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革命英雄史詩的建構
——以“長征”概念流變為中心的考察

俞 凡,文 爽

(山東大學 新聞傳播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敘事體系中,“兩萬五千里長征”是非常特殊的一個話題。這場延續兩年、轉戰兩萬五千里的偉大戰略轉移,是中國革命史上的一個傳奇,堪稱中國共產黨的“英雄創世史詩”。近九十年來,長征的故事被一代代中國人以各種形式不斷講述,長征的精神也由此代代傳承并不斷發揚光大?？梢哉f,“長征”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精神源頭,也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

長征精神如此重要,對它的研究也就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要問題?？偟膩砜?既往研究主要關注以下數端:首先是“長征”概念的形成及演變,如高華認為,1935年5月朱德發布的《中國工農紅軍布告》第一次提到“長征”一詞,12月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對“長征”一詞作全面的政治解釋,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1];石仲泉認為,1935年2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的《告工農勞苦群眾書》最初使用“長征”一詞,在5月朱德發布布告后“長征”便用開了[2];孫力則認為,早期長征用詞不能作為長征概念來理解和對待,直到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才真正賦予長征概念意義[3]。其次是“長征”概念的建構與傳播,如畢耕等人從出版形態、宣傳功能等方面考察了紅軍長征途中的報刊宣傳[4];許加彪等人關注長征標語口號的產制、修辭和社會動員[5];楊才林則從長征作品、主題、傳播特點幾個方面考察了紅軍長征的早期國際傳播[6]。最后是“新長征”概念的形成及其傳播,韓洪泉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奮斗目標和規劃是新長征的濫觴與醞釀,1978年是新長征的元年[7];李東方認為,1936年2月黨的文獻中已有“新的長征”一詞,但到1949年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后,“新的長征”逐漸演化成“新長征”,具有了象征意義[8]。

前述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但詳加審視仍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在“長征”概念提出并形成的過程上仍莫衷一是,同時多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相關歷史敘述,對1949年以來“長征”概念的演進仍然有一定的討論空間。有鑒于此,我們以“長征”這一概念由1935年至今的流變為中心,關注這一概念的形成、傳播及演變的過程,致力于回答以下三個問題:其一,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上的許多重大標志性事件中,“長征”如何得以成為特殊的一個?這種獨特性是如何形成的?其二,自20世紀30年代至今,“長征”的概念流變共經歷了幾個階段,在各個階段中體現出什么特點,又分別折射出當時的何種社會需求?其三,“長征”這一概念是如何向社會進行傳播的?

一、“長征”概念的最初形成(1935—1949年)

“長征”一詞古已有之,原意主要指長途遠征,如唐代詩人王昌齡的名句“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紅軍的戰略轉移,起初并沒有固定的名稱:長征剛剛開始的1934年10月8日,中央委員會給中央分局的訓令中將之稱為“突圍”(1)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中央分局的訓令:“當著主力紅軍突圍之后,敵人會更加深入蘇區內部?！?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文獻1[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62.);10月26日,長征路上的中革軍委稱之為“西進”(2)中革軍委關于我方正與廣東談判讓出西進道路,如粵軍自愿撤退紅軍應勿追擊的指示:“現我方正與廣東談判,讓出我軍西進道路,敵方已有某種允諾?！?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文獻1[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118.);1935年2月到3月間,陳云則稱其為“西征”(3)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見: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編審委員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史料叢書:文獻2[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6:23.)。在我們所見的材料中,黨的文獻中最早提到“長征”一詞的是在1935年2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的《告工農勞苦群眾書》,文中提到“(紅軍)長征到川貴邊地域”[9];5月朱德在《中國工農紅軍布告》中也提到“紅軍萬里長征,所向勢如破竹”[10];6月12日徐向前等人的報告中亦稱“西征軍萬里長征,屢克名城,迭摧強敵”[11]45。但此時的“長征”更多的是古義中長途遠征的意思,此時紅軍的戰略轉移還沒結束,中共領導人無法預料這場軍事行動的最終結果。這些文件中的“長征”只是一個形容遠征的表述,尚未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符號。實際上,“長征”概念是在不斷反思和總結這一戰略轉移的偉大歷史意義的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符號載體[3],對于這一概念的建構是在長征接近結束時才逐漸形成的,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共中央在兩河口會議上提出了創建川陜甘蘇區的戰略方針,7月10日《紅星報》社論中提出:要“發揚野戰軍萬里長征和四方面軍在雪山頂上與敵人對持[峙]的精神”[11]133來建設蘇區;8月5日沙窩會議決議中提到:“一方面軍一萬八千里的長征是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的偉大事業”[12]。這兩份文件中的“長征”開始脫離古義,具有建構新概念的意味,尤其是在后者第一次將“長征”與“一萬八千里”這一具體的距離單位相聯系,成為后來“兩萬五千里長征”之濫觴。

