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智能行為的演化
——從激進生成認知的視角看

黃 翔

(復旦大學 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一、問題的源起

關于動物智能哲學的討論,我們首先需要簡單地區分一下動物智能的經驗研究與動物智能哲學這兩個研究領域(1)這里的“動物智能”(animal intelligence)也包括“動物心靈”(animal mind)或“動物心智”(animal cognition)。這幾種表達的涵義因不同學者的研究側重點和方法上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本文忽略其中的差異,統一使用“動物智能”一詞指稱所有相關研究領域。。動物智能的經驗研究范圍相當廣,包括動物行為學、動物心理學、演化心理學、演化知識論、比較智能研究等;而動物智能的哲學研究則試圖運用動物智能的經驗研究成果來思考哲學問題,如什么是心靈、什么是意識、什么是知識、什么是合理性、什么是道德等。關于動物智能哲學的當代研究,一般來說都持有自然主義立場,堅持對心靈和認知的理解不應該從除邏輯和數學之外的任何先驗(a priori)原則出發,而需要依賴經驗科學的研究成果。從自然主義哲學立場出發,一個令人滿意的動物智能哲學研究需要同時給出以下兩個說明:

(I)動物與人共有哪些心靈與認知能力;

(II)人的心靈與認知能力在哪些方面不同

于動物的心靈與認知能力。

說明(I)十分重要,是比較心理學的合法性基礎,因為只有人與動物共有某些相同的心靈和認知能力,比較兩者的類似或差異才有意義,它同時也是演化心理學所要預設的前提。說明(II)則關注與不同物種相匹配的適應性智能,是演化心理學、演化知識論、動物心理學、動物行為學等研究的對象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對動物智能的經驗研究完全可以單獨地關注(I)或(II),不必一定要同時給出對兩者的說明。而動物智能哲學則必須同時說明兩者:忽視(I)會削弱自然主義哲學的立場,使得人類的智能好像是一種憑空先在的能力,對其的理解難以避免某種神秘的跳躍;忽視(II)則無法真正理解人類智能的獨特性,使得我們無法回應人能知道什么,人應該做什么,人可以希望什么等這些根本性的哲學問題,從而動搖整個哲學的基礎。

動物智能哲學在給出這兩個說明時常常會遇到兩種陷阱的誘惑:一方面,超智能主義(hyperintellectualism)陷阱將民間心理學用來言說人類認知能力的概念(如表征、信念、意識等)濫用于動物認知,從而使得對(I)進行說明的過程中會將隱喻性的擬人言說策略當成實在性描述[1]89-94[2]49;另一方面,極端功能主義(radical functionalism)陷阱將動物與人所共有的神經系統對外在刺激的因果功能反應能力賦予了過多的說明力,從而使得在對人類認知和心靈的獨特能力進行說明時,即在說明(II)時面臨某種難以處理的鴻溝或“難問題”[3]20-30。

本文特別關注的是這兩種陷阱如何圍繞著“表征”概念而展開。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首先需要對表征概念有一個初步的了解?！靶撵`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是心理學和心靈哲學中功能主義范式替代行為主義范式的關鍵性概念,它被用來理解物理大腦中攜帶內容的心靈狀態(如信念、知覺、記憶、命題態度等),以及由該狀態引起的智能行為[4]19-23。拉姆齊(W.Ramsey)從說明的維度出發,把表征理解為“承載內容的內在狀態,對這些狀態的正確說明須要涉及代表某些事物的結構”[5]xi。換言之,表征是擁有以下特征的心靈過程:(1)承載內容的內在狀態;(2)表征內容具有表征項X與被表征項Y之間的結構關系。表征同時也是人工智能哲學和認知科學哲學用來建構認知和智能模型的基本概念。在這些模型中,表征被理解為一個信息處理系統,在其中,外在刺激形成信息輸入,經過計算處理后產生能夠引起智能行為的信息輸出。

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對表征的理解有不少差異。美國南佛羅里達大學的特納(S.P.Turner)區分了表征的強、弱兩個極端:

弱表征(或最小表征,Minimalist Form of Representation,簡稱Rm):將信息及其處理過程當作因果過程,而表征則是該過程的數據結構,任何心靈狀態都可通過有時是潛在的最低限度的數據結構來獲得說明。

強表征(Strong Form of Representation,簡稱Rs):表征是被成功建模的復雜推理對象,而在動物認知中則被當作句法系統中的一部分。[6]46

