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西海固走來

馬金蓮 吳佳燕

西海固的鄉村生活經歷是一座文學富礦

吳佳燕：金蓮好！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說過：“你我相知未深，因為我們不曾處在同一寂靜之中?！蔽矣X得人與人之間的相識相知，是要講究緣分的。轉眼我們已經認識十年了，并且有過無數次的時刻同處“寂靜之中”。還記得當初我們是怎么認識的嗎？

馬金蓮：當然記得了，那是2014年，我在魯迅文學院參加培訓，吳老師通過朋友推薦加了我微信。我記得那是一個下午，有人發信息說要找我為《長江文藝》約稿。當時我挺高興的，因為我知道這本刊物很早了，只是一直遺憾沒機會向其投稿，所以一直等待著，想不到機會終于被我等來了。

吳佳燕：其實是我在找你。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民族文學》的一篇卷首語，題目就叫“尋找馬金蓮”，那時我剛一口氣讀完了你的小說《長河》，特別震撼，于是便托朋友輾轉聯系上了你。一個年輕的編輯迫切地想尋找一位創作活潑深刻、有異質感且處于上升勢頭的同代作家一起同行成長，這便是我們最初的相遇，我的“尋找”與你的“等待”，很幸運也很感慨?；蛘哒f，一位作家的脫穎而出，除了努力把作品寫好，也需要等待不斷被發現與認可的時機。換句話說，你在投稿方面歷來是怎么做的？

馬金蓮：呵呵，吳老師，我感覺你真正感興趣的不是我投稿方面的做法，而是那個“等”背后的內容。其實我自己也思考過這里面的問題。我覺得一個作者和一本刊物、一位編輯，這中間是有一種緣分在里面的，說得重一點，甚至算得上宿命的關系。比如我寫作這二十四年來吧，我和刊物的關系就是等，等來了機會，也等來了緣分。當年我剛學習寫作的時候，學校里有本叫作《春花》的?？?，我在上面發作品，發了兩年吧，我就在心里幻想登上校外的刊物。這時候老師建議我們給《三角洲》投稿，我投了之后，就在《三角洲》上發表了幾篇作品，其中還發了一個小專輯呢。接著我給我們的市級刊物《六盤山》投稿，那時候是用手寫在白紙上，然后裝進信封再投遞出去。而我認識《六盤山》比較早，小時候我父親閱讀的雜志中就有這本刊物，后來我上初三時我們寧夏作家郭文斌來我們學校做文學講座，當時我聽了講座，對這本刊物有了更清晰的認識。意外的是，我投出去的一首小詩被《六盤山》發表了，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吳佳燕：你跟《六盤山》的緣分很有意思，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你文學的起點，而多年以后你成為這本刊物的作者，現在又是它的編輯。

馬金蓮：是啊，每本地方性文學刊物都是作家成長的搖籃，尤其在你寫作剛起步的時候，給你的鼓勵和安慰無異于雪中送炭。2003年到2007年是我人生比較艱難的一段時間，當時我從師范學校畢業后沒有工作，在家里待業，心情比較郁悶，有一種與外界隔絕的感覺。那時候堅持閱讀和寫作就成為枯燥生活的最大慰藉。每年能投兩三次稿，還是手寫，裝進信封，跑到我們鄉的郵政代辦點，塞進郵箱，然后懷著無限的希望開始等待。

吳佳燕：你的等待是雙重的，既是工作上又是寫作上的蟄伏積蓄與伺機而動，那種內心的煎熬與焦慮可想而知。

馬金蓮：是這樣的吳老師，我當年念的是一所本地的中等師范學校，也就是中專。1999年我進校，2003年畢業，念了四年，四年后我用拿到的中專畢業證書已經找不到工作了。而我出生于一個很傳統的農村家庭，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都很保守，再加上那時候我們村還沒有女孩子外出打工，所以我在體制內找不到工作的話，也就沒有勇氣外出打工。于是我干脆背著鋪蓋卷回家了。

吳佳燕：中專在我的中學年代也很盛行。初中畢業后去讀中專成為大多數農村孩子的選擇（那時候考上省屬中專還是件很榮耀的事情），我的很多初中同學就是因此喪失了讀大學的機會。你等于是從農村出去上學，然后又回到農村待業，就像路遙《人生》里的高加林，在人生的大好年華，轉了一個圈又回來了。那時的你，對于農村是一種什么樣的感情？尤其是在寫作這一塊，你是怎么處理的？

