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獄執法證據管理的模式建構

陳 波（四川省監獄管理局副局長）

屈直俊 何俊芳（四川省監獄管理局）

刑事執行作為監獄刑事司法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職能，是認識監獄各類問題的邏輯起點。監獄執法既要防止法外恣意妄為，又要防止管理風險肆意蔓延，梳理行刑活動中的證據管理問題并將之凝練為體系化的制度成果，規范建構監獄證據管理模式，以證據管理的求實要求努力實現客觀真實，以證據管理的實證效用降低執法風險，已成為監獄執法管理與風險治理繞不開的現實法治課題。

一、檢視與界定：監獄執法證據管理的實證考察

（一）涉訴型案件催生證據管理適用

1994年《監獄法》《國家賠償法》相繼頒布實施以來，監獄法治進程加快，也賦予監獄越來越重的舉證責任和證明責任，正確適用證據規則成為監獄的法定義務。尤其在國家賠償案件、獄內又犯罪案件、減刑假釋提請案件、暫予監外執行決定案件四種刑事司法活動中，證據適用責任與要求也越來越高。此外，監獄作為訴訟參與人仍要在涉案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中提出相關證據材料，對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和理由予以回應，從而有利于通過法律方式定分止爭，化解矛盾，促進和諧。

（二）非訟型應對擴大證據管理范疇

監獄面臨的大量糾紛并不總是通過訴訟予以解決，從S省監獄系統歷年信訪數據可見，過去5年，刑滿釋放人員及家屬信訪占比分別達到每年信 訪 總量 的45.8%、45.06%、30.54%、40.37%、58.26%，呈現出總量大、占比高的特點，信訪案件辦理和信訪矛盾化解等監獄非訟糾紛應對的客觀現實迫切需要監獄合理利用證據化解矛盾糾紛，維護監獄和社會大局穩定。證據運用向非訟領域拓展，達到用證據說服人的目的，必然要求監獄依靠一套符合法律規定的證據管理使用規則，保證證據來源的合法性、證據管理的規范性，方能提升證據使用的可信度，降低有關各方的證據質疑。

（三）非緊急運用突破證據管理定位

監獄執法證據管理與訴訟活動的證據保全具有不同特點，證據保全往往基于證據具有毀損滅失風險或者今后難以取得的“緊急形態”的存在，而監獄執法活動所收集固定的證據并非遭遇緊急性風險，無論適應減刑、假釋實質化審理需要證明罪犯“確有悔改表現”或“不致再危害社會”的證據管理運用，還是監獄矛盾糾紛化解等非訟活動的證據管理運用，均不具有此種所謂“緊急形態”存在，證據材料來源或為日常監管改造罪犯所生成的視頻資料、執法文書等證據，或為提取罪犯檔案中文書材料所生成的書證等證據，是一種常態性的工作收集。顯然監獄執法證據管理的“非緊急形態”突破了訟爭中證據滅失損毀的“緊急型風險”定位。規范監獄常態化收集、提取、固定、保管、使用證據的過程和行為，較之司法中的證據保全顯然涵蓋面更廣、范圍更大、任務更重。

二、審問與反思：監獄執法證據管理的矛盾困境

（一）能動與被動：執法與證據分離困境

1.證據意識之困?！白C據意識，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和交往中對證據作用和價值的一種覺醒和知曉的心理狀態，是人們在面對糾紛或處理爭議時重視證據并自覺運用的心理覺悟?！雹偻醺辏骸墩搨刹槿藛T證據意識的培養和提高》，《人民檢察》，2007年第14期。監獄執法證據管理在意識層面存在三個方面問題：一是證據管理主體意識不強。在S省監獄系統民警隨機問卷調查中，有70.67%的民警“不清楚”證據收集內容及標準，以至不少監獄民警作為證據管理的主體意識不強，主動收集管理證據行為養成不夠。二是證據管理程序意識缺失。監獄進行證據管理應受程序正當原則調控，但監獄執法證據管理一般均以單純服務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刑事司法活動為目的，沒有或缺失依法依程序管理使用證據的意識，各地各監獄的自行其是易致監獄在訴訟或非訟活動中處于無證據可用或者有證據難用的被動局面。三是證據管理目的指向模糊。從S省情況來看，不少監獄在證據管理運用上處于“問題指向哪里，民警才往哪里收集證據”的被動應對局面，證據管理使用的目的指向模糊不清，“臨時抱佛腳”似的證據運用，造成監獄舉證困難、證明不力，加大監獄責任風險，損害監獄執法形象。

