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發展之路的變遷 *

趙進東 方朝暉,2※

（1.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內分泌科，安徽 合肥 230031；2.安徽省中醫藥科學院糖尿病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8）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約有5000年的歷史脈絡。如果把浩瀚的歷史比作一條長河，那么中醫藥就是一艘為人類健康保駕護航、永不停息的船［1］。中華文化獨樹一幟，中醫藥是中華文化的優秀代表，有著數千年的悠久歷史，底蘊深厚，具有獨特的理論體系，是中華民族的瑰寶［2］。如今，中醫藥遇到千載難逢的佳境，國內外學者、專家、患者高度關注，中醫同道大談中醫的傳承創新?；厥走^去，了解中醫在不同時期的發展，將更加有利于把握中醫發展的重要機遇期，促進中醫藥在繼承中高質量創新發展［3］。

1 遠古至秦漢時期

遠古時期是中醫藥經驗積累的初步階段，對于醫療技術及疾病只有極其膚淺的認識，但先民以蓬勃而又頑強的生命力，遵循中醫藥的發展規律，理論與臨床實踐相結合，且不斷繼承精華、創新發展，形成了豐富的經典理論、得到了確切的臨床效果，對維系人類健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火的發明與應用，讓先民可以防寒取暖，將生食改為熟食，改善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有利于促進防病、治病。

夏、商、周時期進一步發展了經濟和文化，其中醫藥衛生也取得了進步，這與農業的發展，天文、歷算的進步密不可分。比如認識到疾病的發生與季節、氣候等有關；再如一些食物也可以作為藥物，蘊含了藥食同源的思想。然由于此期是醫巫不分的蒙昧時代，人們一旦患了疾病，往往求助于“巫人”，通過祈禱、祝由、施法等改善疾病及預后，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不可取的，但其中的精華部分在現代的中醫診療中也有繼續應用［4，5］。隨著時代的進步，人們逐漸對“巫人”產生懷疑，更多尋求醫生來防治疾病。然而醫生與患者之間自古就存在和諧與不和諧的關系。當病情調治不佳，會加速二者間矛盾的激化［6］。

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呈現諸子蜂起、百家爭鳴、著書立說的文化繁榮景象，這種空前活躍的文化領域，對中醫學獨特理論體系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7］。秦國已開設了專門的宮廷醫療機構及設“太醫令”官職，并有專職的醫生。醫者借鑒道家對于世界本原和生命起始的認識，將哲學的氣、陰陽、五行學說滲透到醫學之中，又隨著社會的進步促使了醫巫分化，結合長期的醫療實踐所總結的醫藥知識，加之《黃帝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神農本草經》《五十二病方》等的問世，構筑起中醫理、法、方、藥為一體的理論框架。同時，醫家不僅善于理論指導實踐，又在實踐中進一步完善了理論，這均為中醫理論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8］。

2 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醫學理論水平不斷創新，防病治病能力不斷提高，促進了中醫學理論與診療的進步。但由于長期的戰亂，這一時期的文化格局相當復雜，影響了區域間醫學的協同快速發展，出版的專著多體現個人的臨證思維及診療特色。另因玄學的興起，服食、房中、行氣導引等方法對中醫養生學術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9］。然藥石所傷而致疾病者，成為此時期發病的一個特有病因。又因“文籍焚靡，千不遺一”的社會環境，導致了解這一時期的醫學發展情況比較困難。

這一時期留存下來比較公認的一些專著，為《脈經》《針灸甲乙經》《肘后備急方》《劉涓子鬼遺方》《小品方》等。其中《脈經》為第一部系統、全面地論述脈學的專著，深刻認識到脈診在疾病診治中的重要性及復雜性?；矢χk的《針灸甲乙經》是最早的針灸學專著，在統一針灸經絡穴位的基礎上，詳盡論述了針灸的臨床適應證、操作方法及禁忌證等。葛洪的《肘后備急方》是臨床第一部記載各種急性病癥的急救手冊，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用于抗瘧就是受本書青蒿不用煎煮，絞汁使用的啟迪。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戰亂刺激醫學在某些學科上的發展，為隋唐時期中醫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3 隋唐至五代時期

隋唐至五代時期，隨著政治、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我國進入到一個全面繁榮的新階段。人們思想解放，堅定文化自信，呈現著百花齊放的新局面，推動了博大精深的中醫理論體系的發展。同時，隋唐五代時期印刷術的發明及多民族的交流，促進了中醫學向國外的傳播，對促進世界醫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且積極的貢獻。

隋代楊上善編撰的《黃帝內經太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全文分類編次和注解《黃帝內經》的作品。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是最早論述各科疾病的中醫病因、病機、證候的專著，大大發展了中醫病因學說理論。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是一部百科全書，集前人醫方之大成，極力主張預防疾病，并提出大醫精誠的為醫之道［10］，此外，他還創制了我國最早的彩色針灸經絡圖。甄權著述的《明堂人形圖》以及政府編修的《明堂針灸圖》，均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展示了經絡［11］。王冰完成了《素問》的整理和注釋工作，編著《次注黃帝內經素問》，使《素問》的奧義深入淺出、易于理解［12］。王燾所撰寫的《外臺秘要》是一部醫方巨著，開創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分科的基本格局。