Rm中的一些概念需要特別澄清。首先,“信息”一詞在日常語言、科技和哲學領域有著不同的用法(2)參見:ADRIAANS P.Information[EB/OL].(2012-10-26)[2023-06-01].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information/.。在這里則是指心靈狀態所指向對象的某些被識別的特征。這些特征之所以被識別是因為該對象某些物理狀態的變化造成了識別者心靈狀態的改變,從而使得識別者得以追蹤該對象的物理狀態的變化。其次,“數據結構”指的是攜帶或承載相關信息以及對信息的功能性處理的數學表達,而所謂“數據”則是指該表達中的權重與賦值。再次,這里的“因果過程”是指心靈狀態的意向對象的物理變化因果地引發或激活該心靈狀態,正是基于這個因果過程,心靈擁有追蹤其意向對象的能力。更為一般性地講,這種因果過程可以理解為心靈對環境變化的追蹤與共變過程,普萊斯(H.Price)稱之為“e表征”(e-Representation)。所謂“e表征”是指以外在環境追蹤(environment-tracking)功能為范式的表征,在其中,Rm中所說的信息數據結構與環境中的某些特征形成共變(covariation)或指示(indication)關系[7]36?？傊?Rm把表征理解為攜帶著可辨識的數據結構的信息處理的因果過程。例如,一個正常工作的氣壓表在氣壓變化時做出因果反應,其指針變化所給出的數據記錄了氣壓變化;再如,兔子在感知到一個大體積物體高速靠近自己時產生警惕感,這個心理的變化記錄了可能的捕食者所帶來的環境變化,并引發了兔子的躲避行為。用“e表征”所強調的對環境變化的追蹤與共變的視角來理解,氣壓表中指針的變化與環境中氣壓的變化形成了共變或指示關系;而兔子的躲避行為與其感覺到捕食者靠近之間也形成了共變或指示關系。根據Rm的定義,任何心靈狀態,如感知、情緒、記憶、注意力等,只要攜帶與意向對象共變的數據結構,就可以被看作是表征。

Rs則將表征看作模型中可被推理的部分,具有語義和句法特征。擁有Rs的心靈狀態可以作為其他心靈狀態的理由。在動物認知中,一些高智商動物因可以進行計劃、群體合作、欺騙等行為而被認為擁有Rs。普萊斯將這種強表征稱為“i表征”(i-Representation)。所謂“i表征”是指以內在推理功能為范式的表征。換言之,一個表征能夠成為推理過程中的前提或結論。

有了對Rm和Rs的區分,我們就可以來看兩種陷阱是如何表現在表征概念上的。這里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福多(J.A.Fodor)的斷言:

任何機制如果其狀態與環境狀態共變,就可以看作是在記錄有關世界的信息;只要進一步滿足一些條件,我們就有理由將擁有該機制的系統輸出看作是對與其共變的環境狀態的表征。[8]39

在這里,“信息”是指環境中某些物理狀態的變化。由于與環境狀態共變的系統變化攜帶了環境中的某些信息,因而被看作是對環境變化狀態的表征。不難看出,這正是特納所說的弱表征Rm或普萊斯所說的“e表征”。上文提到的例子中,正常工作的氣壓表在環境氣壓發生變化時,指針也隨之變化,按照福多的表征標準,該氣壓表的指針變化表征了周圍氣壓的變化。這個表征標準可以廣泛地運用在生物學中,例如上述兔子感知危險靠近的例子,甚至細菌因感知到某一方向上蔗糖濃度的增加而向其游去的行為,也可看作細菌具有表征其食物,即蔗糖的能力。換言之,福多的表征標準被大量用于對(I)的說明中。然而,它的問題是容易落入極端功能主義陷阱而難以說明(II),即難以說明人類具有的一些獨特的認知能力,如推理、價值判斷、語言、意義理解等,是如何產生或獲取的。這些認知能力難以還原為與環境共變的內在因果機制,因而需要更強的表征概念如Rs或普萊斯的“i表征”來說明。

第二個來自卡魯瑟斯(P.Carruthers)的如下判斷:

考慮一下蜜蜂的思想內容,“蜂巢向北200米有花蜜”(或類似的東西)。它真的由下述概念“花蜜”、“200米”(或大致等同的距離量度)、“北方”(或某些類似的以太陽為參照物的方向量度)和“蜂巢”組成?當然是這樣。[9]98

