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學“三大體系”構建的文化根脈

孫杰遠

(廣西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廣西 桂林 541004)

在教育強國建設歷史新時期,構建中國教育學“三大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意義重大,行動迫切。中國教育學“三大體系”建設是教育強國的理論標識和知識表征,深刻體現教育強國建設水平,同時又為教育強國建設提供中國式理論支撐。中國教育學構建,實質為中華文化軟實力建設,彰顯中國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自信,因而也構成了文化強國戰略的根本性議題。深入探尋教育強國與文化強國內在邏輯的契合性、一致性和統一性,必然要求思考和探索中國教育學“三大體系”構建的文化根脈問題,“文化根脈”既是價值論,也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如果說文化根脈是確立中國教育學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自信的根源,那么,對中國教育學“三大體系”構建的文化根脈加以系統闡發,便具有教育學創新和文化建設的雙重重要意義屬性。

一、文化根脈的本質與表征

“文化關乎國本、國運”[1],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文化強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等問題,提出了系列重大科學論斷、先進思想和理論觀點,不斷彰顯中國文化主體性和中華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在于文化,文化是最為深沉持久的力量,中國式現代化的特色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叭绻麤]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1]。說到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根本上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1]。簡言之,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脈乃是文化自信的根本動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強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這個重大命題本身就決定,我們決不能拋棄馬克思主義這個魂脈,決不能拋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根脈。堅守好這個魂和根,是理論創新的基礎和前提?！盵2]文化根脈是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象征,五千年中華文化根脈無疑是中國國家整體性、統一性、一貫性與中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鮮明歷史詮釋。

正統而悠久的文化根脈是現代性“中國式”創建的根本底氣。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本質上正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結合,進而產生嶄新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顯然,沒有中華五千年優秀傳統文化,便不可能真正開拓出中國特色現代文明的光輝前途?！耙晃顿H損、傷害中國文化之根,無益于西方精神價值的引進與熔鑄,無益于新的現代文明的建設?！魏蚊褡宓默F代化都不可能是無本無根的現代化;失去民族之本己性、個性的現代化,絕對不是成功的現代化”[3]。文化根脈彰顯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進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完成中華文化主體性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主體性的真正確立,并由此完成對西方文明殖民與霸權的反叛、兼容與批判性超越。而當前我們之所以能夠自信地言說“文化根脈”,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們擁有璀璨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悠久綿延的文化脈絡。

“根”,即“物體的基部和其他東西連著的部分:“根底”或“事物的本源:根源”[4],又或指“人或事物的本源”[5]?！懊}”,即“像血管一樣連貫的東西”[6],或“像血管那樣連貫自成系統的東西(如山脈)”[7]。進而推之,文化之根即文化的根源、根基,亦為文化基因。文化根脈即基于文化之根(文化基因)生長、綿延、壯大而出的系統連貫的文化脈絡。中華文化根脈,特指延綿不絕、不斷創新繁榮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即傳統——文明基因組衍化而出,并得以延綿、傳續、發展的文化系統。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表明,中華文化根脈具有顯著的強大生命活力、繁衍創新力、系統內聚力和持續生長力。也可看到,中華文化根脈的生長性、繁衍性始終保持著一以貫之的歷史方向和空間結構,這是中華文明五千年不曾斷裂的歷史邏輯。西方早期諸多文明形態之所以出現斷裂乃至消亡,實際正源自文明自身內部缺乏某種持久穩定的歷史方向感和空間內聚性,構不成文明的歷史秩序與演進邏輯。而形成文化根脈活力和內在秩序感的根本動力機制,則無疑在于文化根脈的中國國家屬性和中華民族屬性,換言之,中國國家向心力和中華民族持續的內部融合與統一,構成了中華文化根脈綿延發展和創新壯大的根本性動力。

文化根脈有其表征,正如樹之根脈有其枝干、樹葉等形態。中華文化根脈的生命力及其態勢,以其表征便可觀之。文化表征生動反映文化根脈的生命力,彰顯文化根脈的律動與力量,根脈與其表征構成文化的整體生命樣態。一般意義上,文化表征可從三個基本方面進行觀察:價值、實踐及符號。中華文化根脈的基本表征,通過中華文化的價值表征、實踐表征與符號表征得以明朗。

文化根脈的價值表征表現為一種經久不衰的核心價值觀體系?！耙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8]。作為文化表征的價值觀體系是國家或民族之間文化根脈的核心區別,成就文明的各美其美。不同價值系統之間的文化共性則是不同國家或民族之文明的交融基石,成就文明的美美與共。中華文化根脈的價值表征,展現為延綿于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由中華民族共同創造、認同、傳承和踐行的價值觀念體系,成為中華文明區別于其他任何文明的根本標志。這種價值觀體系,包含“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9],其當代形態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既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根基,彰顯中華民族的獨特道德力量和精神品格,也是富有時代性和現代性的先進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因而中國價值的獨特性便充分顯示出其世界普世性內涵。