2.證據認識之困?！耙允聦崬楦鶕?，以法律為準繩”是以證據為中心的訴訟基本原則，要求對證據的收集、保存、運用及其價值等具有清晰認識。梳理監獄刑事司法活動，證據管理在認識層面存在三個方面不足。一是證據管理的不確定認識。從訴訟角度上看，證據保全以當事人提起訴求為前提，監獄執法并不必然產生訴訟活動，證據管理具有不確定的屬性特征，從而模糊了證據管理的風險防護功能，不少監獄單邊強調執法的重要性，忽視證據管理的重要性。二是證據管理的不規范認識。證據管理涉及系列操作手段與方式，應按照一定的標準流程進行。調查發現，監獄執法證據資料中存在詢問筆錄單警制作、罪犯自書材料缺失本人簽字捺印等程序不規范的情形，究其根源在于民警缺乏證據規范意識，缺乏程序和形式要件的證據要么成為非法證據，要么缺失證據效力。三是證據管理的不清晰認識。由于證據管理增加了民警執法過程中的附隨義務，民警容易消極應對，有的思想抵觸，有的敷衍塞責，嚴重影響證據的正常形成，讓證據管理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3.證據知識之困。由于監獄民警證據知識不足，無標準隨意收集、無意識凌亂保管等現象的大量存在，危及證據的合法性、完整性。一是民警隊伍整體專業知識偏少。監獄法律類專業人才數量遠遠達不到工作需求，特別是具有高端專業能力的法律專才顯著缺乏，法律專業隊伍與監獄法治需求明顯不匹配，多數民警缺乏做好證據管理的專業素養和能力。二是民警隊伍整體實務能力偏低。民警普遍難以做到證據管理專業知識與實踐經驗的必要結合和融會貫通，實務能力不能滿足證據管理工作需要。三是職能機構業務指引偏向。由于缺乏專門證據管理部門，執法證據管理分散在各個部門，“各人自掃門前雪”的證據管理，破壞證據管理的整體性、完整性， 形成不同職能“自說自話”證據片段，根本達不到證明目的，甚至成為訟爭或矛盾糾紛的催化劑。

（二）訴訟與非訟：應對與適用擴大困境

1.訴訟應對型證據管理。監獄執法證據管理，是一種對監獄可能涉及訴訟的執法行為的預先活動，是基于訴訟舉證目的展開的證據的收集、分析和應用等系列活動。實踐中廣泛存在涉訴被動舉證等問題，使得訴權不能規范展開。一是執法內容模糊性問題?！氨O管執法標準子體系是整個監獄管理標準體系的業務核心，包括刑罰執行、獄政管理、獄內偵查、教育改造、生活衛生、勞動改造等六個部分”②四川省監獄管理局課題組：《監獄執法管理標準化存在的問題及改進措施》，《四川依法治省年度報告（202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5月第1版，第118頁。，該六大部分涉訟事項并無明確的清單，涉訟內容的模糊性致使證據管理向執法過程移動失去具體目標和方向。二是舉證主體模糊性問題。刑事執行產生的訴訟，訴爭對象多是民警執法行為及其正當性，若以“誰執法誰舉證”轉化為監獄執法證據管理的原則，可能產生“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尷尬問題，但如果將作為執法主體的民警排除在舉證規則之外，又會導致民警證據管理不作為，是由執法主體進行舉證，還是其他主體舉證存在疑惑。三是應對指引模糊性問題。以訴訟為中心的證據保全活動，要求訴訟參與人按照審判指引參與即可，但監獄在證據管理事項上卻未建立規范指引，如廣泛需要的證據保管問題，則涉及保管主體，歸檔管理、使用提取等系列問題均無法可依、無章可循。

2.非訟應付型證據管理。大量非訟方式在監獄客觀存在，要求監獄運用證據還“廬山真面目”。監獄借鑒證據保全規則拓展證據管理適用范圍，旨在建立監獄法律風險“防火墻”，理論層面的探討雖有，卻未能從制度層面構建有效的標準規范。一是存在簡單套用訴訟模式問題。訴訟模式的證據保全按法院審判指引進行，有明確的系列法律制度規范。但監獄證據管理是一種基于預判基于經驗而開展的前瞻性工作，其規范具有內部性特征，簡單復制借鑒證據保全相關法律制度顯然不具可行性。二是存在排斥救濟問題。監獄存在大量運用非訟方式處理矛盾糾紛的客觀現實，由于獄囚及警囚關系的特殊性，監獄及民警對涉及利他的證據存在心理排斥和行為拒斥，難以全面客觀收集、管理、使用證據，需要強制性、權威性制度對此予以預防和克服。