馬金蓮：好吧，我理解你的意思是想問我曾經在農村生活，又吃過不少苦，然后后來拿起筆來寫農村，那我是怎么認識或者處理自己和農村之間的情感關系的，對吧？

其實，說起這個挺復雜的。對于農村，我更愿意說鄉村，放到寫作層面上的話，我更愿意把范圍拓展到鄉土。對于鄉土這個話題，我的態度很明確，也很堅定，那就是愛，我愛農村，愛鄉村，愛鄉土題材。作為一個在農村出生并長大的孩子，我對鄉村的感情是千金不換的，這一點毋庸置疑，只有鄉村長大的人才能深刻體會，事實上這種體會也是千金難買的。但是這里也有問題，那就是相對來說，鄉村生活總是免不了要吃苦。城市的完善的基礎設施和便捷的生活，是鄉村比不了的，尤其是那些地理位置偏遠、經濟條件艱苦的鄉村，在這種環境里成長的孩子，確實要比別人吃更多的苦，比如我自己。我七歲上學，每天要翻一座很大的山，自帶干糧吃，喝涼水，中午回不了家。四年級我開始住校，那時候真苦，大家住在一個舊教室里，夏天潮濕，冬季寒冷，一個很大的房間就生一個小火爐，洗臉刷牙用冷水，寒冬臘月的早晨刷牙嘴都凍得張不開，刷毛蹭在牙齒上的那種難受，我現在想起來都在心里抽搐。

考上初中后要去縣城住校，離家遠，我家里經濟困難，我只能一學期回一次家，一般是“十一”和“五一”放假的時候。別的同學都是一下班車稍微走點路就到家，或者家人開著拖拉機，騎著摩托車、自行車來接，像我這樣家在深山里的孩子，只能靠自己步行。我家到最近的鄉鎮是二十多里路，那路曲里拐彎的，翻山、過溝、爬坡，只能一步一步走。更糟糕的是，每次坐班車到鄉里后，天色已經不早了，接下來步行回家的過程里，我往往一個人，那是很孤單的。在翻過一座沒有人煙的大山的時候，我總擔心會遇上壞人啊野狗啊什么的，總是一路都在提心吊膽，這時候就覺得活著真苦，上學真苦，還曾一度有過放棄上學的念頭。當然，回到家后，在安全的環境里，我又會忘掉剛剛經歷的苦。鄉村生活讓我沒少吃苦，我有時候確實會抱怨鄉村，抱怨它的偏僻、落后、貧窮，甚至還有愚昧。鄉村就像我們的生身母親，我們也許會抱怨，但當我們從那些苦里頭跋涉出來以后，回頭去看的時候，又禁不住感謝和留戀。人就是這樣矛盾吧，有句老話說，兒不嫌母丑，聯想起來，鄉村就是我們這些人的母親，我又怎么能嫌棄自己的母親呢。這種情感真的是難以割舍的。

吳佳燕：那你比我上學那會兒要苦多了。作為一名生活在西海固地區的八○后，你的生活跟其他同齡人相比確實有太多的不一樣。但是對于農村孩子而言，最大的出路就是讀書，也會成為你寫作的積累和準備。就像我跟你講過的，你所承受的，終將以另外的方式回饋于你。

馬金蓮：我覺得鄉村生活經歷，給我的生命打下了一個最底層的原色。這層顏色的基調就是大地一般厚重，泥土一般樸實，敢愛敢恨，能吃苦，不抱怨。在文學的道路上，其實也有很多的苦，每當遇到難以逾越的坎，每當很累的時候，我生命基因中深埋的鄉土元素就會起作用，我就能咬著牙挺過來。然而，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象，即部分人在離鄉之后，反而對鄉村生活予以過分美化和頌揚，甚至包括對苦難的美化。這種做法令人反感。特別是對于從事寫作的人來說，如此描繪實則是在構建一個虛假的命題，規避鄉村現實的艱辛，違心地贊美苦難，這都是與事實不符的。

我覺得自己應該做的是，正視苦難，感謝鄉村的哺育，也確實懷念鄉村生活中的安閑、愜意、無拘無束，還有那種清苦對人內心的清洗和錘煉。更重要的是，做反思。為什么我們要經受那些苦難，怎么做才能讓后人避免吃我們吃過的苦、重復我們走過的苦難之路。生活應該是不斷向著好的方向發展，而不是我們走出來后，還繼續讓別人重復我們的苦。

