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書詩書多互稱”說辯證

摘 要： 《墨子》《戰國策》《呂氏春秋》等書引《詩》之文句而稱“書”、引《書》之文句而稱“詩”，以及不見于今傳《詩》《書》的同一文句在被古書引用時或稱“詩”或稱“書”的現象，孫詒讓以“古書詩書多互稱”之說作解，以往學者又有訛誤說、“書”為五經總名說、“詩”非《詩經》文本之專名說、所引文句同出一源而分采入“詩”“書”之說等。本文從先秦時人所稱“詩”之含義以及“詩”“書”之間存在交集等復雜情況出發，逐一考察具體用例，廣搜古書中類似文句以為參照，探究所謂“詩書互稱”現象背后的原因。

關鍵詞： “古書詩書多互稱” 原因

“古書詩書多互稱”之說是孫詒讓較早提出來的。孫氏在《墨子間詁》有關篇目的注釋和《札迻·戰國策高誘注·秦三》中屢以此說解釋引《詩》之文句而稱“書”、引《書》之文句而稱“詩”的現象，學者在稱引此說或討論相關用例時又聯系了不少其他用例。仔細考察這些用例，除了引《詩》之文句而稱“書”、引《書》之文句而稱“詩”之外，還有第三種情況，即不見于今傳《詩》《書》的同一文句古書引用時或稱“詩”或稱“書”。下面先將有關用例分類列出，再結合前人研究，一一辯證。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指稱《詩經》、《尚書》（以及《逸周書》）文本時分別用加書名號的《詩》《書》，指文本未定的“詩”類、“書”類文獻時則分別用加引號的“詩”“書”。至于孫詒讓所謂“詩書多互稱”之“詩書”以及某些先秦文獻中稱引的“詩”或“書”，其內涵需要在對具體文例和相關說法進行辯證之后才能明白，故暫時不加書名號或引號。

一、 有關用例

1． 引《詩》之文句而稱“書”之例

（1） 《墨子·尚同中》： 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p>

孫詒讓《墨子間詁》：“古書詩、書多互稱?！?/p>

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 《墨子間詁》，北京： 中華書局，2001年，第87頁。下引簡稱“《間詁》”，只注頁碼。

按： 此處所引即《詩·周頌·載見》：“載見辟王，曰求厥章?！编嵐{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钡赌印匪c毛詩不同，畢沅謂“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詩”，《間詁》，第87頁。其實《墨子》所傳“詩”“書”多不同于儒家傳本（下舉例2、3、4、6亦然），“一本”或系后人為求一致而改。

（2）? 《墨子·兼愛下》： 先王之{所}《間詁》：“‘所字疑衍，《尚同中》篇云‘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是其證?！保ǖ?25頁）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p>

《間詁》已指出此處所引即《詩·大雅·抑》（引者按： 即《抑》第六章“無言不讎，無德不報”，第八章“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并引蘇時學云：“《大雅·抑》篇無兩‘而字?！薄堕g詁》，第125頁。

（3）《墨子·天志下》： 于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p>

《間詁》引俞樾說：“大夏，即大雅也。雅、夏古字通?！挛乃壑^文王六句，正《大雅·皇矣》篇文?！庇忠K時學云：“《詩·大雅·文王》篇（引者按： 此“文王”當指文王之什）二‘毋字作‘不?！辈⒓影凑Z謂：“中篇引‘毋并作‘不，與《詩》同?！薄堕g詁》，第220頁。按： 《天志中》引此句稱“《皇矣》道之曰”。

（4） 《墨子·明鬼下》： 子墨子曰： 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p>

《間詁》于“周書大雅有之”句下注：“古者詩書多互稱。吳鈔本無‘大雅二字?！庇凇按笱旁唬?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句下注：“《大雅·文王》篇文?！庇凇澳履挛耐?，令問不已”句下注：“問，吳鈔本作‘聞。穆穆，毛詩作‘亹亹，‘問作‘聞?！薄堕g詁》，第238—239頁。

（5） 《呂氏春秋·慎大》： 故賢主于安思危，于達思窮，于得思喪。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

金兆梓討論“尚書”名稱之內涵及其范圍時將此例與上舉1—4例并提。金兆梓： 《尚書詮譯》，北京： 中華書局，2010年，“前言”第5頁?！渡鞔蟆匪湟姟对姟ば⊙拧ばF》“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先秦古書引此多稱“詩”，如：

《左傳》宣公十六年： 羊舌職曰：“……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p>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臧文仲曰：“……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p>

《論語·泰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孝經·諸侯章》：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p>

2． 引《書》之文句而稱“詩”之例

（6） 《墨子·兼愛下》： 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p>

《間詁》于“……不偏不黨”句下注：“蘇云： 見《書·洪范》篇，四‘不字作‘無。茲稱周詩，或有據。詒讓案： 《洪范》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說苑·至公》篇引書‘無并作‘不，與此同。古詩書亦多互稱，《戰國策·秦策》引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薄，可以互證?！庇凇啊∪酥暋本湎伦ⅲ骸疤K云： 《詩·大東》篇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下無兩‘之字。詒讓案： 《親士》篇云‘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厎仍作‘砥，與毛詩同?！睹献印とf章》篇引詩‘砥亦作‘厎，字通?！皱膭e，今經典多互訛?！薄堕g詁》，第124頁。

（7） 《戰國策·秦策四》“頃襄王二十年”章記黃歇之言：“詩云：‘大武遠宅不涉?！?/p>

“大武遠宅不涉”，高誘注、鮑彪注皆謂“逸詩”。黃丕烈《戰國策札記》指出此即《周書·大武》篇“遠宅不薄”，諸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67頁注［一三］。孫詒讓《間詁》從之，《間詁》，第124頁?！对枴饑吒哒T注·秦三》又申此說。孫詒讓撰，梁運華點校： 《札迻》，北京： 中華書局，1989年，第68頁。近人金正煒等亦從之（詳下文二．3．）。

（8） 《戰國策·秦策三》“范雎曰”章記范雎之言：“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p>

此句鮑彪注謂“逸詩”。孫詒讓《札迻·戰國策高誘注·秦三》謂：“《逸周書·周?！菲疲骸~之美也解其柯，柯之美也離其枝，枝之美也致其本。與此文相近。古書引書或通稱詩?！睂O詒讓撰，梁運華點校： 《札迻》，第68頁。

3． 不見于今傳《詩》《書》的同一文句古書稱引時或稱“詩”或稱“書”之例

孫詒讓所謂“古書詩書多互稱”之例大致可分兩類，即： 引《詩》之文句而稱“書”之例，引《書》之文句而稱“詩”之例。后來學者在討論有關問題時還提到一些例子，被引文句不見于今傳《詩》《書》，古書引用時或稱“詩”或稱“書”。