3.貫標應景型證據管理。雖然訴訟與非訟證據管理機制是基于不同法理邏輯的兩套模式，但在用專業方法收集固定證據上具有一致性。監獄通過標準體系規范監獄執法工作，從制度層面構建起法律風險防范體系，在執行層面卻存在畸輕畸重問題，重視并關注執法及風險防范，但對可能從執法中滋生訴訪糾紛的問題還不夠重視，更遑論建立證據管理規則體系。唯有建立基于風險防范和訴爭糾紛應對的證據管理規則，方能更好地指引民警依法履行執法職責，應對訴爭糾紛，用客觀真實證據下的雄辯事實定分止爭，用事實正義維護法律正義。

（三）獨立與整合：證據體系建構困境

1.建構理念層面統分之爭。與法院審判圍繞證據展開的運行邏輯不同，刑罰執行是監獄的核心職能，監獄承擔的證據管理義務具有特定的目的和相應的特點。其規則體系建構是“另起爐灶”還是融入監獄工作標準體系，在思想層面還存在爭議?！傲砥馉t灶”的贊同論認為獨立的制度體系更加清晰明確地向人們傳導出證據管理的原則、方法、流程，缺點在于建制體量大，耗時費力；而反對“另起爐灶”的聲音則在于無須專門編制規程，在現有制度體系內加入證據管理內容即可，缺點在于內容可能碎片化。二者優劣需以價值判斷為指引，立足實際情況作出合理選擇。

2.制度內容層面含混不清?！侗O獄法》并未在立法層面對監獄證據管理提供相關法律保障。證據管理作為監獄主動作為的自主選擇，各地尤其不同監獄做法不一，對證據管理規范水平不同，還存在重書證材料而不重音視頻證據、重事后取證而不重事中固定證據等不良現象，迫切需要具有統一性、完整性、規范性、效力性的規則體系對證據的內容、形式和收集、固定、保管、使用及其方法手段作出全面規制，更好克服證據管理使用中的無序甚至違法問題。

3.實踐操作層面應用不力。證據管理應具有客觀性、科學性和合法性，然而探索性的證據管理及其制度還難當此任。S省調查表明，僅有57.96%的監獄有刑事執行證據管理工作規定，各監獄對于證據分類、收集情形、收集標準、管理使用等方面規定也大相徑庭，制約證據管理功能充分發揮。還有少數監獄在證據管理實踐中憑經驗、靠習慣。經驗性甚至隨意性證據管理工作，肯定難以保證執法證據合法性和證據鏈條完整性，其自然不可能達到充分證明甚至還原執法事實的證據證明目的。

三、融貫與發展：監獄執法證據管理的系統建構

“系統是系統科學的核心概念，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聯系而構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的整體?！雹壑茉?、徐繼紅：《再談邏輯起點的確定》，《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4期。系統建構執法證據管理的標準體系、運行體系、保障體系，才能使證據管理貫穿刑事執行全過程，才能讓證據管理成為監獄促進法治正義、預防法治風險的法治“利器”。

（一）嵌入執法標準的一體化構思

無論訴訟模式還是非訟模式的證據管理，無不在于還原事實基礎上的正義追求。監獄執法關涉行刑正義，其證據管理應超越證據保全視角，適應監獄刑罰執行的運行軌跡與運行邏輯，在現有制度體系框架下構建一體化證據管理模式。

所謂一體化證據管理模式，即將證據管理的理念貫穿現有執法標準體系中，融入證據管理內容，嵌入規范工作要求，使證據管理煥發出全新制度生機活力。

執法證據管理嵌入執法標準，并不是要將證據管理職能依附于執法標準中，而是推動將證據管理的過程融入執法工作中，以執法的流程性強調證據形成的實質性，實質化推動監獄執法證據管理落地落實?？蓮娜齻€方面實現執法標準與證據管理規范的融合貫通。一是職能嵌入，既可將證據管理的概念總括性代入執法標準中，也可在職能部門職責中強化描述，通過理念式的概括性綜合，實現證據管理理念深入民警內心。二是內容嵌入，梳理刑罰執行、獄政管理、獄內偵查、教育改造等監獄執法標準，審視每一項具體執法標準，厘清可能產生的矛盾糾紛、爭議事項，在爭議點上代入證據管理具體內容。三是環節嵌入，梳理執法標準流程，對每一執法流程從環節上找到嵌入證據管理的節點，實現執法過程與證據管理的有效融通。

