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下鄉與新世紀鄉土小說的發展

劉文祥,王成珊

(河北大學 文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資本下鄉:一個未被深度討論的話題

進入新世紀以來,資本下鄉在各地鄉村已經成為一種常見現象,資本在鄉村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越來越明顯。這并不是說國家層面不再發揮作用,而是說面對龐大的鄉村數量和轉型期問題,國家盤活土地資源和各種集體資產的條件有限,鄉村衰弱、人才短缺、資金短缺、農民增收難等問題持續存在,利用民間資本振興鄉村就成為比較有效的途徑。資本下鄉不僅僅是簡單的資金回鄉,還包括更為廣義上的商品、人力、技術、政策、投資和金融下鄉。資本下鄉對鄉村的沖擊是前所未有的,“伴隨著下鄉資本與鄉土社會的相互嵌套,各主體間的持續互動改變了鄉村治理格局,促進了階層再造、村莊再造與村社重構”[1]。資本所聚集的社會歷史動力足以對鄉村產生根本性的改造,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資本下鄉引發的鄉村變革不但具有顛覆性,而且還具有定型性,它極有可能會決定鄉村現代化的最終發展方向,進而影響鄉土小說的現代性進程。早在2010年,丁帆就提出:“中共‘十七大’提出了鄉村‘新土改’政策,由此而來的農業規模經營、大資本圈地、‘土地兼并’等,必將帶來中國鄉村更為深刻的社會變動?！盵2]如果說多年前這個現象還有待于觀察的話,那么今天,在社會形勢、創作態勢等方面涌現出的變化都說明討論相關話題的條件已經基本具備。

鄉土小說百年發展歷程中,基本上保持了對鄉村現實變革的深度記敘,何種力量在整合鄉村就會成為作家表現的重要主題,如從過去的傳統士紳到后來的人民政權,而資本最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時段鄉土社會中最具整合性的力量。這一方面是基于資本歷史性進程的判斷,在現代社會發展中,經濟因素是一種基礎性的自變因素,會支配其他因素,也是社會發展和文化轉型的原動力;另一方面,資本已經越來越成為當前主導鄉村發展的力量,也必然會成為鄉土書寫的重要主題,而不是可有可無的、處于理論假設中的問題,不斷變化的現實要求我們必須盡快做出回應。

盡管資本下鄉在社會學等領域已經引起熱議,但從今天的鄉土小說創作和評論情況來看,絕大部分書寫者和研究者都有意無意地忽視、排斥、批判資本下鄉的現實,將其視為對鄉村的一種破壞和阻礙。一方面,這與中國鄉村現代化進程的倒錯有關:和資本主義國家自由勞動力與資本同步形成不同的是,中國先是有了商品化的勞動力,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農民工,而后才有了資本。這使得在對鄉村現代化的聚焦中,鄉土文學書寫者和研究者更容易將目光引向外部,關注農民進城問題,而忽視鄉村自身被資本侵襲的問題。另一方面,資本下鄉并沒有被認真當作一個可能的角度來理解今天的鄉土小說發展:作為一種鄉村現實力量,它似乎最具有毀壞性,給予了寫作難以處理、不敢處理的現實命題,使得鄉土寫作從未這樣慌張、急切;作為一個顯性的文本主題,它進入文學中,又處處呈現著簡單化的描寫和意義的匱乏,折射了鄉村舊有經驗的無能。實際上,作為一種鄉村現代化的表征,它與農業產業化、農民主體性提升、鄉村復興等又密切相關——這隱藏著對于很多關注鄉村的知識分子無法拒絕的誘惑與期待,而一旦我們認真發起對它的梳理便會發現,諸多如資本與勞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主義與保守主義等命題元素都會被牽扯進來。資本下鄉甚至會對鄉土小說的“元敘事”框架,對鄉土敘事長期依賴的發展和進步、現代與前進等知識和方法論予以修正——很難想象一個文學的議題竟然有這么大的牽絆力量。本文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試圖去探討新世紀以來鄉土小說內部潛滋暗長的東西,并解決以下問題:過去我們一直以來都視為負面的資本,是如何嵌入鄉土小說的?資本下鄉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新世紀鄉土小說的發展并提供可能的方向指引?

二、市場、資本與新世紀鄉土小說的創作癥候

談到新世紀鄉土小說,很多人認為它是滯后的、衰落的、無解的,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固化的認識。而受困擾的研究者們不斷尋找新的思想資源和理解路徑。其實,這種認識的形成與新時期以來對市場、資本等問題的遮蔽密切相關。

(一)鄉土文學的滯后與終結都是資本下鄉惹的禍?

有研究者表達過這樣的感悟:“筆者考察了《人民文學》《當代》《小說月報》等重要文學期刊近三年所登載的反映鄉村現實的作品,發現部分作品仍然在重復多年前的老話題,有些話題似乎出自涂軍元、楊豪、李昌平等人的‘三農報告文學’和曹錦清、秦暉、陳桂棣、春桃等學者的鄉村調查,而這些文本問世已經十幾年了!”[3]這樣的總結不無道理。我們可以拿新世紀以來的一些作品進行論證,比如2016年出版的劉繼明的《人境》,所反映的基本都是十幾年前的鄉村問題和狀況,其中馬垃的經歷和社會學者所討論的話題都與中國加入WTO之后的發展道路及取消農業稅、解決“三農”問題等有關。