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會議中用了“兩萬多里長征”的說法[13]121,這也是我們目前所見毛澤東最早使用“長征”一詞的記錄。10月19日,陜甘支隊到達吳起鎮,毛澤東在對蕭鋒的談話中提到:“我們長征十二個月零兩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根據一軍團團部匯總,最多的走了二萬五千里”“長征苦是苦,可作用大。它是宣言書,向全世界宣傳紅軍是英雄好漢,蔣介石反動派是沒有用的。它又是宣傳隊,向十一個省的廣大老百姓宣傳了共產黨、蘇維埃和工農紅軍的解放道路。它又是播種機,在十一個省播下了革命的種子,將來一定會開花結果的?！盵13]130-131毛澤東的這一闡釋對“長征”概念的建構具有標志性意義:首先,首次提出了“長征”的一個重要附屬符號“二萬五千里”;其次,正式確立了“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三個闡釋“長征”的重要比喻。11月5日,毛澤東在象鼻子灣向隨行部隊發表的講話中首次公開提到了“兩萬五千里”[14]527;11月28日毛澤東和朱德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提到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15]203,12月25日在瓦窯堡會議中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里也明確提到了“二萬五千里的長征”[15]213,這表明在中共話語體系中“二萬五千里長征”這一概念開始逐漸形成。11月30日,毛澤東在《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報告中使用“二萬五千里遠征”[15]97來描述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表明彼時“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概念尚未最終確立。12月27日毛澤東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4)該報告是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是對長征概念的形成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文件。在這份報告中,他明確將此次戰略大轉移稱為“長征計劃”,并詳細闡述了長征的意義:“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彼赋?長征向全世界宣告了紅軍是英雄好漢,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向十一個省內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長征在十一個省內播種了革命種子,將來一定會有收獲。最后他得出結論:中國共產黨使得長征取得了勝利,“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16]。毛澤東在這份報告中沒有混用諸如“突圍”“遠征”等詞,而是一以貫之使用“長征”。此次他對“長征”情況和意義的論述,已帶有明顯的概念建構的意味。