在這里,卡魯瑟斯堅持蜜蜂擁有非語言的表征內容或概念。當這些概念組合在一起并引發相關的行為時,就意味著蜜蜂擁有某種原始的推理能力,例如,擁有“蜂巢向北200米有花蜜”的思想內容。這里預設了強表征觀Rs或普萊斯所說的“i表征”觀,并從人類的智能能力出發來理解動物的認知特征。這種立場在說明人類認知和心靈的獨特性,即在說明(II)時不會遇到困難,但在說明動物的認知能力,即(I)時就有落入超智能主義陷阱之嫌。當我們把類似“200米”“北方”等概念賦予蜜蜂時,似乎也能把類似“食物”的概念賦予向蔗糖濃度高的方向游動的細菌。不可否認,在日常生活和科學交流過程中,為了言說的方便,科學家們會在描述細菌向蔗糖濃度高的方向游動這一行為時,以擬人或隱喻的方式使用細菌“去尋找食物”“知道食物在哪里”或“知道到哪里去吸收營養”等表達。然而,將這種擬人或隱喻的表述與動物自身的認知狀態相混淆,則是一種超智能主義的錯誤。

避免這兩種陷阱的根本方式在于能夠成功地說明擁有概念和推理能力的強表征Rs是怎樣從與外在信息刺激共變的弱表征Rm中發展出來的。福多例子中的極端功能主義陷阱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難以從其理論起始點,即從Rm的因果功能機制中成功地說明人類智能所特有的Rs是如何可能的。而卡魯瑟斯例子中的超智能主義陷阱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它的理論起始點,即Rs被濫用于原本使用Rm就可以充分說明的動物智能和行為中。如果擁有從Rm到Rs發展過程的適合說明,我們就可以從容地使用Rm來說明(I),即動物與人類所共有的心靈和認知能力,并使用Rs來說明(II),即人類所獨有的心靈和認知能力。

二、從目的論語義學到激進生成認知

試圖以自然主義的方式來說明Rs如何產生或如何從Rm中發展出來的當代研究以目的論語義學(teleosemantics)最為矚目。目的論語義學的基本思路是,心靈表征,包括Rm和Rs,來自于產生它們的系統功能。目的論語義學有許多不同的進路,其中以信息進路和生物進路最為基礎:信息進路認為心靈的一個內在結構擁有內容X,當X因果地引起了該結構(3)參見:DRETSKE F.Explaining behavior[M].Cambridge,MA:Bradford Books/MIT Press,1988;DRETSKE F.Naturalizing the mind[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5;FODOR J A.Psychosemantics: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M].Cambridge,MA:A Bradford Books/The MIT Press,1997.;生物進路認為心靈的一個內在結構擁有內容X,當該結構具有指示X的功能,而此功能曾對物種譜系的維持和繁盛做出過貢獻(4)參見:MILLIKAN R.Language,thought and other biological categories[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84;MILLIKAN R.Biosemantics[J].Journal of philosophy,1989,86(6):281-297;MILLIKAN R.Varieties of meaning[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4;MILLIKAN R.Beyond concept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APINEAU D.Teleosemantics and indeterminacy[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8,76:1-14;PAPINEAU D.The status of teleosemantics,or how to stop worrying about Swampman[J].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2001,79:279-289;PAPINEAU D.Teleosemantics[M]∥SMITH D L.How biology shapes 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95-120.。圍繞這兩個進路,發展出了許多理論,包括試圖融合兩個進路的理論(5)參見:NEANDER K.Toward an informational teleosemantics[M]∥RYDER D,KINGSBURY J,WILLIFORD K.Millikan and her critics.Malden,MA:Wiley-Blackwell,2013:21-36;NEANDER K.A mark of the mental [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7;SHEA N.Representation in cognitive science[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8.。這里無法深入其細節,只想指出目的論語義學難以充分地說明如何從Rm發展出Rs的一些理由,并以這些理由為起點探討補救的可能。