吳佳燕：你說得太對了，包含著你對鄉土和人生的雙重經驗與認知。沒有人天生愿意吃苦，當人不得不去承受鄉村的種種苦難，是可能把人打敗也可能讓人磨煉成長的，但苦難絕不是用來歌頌和美化的。感恩哺育過自己的鄉土，但并不盲目地去贊美苦難，而是把它作為一種寫作資源去回望與審視，這就是你對于鄉土寫作的看法。

馬金蓮：對，我覺得可以這樣概括，深情地熱愛，冷靜地思考，挖掘最復雜最厚重的生命體驗，才是一個作家應該做的。

吳佳燕：你是那種對于寫作一直很熱愛、篤定、勤勉的人，下的是笨功夫，在一種持續緩慢的堅持之下的厚積薄發與突破改變，就像一直在拿慢火烤著自己?；仡^去看最初的那點星火，是什么樣的機緣讓你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

馬金蓮：為什么要選擇寫作，其實我也時常在問我自己，尤其是寫作辛苦的時候。自從堅持寫作以來，我發現我平時跟大家一樣上班、生活，但是幾乎沒什么節假日。我先后做過鄉村雇傭老師、正式老師、鄉鎮公務員、市級單位的辦公室科員、主任，一路走來，我每天跟大多數上班族一樣，也是早起晚睡，需要承擔工作和生活的壓力。那么閱讀和寫作的時間何來？其實都是擠出來的，這種擠是見縫插針式的，寫材料累了的時候，做家務的間隙，坐在車上的時候，都可能拿起隨身攜帶的書往下看。寫作原來用手寫，寫在教書用過的教案本的背面。這種教案本寫東西特有靈感，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種奇怪的感覺，反正面對那種微微泛黃的紙張的時候，我有種把最美的文字寫在上面的沖動。像早期的作品《長河》《尕師兄》《春風》《賽麥的院子》都是寫在這種教案本上的。這種大的教案本寫東西唯一的不足就是它體形大，不便攜帶，面對它寫作的時候，你得有個比較正式的心態，明確知道自己要寫作了，這就需要坐在桌子前面。還得有一定的時間保證，使用它們寫東西主要是我在鄉村做教師那幾年，那時候一有空就趴在宿舍窗內的桌上寫。有學生趴在窗口瞧，好奇地議論說馬老師怎么老寫教案？后來換了工作環境就不行了，教案本不便攜帶；到了市級單位以后，經常開會，有些會其實跟工作關系不大，于是我換成小開本的工作筆記寫，用這種本子寫有個好處，它小巧，隨時隨地可以寫，還可以夾在會議記錄當中攜帶，那幾年很多朋友都知道我開會在寫小說。

吳佳燕：你的這種狀態，讓我想到求知若渴、“書非借不能讀也”之類的描述，就是一個人越是資源匱乏或繁忙的時候，越是強烈地投身于其他事物。這種內驅的熱愛與行動力，讓人感佩。

馬金蓮：手寫作品的好處是能夠寫得從容，一邊慢慢構思一邊寫出來，不足之處是需要把手寫的文字再次輸入到電腦上變成電子版，這就有點麻煩，等于重復勞動。節省時間很重要，為了減少這種重復勞動，我改用電腦寫長篇和中篇，有些短篇用手機寫。尤其后者，可以直接在手機記事本中寫，寫完整理一下就好，可方便了，這種方式最大的好處是便捷，節省時間，隨時隨地，只要來了靈感，你就可以拿出手機寫。當然，寫作的辛苦是不言而喻的。平時見縫插針地抽時間看和寫，大部頭的作品還得用整塊的時間寫，這就要占用節假日。每當大一點的節假日來臨，別人休息，于寫作者來說卻是趕稿的黃金時間，熟悉的編輯也會提前吩咐：節后交稿??！那我就蓬頭垢面地埋頭忙活。讀者看到的是發表出來的成品，他們不知道一個作品從無到有的艱辛，說十月懷胎不算夸張。每次寫到艱辛處，寫到勞累時，我就會反省，既然如此艱辛，為什么還要堅持？