（9） 《戰國策·秦策三》“秦客卿造穰侯”章記秦客卿之言：“書云：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p>

鮑本“書”作“詩”，注謂“逸詩”。吳師道《戰國策鮑注補正》曰：“《泰誓》：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秉S丕烈《戰國策札記》曰：“吳氏云《泰誓》，非也。東晉古文以為《泰誓》耳?！敝T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第267頁注［一三］。

馬王堆漢墓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有此章，“書”作“詩”。楊昶《〈國策〉校證》謂：“今按作‘詩是也，且鮑注、黃說皆失考。孫詒讓《札迻》云：‘古書引書或通稱詩。其說精當，蓋以一概萬、以類統雜之通例也。帛書此作‘《詩》曰……，是其明證矣?！稇饑摺芬粫?，對《尚書》《周書》《韓詩外傳》的句子或其大意，時有征引而稱‘詩曰?！睏铌疲?《〈國策〉校證》，收入楊昶、陳蔚松等著： 《出土文獻探賾》，武漢： 崇文書局，2005年，第200頁。今按： 所謂“《戰國策》一書，對……《韓詩外傳》的句子……時有征引而稱‘詩曰”，指的是《戰國策·楚策四》“客說春申君”章記孫（荀）子之語“詩曰： 上天甚神，無自瘵也”，此語王念孫校改為“上帝甚慆，無自瘵也”，與《韓詩外傳》引《詩》“上帝甚慆”一致（王念孫： 《讀書雜志》，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3頁）。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指出：“此章所載見《戰國策·楚策》，其詩則又見《荀子·賦篇》，‘鄙語曰以下則見于《韓非子·奸劫弒臣篇》?！辈⒁糁小妒鰧W·補遺》卷四：“其賦詞乃《荀子·佹詩》之小歌，見于《賦篇》?！保n嬰撰，屈守元箋疏： 《韓詩外傳箋疏》，成都： 巴蜀書社，2012年，第217、218頁）今按：“詩曰”不見《荀子·賦篇》，其句實為《詩·小雅·菀柳》，作“上帝甚蹈，無自瘵焉”，《戰國策》《韓詩外傳》引稱“詩”，無誤，楊氏謂“《戰國策》一書，對……《韓詩外傳》的句子……時有征引而稱‘詩曰”，不妥。

（10） 《呂氏春秋·行論》：“詩曰：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p>

《戰國策·魏策一》“知伯索地于魏桓子”章記任章之言：“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狈Q所引文句為“周書”，《韓非子·說林上》略同，唯“與”作“予”。

（11） 《呂氏春秋·愛士》：“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p>

《呂氏春秋》記秦穆公之馬為野人所食，不罪而飲之以酒，后得野人回報之事。其事又見《韓詩外傳》卷十、《淮南子》的《泛論》《泰族》篇、《說苑·復恩》及《史記·秦本紀》，文字有所出入，參看： 呂不韋編，許維遹集釋，梁運華整理： 《呂氏春秋集釋》，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第189—190頁；韓嬰撰，屈守元箋疏： 《韓詩外傳箋疏》，第446頁。但諸書皆未載“君君子則正”之語。北大簡《周馴》亦載此事，并有此語，作“此《書》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德，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簡97—98）。整理者引《呂氏春秋·愛士》此文以相左證，并謂：“引作《詩》，不作《書》。此句未見于傳世文獻，其文體更接近‘書而非‘詩?！北本┐髮W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31頁注［七］。

胡寧指出這些“是特定時代的特定現象”，“只會出現于戰國時期”。胡寧： 《先秦“周書”名實考》，《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22年第5期，第51頁。從目前所見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兩方面看，其說甚是，所謂“古者”，時間范圍確可限定為戰國時期。

二、 學界現有說法之辯證

1． 訛誤說

孫詒讓之前已有學者注意到有關用例，并指為訛誤，如《戰國策·秦策三》“秦客卿造穰侯”章“《書》云：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句（按即本文例9），黃丕烈《戰國策札記》曰：“策文當本作‘詩，后人誤依古文改作‘書也。此與范雎稱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引者按： 即例8），黃歇稱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引者按： 即例7），趙武靈王稱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及謂秦王稱詩云‘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同例?！娮纸杂杏??！h宅不涉者，《周書·大武》‘遠宅不薄也。高誘注逸詩，當亦有誤?！敝T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第267頁注［一三］。

孫詒讓提出“古詩書多互稱”并舉出《墨子》《戰國策》中的一些用例之后，可能是由于存在一些難以自圓其說之處，如《墨子》中并無與“先王之書”相對的“先王之詩”，其說亦并未得到普遍認同，不少學者在討論有關問題時提出了新的解釋。

2． “書”為五經總名說

對于第一類引《詩》之文句而稱“書”的現象，金兆梓認為：

……這（引者按： 即本文例1—5）不都是《詩》可稱“書”的實例嗎？故王充《論衡·正說》篇曰：“五經總名為書?！薄皶痹谶@里只是一切刻畫有文字的竹簡的通稱，原是共名而非別名，故五經都可總名為“書”： 《易》是卜筮專用的簡札，《春秋》是記往事專用的簡札，《詩》是歌詠合樂專用的簡札，都是“書”這個共名下的別名，這些才是書名。

至于“尚書”一名，在這里所指的，原義只是上古遺留下的古文簡冊，在那時是用以泛指一切先秦留下的古書的，猶之今日吾人泛稱清末以前的木刻書為“古籍”，如斯而已。金兆梓： 《尚書詮譯》，“前言”第5頁。

將“書”視為“五經總名”、猶“古籍”，后接“大雅”“周頌”等類名或具體篇名，這種解釋對于例1—4是適用的。

需要說明的是，《墨子》使用“先王之書”一語有兩種形式，一是如例1—3者，“先王之書”后緊接具體篇名，如：

《尚賢中》： 此圣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圣君哲人，以裨輔而身?！?/p>

《尚同中》： 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薄且韵韧踔畷缎g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睂O詒讓指出“術令”當為“說命”之假字（《間詁》，第85頁），是。清華簡《傅說之命》中篇有“唯口起戎出好”，足證其說之確?！且韵韧踔畷断嗄辍贰堕g詁》引畢云：“‘相年當為‘拒年?！保ǖ?5頁）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p>

《尚同下》： 于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p>

《非樂上》： 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p>

《非命中》： 圣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薄韧踔畷短摹分匀?，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p>