第一個理由是目的論語義學在回應非決定性反駁時難以說明如何從Rm發展出Rs。所謂“非決定性”(indetermincy)是指目的論語義學所使用的因果或生物功能無法通過其所引發的與外在對象的共變關系來決定唯一的表征內容的情況。以目的論語義學最著名的青蛙吃蒼蠅的例子來說明。一只蒼蠅飛近一只青蛙,蒼蠅的行動激活了青蛙大腦中的捕食機制,使得青蛙飛速地伸出舌頭將蒼蠅掠入口中吞食。目的論語義學面臨的問題是,因果或生物功能可以說明青蛙大腦的神經機制是如何追蹤并捕獲這只蒼蠅的,卻難以確定追蹤和捕獲過程中青蛙的大腦中關于這只蒼蠅的內容。換言之,難以確定青蛙的眼睛告訴它大腦的到底是什么。米麗肯(R.Millikan)認為生物演化過程足以讓青蛙將這只蒼蠅看作是“蒼蠅”(fly),而不是“蚊子”或“飛行的甲蟲”等其他東西[10]164-165;帕皮努(D.Papineau)認為青蛙看到的是“飛蟲”(flying insect)[11]105-107;斯特瑞尼(K.Sterelny)認為生物演化無法讓青蛙獲得如此豐富的昆蟲分類概念,而只能獲得其功能的對象的直接屬性即“可食的”或“食物”[4]124-127;尼安德(K.Neander)則認為青蛙只有眼睛所獲得的能夠引發其后續活動的因果信息,即“小而暗的飛動物體”(small dark moving thing)[12]124[13]168。

目前對于目的論語義學中非決定性問題的解決很難形成共識。各種理論不僅在技術細節上存在著差異,對于形成表征內容的標準也難有統一的看法。從內涵豐富而外延相對窄小的高層次內容,如“蒼蠅”,到內容相對貧瘠而外延寬廣的低層次內容,如“小而暗的飛動物體”,都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目的論語義學理論用來說明青蛙捕食蒼蠅時的心靈狀態。不難看出,高層次內容如“蒼蠅”相對于低層次內容更接近強表征Rs的標準,而低層次內容如“小而暗的飛動物體”相對于高層次內容更接近弱表征Rm的標準。從前文我們看到,以Rs為標準容易落入超智能主義陷阱而使得在說明(I)時,即說明動物心靈時,誤將擬人或隱喻用法當作實在,而以Rm為標準則容易落入極端功能主義陷阱,從而在說明(II)時遇到困難。因此,目的論語義學在表征內容的形成標準或標準的變化上達成共識是十分必要的。一些學者認為目的論語義學無需對非決定性問題給出明確和統一的回應,只要論證表征內容在原則上可以被自然化就達成了目標。換言之,無論是Rm還是Rs,只要可以以自然主義的方式獲得說明即可[14]157[15]309-312。筆者同意論證自然化表征內容原則上的成立并不一定要求對非決定性問題的解決,但如果想要滿意地說明(I)和(II),我們仍然需要對從Rm到Rs的發展過程做出說明,而目前目的論語義學的當代研究則未能對這個說明形成共識。

第二個質疑目的論語義學難以說明從Rm發展出Rs的理由來自于胡托(D.D.Hutto)和麥因(E.Myin)提出的“內容的難問題”(Hard Problem of Content)。所謂“內容的難問題”是指建立在與環境共變關系上的弱表征Rm,包括目的論語義學的表征概念,難以單獨地說明強表征Rs所要求的表征內容。具體來說,Rs所要求的表征內容意味著“認知者所表征的對象或事物是如此這般的”。[3]10這里的“表征內容”是一個語義概念,它需要滿足三個條件:(1)準確性,即表征內容可以是準確的(accurate)或不準確的(inaccurate);(2)為真性(veridicality),即表征內容可以為真(true)或可以為假(false);(3)具有真值條件,即可以斷定表征內容中相關概念和判斷的真偽需要滿足的條件。胡托和麥因認為Rm包括目的論語義學可以滿足準確性條件,即在演化過程中被選擇的生物機制(如大腦和神經機制)在其正常運轉時,可以十分可靠地與外在環境中某些特征的變化形成共變關系,從而為生命體提供準確地追蹤外在對象及其特征的能力。然而,Rm包括目的論語義學難以滿足為真性條件,也不具有真值條件。這是因為通過共變關系準確地攜帶某種信息并不等于擁有關于該信息對象為真的內容,也不意味著擁有該信息內容為真的條件。例如,樹的年輪準確地攜帶了樹齡信息,但這不意味著年輪所攜帶的樹齡信息為真。如果一顆樹由于某些原因(如病菌或蟲害等)的干擾,未能在某一年或某幾年形成年輪,我們不能說這顆樹攜帶了為偽的樹齡信息,因為這是樹的共變功能因干擾因素的影響而失敗的后果,而不是語義層面上的表征錯誤。同樣地,可靠的共變信息并不意味著信息為真。豪奇蘭德(J.Haugeland)曾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一種黃色蝴蝶體內攜帶著可以威脅某一種鳥類的毒素,而該種鳥在演化過程中產生了基因突變,擁有變異基因的鳥會排斥捕食紅色、黃色、綠色的昆蟲,因此可以準確地避免進食有毒的黃色蝴蝶,從而具有更好的適應性。豪奇蘭德指出,這種鳥因自然選擇而獲得的對黃色蝴蝶的準確規避能力并不意味著它們對顏色或毒素有任何語義層面上的理解[16]310。因此,胡托和麥因堅持Rm所依賴的共變功能并不具有語義屬性的表征內容,因而也無法單獨地發展出Rs[1]66-67。在他們看來,盡管擁有語義屬性的Rs隨附于擁有共變功能的Rm,但Rs從Rm中涌現的過程則需要建立在社會文化的實踐活動之上。這一點,我們在下文會詳細解釋。