文化根脈的實踐表征即文化主體持續性實踐行為及其邏輯的生動反映。文化因主體實踐而得以創造、傳承、傳播和轉化創新,中華文明豐富多彩、生動活潑的實踐形式既是中華文化根脈的來源,又是文化根脈的表現樣態。有什么樣的文化,便有什么樣的文化實踐;有什么樣的文化實踐,便生成什么樣的文化樣式與形態。中華文化根脈的實踐表征,可簡約概括為中華民族主體長期穩定的實踐方式、實踐哲學和實踐習慣。如提倡“知行合一”,如重視實踐行為的倫理道德性,如生活實踐、生產活動與精神生活中“儒釋道”的辯證法和“中庸”自覺,又如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實際相結合之后積淀而成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改革創新”“開放包容”等極具現代中國偉大實踐特色的方法、原則或邏輯。實踐邏輯、習慣與形式樣態的可持續性和連貫性,深刻體現出中華文化基因的價值作用力、思想作用力、道德作用力和理論作用力,因而無疑是中華文化根脈最具質感的表達。

文化根脈的符號表征則為文化主體創造的恒久而獨特的符號體系。不同的文明必然存在不同的符號表征體系。文化多樣性往往意味著符號體系的多樣性。中華文明的顯著標識正是中華文化符號表征體系,這構成了同任何其他文明最為直觀的區別。一種文明或文化傳統的符號體系往往是某個民族持續用以負載文化意義的介質,文化介質同文化意義一道塑造民族文化的立體感。文化根脈的符號表征具有極強的歷史感和實踐感,對于凝聚民族合力、塑型民族認同、濡染文化認同、化育國家認同,有著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正因如此,一個國家或文明想要延續自身的文明或文化傳統,就必須首先要保護和充分利用好本民族獨特的文化符號體系,符號體系式微或消亡,也就意味著文明或文化的式微或消亡。中華文化根脈的符號表征體系要素多樣且密切聯系,符號之間相互影響和塑造,構成了具有中國獨特性的符號系統,主要展現為中華民族在生產生活實踐中創造的共有物質、精神與制度的文化表征。比如處在文化核心位置的“全國通用語言文字”,作為文化經典的“四書五經”及醫學、算學、天文學、地理學、理學等各類學術典籍,還包含中國大地上千姿百態、栩栩如生的建筑、藝術、工具等文化形式。

二、文化根脈支撐哲學社會科學構建

成熟的哲學社會科學必然源發并依托于特定文化基礎,而哲學社會科學作為精神文明和文化軟實力,無疑是任何一種文明的核心部分?，F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受世界多種文明及其文化體系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吸納借鑒世界多樣性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基礎之上得以不斷發展。然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根本意義上只能孕育、生發、成熟、壯大于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綿延幾千年的中華文化,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成長的深厚基礎?！瓪v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盵10]延綿不斷、生生不息、日益強盛的中華文化根脈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的根本支撐,為哲學社會科學構建賦予了價值判斷與取向、思維方式與方法、符號系統與理論、實踐形態與互驗的源生性力量。

首先,中華文化根脈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提供價值判斷與取向的支撐。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特色,根本上體現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所蘊含的獨特價值論和價值旨趣。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式構建,首先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的價值和意義問題。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構建,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產黨革命文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一脈相承的文化根脈為基石,在不斷創新發展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獲得價值力量。中華文化根脈中作為文化核心的價值觀及作為價值觀核心的核心價值觀,成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的價值判斷與取向的根本支撐。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核心構成、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文化的生動體現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精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深刻體現中華文化根脈的核心價值內涵,又不斷賡續和發揚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和思想譜系的基本價值,展現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獨特精神面貌和價值樣態。概言之,正如陳先達先生指出的,“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是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學術良知”[11]。中華文化根脈的價值支撐,可確保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的正確發展方向,使之始終聚力于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與創新,服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服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真正充分體現出“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方案、主張,彰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和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12]。這不僅決定了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性質,同時也展現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天下情懷和人類普世性意義,真正成為人類思想寶庫、知識海洋和精神礦山的重要組成。正如有學者所論:“中國學者特別需要提升境界,擴大格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如果沒有這樣的思想高度,學術研究就容易世俗化,民族精神的光輝就難以閃亮?！盵13]

其次,中華文化根脈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提供思維方式與方法的支撐。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哲學社會科學是人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其發展水平反映了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質?！盵10]僅從思維與哲學社會科學的關系而言,很顯然,思維方式方法是特定國家或民族哲學社會科學創造的深刻烙印。始于什么樣的思維,便會產生什么樣的哲學社會科學,這樣的哲學社會科學不僅反映民族思維,同時也反作用于民族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思維水平的提升。哲學社會科學創造活動本身反映創造主體的思維方式與方法,主體的思維品質決定著哲學社會科學的形式風格與理論氣質。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構建,關鍵在于超越“西式”二元對立性、分析性思維和極化思維,充分發揮和展現出中國文化根脈中特有的“圓融性”“整體性”“關系性”“系統性”思維特征,進而構建起真正賦有中華民族思維品質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因此,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的關鍵,就在于認真審視、深入省察、反思性地批判歐美國家主導的現代哲學社會科學的思維范式,以中華文化根脈所具有的思維類型為支撐,從思維層面進行現代哲學社會科學范式的重構,在思維的意義上完成現代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中國式”構建。