為什么鄉土文學會這樣滯后?文學的轉型和社會的轉型不一定是同步的,因為對社會現象的討論需要經過心理的沉淀,需要整合為經驗。但是如果一直處于滯后狀態,那顯然就是文學自身的表述機制出現了問題。滯后并不是簡單的經驗更新問題,可怕的是人們開始普遍傾向于這樣的觀點:鄉村已經沒有可供接續的經驗和意義了?？疾熨Z平凹、李洱、阿來等作家對鄉土的感慨就能夠發現,他們使用最多的詞語是“困惑”“復雜”“失重感”“變化太大了”等等,似乎表明鄉村越來越成為問題,甚至于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是,很多鄉土作家將資本下鄉看作是鄉村的終結。莫言、李佩甫、阿來、劉亮程、賈平凹、格非等人的作品中都涉及資本下鄉的問題,比如:阿來《空山》的結局中機村即將被拆遷建成一個巨大的博物館;格非《望春風》中的儒里趙村被工業園和新的居民小區所取代,春琴和“我”回鄉的時候不禁黯然神傷;劉亮程《鑿空》中舊阿布旦村也要被一輪新的鄉村建設所徹底改變;等等。何以在鄉村歷史敘事的盡頭會獲得這樣的結局?資本下鄉為何被描述成這種形態?這本身是一個值得推敲的問題。

乍看之下,鄉村的終結問題似乎與資本下鄉有關,但如果我們仔細甄別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現實層面還是文化邏輯層面,這都是不成立的。首先,資本下鄉這一歷史性現象的發生,從根本上講是勞動力在鄉村普遍撤出之后,“誰來種地”成了問題,資本這一勞動的替代性資源便大規模進入農業,雖然它在改造鄉村,但是也在復興和振興鄉村。其次,很多作家認為資本帶來鄉村的衰敗,導致了社會的分崩離析,這本身就是一種錯誤——它否認了文化和社會的各自獨立性,文化的轉型并不一定與社會同步,文化往往要滯后于鄉村現實變化。而我們要追問的是:為什么鄉土小說中資本與市場等會遭遇這種不公平的對待?如果是暫時的不適應也罷,可是在市場經濟已經獲得充分認可的今天,為什么還是如此?這其實牽扯到新時期以來鄉土小說內在發育上的“先天不足”。

(二)“資本恐懼”的發生學考察

仔細梳理新時期以來的鄉土小說發展軌跡就能發現,這種仇視資本、恐懼資本的觀念并非沒有來由。眾所周知,新時期以來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并獲得成功的,農村的改革也被稱為“體制外市場化”,它是以不冒犯體制為基礎的,或者說它根本就不會造成什么政治風險——真正的風險恰恰是不改革所累積的貧困、饑餓問題。新時期之初,最有魅力的作品往往都是一些鄉土小說,如何士光的《鄉場上》、賈平凹的《雞窩洼人家》、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李順大造屋》、古華的《芙蓉鎮》、魯彥周的《彩虹坪》、張煒的《古船》等等。這一時期,大眾對于市場化、商品經濟、私有產權等都充滿著幻想,市場話語與啟蒙話語、政治話語等語義域是相通的,都建立在對過去的否定之上。這時候,市場蘊含的自由和解放命題被其他問題所遮蔽,農民面對市場、面對剩余價值都是羞愧的、不知所措的,如:李順大為了蓋房行賄了兩條煙,內心產生了極大的不安;陳奐生為隊辦企業搞來原料而獲得了600元的提成,個人價值觀直接被顛覆……面對市場,他們更多產生的是震驚和不解。

1984年之前的文學其實還沒有充分關注到社會的公正問題,社會不平等的溢出效應還沒有那么明顯。1984年以后,農村經濟改革困難重重。從事農業副業、農業運輸、農產品加工等行業的農民獲得了更大利益,如高曉聲1991年發表的《種田大戶》中,陳奐生和供銷員王生發、養魚戶王洪甫的收入是懸殊得難以比較的。以往的改革共識由此開始產生分裂,一方面很多人因為社會貧富差距陷入了新的“貧困”處境中,另一方面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則已獲得了利益實現,可以無視新的處境。改革所承諾的平等、人道、公正等似乎離人們越來越遠,商品經濟帶來的公平問題已經不容忽視。既要公平又要發展,顯然是鄉土小說面臨的一個難題。敘事者為了破除這種兩難困境,普遍采用了這樣的一種處理方式:將經濟問題轉化為倫理問題。如:《雞窩洼人家》中富起來的禾禾不忘帶領村民致富;《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安,小說一直強調他品行中的“仁”“恕”,強調富起來的他對于鄉村的貢獻;張煒的《古船》中,隋抱樸天生背負著家族私有制的“原罪”,將企業捐給了全鎮。在鄉村生活中,人們非?？粗械懒x和平等,公平的最大敵人就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如果效率的提升、個人的致富是繼續服務于大眾的,那么就是可以被理解的。后來的鄉土小說延續了市場化的敘事,暫時維持著原有的局面,但這種對市場經濟及其附屬問題的機會主義式的處理方法,讓鄉土小說的魅力大打折扣,這也是我們潛意識中一直覺得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不如1980年代成就大的重要原因。

當朦朧的政治經濟學的認識已經成為過去,鄉村在新市場知識的定位和規劃中變得清晰可見,社會對于個人經濟自主、制度安排的要求逐漸提高。但1990年代的鄉土小說并沒有直面這些問題,而是一直處于失語的狀態,“只能用人道主義的危機和道德墮落等語匯譴責社會的市場化,而無法提出富有理性批判力和建構性價值的思想”[4]。鄉土文學中的精英形象已經失去了創造力和崇高性,呈現出普遍的道德低下,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蔣子龍的《農民帝國》、李佩甫的《羊的門》等小說中的描寫都具有代表性。

由于那種普遍的、開放的姿態從一開始就是難產的,展現鄉村復雜性的問題意識和勇氣一直匱乏,便連帶出了這樣的歷史后果:鄉村在市場面前的恐懼,使得需要及時處理的經濟與市場問題被遲滯著、累積著;勞動、市場、資本等這些具有歷史性的要素在鄉土小說中并沒有得到確認和重新鑒定。加之,市場不斷脫嵌于鄉村社會,最終形成了鄉土小說對市場、資本的疏離,無論它以什么形式存在,都是可疑的,那么回到保守主義中去就會成為普遍的價值選擇——一種普遍的現代性信任危機。