1936年6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前往陜北蘇區采訪。為利用好這次機會加強紅軍的國際宣傳,8月5日,毛澤東同楊尚昆向參加長征的同志發出信函,要求:“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所以特發起集體創作,各人就自己所經歷的戰斗、行軍、地方及部隊工作,擇其精彩有趣的寫上若干片斷(段)。文字只求清通達意,不求鉆研深奧”。同時向各部隊發出電報:“望各首長并動員與組織師團干部,就自己在長征中所經歷的戰斗、民情風俗、奇聞軼事,寫成許多片斷(段),于九月五日以前匯交總政治部。事關重要,切勿忽視?！盵14]615深諳新聞工作要義的毛澤東非常明白,面對前來采訪的記者,講故事是迅速樹立中國共產黨良好形象的最好方法:首先,這些故事可以被記者直接放入稿件,節省采訪時間;其次,比起那些艱深難懂的大道理,一個個鮮活的故事更容易打動人心,尤其是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長征故事,其精神內核可以突破政治立場、宗教信仰等種種區隔而引起人類共鳴。經丁玲等人編輯后,書稿于1937年2月完成,名為《紅軍長征記》,這是“長征”概念最初形成的重要標志。斯諾在陜北采訪過程中,獲得了《紅軍長征記》的部分原稿,成為《紅星照耀中國》的重要素材[17],此書第五部分便被命名為“長征”(The Long March),從第五次圍剿、舉國大遷移、大渡河英雄、過大草地四個方面展開。他不僅將長征稱為“史詩”(epic),還引用了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25,000-li March)的說法。他對長征給予高度評價:“無論人們如何看待紅軍和紅軍的政治立場,都不能否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壯舉之一”[18]。隨著斯諾著作的出版,國際社會逐漸知曉“長征”概念。英國的《雷納德新聞報》曾刊載讀者的評價:“對于那些對中國感興趣但對她的奮斗了解不夠的人來說,長征是一部極具價值的史詩?！盵19]

“長征”概念的最初形成是出于非常實際的爭取國際輿論的需要,但當這個以艱苦奮斗、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百折不撓為核心要素的概念初步形成后,中國共產黨便敏銳地意識到它對于樹立黨的形象,爭取輿論支持以及教育年輕黨員的重要價值,并通過對長征故事的書寫不斷進行鞏固,如《解放日報》就曾發表過多篇長征故事(5)代表文章有:田繼舫.遭遇:記長征中的一個戰斗[N].解放日報,1944-05-26(4);冷 冰.斗智:記一個干部談的長征故事[N].解放日報,1945-06-15(4);冷 冰.“咱們的政委回來了!”:康夫同志的長征故事[N].解放日報,1945-10-03(4).,《隨軍西征見聞錄》《雪山草地行軍記》《紅軍長征故事》《二萬五千里長征記》等各種描寫紅軍長征的書籍紛紛出版。這些書籍因為故事性強、通俗易懂,深受讀者喜歡,以至于書店經?！皝淼臄盗坎粔蜾N售”[20]。1948年,在大連的一次青年夏令營活動中,學生以“講故事的形式”學習長征歷史,同學們的感受是“因為內容好,講的生動,容易記住”。[21]華東軍區榮軍總校的刊物曾刊登一個班級閱讀紅軍長征故事書籍的情況,收到書后“大家一股勁地往下看”[22]。故事易于傳達情感和信念,易于理解和分享,易于激活或沉淀集體記憶[23]。隨著紅軍英勇長征故事的廣泛傳播,“長征”概念被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熟知。

“長征”還逐漸成了一個特殊的身份標簽:1935年11月24日,毛澤東要求徐海東將鄂豫皖蘇區肅反中經過長征但尚未作結論的“反革命嫌疑犯”全部釋放,因為長征是“最好的歷史證明”[14]531;12月27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致電彭德懷、楊尚昆、林彪等,提出:“陜甘支隊及二十五軍經過長征斗爭的指戰員,應更寬廣地吸收入黨”“凡屬經過長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補期”,充分體現了黨組織對長征戰士的信任[14]544。在后來黨報的敘事體系中,“長征英雄”[24]“長征干部”[25]等逐漸成了區別干部身份的重要標簽,可以帶來無上榮耀,從而進一步提升了長征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

1949年9月16日,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將長征與打敗北洋軍閥、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及汪精衛、打敗蔣介石反動派及美帝國主義,并提為中國人民學會馬列主義之后打的四個勝仗[26],這意味著此時中國共產黨最高層業已將“長征”確立為土地革命戰爭中的唯一代表,與同時期的其他重要歷史事件,如歷次反圍剿戰爭相比,“長征”此時已經具有了儕類同群的地位,成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的一個獨特的概念。經過十余年的資料收集、情節描繪、意義傳達,中國共產黨凝練出一個個動人的長征故事,為革命英雄史詩的建構打下了堅實的地基。