（二）融貫執法全程的制度化設計

嵌入執法標準中的一體化模式落地需要從制度機制著手探索更為細致的標準規范、規制要求，方能形成邏輯嚴密、布局合理、操作順暢的制度體系。

1.范疇厘定：明晰實體性制度的適用場域。所謂實體性制度，即將執法中所指涉的可能產生訴爭（包括訟爭）的事項作為證據管理的重點，框定證據管理的實質內容、實體要求。根據實踐工作需要，在證據管理實施層面擬定相關操作手冊、指導手冊、工作實務規范等操作性、指導性制度規范，集中在五個方面健全制度建構：

一是刑罰執行中的證據管理。全面梳理罪犯入監、常押、出監等不同行刑階段的證據管理節點重點，建立證據管理制度。特別是要主動適應《關于加強減刑、假釋實質化審理的意見》中關于“堅持嚴格審查證據材料”的實質化審理的基本要求，用嚴格的制度引導民警主動收集、固定證明罪犯是否符合減、假條件的證據，如計分考核材料、履行財產刑的證明材料等。同時有利于在服刑罪犯及至刑釋人員就減、假、暫提出質疑時，依法依事實予以明晰且具說服力的回應。

二是獄政管理中的證據管理。獄政管理中的執法事項包括會見管理、通信管理、計分考核、獎懲管理、警戒具使用、死亡處理等內容，是證據管理的重點事項。獄政管理是體現刑罰“剝奪性痛苦”的主要刑事執法領域，其對強制、威懾、監控、約束等手段的運用涉及對罪犯自由的限制甚至全面剝奪，及至對罪犯身體直接管控，其是否依法適用極易引起相對人質疑和訴爭，引發的國家賠償之訴也為數不少。監獄前瞻性地對有關風險作出預判，前瞻性地作出制度安排，實時收集保存相關證據，才能有效應對訴爭、化解訴爭。

三是教育改造中的證據管理。罪犯教育改造具有強制性特征，如果罪犯拒絕接受教育改造，民警可以依法對違規罪犯進行處理，雖然這種處理一定形式上已轉化為獄政管理，但仍需要監獄提供證據既證明監獄已做到“先禮后兵”，又證明相關強制手段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此外，教育改造的效果評估更需要大量運用證據，此種評估結果還可能成為罪犯是否符合減、假、暫條件的證據，也會成為屬地對刑釋人員進行回歸幫教安置的參考依據，相關證據管理顯然不容忽視。

四是勞動改造中的證據管理。罪犯勞動改造情況是減、假案件審理中證據審查的重要內容，而勞動改造則是監獄與服刑人員及其親屬產生訟爭的高風險場域。罪犯工傷工亡處理引起的訴爭則是其中的重中之中和難中之難，需要監獄以證人證言、送醫情況證明、救治情況證明等證據對事發當時情況予以還原，因此勞動改造過程中的證據收集、固定和保存等工作也需相關制度予以規制，包括罪犯的從屬性義務也需具體制度予以明確。

五是生活衛生中的證據管理。這也是監獄產生訴爭較多的領域，涉及罪犯疾病治療、罪犯因病死亡處理等，執法管理的法定性和醫療救治的專業性交織，舉證責任大，證明要求高。尤其大量的國家賠償之訴和信訪訴求處理即是如此。對于生活衛生中的證據管理，因為涉及人的生命健康權保障問題，更需要在平時就做好證據收集保管工作，如罪犯的入監體檢登記表，表上項目應完整準確記載。罪犯平時的就醫記錄，如門診記錄、入院出院證明、服藥情況記錄等文字資料及搶救記錄等音視頻資料等，越充分越完整，才越可能反映事情原貌。離開嚴密、科學的證據管理規制，相關訟爭極難做到“以事實為依據”。