(三)文化保守主義與不對稱的現實

新世紀鄉土文學已經走過20多年的發展歷程,然而鮮有人對“到底是靠什么樣的敘事思想支撐著今天的鄉土寫作?”這個問題進行系統討論,可能人們已經默認了鄉土寫作前景的悲觀。新世紀鄉土寫作領域基本上沒有什么像樣的流派和思潮,甚至連應有的“口號”都是匱乏的,或者說不是純粹的理論思辨就能夠解決的。

在中外思想史上,鄉村一直是保守主義的根據地,“保守主義與農業文明是相當適應的,它就是農業社會的主流思想。鄉村生活是穩定的,連續的,可預期的,變化可控甚至可循環的?！Ｊ刂髁x常常含有對鄉土和鄉村生活的眷戀,而工業文明是一個偉大的均平者或者說‘推土機’,它鏟平一切,改造一切,喚起欲望,推動競爭?！盵5]文化保守主義當然也有絕對和相對之分,基本上都主張對農業文明的頌贊和對道德理想的追求,凡是以不同形式表達對傳統文化贊賞、認同的理念,都可能被指認為是文化保守主義。1980年代的鄉土小說靠著多重思想成就了高光時刻,1990年代以后啟蒙主義、民粹主義、現代主義、民族主義等都日趨式微,而且不同思想潮流已經有了合流的趨勢,當這些特別復雜、有著不同訴求導向的元素共存于一體的時候,其結果便是每一種指認與努力都是低效的、打折的。相反,在人文精神失落、社會道德滑坡的背景下,重新捍衛鄉村價值、抵制市場經濟荼毒成為主流聲音,張煒、張承志、張宇、田中禾、劉醒龍等人都通過自己的作品表達了對傳統文化的捍衛和對工業文明異化的批判。

新世紀以來,這種敘事筆調隨著鄉村衰落的加劇而異常流行。筆者對近十年的中短篇鄉土小說進行梳理后發現,今天的鄉土小說基本停留在留守敘事、懷舊敘事、進城敘事等幾個單調的主題上,甚至都沒有新世紀前十年那樣有朝氣和力量[6]。大量的挽歌式敘述的出現是批評界有目共睹的,這樣的鄉土小說與現實之間呈現出了不對稱的關系:鄉土現實是日新月異的,鄉土書寫卻不斷要求我們回歸過去;鄉村變化越大,鄉土寫作就越消極謹慎。保守主義的基本思維特點就是懷疑主義、傳統主義和悲觀主義,正是因為文化保守主義對現代文明持懷疑姿態,才使得鄉土小說更新速度一直比較慢。今天還有很多作家如趙德發、郭文斌、遲子建、肖江虹、紅柯、格非、劉亮程、阿來等都以不同方式表達這種認同。保守主義之所以能夠一家獨大,并非其提供了什么建設性的思想元素,而恰恰是其他思想資源的失效而導致的,它的潛臺詞似乎在這里:如果找不到價值上的指引,那么回歸過去似乎就是順理成章的。社會每前進一步,我們都會習慣,或者被迫去習慣,但是認識每前進一步卻都異常艱難,而鄉土問題被拖怠的時間越長,人們對創作現狀就越焦慮。

所以,今天的鄉土小說其實已經到了這樣的一個拐點:是繼續堅守保守主義路線,還是低調地承認資本已經入侵的現實?向前看,寫作者是躊躇的,資本下鄉所秉持的是一種商業意識形態,就是要將鄉土社會的固化結構打破,將它的既定秩序重組,將種植、居住、交往等生產生活區隔化,這顯然是文化保守者不愿意看到的;向后看,寫作者又是揪心的,如果一直不更新自身的觀念系統和認識,資源鏈條就會逐漸趨于單調,使得創作缺乏活力和應有的時代精神。

三、顛覆、重構及轉換:資本下鄉對鄉土小說創作的影響

資本下鄉到底會給鄉土小說帶來哪些影響,這是最值得關注的問題。作為自然事實的鄉村與作為理論實體的鄉村之間引入了新的關系和客觀知識,同時也必須承認,無論鄉村的殘缺性還是某些本質性的遷移,都會帶來很多范式的調整。

(一)經濟與社會關系的脫嵌

在新世紀鄉土小說的發展中,其思想性似乎越來越弱,這已經是人們的共識。而大規模資本下鄉的發生,則扯下了處于不斷自我安慰中的鄉土小說的最后一塊遮羞布:“剖開層層修辭之后,國家發展主義話語中的鄉村振興問題并不是時人因為鄉村社會文化轉型過程而面臨的‘鄉村終結’這種文化層面的問題,而是一個實實在在的鄉村的貧困與發展問題?！盵7]

過去,鄉村問題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問題,這是書寫鄉村的思維和知識基礎。晚清以后,現代和傳統之間的斷裂日趨明顯,現代知識在解釋鄉村問題上的話語權越來越大,現代知識分子對于鄉村的理解主要依靠體驗、調查和道聽途說。到1920年代,社會各類報道和新聞中的鄉村形象已經非常負面,“愚、窮、弱、私”等問題話語開始成為主流。在思考鄉村問題上,民族危機論便不可避免地成為知識分子的內在思維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投射,并形成了一整套的、以解決鄉村問題為導向的理論認識,也即所謂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這種思維模式中,鄉村問題被看作是一個整體性的問題,其中思想知識在解決這些問題上被賦予了優先性,這種認識范式一直伴隨著百年鄉土文學的發展演變。

