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立到“左轉”:徐鑄成走向中國共產黨的步履

樊亞平

(蘭州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一、引言

徐鑄成曾將張季鸞稱為自己的“本師”,張季鸞也一直將徐鑄成和王蕓生視作自己的傳人。張季鸞對徐鑄成的影響之深,從徐鑄成寫的《報人張季鸞先生傳》即可深刻感知。張季鸞曾說:“做記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黨派之外,這樣,說話可以不受約束,宣傳一種主張,也易于發揮自己的才能,更容易為廣大讀者所接受?！盵1]張季鸞的這種思想對徐鑄成影響極大。自1927年進入《大公報》開始,徐鑄成就一直處在這種思想的熏染中。1938年到《文匯報》后,這種思想被他進一步發揚。他曾將當時《文匯報》的成功總結為“敢說話,無私見,無黨見”,并將此稱之為“文匯精神”[2]?？箲饡r期,陳布雷曾主動邀請他加入國民黨,被他以恪守“獨身主義”為由,婉拒之。1946年5月1日《文匯報》改版時,他嚴正申明:“今后的言論方針,是堅守獨立的民間報立場,絕不偽裝中立,依違兩可;一切以人民意旨為意旨,明辨是非,絕不顛倒黑白,屈于權勢?！盵3]前言291946年9月1日的《文匯報》社評進一步強調:“新聞記者應有定見,對于真理和國家民族的利害大義,不容含糊歪曲,但不許有私見黨見?！盵4]1946年9月6日,他在《文匯報》勝利復刊紀念專頁出版時專門撰文強調:“一張真正的民間報,立場應該是獨立的,有一貫的主張,而勇于發表,明是非,辨黑白,絕不是站在黨派的中間,看風色,探行市,隨時伸縮說話的尺度,以響應的姿態,多方討好,僥幸圖存?！盵5]即使1947年5月《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封閉后,他也一直恪守“獨身主義”,堅守其所說的“真正的民間報”立場,不愿意屈從任何帶有附加條件、可能影響其獨立立場的復刊方案,不愿意接受任何有黨派背景與色彩的報紙之邀請。[6]19-21可以說,自從1927年進入新聞職業領域一直到1948年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徐鑄成都一直恪守著“獨身主義”“超然于黨派”之原則。用他自己的話說,即他“一心只想以超然獨立之身,辦好報紙,為人民說話”[7]15。

然而,從1948年初開始,一直恪守“獨身主義”和“超然于黨派”原則的徐鑄成,卻突然放棄其一直以來恪守的原則,開始接受與黨派的合作,尋求來自黨派的各方面幫助和支持。1948年元旦,由李濟深等國民黨左派人士籌辦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并希望創辦一份屬于自己的機關報。李濟深十分欣賞徐鑄成的辦報才能,希望能邀請徐鑄成主持這份報紙。1948年3月,《文匯報》被封后前往香港的總編輯馬季良從香港護送華崗赴蘇北、山東解放區時路過上海,當面向徐鑄成轉達了李濟深的邀請,同時告訴他,潘漢年也認為他最合適。[6]22面對馬季良帶來的李濟深邀其赴港辦報之邀請,徐鑄成怦然心動,雖當面表示自己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也沒有辦過任何黨派機關報,深恐辜負了李濟深美意,但次日即與嚴寶禮等緊急商議,并當即決定與李濟深合作,共同出資籌創《文匯報》香港版,且很快親赴香港與李濟深等面議籌創事宜。[8]163如果將這樣的反應與1946年10月上?！段膮R報》面臨資金困難時,徐鑄成以從不接受任何政治方面的資助為由、婉拒當時正好來滬的李濟深當面表達的投資意圖相對照,其態度轉變之大、之速,不能不令人驚訝!

