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類的語境生成性

摘? 要：英國文類理論家福勒批判借鑒德里達的反文類觀、赫施的闡釋學及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論，對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文類本質論與文類界限論傳統予以重構。其認為文類的本質不在于分類而在于交往，文類的生成不取決于特征決定而取決于要素相似，文類的界限應改寫為文類的中間狀態，文類的秩序形同有機體的動態生長。福勒提出一種具有語境生成性的文類理解，這一理解值得現代文類理論借鑒反思。

關鍵詞：福勒；文類本質論；文類界限論；語境生成；家族相似

阿拉斯泰爾·福勒（Alastair Fowler）是當代英國著名的文學批評家、文學史家與文類理論家。在國際學界，福勒以對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文學研究和反傳統的文類理論而聞名。福勒的文類思想集中在1982年的《文學的類別》（Kinds of Literature）和多篇文類論文中。他在其中對亞里士多德以降的文類本質論與文類界限論予以重構，并提出文類交往論、模態論等一系列新型范疇，在國際學界前沿尤其美國新實證主義文學研究界激發廣泛討論，甚至被有的學者譽為“當代文類理論最優秀的部分”[1]。相比同時代的結構主義文類學與馬克思主義文類學，國內學界對福勒文類理論關注甚微。作為“與托多羅夫、詹姆遜、巴赫金同道的回應后現代沖擊的現代主義文類理論家”[2]107-108，福勒文類思想有待深入探討。

一、反文類思潮下的文類本質論重構

福勒的文類理論被視作耶魯學派解構批評與新古典主義保守語文學的中間物。在《文學的類別》出版前后，以德里達為首的解構主義在反對哲學同一性的同時，在文學界促發了一股“反文類”的思潮。德里達認為，文學類別的底層邏輯就是“普遍性”，這種將文本劃屬到某種類別的“文類的律法”（law of genre）充滿悖論。事實上并不存在任何必然本質確保單一文本就是類的部分，文本作為絕對的差異事件不僅根本地逃避分類，也不可能進行分類。文類概念充滿了強制性暴力，“當限制被建立起來后，規范與禁令就會接踵而至”[3]221。據此，后現代批評家紐曼（Charles Newman）指出：“反文類是我們時代的主導計劃，就像曾經的雅言一樣，循規蹈矩的文類已被視作敵人?！盵4]激進的“文類消解論”挑戰了文學分類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使文類研究陷入危機。面對此情形，福勒既看到反文類的合理內涵，又對其矯枉過正保持清醒。他認為這種觀念出現的根源在于人們一直對文類概念持以錯誤的理解，文類研究不可偏廢，但有必要對文類本質予以修正。

福勒指出，德里達認定文類不可避免地成為對具體文本的“玷污”，“如此一類問題惟當文類被視為‘分類的時候才會浮現”[5]156。而事實上，“文類通常被視為分類的手段是嚴重的謬誤”[6]37。將文類視為分類機制的觀念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它在新古典主義中得以發揚，在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論中占據核心地位，又在芝加哥學派中得到更為學理化的闡釋。文類作為分類的局限在于類本質的獨斷性和約束性，它認定特定文類的產生具有一種本質基礎，這種本質基礎常是機械決定論。例如亞里士多德根據三種基礎再現模式導出戲劇、敘事、抒情三種類別，弗萊以四季意象來定義四種文學類型，芝加哥學派的修辭一元論等，都是借助一到兩種決定性因素劃分特定文類。然而在福勒看來，促使一種文類產生的元素是多元而不可窮盡的，元素之間不以整合的方式直接導向文類，“文類似乎拒絕被任一‘共性所劃分出來”[6]239。特定指標并不能描述偉大作品的所有特征，無法保證一部作品不可以同時吻合兩種文類特征，也無法斷定某些作品就與屬類特征完全對應。