尤其這兩年，愛人看到我寫東西如此疲憊，就勸我停止寫作，說別把身體累垮了。他不知道的是，這對于我來說已經是停不下來的事，是終身所愛，是一種陪伴，更是寄托。如果說青年時拿起筆寫東西，是一種人生迷茫時的本能選擇，后來寫著寫著，寫作就成為我生活里一件難以割舍的事情。不看書就心慌，看書受到啟發就想寫，不寫出來心里難受。二十來歲時候的寫作，更多的是有一種表達的欲望，我在成長過程中目睹和接觸過很多的鄉親，我們村的、附近四面八方村莊的，大家有了紅白喜事都會走動，這為我接觸和認識社會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西海固這片土地上的鄉村女性們，上到白發老嫗，下到嬌弱女童，她們的人生故事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精彩，也各有各的艱難和不幸?？傊鄻?、精彩，令人難忘。當我寫作的時候，當我走出那個小村莊見識到外面的世界以后，我開始重新打量和思考她們的故事，寫作的愿望也就明晰起來。我所見識的西海固鄉村女性整體上呈現出一種中國傳統婦女的優良美德，勤快、善良、包容、隱忍，如果說男性是撐起生活的骨架，女性就是填充骨架的血肉，正是她們讓粗糙的生活變得飽滿、豐腴，有了溫度。她們的故事，有幸福也有哀愁，幸福深深打動我的心，哀愁令我柔腸百結，寫她們成為我一種表達的需要。不管生活怎么變化，她們身上折射的這種女性特有的美德和優點，我覺得都不會過時，都值得肯定和學習。這好像就是一座文學富礦，我寫了這么多年，她們的故事還沒有寫完，仍然有著值得挖掘的意義。

當然，寫作的視野范圍不能僅局限于女性。西海固這片土地上的人都值得書寫，男性身上那種負重、吃苦、實在、厚道、豪爽的氣概，也值得大書特書。

總之一句話，當年之所以走上文學創作這條路，并且一路堅持到今天，根源就在于我的鄉村生活經歷、我的鄉土情感，這片土地是這樣厚重，它無怨無悔地養育著我們，把最真的品質培植在我們的骨子里，這樣的土地，這樣的生活，除了用文學來講述和抒發，對于我來說還真沒有別的更好的方式。

在強大的生活面前，寫作者也是不自由的

吳佳燕：對于寫作者而言，寫作的來路與受到的文學教育，除了有學校的教育、他人的影響，更為持久和重要的是自我的文學教育。這種自我教育首先來自個人生活的經歷和教育，還有閱讀對寫作的打開和滋養。談談你在這方面的體會。

馬金蓮：當年我從師范學校畢業后回老家待業，正是人生苦悶的階段。那時候沒什么書，我就翻字典，一本《新華字典》被我翻來覆去地看，原來很緊致的薄薄一本，后來就增厚了。有人說讀書的最好效果就是從薄讀到厚，再從厚讀到薄，這個效果我沒達到，我只是讀厚了。其實這里頭有著一個鄉村待業女青年的無奈和寂寥，還有失意。字典看煩了，我就背誦古詩詞。我小叔叔在大學進修，背回來一些中文系的課本，《現代漢語言》啊，《外國文學史》啊，《古代漢語》啊。我最喜歡的是《古代文學》，里面有古詩詞，我選擇一些喜歡的背誦，像秦觀的《鵲橋仙·纖云弄巧》、岳飛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鳴》《滿江紅·寫懷》、姜夔的《揚州慢·淮左名都》、納蘭性德的《長相思·山一程》、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城子·密州出獵》《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李清照的《聲聲慢·尋尋覓覓》、陸游的《卜算子·詠梅》，都是這時候背會的。在背誦的過程里，我感受古詩詞的滋養，真是滿口生香，纏綿悱惻，好像眼前無奈的現實生活也有了希望?，F在回頭看，真是得感謝這些優秀的古代文學作品，大師們遺留的精神食糧，在我最失意的時候為我輸送了營養，給我最好的精神哺養。

吳佳燕：一個賦閑在家讀字典的女青年形象，跟那個在教案本后面寫小說的鄉村教師一樣，都加深著我對你的寫作成長之路的理解與共情。確實是很不容易，但幸運的是在人生的關鍵時期都有文學托底，在你失意的時候或者被生活碾壓得透不過氣的時候，是文學拉了你一把，與你惺惺相惜。曹雪芹在《紅樓夢》開篇說道：“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我知道一旦認定寫作這條路，就像上緊弦的鐘表或被拉滿的弓，是一個充滿各種艱辛和挑戰、唯有不斷發力前進的過程。在這二十多年的寫作歷程中，你一定也有很多酸甜苦辣和難忘的瞬間吧？