尤為引人注意的是,到達香港后,他最先拜訪的是共產黨在香港的文化工作領導人夏衍和負責共產黨在國統區部分地下工作的領導人潘漢年,在先后向他們請教了在香港創辦《文匯報》事宜后,才去找李濟深商談具體的合作事宜。在與夏衍、潘漢年見面時,他們均提醒他,報紙辦起來后“色彩不宜太紅”,以便使報紙在共產黨的《華商報》萬一被封后能頂上來。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共在港負責人是把《文匯報》看作本黨媒體的‘同盟軍’甚至是‘后備軍’的”[6]27。對這樣的期望,徐鑄成不僅欣然接受,沒有表現出任何抗拒,而且從夏衍、潘漢年的“色彩不宜太紅”之提醒可以推想,在向夏衍、潘漢年介紹自己創辦《文匯報》香港版之想法時他肯定表現出了強烈的想使報紙色彩盡可能“紅”一些的意向。到港之初如此,此后的籌備過程中,徐鑄成更是經常與夏衍、潘漢年等主動商議,接受他們的建議,尋求他們的幫助。報紙創刊后所顯現出的立場、態度,更是與上?！段膮R報》的“中間偏左”大為不同,顯現出鮮明的“左轉”立場和明顯有利于共產黨的傾向。這一切說明,從赴港籌辦香港《文匯報》開始,徐鑄成已不再是“獨立”報人,《文匯報》也不再是“獨立”報紙了[6]28。

從以上的簡單回溯可以看出,從1948年初開始,徐鑄成的確開始放棄了其一直以來恪守的“獨身主義”和“超然于黨派”之立場,開始主動接受與黨派的合作,主動尋求來自共產黨的幫助與支持,主動走向共產黨。這個轉變,不能不說十分突然。不僅“左轉”前后行為表現反差很大,若細致考察其此前的人生與職業生涯和其對新聞職業的理念宣示,同樣很難發現有明顯的可以認定為“左轉”的思想和行為。徐鑄成之前的辦報生涯中,雖然經常與共產黨人有一些交集,雖然經常出現一些有利于共產黨的報道或論評文字,但很難因此說已經“左轉”,很難說已表現出對共產黨政治上的認同。在他1947年3月之前的日記中提到共產黨時,經常使用的還是“共黨”這樣的帶有不尊意味和成見的稱謂;此間的日記中,經?？梢钥吹綄伯a黨不完全認可、不完全認同的文字。但僅僅多半年之后,他的立場卻突然轉向了共產黨。這一切不能不令人奇怪!那么,這樣的轉變究竟是怎么發生的?徐鑄成究竟是如何從一個一貫拒絕任何黨派津貼、一直恪守獨立立場的民間報人,突然轉變成了一個不再強調獨立立場、主動接受黨派資助與支持的“左轉”報人呢?他究竟是如何從之前對共產黨未顯現出太明顯的認可、認同,“突然”轉變為親近共產黨、主動接受共產黨幫助和指導的報人呢?在這個過程中,他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思想轉變過程和心路歷程呢?

在關于徐鑄成的資料,包括徐鑄成自己的回憶文字中,都沒有說明這種轉變的具體發生過程。與徐鑄成相關的研究成果中,更是很少見到對此問題的明確探求和清晰解答。在陳建云《大變局中的民間報人與報刊》一書中,曾有一節試圖對徐鑄成與《文匯報》的突然“左轉”及其原因進行探求,其最終結論為,徐鑄成之所以“自食其言”突然“左轉”,與其對時局的認識與判斷、其政治上的進步性和《文匯報》內部中共地下黨員的“潛移默化”的影響等多種因素有關,是多種因素共同促成的一種具有歷史必然性的結果。[6]34-35這是目前為止筆者見到的對徐鑄成“左轉”的原因所進行的唯一的追問與探求,其所說的三個方面基本涉及促使徐鑄成“左轉”的一些主要原因,但一方面該節的筆墨主要放在了對徐鑄成突然“左轉”之事實的描述上,對原因的分析較為簡略,只是在末尾概括歸納了三個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這種歸納和分析更多著眼于“左轉”前后的社會歷史情景和此種情景下徐鑄成的個人際遇與生活情景,未能從徐鑄成一生政治、社會思想的發展和更廣闊的社會歷史情景出發,對徐鑄成看似突然的“左轉”背后的長期的日積月累的思想動因和心路歷程進行縱向的、系統的、深入細致的呈現與分析。

