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探析

張 倩

（河北大學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鎮市是中國古代鄉村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種特殊市場類型，主要在縣城與鄉村之間承擔著商品集聚和物資中轉作用，由中國古代鄉村中最初承擔商品交易功能的集市、虛市、店、虛、場、圩等草市發展而來，但在功能、形態、規模、布局和人口結構上又有別于草市，是介于鄉村草市與縣城市場之間的商品交易中心。鎮市發展是唐宋時期中國古代鄉村經濟商品化過程中出現的重要現象，尤其是在宋代，隨著土地和賦役政策的改變、國家財政稅收政策的調整、鄉村經濟商品化趨勢的加速、農村產業結構的升級、鄉村民眾逐利求富社會心態的強化等原因，鎮市在全國各地普遍出現，并引起了學界的重視。目前，學界對宋代鎮市的稱謂并不一致，有學者稱之為“鎮”或“市鎮”，如陳國燦在《宋代兩浙路的市鎮與農村市場》一文中便稱其為“市鎮”①陳國燦：《宋代兩浙路的市鎮與農村市場》，《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另外，也有學者稱之為“鎮市”。1987 年，韓國磐先生在為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一書做序時講道：“草市發展到宋朝，形成許多鎮，即草市鎮，或略去草市而逕稱某某鎮、某某鎮市，其數量之多，遠遠超過前代?！雹诟底谖模骸端未菔墟傃芯俊ば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頁?！版偸小币辉~在該書中最早使用。整體來看，學界在研究該問題時，結合了宋代鎮市發展的實際情形，側重于從鎮市的功能來進行研究，所以稱其為“鎮市”③本文之所以采用“鎮市”一詞，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將鎮市與后世作為一級行政建制“鎮”作一區別。后世一級行政建制的“鎮”雖與鎮市存在著歷史關聯，卻在功能上各有側重。宋代鎮市主要承擔商品交易功能，行政職能基本限于市場管理和稅收等，而后世的“鎮”則不然，其雖承擔商品交易職能，但行政功能更為凸顯。較為合適。因而，本文使用“鎮市”一詞開展相關研究。

目前，學界對宋代鎮市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如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鎮研究》④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一書便屬于這一領域的研究力作，其他諸如陳國燦的《宋代兩浙路的市鎮與農村市場》⑤陳國燦：《宋代兩浙路的市鎮與農村市場》，《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張熙惟的《宋元山東市鎮經濟初探》①張熙惟：《宋元山東市鎮經濟初探》，《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姚培鋒、金毅的《試論宋代浙東沿海市鎮的海外貿易及其影響》②姚培鋒，金毅：《試論宋代浙東沿海市鎮的海外貿易及其影響》，《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等文章，均為較具代表性的論著。對于宋代四川的鎮市問題，蘇永霞、趙偉等人在其研究中有所涉及。整體來看，學界宋代鎮市研究主要集中于商品經濟更為發達的東南區域，尤其是以兩浙為主的江南地區，對于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問題，雖有所涉及，但既有研究仍主要集中在現象描述層面，如對其數量、形態和分布等問題的研究，而對于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的原因及其歷史影響的探討，仍不夠全面深入。宋代四川地區的鄉村經濟發展水平雖不若以江浙為主的江南地區，但其鎮市發展的絕對數量卻在其之上，這可謂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經濟現象。分析宋代四川地區鎮市普遍發展的深層歷史動因，總結其對后世四川區域經濟地理格局和城鎮化進程的影響，有助于推進學界對宋代鎮市相關問題的研究，也能夠為優化當今的區域城鎮化進程提供借鑒。

一、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的基本情況

四川地區在古今對比研究中是一個比較寬泛的地理空間，而宋代的四川地區則更加模糊，為明確界定本文的空間范圍，應當結合宋政府在四川地區的行政區劃，對宋代四川地區的范圍進行大致明確的歷史地理界定。本文所謂四川地區，主要是指宋代四川盆地所屬諸路。據《宋史·地理志》載，宋代四川盆地主要分屬于成都府路、潼川府路③潼川府路，也稱梓州路。咸平四年（1001），北宋政府分峽路為益州和梓州二路。乾道六年（1170），南宋政府將梓州路更名為潼川府路，轄地包括今四川東部、重慶西部及云南北部部分地區。（乾道六年即公元1170年前稱梓州路）、夔州路和利州路。因而，本文所謂四川地區，主要是指該四路所轄地域范圍，在地形上屬于四川盆地。