《公孟》： 故先王之書《子亦》《間詁》引戴云：“‘子亦疑當作‘亓子。亓，古‘其字。其子即箕子，周書有《箕子》篇，今亡?？钻俗髯r，當尚在也?！保ǖ?55頁）有之曰：“亓傲也，出于子，不祥?！?/p>

這些篇名一般認為是墨家所傳之“書”的篇名。參看陳夢家： 《尚書通論（增訂本）》，北京： 中華書局，1985年，第22—23頁。除上舉之例外，《天志中》“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土”，于鬯以為“天明不解”亦“書”之篇名，“解”讀為“懈”，“馴天明不解之道”即“訓《天明不解》篇之說”。于鬯著，張華民點校： 《香草續校書》，北京： 中華書局，1963年，第186頁?！懊髡芫S天，臨君下土”，王引之指出“猶詩（按： 即《小雅·小明》）言‘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堕g詁》，第198—199頁。這跟本文討論的所謂“詩書互稱”現象有些類似，后面將會討論到。

二是單用于一般概說的場合，如《明鬼下》兩次說到“先王之書，圣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第二處原作“先王之書，慎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間詁》引王云：“‘慎無二字義不可通，‘慎無當為‘圣人?！保ǖ?38頁）《非命中》“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這種“先王之書”似與《墨子》中“先王之言”“先王之遺”“先王之傳”“先王之道”等語結構相類，其中的“書”的確可以指比較寬泛的“書籍”。不過，我們也看到《墨子·非命上》有這樣一段話：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蓋嘗尚觀于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 吾當（尚）未鹽〈盡〉數，《間詁》：“當，疑‘尚之訛。畢云： 鹽，‘盡字之訛?！保ǖ?67頁）引者按：“當”可讀為“尚”。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三〉《間詁》引畢云：“‘五當為‘三，即上先王之憲、之刑、之誓是?！保ǖ?67頁）者是也。

墨子說“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他所推崇的“先王之書”主要是“先王之憲”“先王之刑”“先王之誓”之類，而這類書應該是三代史官所掌之政令法典等檔案（今傳《尚書》之篇多屬此類）。故《墨子》中多見以“先王之書”冠《書》之篇名的情況，以“先王之書”冠《詩》之篇名的情況較為少見，孫詒讓蓋因此而有“互稱”之說。

《墨子》稱引此類文獻又稱“夏書”“殷書”“商書”“夏、商之書”，視語境而或指《書》或指《詩》，這些表述中的“書”的含義也是比較寬泛的，不能直接與“夏／殷／商之《書》”劃等號。前引例4《明鬼下》“周書大雅……”之文緊跟“先王之書，慎無（當為“圣人”之訛參看《間詁》，第238頁。）一尺之帛，一篇之書”等語之后，“周書”的“書”與“先王之書”的“書”含義相類，其后跟有類名“大雅”，格式與例1—3亦相類。但例5“周書”之后并無類名或篇名，其“書”之含義不宜依金兆梓此說作解，說詳下文。

3． “詩”非《詩經》文本之專名說

對于第二類引《書》（包括《逸周書》）之文句而稱“詩”的現象，有學者提出所謂“詩”實際指有韻之文，如魏源《詩古微》：

《國策》甘茂引詩曰“行百里者半于九十”，又見賈誼疏，不以為詩也；范雎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支，披其支者傷其心”（引者按： 見本文例8），又見《周祝解》，則亦非詩也；黃歇引詩曰“樹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見例9），姚氏本作引書，則亦非詩也?！秴斡[》引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見例10），《國策》引作周書，則亦非詩也?！秴斡[·愛士》篇引詩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見例11），亦不似詩也。蓋古語多用韻，后人或引為詩，而實非詩者多矣。魏源撰，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 《魏源全集·詩古微》，長沙： 岳麓書社，2004年，第146頁。

金正煒《戰國策補釋》注《秦策四》“頃襄王二十年”章“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句（見例7）謂：

《墨子·兼愛篇》引《書》：“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保ㄒ娎?）本《洪范》文，亦稱《周詩》。蓋古于有韻之文，皆得謂之詩?！秴问稀ど鞔笥[》：“民心積怨，皆曰：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高誘注：“詩，志也?！卑矗?清華簡《尹至》有與此句相近之文，作“汝告我夏隱率若寺”，整理者讀“寺”為“時”，訓為“是”，并謂《呂氏春秋·慎大》“自高誘注以下均未能通解，對照簡文，知‘詩應讀為‘時字”（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壹）》，上海： 中西書局，2010年，第130頁注［一九］），正確可從?！笆牵ɑ驅仯币鉃椤按?，這”。?！迸c此例同。諸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第400頁注［三六］。原文標點作“‘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與此例同”，引用時徑改。

魏源和金正煒認為所謂引《書》而稱“詩”現象背后的原因并不在于“互稱”，而是由于所引文句為韻文而得稱“詩”；如果這句韻文恰是《尚書》或《逸周書》中的文句，就會造成“引詩書互稱”的表象。

這種觀點是很有啟發性的，唯施用于某些用例時不無可疑之處，如《戰國策》所引“大武遠宅不涉”句，說者多以為出自《逸周書·大武》，其文作：“五和： 一，有天無惡；二，有人〈地〉無郄；劉師培指出：“《大開武解》：‘五和： 一，有天維國；二，有地維義；三，同好維樂；四，同惡維哀；五，遠方不爭。與此悉同。（遠宅不薄，俞謂‘宅當作‘方。）則‘有人當作‘有地?！械責o郄者，謂設險守固，使敵人無隙可乘也。（朱釋‘郄云： 與‘郄同，讀為間隙之隙。是也。）上句指天時，此指地利。若作‘有人，則與‘同好、‘同惡復矣?！眳⒖磩熍嘧?，萬仕國輯校： 《劉申叔遺書補遺·逸周書補釋·上》，揚州： 廣陵書社，2008年，第1261頁。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蔽逍【涿烤淠┳郑◥?、郄、固、助、?。轫?，皆為魚鐸部字，而《戰國策》等所引之句末字為“涉”，是葉部字，如此句確出于《大武》，則末字恰不入韻，“韻文”之說就站不住腳了。不過，鄔可晶審閱小文時提出： 疑“大武遠宅不涉”句之“涉”字原作“步”，“步”“薄”音近可通，今本之“涉”乃誤增“水”旁之訛字；也可能這里的“涉”實是“溥”的更換聲旁的異體，與涉水之“涉”是同形字的關系。若鄔說成立，則“大武遠宅不涉〈步〉”就入韻了。