然而，反對文類作為分類機制并不意味著取消文類概念。萊納（Laurence Lerner）指出，福勒對文類概念的期待不在于它如何去區分作品，而是主體“使用文類概念時的行動意圖和執行標準”[7]。在福勒看來，“直至今日，人們一旦提到文類的‘規則，首先想到的卻是某些武斷的禁令，而非交流的符碼”[6]26。類概念不是抽象結構，而是文學創造者和接受者形成認知意義的中介與橋梁。作家在創作、讀者在閱讀、批評家在評估作品時，總是從既有的知識結構與意義視野出發進入感性實踐，文類恰恰是構建這種即時意義結構的助推器。取消文類的危害不僅會使意義秩序變得混亂，還削弱了文學共同體中良性交流的可能性。福勒藉此提出“復興文類研究”的構想：“許多優秀的批評家認為文學已經遠離了文類，但這最多只能算是一種寬泛的構想。本書的主旨試圖表明，文學雖然遠離了舊有的文類，但文學除非不再是文學，否則它不可能完全脫離文類?！盵6]278這種重新建構的文類觀拒絕分類系統，主張“文類是作者用于寫作，讀者與批評家用于閱讀與闡釋的一個交流系統”[6]256。文類是在特定語境下生產認知意義的“工具”，是“弱理性的”而非“強理性的”。福勒的主張掀起了“文類交往論”的先潮。美國文論家科恩（Ralph Cohen）隨即回應：“文類是作家、觀眾與批評家為滿足交流與審美意圖而構建的歷史性假設?！盵2]92

從交往有效性出發，福勒反駁德里達對“文類的律法”的質疑。他指出，解構主義的“延異”概念一方面混淆了“定義”與“交流”的含義，一方面夸大了存在于“交流”中的符碼的效力。文類結構的生成不取決于本質主義的定義，而是文學交流與使用中的弱共識。這種共識不如德里達想象的那般具有威權性，其準則是在差異對話與矛盾協商中確定下來的，是在主體間性的前提下共享的。福勒在《文學的類別》中拋出著名的“鴿舍-鴿子”譬喻：“與其說文類像一間鴿舍（pigeonhole），不如把它看作是一只鴿子（pigeon），文類理論有著與分類不一樣的功用，它關涉到交流與闡釋?！盵6]37傳統的文類分類觀是“鴿舍”式的囚籠，它笨拙地約束自由性和偶然性極高的文學創造。而福勒式的文類觀則是可以隨處飛動的鴿子，它沒有固定的定義，是在不同語境下為文學主體構建認知結構的那種動力本身。

福勒坦誠其文類交往論深受赫施闡釋學的影響。赫施不滿于伽達默爾闡釋學夸大意義不確定性的路徑，認為闡釋學要對“本文含義”與“理解意義”進行區分。本文的符號規則立足于語言交流系統的約定準則，它是闡釋具有有效性的基礎，組織這種有效性規則的穩定結構就是“類型”?！邦愋汀弊鳛榻涣鞯臉蛄菏购x個別性與解釋社會性聯系起來，而文學接受者“通過把文本歸類于某個特定的類型，他也就自然地確定了一個寬泛的含義視界”[8]。福勒認為，赫施的闡釋學類型為激活一種“內在文類”（intrinsic genre）提供可能。所謂“內在文類”，指的就是主體在認知符號文本時所依據的某些起點性依據，這種依據是由認知環境、文化傳統、俗成的語言用法乃至某些先天無意識所隱性促發的，它保證了文學交流的有效性。不過在福勒處，赫施對有效性類型的闡釋仍然過于抽象，是從本質范疇對類型所給出的定義?！坝行浴辈粦獜恼軐W層面“從上至下”進行猜想，而是在文本實踐中“自下而上”形成權宜性歸納。以家族相似論為據，他從文學屬性自發的聚合、變形與運動中對文類的生成予以了更具體的描述。

二、家族相似論與文類的弱界限性

福勒認為文類是特定語境下的意義生產工具，具有高度易變性和流動性，建構其系統和劃定其界限都是不可能的。文類界限論總是把文類比作“篩子”，抹除了文學的非常規變化，在實踐中總是無法解釋例外。如莎士比亞的《冬天的故事》就無法將其劃入喜劇、悲喜劇、傳奇劇中的任意一種。界限論立足于實證主義無法一勞永逸地解釋現象，必須從根本上抑制界限的觀念，對文類生成邏輯進行范式轉換。