宋代四川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比較特殊。它是我國古代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時期，并由此引發了傳統經濟格局的重大轉變，其經濟重心從北方黃河流域南移到江浙一帶，已是學界研究的基本定論。在宋代全國的經濟格局中，四川地區所處的地位在宏觀上決定了其鎮市發展的數量、密度和水平。顯然，宋代四川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雖比不上以江浙為核心的江南地區，但其鄉村經濟及其商品化程度，于全國來說也并不落后，當然其內部發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存在的。這從宋神宗年間全國各地主要賦稅也即兩稅和商稅數目中便可窺其一二。宋神宗年間四川成都路兩稅約為926732 貫，商稅約為362907 貫；梓州路（即南宋的潼川府路，北宋時稱梓州路）兩稅約為834187 貫，商稅約為174177 貫；利州路兩稅約為665306 貫，商稅約為181696 貫；夔州路兩稅約為141182貫，商稅約為115488貫④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25-326頁。。從宋神宗年間四川地區兩稅和商稅的絕對數值來看，成都府路的兩稅和商稅規模大于利州路和夔州路的總和。由此可以看出，成都府路所屬成都平原一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尚可，能處于全國的“一般地區”水平，利州路和夔州路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則相對低些。

宋代四川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為其鎮市發展提供了宏觀經濟基礎。目前，見諸史籍記載的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數量非常多，為研究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現象奠定了史料基礎?，F依據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一書中對宋代成都府路、潼川府路⑤因傅宗文對于宋代草市鎮名錄的統計截至于南宋，故此處將梓州路稱為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四路“草市鎮”的統計，并結合《宋史》《宋會要輯稿》《元豐九域志》《宋元方志叢刊》等史籍記載，同時結合宋代的方志、筆記小說、詩歌、碑刻、墓志銘和考古資料等文獻資料，對宋代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所屬的四川地區鎮市名目進行考察并統計。其結果顯示，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數量非常多，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四路共計接近800 個。從四路內部數量來看，潼川府路數量最多，超過370個；成都府路數量位排第二，超過180個；利州路位列第三，超過130個；夔州路最少，數量不足100個。從宋代四川地區所屬四路各府州軍監來看，潼川府路所屬合州鎮市數量最多，有近50 個；夔州路所屬之達州次之，鎮市數量為37 個；利州路中，鎮市數量最多的府縣為蓬州，數量為32 個。此外，鎮市數量超過20 個的府州軍監還有潼川府路之遂州31 個、果州35 個、資州27 個、普州35 個、昌州38 個、渠州41 個和廣安軍31 個；成都府路之成都府22 個、綿州27 個；利州路之閬州28 個、劍州20 個；夔州路所屬之渝州29 個①傅宗文：《宋代草市鎮研究》，第364-369頁。。從絕對數量來看，宋代四川盆地所屬成都府路、潼川府路、利州路和夔州路鎮市數量差異雖大，但在各路內部都存在鎮市數量較多的州縣。但從鎮市密度來看，成都府路所屬區域商品經濟發展水平在宋代四川盆地區域最高。雖然成都府路鎮市數量少于潼川府路，但其在宋代所轄范圍要比潼川府路小得多，故鎮市分布更加密集。潼川府路鎮市發展數量最多，各府州軍監鎮市密度也大于利州路，而夔州路鎮市密度在宋代四川地區所屬四路中最低，如夔州路中除黔州、達州和渝州外，其他府州軍監鎮市數量都未超過5 個。與江南地區相比，四川地區鎮市數量雖多于江南，但密度卻低于江南地區。同時，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功能較為單一，主要以商品集散為主，而較少出現像江南地區那般承擔更多復雜功能的鎮市。

二、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的原因

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的普遍發展從另一面反映出其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尤其是成都府路所屬的成都平原，經濟歷來富庶，隨著大量移民的到來，成都平原一帶的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持續改善，鄉村經濟得以繁榮發展，并為區域鎮市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利州路和夔州路州縣雖相對落后于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但在其內部也出現了鎮市發展數量較多的州縣。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的普遍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擬從人口增長、農業生產力提高與鄉村經濟的商品化、賦役租庸政策和制度的變化等四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人口增長與人地矛盾的凸顯