第三,中華文化根脈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提供符號系統與理論的支撐?！吧裨?、宗教、語言、藝術、歷史和科學都是人類文化的不同存在形態,它們作為符號形式從不同側面展示了人性的特點,構筑了人類文化世界,揭示了人類世界的意義”[14]。符號系統是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媒介與形式表達,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當然要以中國文化符號系統為表達媒介和傳播介質,這是講好中國故事、闡述好中國經驗、塑形好中國風格、展示好中國氣派的基本前提。是否具備科學的理論基礎,決定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是否具備內在邏輯自洽性、知識科學性和價值正當性與方向性。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必然要充分建立于中華文化符號系統和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之上,前者確保文化符號能準確、生動地表達、傳播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意義系統,后者確保哲學社會科學體系作為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的本質屬性。以中華文化符號系統與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支撐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彰顯文化自信和理論自信,更是確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文化主體性的必然選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當代結合,形成了豐富而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符號、概念體系、話語方式和經驗形態,這些都需要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善于挖掘和充分轉化利用,使之能夠更好地運用到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創新發展中,成為展示哲學社會科學特色的“窗口”,進而才能“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15]。

第四,中華文化根脈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構建提供實踐形態與互驗的支撐。實踐是文化的源泉,實踐形式與形態又構成文化的表征。中華文化根脈在實踐性上表現為獨特的具有中華文化屬性的實踐感。按照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實踐必然是認識與思維的起點,作為一種認識活動和理論構建活動,哲學社會科學只能源于實踐本身。將哲學社會科學知識生產建立在中國深厚而廣闊的實踐基礎上,并通過實踐對哲學社會科學理論進行反復驗證與改進,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創新發展所應遵循的基本邏輯。如果在知識生產與驗證的意義上脫離了中國實踐,任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和創新都很難談得上中國特色,更不好說能夠反作用于中國實踐創新和進步。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只能源于中國偉大實踐及其變革,只能從中國歷史實踐中尋找經驗與事實的證據,其科學性、真理性、價值正當性能夠接受中國實踐總體及不同實踐形態的反復驗證。中國實踐促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學術創新、話語創新,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則反過來成為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偉大實踐的理論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成果,同時也都在中國實踐中得以開辟、發展和不斷創新[16]。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是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系化表達,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發展的基本原理,并由此獲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三、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的文化根脈

教育學學科體系,一般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指“教育學內部以知識為基礎的各類學科所組成的整體結構系統”,狹義指“作為一門學科的教育學中以知識內容為基礎所構成的結構系統”[17]。教育學學科體系是教育學發展的基石,構成了教育學“三大體系”的支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在經歷探索階段(1949—1966年)、破壞階段(1966—1976年)、重建與發展階段(1976年至今)的總體性歷史進程后,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取得了長足發展[18]。不過,總體而言,離我們理想態的“中國式”或“中國特色”教育學學科體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新時代必然有新時代的任務和使命。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必然是沿中國教育實踐創新與變革的進程而不斷改進發展,可謂一個永續的創造性活動。

有學者認為,盡管新時代我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已經取得長足進步,但仍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教育原理尚未實現學科自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主體性原創性不足,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缺乏‘大教育’視野,學科體系構建的內外部邏輯關系有待理順,交叉學科發展緩慢、回應現實關切不夠?！盵19]同時,長期以來我們也確實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教育學在中國發展的艱巨性、復雜性,對傳統教育資源的續接,對中國教育實踐的真實關懷”[18],這是教育學話語權不足的重要原因。問題復雜多樣且層出不窮,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建構的歷史進程就是不斷解決問題的進程,這恰恰從另一種角度彰顯出中國教育學的生命活力和進步狀態。其中,需深入思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在于: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何以在“中國”意義上實現深層次的合法性證明,亦即何以表明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的中國屬性。從百年中國教育學演進發展的歷史邏輯上審視,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建設的根本性問題,還是文化主體性確立與教育學學科體系文化建設的問題。構建一種賦有中國性格、中國氣派的教育學學科體系,必然要在自身的文化根脈中尋求深層動力的支撐。

首先,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要奠基于深厚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礎。根本方面,仍在于突出中華優秀傳統思想與價值對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建設的引領作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的思想基因和價值基因,成為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創新發展最為持久、深沉的文化力量,賦予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特色”以綿長深厚的歷史感和民族性。比如儒釋道思想及其表達的諸多美好價值理念,通過對其轉化發展后,仍然是中國教育學寶貴的思想基礎和價值基礎。學科分類、交叉或綜合,可依據知識邏輯、實踐邏輯、發展邏輯、需求邏輯而完成。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學科建制主要效仿西方學科分類方法而產生,更強調“知識分類”的邏輯,因而教育學學科體系內部支系愈來愈細化繁茂?；厮葜袊鴰浊曛R譜系,則可見“知識綜合或融合”的邏輯較為明顯。就此而言,新時代在突出文化主體性的意義上,不妨回溯幾千年中華知識文明的表達邏輯及其呈現方式,如“經、史、子、集”。有研究者認為,新文科建設正是中國傳統經史子集中“兼性思維和兼性闡釋為內核”的邏輯復歸?！爸袊恼摰募嫘躁U釋,根植于經史子集知識學譜系,其學理依據內置于兼性主體、兼性思維和兼性文本的邏輯互聯,其古典形態積淀成典籍的互文性、學派的融通性和心態的平和度?！袊恼摰募嫘躁U釋,在理論和邏輯的層面整合成主體、思維和文本的有機統一,在歷史和實踐的層面,生生不息地繁衍成三千年古典形態的根柢槃深和枝葉峻茂”[20]?！耙越浭纷蛹癁橹R學譜系的中國文論的兼性思維,是世界文明的‘中國基因’,是知識考古學意義上的‘本然之中國’;以兼性思維為方法或路徑的兼性闡釋理論是‘中國智慧’,是中西文化比較意義上的‘相對之中國’”[20]。在學科的意義上,這便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的傳統文化根脈,也是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可溯源、可傳續、可轉化創新的文化基因。

