域合作內容。優化國內服務貿易布局和行業結構，推動形成東中西錯位競爭、差異協同發展的服務貿易新格局[22]。其次要積極引導國內金融機構對接RCEP金融服務規則，提前部署對外投資戰略，防范化解金融合作機制風險。發揮人民幣在貨幣穩定管理方面的相對優勢，建立以人民幣為投資幣種的多邊金融合作，降低跨境結算業務的匯率風險[23]，推動建立密切成熟的區域跨境金融合作關系。再次，搭上數字經濟的“便車”。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創新有效打破供需雙方信息壁壘，加速釋放消費端潛能。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為數字化賦能夯實基礎。另一方面，加大對科技研發領域的政策扶持力度，助推企業數字化轉型。與此同時，利用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貿港獨特的區位優勢和電子商務、旅游業等領域的產業基礎，實現跨區域產業合作，打造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對外開放新高地。

四、結 語

RCEP的簽署有助于減少成員國之間的貿易壁壘和障礙，深化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合作，推動形成以合作促進共同利益的實現和戰略互信的達成，造就地區內國家間政策高度協調、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有利環境，為區域經濟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中國一直強調遵循由易到難、循序漸進、可操作性的原則推動亞太經濟一體化。作為一項范圍比RCEP更大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FTAAP將連接北美和東亞兩大經濟圈。RCEP的建立并不是最終目標，而是建立FTAAP的過程。作為一個較為統一的區域經濟組織，FTAAP可以提高亞太地區產業鏈的自我循環能力，促進區域生產網絡的穩定發展，從整體上為所有成員帶來積極的經濟效應。未來亞太國家應積極引入高標準、高質量的國際經貿規則，協調、整合現有的經濟貿易協定與合作機制，推動亞太區域達成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