馬金蓮：有的，這種情況太多了。說起來真是一把辛酸淚啊，好像苦的方面更多一些，也有很多難忘的瞬間。

大概文學天然是站在弱者一邊的，我的文學作品里關注了很多弱者，基本上都是鄉村世界里的人和事。比如《春風》中的傻女，《蝴蝶瓦片》里的小刀，《伴暖》里鄉村最后的留守男女，《低處的父親》里的父親，《長河》里的母親等，我認為我們所看到和理解的世界當中，包括底層和弱者的普通群體，往往是大多數，他們才是組成生活的基本細胞，文學的關注點更應該在這一方面。因為文學就是人學，更應該關注的是人心、人性、情感等，這些更為柔軟和隱秘的角落。寫作，往往就是在人心的海洋里尋覓，別人看到的是表面的光芒與燦爛，我們觀察的是光背后的影，影遮蔽處的疼痛與苦難，我相信這是寫作的價值所在。在處理一些素材的時候，我其實比主人公更悲傷，因為我們得遵守生活的邏輯，就得違背情感的祈愿。比如在短篇《大拇指與小指尕》里頭，那對小男孩最后中蛇毒身亡，有讀者問我為什么要安排這樣悲慘的命運給他們？我只能告訴他，陳述是作者的自由，但人物命運的走向是生活本身決定的，再聰明的作家都不能違背這一邏輯，我們無法赤膊上陣去安排主人公的命運，在強大的生活本身面前，寫作者也是不自由的。

最近又有一個讀者問我，《人妻》里的臘東梅最后為什么要得絕癥？她活得那么努力那么辛苦，為什么不給她一個好點兒的命運？隔著手機屏幕我也能感受到讀者強烈的正義感，但是，我說臘東梅的命運不是我能扭轉的，她生存的環境、風氣、觀念等，都是造成她命運結局的因素，如果能扭轉，那么臘東梅就不是臘東梅，她可能是劉東梅，也可能是王東梅，反正不再是臘東梅。而如果成了別的什么東梅，那么《人妻》這個中篇小說也就沒有了存在的價值，恰恰是不能扭轉的這個悲劇命運，才成就了《人妻》這部作品。文藝作品對美有多種呈現方式，喜劇和悲劇是最基本的兩大類，《人妻》是典型的悲劇，就像魯迅先生說的“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讓你在痛苦中進行察覺和思考。一味提供愉悅的文學，其實是不負責任的文學，是需要警惕的，人類文明之所以前進不息，就是既有愉悅，更有疼痛，心的疼痛會引發反思，反思才能推動人文進步，所以我拒絕只是討巧的寫作，更愿意走入人心的深處，在黑暗中摸索和尋覓、共情和擁抱。

吳佳燕：我覺得你從個人的寫作經驗出發，把文學和弱者的關系、小說人物命運的內部邏輯和悲劇的力量都說得形象而透徹。在對作品一些具體的處理上，有沒有自己不滿意的或特別得意之處？

馬金蓮：不滿意肯定是有的。這個不滿意來自我自己，出于文學修養和水平的限制，讓我把一些原本應該更好的作品處理得不那么好。比如中篇小說《老人與窯》中老瘋子的結尾，其實寫到老瘋子之死，就可以收筆了，但我后面又做了一些交代，那時候我對于中篇的認識和把握還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總感覺有些線索需要交代明白。如今回頭看，這種狗尾續貂式的處理很笨拙，我想重新進行修改，又猶豫難定，最后決定包容自己在成長歷程中一個階段的幼稚和努力吧。還有長篇小說《馬蘭花開》中馬蘭的命運處理，馬蘭憑借自己的勤勞、聰慧、善良，在當今社會獲取一份不錯的生活、一個光明的未來，這是符合生活邏輯的，也是她該得到的。但是她經過一番痛苦的掙扎，從一個渴望外面世界的女孩到心甘情愿留在鄉村的小媳婦，這個過程里的心靈歷程的描摹，似乎是飽滿的，大量的生活細節足夠撐起它，但我總覺得最后有一點斧鑿的痕跡，這一點我到今天都不滿意。當然，我在充分反思后，也包容了它的缺陷。