4 宋金元時期

宋朝是中醫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高潮階段，建樹頗多，影響深遠，這與該時期的皇帝都崇拜醫學密切相關。宋太祖趙匡胤修訂了宋代笫一部藥典——《開寶新詳定本草》，還開皇帝為醫書寫序之先河。宋太宗趙光義下詔，命王懷隱等人編著了《太平圣惠方》。宋仁宗趙禎命翰醫官王惟一編修《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并鑄造針灸銅人，用于訓練醫生研習針灸之道。宋徽宗趙佶設醫藥管理部門，并命人編著《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和劑局方》《圣濟總錄》，其中以《圣濟總錄》為代表，體現了中醫外科的基本框架結構［13］。著名政治家范仲淹提出“不為良相，當為良醫”，正所謂“儒之門戶分于宋”，促使大量儒醫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原有醫學人員的結構，從而提升了醫學隊伍的總體素質。

金元時期，烽煙四起，疫病蔓延，哀鴻遍野。統治階級積極倡導運氣學說，而從精神上麻痹人民。但有一些醫者仍愿為解患者之疾苦而奮斗，批判地利用運氣學說探索發病規律，堅持辨證施治，堅守必須解決臨床問題；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對中醫理論和實踐各有創新，深入研究醫學，突破了墨守仲景成規的保守風氣，及當時朝廷要求使用偏燥熱之劑的《和劑局方》。尤以尊稱為金元四大家的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為代表，形成了劉完素主張火熱論、張從正主張攻邪論、李杲力倡脾胃論、朱震亨力倡相火論的優勢特色，從不同角度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理論，療效亦非常顯著［14］。其中劉完素主張“養生之道，正則和平，變則失?！钡酿B生觀點。醫者各立學說，自成一家，正所謂“醫之門戶分于金元”，推動了中醫學術的繁榮［15］。

5 明清時期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后期，通過提倡程朱理學加強了思想束縛。有志之士則棄士為醫或轉儒從醫，促進了中醫理論全面發展，如中醫藏象學說中的“命門”就是在這一階段提出來的。汪機編著的《外科理例》是中醫著名的外科著作，創新性地提出“外科必本于內，知乎內以求乎外”，很好地體現了中醫的整體觀［16］。陳實功所著《外科正宗》對外科學術思想的形成影響深遠，倡導內外兼治。命門學說的倡導醫家孫一奎重視辨證論治，源于其認為“凡證不拘大小輕重，俱有寒、熱、虛、實、表、里、氣、血”，故治法不可執一而無權變。張景岳提出“陽非有余，真陰不足”，善溫補腎陽、滋養腎陰。趙獻可認為命門為人身之大主，五臟六腑之所以能發揮正常作用，依賴于命門之火。吳又可認為瘟疫病的病因為戾氣，構建了新的病原學說，建立了溫病理論。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打破了自《神農本草經》以來的上、中、下三品分類法，創立了按藥物自然屬性分類的綱目體系，為藥物學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這一時期，辨證論治已成為醫家普遍遵循的一個原則［17］。隨著與各國交流通路的形成，中醫藥對外交流達到了巔峰，對中醫藥體系的構建有一定的影響［18］。

清代時期的中醫進一步發展，乾隆年間，編撰了大型醫學叢書《醫宗金鑒》，被作為醫學教育的教科書，對培養專業醫生發揮了積極作用［19］。后期統治者拒絕科學，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在醫學工作中，他們推崇脫離實際的繁瑣考據，因循守舊、缺乏創新，遵經泥古、以經解經，而不注重臨床療效。尤其是鴉片戰爭慘敗后，中醫藥受到嚴重摧殘。醫療要發展，就必須要沖破阻礙，擺脫理論與實踐思想的禁錮和束縛。有一批醫家不畏險阻，勇攀醫學之峰，尤其是在溫病方面，各家學派發展到了鼎盛時期，諸如葉天士創溫熱病的衛氣營血辨證理論，薛雪創溫病的濕熱病因理論，吳鞠通創立溫熱病的三焦辨證理論，使溫熱理論進一步走向系統與完善，使外感急性熱病得到了很好的診治。清代王清任嘗云“著書不明臟腑，豈非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盲子夜行”，故精心觀察人體之解剖結構，糾正了前人在解剖方面的某些錯誤，并發展了瘀血致病理論，留下了“血府逐瘀湯”“補陽還五湯”等經典方劑，醫者隨證加減，用之于臨床諸疾有良好效果。這就是在同故步自封、一味崇古遵經的思想做斗爭，而尋求有所創新、有所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