到了資本時代,作為思想傳統的鄉村問題會逐漸被經濟化、現實化、脫域化,因為今天經濟問題被認為是解決其他問題的先導,意味著鄉村問題不再被看作是一個有共鳴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更依賴于制度化、實踐性和技術性等的可操作的東西?！案母镩_放以后中國的指導思想發生了變化。這時決策者不再著力于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講‘發展是硬道理’,致力于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只要經濟持續增長、餅越做越大,其他一切問題都遲早會迎刃而解?！盵8]波蘭尼在《大轉型》中也提出,市場社會的興起徹底改變了市場與社會、經濟與社會的關系[9],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改革就是這樣一個過程。過去人與人的關系基本依賴的是道德、宗教和政治,依賴于家族、家庭、村莊等共同體,通過互惠和再分配的方式維持社會關系,所以經濟活動基本上是在社會關系和道德的包裹中獲得生存空間,市場機制從來沒有成為主要的規則。哪怕是在集體經濟時代,經濟關系仍然是服從于政治和社會倫理的,計劃經濟并不追求效率,而是最大程度地去保護共同體成員的平等和溫飽。隨著社會改革的加速,市場經濟與社會的關系發生了逆轉,社會關系開始被經濟體系反向控制,一切嵌入了經濟體系之中。顯然,面對這種倒錯,我們短時間內還無法反應卻又不得不去適應,這也是很多作家為什么感覺到當下鄉村難以把握的重要原因。

資本下鄉以后,這種趨勢還會加劇,鄉土社會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已經凸顯為實踐問題,而不只是思想上的認識問題。過去的鄉村問題是可以提煉的、壓縮的,因為它的經驗是有限的;今天的鄉村所提供的、折射的鄉土經驗是異常豐富的,并且還在快速增長,任何人都無法親自獲得全部體驗。此外,新世紀以來鄉土小說的激進色彩幾乎已經消失,知識分子和作家們也都多多少少看到了鄉村問題所裸露出來的本質:它不是一個短期能夠解決的問題——或許根本就不是作為作家的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

(二)新鄉村:政治組織還是經濟組織?

怎么對待鄉村,把鄉村當作一個什么類型的組織,也是書寫鄉村的起點。資本下鄉以后,村民的社會關系開始變得日趨復雜化,“‘資本下鄉’通過推動‘農民上樓’、土地整理和流轉、規模經營,極大地改變了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同時也在改變村莊的治理結構,村莊和企業的關系日益緊密”[10]?！班l村公司化”已經成為社會學討論中的一種顯學,當然,短時間內鄉村不會成為一個完全獨立的經濟組織,這是中國“制內市場”特點所決定的。但是對于作為鄉土敘事者的作家而言,這卻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事件。鄉土小說處于濫觴期的時候,作家是將鄉村置于文化層面對待的,如啟蒙視角中的鄉村其實是一個文化概念,魯鎮、未莊等更多是作為一種文化符號。1930年代革命文學興起以后,鄉村已經逐漸被視為一個政治組織。當代的鄉村敘事基本上還是延續著過去的這兩種視角,而在資本越來越發揮作用的今天,該怎樣理解這種新型的、經濟化的鄉村呢?

如果鄉村被視為一個經濟組織或場域,那么這個場域中的主體肯定是多元的,它的邊界會非常寬泛,農民的概念等也必須做出調整。近年來一些鄉土小說中出現的農民形象,已經提示這種思考的必要。如劉汀《草青青,麥黃黃》中的田曉是個回鄉白領,嚴澤《楊春生做屋記》中的楊春生是個回鄉商業精英,侯波《胡不歸》中帶領村民開展鄉村重建的是薛老師。顯然這會帶來一系列的新認識,也即需要重新對鄉村社會進行分層,分層即意味著認識論、價值觀的顛覆。

政治視角下的鄉村讓我們適應了結構化、歷史性的思維,如果采用經濟分層就會打破很多舊的認識,使經濟活動成為鄉村本質、個體價值、社會關系的評價標準。比如怎么看待“經濟人”角色?今天的鄉土小說中,這類人物已經非常多了,如田耳的《韓先讓的村莊》中,韓先讓這么評價自己和周圍的人:“我是鷺莊第一個吃旅游這只螃蟹的,鷺莊人都等著當笑話看。要我看,農村的愚蠢和落后就表現在這里,把新事物當把戲,等發現自己落后時就恨不得咬人家一口……我喜歡什么事都走在別人前頭,走到后頭就意味著吃屁?！盵11]當這樣的“農民”越來越多,面對經濟活動中的個體化、世俗化,我們該怎么對待?該怎樣去批判和理解個人主義與社群集體的關系?當然,資本作為一個“闖入者”,人們會天然地將其放置到熟人社會之外,要想讓它主導鄉村格局,就必須重構出一整套的能夠代表普遍利益、普遍力量的機制;而資本本身還受到官方話語的監督,缺乏一種自身的穩定結構。人們出于對資本和經濟組織現代整合能力的不信任,對其前景或預期的懷疑也是有理由的。

(三)鄉土寫作中主客體的顛倒

百年鄉土小說發展中,農民一直是被代言的客體,他們無法表達、形塑自身,農民的出場都是靠現代知識分子這個敘事主體完成的。到了今天,資本下鄉對知識分子以往所提供的現代性解決方案也會形成沖擊,因為在鄉土敘事中,知識分子給予的東西更多是一種抽象性知識,遠沒有市場化和資本帶來的實踐性知識更為直接和有效。屬于農民的新觀念體系必須是從實踐中生發出來,才會有堅實的基礎,在商品經濟活動的倒逼之下才會產生具有選擇意識和自由意識的個體性。今天的鄉土小說中,啟蒙書寫越來越少見了,楊爭光的《驢隊來到奉先畤》、談歌的《擴道》、董立勃的《殺瓜》、朱日亮的《野豬泡,野豬跑》等是為數不多的作品。一旦農民達到對理性普遍使用、自由使用的時候,也就標志著啟蒙使命的成功以及退潮,而農民在市場化中的成熟是其重要原因。一個日漸現代化的鄉村不斷引發作家們的自我懷疑:以往的知識譜系和書寫模式已經變得不太適用,我們是撤離還是堅守?