其次,新時代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要在中國百年教育學發展進程中總結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經驗。重視歷史經驗,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F代中國教育學百年發展歷程跌宕起伏、曲折邁進、波瀾壯闊。有很多彎路和教訓,也有寶貴的經驗。新時代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始于嶄新歷史起點,而其基礎結構、歷史邏輯和精神品格則深深積淀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百年教育現代化奮斗史和現代中國教育學學術創構史。瞿葆奎先生在《中國教育學百年》一文中說到:“歷史是‘見證人’,它把百年中國教育學史的光明與灰暗、榮耀與羞辱、進步與落后,努力和盤托出,讓人評說?！盵21]對于新時代中國教育學人而言,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和使命就在于深入闡述和系統揭示出這一歷史的內在規律,特別是闡明其中具有中國特色的主要邏輯與先進經驗,否則,至少在教育學的意義上,當下無論如何言說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恐怕都會缺乏科學依據和史論支持。中國特色教育學學科體系已經取得顯著成績,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成績背后蘊含著何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立場、方法、原則,彰顯著何種中國方案、中國智慧、中國價值、中國邏輯,形成了何種中國式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這些問題都亟待持續、深入、系統的研究?？偨Y歷史經驗,意味著建構傳統,彰顯文化主體性,增強教育學文化自信;也意味著新時代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不能淡忘歷史,更不能一味否定或片面看待歷史,而是應當自覺進入歷史并在歷史中尋求動力支持,增強歷史自信,發現歷史中更多的積極性或靈性。

再次,新時代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必須形成真切的中國現實觀照。學科體系構建一般遵循“知識邏輯”,由此可形成較為完備且符合知識傳統與知識發展的學科體系?，F代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發展,特別是教育學學科體系發展多半是依此邏輯而進行。就教育學而論,由于它更突出強調學科本身的實用性亦即實踐作用力,因而事實上還須深化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的另一種邏輯建構,也就是現實邏輯或需求邏輯,并且這應當更為根本?，F實邏輯或需求邏輯,強調的是中國教育實踐的現實性、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性以及人類社會進步對于教育價值的本質需求,歸根到底,就是要形成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對于人民、社會與教育整體協同發展的現實觀照?，F實需求是學科構建的根本導向,沒有現實價值與意義的學科建設是沒有市場的,也是缺乏生命力和可持續發展力的。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成就,積極回應時代之變、時代之問、中國之問、人民之問、世界之問,在遵循基本科學邏輯和知識內部運動規律的前提下,充分結合新時代教育強國、文化強國、人才強國、科技強國等戰略需求,創新構建若干交叉學科、融合學科、新興學科,形成具有中國氣派和風貌的嶄新學科體系及其發展格局,進而滿足時代新人的全面發展之需、社會進步之需、人類文明演進之需,無疑是新時代中國教育學科體系構建的重大使命,也是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實現自主性構建的重大歷史機遇。

最后,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離不開對外來學科的借鑒。必須承認,現代中國教育學體系是在不斷學習借鑒不同外來教育科學先進經驗的進程中逐步推進的。兼容并包、開放接納、守正創新是現代中國教育學創新發展的基本傳統和寶貴文化經驗。其深層意義即為文明互鑒,這本身正是中華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國式現代化的開放包容、天下情懷、守正創新、系統思維等本質特征,決定了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所賦有的相應內在精神品質和文化氣度。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歷史大變局之中,如果不能積極引借、汲取和轉化西方教育學學科資源,不了解和理解現代教育學學科發展的世界性先進成果,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就很難走向世界并形成世界性、現代性。同時,教育學學科建設也從來沒有脫離教育學之外其他哲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及自然科學不同程度的參與,哲學、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政治學、數學等一直是教育學學科構建的重要知識基礎,生物學、地理學、人類學、民族學、法學、經濟學、神經科學、腦科學、計算科學等則長期為教育學學科建構提供知識資源,進而推動并形成了復雜且龐大的教育學分支學科體系。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始終保持著與國外教育學科發展先進經驗、其他學科發展有益經驗的積極互動,并在互動、轉化、創新中不斷推進自身的獨立性、特色化發展。新時代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構建更要發揚這種傳統,持續借鑒外來先進學科發展經驗,加強學科交叉融合,創新學科領域,引領學科發展前沿,為世界教育學學科發展貢獻中國獨特的邏輯、方案與智慧。

四、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的文化根脈

學術體系在“三大體系”構建中具有決定性意義?！皩W術體系是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內核和支撐,學術體系的水平和屬性,決定著學科體系、話語體系的水平和屬性”[22]。沒有學術體系創新與構建,便不會有學科體系的科學性和完備性,同樣也不會真正產生中國教育學的話語權。從根本上說,中國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創新的實質就在于自主性學術體系創新。如果說學科體系是“有著明確的定義、定位、屬性和內在邏輯,包含一、二、三級學科以及一系列研究方向構成完整的學問門類”,“學術體系則是系統的、專門的學問體系,包括特有的術語、概念、范疇、觀點、原則、原理、學說等理論要素,學術體系是由這些要素構成的完備的理論體系”[23]。學科體系內部往往呈現出不同的學術體系,學術體系的內在豐富性和多樣性是不同學科發展及其體系化的學術呈現。學科發展的前提是學術創新,學科建制和學科組織為學術創新賦予了各種條件支持?，F代學術創新往往是在學科體系之中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學科是學術創新發展的基本歸屬,學科體系是基于學術體系的進一步知識系統化、組織化、制度化。