等到了長篇小說《孤獨樹》中，這些問題就基本不存在了，因為我一路在要求自己成長。文學技巧的錘煉是痛苦的，也是艱難的，更是憑借著一種勤奮不息的本能，在摸索中前行。二十四年走過，我也積累了一些心得體會。記得處理《孤獨樹》結尾的時候，我十分糾結，無比痛苦。經過多年不懈的錘煉，我在處理素材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對生活內在邏輯的理解與尊重亦達到了更高境界。但是我再也不能像在《老人與窯》《馬蘭花開》中那樣，對文本的人物有稍微的同情而留下斧鑿的痕跡，我必須完全遵循文本自身的發展方向，在強大的生活邏輯面前，寫作者只是寫作者，只有描述權，沒有篡改權。敘述者不是萬能的，他深受生活本身的制約，因此，我只能無奈地看著農村留守老人帶著無盡的遺憾逐漸衰老，留守兒童在親情匱乏的環境中艱辛成長，鄉村農耕生活逐漸走向衰敗。這實則標志著一個時代的落幕，一段輝煌歷程的終結，更是幾代曾歷經鄉土生活的人們心中的創傷。我唯有極力克制自身的悲傷，力求以客觀冷靜的態度進行描繪。這個過程確實充滿著艱辛與痛苦，我深感寫作中的無奈。

當然，也有喜悅降臨的時刻。比如在一個短篇小說《碎媳婦》中，雪花生了女兒，做了母親，她面對自己生命創造出的小生命，那種喜悅和幸福是發自內心的，難以克制地流淌。這時候我也感同身受，覺得很幸福，心里充滿了母親般的甜蜜。我像雪花一樣也傻傻地笑著，這時候下筆很珍惜，一個字一個字地寫，沉浸在那種初為人母的喜悅當中。那種文字營造的氛圍好像能夠蔓延到現實生活中來，我當時寫得既順暢無比，又小心翼翼，真怕一不小心就會破壞了這種美好和溫馨。

寫作是把孤獨化作有溫度的文字

吳佳燕：一晃我們八○后這一代已經人到中年了，累積了豐富的人生經歷和生命體驗，比如上有老下有小的壓力，比如突然遭遇的生死變故。但是你給我的印象是，文與人都一直那么樸素而充滿活力。本色寫作，本色做人，不炫技弄巧，不張揚精明，反而可以在深厚的生活積累和質樸的生命經驗中抵達一種澄明與本真。在當下的文學現場，無論是我們所置身的高度技術化的時代，還是你作為一名創作穩健、不斷突破的作家，你的寫作都具有某種回歸的樣本意義，告訴我們還是那些人類最原始最普通最基本的情感在打動人，還是那些人類樸實共通的生命人性與情感命運更讓人產生共鳴。永遠如此，不分時間地域不分民族文化。質樸、真誠、悲憫，真正地回到初心，回到生命的源頭和文學的基本精神。因此這樣的作品可以在各種層次的受眾中找到最大的公約數。

你說你已經寫了二十四年了，寫作已經在你的生命中占據重要分量并成為一種生活方式。說說你對自己寫作這些年所取得的成績，或者做一個回顧性的總結吧。

馬金蓮：輕狂之心，人皆有之。請允許我在這稍稍地輕狂一下，將自己小小的成績列舉出來。我十八歲開始寫作，那時候是2000年，千禧之年，因為學校當時舉辦過一個盛大的篝火晚會，所以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到如今2024年，二十四個春秋就這么過去了?；仡欉^往，可以說，使我感到充實、未虛度光陰，且能助我清晰銘記逐年歷程的，莫過于書架上陳列的十九部著作。從2010年開始出第一本小說集《父親的雪》開始，到去年出版的小說集《愛情蓬勃如春》，算起來我這些年一共出版了十九部書。其中長篇小說四部，小說集十五部。另外小說集《長河》被翻譯成英文在英國出版，長篇小說《馬蘭花開》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出版，同一本書的不同文字版本，我沒有往總數里算。每當寫作累了的時候，翻找某一本書的時候，我會在書柜前駐足，打量自己的這些書，它們像我的孩子一樣讓我心安。它們中的每一個篇章、每一段文字，甚至每一寸肌理、每一縷氣息，我都那么熟悉。無數個白天和夜晚，數不清的瞬間，我糾結在文字中，和故事、人物、細節、語言打交道，我打磨它們，它們消耗我的時間和心力，真是個雙向奔赴的過程。這個過程里的累、苦、難，自己都清楚，當然也有表達后的舒暢，抒發后的欣慰，更有收獲后的喜悅。這十九部作品，其中《父親的雪》和《碎媳婦》有兩個單篇是重復的，《難腸》《長河》也有一篇重復。除此之外，再沒有重復出版的，都是由最新發表的單篇集結起來的合本或者長篇直接出版。