福勒承認，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論也許“給予了文類批評最大的希望”[6]42。維特根斯坦指出，日常生活中的語言游戲并不是在限制性的邏輯構式中運作的，而是在關聯性的“家族相似”中發生意義：“家族成員之間的各式各樣的相似性就是這樣盤根錯節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顏色、步態、脾性，等等，等等?！乙f：各種‘游戲構成了一個家族?！盵9]福勒認為文類正是這樣的弱聚合性家族結構，它的生成邏輯建立于不同文學作品根據特征相似性而產生的天然關聯，這與其說是“文類”倒不如說是“文類性”。文類作為“家族相似”的產物具有三方面的特性。首先，家族相似的結果不是強決定性的，這種關系所立足的規則“并沒有那么嚴格，也沒有很強的示范性”，由此形成的家族不過是某種暫時聚合的“群組”（groupings）[6]42。其次，家族成員相似性的產生不以一種或多種特征的經驗主義式堆疊而決定，而是在多種特征的交融中產生復合相似，具有協同性和交互性，無法被程式演繹。最后，文類家族的存在如同某種有特定輻射范圍的磁場，但磁場之間卻充滿了疊合與交叉，一部作品同時隸屬于多個家族是常見的情況。文類家族的邊界與其說是模糊的，不如說是無法想象的。在不同聚合力組成的復雜星叢中，邊界讓位給了眾多的“中間地帶”。

弱聚合性與非邊界性是新型文類研究需要的理論，但維特根斯坦的理論是語言哲學層面的構想，還需一定改造。福勒堅信文學研究不可簡化為語言研究的標準，文學固然離不開語言，但如形式主義那樣將文學絕對實證化為語言結構卻是無法接受的。紀實主義作品的語言大量改換也不損其意，貝克特的《無聲表演》則完全沒有語言?！霸捳Z是語言的秩序不假，但文學卻是作品的秩序?！盵6]5文學作品總是以區別于日常語言的組織方式去結構語言，這種組織方式具有文學自律性，不僅包含符號內容也包含意識內容。因此，文類家族的聚合方式并不依據“語言特征”的相似，而是“文學特征”的相似?！拔膶W特征”的圖景是雜駁的，不可能在數量上窮盡，但卻可以構想出“文類特征庫”（generic repertoire）的存在，作為相似性發生的備選指標源。所謂“文類特征庫”指的就是“使交流變得簡潔而可供理解的語言信號源或編碼系統”[5]158，其“劃定一個整全的范圍，其中陳列著構成某種文類內部家族相似性的‘潛在要素”[6]55。在《文學的類別》中，福勒試驗性地將亞里士多德以降所有的“前文類屬性”（pregeneric）統統劃入特征庫中，歸納出文類特征庫的15種核心要素：

（一）再現方式。包括敘事、戲劇、漫談、抒情、說教等；（二）外部結構。如新古典悲劇的五幕結構、簡史詩與圣經史詩的四部、六部、七部之分；（三）音律。如指示喜劇的五音步、指示農事詩的六音步；（四）篇幅。如短篇幅可指示歌謠、頌、諷刺短詩，中篇幅可指示牧歌、童話、散文，長篇幅可指示史詩、傳奇、小說；（五）敏感的文類標示。有些無法定義的技法可以直接成為文類家族的聚合力本身，如流浪體之所以在敘事小說行列中具有標出性，就在于頻繁場景轉換這一技巧的運用；（六）話題。包括戰爭、愛情、死亡等；（七）價值觀。特定時代的文化價值取向通常成為某些文類的標出性元素，如中世紀傳奇中的騎士精神、北歐傳奇中的基督教精神、某些牧歌中的伊壁鳩魯式哲學觀等；（八）情緒。如激昂、平和、沉郁等；（九）語境。如阿提卡悲劇離不開“節日”，婚宴喜歌則離不開婚慶晚宴，許多婚宴喜歌的第二部都需新娘現場發揮；（十）口吻。如長輩式的訓誡、秘密的告白等；（十一）環境。如田園之于田園詩、城市之于城市小說等；（十二）人物。如流浪體小說常有瘦削的主人公，寫實小說常有粗獷的主人公等；（十三）情節。如纏繞疊積的情節通常會指示傳奇，而非連續性的情節則促發了馬賽克小說；（十四）修辭風格。如都鐸王朝的愛情挽歌常用“煙霧彌漫”（smoggy）來修飾探析，而“甜蜜的”（sweet）這種詞匯常出現于愛情短詩和十四行詩中；（十五）讀者任務。部分文類的生成基于文本向讀者提供的任務，如偵探小說召喚讀者去解謎。