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于深層意義上體現中國教育學學科文化意義,特別是在國際學術格局中展現中國教育學學術的文化主體性,這源自于教育學學術體系必須能夠在中華文化根脈中得以建立,并成為中國教育學術文化根脈的基因構成。在此意義上,新時代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在根本上依托于中華文化根脈:一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成果及其文化形態;二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三是現代以來中國與世界不同文明交織中逐步積淀而成的現代中國文化形態;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五是中國現代本土創生的現代中國教育學術文化經驗傳統。具體而言,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的文化根脈支撐,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做深入挖掘、闡釋、發揮和轉化應用。

首先,中國特色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必須形成自己的教育哲學,并在中國教育哲學文化根脈中探尋學術創新發展的哲學基礎。正如馬克思所言,“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24],以此推之,不妨說任何真正的教育哲學無疑是自己時代的教育精神的精華,這也就意味著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建設內在地要求必須建立屬于這個時代的中國教育哲學。作為本體論、價值論、認識論、方法論的教育哲學,是教育學學術的內在靈魂,構成了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的思想引領、價值導向和邏輯指南。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教育哲學始于近代西方教育哲學的直接影響,“一百年來,中國教育哲學學科密切結合中國教育現代化的需要,在借鑒中誕生,在曲折中探索,在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和繁榮,在批判性回應教育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時彰顯自身的獨特價值”[25],已初步構建起現代中國教育哲學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特別是以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教育哲學為中心的中國特色教育哲學探索已取得顯著成效,正邁向以主題、問題為中心的中國特色教育哲學建設時期[26]。思想與學術意義上的中國教育哲學則古已有之,古代中國教育哲學思想可謂博大精深,因而,正如黃濟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既然是中國教育哲學,就不能不帶有中國的特色。這種特色除了著眼于我國現實問題之外,不能忽視對中國優良文化教育傳統的批判繼承,從而實現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結合?！盵27]比如,“中國具有重視人生哲學的傳統,因而在倫理道德方面有著豐富的歷史遺產,從天人關系到人我關系、生死關系、苦樂關系、榮辱關系等等,都有不少的論述和典型范例”[27]。很顯然,如果不具備中國特色教育哲學體系和中國風格傳統,那么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一定是無力無向的,也一定是站不住腳的。萃取中國教育哲學智慧,構建中國特色教育哲學體系,本身正是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的中心任務和基礎工程。在文化傳統中萃取、延續、轉化、創新和發展中國教育哲學,既是批判性超越西方教育哲學之需,更是體現文化自覺、彰顯文化自信、確立文化主體性的必然之舉[28]:一方面,我們必須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地位和基礎地位,持續發揮和拓新發展馬克思主義教育哲學文化傳統的文明之力;另一方面我們要突顯教育哲學研究的文化自信?！罢軐W是文化的瑰寶,不同的文化體系孕育了不同的哲學傳統。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文化教育傳統,自然也有著悠久的哲學思想和教育傳統。如何在教育哲學研究中自覺地吸收和應用中國哲學的豐富思想資源,建設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教育哲學,這是自20世紀20年代中國教育哲學學科誕生以來教育哲學前輩們的共同愿景和矢志追求?！盵25]只有立足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善于提出我們自己的教育主張,勇于構建我們自己的教育哲學體系,才能真正立足中國教育哲學基礎,從而構建具有中國哲學氣質的教育學學術體系。

其次,中國特色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需要形成遵循中國思維科學的認識。思維水平決定教育學學術體系的認識水平、理論深度與高度。在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歷史語境下,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需要尋求并立足中國思維科學的支撐,在思維意義上實現教育學學術體系中國化、本土化與現代化的統一。錢學森的思維科學研究表明,人類思維大致可分為三類:抽象(邏輯)思維、形象(直觀)思維、靈感(頓悟)思維[29]?，F代教育學誕生于西方社會,其學術知識生產的思維以邏輯思維為主,由此發展出一整套充滿科學理性光輝和極富邏輯性的學術體系。而傳統中國以形象思維和靈感思維為主,強調學術意境及其表達的含蓄性、體悟性,發展出一種充滿詩性色彩和語言張力的學術傳統與知識脈絡。形象思維與靈感思維的重要表征是混沌性、關系性、整體性、圓融性及系統性,這對于以邏輯思維為主導的西方教育學傳統無疑是一種重要補充,甚至可以構成對邏輯思維背后二元對立性、分析性思維的超越。整體性、關系性或系統性思維既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思維方式,同時又作為一種中華民族的思維傳統,構成了中華文化根脈的重要維度。構建作為“體系”的新時代中國教育學,當然需要借助整體性、關系性或系統性思維以支持教育學概念、范疇、知識、原則、方法、理論等的體系化構建,并且只有通過這樣的思維方式,教育學學術體系才能真正全方面、多維度、強關聯、整體性地回應作為整體而存在的復雜現實世界和作為完整的人的現實性。有研究者指出,“唯有以系統思維構建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才能真正掌握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整體趨勢和總體邏輯,才能有效回答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世界之問,才能真正為世界提供中國智慧、中國理論和中國方案”[30]。當然,這不是要排斥抽象(邏輯)思維,相反,現代中國思維科學恰恰應當兼容中西方不同思維方式,推進思維互補與交融,特別是要以抽象(邏輯)思維補充詩性化的靈感思維和直觀化的形象思維,增強現代中國教育學的邏輯嚴謹性,使其散發出理性論證的魅力。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的核心任務是完成知識自主創新與知識體系建設,這意味著必然要批判性地超越單一化思維科學指導知識生產的邏輯,以中國思維科學為支撐,激發邏輯思維、形象思維、靈感思維活力,使之共同推進教育學知識生產,創新發展多樣化教育學知識類型,豐富壯大教育學學術體系。