唐宋易代之際，中原地區持續的戰亂對四川地區影響不大，因而宋初四川地區人口相比于唐代有所增加。宋初四川地區總戶數達到了167169戶，相比天寶末年增加了50%②（元）脫脫等：《宋史》卷89《地理五》，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2210-2230頁。。北宋中后期，四川地區人口數量繼續增加。崇寧元年（1102）至紹興三十二年（1162），四川地區的戶數增長維持在每年近3‰的增幅。該增幅在古代社會已經屬于較高的增長率，甚至超過了江浙一帶，位居南方區域之首③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3卷《遼宋金元時期》，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44頁。。有學者對宋代四川地區的戶籍密度進行過測算，以北宋初四川地區的戶籍總數測算，四川盆地區域面積約為29.67 萬平方公里，宋初四川地區的戶籍密度約為5.6 戶/平方公里④吳松弟：《中國人口史》第3卷《遼宋金元時期》，第2頁。，依據邢鐵在《宋代家庭研究》一書中提出的“宋型家庭”三代五口的家庭規模測算，則宋代四川地區的人口密度約為28 人/平方公里，整個四川地區的人口則約為835.8 萬人。南宋時期，四川地區經濟社會繼續得到發展，但在宋元之際人口銳減。嘉定十六年（1223）時，四川地區人口數量為661.1 萬人。其中成都府路作為區域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心，人口密度最大，約58人/平方公里。⑤參看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頁。整體來看，宋代四川人口數量相比唐末五代出現大幅增長，為其鄉村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人口的增長刺激了土地的開墾。據史料記載，宋代四川區域耕地的開墾多集中于近水源區域，如雅州的多功鎮（今雅安城關鎮）位于“嚴道縣西北三十二里”，“浮圖水，經縣西南五里；羅帶水經縣東五十步”。由上述史料可知，多功鎮位于該縣的“浮屠水”與“羅帶水”等水道交繞的區域，此地亦為該縣水土條件較好的主要農耕區域，人口較為密集。①（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32《劍南道中·雅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804-805頁。又如，黎州的沈黎鎮（今漢源縣治所）在通望縣“東北六十一里”；大渡水“經縣北二百步”②（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32《劍南道中·黎州》，第822頁。；沈黎鎮位居大渡河沿岸，而且是大渡河沿岸發育起來的重要鎮市。再如，嘉州龍游縣（今樂山市）的蘇稽戌“在縣西南三十里”，青衣水則“經縣南，去縣三里”，蘇稽戌同樣位于水源條件較好的區域③（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31《劍南道上·嘉州》，第787頁。。但這些近水源區域、適宜種植水稻和小麥等糧食作物的優質土地畢竟有限，囿于古代農業生產力水平的限制，很難將大量的山地和坡地轉化為能夠種植水稻這一主要糧食作物的優質耕地。

所以北宋中期以后，隨著人口的迅速增加，人地矛盾凸顯?！端问贰し艂鳌分刑岬?，“蜀中土狹民稠，耕種不足給”④（元）脫脫等：《宋史》卷276《樊知古傳》，第9396頁。。對于此種情形，宋代四川籍大文豪蘇軾也曾提到，“天下之民，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⑤（宋）蘇軾：《東坡全集》卷45《御試制科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0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22頁。。隨著人口增長，北宋中期以后，四川地區的人地矛盾已經非常突出，大量的過剩人口外溢出農業，一方面增加了社會治理的難度，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為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二）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與鄉村經濟的商品化

宋代四川地區人口的增長與人地矛盾的凸顯，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客觀上促使農業的集約化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致使鄉村經濟結構以及家庭經營方式都出現了較大變化。宋代四川地區農業生產力的提高體現在很多方面，比如水利工程的大量興修、耕作技術的進步以及糧食產量的增加等。在水利設施修建方面，北宋開始針對都江堰建立“歲修”制度，使都江堰灌溉區域出現“置堰溉田，旱則引灌，澇則疏導，故無水旱”⑥（元）脫脫等：《宋史》卷95《河渠五》，第2376頁。的局面。北宋仁宗時期，地方官常琪修葺三江堰灌溉水渠，“歸所侵田，而復其堰，灌潤之利，凡四千頃”⑦（宋）呂陶：《凈德集》卷22《朝請大夫知邛州常君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2頁。。宋神宗熙寧年間的蜀州守臣黎希聲曾提到，“以起大役，則素所不忍，時旱甚，谷貴，流徙滿道，皆仰給于公養，而壯者僅三千人，晨夕飽饑，可任以事。會新津老人陳汝玉亦狀本末以獻，乃按度沖會，布為巨楗制導，異泒歸之,舊蹤循源而下，大患自弭,始秋八月,至是有成，凡溉田三萬九千畝，瀕側之民安，而粒者無慮,五千家其為利,亦博矣?！雹啵ㄋ危﹨翁眨骸秲舻录肪?4《蜀中新堰記》，第108頁。。水利設施的興修改善了農業生態環境，促進了農業生產量的提高，其突出體現是糧食產量的增加。唐啟宇在《中國農史稿》中提到，北宋全國水稻的平均畝產為1.5石，而四川盆地的水稻畝產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⑨唐啟宇：《中國農史稿》，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第652頁。。