二、革命英雄史詩的早期建構(1949—1976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征”逐漸成為重要的革命遺產之一,在思想教育、意識形態建構等各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通過系統化地講述紅軍長征的故事,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傳播以艱苦奮斗、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為底色的革命英雄史詩。影視、美術、歌曲、教科書等都成了這一革命英雄史詩的書寫媒介,共同描繪出紅軍長征的壯麗圖景。1950年代開始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中包含了許多紅軍戰士的長征回憶;《萬水千山》(1959)、《突破烏江》(1961)、《金沙江畔》(1963)等一批反映紅軍長征題材的電影在社會上取得了廣泛的反響。1955年12月30日,郵電部發行“長征勝利二十周年”紀念郵票,表現了長征中《強奪瀘定橋》和《過雪山》兩個經典場景。油畫《紅軍過草地》(1956)和《紅軍過雪山》(1957)等繪畫作品也是這一時期塑造并傳播長征精神的重要媒介載體。

在這一時期面向社會的“長征”概念建構中,1964年上演的大型革命舞蹈史詩《東方紅》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這部由周恩來直接指導的作品用第三場《萬水千山》表現了遵義會議、飛奪瀘定橋、過雪山草地、陜北會師等長征中的經典場景,由于《東方紅》的藝術性及權威性,這些作品迅速在社會上傳播開來。從10月2日首演至13日,共計九場,先后有八萬多人觀看,更多的人通過電視和廣播從這部作品中受到了教育[27]。1965年完成的《長征組歌》,分十個部分,將長征的歷史進行了提綱挈領的概括,演出后受到熱烈歡迎,一些曲目如《遵義會議放光輝》《四渡赤水出奇兵》等更成為傳唱至今的名作[28]。圖像與聲音對某些歷史現象、場景、景觀、氛圍或錯綜復雜的歷史事件與細節,具有獨特的表現力量[29]。這一時期涌現出的這些美術、音樂、影視作品,更容易生動形象地傳播紅軍長征的歷史記憶,具有單一文字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這些面向社會大眾傳播的作品,在使得長征故事家喻戶曉的同時,也使長征塑造的千千萬萬革命者的形象深入人心。紅軍長征的歷史得到了較為完整的展現,長征的革命英雄史詩在此期間完成了早期的建構。

與此同時,面對面的故事講述和精神傳遞仍是傳播這一革命英雄史詩的有效手段?！秾幉ㄈ藞蟆分杏涊d了教師向群眾講長征故事的一個片段:由多位老師分段講述紅軍長征的故事,包括突破烏江天險、巧奪金沙江、搶渡大渡河等,非常能夠調動聽眾的情緒?！皶笠话闳罕?對紅軍歷盡艱險,與大自然障礙搏斗的精神,莫不嘆為奇跡!”[30]長征故事還廣泛地進入作為知識載體的教科書體系。教育不僅是個體社會化和獲得必要社會技能的途徑,更是社會精神重塑的途徑。教科書的書寫在本質上是爭奪知識生產權的政治過程的產物,涉及知識以什么形式呈現、如何被選擇、通過知識達到什么目的等問題[31]。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確定了中小學教材全國統一供應的方針。12月1日,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負責全國通用的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出版工作。在該社編輯的教科書中,紅軍長征的英雄故事是《文學》《語文》等課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渡烏江》《金沙江到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篇改寫而成的《三渡天險》等課文被列入其中(6)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出版的初級中學課本《文學》第一冊(1956年版)、《文學》第五冊(1957年版)、《語文》第一冊(1959年版)、《語文》第二冊(1959年版)、《語文》第三冊(1959年版)以及《工農速成中學語文課本》第一冊等教科書中都有所體現。,毛澤東的詩作《長征》、節選自《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長征的意義》更是需要背誦的重點內容。這些故事以課文的形式呈現在廣大學生面前,在青少年心中埋下了英雄主義的種子。長征題材的課文不僅會加深學生對紅軍長征歷史的認識,而且會激勵他們對紅軍長征的精神產生認同感,由此,教科書成為長征精神代代傳承的重要媒介。