胡托和麥因的觀點受到一些目的論語義學支持者們的質疑[17-18],同時他們也做出了回應[3]41-44。新近的質疑來自于曼(S.F.Mann)和派因(R.Pain),他們認為目的論語義學可以避開胡托和麥因的批評。在他們看來,胡托和麥因的觀點預設了目的論語義學的表征內容,即Rm沒有滿足兩個標準:真值標準(the truth-evaluable criterion)和內涵標準(the intensionality criterion)。然而,曼和派因堅持由于胡托和麥因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真值標準,因而目的論語義學給出的建立在與環境對象可靠關聯上的關系本身就是真值標準。換言之,目的論語義學滿足真值標準。而所謂“內涵標準”是指表征內容的如下語義特征:一個表征對象可以擁有不同的內涵內容。例如,在弗雷格的例子中,“晨星”和“暮星”這兩個詞都指稱同一對象,但各自擁有不同的內涵。在曼和派因看來,目的論語義學不必遵從弗雷格式的內涵語義學,而可以只依賴指稱關系來理解表征內容的語義特征。他們指出,米麗肯(R.MILLIKAN)的“獨念”(unicept)就是這種表征內容[19]7-9,它建立在生命體與外在環境的共變關系之上,是一種Rm,其功能是讓生命體能夠識別出之前曾經出現過的對象,因而它表征了該對象,形成了生命體對該對象的信念,保證了生命體在正常狀態下對出現在不同場合的該對象做出合適的行為。以這種方式來理解目的論語義學的語義特征,完全無需滿足內涵標準。[20]40-42

對于曼和派因的論點,筆者有以下兩點質疑。首先,曼和派因認為目的論語義學只依賴與環境的共變關聯就可以滿足真值標準的判斷過于樂觀。我們在前面看到的非決定性問題意味著目的論語義學在滿足真值標準時存在著含混性。由于不同的目的論語義學理論對非決定性問題的處理方式不同,其所持有的真值標準也不完全相同。以上述青蛙捕食蒼蠅的例子來說,如果青蛙事實上吃到嘴里的是一只蚊子,那么在青蛙“看到的是‘蒼蠅’”的理論里為偽表征,而在青蛙“看到的是‘飛蟲’‘食物’或‘小而暗的飛動物體’”的理論中則為真。其次,按照曼和派因的理解,表征內容完全可以以Rm中的共變關聯關系來確定,因而弱表征Rm與強表征Rs的區分也是不必要的。然而,這作為取消Rm與Rs之間區分的理由過于薄弱,不僅因為絕大多數學者在理解表征問題時都預設了強、弱版本的區分,更重要的是,若只以Rm來理解心靈表征,只能說明生命體部分較為初等的認知能力,而難以用來理解更為復雜的部分,如解決非決定性問題、人類認知的獨特性問題等,從而陷入極端功能主義陷阱(6)堅持區分Rm與Rs的學者,除本文提到的特納和普萊斯外,曼和派因還提到了豪格蘭(J.Haugeland)、德雷福斯(F.Dreyfus)、伯格(T.Burge)、瑞思考勒(M.Rescorla)、奧布萊恩(G.O’Brien)、奧佩(J.Opie)等學者。因此,否定這一區分需要更為細致與系統的論證。參見:MANN S F, PAIN R.Teleosemantics and the hard problem of content[J].Philosophical psychology,2022,35(1):22.普萊斯指出導致容易混淆這個區分的一個原因來自對語言游戲的外在制約與共變性功能制約的混淆。參見:PRICE H.Expressivism,pragmatism and representationalism[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7-38.?？傊?對表征內容的自然化理解不僅需要說明Rm,也同樣需要說明從Rm到Rs的發展過程。