少年子弟江湖老，有時候看著它們，我也會有一種歲月倏忽、年華不再的傷感。文學的江湖，很大，也很小，對于我這樣長期生活在群山包圍中的西海固，堅守純文學、鄉土題材、用傳統手法寫作的個體來說，有時候確實很孤獨，也很迷茫，尤其是寫作遇到卡殼的地方，就像籠子里的困獸一樣，原地打轉，左右奔突，尋找出口，渴望超越。最是人間留不住，朱顏辭鏡花辭樹。每當對鏡自照的時候，發現日夜趕稿的自己鬢邊又添了白發，便有一種獨愴而涕下的悲涼，這種感覺沒法訴說，也沒有人可以傾聽。說到底，寫作是孤獨的，就是堅守孤獨、度過孤獨，像吃飯喝水一樣，把無數孤獨的瞬間一一消化掉，才能化作最有溫度和美感的文字，溫暖自己，也帶給別人閱讀的享受。

說到這里我想說一聲謝謝。在這些年的成長路上，我不是一個人孤軍奮戰，遇到了很多的關注和幫助，包括組織的、個人的、長輩的、同行的，方方面面難以計數。當年我在春花文學社做社員的時候，文學社的輔導老師馬正虎就注意到我，從此我幸運地進入馬老師的培養視野，他不斷地鞭策、鼓勵和關心著我們，每次參加文學社的活動都那么令人喜悅，倍感鼓舞。對于十八九歲的青年人來說，長輩的鼓勵真的無比重要，像指路明燈一樣，照亮了前方的路。后來我待業在家，《六盤山》編輯李方給我編發了小專輯，那算是我作為一個新人作者在《六盤山》的正式亮相，對于苦悶迷茫中的我來說，真是帶來了極大的鼓勵。西吉文聯、宣傳部的人先后關注到我，當時宣傳部有個內部小報紙《今日西吉》，我的好幾篇豆腐塊就在上頭刊登，這也是一種很不錯的鼓勵。后來固原市文聯、宣傳部開始關注我。尤其2007年我在丈夫教書的學校做聘用老師時，寧夏作協的人找到了我，是余光慧主席帶著閆宏偉秘書長，詢問了我的創作和生活現狀，不久就帶我外出參加寧夏作協和江蘇作協的交流活動，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寧夏。記得在南方的碧水青山之間行走的那種新穎的感受，像奢華的夢一樣深深銘刻在我心頭，就算后來我走遍祖國大江南北甚至走出國門，都比不上第一次南下給我的印象深刻。再后來寧夏以外的刊物、評論家等，也都先后關注我，像《回族文學》《民族文學》《長江文藝》《北京文學》《十月》《花城》等，都向我伸出橄欖枝。尤其是《小說選刊》和《小說月報》這兩本選刊，它們不斷地選載我的中短篇小說，給了我極大的鼓勵。白燁、孟繁華、賀紹俊、王干、劉大先、白草、郎偉等評論家，先后關注我的成長，從文學批評、推介方面給予我莫大的助推。

一條路走得順不順，就看你遇到了什么樣的良師益友。很幸運，我一路都能遇到貴人，他們或者當頭棒喝，或者春風化雨，或者循循善誘，或者指點迷津，用前輩、長者、老師、朋友的方式幫助我，讓我一路走得不算太辛苦。每當想起他們，我的心里充滿感激，告訴自己不要懈怠，繼續埋頭努力，寫好作品的同時，也把這種情懷傳遞出去。要關注本土青年文學人才的發現、挖掘和培養，尤其是做了《六盤山》刊物的編輯以后，讓我想起當年李方老師幫助我的情景，我便要求自己不存私心，心胸開闊，眼界長遠，用李老師發現、重視我的方式，發現、培養每一個本土文學新人，耐下性子，一個字一個字幫他們修改，反復溝通，苦苦講解，直到將自然來稿打磨成可以登上刊物的水準。這幾年我很欣慰地看到，本土作家木沙、薛玉玉、馬駿等人正在走出固原，走向寧夏，甚至走向全國。