經過早期的革命英雄史詩的書寫和傳播,“長征”被抽象化為一種符號,成為廣大中國人心中的一種精神財富?！伴L征”這一概念和符號所蘊含的精神內核獲得人們的廣泛認可后會在某個節點觸發符號的象征移植。1970年4月24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首次發射,成功將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送入軌道,奠定了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發展的基礎。新華社曾撰文揭示“長征”火箭命名的秘密: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第一總體設計部總體設計室的工作人員,從毛澤東主席《七律·長征》一詩中得到啟發,提出建議并經上級領導批準,將火箭命名為“長征”,寓意我國火箭事業一定會像紅軍長征一樣,克服任何艱難險阻,到達勝利彼岸[32]。無獨有偶,1974年8月1日,中央軍委將我國自行研制建造的091型核潛艇首艇也命名為“長征一號”?；鸺?、核潛艇此類代表著國家安全的利器,是中國在世界立足的底氣之所在。以“長征”命名,正是將其中所蘊含的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為了理想勇于奮斗的英雄主義精神移植到充滿挑戰的火箭研發、核潛艇制造項目上?！伴L征”已經不僅指代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一段歷程,更成為一種具有凝聚力和號召力的精神象征。

三、從“長征”到“新長征”:英雄史詩的現實重構(1976—2015年)

革命英雄史詩早期建構的成功,使得“長征”符號深入人心。1976年末,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長征”這一概念也開始被賦予新的含義。發揚紅軍的長征精神,中國共產黨可以帶領中國人民戰勝新困難,取得新勝利,此乃黨為這一英雄史詩續寫的全新篇章。是年1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發揚紅軍的革命傳統跟著華主席繼續長征》一文,表明了解放軍某部紅軍團的干部戰士要“發揚‘紅軍不怕遠征難’的光榮革命傳統,反修防修,繼續革命,在奔向共產主義的光輝征途上奮勇前進”[33]的堅定決心。這篇報道乃是“長征”概念意識形態中心化敘事的尾聲。此后,隨著黨中央中心工作的調整,面對建設四個現代化,加緊經濟建設的新的歷史挑戰,黨的新一代領導人開始逐漸把抽象的長征英雄精神提煉并具象化到每一個新的時代問題上,逐步完成了“新長征”這一概念的建構。在“長征”概念流變史上開始了全新的一頁。

在我們所見的材料中,最早提出“新的長征”說法的是胡耀邦。1975年10月,他在中國科學院共青團紀念長征4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中提出中國人民要進行新的長征,即在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34]。1978年10月11日,鄧小平在講話中正式提出:“希望全國職工群眾用豐碩的成果來迎接新長征中第一次盛大的群英會”[35]137,這是“新長征”的概念正式得到黨的新一代領導核心認可的標志;12月13日,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中提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在新的長征中,一定會不斷取得新的勝利”[35]140“只要我們大家團結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學會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就一定能夠加快新長征的步伐”[35]153。這個時期的“新長征”指的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在此強調“新長征”,既是對未來發展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是說明前進路上會有新的困難,需要繼續發揚大無畏的英雄主義的長征精神。