實際上,胡托和麥因提出的這種“激進生成認知”(Radical Enactive Cognition,簡稱REC)并不像某些學者所理解的是一種反表征主義立場,而應該被理解為一種試圖說明從Rm發展到Rs的自然主義理論。REC的基本思想是,目的論語義學成功地給出了建立在Rm之上的認知能力,這種能力可被稱為“基礎心靈”(Basic Mind),它足以支撐動物包括人類的適應性智能行為,這是人類與動物的智能所共有的部分,即(I)的說明對象。然而,與目的論語義學不同的是,胡托和麥因堅持認為不必把Rm看成是表征內容,因為Rm不具有為真性和真值條件。在REC看來,少數高智商動物與人類在進行社會性實踐的過程中發展出或從Rm中涌現出具有為真性和真值條件的Rs。擁有復雜且不斷精致化的Rs能力是人類智能區別于其他動物智能的地方。這是REC對問題(II)的回應。換言之,與REC相比,目的論語義學通過其關于對Rm的自然化理論成功地說明了(I),卻因未能成功地說明從Rm到Rs的發展過程而未能如REC那樣成功地應對問題(II)。

三、四種智能行為

為了更為清晰地理解REC在解決問題(I)和問題(II)時相對于目的論語義學的優勢,我們接下來進一步考察人類心智演化過程中所經歷過的四種智能行為(Intelligent Behavior),它們分別是:

(IB-1)反射行為(reflex behavior)

(IB-2)習得性適應行為(learned adaptive behavior)

(IB-3)外在表征實踐行為(external representation praxis )

(IB-4)內在表征實踐行為(internal representation praxis)

(IB-1)指的是由基因決定的或先天擁有的適應性的反射性行為。例如,身體特別是手在遇到針狀物刺痛時會迅速回撤,眼睛遇到強光會瞇起來等等。在這里,“反射性”“先天性”和“適應性”三個概念需要解釋一下。所謂“反射性”是指當特定的情境出現時,行為能動者會自動激活相應的行為;這種行為是“天生的”或“先天性”的,因為行為能動者實現它們的能力由基因決定而無需后天學習;它們是“適應性”的是因為這些行為能夠減少外在威脅對生命體可能的損害,從而增加了行為能動者對環境的適應度。動物與人類一樣共有這種智能行為,只不過動物的具體行為方式各不相同。例如,蜘蛛織網、蜜蜂筑巢、河貍筑堤、老鼠挖洞、飛蛾趨光等。因而,(IB-1)是(I)要說明的對象之一。

另一個(I)的說明對象是第二種智能行為(IB-2)。它是一種習得性適應性行為,即通過后天學習獲得的、比(IB-1)更具靈活性的適應性智能行為。例如,巴甫洛夫的狗經過訓練后可以在聽到鈴聲后分泌唾液,桑代克的貓在幾次隨機碰到可以打開迷籠的杠桿后,逐漸學會在進入迷籠后尋找能使自己走出籠子的杠桿。這些行為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面對新的生存環境時逐漸形成的,即后天習得的。人類更是擅長通過形成良好的習慣或學習各種技能來增加自己的適應性。這種行為的習得依賴記憶和學習能力,行為主體在面對新環境時需要運用之前的經驗形成更具適應性和靈活性的新行為。無論是(IB-1)還是(IB-2),智能行為的發生都是生命體的大腦、神經或感知系統被特定外在對象激活后,對該對象產生共變反應,從而對其識別并追蹤的結果。只不過在(IB-1)中這種與對象的共變能力是先天的,在(IB-2)中則是在試錯、學習和訓練過程中獲得的。目的論語義學和REC對(IB-1)和(IB-2)的理解有不小差異。目的論語義學將兩者都看成是弱表征Rm運作的結果,即看成是生命體的大腦、神經或感知系統識別并追蹤外在對象的信息變化的結果。REC則不愿意使用“表征”一詞,而將生命體通過共變關聯來識別和追蹤外在對象的能力看作是“基礎心靈”,堅持基礎心靈是動物和人的認知和心靈的基本狀態與功能,是在對時空中各類環境信息(刺激)的動態回應過程中生成的。與目的論語義學不同的是,REC認為基礎心靈或Rm只具有功能性和因果性而不具有語義性,因而不操縱表征內容,依賴表征內容的心靈和認知狀態底定于基礎心靈。