農民和知識分子參與現代性的生理基礎都一樣,兩者的個性思維都是在現代性實踐中生成的,只有先后之分,沒有高低之別。知識分子本身是現代體驗的先行者,鄉土書寫起源于知識分子的城市經驗,經歷了城市生活的現代知識分子,通過對比早年的鄉村生活,具有了現代性的反思視角。到資本下鄉以后,很多鄉土耕種者都有城市經驗,或者正在接受現代經驗的洗禮,他們中的很多人與作家在現代體驗中已經別無二致,甚至在知識水平上也沒有很大的差別。今天的知識分子已經失去了那種高人一等的優越感和樂觀性,以往那些“入世”“讀書人”等的觀念體系都在被更換。比如李洱《石榴樹上結櫻桃》中討論國家大事的村民,馬金蓮《馬蘭花開》中走出大家庭開始進行商業經營的馬蘭等等,都展示出新的農民形象及見識。過去農民的愚昧麻木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活環境的封閉造成的,資本對鄉村生活的深度介入固然會引發人性的異化,也會帶來人的覺醒,會讓農民看到世界的更多可能性。比如楊遙的近作《父親和我的時代》表達了對變化中的父輩的困惑:農民父親、裱匠父親在微信等新媒體的輔助下能夠在朋友圈營銷產品,這著實讓“我”感到了困惑,或許農民的變化已經超越了知識分子的既定想象。以前知識分子自命為農民的引路人,現在看來,誰在引導誰成了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對于很多青年作家來說,他們似乎也不再視農民為落后者,知識分子已經無法完成對農民的對象化和他者化審視。朱山坡的近作《香蕉夫人》則表達了這樣的一種困惑:“我”本來是同表姐一起成長的,“我”選擇外出求學,表姐則選擇成為橡膠園經營者,幾經沉浮,但是從中我們讀不出過去那種命運書寫的悲觀。在鄉土文學發展中,生于鄉土的祥林嫂、陳奐生乃至高加林,更像是一種宿命,而這種充滿命運意味的書寫正逐漸散去。表姐可以老去,可以失敗,但是她在鄉村從未妥協,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初心。這里主人公與表姐的關系,已經不同于魯迅與閏土之間的那種隔膜,知識分子與農民已經不是簡單的啟蒙與被啟蒙的關系,更多則是人生選擇、職業發展的區別。

(四)鄉土小說的同質化、去地方化

在資本下鄉背景下,現代資本將鄉村統一化,鄉村與城市創作的趨同越來越明顯,未來鄉土小說最大的變化可能是:我們過去習以為常的地方色彩的退化。在茅盾、周作人的論述中,“地方色彩”“鄉土特色”等經常出現,這也是鄉土小說區別于其他文學類型的根本所在。今天,現代性在改造我們自身和世界,屬于鄉土的東西都在快速地“博物館化”,比如《繾綣與決絕》中村民們將天牛廟變成博物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達吉亞娜把妮浩留下的神衣、神帽和神裙主動地捐給了激流鄉的民俗博物館。博物館是一種現代建筑,它將過去的東西開發、保護起來,供人觀看并產生相應的經濟效益。鄉村不斷被新媒體重構、解構著,鄉村的秘密被揭示出來,再也找不到以往的那種神秘性。今天的很多鄉村已經失卻了特殊性,未經人類認識的文化與文明越來越少,遠方近在咫尺,異域就是當下、就是現實,是隨時能夠完成的超越。

當前“70后”“80后”作家正在成為鄉土創作的中堅力量,他們對鄉村的態度已經明顯改變,那種情感性認識已經比較少見,如舒飛廉指出的:“沒有了青年的血汗與夢想的鄉村,失去了成長與死亡的儀禮的鄉村,會由‘神話’重新返回自然,格式化為公司經營的‘綠色車間’與‘生態農場’?！盵12]當然,也有作家看到了資本下鄉背景下的鄉村同樣正在經歷新生,如甫躍輝表示的:“我想說的是,我們允許城市不斷更新,是否也該允許鄉村不斷更新呢?”[13]在具體的寫作實踐中,我們也能夠發現很多變化,如:近年來一直提倡“新鄉土寫作”的舒飛廉,他的作品有《蛋白質鄉村》《廣長舌》《溫泉鎮》《冕》等,其中已經很難看到地方色彩了;陳楸帆也有很多充滿后現代、后人類色彩的作品,如《荒潮》《匣中父親》等作品中的祠堂、儀式已經被科技虛擬化。隨著大規模的鄉村城市化建設,鄉村在很多地方已經變得和城市趨同了,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村改居”的大規模實施,很多作家筆下的鄉村與城市已經沒有太大的差別,比如周云和的《坐街》、費克的《最后的山羊》《空中的小關莊》等。更多作家如朱輝、夏天敏、田耳、付秀瑩、尹學蕓等人的筆下,已經充滿了小區、廣場、公園、紅綠燈、種植園、產業區等新鄉村意象,很多鄉村地區呈現出城鄉混雜的景觀與風格,鄉土的異域經驗特征不再那么明顯。資本是講究流動的,資本下鄉也在大規模地改變鄉土的原生風貌和世俗人情,曾經因為共同的鄉村經驗而產生的統一而相近的地方生活樣式和體驗可能會逐漸消失。

過去的鄉土作家如沈從文、蹇先艾、師陀、李廣田等,都在自己的文集中以“鄉下人”“鄉下來的人”等不同口吻表達自己的鄉土認知,賈平凹也不斷念叨“我是農民”,但是這種表達越來越少,除陳崇正等個別作家喊出了自己“骨子里是個鄉下人”外,在其他作家筆下則很少再出現這樣的表述。因為對更年輕的作家而言,他們或許認為鄉村的現代化是本該如此的,資本下鄉之后,鄉村越來越現代化,似乎在向“好”發展,這并非僅僅是出于某種進化論的召喚,而更可能是出于自身理解和經驗的總結。

四、資本下鄉之后:鄉土小說該如何革新創作?