筆者認為,探究徐鑄成“左轉”的原因與心路歷程,核心在于呈現徐鑄成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過程,考察其對不同時期社會現實問題與國家前途命運的思考與認識的轉變歷程?；诖?本文試圖以縱向的歷史視角,深入到徐鑄成一生思想發展的具體過程和更加宏闊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對徐鑄成突然“左轉”背后的深層原因和心路歷程進行還原歷史情境式的細致呈現和深入分析。以此,一方面彌補在徐鑄成“左轉”原因這一重要問題上長期存在的認知缺憾;另一方面透視在中國社會歷史的“大變局”中一大批民間報人乃至整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選擇、走向共產黨的歷史必然性及其在此過程中的心路歷程。這樣的研究不僅有助于全面、深入認識徐鑄成一生思想、理念的歷史演進,也有助于從一個特殊視角認識革命時期共產黨得人心、最終得天下的機理。

縱觀徐鑄成進入新聞職業領域后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認識與態度的轉變過程,可以看出,其對國民黨的認識與態度經歷了一個從贊揚、擁護到不滿、反感再到失望、絕望的變化過程;對共產黨的認識與態度經歷了一個從敵視、誤會到逐漸了解、有一定程度的好感再到認識逐漸加深、產生一定程度的心理、情感接受的變化過程。在此過程中,他曾經倡導和支持“第三條道路”,但隨著“第三條道路”的破產,他最終認識到,走向共產黨,接受共產黨的幫助和領導,既是他自己唯一的出路,也是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毅然選擇“左轉”。筆者在此想要深入考問的是,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的?

二、從贊揚、擁護到心生不滿和從敵視、誤解到逐漸了解、有一定好感

從1927年進入新聞職業領域到主持桂林《大公報》之前的15年,是徐鑄成對國民黨的認識與態度從最初十年的贊揚、擁護逐漸轉變為心生不滿的時期,也是其對共產黨的認識與態度從最初十年的敵視、誤會逐漸轉變到產生了解和一定程度的好感的時期。

就最初十年來說,對共產黨的敵視、誤解和對國民黨及其政府的認同、擁護與贊賞,形成鮮明的對比。由于這個時期國內反共、反“赤化”的風氣十分濃厚,受這種輿論氛圍的影響,徐鑄成對共產黨的態度充滿敵視與偏見。與當時大多數不了解共產黨的人一樣,他視共產黨為“洪水猛獸”,認為共產黨的存在是影響國家走上正軌甚或引發民族危機的“禍亂之源”。在其1936年撰寫的評論《時局之展望》中,提到共產黨時,他總是稱之為“赤匪”,且將其視為國家的“內亂”,甚至將“共黨勢力之滋蔓勃發”和“對俄戰事之失敗”同視為“九一八”禍亂的根源,且認為“赤匪的逐漸消滅”是必然的,因為“完整統一”、國家“漸入于一個大一統的局面”,是所有國人“最低限度的期待”,是不可阻遏的歷史大勢,任何阻遏這個大勢的力量“定被摧毀”[9]8-9。從其這個時期寫的諸多時事評論均可看出,在他的眼中,共產黨是影響國家“完整,統一”、走上正軌的最重要的“禍亂”因素,因此,只有完全消除“赤匪”,國家才有可能走上正軌。在1937年1月1日所寫的回顧前一年大事的評論《這一年》中,他對共產黨倡導的旨在反對國際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運動充滿誤解,對“在這祖國尚在危殆掙扎著生存的時代,來奢談什么國際”充滿不屑。他說,“即如所謂‘人民陣線’的活動,所表現于行動言論上的,是如何的淺薄,空虛,其所標榜侈談的,是如何的不切實際,稍有常識的人,一望便知”。面對共產黨的“人民陣線”之主張“竟能號召不少青年”、“得著”很多群眾之情況,他稱之為“奇跡”,對出現這種“奇跡”的原因,他的解釋是,這是因為共產黨是一群“亂開支票的人”[9]21。