在黨中央走好“新長征”路的號召下,1979年3月1日,共青團中央作出《關于在全國青年中開展爭當新長征突擊手活動的決定》,以提高青年投身建設的積極性。9月19日,全國新長征突擊手命名表彰大會在北京召開,首批命名表彰了10面新長征突擊隊紅旗的代表、155個新長征突擊手(隊)標兵和萬名新長征突擊手[36]。新長征突擊手不僅會獲得精神激勵,如榮譽證書、各大報紙的宣傳報道等,更有物質的激勵。1983年新長征突擊手在高考招生過程中獲得獎勵措施,包括放寬報考年齡,婚否不限,必要時降低錄取分數要求,指定部分學校試辦預科班[37]。新長征突擊手在工資待遇方面也獲得了提高,例如在大慶共青團的工作經驗記錄中,1985年以來全市各級團組織對1100多名新長征突擊手、青年標兵分別予以晉升工資的獎勵[38]?！靶麻L征突擊手”鼓舞了眾多青年,成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一代新人,即符合“新長征”要求的一代新青年。

1996年10月22日,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正在為把祖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實現這個宏偉目標,任重而道遠。這是新的偉大長征?！薄耙验L征精神一代一代傳下去,激勵和鼓舞全國人民奮發圖強,開拓前進,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長征道路上不斷奪取新的勝利?！盵39]2006年10月22日,胡錦濤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進一步闡釋“新長征”:“今天,我們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就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長征?！泵鎸@一“新長征”,他號召所有人:“在新長征的征途上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保持和發揚革命戰爭時期的那么一股勁、那么一股革命熱情、那么一種拼命精神,沿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把革命前輩開創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盵40]可見,在新的長征路上既要有傳統長征精神中的革命熱情、拼命精神,還要秉持新的時代背景下黨所發展的新理論。經過改革開放幾十年的建設,中國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四個現代化”這一“新長征”的最初目標業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長征”這一概念的消失,恰恰相反,在發展的道路上永遠沒有終點,從實現“四化”到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再到“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長征”的闡述在隨著時代發展不斷變化。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與長征題材的文藝作品,如電影《四渡赤水》(1983)、《長征》(1996),電視劇《長征》(2001)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隨著社會思想的多元化,各種亞文化形態也開始對長征進行相應的解讀。搖滾文化便是一個典型代表。1989年,崔健發行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張專輯在中國搖滾樂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他在同名歌曲《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中運用了大量與長征有關的象征符號,如“兩萬五千里”“根據地”“步槍和小米”“大炮轟炸機”“雪山和草地”“領袖毛主席”等。亞文化群體借助主流文化中的符號表達的是自己的思想,是對主流文化的一種解構和重構。崔健在這首歌中借用“長征”的各種符號所表達的內容已經脫離紅軍長征的歷史文本,其主旨是“埋著頭向前走尋找我自己”,表達一種反思現狀、追尋自由的搖滾精神。社會中的亞文化群體用自己的理念來解構和重構經典的革命符號,以其顛覆性和反差性的效果得到廣泛傳播,也從側面說明了主流文化中“長征”符號之深入人心。此外,主流文化中對“長征”的傳播也產生了非主流的形態。2006年,崔永元主持的《我的長征》節目,跳出過去通過演繹、紀錄片等方式紀念長征的做法,選擇組織團隊進行個性化的“重走長征路”,從每個參與者的第一視角來記錄自己眼中的長征之旅。這一活動在傳播紅色文化的同時,還力圖促進紅色革命老區的經濟與旅游的發展,例如籌集善款、在沿線建立長征小學、建醫院、修紅軍墓,等等,對傳統“長征”符號進行再建構和再傳播,其宗旨也是對長征中的英雄主義的再弘揚。

四、經典革命精神的回歸(2016年至今)

傳承紅軍長征精神,在新的國際形勢和歷史要求下砥礪奮進,中國共產黨正帶領中國人民銘記老故事,講述新故事,為長征的英雄史詩不斷增添新的情節。2016年7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考察時,專程前往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敬獻花籃,并參觀三軍會師紀念館。在其間發表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紅軍長征創造了中外歷史的奇跡。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面對形形色色的敵人決一死戰、克敵制勝,這些都是長征精神的內涵?！盵41]10月21日,在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習近平用四個“偉大遠征”來概括長征,并將長征精神概括為“就是把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然勝利的精神;就是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就是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就是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就是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斗的精神?！盵42]這是黨的新一代領導核心對長征精神的全新闡釋。