再次,中國特色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要突出中國學術實踐循證感。學術創造與學術體系構建,以追求學術之真為圭臬,學術之真即學術之科學性。學術科學性是學術體系構建的首要確證,缺乏科學性的學術創造只能淪為虛假學術或假知識生產。知識生產與學術構建皆須通過反復證明而保持自身的科學性,尋求學術實踐循證無疑是確?？茖W性的基本途徑。在新時代推進中國教育學科學化的運動中,教育學學術體系的科學化水平將直接決定學術知識的實踐效用及其知識價值的可持續性。在這個過程中,以實踐問題為研究對象,以實踐證據為學術證明,以實踐行動進行學術驗證的邏輯,成為教育學科學化運動的主要標志。以科學性為教育學合法性證明,無疑是提升教育學自主性和話語權的不二選擇。教育學科學性則唯有借助實踐循證,方可得以確保。就學術本身作為一種知識生產實踐而言,學術實踐的循證是學術發展的內在基本規律,任何學術思想與觀點的產生都需要在相應的學術實踐史、學術實踐場域中完成自證。學術史、學術交流、學術發表是學術實踐的基本構成,中國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應當在中國教育學學術實踐的歷史與當下、互動與傳播、邏輯與文化中得到循證,方能證明自身的科學性和正當性。如果教育學學術體系必須要在教育實踐的互動性驗證中證明自身的科學性與實效感,那么就教育學研究者而言,他同時也可以是教育實踐者,而教育實踐者也同樣應該是教育研究者,這意味著教育實踐者需要“將以往基于常識與經驗、單兵作戰、缺乏有效監管并時常與科學理論脫節的實踐方式,轉變為嚴格遵循研究證據、以‘最佳證據’保證‘最佳實踐’的循證實踐方式?！瓕⒆约旱膶嵺`建立在正確、高效、公正與透明的證據基礎之上,積極關注實踐的效果并進行及時的評價,讓實踐‘止于至善’”[31]。

最后,中國特色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要善于吸納“他者”創新系統。如同學科體系的構建邏輯,學術體系構建同樣需要做到善于吸納“他者”。沒有學術體系的“他者”,自然也很難有學科體系的“他者”。這里更關鍵的問題在于,需要善于做到使“他者”關聯乃至融入“我”中,進而把“他者”轉變為“自我”,實現“主體間性”“跨主體性”或“主體交融”。教育學學術體系創新性構建,根本上是要完成自主性概念體系、范疇體系、方法體系、理論體系的創新,最終成就教育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但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是,教育學自身并沒有絕對的自我概念、范疇、方法、理論,對于那些已經屬于教育學內部成熟的、一貫的概念、范疇、方法、理論而言,事實上也是在歷史長河中經過若干復雜的知識交叉、融合、轉化、創新而形成的。在更加強調學術對話、知識互通、理論互鑒、學科交叉融合的新時代歷史背景中,突出學術體系構建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吸納性,當然符合學術發展的歷史規律和知識演變邏輯。只是這里要突出強調“他者系統”,進言之,此“他者”并非碎片化的、單極化的、分裂性的和扁平式的存在樣態。因此,所謂吸納“他者系統”,實則是要求教育學學術體系的創新性構建需要做到系統性地汲取和借鑒,而非簡單地拾掇其他學術體系的某個概念、范疇、工具、方法或問題,否則便不能把握“他者”的整體及其原理,對于教育學學術體系化構建益處不大,甚至會“雜化”教育學學術體系的系統性品質。在“他者系統”的基礎上,需更進一步強化“他者創新系統”。他者創新系統即其他學術領域的創新系統,往往具有自身獨特的知識創造邏輯、法則、方式與方法。教育學學術體系構建在遵循教育規律的基礎上,只有不斷積極吸納他者創新系統,實現自身創新系統的不斷更新、改進和完善,才能真正科學化、現代化地推進知識創造和學術發展。反之,則會使系統固化與封閉,陷入自循環。