對共產黨心存敵視和偏見的同時,這個時期的徐鑄成對國民黨及其政府充滿了擁護和肯定。在《這一年》中,對國民黨政府的贊譽和肯定隨處可見,如“政府一年的措施,處處可以看出在為全民謀幸福安定,同時也確已具有充分行使職權的力量和勇氣”,“中央政府的機關,日趨健全;各項庶政建設,多有完密的規則整頓”,“我當局一變從來的忍耐的態度,從容應對,指揮若定”,“政府對于教育的整頓,已日漸有成績,一般學生之程度,多已提高,學風亦日見純良”等。對國民黨政府肯定、贊揚的同時,對蔣介石也極盡贊美之詞:“蔣委員長數年的苦心孤詣,以前還有許多人未能諒解,這一年中經過許多次驚濤怒浪,屹然自持,任勞任怨,為國憂勞。更因幾年的努力,增加許多經驗,在修養上,操守上,氣度上,多已無愧一個偉大創業的領袖?！蓖瑫r認為,西安事變后之所以“發生”“全國愛護領袖的熱烈”現象,“絕不是偶然的”,而是委員長“幾年來為國為民的嘔心瀝血、艱苦奮斗的精神換來的”[9]18-21。

對共產黨的敵視、誤解和對國民黨及其政府的擁護、贊賞和肯定,在全面抗戰爆發、民族生死存亡問題成為中華民族面臨的首要問題的背景下,均開始發生了十分微妙的變化。就對共產黨的態度來說,基于對民族生死存亡時刻團結問題的重要性之認識,無論《大公報》,還是《文匯報》,對一切有利抗戰的新聞都積極刊登,用徐鑄成的話說就是,“不論從哪方面傳來的抗戰勝利新聞,我們都大事宣傳、突出刊載”[3]前言17,因此使得這個時期其主持的報紙上開始出現不少有關共產黨的正面消息和贊揚八路軍、新四軍英勇作戰之精神的社論,如共產黨關于抗戰的政策主張和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戰的消息。尤其是在“孤島”時期其主持的《文匯報》上,經?？煽吹酱罅啃麄鲊埠献饕恢聦ν獾男侣?報道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的通訊,贊揚八路軍、新四軍英勇精神的社論,描述西北地區抗戰生機與活力的讀者“來鴻”,以及史沫特萊的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紅軍在前進》等。同時,這個時期的《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也在許多共產黨及進步作家的支持和幫助下成為“孤島”上的抗戰文學堡壘?！段膮R報史略》就曾說,在抗戰時期的《文匯報》內,所有的人,“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愿意發表有關共產黨的新聞、通訊及文章”[10]。如此多的有關共產黨的正面消息出現在徐鑄成主持的報紙上,一方面說明其對共產黨的認識開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如其1938年所寫的《西北大戰之展望》中就曾說,共產黨及其八路軍“經多年之苦斗,萬里之長征,耐勞苦,守紀律,有濃厚之政治意識,高速之政治理想,每一個士兵,均能成一個作戰單位。日兵如一旦深入,必遭嚴重之挫敗”[3]15-16;另一方面這么多有關共產黨的正面消息也會在不知不覺中進一步促進其對于共產黨的了解。