其實，先秦人所謂“詩”并不僅限于韻文，一些雖無韻卻具有一定節奏的文句也可以稱“詩”。即以今傳《詩經》而言，“頌詩則《清廟》一章八句，全篇無韻；《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全篇無韻；《時邁》一章十五句，全篇無韻；《思文》一章八句，末四句無韻；《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末三句無韻（詳見顧炎武《詩本音》）”。陳鐘凡著，卞東波整理： 《中國韻文通論》，北京： 文化藝術出版社，2018年，第8頁。我們在討論先秦時代的“詩”時，既應注意不要被儒家選本“《詩》三百”的“詩”的概念所束縛，也應注意不要為后世文學觀念上的詩歌之“詩”所束縛。此亦蒙鄔可晶指示。倘若我們將先秦時人所謂“詩”的范圍理解得稍微寬泛一些，不再局限于“韻文”，魏源和金正煒此說的解釋力就會大大增強。

又，古人有“詩之三訓”說，其中“詩……持也”謂“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墜”。鄭玄《詩譜序》“詩之道”孔穎達疏引云：“《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 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已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保ㄈ钤?《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詩譜序》，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第554頁下欄）馬銀琴提出，“詩”原指規正人行的言辭，其后才引申而成為文本之名，她分析了《呂氏春秋》《戰國策》等著述中的引詩條文（包括前文例6—10），認為“它們大多以申述為人處世之經驗與道理為內容，更象警世之諺，似非某一詩篇的殘章斷句”。參看馬銀琴： 《孟子“詩亡然后〈春秋〉作”重詁》，《上海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75頁；又見氏著《兩周詩史》，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36頁。馬銀琴之說蒙何家興告知。這也可能是先秦時人所謂“詩”的范圍之一。

張懷通雖然也曾從韻文形式出發，注意到“某些有韻的‘書被認作‘詩（引者按： 所舉包括本文例6），而某些有韻的‘詩也被當作‘書（引者按： 所舉例包括本文例5）”的現象，不過他認為：“西周、春秋時代的詩、書的界限并不像后世那樣涇渭分明，它們可以彼此兼容、互相轉化，即孫詒讓所說的‘古詩、書亦多互稱?！睆垜淹ǎ?《〈逸周書〉新研》，北京： 中華書局，2013年，第40—41頁。其說顯然更為圓融，本文下文還會就此詳細論說。

4． 所引文句同出一源而分采入“詩”“書”之說

無論是從第一類所謂引《詩》之文句而稱“書”的現象入手，還是從第二類引《書》之文句而稱“詩”的現象入手，其實都很難避免“先入為主”——即根據我們閱讀今傳古書得到的印象，先把被稱引的文句看作是從今傳《尚書》《逸周書》或《詩經》中摘取出來的，因而感到引用該句者稱“詩”或“書”與我們的固有認識不符。已有學者嘗試打破這種“先入為主”的思維定式，另尋角度加以解釋。

如前舉例6《墨子·兼愛下》所引之文共八句，可以分為“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和“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兩部分，前四句見于《尚書·洪范》，后四句見于《詩·小雅·大東》，引者統稱為“周詩”，對后一部分而言是合適的；對前一部分來說，可能并不是簡單地稱“書”為“詩”的問題，《間詁》引蘇時學云“茲稱周詩，或有據”，《間詁》，第124頁。其說較為謹慎?？涤袨樘岢觯?/p>

若夫墨子所引之書，乃墨子所刪定，與孔子雖同名而選本各殊；即有篇章辭句取材偶同，而各明其道，亦自大相反。如《墨子·兼愛》篇：“周詩曰： 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笨鬃佑凇巴醯馈彼恼Z，乃采之為《洪范》；“其直如矢”四語，采之為《大雅》；而墨子則以為詩。今無從考其是詩是書，要孔、墨之各因舊文剪裁為書可見矣?？涤袨椋?《孔子改制考》，北京： 中華書局，2012年，第246—247頁。

此說為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承用并發揮，說解更為透徹：

當時周代社會中流傳過這么一首詩，在傳抄中，本篇（《洪范》）抄了前四句，并用一句（引者按： 即“王道正直”）隱括了后幾句，《詩·大東》則只抄了后四句，《墨子》乃盡抄了這八句。很可能是本文編訂者覺得這幾句有助于強調“王極”的要求，所以就抄附在“王極章”的后面，這也是本篇受周代影響的一個證據。

不過另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 本篇此處共有十四句，圍繞著“王極”主題一唱三嘆，有可能原為本篇的文辭，流傳中被支離引用了。據《詩序》，《大東》為春秋初年詩，它和西周末年的《小旻》的時期相去不遠。就在這時期，它們和本篇之句常相交涉，說明本篇至少在西周末、東周初是和這些流行的詩篇發生著關系的。顧頡剛、劉起釪： 《尚書校釋譯論》，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1217頁。

他們認為見于《墨子·兼愛下》的“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原為某篇文獻中的八句，孔子編訂《尚書》采前四句入《洪范》篇，《詩經》采后四句入《大東》；至于這八句所從出的那篇文獻原本是“詩”還是“書”難以確知。這種說法應該比“引詩書互稱”說更符合先秦古書流傳的情況。

顧頡剛、劉起釪提出《大東》《小旻》等詩篇與《洪范》之文“常相交涉”，《洪范》篇在西周末、東周初年與當時流行的某些詩篇“發生著關系”，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顧頡剛《左丘失明》一文又說：“……《晉語》兩云‘瞽史之紀，蓋瞽有其箴賦，史有其冊書。容有同述一事者，如《牧誓》之與《大明》《閟宮》之與《伯禽》然?！鳖欘R剛： 《史林雜識初編》，北京： 中華書局，1963年，第223—225頁。清華簡《耆夜》《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等篇公布之后，我們看到，這類文獻既跟“書”有關，也跟“詩”有關。如一般皆認為當屬“詩”類文獻的《耆夜》篇：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兣 至于文太室?！跻梗ㄅe）爵酬畢公，“夜”讀為“舉”參看裘錫圭： 《說“夜爵”》，載《出土文獻》第2輯，上海： 中西書局，2011年，第17—21頁。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王夜（舉）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輶乘》……周公夜（舉）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赑赑》……周公或夜（舉）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周公秉爵未？兣 ，蟋蟀躍升于堂，［周］公作歌一終，曰《蟋蟀》……