在REC看來,依賴表征內容的心靈和認知狀態展現于另兩種智能行為中。第三種智能行為(IB-3)是指依賴外在表征實踐的行為。一般來說,“外在表征”是與“內在表征”或“心靈表征”相對的概念,指以外在于心靈的資源如物質模型、圖畫、表格等為載體的表征。而這里所使用的“外在表征”一詞的涵義有所不同,它來自美國科學哲學家瓦托夫斯基(M.W.Wartofsky)的定義。所謂“外在表征”是指生命體在與其他個體進行社會性交流的過程中,使用某些生存和繁殖的原始行動作為物質性信號的表征[21]368。舉例來說,獅子通過在樹木和石頭上留下體味來劃分領地,向入侵者示警;大象和鯨魚都會通過發出和接收叫聲來判斷遠處群體的位置;螢火蟲通過腹部發光、孔雀通過開屏來傳達求偶信號等。外在表征有兩個重要特征。第一,它是社會性實踐的產物,用于生命體之間相互交流和傳遞信息。第二,它從(IB-1)和(IB-2)中演化發展而來,例如撒尿本是一些動物身體新陳代謝的表現,而嗅覺靈敏的貓科動物的祖先擁有強大的體味識別和追蹤不同個體的能力,這是一種建立在(IB-1)(如先天的嗅覺反應)和(IB-2)(如在生活中積累識別不同氣味的經驗)之上的能力,最終發展出使用攜帶自己體味的尿液作為信號來示警其他個體的行為。再如,動物幼崽因為饑餓而啼叫,叫聲引發了母親的喂食行動,這是(IB-1)和(IB-2)的運作過程,即特定的神經配置與外在刺激相匹配的結果。而當幼崽在成長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啼叫可以提高母親對自己的關注頻率,因而有意地使用啼叫來吸引母親的注意時,它的啼叫就成了外在表征。

人類同樣擅長通過手勢、表情、觸碰、聲音來與同伴或異類交流。然而,人類祖先與動物的外在表征在兩個方面存在著重要差異,一是制造東西的能力,二是社會交流的方式。在制造東西方面,人類祖先逐漸演化出系統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作為工具的人工物,如斧子或矛等,不僅表征了它們的使用方法,也表征了它們的制作方式[22]337-396[23]153-177。例如原始人制作的石斧,邊緣鋒利的一端暗示了用于切割,而粗厚的一端暗示其是用手握住的一端。從來沒有見過石斧的人,在看到石斧的形狀后,可以毫不費力地識別出它的使用方式,從石斧的材質和形狀也不難揣摩出其制作方式。與此同時,工具特別是復雜工具制造技藝的傳播與繼承需要更為成熟穩定的社會性交流,從而促進了語言的產生。語言是除制作工具外人類祖先所獨有的另一種外在表征資源,它的產生使得人類的社會交流超越依賴叫喊、手勢、表情等基礎性外在表征資源的階段,進而能夠表達更為復雜的信息與心理活動,推動人類的認知能力突飛猛進地發展。實際上,語言就是一種工具的工具。一方面,復雜工具的制作、使用和傳播需要依賴社會性的語言交流;而另一方面,語言又是人類社會性交流中最為有效和獨特的工具。

從REC的視角看,(IB-3)中的外在表征是從Rm發展到Rs最為重要的一步。一方面,社會性交流實踐使得(IB-2)中的一部分基礎心靈發展出能使用信號與其他個體相互交流的能力;另一方面,正是社會性交流實踐中的信號使用過程產生了超越共變信息而具有為真性和真值條件的表征內容。真值條件決定于信號接收者對于信號發出者通過外在表征載體所要傳達的內容的正確理解。換言之,理解信號發出者的意向內容的內涵,是正確識別該內容所指的前提。舉例來說,一個石斧的使用者也許并不知道石斧是誰制作的,但如果他試圖握住邊緣鋒利的一端而不是粗厚的一端來使用石斧,那么,他就對石斧擁有錯誤的信念,即他錯誤地理解了石斧制作者賦予石斧的部分內涵。而正是因為他持有錯誤的信念,使得他難以正確地使用石斧,這不僅是一種功能性的失敗,更是由錯誤的表征內容所引起的行動上的失敗。目的論語義學從總體上來說對社會性文化實踐的重視不夠,因此對從(IB-2)到(IB-3)的發展過程也缺乏重視。信息進路的目的論語義學傾向于用弱表征Rm所依賴的共變關系來理解(IB-2)和(IB-3)對外在對象的識別和追蹤能力,無論該外在對象是物理性的、生物性的還是社會性的。相比之下生物進路的目的論語義學則更多地關注信息發出者與信息接收者之間的區分,但是這個區分并不以社會性交流為出發點,而是以信息的產生原因與信息導致的結果為原初依據。例如,知覺的感受部分受到的信息刺激為信息發出者,而引發相應行動的部分為信息接收者,這樣的區分比社會性的信息發出者與接收者的區分更為原初,社會性的區分被理解為原初區分的一種延展。