另外，為了增加畝產量，四川地區的農民發現豆科植物具有肥效的作用，并應用于農作物的種植中。四川的很多地區出現“剩種豌巢沃晚田”的繁榮景象?！度袼囄闹尽分刑岬剑骸按笥^丁亥冬，益之先人鎮蜀，城中積水滿道。戊子春，始講溝洫之政?！雹猓鳎┲軓涂。骸度袼囄闹尽肪?3席益《淘渠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81冊，第370頁。陳旉在《農書》中也提到，宋代“旱田獲刈畢，隨即耕治曝加糞壅培，而種豆、麥、蔬、茹，因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來歲功役，且其收足又以助歲計也”?（宋）陳旉：《農書》卷上《耕褥之宜篇第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30冊，第174頁。。農產品畝產量的提高，促進了宋代四川地區商業貿易的發達。以水稻為主的農作物在滿足家庭生活需要之外，農民往往用剩余的稻米換取其他生活用品，甚至將稻米遠銷至杭州和秀州等地。因為糧食畝產量提高及人地矛盾，將部分農民從傳統農耕生活中分離出來，從事廣泛的工商業經營，進而在商品經濟發展趨勢下孕育出鎮市。如宋代四川地區已經擁有了規模較大的果品銷售鎮市，據《劍南詩稿校注》記載，四川的梅市和項里市兩大鎮市，“明珠百舸載茨實，火齊千擔裝楊梅”，“百舸載茨實”“千擔裝楊梅”的場景，充分展現了這兩個鎮市當時的果品貿易的繁盛場景，也是鄉村經濟商品化的真實寫照。

（三）商品經濟繁榮發展與城鄉交易互動頻繁

從職能方面來看，鎮市主要是在城鄉之間提供商品交易，成為城鄉之間進行生產要素和生活物資交易的樞紐。從市場規模來看，鎮市要比一般的鄉村草市大，卻比州縣城區市場小。宋代鎮市之所以在鄉村草市與州縣城區市場之間得以發展，歸根結底還是因為其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與城鄉之間商品交易互動的頻繁發生。宋代農業生產力的提高、糧食產量的增加以及人口的增殖，為其城鄉經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而其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重要體現便是城鄉經濟的商品化。宋代四川地區絲織業、制茶業和礦冶業非常發達，據不完全統計，宋代四川地區從事絲織業的州、監、軍達到了34 個①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頁。，從事制茶葉的州、軍達到了23 個②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第86頁。，從事礦冶業的州、監、軍達到了27個③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第175-177頁。?！睹┩た驮挕酚涊d，成都府靈池縣洛帶村附近有專門從事醫卜者，其“孫兒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④（宋）黃休復：《茅亭客話》卷8《好畫虎》，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42冊，第953頁。。這條資料中提到的“豆、麥”屬于農戶的自產自銷農產品，而鎮市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其將“豆、麥”販運至鎮市，售賣后買“鹽、酪”等基本生活用品的交易場所。大批自產自銷商品生產者的出現，自然也壯大了商人隊伍。

另外，宋代四川地區的造船業也很發達，有11個州從事造船業⑤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第179頁。。發達的交通業為宋代四川地區商業經濟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基礎，時人稱“夫蜀之四隅，綿亙數千里，土衍物阜，貲貨以蕃，財利貢賦，率四海三之一，縣官指為外府”⑥（宋）呂陶：《凈德集》卷14《成都新建各武堂記》，第106頁。，甚至有“萬貨均輸若流泉而富國”⑦（宋）畢仲游：《西臺集》卷8《賀本路運使郎中啟》，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2冊，第100頁。的贊譽。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是城鄉之間商品經濟互動的結果。在城市工商業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宋代四川地區的鄉村民戶也積極從事專業和兼業經營，或經營手工業，或從事商業販運，成為助力鎮市發展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南宋時，四川地區一些農戶“秋成之時，百逋叢身，解償之余，儲積無幾，往往負販傭工，以謀朝夕之贏者比比皆是”⑧（宋）王柏：《魯齋集》卷7《社倉利害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86冊，第113頁。。宋代四川盆地地區商業交易的繁榮發展，在孕育大量鎮市的同時，也反映在商人隊伍的擴大上。宋高宗時期，宰相沈該頃在四川地區任職時，“買賤賣貴，舟車絡繹，不舍晝夜，蜀人不以官名之，但曰‘沈本’，蓋方言以商賈為本也”⑨（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82“紹興二十九年六月戊申”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27冊，第580頁。。又如李有卿，時“監資州盤石縣石同鎮酒稅兼合同場”，“為承例，令鋪戶等認稅錢，并因人帶酒入鎮，情告買酒，將布等折錢等事”。⑩（宋）周必大：《文忠集》卷95，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48冊，第890頁?？梢娝未拇ㄅ璧氐貐^鎮市商業交易的繁盛。