黃澤鈞指出：“《耆夜》先敘事，后賦詩，就其內容結構來看，將其視為‘書類文獻亦無不可?！秉S澤鈞： 《出土文獻中“書類文獻”判別方式討論》，“出土文獻與尚書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大學，2018年9月。傳世古書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情況，如《國語·周語下》：“衛彪傒……見單穆公曰：‘……周詩有之，曰： 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引者按： 《左傳》定公元年晉女叔寬引作“天之所支，不可壞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未稱“周詩”）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后之人，使永監焉?！薄疤熘А钡染淇刹扇搿霸姟?，“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之事則足以入“書”。還有學者指出“‘天之所支四句，與《泰誓》《牧誓》義旨符合”。任乃強： 《周詩新詮》，成都： 巴蜀書社，2015年，第556頁。

此句亦見下舉《芮良夫毖》篇簡18—19，作“天之所壞，莫之能支；天之所支，亦不可壞”?！盾橇挤虮选菲?，整理者《說明》謂“簡文語意連貫，文辭古奧，先述周厲王時的情勢，次載芮良夫作毖的內容。芮良夫針對時弊所作的訓誡之辭，涉及君主應敬畏天常、體恤民意、德刑兼施、勿用奸佞以及君臣莫貪利享樂、應謹奉慎守等方面的治國之道”，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叁）》，北京： 中西書局，2012年，第144頁。下引同此，不再出注?？梢娖湮淖阋匀搿皶?，《逸周書》中就有《芮良夫》篇，意旨與之近，個別文句可以對讀。整理者又謂“全篇皆用韻，基本上都是句尾韻”，則這些有韻之文也可以采入“詩”?！蹲髠鳌肺墓辏骸扒夭唬骸苘橇挤蛑娫唬?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薄按箫L有隧”等句見于今傳《詩·大雅·桑柔》，詩序所謂“芮伯刺厲王也”，可為其證。鄔可晶將簡文“厥辟、御事各營其身”“凡百君子”與《小雅·雨無正》“凡百君子，各敬爾身”相聯系，指出《芮良夫毖》與《雨無正》彼此時代、內容較近，用語方面也很相似，鄔可晶： 《讀清華簡〈芮良夫毖〉札記三則》，收入氏著《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論稿》，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01—203頁。很有見地。

我們知道，《書》是在史官保存的政事檔案、文獻的基礎上匯編而成的，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廣泛流傳的“書”類文獻的面貌，與我們今天看到的經由漢儒整理的《尚書》定本存在較大差別?！对姟返木幱嗠m然可能早至公元前6世紀左右，但也經歷了將不同地域、不同性質、不同時代的大量詩篇匯集并加以采錄、淘汰、加工的復雜過程，今本《詩經》三百零五篇可能是經過多次增刪才最終形成相對穩定的文本的。參看董治安主編： 《經部要籍概述》，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25頁。胡寧認為： 春秋時代，“詩、書同是官方文獻，但分掌于不同的王官?！娛莾x式樂歌的歌詞，掌于樂官……‘書則掌于史官?！谫F族政治時代，禮樂是社會政治生活的基本運作方式，詩與書之間就因為官守、用法的不同而自然區分開來，而不是如后世那樣要從格式韻律上作區分”；戰國時代，“詩、書皆脫離了禮樂情境，官學中學習方式、實踐場合的差異不復存在，僅被作為記錄前人事、言的文本學習、使用，僅憑文體形式難以將兩者嚴格地區分開來，才發生了混淆”。胡寧： 《先秦“周書”名實考》，《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22年第5期，第48、52頁。那么，在《詩》《書》尚未形成定本的戰國時代，“詩”“書”類文獻可能存在交集，某些單篇流傳的文獻，如上舉清華簡《耆夜》《芮良夫毖》篇，既可歸于“詩”，也可歸于“書”。胡寧《先秦“周書”名實考》（第52頁）亦已指出： 《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這樣的記詩文本，與一篇‘書是相當接近的，也是兼記言、事，只不過所記之‘言是詩歌的形式罷了”。從這類文獻中析出的文句，引用者或稱“詩”，或稱“書”，看上去的確像是“詩書互稱”。

此外，某些文句或段落篇章或被采入“詩”或被采入“書”的情況也是需要考慮的，如清華簡《傅說之命》中篇簡5—6所記商王武丁命傅說之語“晝如視日，夜如視辰”，亦見于一般認為屬“詩”類文獻的《周公之琴舞》篇簡8，作“晝之在視日，夜之在視辰”。又如今傳《尚書·大誥》篇“天棐忱辭”、《君奭》篇“天棐忱”“天難諶”等語，與《詩·大雅·大明》“天難忱斯”語意相同，“蓋周初常語也”，屈萬里著，李偉泰、周鳳五校： 《尚書集釋》，上海： 中西書局，2014年，第208頁。而或載于“書”，或載于“詩”。前面提到的《墨子·天志中》“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知之，曰‘明哲維天，臨君下土”，“先王之書”后的篇名一般認為是“書”，“明哲維天，臨君下土”卻近于“詩”，可能也屬于同類的情況?？梢韵胂?，諸如此類上古明君賢臣的名言警句或早期的“常語”流傳開來之后，被人或采之入“詩”（不排除考慮到句式、節奏、用韻等因素），或采之入“書”（從有資于治國的角度），征引者所見若為詩類文獻（如《周公之琴舞》之類），引之即稱“詩”；所見若為書類文獻（如《傅說之命》之類），引之即稱“書”；蒙林志鵬見告： 郭店《唐虞之道》簡27—28引“吳？毚？曰‘大明不出，萬物皆訇（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壞”，“吳？毚？”，“裘按”疑讀為“虞詩”（荊門市博物館編： 《郭店楚墓竹簡》，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60頁注［三二］）。廖名春釋“虞志”，相當于《左傳》中提到的《虞書》（廖名春： 《郭店楚簡〈成之聞之〉、〈唐虞之道〉篇與〈尚書〉》，載《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37頁）。王博等指出此篇與《尚書·堯典》關系密切，文中引到《虞書》是很自然的（王博： 《關于唐虞之道的幾個問題》，載《中國哲學史》1999年第2期，第30—31頁）。林志鵬則認為釋“虞詩”亦可，所引可能是虞書中所記君臣賡歌的句子，情況與《耆夜》類似。稱“詩”、稱“書”其實都是由來有自的，并非所謂“互稱”。

三、 諸例之解說

前面說過，金兆梓提出的“書”為五經總名之說對于例1—4是適用的。對于5—11諸例，則需要考慮先秦時人所謂“詩”的含義以及“詩”“書”之間存在交集等復雜情況，從古書中廣搜類似文句作為參照，探究所謂“詩書互稱”現象背后的原因。

1． 關于例5

先看前舉例5所引“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句，過去我們根據閱讀先秦傳世古書的經驗，認為其句出于《小雅·小旻》，不當稱《周書》，其實已有學者指出這種認識的偏狹之處，如翟灝《四書考異》：