鄉村巨變呼喚更具分量的經典作品

吳佳燕：我最喜歡的是你對往昔西海固鄉村風土人情的描繪，那構成了你創作的源泉與精神根基。身為一位堅守鄉土題材的八○后作家，當前的鄉村歷經巨變，正面臨城鄉一體化、移民搬遷、鄉村振興等諸多時代挑戰，既有機遇亦不乏挑戰。你怎么看當下的鄉土題材創作？或者說，對于你的鄉土寫作未來走向有何打算？

馬金蓮：說實話這方面我還沒有做過系統的了解，更談不上掌握，我一直在埋頭寫自己的東西，這種半封閉狀態讓我和外界交流不多。但是，對于自己一直堅持的鄉土寫作方向，我有過思考，也有擔憂?，F當代文學史上關于鄉土寫作，從大的范圍來說，出過一大批經典作品，像《故鄉》《呼蘭河傳》《生死場》《八月的鄉村》《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創業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再到當代的一些代表性作家，像梁曉聲、賈平凹、莫言、張煒、阿來等等，到了七○后八○后這里，我覺得關于故鄉的概念，或者說他們的文學地標，不再那么明確。當然，以一個地方為出發點反復寫作的，也大有人在，像堅持寫阿勒泰的李娟，寫北京的石一楓，寫芳村的付秀瑩，我自己也反復寫扇子灣，但我覺得當代作家目前還沒有奉獻出高峰級別的作品。而整個鄉村世界乃至鄉土文明在經受時代變遷的考驗之下，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過程是城市化的推進，是鄉村人文形態、傳統農業文明形態的一個衰落和更迭。這里有幾代人觀念的變遷，更有深層次的斷裂和重組，那么該如何嬗變和接續，是遺落、湮滅還是保留和傳承？應該有更具分量的經典作品來完成這一使命。作為八○后作家中的一分子，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志向朝著這個方面去努力，這也是八○后作家義不容辭的責任。

吳佳燕：其實對于鄉村人心在時代變遷中的變化，你是有思考的，比如《低處的父親》《母親和她的第一個連手》等作品對于西海固遷移者命運的關注，就體現了你把握新的鄉村現實的雄心。而你的小說集《愛情蓬勃如春》里的諸多篇章，又開啟了你城市文學寫作的新維度。你一直在有意識地進行自我突破與拓展，也是你的寫作充滿活力和變數的原因。對于以后的寫作，有什么長遠一點的打算或者規劃？

馬金蓮：目前是每年堅持中短篇小說的創作和發表，大概四五篇吧，也就是十來萬字的量，這個屬于常態的計劃，像工作計劃一樣。同時我會看準一個方面去為長篇小說做素材準備，這包括確立整體方向、編寫大綱、進行專題采訪、篩選素材，以及后續的創作和修改，直至最終發表和出版。

像之前的長篇小說《馬蘭花開》《孤獨樹》，現在正在修改的《骨肉》，都是這樣做的?！豆侨狻返臏蕚浜筒稍L先后大概花了有四五年時間。大題材、大部頭就得這樣，急不得，急也沒用，該消耗的時間和精力你得用足，慢工出細活，它不是急功近利能夠解決的。這個過程其實很有意思，對作家來說，真正的享受其實也就在這個過程當中，尤其當你一個字一個字展現出你內心構想的那個世界和那些人物的時候，你就像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帶給人物新生命一樣，那種喜悅和豐足感，是難以形容的。后面我還會繼續以中短篇創作為主，另外會策劃新的長篇小說的取材和方向。再往長遠考慮的話，可能會在固原本土歷史和回族民族歷史方面有所努力。

吳佳燕：想起我們第一次見面，2018年8月21日在銀川，寧夏作協給你開魯迅文學獎獲獎座談會，我們一見如故。你的樸實、親和、謙遜、熱情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后來在朋友圈曬我們的合照，配了一句：終于見上面了，祝你的文學與人生之路更加寬闊、美好。十年之后，我對你初心不改、祝福依舊，加油吧親愛的小伙伴！

責任編輯去影寧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