在城鄉商品交易互動頻繁的同時，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也逐漸向農村擴展，成為影響鎮市發展的重要因素。陸游在《岳池農家》一詩中提到，“買花西舍喜成婚，持酒東鄭賀生子。誰言農家不入時，小姑畫得城中眉”?（宋）陸游著；錢仲聯，馬亞中主編：《陸游全集校注·劍南詩稿校注》卷3《岳池農家》，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94頁。。陸游詩中展現的情景充分說明，在城鄉商品經濟互動之下，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對農村產生了更多影響。

（四）宋代賦役政策與租傭形式的貨幣化

賦役政策與租傭形式的變化也是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原因分析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宋代賦稅主要是雜稅、兩稅以及役錢。在賦役政策上，宋代承襲了唐代中期以后的兩稅法。兩稅法與租庸調制度最大的變化是不再單純征收實物，也允許征收貨幣，宋代中期以后開始推行以錢代役，鄉村民戶出免役錢或免夫錢即可代替服勞役。相比于唐代，宋代賦役中貨幣的征收數量持續增加。據統計，宋初政府征收緡錢已多達1600 萬貫，約為唐末兩倍之多①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297頁。。宋神宗年間，隨著王安石變法期間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貨幣在宋政府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幅增加，達到了6000萬貫之多②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297頁。。南宋時期，宋政府的貨幣賦役財政收入繼續增加，如宋寧宗開禧二年（1206）宋政府貨幣財政收入，緡錢高達8000萬貫③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298頁。。宋代賦役政策中貨幣征收比例與數量的大幅提高，使鄉村民戶為完成賦役就需要將農產品向市場出售，或者從事帶有雇傭形式的傭工——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賺取貨幣，為推動宋代鄉村經濟的商品化發展提供了重要勞動力。另外，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也成為宋政府商稅重要的征收對象。河南地區出土的一塊宋人的墓志銘中提到，墓主朱文郁“通判益州，轉國子博士，賜緋衣銀魚。益號遠地，吏歲歲部財賦給京師及雍、孟、陜、洛，還即較先后遠近，以邑鎮榷酤征稅之利償其勞”④趙文成，趙君平：《秦晉豫新出墓志搜佚續編》之995《宋朱文郁墓志并蓋》，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5 年版，第1375頁。。從這條墓志可知，宋政府以“邑鎮榷酤征稅之利”對朱文郁在益州“遠地”為官和每年向京師等地輸納財賦的辛勞進行補償，其中的“鎮”即鎮市，這條墓志也充分說明，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商稅成為宋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

在此背景下，宋代鄉村民戶廣泛從事農耕以外的兼業和專業經營，并在此過程中大量出現帶有雇傭性質的傭工。同時，均田制的瓦解，不抑兼并的自由化土地政策和人地矛盾在四川地區等地的出現，推進了租佃制在宋代鄉村地區的普及。無論傭工還是地租，都允許以貨幣形式支付，尤其是傭工的普遍出現及其以貨幣支付的形式，也有力地推動了租傭交易的貨幣化。宋人呂陶曾提到，四川彭州從事工商業經營的專業戶，“各為雇召人工，每日雇錢六十文，并口食”⑤（宋）呂陶：《凈德集》卷1《奏為官場買茶虧損園戶致有詞訴喧鬧事狀》，第10-13頁。。這說明宋代四川地區的民戶從事傭工賺取工錢，而傭工支付方式的貨幣化也成為推動鎮市發展的重要因素。