在借助大量有關共產黨的消息增加對共產黨的了解之外,徐鑄成也開始利用閑暇時間看一些與共產黨有關的進步書籍,以增加對共產黨的了解,如《西行漫記》等。同時,他也開始接觸到不少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如惲逸群、李平心、柯靈等。與惲逸群的交往始于1938年春。剛開始時只是相互“通電話”,后來很快發展到“秘密晤面”“不時交換情況,討論如何對付敵偽和應付租界當局的策略”等。在其《風雨故人》中談到惲逸群時,徐鑄成曾說,“可以說,他是我前進的第一個引路人”[11]。雖然這個時期的徐鑄成并不知道惲逸群的共產黨員身份,但在彼此交往中,惲逸群不可能不對其施加思想上的影響。而《文匯報》創刊初期曾給予大力支持且與徐鑄成私交甚篤的李平心當時也是入黨十余年的“老黨員”?！段膮R報》創刊之初就在報社工作的左翼作家柯靈在“孤島時期”也和徐鑄成一起工作過一年多時間。這些共產黨人與進步人士必然會在不知不覺中以巧妙的方式影響徐鑄成對共產黨的看法。

“孤島”時期的《文匯報》?？?徐鑄成到香港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在香港,與徐鑄成接觸和交往的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更多了,如金仲華、羊棗、曹亮夫婦、徐明誠夫婦等。金仲華當時是《星島日報》主筆,徐鑄成與他交往最多,每晚都要打兩三次電話,“有時,我們還相約,在看完大樣后,一起到香港開市最早的高升茶樓去飲早茶”[12]。當時的《星島日報》以進步態度著稱。金仲華在與徐鑄成討論社論內容時經常會帶著著名左翼作家、共產黨人羊棗一同前來。在這樣的來往中,金仲華、羊棗對徐鑄成的影響不言自明。此外,為了更好采訪新聞,這個時期的徐鑄成開始學習跳舞,而教他跳舞的老師曹亮夫婦都是共產黨員。另外,在宜興旅港新春宴聚上認識并在之后頻繁來往的徐明誠夫婦,也都是共產黨員。與這些共產黨人的交往,必然會增加徐鑄成對共產黨的了解,也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其對共產黨的看法與態度。

在對共產黨的態度發生改變的同時,全面抗戰爆發后徐鑄成對于國民黨的態度也開始發生變化。雖然因考慮到“抗戰第一”之原則,“孤島”時期的《文匯報》對國民黨還是以正面報道為主,但這個時期其與國民黨已開始產生齟齬。由于《文匯報》抗戰時期的影響力,國民黨對其十分重視,相關宣傳內容很希望能在《文匯報》刊登,但對國民黨方面送來的夸大宣傳和只為邀功的文章,徐鑄成經常拒絕刊登,這就引起了CC系和孔祥熙、宋子文等的不滿。同時,為防止《文匯報》落入政學系之手,CC系迫切希望把《文匯報》抓在自己手里。為此,他們先后三次試圖對《文匯報》進行收買。

第一次收買的情況是,潘公展派其代表企圖用一臺5萬元的印報機控制《文匯報》的大部分股權。其陰謀被徐鑄成識破后自然流產。第二次的情況是,孔祥熙試圖以5萬元投入為條件,給《文匯報》派一名副總編輯和一名會計主任。在惲逸群的提醒下,這次陰謀也歸于失敗。第三次的情況是,宋子文表示愿意給《文匯報》投資數萬元,同時“給報館所需的全部官價外匯”,并表示可“放寬條件在中(國)、交(通)等銀行調動‘頭寸’(即貨幣)”。這樣的條件在當時可謂十分優越,可宋子文的要求是,“派人當包括協理等在內的重要職員,還要改組董事會”。這等于是要將《文匯報》變成他的報紙。幾經考量后,徐鑄成等人最終拒絕[7]19。幾次收買未成后,報復隨之而來,《文匯報》的官價外匯全部被取消,報紙所需的白報紙全部“要用比《新聞報》高出三分之一的價錢去向黑市購買,這不啻置《文匯報》于死地”[13]70。如果說前兩次收買尚屬平等協商意義上的商業投資——“巧取”的話,第三次收買就完全屬于以權勢壓人的“豪奪”了。這就引起一直崇奉“獨身”的徐鑄成的強烈反感,之前對國民黨的良好印象因此大打折扣。