《呂覽》以《小旻》詩為《周書》，若誤謬甚。前人指摘此等，謂可據以提咸陽市金。引者按： 宋代學者洪邁、王應麟都曾對《呂氏春秋》引“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句稱“周書”有所指摘，參看洪邁： 《容齋隨筆》，北京： 中華書局，2005年，第689頁；王應麟： 《漢制考漢藝文志考證》，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第245頁。然恐未能也?！墩f苑·政理》篇：“成王問政于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若何其無懼也?！眳问稀峨x俗覽》別引“善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節乃全本《周書》文矣?！稘h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余”，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篇中復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翟灝著，汪少華等點校： 《翟灝全集》，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冊，第412—413頁。

今按： 《說苑·政理》所引之文又見《淮南子·道應》，尹逸的對答還有“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之語?！段淖印ど先省穼柎痣p方改為文子和老子，其語略同，王利器案云：

《呂氏春秋·慎大篇》：“《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备哒T注：“《周書》者，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庇帧哆m威篇》：“《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备哒T注：“《周書》，周公所作。畜，好?！薄职福?《呂氏春秋·用民篇》：“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备哒T注：“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神農，炎帝?！薄吨軙な酚浗狻罚骸叭渲\變，質沙以亡?！辟|沙即宿沙。王利器： 《文子疏義》，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第437頁。

據《淮南子》《說苑》所記，此是尹逸對成王問政之語，《呂氏春秋》高誘注以為所謂《周書》是周公所作，或系依托。戰國作品中另有用此句而托于太公之口者，如《太公金匱》：

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時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怨（引者按：“怨”當為“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堯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栗栗恐不滿日；湯之居民上，戰戰恐不見旦?！保▏揽删度瞎湃貪h三國六朝文》卷七引《群書治要》三十一、《御覽》五百九十）嚴可均編： 《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 中華書局，1958年，第51頁。

今傳《逸周書》的《大開武》《大聚》《官人》等篇有將《六韜》等書中的“太公”改為周公的情況，參看王連龍： 《談汲?！啊粗軙怠迸c〈逸周書〉——從出土文獻研究看古書形成和流傳問題》，收入《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 李學勤先生八十壽誕紀念論文集》，上海： 中西書局，2016年，第474—475頁?？少Y參證?！短饏T》不失為一種記言之“書”，既托名太公，戰國時人目為《周書》亦在情理之中。

附帶說一下，《呂氏春秋·慎大》篇在所引“《周書》曰：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句之前有“于安思危，于達思窮，于得思喪”句，相似之文見于今傳本《逸周書·程典》，作“于安思危，于始思終，于邇思備，于遠思近，于老思行”?！坝谶兯紓?，于遠思近”兩句，黃懷信指出當作“于邇思遠”，參看黃懷信： 《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安： 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80頁。春秋時人引用時或稱“書”，如《左傳》襄公十一年記魏絳之言：“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被蚍Q“春秋”，如《戰國策·楚策四》“虞卿謂春申君”章：“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則慮安”?！眳菐煹馈稇饑啧U注補正》及于鬯《戰國策注》并以為“春秋”二字為衍文。何建章指出與此章相近的內容又見于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第二十三章，其文無“春秋”二字。并謂：“《易·系辭》下‘君子安而不忘危，《呂氏春秋·慎大覽》‘故賢主于安思危，于達思窮，于得思喪。此疑當時流傳之習語?！辈膮?、于說刪“春秋”二字。何建章： 《戰國策注釋》，北京： 中華書局，1990年，第598頁。今按： 何氏懷疑此句為“當時流傳之習語”是有道理的，習語或被采入“書”類文獻（這種情況在先秦古書流傳過程中并不鮮見，詳下文），為魏絳所見，故魏絳引稱“書”。至于《戰國策》虞卿引稱“春秋”，也有人持不同意見，如惠棟即以為所引為《左傳》襄十一年魏絳語，參看鐘文烝撰，駢宇騫、郝淑慧點校： 《春秋穀梁經傳補注》，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論傳”第31頁。這牽涉到《左傳》此段或其所從出的材料是否流傳于楚地、為虞卿所見等問題，姑存疑備考。

2． 關于例7

前面說過，例7《秦策四》記黃歇所引“詩”句“大武遠宅不涉”，魏源和金正煒以有韻之文皆可稱“詩”之說作解尚有可疑之處。那么，黃丕烈等以為此即《逸周書·大武》篇所云“遠宅不薄”是不是可信呢？也不盡然。事實上，“大武遠宅不涉”可能與《逸周書·大武》并無關聯。這一點可以從語序和文意兩方面找到證據。從語序上看，主張此句出于《逸周書》的學者將“大武”當作篇名，認為此句當作“詩大武云‘遠宅不涉”，參看何建章： 《戰國策注釋》，第248頁。但襲用《戰國策》此章（或其同源之文）的《史記》和《新序》此句皆作“《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足證其說無據。從文意上看，“大武遠宅不涉”句語氣一貫，語意自足，《戰國策》鮑彪注將“武”解釋為“足跡”，說解句意為“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吳師道謂“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諸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第400頁注［三六］?！妒酚洝ご荷昃袀鳌氛x則說“言大軍不遠跋涉攻伐”；《史記》卷七八，北京： 中華書局，1982年，第2391頁。諸家解釋雖有不同，卻都是以“大武”為主語，并沒有把它看作《逸周書》的篇名。有學者懷疑此句與《大武》之樂相關，如朱季海注《新序·善謀》篇所錄相關之文，謂：

《毛詩·周頌·臣工之什》：“《武》，奏大武也?！眰鳎骸啊洞笪洹?，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庇衷疲骸啊段洹芬徽?，七句?！薄对姟吩疲骸八梦涫苤?，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薄堕h予小子之什》：“《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眰鳎骸爸芄訑z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后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笔恰洞笪洹?，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堕h予小子之什》首《酌》，次即《桓》云：“《桓》，講武類祃也，桓，武志也?！笨追f達《正義》引《謚法》“辟土服遠曰桓”?！痘浮分娫唬骸疤烀私?，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眰鳎骸笆?，事也?！惫{云：“天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于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贝怂^《大武》遠宅者，非歟？然黃歇引《詩》又云“不涉”者，其義未聞。朱季海： 《新序校理》，北京： 中華書局，第262頁。