類似分子的聚合運動，文學作品之間正是基于上述要素的親緣性而自發地聚集成各種群組。誠然，文類特征庫中具有某些主導特定文類形成的質素，譬如敏感指示物、專門的話題、固定的場合，福勒也不避諱“文類標志”（generic indicator）的存在，然而并不能認為文類特征庫的要素運作就是文類決定論的復刻。首先，任何主導要素都要與其他要素協同復合，才能形成某個文類家族的相似結構。其次，要素組織與文類的關系既不是絕對客觀的，也不存在必然公式，它是文學主體在使用實踐中的產物，具有靈活性、能動性和實用性。在《文類理論的未來》中，福勒就創作者層面補充了“構建型式”（constructional types）的概念?！皹嫿ㄐ褪健敝傅氖亲髡咴趧撟髦胁捎梦念愄卣鲙煲夭⒆园l地、無意識地組織起來的松散結構，也就是常說的“腹稿”：“一部作品與歷史中的文類也許只有松散的關聯，但它至少會精確地采用一種構建型式，以作為文學而被接受?！盵3]298“構建型式”鮮明標識了文類特征庫的運作方式，很有可能成為未來文類理論的新陣地。

福勒對文類界限論的重構同時包括歷時維度。由于文類特征庫在歷史發展中總是產生組合、聚集、尺寸變化、功能變化、逆向表達，這使得文類家族不僅聚合力強弱不定，且多有合并、分裂與解散的情形。在歷時變化中，福勒尤為看重家族之間的交融互滲。他獨創地提出“模態化文類”的新樣態，認為有些文類如挽歌、寓言已隨時代的消逝而廢棄，但卻可以轉化為“模態”繼續發揮作用?！拔念悺迸c“模態”的區別是名詞與形容詞的區別。以“挽歌”為例，它可以轉化為一種“挽歌式”的情態實體，如幽靈般附著于其他存活的文類中，造成新文類的誕生，如菲爾丁以流浪小說式、英雄式、浪漫史詩式多模態促使散文體傳奇產生變形，產生《湯姆·瓊斯》這類全景式小說；斯科特以浪漫模態和歷史模態改造鄉土小說，促成歷史小說《韋弗利》。模態與文類的結合不是單純的“文類融合”，以“諷刺短詩模態化”為例，我們所看到的并不是某部作品中作為“內部包含”而出現的諷刺短詩，而是“這些作品具有諷刺短詩的格調與氛圍”[6]200。作為更為靈活而松散的準文類概念，模態促生了文類史各式各樣的復雜變形，使文類與文類的中間地帶更加不可捉摸。

三、福勒文類理論重構的啟示與局限

福勒的文類理論可概括為一種“語境生成式文類觀”。在《文類理論的未來》中，他明確將生物學中有機體的生長過程類比于文類的發展，將文類視作“有機能量”（organic energy）[3]301。有機能量的運作一方面伸縮自由而變化無窮，一方面又依據微弱規律性，展現差異性與普遍性、變動性與確定性、例外性與常規性的統一。這種重構的文類觀對當下文類研究的啟示，體現于幾種辯證思維當中。

從文類的形成來看，具有中心性與協同性的辯證。福勒認同反文類者的部分質疑，批判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文類理論總是將特定文類視為基礎本質的決定產物，是對復雜文學實踐的粗暴規制。但他卻并不主張顛覆類屬性的存在合法性，也不認同文本意義的絕對無序和文學實踐的相對主義。福勒指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文類已經過時，但是文類群組又永遠存在著不斷修正的必要?！盵6]36類概念的出現既不是一元決定論與必然因果論，而是語言交往體系中多元因素協同作用的產物。類概念沒有必然本質而總有松散聚合，聚合的趨向是必然的，但聚合的方式卻是靈活的。

從文類的關系來看，具有系統論與動態論的辯證。福勒認為文類的關系存在不可想象的互滲、疊合、交錯，文類關系是絕對動態的，“正如有機生物的發展變異是不可預測的，文學的發展也是不可預測”[3]301。他特別強調，從歷史主義看待文類關系的動態變化必須要提防線性進化的“文類達爾文主義”，因為動態變化同時具有突變或倒退。任何將從理性主義與數學主義的立場出發對文類動態性予以秩序化處理都將失敗，但是這并不代表取消系統論是合法的。文類系統至少保證了文學交流的實用效果，但系統不是表格也不是圖示，更不是包羅萬有的“拓撲圖”或“全息圖”，而是特定實踐下的即時建構，具有策略性的成分。

從文類的使用來看，具有確定性和語境性的辯證。福勒遵循赫施對闡釋有效性的定義，認為文類就是文學交流有效性的保障之一，文類的構成立足于約定俗成和無意識建構的文學傳統，它為文學觀點的相互理解與溝通搭建了界面，因此文類多少具有確定性成分。但是文類確定性不是本質主義的確定性，而是語言交往的穩定性，因此文類的規定特質不存在于超驗構想中，而偶發于各種語境之中。福勒指出，文類有效性不是可以描述的終極內核，而是批評闡釋的效果序列，它如層層包裹的洋蔥片，在不規則的疊合穿插中體現自身，如此“批評家在有機語境中工作，在語境中學術重構與闡釋批評一次次地相互補充”[6]268。