資本下鄉意味著鄉土小說認識和寫作范式的諸多變化,在多重思想觀念和寫作慣性的支配下,鄉土小說也可能會出現諸多變體。面對資本下鄉,鄉土小說書寫不能只是被動地接受,而是要積極地回應,將快速變遷中的中國所產生的新的社會關系和精神生活的有效性確立下來,開創新的鄉土寫作局面。

(一)從生產關系到生產力:鄉土書寫視點的切換

資本下鄉與目前社會學領域討論的“新土改”問題密切相關,主要涉及農村的土地流轉問題。20世紀的鄉土小說充滿著濃厚的政治色彩,關注地權等生產關系變革是其中必然的和壓倒一切的主題。生產關系反映的是鄉村生產資料為誰所有的問題,其主要涉及的是分配問題,而生產關系的變化進而帶來生產力的發展。隨著1980年代改革動能的釋放完畢,鄉村似乎進入了一個“無事件境”,回歸日常生活也似乎剝奪了鄉土小說的書寫動力,一些作家只好繼續轉入對鄉村發展史的描述——從中我們能夠看出作家的某些偏好抑或無能,似乎沒有生產關系的調整就沒有可以被記錄的東西。作家對生產關系極度敏感而忽視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對人的才能、動力、努力等只能夠有限度地做出回應。新時期以來,鄉土文學中的名篇《鄉場上》《陳奐生上城》《魯班的子孫》《古船》《雞窩洼人家》等,都是寫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帶來的鄉村變化。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鄉村生產關系的調整已經基本到位,鄉村的變化更多體現在生產力的變化上,但是很多作家似乎還不適應這種變化,因此,及時調整以往的書寫觀念和模式顯得非常迫切。

在新的鄉村發展中,資本是新生產力的代表,也是土地流轉最重要的主推力量。說資本是最有效的生產力,并不是說資本是沒有問題的,它的逐利性、貪婪性和虛偽性都需要引起我們的警惕。比如在王十月的《米島》、葉彌的《到客船》、杜旭元的《種房人家》等近期作品中對此都有體現。很多人對今天的鄉村土地流轉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它的很多內容屬于生產力范疇的革新?！靶峦粮摹辈辉偈峭恋禺a權的來回變更,無法被放置到過去那種革命、集體、政治、解放的視野中對待,而更集中于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等生產力層面的要素市場的變革。這樣,鄉土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不再以暴力、革命、改革的形式展開,而是更依賴于資本等生產力的發展。

資本下鄉啟發我們要扭轉過去的書寫模式,將視點從生產關系轉移到生產力之上,關注今天鄉土社會中最活躍、最富有生機的力量。今天的鄉村之變往往都是生產力的變化帶來的,包括新的耕作方式、新的科技水平、新的營銷方式,甚至也包括人自身的“生命”——人類認識、改造和建設世界的能力的生產。鄉土小說的關注點也應該轉入人的自由創造而不是外在的社會關系的變革。在劉汀的《草青青,麥黃黃》、朱百強的《種菜的老人》、孫愛雪的《輕靈的風吹來》、宋紅星的《兩畝地》等作品中,農民對于自身的職業和生活有了新的理解和渴望,從事農業經營不僅是為了獲得保障,更是一種興趣和人生態度。過去的解釋系統中屬于常規的事物,在新的情境中有可能是失效的,只關注巨大的社會變革而忽視生產力,尤其是人這個核心要素的變化,最終只能收獲一種全面的失語。

資本則建立在相信未來的基礎上,相信人的潛能,相信自身能夠凝造出令人驚異的合作秩序,這是它對自然的鄉村共同體的一種重構。資本下鄉帶動了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很多地區的鄉村生活和城市生活已經變得非常接近,鄉村建立起了公司制的管理方式和農地經營模式,空心村向特色產業村轉變。這點在劉繼明的《水漫北垸》、關仁山的《麥河》《金谷銀山》等作品中都有體現。鄉村的活力已經真正寄希望于鄉村產業的發展,現實中我們能夠發現,產業興旺的鄉村一般都沒有遭遇衰落的問題。

關注新生產力的變革也是鄉村重新參與“中國經驗”的有效方式。百年鄉土文學的經驗其實就是作為地方的鄉土支撐起“中國經驗”敘事的過程。今天,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積累的經驗正在快速更新,社會的新型經驗和實踐成分不斷增多,但“鄉土”在其中的參與度、影響力卻越來越低,這并不是由鄉土文化的完全失效導致的,而是因作家漠視了新經驗所致。鄉村并非沒有創造,由于生產力的變革帶來的鄉村經驗正是鄉村最具獨特性的地方,這對于挽救不斷處于頹勢的鄉土文學,讓鄉土文學真正找回昔日的榮光,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關注資本新精神與農民意義世界的變遷

轉型期的鄉村常給我們一種混亂的感覺,這主要是由社會結構與文化結構的嚴重不對稱所導致的。出現這種變化只是一種特征而不應該被視為反常。侯波的一系列小說《春季里那個百花開》《胡不歸》《思鄉小學》等就都折射了城市與鄉村的“混雜風格”。鄉土寫作中,我們可以忽視社會結構的變化,但對文化結構及其衍生的意義世界是不能忽視的,因為它是一種實現個人價值指引、幫助個人解釋周邊生活的東西。今天鄉土小說帶有濃厚的文化保守傾向,正是因其書寫的文化結構是清晰的,它牢牢抓住了村民的意義世界,使得自身能夠保持延續性。資本、城鎮化等正在深刻地影響鄉村的社會變革,但鄉村的意義世界還基本停留在過去,儀式、共同體、倫理等還在以不同方式發揮著規范作用。意義世界的書寫關涉著寫作信念、價值立場和必要的方向感,很多人可能會質疑,資本作為一種物質形態固然能夠改變鄉村,但在價值功能上又能夠起到多大作用?它能夠實現村民意義世界的重組嗎?其實很多創作已經給予了回答,這也促成了鄉土小說自身未來發展的方向。