這種新闡釋的出現,與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密切相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的,在十九大以來的五年里,黨和國家面臨著“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特別是來自外部的“訛詐、遏制、封鎖、極限施壓”,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堅持國家利益為重、國內政治優先,保持戰略定力,發揚斗爭精神,展示不畏強權的堅定意志,在斗爭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牢牢掌握了我國發展和安全主動權?！盵43]在這種嚴峻的局勢下,黨和全國人民迫切需要回歸革命年代的偉大精神,從中獲得奮進的勇氣與動力。由此,習近平總書記對“新長征”也提出了全新的闡釋:“今天的長征同當年的紅軍長征相比,同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走過的新長征之路相比,雖然在環境、條件、任務、力量等方面有一些差異甚至有很大不同,但都是具有開創性、艱巨性、復雜性的事業?！彼麖娬{,“不論我們的事業發展到哪一步,不論我們取得了多大成就,我們都要大力弘揚偉大長征精神,在新的長征路上繼續奮勇前進?！盵42]

習近平總書記還多次參加紀念長征的重要儀式:2016年9月23日,親往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參觀“英雄史詩不朽豐碑——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主題展覽”;2019年5月20日,在江西贛州于都縣,向中央紅軍出發紀念碑敬獻花籃。從傳播的儀式觀的角度來看,這些對長征符號的紀念和對長征精神的重申是共享信仰的表征[44]。作為國家領袖,他多次舉行對長征的公開紀念儀式有利于加強人們對紅軍長征原始歷史故事的記憶,增強對傳統長征精神的認同感,促進“長征符號”及其精神的延續。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2019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長城、大運河、長征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方案》,并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45]。長征國家文化公園突出長征征程特點,傳承紅色基因,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紀念價值和教育價值,具有特定的政治象征寓意。身處紅軍長征的儀式空間,人們自然而然容易沉浸式感受幾十年前紅軍長征的不易,增強對紅軍長征的歷史認同感?！伴L征符號”及其精神在這種儀式空間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延續。

五、結束語

經過上述梳理,我們可以看出“長征”這一概念的流變歷程:它最初形成于紅軍戰略大轉移勝利之際,本屬借用古義對這一偉大壯舉的概括,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意識中,它逐漸擺脫了原有的含義,并逐漸與“兩萬五千里”這一伴生概念相聯系。在爭取國際支持的現實需要下,“長征”以其強烈的故事性和悲壯的英雄主義敘事特色成為中國共產黨著力向外界推出的重要概念,并在其后逐漸成為黨樹立自身形象、爭取輿論支持、教育年輕黨員的重要思想武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長征”終于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話語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長征”的概念被以多種手段進行了全方位、大范圍的綜合傳播,其中尤以各種文藝作品與教科書的效果為上,這種傳播使得“長征”這一概念深入人心,并且成為中國人民英雄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九十年的傳播過程中,“長征”概念經歷了一個重要的抽象——具象化的過程:這一概念先是被抽象出為了崇高理想而艱苦奮斗、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精神,進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被與不同的對象相對應,從而具象化為不同的現實表現——在戰爭年代,它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共和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它是百廢待興,是經濟建設;在改革開放時期,它是勇攀科技高峰,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新時代,它是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傊?只要我們還有未完成的任務,還有待實現的目標,那么長征精神就一定有其確定的對象,也就有其現實意義。中國共產黨以“長征”為中心的革命英雄史詩便不會完結,其以紅軍長征故事作為敘事基礎,面對不同的歷史要求,黨領導中國人民戰勝困難,奪取勝利,這部革命英雄史詩會增添更多的故事和奧義。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長征”就獲得了無限的生命力——生命不息、奮斗不止,長征征途也就永遠在路上,它將像一盞明燈那樣,永遠照亮我們奮進的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