主持《大公報》香港版時期,由于繼續遵行“抗戰第一”原則,再加上張季鸞時常來港指導言論工作,而全面抗戰時期張季鸞一直倡導“國家中心論”,主張對國民黨要少“罵”,因此,從香港《大公報》的新聞、評論等內容中尚看不出對國民黨的較明顯批評與不滿。然而,若深入體會香港《大公報》上新聞與評論的視角,還是能看出徐鑄成當時已產生對國民黨的許多不滿。最明顯的是,在當時的香港《大公報》新聞或評論中認為國民黨許多方面工作亟須改進并為之提供建議的內容很多。如在《文化食糧亟須調整救濟》中,徐鑄成希望當局不要漠視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在《囤積與居奇》中,希望當局準確辨明囤積的限界;在《培養中國之新血液》中,希望當局不要讓“特務制度”滲入學校等?？梢?此時的徐鑄成對于國民黨當局的不少做法已心存不滿,只是出于“抗戰第一”之原則,直接性的“罵”比較少,較多采用的是正面建議的方式。

主持《大公報》港版時期,雖然較少直接報道或評論共產黨和八路軍抗戰的內容,但在對歐洲戰場和國際局勢的報道和分析中,經常會涉及對蘇聯紅軍戰況的報道與分析。在這些報道、分析中,經?？梢妼μK聯紅軍戰績進行高度評價的內容,顯現出對蘇聯紅軍的良好印象。如《蘇聯的光榮戰績》一文,就對蘇聯紅軍的戰績進行了充分闡述和高度評價。對蘇聯紅軍的良好印象,客觀上有利于進一步改變徐鑄成對共產黨的刻板印象和成見。

三、從不滿、批評到失望、絕望和從認識加深到心理、情感接近

香港淪陷前,徐鑄成對國民黨雖已開始產生不滿,但尚不強烈,對共產黨雖已有了一些了解與好感,之前的誤解、敵視消除了,但了解和好感尚不深入。香港淪陷后,徐鑄成回到桂林,創辦并主持《大公報》桂林版。在此時期,其對國共兩黨的態度都發生了極大轉變,尤其是對于國民黨的態度。

到桂林之初,徐鑄成就曾拜訪過當時桂林名義上的最高軍事首腦——軍委會桂林辦公廳主任李濟深,傾向開明進步的李濟深不僅直言對國民黨的不滿,而且還在暗地里保護進步人士。這樣的態度,一方面直接影響了桂林的政治生態,使得當時的桂林對國民黨政府存在的各種問題進行批評成為一種風氣;另一方面也使得之前對國民黨政府已產生一定不滿的徐鑄成找到了共鳴,強化了他對國民黨存在的諸多問題的認識。與此同時,被徐鑄成稱之為“亦師亦友”和前進道路上的“兩盞明燈”的陳紹先、宋云彬對他的影響也很大。當時在桂林主持文化供應社的陳紹先一直站在反蔣立場,曾出版過不少進步書籍。此外,云集桂林的大量文化界、新聞界著名人物郭沫若、茅盾、柳亞子、范長江、惲逸群、夏衍等,也都在以各自方式不斷表達著對國民黨的批評和不滿。在這樣的氛圍中,徐鑄成對國民黨的態度很快發生了很大改變。認識到國民黨政府存在的很多問題,又有較為自由、寬松的環境作保障,于是諸多對國民黨政府表達不滿和批評的文章便借助《大公報》桂林版表露了出來。如在《如何振作政風》中,徐鑄成對國民黨政府“整個的政治風氣,都流露空虛與虛偽的病態”之情況表達了強烈不滿[14];在《論貪污案》中,對國民黨政府內部因“機構不健全、組織欠嚴密”,“掩飾蒙蔽之風盛行”,監察機關失職瀆職等造成政界貪腐“層出不窮”“積重難返”之狀況進行了強烈批評[3]126-127。在《不忘恥辱》中,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和批評表達得尤為強烈:“在反侵略各國中,我們所受的苦痛最深,犧牲最大,遭遇的敵人也最殘酷;但我們今日苦斗的空氣,反而日見淡薄,貪腐案層出不窮,國難商到處活躍,后方都市,依然紙醉金迷,狂吃濫用,恬不知恥;而一般人民,因高物價之壓迫,頹喪消沉,抗戰初期那種緊張的情緒,仿佛已煙消云散?！薄拔覀冞^去受了這樣的奇恥大辱,刻刻想反抗,要雪恥?，F在已打出了光明的路,恥辱眼看可以洗滌了,但在這為山九仞的關頭,反而大家腐敗的腐敗,嘆氣的嘆氣,這樣的國家,還想自強自奮!還配稱‘四強’!”[3]155從這些文字中可以感受到徐鑄成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與批評較前一時期更為強烈。