三、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的影響

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發展已經非常普遍，不僅數量大，且涉及的行業比較廣泛，除在城鄉之間承擔一半商品交易和要素流轉功能的鎮市外，在一定區域內某種手工業集聚經營基礎上形成的專業化鎮市也非常普遍，如專門為絲織業、制茶業、造船業等手工業生產與銷售提供市場交易服務配套的專業化鎮市，在宋代四川各地已大量出現，如“婆日市，古城在（威遠）縣西北50里，《舊志》云唐武后朝置以煎煉硫磺”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60《榮州·景物下》，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版，第1778頁。。又如宋代“梓、夔等路，產鹽多，人食有余”，其鹽可以行銷于“戶口藩易，所產鹽食常不足”的成都府路⑦（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79，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826頁。。上述材料均反映了宋代四川地區鄉村經濟的發展狀況。

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不僅集中出現在農業生產條件較好的以成都府為中心的成都府路，也大量出現在農業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比較一般的地區，如“榮懿市，本唐漆州屬縣”，今“置為寨，后移寨官于歸正，今止為市”①（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80《南平軍·古跡》，第1819頁。。在一些府縣也出現了鎮市集中發展的現象，主要體現為鎮市在一些府縣區域內分布密度較大。這都充分說明，鎮市發展在宋代四川地區已經非常普遍，甚至就絕對數量而言，超過了南宋以后經濟重心所在的江南地區。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的普遍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也是宋代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綜合作用的結果，而人口增長及其帶來的人地矛盾、州縣工商業經濟的繁榮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與農業經濟的升級以及賦役租庸政策和制度調整等因素，則是推動鎮市普遍發展的直接因素。

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的普遍發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表現如下：

第一，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區域商品經濟的發展。鎮市作為城鄉之間鄉村草市和州縣市場商品交易中轉的樞紐，是城鄉商品經濟繁榮發展的產物，同時鎮市的發展也為城鄉之間更加順暢的進行商品交易和要素流通提供了平臺，如“東關縣東南一百四十里元三鄉本鹽亭縣雍江草市也”②（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82《劍南東道一·梓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69冊，第673頁。。由此可見，鎮市的發展為推進區域城鄉經濟發展尤其是鄉村經濟的商品化和產業升級提供了重要的市場機制平臺。

第二，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為廣大鄉村民戶在人地矛盾凸顯的狀態下通過從事兼業或專業等非傳統經營謀生提供了條件。宋代四川地區農業生產力的發展與人口的增長造成人地矛盾日益尖銳。鄉村農民，主要是下戶和客戶在人地矛盾日益尖銳的情形下，很難租佃到足夠耕種的土地，而鎮市發展則為其從事工商業經營提供了場所和機會。宋代四川地區的鄉村農戶，可以圍繞鎮市進行兼業或專業性質的工商業經營，或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賺取工錢，以求生存乃至發展。

第三，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對民人心態產生了較大影響。四川地區鎮市的發展，一方面帶來商業的繁榮，另一方面也對百姓的社會心態產生了影響，導致了社會風氣的轉變，如《云笈七簽》記載：“因與鄰婦十數人，于繃口市相遇，為買酒一碗，與眾婦飲之?！雹郏ㄋ危埦浚骸对企牌吆灐肪?16，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840頁。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所提倡的男女之防在當地受到極大挑戰。又如《太平廣記》記載：“蜀東、西川之人，?；ハ噍p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東門之草市也，豈得與我為耦哉’?！雹埽ㄋ危├顣P等：《太平廣記》卷265《輕薄一》“西川人”條，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081頁。這可謂鎮市發展過程中不盡人意的一面。

四、結語

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推動了區域的城鎮化進程。鎮市從其形態和功能上來看，是介于城市和農村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鎮市如果繼續發展，隨著規模的擴大和人口的增多也會發展成為城市。因而，鎮市發展是中國古代城鎮化顯著的表現，說明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取代軍事或政治因素成為推動我國古代城鎮化進程的基本動力。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本身便是區域城鎮化發展的重要成就，也說明區域內商品經濟的繁榮發展已經成為推動區域城鎮發展的基本動力。宋代四川地區鎮市的普遍發展深刻影響到后世區域內城市發展的基本格局，一些鎮市在宋代發展的基礎上又經歷長期發展而成為區域內的重要城市，如宋代四川地區的柵頭鎮當時處在“嘉、眉、雅往來之沖”，由于地理位置優越，當時已頗具規模，歷經元明兩代持續發展，清代時該地已成為“人物繁阜，商旅輳集，甲于西南”⑤（清）和珅等：《欽定大清一統志》卷309 《眉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81冊，第347頁。的一座小型城市。宋代四川地區的鎮市發展有力地推動了區域內的城鎮化進程，是改變區域經濟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