2.規范運行：明晰程序性制度的流程環節。即以監獄執法為依托，以實體性制度為基礎，由此形成的證據收集、固定、保管、使用等的合理次序及方式方法。

一是證據的收集。首先是規范收集原則，確立“嚴格依法、及時準確、客觀全面、科學細致”等原則，用以指導證據收集；其次是規范收集主體，日常執法中執法民警作為收集主體，案事件應對處置則可以由專門機構派出專業人員作為收集主體，也包括規定收集的人數限制等；最后是規范收集的方法，如詢問當事人、證明人，勘查審驗現場，提取視聽資料，比對信息，鑒定結果等，針對不同的證據類型確定不同的收集方法。

二是證據的保管。證據保管是證據管理的重要環節，需要確立保管的物質載體，可以設立證據保護中心進行專門保管，也可以納入罪犯檔案中心一并管理。在進行保管前，做好證據甄別，對收集到的證據先期進行評價，確定其能夠證明的有關事實，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處理，若可能滅失，則可采取記錄、拍照、復制、錄像等措施固定后予以保管；證據管理中心應對紙質材料按照檔案管理的要求進行歸檔保存，對音視頻資料建立檢索目錄保存在專門數據平臺內，并配備磁盤等落實對證據的電子化保存，建立相應臺賬，確保證據收集完整、證據保管安全、證據適用可靠。

三是證據的運用。一旦監獄發生涉法涉訴案件，則及時向保管中心提取證據，及時向有關部門提交，涉訴類證據成卷后交政策法規部門聯動公職律師、法律顧問進行合法性審查，同時注意復刻副本，以備不時之需。各監獄可依據監獄執法證據管理實踐需要，制定有關監獄執法證據管理的細則、規定等實務操作層面的規范性文件，科學劃分證據類型，規定權責范圍，讓執法證據管理工作規范、專業、安全、可靠。

3.基本保障。證據管理既需要專業機構，也需要專業人員，還需要專業技術，才能最大限度提升證據管理效能。

一是強化組織保障。刑事訴訟法中對公安機關偵查過程中掌握的證據種類、證據收集標準等實體和程序要求都有明確規定。監獄應設立監獄執法證據管理中心作為專業機構和獨立內設機構，負責所有涉及監獄執法相關證據的收集、審核、歸檔、管理，以確保收集的證據材料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保障證據合法性。還可賦予該機構基于證據事實之上的執法工作回溯檢索、風險警示、規范評估等附屬職能，倒逼監獄執法標準化。

二是強化專業保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實施，基于證據管理的需要，應從專業化角度，加強監獄民警證據意識教育，培訓民警在詢問筆錄的制作、電子證據數據的制作和收集、證人證言材料收集等實操層面的技能，提高民警形成、收集、保管、運用證據的各項能力，促使民警成為監獄執法證據的專業收集者、管理者、使用者，讓證據管理助力執法公正，促進行刑正義。

三是強化智慧保障。在證據管理中心平臺的運行基礎上，可利用信息化技術手段，對證據管理中心數據進行梳理、提煉、分類、研判，為獄情預警、獄情研判和罪犯分流、重點罪犯監管及安全風險管控提供強大數據支持，為與公安機關等政法部門實現信息對接提供平臺支撐，讓智慧監獄功能向更加寬廣領域延伸。

（三）正視非訟紛爭的功能化拓展

監獄面對非訟糾紛，需要充分運用證據解決問題、化解矛盾。從非訟案件增多、依法分類處理涉法涉訴訴求大量增加的實情出發，監獄刑事執法證據管理要向前向后拓展延伸，建構起多元耦合、協同銜接的證據管理體系。一方面，監獄應暢通與其他刑事司法部門間的溝通渠道，主動對接證據審查標準，檢視證據管理工作實效，提升證據管理合法性和適用性。同時加快實現潛在證據和法定證據信息化、數據化，提升證據管理的專業性與科學性，更好適應非訟紛爭需要。另一方面，更要積極依靠證據管理強化矛盾源頭治理，借助糾紛處理的多元協同機制，圍繞產生糾紛的核心問題與焦點爭議，充分運用證據化解矛盾糾紛，防止證據運用不當造成的越級上訪、纏訪鬧訪等風險隱患。特別要在公證、仲裁、調解、復議等非訴活動中，積極充分運用證據，為糾紛解決提供證據支持，最大限度防范和化解非訟紛爭，維護社會大局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