五、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的文化根脈

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發揮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作用,要注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在解讀中國實踐、構建中國理論上,我們應該最有發言權,但實際上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還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盵10]話語體系問題,實質即發言權、發聲、敘事問題。話語權建立在自覺、自信、充分而科學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基礎上,缺乏原創性的學術研究和自主性知識體系構建,必然難有獨立的話語體系。擁有學術原創性和理論原創性,也并不必然提升話語地位及其影響力,關鍵還要看話語屬性、話語邏輯與話語方式。站在發中國之聲音、展中國之敘事的角度上,新時代中國學術研究和學科建設的一個重要目標就在于在世界話語競爭中展示中國話語地位、話語力量和話語方式,彰顯學術與理論的中國性、現代性及世界影響力?！爸袊捳Z,本質上是中國道路的理論表達,中國經驗的理論提升,中國理論的話語呈現,歸根到底是現代性的中國版本”[32]。但是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的新時代,“中國的發展優勢并沒有轉化為話語優勢,中國儼然一個行動的巨人、語言的矮子”[32]。而中國教育學的歷史境遇如出一轍。中國教育現代化取得多項歷史性成就,成功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道路,進入教育大國建設轉向教育強國建設的輝煌時代,但中國教育學同樣未能形成應有話語體系并形成自身的世界性和現代性,中國教育學國際話語地位不高、中國教育學世界聲音不強實為不爭的事實。

有三個主要原因:其一,現代教育學話語權長期被西方國家把持,現代意義上的教育學概念、范疇、原理、理論、方法、邏輯等皆主要源自西方教育學知識與理論傳統?！拔鞣皆捳Z和西方敘事在世界上具有廣泛影響力,盡管它們是基于西方概念、西方經驗、西方邏輯,但經常被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話語甚至知識在世界廣泛傳播,也經常被用來解釋、描述甚至是預測非西方世界,導致很多誤解和誤讀”[33]。其二,中國教育學始終未能就教育的中國實踐、中國經驗、中國智慧、中國道路做好知識總結與理論提升,沒有轉化為話語競爭力和影響力,也使得中國優秀教育傳統和現代中國教育偉大實踐成就未能真實而全面地進入“他者”視線,進而被“他者”正確認識和科學對待。但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根本,卻恰恰源自于中國教育的歷史與實踐以及由此生發構建起來的中國教育學學科體系和學術體系。其三,現代化歷史轉型進程中,受現代西方教育文明與教育學成就的影響,我國知識精英逐步失去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導致在現代教育學構建的歷史進程中始終缺乏一種立足于中國教育傳統與教育現代化的話語底氣和話語自信,“言必稱希臘”“語必依西方”的話語習慣和話語方式制約著原生性中國話語的生成。事實上,立足于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我們完全有充足的理由和飽滿的自信構建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這不僅是因為西方現代教育學及其代表的教育現代性已經暴露出自身的問題,西方人的教育現代性之路并非教育現代化的唯一選擇,還因為中國教育已經成功走出一條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并且已經愈發迅速地顯現出時代必然性、先進性和超越性。

新時代建設教育強國和文化強國,均意味著必須構建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形成現代教育的中國話語,彰顯中國教育的現代正當性及其在世界教育格局中的應有地位。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問題,實際即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歷史自信、文化自信問題。在深層意義上,歸根到底是文化自信問題?！霸捳Z體系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密碼,蘊含著一個民族國家特定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乃至意識形態,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34],“中國話語體系是中國特定的文化基因密碼”[34]。構建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確立中國教育話語,其根本意義是樹立中國教育及中國教育學文化自信,在世界教育格局和世界教育學體系中確立中國教育文化的價值坐標、思想坐標、學術坐標、知識坐標,加速現代中國教育文明建設及其世界性、現代性進程[35]。中國教育學擺脫西方學術主導甚至主宰中國教育學的關鍵,就是要在中國教育文明傳統、教育實踐傳統、教育學傳統的文化根脈中尋求和建立話語體系的概念、判斷、思想、原則、范疇、方法的支撐,“特別需要提升中國教育學人的文化自覺意識”[36],形成雙重意義上本土文化之源的回歸——“中國教育學的話語創新扎根于鮮活的教育實踐”及“中國教育學的話語創新,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37]。在此意義上,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實則需要完成好如下四個重要任務。

首先,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要以中國核心價值為引領。中國核心價值,亦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和“中國式”教育現代化創新發展的思想引領和價值基礎。中國核心價值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核心價值理念的生動表達,如“共同富?！薄拔镔|文明與精神文明協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世界和平”,等等?！皼]有自己的學術話語,等于失去精神家園,等于撤出道德高地,等于放棄文化主權”[32]。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核心任務就是要通過中國話語的體系化建設,系統表達中國核心價值觀體系,重拾教育學精神家園和道德底氣,完成現代教育學話語中國價值、中國立場的確立與傳播。核心價值是國家或民族的教育學特色屬性的鮮明標識,也是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自信的深層源泉,構成了中國特色教育學體系與任何一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教育學體系之間的根本區別。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以中國核心價值為支撐,實則是在世界教育文明體系中確立中國教育的文化主體性,由內而外地散發出話語氣場與話語力量。如果說中國價值、中國立場代表著人類發展的正確價值方向,那么,中國教育學話語分量還必將展示出自身強勁的可持續發展性和可持續影響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能夠且必然完成對西方現代教育學價值標準及其邏輯的批判性超越,并由此從根本上破除現代教育學“西方中心論”和西方現代教育學的主導地位,構建世界多元價值共生的教育學話語格局。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前提和關鍵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則是價值自信,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即是基于價值自信而系統表達、正確傳播中國價值的歷史進程。