資本下鄉帶給鄉村的并不全是罪惡,也有靈感、主體和資源,它在悄然地批判、改造小農的自然性、依附性、封閉性等,農民在與市場、新媒體、城鎮化的對接中,實現了對自身、農業、鄉村、生存、市場的新理解。在社會學界,人們討論今天的農民的時候,開始使用一些“新中農”“新小農”等詞語來表述?！靶滦∞r”開始在鄉土作品中頻頻出現,如李建森的《李小三》、侯波的《胡不歸》、宋紅星的《兩畝地》、高寒的《唐宋的田園生活》等。很多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以愉悅的姿態面對鄉村,而不再像過去一樣只會埋頭于土地進行生產,他們從事農業是因為興趣、閑暇、習慣使然,他們對于土地、鄉村的熱愛,賦予鄉土小說新的內涵和特征。

過去,農民追求的其實是一種內向發展,這主要表現為糧食產量的提升、家庭組織關系的支持以及共同體尊嚴的獲得等,這是鄉土意義世界的歸屬。而現在,市場化社會打開了農民的視野,很多新農民突破了傳統形象,也就是說,他們除了像過去那樣勤勞、踏實、堅強之外,往往更為靈活,也更善于自我覺察。他們的意義世界也在擴張、增殖:他們會像過去一樣思考生存問題,但這種思考又帶有超越性、精神性;他們面對土地、市場產生過很多困惑,但在困惑中又洋溢著樂觀、冒險的時代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資本也反駁了它被視為錯誤的負面評價。比如《人境》中的馬垃、《吊馬樁》中的韓先讓,他們都能夠適應冒險的境遇?，F代社會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個人在做決策的時候都會面對這種不確定性,冒險精神意味著農民具備了能夠承擔喪失資源和利益處境的資本,同時也意味著他們有更高的實現自我的渴望。他們的奮斗精神不再像過去那樣簡單,而是以勞動者的自我感知為基礎,也即土地的勞動者充滿著對自我的認識和肯定,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和所從事的職業是有價值的,是與其他職業或者行業的人沒有本質區別的?；蛘呖梢哉f,即使存在不平等,他們也并不在意。

當然,對這些新經驗的描寫還沒有構成較大的規模和體系,或者說這種經驗還沒有被廣泛傳遞,還處于發現、驚奇、消化的階段,處于與舊經驗的對峙中,不能與廣泛的世界聯系起來。但這也讓我們看到,農民的意義世界正在轉型:他覺得自己能夠賦予這個世界意義,也能夠把握住這種意義,只是能夠與之共享這種意義世界的人短時間內還是太少。但是隨著農民意義期待的外向化,這些新的經驗會逐漸成為鄉村經驗的主體部分,而屬于梁三老漢、白嘉軒、封大腳的時代已經遠去,他們將逐漸成為一種過時的經驗和文學風景。

(三)承續舊的文學遺產與歷史意識

鄉村資本化時代并不意味著與以往經驗的完全斷裂,相反,百年鄉土小說的經驗在這里仍然是有效的,因為構成鄉土小說的現實性基礎依然存在,只是某些范疇在置換和遷移。學者黃應貴在考察臺灣鄉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分析了新出現的“兩地社會”“神秘經濟”等社會文化現象,指出:“在工業化、都市化與全球化沖擊下的農村,因人口外移、當地生計凋落等現象,讓我們容易有農村社會沒落乃至崩解的印象,但實際上它可能已在形成另一種不同的社會型態[形態],而不再是個有關農村興衰的問題?！盵14]

資本下鄉雖然有助于我們打開視野,但它僅僅是為走出鄉村困局提供了一種視角,它不是要與舊的經驗切割,而是要完成對接。而且它本身不能夠揭示城市化、家族歷史、多元文化等的豐富面向。在鄉村與地方經驗再造的過程中,鄉土文學仍然是以舊的鄉土小說傳統作為支撐,離不開鄉村的儀式、記憶、思維、傳說等。作家尤其是新一代的年輕作家們必須思考:有哪些可以內化的精神資源?又有哪些集體記憶?稍舉兩例:如河北作家關仁山與付秀瑩,他們的作品都是書寫資本下鄉的典型,但是關仁山《金谷銀山》《大地長歌》中的民俗、記憶等逐漸被新的科技種田、綠色營銷、土地流轉等取代;付秀瑩的《陌上》卻一直關注鄉村資本化時代村民的鄉村往來、日常飲食、人情世故等,這也使得付秀瑩收獲的贊譽要比關仁山更多。鄉土民俗、生活形態、鄉村俚語等都是鄉土寫作的靈魂構件,但很多作家對此缺乏深刻的自覺意識,使得鄉土小說越來越呈現出單薄、模糊的不足。尤其是年輕一代的鄉土作家如田耳、劉汀、朱山坡、宋小詞等,在揭示鄉村新變和新體驗的過程中,對社群、歷史、倫理、風俗的書寫都充滿著間隔,或許在新一代作家眼中,鄉村衰退是一種歷史的常態——自他們出生開始就一直如此,沒必要選擇反抗。這導致他們對于鄉土生活的不敏感,無法理解那種對于鄉村的崩潰感、錯位感,即使走出鄉村之后,理智上仍然會接受鄉村的衰落。資本下鄉不僅不能夠呼喚出他們對于鄉土社會的歷史認知,反而會強化他們對于鄉村功能必然轉型的心理定勢。