朱氏認為“大武”指周公所作、歌頌武王安定天下之功的《武》樂，很有啟發性。胡寧也推測《秦策四》將“大武遠宅不涉”稱為“詩”，“很可能是把屬于‘書的《大武》篇與屬于‘詩的‘大武樂章弄混了”。胡寧： 《先秦“周書”名實考》，《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22年第5期，第52頁。結合吳師道所謂“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之說，“遠宅不涉”也能說解得通。一般的“武”是涉遠地、攻遠方，而“大武”則無須親涉其地，唯以禮樂安之化之。如此說成立，則《秦策四》引稱“詩”自有其依據。

3． 關于例10

例10《呂氏春秋》所引“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句，亦見于多種先秦傳世古書，如：

《老子》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韓非子·喻老》引之，“奪”作“取”）

《戰國策·魏策一》“知伯索地于魏桓子章”記任章之言：“周書曰： 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p>

《說苑·談叢》： 天將與之，必先苦之；天將毀之，必先累之。參看劉向撰，向宗魯校證： 《說苑校證》，北京： 中華書局，1987年，第389頁。

這些古書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說苑·談叢》?！墩剠病匪浗詾楫敃r流傳的類似格言警句的古語，這些古語或見于我們所知之“書”，如“福在受諫，存之所由也”亦見《逸周書·王佩》篇“不幸在不聞其過，福在受諫，基在愛民，固在親賢”，“已雕已琢，還反于樸”亦見《莊子·山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皆引稱“書曰”；“來事可追也，往事不可及”，又見《論語·微子》《莊子·人間世》及《呂氏春秋·聽言》篇，劉向撰，向宗魯校證： 《說苑校證》，第395、400頁?！秴问洗呵铩芬鳌啊吨軙吩弧卟豢杉?，來者不可待，賢〈能〉參看俞林波： 《元刊呂氏春秋校訂》，南京： 鳳凰出版社，2016年，第170頁。明其世，謂之天子”，從銀雀山漢墓竹簡《六韜》“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看，《呂氏春秋》此文所謂《周書》或即《太公》一類書。又，《漢書·晁錯傳》引此語稱“傳曰”，“傳”猶“語”“說”一類。參看廖群： 《先秦說體文本研究》，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第100—102頁。當然，“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這類古語流傳甚廣，《楚辭·遠游》亦有“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之句，包括《太公》在內的諸書完全有可能是從現已亡佚的某篇用過此語的《周書》中引用來的。這一點承鄔可晶指出。

前面說過，上古明君賢臣的名言警句或早期“常語”流傳開來之后，可能被采入“詩”類文獻中，也可能被采入“書”類文獻中。由于《尚書》的“記言”特點，先秦流傳之古語常被直接視為“書”類文獻，如《左傳》等書中常見的“仲虺有言”“史佚有言”“周任有言”以及“古人有言”“先民有言”“吾聞之”“某聞之”等，其實從《書》的編訂角度看，未嘗不可視為較早時代流傳的古語被采入“書”。同樣地，先秦流傳之古語被采入“詩”的情況也不鮮見，《詩·大雅·板》云“先民有言： 詢于芻蕘”（鄭箋： 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即《詩》明采古語之證?！秴问洗呵铩ど鞔蟆贰俺嗾侣χG曰： 詩云‘唯則定國”畢沅曰：“左氏僖四年傳‘公孫支對秦穆公曰： 臣聞之，唯則定國下兩引詩（引者按： 即“詩曰：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和“又曰：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前出《大雅·皇矣》，后出《大雅·抑》），則知此語是逸詩也?！痹S維遹集釋，梁運華整理： 《呂氏春秋集釋》，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第366頁。其實公孫支答秦穆公之語很明顯是以“臣聞之”和“《詩》曰”區別古語和《詩》的，竹添光鴻《左傳會箋》曰：“問‘定，故引此語，既征于則，故又引二《詩》也?！敝裉砉怿欀?，于景祥、柳海松整理： 《左傳會箋》，沈陽： 遼海出版社，2008年，第111頁。分析此段文字脈絡頗為有理?！拔▌t定國”可能原本只是流傳較廣的一句古語，《慎大》引稱“詩”，可能作者所據的就是一種采錄有此語的“詩”類文獻，也可能就是在“古語”這一含義上稱“詩”。

又如《呂氏春秋·原亂》：“詩曰：‘毋過亂門?！薄拔氵^亂門”句又見于《左傳》《國語》： 參看竹添光鴻著，于景祥、柳海松整理： 《左傳會箋》，第487頁。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子產之言：“諺曰： 無過亂門?！?/p>

《左傳》昭公二十二年： 楚薳越使告于宋曰：“……人有言曰：‘惟亂門之無過?！?/p>

《國語·周語下》記太子晉之言：“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欕%者嘗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对姟吩唬骸哪刁Y骙，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引者按： 即《詩·大雅·桑柔》第二章）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桑柔》第十一章）”

《左傳》《國語》引或稱“諺”，或謂“人有言曰”并與所引《詩》相區別，可知此句原本為流傳甚廣的古語，采入“詩”類文獻可能是較晚之事?！蹲髠鳌氛压曜儞Q語序為“惟亂門之無過”，可以推想此句原本并非魏源等所謂“韻語”。

這些古語由于具有格言警句的效用，常被稱述，其最初來源已經難以追溯，我們現在看到它們或亦見于“書”，或亦見于“詩”，其實不能完全排除“書”或“詩”采掇古語的可能性。較晚一些的古書如《戰國策》《呂氏春秋》引用時或稱“書”或稱“詩”，或因稱引者所見之來源不同，如《趙策二》“王立周紹為傅”章記趙武靈王之言：“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薄霸姟?，鮑本改作“諺”，其實即使此語原為一句古諺，也可能被采入“詩”，為趙武靈王所見，作“詩”之本反而更接近其原貌。也可能在這些稱引者的觀念里，這些廣泛流傳的格言警句就可以包括在“詩”的范圍之內?！霸姟钡暮x可以包括古之“常語”，古之“常語”可以采入“詩”中，這兩方面其實是一體的。

4． 關于例9、例8

前面說過，例9“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句曾被偽古文《泰誓》采入，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學者已辨其偽。參看前引黃丕烈： 《戰國策札記》，見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第267頁注[一三]；又參閻若璩： 《尚書古文疏證》，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年，第206頁?！稇饑摺犯鞅净蜃鳌霸姟?，或作“書”，黃丕烈認為“詩”字有訛，諸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第267頁注［一三］。魏源認為“古語多用韻，后人或引為詩，而實非詩”，魏源： 《魏源全集·詩古微》，第146頁。他們大概都是以稱“書”為準的。不過，《左傳》哀公元年：“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庇谯酥赋觥稇饑摺で夭呷贰扒乜颓湓祓睢闭虑乜颓渲Z跟《左傳》這段文字有因襲關系。于鬯： 《香草校書》，北京： 中華書局，1984年，第866—867頁?！蹲髠鳌酚浳閱T之言只說“臣聞之”，而未明言“詩”“書”，此句是否為“書”中之文句，或者亦為一種古語而曾被分別采入“書”或“詩”，由于我們所見古書有限，目前還難以確知。