一面是對國民黨的不滿,另一面是在桂林文化城進步的政治文化氛圍里對共產黨的進一步認識與了解。當時桂林進步的政治文化氛圍與共產黨的影響密不可分。由于從抗戰初期開始共產黨就同新桂系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周恩來曾三次到桂林,與新桂系的重要人物進行接觸、交流,給他們做了很多工作,這一切使得桂林變成了當時政治環境較為自由、開放的城市,共產黨的思想在當時的桂林影響相當大。在當時的桂林,由共產黨指導和推動的活動很多,云集在桂林的許多從事抗日民主活動與宣傳工作的著名文化人、新聞人,如郭沫若、茅盾、柳亞子、范長江、惲逸群、夏衍、陳紹先、宋云彬等,大都是共產黨員或傾向共產黨的進步民主人士,只是一些共產黨員的黨員身份未公開而已。在這樣的氛圍中,徐鑄成不可能不受到共產黨思想的影響,對共產黨的態度不可能不發生改變。這一點從其到重慶時曾特別期望能拜訪周恩來即可看出。只是當時不湊巧,周恩來臨時有事,他只好和林彪談了兩個多小時。特別期望拜訪周恩來,至少說明其對共產黨已不僅不再敵視,而且已懷有一定好感和強烈希望深入了解的心愿。

如果說在桂林期間徐鑄成對國民黨的不滿還只是停留在對其存在的問題的批評層面,目的是希望其能改進的話,1944年湘桂大撤退過程中,徐鑄成對國民黨的態度則已完全轉變為強烈的失望了。在桂林版《大公報》?？白詈笠黄缭u《敬告讀者》中,他指出,“我們抗戰七余年,當此世界大局一片光明之際,我們還抵抗不住敵寇的進攻,甚至如桂柳那樣重要的地方,還不得不疏散,不得不做焦土的準備。這樣的局面,絕非一朝一夕所致,而政治的原因更多于軍事”[3]165。在隨后開始的逃難過程中,他輾轉流離,一路上受盡磨難。逃難中的遭遇和親眼看見的混亂情況,使他對國民黨政權本身存在的合理性開始產生懷疑。他曾在1984年為其新聞評論集寫的“前言”中記述湘桂大撤退和一路輾轉流離逃難過程中的心情:“前方是搶,后方是亂,心中窩了一肚子火。這在我的思想上,也經歷了一場洗禮。如果以前對國民黨政權還存有一絲幻想,在事實的教育下,從此像肥皂泡一樣完全破滅了!”[3]前言24此時對國民黨政權的幻想已經破滅,顯然有言過其實之嫌,但對國民黨的態度由過去雖看到許多問題卻仍抱有希望、期望其改進開始轉變為失望和對其政權的合法性、合理性的懷疑,則是可以肯定的。