不過，由于福勒文類理論過于強調形態的生成、觀念的折衷，不可避免地具有如下理論局限。首先是定義的詩性主義。福勒的文類觀雖然規避了本質論、靜態論和絕對論的弊病，但諸多范疇都落入不可言喻的陷阱。如家族相似的生成邏輯是文類特征庫要素的自然類聚，但“相似”的限度卻無法描述。何種數量、何種方式、何種強度下要素之間才是相似，難以說明。正如斯威爾斯（John Swales）指出，照相似至上論的邏輯，文學世界中的任何兩部作品都會具有相似性，“家族相似論可以讓一物相似于其他任意一物”[10]。

其次是理論的理想主義。福勒的文類理論在張揚文學復雜性上頗多貢獻，但同時也流于純粹的構想，造成理論與實踐的斷節。在具體批評中有時很難將高度中間化的狀態予以呈現，為符合批評規范與讀者期待，多數研究者依然會選擇性地認為《羅密歐與朱麗葉》是悲劇、《海底兩萬里》是科幻小說，而非對這些作品的“類性”予以辯證但含混的說明。從交流的效率而言，命名式的、確定式的文類概念反而更實用。這一矛盾也暴露于福勒自身的文學批評中，在評價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時，福勒仍會使用“某作品是某文類”的句式定義作品與文類的關系，將文類視為可感的實體范疇，而非生成性的群組。

最后是視野上的文學自律主義和英國文學本位觀。福勒并非沒有注意到人類意識、社會環境對文類的促生性，但對文學性特征的強調揭示出他對文學內部研究的偏倚。他認為在文類研究中追溯人類學起源固然不錯，但后者只是要素序列的一種，“在文學中不擁有特殊的地位”[6]150-151。這是漠視文學為社會實踐性產物的文學孤立論。同時，福勒過低估計了不同時空范疇下文類生成邏輯的差異，這不僅在于文類特征庫需要補充地域、性別、媒介等質素，而在于在不同文化傳統中，文類特征庫的核心要素群有可能重新洗牌。以中國文類為例，宗法經書（如論說宗于《周易》、詔策宗于《尚書》）、朝代特征（如唐詩、宋詩與“唐面宋骨”之分）、作家稟性（如才人詩、學人詩、詩人詩之分）等要素不僅在西方文學中難以找到完全同等物，且很可能在特征庫中占據更重要的位置，福勒的構想并不普適于任何文學傳統。當然，上述批評并不能否認福勒對文類理論史的觀念變革與方法啟示，如何在吸收福勒的基礎上推動文類理論史發展是更值得思考的方向。就如福勒所言：“未來的理論家們會繼續重寫文類的歷史，提供與新的接受標準、審美愉悅與精神深度相協調的新文類世系?！盵3]303

四、結語

福勒文類理論調和了結構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提出語境生成式的文類范疇，在西方文類史上具有過渡性意義。這對現代文類理論摒棄獨斷思維，對我國文類研究重新思考文類本質、文類界限、文類效用皆具啟發。當然，對文類本質與文類界限的重構僅是福勒理論的一隅，福勒對于文類系統、文類標簽、文類等級、文類替代等問題的諸種闡釋，仍待進一步探討研究。

參考文獻：

[1]Smith，Daniel and Kostopoulos，Zachary.Biography，History and the Genre of Luke-Acts[J].New Testament Studies，2017（3）：390-410.

[2]Cohen，Ralph.Genre Theory and Historical Change[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2017.

[3]Cohen，Ralph，ed.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C].New York：Routledge，1989.

[4]Newman，Charles.The Post-Modern Aura： The Act of Fiction in an Age of Inflation[M].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5：88.

[5]Cohen，Ralph，eds.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C]. London：Taylor & Francis Group，1993.

[6]Fowler，Alastair.Kinds of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2.

[7]Lerner，Laurence.Review on Kinds of Literature：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J].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1984（4）：888-890.

[8]赫施.闡釋的有效性[M].王才勇，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1： 255.

[9]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M].陳嘉映，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49.

[10]Swales，John.Genre Analysis：English in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51.

作者簡介：劉頌揚，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文藝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藝理論與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