其次,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要充分釋放中華文化符號滲透力。文化自信與文化主體性的深層表達是核心價值,直觀表現則是文化符號。沒有作為表征體系的文化符號,核心價值是難以真正得到發揮和展現的。在一個文明的內部,文化意義和文化表征、文化價值和文化符號是一體的關系。中國核心價值不可能借助中華文化符號之外的其他任何符號進行敘事,即便借助,那也必然不能準確、全面而充分地反映中國價值本身。唯有通過中國文化符號,中國價值才能獲得客觀展現和正確表達。同時,文化符號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構成,文化自信和文化主體性,同時也是文化符號自信和文化符號主體性。近代以來西方教育學之所以能夠具有世界“主導性”和“文化滲透性”,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現代教育學知識生產與傳播方式的拉丁文模式和英文模式。換言之,語言傳統是話語表達的符號基礎,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如果不能回到并立足自身獨特的語言傳統及其形成的話語習慣,那必將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業。而基于自身語言的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本身便是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的正本清源,這意味著我們需要無限地回到中國教育語言傳統中尋求可以支撐中國教育學話語出場及話語現代化構建的詞語、概念與觀念等,比如“在悠久的歷史文明發展進程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學習、師表、民生等核心概念為主的‘為學’‘為師’和‘為政’的話語”[38],這些都是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寶貴資源和深厚基礎。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中國化時代化,已經深刻改變了中國文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道路及其取得的偉大成就,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之后所產生的嶄新文明成果和文化現象,它本身意味著現代中國教育已經形成一種新的“現代傳統”,也意味著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文化積淀的形成[39]。因此,中國教育學文化符號體系也具備了嶄新的“馬克思主義”形態,這充分表明,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也必然要立足于這種馬克思主義傳統,深入而充分地挖掘其中的重要概念、范疇、原理及其他符號表達體系,推進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中國特色教育學符號體系構建及其帶來的話語體系構建。文化符號體系的核心是語言,中華文化符號體系的核心是中國語言。通過中國語言,進而形成中國敘事,這是確立中國話語主體性的基本路徑。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當然只有依托中國語言才能完成,這在最本真的意義上顯現現代教育學的中國敘事性。無論是中華傳統優秀文化,還是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傳統,均屬于中國語言體系的獨特表達。黑格爾認為,“只有當一個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掌握了一門科學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這門科學屬于這個民族”[40]。換言之,作為科學的教育學,只有當它是中華民族用中國語言加以創造、敘事和傳播的時候,這樣的教育學才真正屬于中國,才能稱得上是“中國制造”和“中國原創”。因此,通過中國語言表達的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在現代教育學話語權和話語影響力的意義上,將同時展現出中國教育學學科水平和中國語言文化價值的雙重滲透力。

再次,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本質上是中國實踐規律的呈現。換言之,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只有全面立足中國實踐,以話語體系生動而科學地表達中國教育實踐規律,才能真正獲得正當性與合法性,展現話語力量。不以客觀實踐為基礎的話語,必定是縹緲、空洞和無力的,甚至是虛假、片面和歪曲的。實踐規律隱藏于實踐表象之下,是實踐的深層真相。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要完成對中國教育實踐規律的呈現,同樣依托于一種能反映中國教育實踐規律的學科與學術體系。話語的價值性彰顯中國教育文化自信與道路自信,話語的科學性彰顯中國教育理論自信與學術自信。要確立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的文化主體性,根本途徑只能是扎根中國教育大地——為中國教育實踐及其成就說話,通過教育實踐及其成就說話,說中國教育實踐及其成就的話。中國教育實踐創造中國教育文化,生產中國教育經驗、智慧和理論,是一系列賦有中國性和現代性的價值、邏輯、原則、方法的表達。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初衷,應當是把這一切生動地敘述出來,形成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中國教育學敘事體系和敘事模式,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客觀地講述好中國教育實踐的生動故事、歷史經驗和時代篇章。由于中國實踐不是封閉的實踐形態,中國問題也不完全獨屬于中國,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中國教育實踐與世界教育復雜交織,很多中國教育問題也只有在現代語境和全球歷史背景下方才顯露并被提出,這就意味著中國教育實踐與問題也具有現代性和世界性。因而,基于中國教育實踐的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其中呈現的實踐規律本身也是現代教育實踐規律或人類教育實踐規律,進而,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似乎就有了現代與世界的合法性地位,呈現出一種不證自明的話語地位。

最后,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是一個同世界分享先進話語體系的進程。話語分享,是大國擔當亦為國家自信的體現。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的時代語境和歷史境遇,決定了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不是一種“自話自說”和“孤芳自賞”,而是貢獻話語、共建話語和共享話語的過程。教育強國與文化強國建設進程中,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成就和未來愿景,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道路自信,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事實上必將是一個推動一種嶄新的教育學“世界性話語”[41]的偉大歷史進程。話語體系的貢獻性、共享性,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話語共識是促進人類和平發展的重要基礎和紐帶。中國教育學話語體系構建不是要制造話語的“一家獨大”和新的“話語霸權”,而是致力于為世界教育文明的互鑒與交流,世界教育現代化和不同國家教育文化的共生發展,提供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體現時代先進性的話語體系和話語方式。話語的美美與共背后是不同教育價值的各美其美。先進話語分享和現代話語共建,背后是現代教育價值共識的確立。其根本目的,是為人類的自由、解放及人的全面發展貢獻教育智慧、中國方案和教育力量,由此顯示出中國教育現代化的“天下情懷”和普世性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