鄉土敘事也兼具文化、歷史敘事的功能,資本下鄉召喚的更多是將來的而不是過去的東西,這會讓很多人將精神和視點放在社會正在進行或將要發生的事情之上,失去屬于自身的時間,無法意識到自己在時間中的位置。歷史想象本身也是一種認識自我、反抗文化的方式,沒有歷史的敘事很容易變成空間化敘事,對鄉土過去的全面否定本身也是一種慵懶表現,“人類隨時隨地都要面對未知的未來,為此,他需要對超越其自身的真理的信仰,否則,社會將式微,將衰朽,將永劫不返”[15]。過去的鄉村問題是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化問題,是因為對鄉土的反思往往都是站在幾千年文明史的角度,而今天的鄉土書寫無法折射出作家深刻的思想和文化意識,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缺乏大的視野。即使在“80后”鄉土作家代表甫躍輝那里也很難看到那種豐贍的東西,他的《我的蓮花盛開的村莊》《收獲日》《庸常歲月》等作品只能描寫瑣碎的日常,也就很難去組織新的歷史經驗,并給予定型。在這種背景下特別需要新的歷史意識來重新思考鄉村的價值和走向,我們必須講明白鄉村從何而來,要到何處去的問題。鄉土的風景畫、風俗畫、風情畫在今天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鄉土社會在自身的發展中形成了深厚的文明史內涵,來源于其所展示的寬廣的歷史尺度,這些都沉淀在了鄉土文化之中。鄉土書寫只有打通這種過去的、通曉歷史的思維,才能夠形成自身的根據和評價自身的標準,從而具有更強的合理性、目的性,不然它所塑造的鄉村只能成為現代性潮水涌入之后的一個“浮標”:盡管能錨定某些東西,但是本質上是游移的、不穩定的。

(四)知識分子與鄉村、個性化寫作

很多人擔心資本下鄉會帶來鄉土文學的消亡,其實最可怕的不是失去鄉村,而是失去故鄉——也即知識分子喪失對鄉村的情感和表述渴望,將鄉村當作純粹的空間而不是有依賴性的地方。無論鄉村如何變化,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是決定這個分數的分母,必須重新思考自己與鄉村、農民的關系,以及書寫鄉村的意義何在。饒有意味的是,知識分子在當下的鄉土小說中開始大面積消失了,它折射了作家與鄉村經驗的疏遠,以致鄉土書寫中的“三畫四彩”越來越稀缺。很多作家只是遠觀鄉村資本化,卻不去親身體驗觀察,呈現出來的東西既單一又急躁,這也是對過去寫作模式失效的一種應激反應,作家對鄉村之變更多投入的是理智而不是情感。

今天我們的鄉土小說,除個別作家的作品之外,其實很難稱得上有個性。個人看待新鄉村和資本都是主觀的,這樣帶來的寫作風格自然也應該是多元的。但我們的轉型期鄉土書寫中,侯波的平實冷靜、陳應松的壓抑犀利、付秀瑩的淡雅哀傷、田耳的戲謔反諷等等,都還稱不上具有高度的可識別性。在老一代作家那里,他們普遍熱衷于現實主義的手法,而在新一代作家這里,個性化風格已經開始出現,比如鄧學義、舒飛廉、馬金蓮、陳崇正等年輕作家。在資本的催動下,鄉村正在脫域,也正在變得更加豐富,更富有流動性,這其實也是一種幸運。資本下鄉以后,一方面新的實驗類風格的鄉土小說是最值得期待的,因為資本與鄉村的結合顛覆了鄉村的樣貌,另一方面多元化的鄉土寫作也是值得期待的,因為資本與人結合的方式也是多元的,對很多寫鄉土的人來說,每個人都可以寫自己認識、經歷過的鄉土。比如鄉土小說會變得像旅行小說,會變得像游記,會變得像人類學日志,甚至會變得像都市文學,這些都會因為作家體驗的變化而變化。

作家主體的生成需要鄉村現實的實踐,這是“50后”和“60后”鄉土作家的經典化之路。隨著鄉村功能的轉換,現代鄉土小說的敘事動力已經不在于傳統意義上的認識鄉村、啟蒙農民,也需要將鄉村作為作家自身的精神棲息地。資本下鄉一方面改善了鄉村的基礎條件,重新組合著鄉村,另一方面也應該成為作家體驗鄉村的有效方式,作家與鄉村的關系不應該是疏遠,而應該是更加的貼近。當前的鄉土寫作不僅僅是發現鄉村的種種弊病,以及宣泄自己的憤懣、鄉愁,而且還要深度思考作家自己與鄉村之間的關系,找到鄉村之于“我”的需要,以及這個時代書寫鄉村的意義究竟為何,這樣的鄉土寫作才會持久而具有深度。文學作品不能總是成為對一個時代的客觀記錄,它還要有自己的個性,甚至有自己的盲目、偏見才是動人的。在新的時代背景下,知識分子到底應該以什么樣的姿態來看待鄉村及自己所從事的鄉土寫作?經歷現代化之后的知識分子如何反思自己與鄉土的關系?在這方面,似乎只有劉繼明的《人境》等寥寥幾部作品有所觸及,如馬垃回鄉構筑自己的木屋、風車,修復自己失落的精神,于鄉土中重生。在今天的鄉土小說中極少再見到孱弱或者頹廢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書寫者是在試圖塑造英雄,塑造想象中的英雄,這種主體性身份其實并不產生于鄉土,它更像城市對鄉村輕而易舉地占領之后的那種膨脹的自信心。臺灣作家舞鶴寄居鄉村十年反抗著孤獨,西部作家李娟、劉亮程、馬金蓮等皆是如此。在媒介化、鄉村資本化的時代,沒有對鄉村的深度沉潛,同樣難以確立自己的經典性。

五、結束語

資本下鄉在鄉土社會發展中既是一個偶發事件又是一個必然事件,但我們的鄉土寫作卻不能僅僅將其當作一個事件,而是要放置到鄉土小說現代性進程中來對待。資本還需要與時代、鄉土、制度等進行更具深度的協商,以適應歷史提供給自己的有意義的角色。資本下鄉不可避免地在鄉土書寫和鄉土社會結構之間制造了一種較難處理的緊張關系,讓很多鄉土書寫者難以從中找到把它與其他鄉村經驗關聯起來的共同象征,但他們也正在努力破除以往認識和寫作中的各種界限,重構一種新的寫作范式和價值取向,這將有助于突破新世紀鄉土小說發展的瓶頸。對此,我們應該保持謹慎的樂觀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