在理解(IB-3)的問題上,REC相對于目的論語義學的優勢頗為明顯,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以社會性交流實踐為出發點的外在表征概念是一個明確的語義概念,在說明外在表征內容的為真性和真值條件時,不會受到非決定性與內涵標準問題的困擾。在REC看來,青蛙捕食蒼蠅是只有正確性而沒有為真性和真值條件的基礎心靈運作的結果,是(IB-1)和(IB-2)說明的對象;而狨猴在察覺到捕食者靠近時發出報警叫聲引發猴群逃散,則是一種傳達語義信息的外在表征,其中的真值條件和內涵標準是可以清楚地說明的。目的論語義學由于不重視(IB-2)與(IB-3)之間的區別,從而認為青蛙捕食和狨猴報警的例子同屬一類。有的學者如帕皮努(D.Papineau)將狨猴報警例子中的為真性和真值條件的滿足無差別地沿用在所有目的論語義學的例子中,如青蛙捕食[11]102-103。當我們區別了(IB-2)與(IB-3)后,就會發現這種沿用是不合適的。另一方面,在對動物智能問題(I)和問題(II)的說明上,REC給出了明確的回答:一些具有社會性交流實踐能力的動物與人共有外在表征的能力,這是從Rm發展出Rs的重要步驟。然而,人類比動物在制作東西和交流方式方面擁有更為復雜的外在表征能力,即工具制作和語言使用能力。目的論語義學并不反對REC的回答,但由于沒有對(IB-2)與(IB-3)作出區分,未能清晰闡明從Rm到Rs的發展過程,因而對(I)和(II)的說明都比較模糊,一方面動物與人都共有Rm,但在何種意義上擁有比Rm更強的表征能力則未給出清晰的說明。

工具制作的日趨復雜以及語言對社會性交流范圍與能力的拓展推動了外在表征的內在化,最終產生了第四種智能行為(IB-4),即內在表征實踐行為。所謂“內在表征”是指不同類型的反思性行為,如想象、思考、計劃、對目的的意識等。在演化的層面上,外在表征先于內在表征,是內在表征得以可能的先在條件。反思性行為一般來說會拖慢認知主體對外在刺激和社會關系的應對速度,但其優勢是有利于提高反應的正確性和有效性,增加對事物的理解深度和全局性把握。內在表征實踐在工具制作特別是在語言交流的幫助下同樣變得日益復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人類獨特的認知特征,形成了Rs最為典型的例子。REC在(IB-3)的基礎上可以很自然說明(IB-4)的產生,從而完成從Rm到Rs的發展過程的理解,并最終形成對(I)和(II)的說明。而目的論語義學則因在說明(IB-3)時的欠缺,從而在說明從Rm到Rs的過程中存在跳躍。

四、結束語

本文的首要目的是論證若要同時說明(I)和(II)需要一個能夠同時避免超智能主義陷阱和極端功能主義陷阱的自然主義理論。圍繞“表征”概念,我們看到REC可以成為滿足上述要求的理論來自然化地說明表征的起源。人與動物在應對外在物理對象時共有(IB-1)和(IB-2)能力,即REC所說的基礎心靈。人與動物在應對社會性關系時也會共有使用(IB-3)中的外在表征能力,這是人與動物在各自進行其社會性交流實踐過程中的產物。而人類的獨特性則來自于因語言使用和復雜工具制作而產生的(IB-4)能力。

同時,本文要說明的是,REC與另一個自然主義理論,即目的論語義學相比占有一定優勢,因為REC能夠更好地處理從Rm到Rs的發展過程。目的論語義學是一個十分豐富的理論群,受篇幅的限制,這里無法涉及許多相關的技術細節討論,因而文章對于REC和目的論語義學之間的對比只是一個初步的框架,有待日后深入。實際上,REC并不是一個否定目的論語義學的理論,相反地,REC認可目的論語義學對表征內容的自然化初衷,即認同表征內容隨附或底定于生物性功能和對信號的因果操縱機制。然而,REC想要指出的是,建立在因果功能性之上的Rm或REC所說的基礎心靈以及(IB-3)中的外在表征不能夠單獨地發展出語義性豐富的Rs,還需要通過社會性交流實踐的幫助。一旦認識到社會性交流實踐的重要性,REC與目的論語義學之間的關系可以是互補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