例8“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句，其語見于《逸周書·周?！菲?。李學勤曾指出，《周?！肥钱敃r流行的格言、諺語式的語句的匯集，應為祝官所掌，“?！敝毘Ｅc卜、巫、史相兼互通，《周?！繁痪幦搿兑葜軙放c此有關。參看李學勤： 《〈稱〉篇與〈周?！怠?，收入氏著《簡帛佚籍與學術史》，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7—306頁?！稇饑摺芬Q“詩”，過去以為訛誤或“詩書互稱”，但也有不同看法，吳師道曰：“恐此四語皆詩，非必逸詩，古有此語耳?！敝T祖耿： 《戰國策集注匯考》，第310頁注［一九］。這個意見是值得注意的。與這四句話含義相近的話的確見于其他傳世古書，如： 《呂氏春秋·博志》“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后一句與“木實繁者披其枝”意近；畢沅曰：“《大戴禮·易本命篇》：‘戴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義?！保ㄔS維遹集釋，梁運華整理： 《呂氏春秋集釋》，第652頁）《左傳》閔公二年“昔辛伯諗周桓公云： 內寵并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末二句與“大其都者危其國”意近，類似的話又見于《慎子·德言》《管子·君臣下》《韓非子·說疑》等。參看劉嬌： 《言公與剿說： 從出土簡帛古籍看西漢以前古籍中相同或類似內容重復出現現象》，北京： 線裝書局，2012年，第276頁。前面分析例10時曾聯系《說苑·談叢》介紹了一些廣為流傳的古語被采入我們所見之“書”或“詩”類文獻的情況，《周?！匪浖仁钱敃r流行的古語，則其中文句在先秦時人觀念中就可以稱“詩”，自然也可能被采入“詩”。

5． 關于例11

例11《呂氏春秋·愛士》所引“詩”之“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北大簡《周馴》引相近之語稱“書”，北大簡整理者謂“其文體更接近‘書而非‘詩”，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第131頁注［七］。其實此語或為當時流傳之“常語”，“德”與“力”又相互為韻（皆職部字），未嘗不可以視為“詩”或采入“詩”?！秴窃酱呵铩す篡`伐吳外傳》記“大夫種進祝酒”之辭：“皇天佑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福無極！”雖時代不古，不妨以為參照。其情況近于例8。當然這都是我們據所見有限幾種古書而作的推測，真實情況如何，還有待新材料的發現和進一步研究。

再者，與此句相近之語亦見《說苑·復恩》：“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焙笳咚洖橼w宣子救助翳桑餓人后得其報恩的故事，事亦見《左傳》宣公二年、《史記·晉世家》、《呂氏春秋·報更》及北大漢簡《周馴》“歲九月更旦之訓”，參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第134—136頁。后兩種文獻所載較為接近，皆在故事之外引《書》《詩》以佐其議論，但都沒有我們所討論的這句話。下面我們先對照一下《說苑》《呂氏春秋》及《周馴》三本的議論部分：

說苑·復恩呂氏春秋·報更周馴·歲九月更旦之訓

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

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于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必M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于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于內者應于外，不可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畢沅曰：“《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钡允蠟^《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即此禽艾。但二語尚未見所出。此德幾無小，猶所謂惠不期多寡，期于當阨云耳。未知禽艾之言意相同否？”許維遹案：“此逸書文，今偽古文《伊訓》摭拾《墨子》及此文而改之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保ㄔS維遹集釋，梁運華整理： 《呂氏春秋集釋》，第375頁）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此《書》之所謂{也}“德幾無小”者也。故壹德一士，猶生其身，況德萬【119】人乎？

《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胡可不務愛士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之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人君其胡【120】可以毋務愛士？【121】

秦穆公不罪野人而得報恩，趙宣子救活餓人而得報恩，兩事頗有相近之處，故《說苑》皆編在《復恩》篇。今傳《呂氏春秋》一則編入《愛士》，一則編入《報更》，其實兩事皆編入《報更》亦無不可；從“人主胡可以不務哀（高誘注： 哀，愛也）士”之語看，趙宣子之事若編入《愛士》篇也很合適。三種文獻的議論之語，《說苑·復恩》最為繁復，既有《呂氏春秋》《周馴》文中都稱引的《書》和《詩》，又多出“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之語，只是未像《呂氏春秋·愛士》那樣明稱“詩”，或像《周馴》那樣明稱“書”?！稅凼俊贩Q“詩”，《周馴》稱“書”，不知是否跟《說苑》這類并引《詩》《書》的文本（應有其較古來源）有關。

小結

最后對本文的觀點作一小結?！赌印贰稇饑摺贰秴问洗呵铩返葧对姟分木涠Q“書”、引《書》之文句而稱“詩”，《呂氏春秋》引《書》之稱名及所引內容多與《墨子》相近，參看陳夢家： 《尚書通論（增訂本）》，第32—33頁。以及不見于今傳《詩》《書》的同一文句在被古書引用時或稱“詩”或稱“書”的現象，孫詒讓以“古詩書多互稱說”作解，很難令人信服；孫詒讓之前有學者以為訛誤，亦不可取。孫氏之后有人提出“書”為五經總名說、“詩”非《詩經》文本之專名說、所引文句同出一源而分采入“詩”“書”之說等，頗有啟發性。我們認為先秦古書中的這種現象反映了在《詩》《書》尚未形成定本之前“詩”“書”類文獻可能存在交集的情況。這種情況又可分為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某些單篇流傳的文獻，如清華簡《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既可歸于“詩”類文獻，也可歸于“書”類文獻；第二個層次是某些文句或段落篇章或被采入“書”或被采入“詩”，其中比較突出的是上古明君賢臣的名言警句或早期“常語”，由于先秦時人觀念中的“書”和“詩”含義比較寬泛，這類名言警句或早期“常語”被稱為“書”或“詩”都是很自然的。

附記：本文草成后蒙鄔可晶先生審讀指正；2021年11月27日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與聊城大學文學院聯合主辦的“第八屆出土文獻與中國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上宣讀，2022年10月28日在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與上海大學歷史系聯合主辦的“出土文獻與典籍文本形成研究高端論壇”上宣讀，先后得到何家興、林志鵬、胡寧等諸位先生的批評指教。他們的意見皆已在文中注明，在此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 田穎、楊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