對國民黨政府開始失望并開始懷疑其政權合法性之后,抗戰勝利后發生的一切更是讓這種失望、懷疑一步步演變成了絕望?？箲饎倮?徐鑄成受《大公報》董監事會之命回上海復刊《大公報》?！笆苊焙?他就暗自決定,以前在“抗戰第一、勝利第一”之原則和其“本師”季鸞先生的態度影響下不得不對國民黨以正面報道為主、盡量少“罵”,現抗戰已勝利,作為民間報,今后當以“民主第一”為新聞言論之中心[3]前言27。在這樣的認識和原則之下,當滄白堂事件、較場口事件、昆明血案等違背民主、破壞民主的事件一個接一個發生的時候,他立即對其進行報道,對國民黨的倒行逆施毫不留情地進行批評。他之所以很快離開《大公報》,轉到《文匯報》,正是因為其對國民黨政府毫不留情地“大罵”引起了《大公報》當局的不滿。轉到《文匯報》后,其對國民黨及其政府的批評就更激烈了。

考察這個時期的《文匯報》,可以看出,其對于國民黨不僅經?！傲R”,而且是“大罵”“痛罵”。從“警員警管區制”,到羊棗事件、下關事件、李聞事件等,徐鑄成不僅均給予了快速報道,而且及時發聲,對國民黨當局進行聲色俱厲的質問。在“大罵”“痛罵”的同時,對與國民黨緊密相關的美國問題也開始有了更深刻、更清醒的認識。他不斷抗議美國在中國的暴行,要求美國退出中國。在《反對警員警管區制》《告馬歇爾將軍》《對南京暴行的抗議》《為美國設想》《饑餓的教師》《湯也沒有換》等評論中,他或分析或建議,或嘲諷或痛罵,一次又一次地表達了其對美國在中國的暴行的不滿,也以此方式對國民黨政府依靠帝國主義的本質及其軟弱無能進行了批評。

這樣的立場和對國民黨進行的批評自然引起國民黨的不滿,與國民黨的矛盾沖突隨即發生。國民黨當局先是勒令《文匯報》?？恢?以此對其進行警告,后來又和“孤島”時期對待《文匯報》的做法一樣,先后三次試圖對《文匯報》進行收買。第一、第二次都被徐鑄成頂了回去,第三次更進一步,CC系首腦陳立夫、陳果夫親自出場,對徐鑄成進行游說。徐鑄成持守民間報的本色,不僅拒不接受其投資,而且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更激烈了。在《善待當前的學潮》中,他毫無顧忌地批評政府當局:“物價如泛濫的洪水,(搶)米風潮如燎原的野火,正使人民惶惶不安。然而當政者似乎唯恐這場面不夠熱鬧,還要多弄些事情出來?！盵3]249在這樣的言論態度之下,《文匯報》的命運可想而知。1947年5月25日,《文匯報》與另外兩家進步報紙一起最終被勒令?？?。徐鑄成對國民黨的態度也因此徹底轉為絕望。

在對國民黨徹底絕望的同時,對共產黨的認識卻在進一步加深。這個時期的《文匯報》上,有關共產黨的消息與聲音不斷增多。共產黨的政策、主張、聲明,中共領導人對局勢的看法和相關談話等經常在報紙上出現。這些內容雖不一定都因為徐鑄成而產生,但至少是他允許或默許的。同時,這些有關共產黨的內容也必然會對他進一步認識共產黨的思想、主張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從這個時期《文匯報》內的情況來看,當時的《文匯報》內已有一批共產黨員和傾向共產黨的進步人士。在徐鑄成尚未轉到《文匯報》之前的復刊之初,由于當時的總主筆儲玉坤政治覺悟不高,對國民黨極力吹捧,遠離了民間報的立場,導致報紙銷量持續低迷,嚴寶禮不得不試圖進行調整。當時中共上海市委文化方面負責人姚溱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決定讓陳虞孫出面動員宦鄉去《文匯報》。之后陳虞孫、張若達、唐海、孟秋江等人也陸續加入《文匯報》。這樣,就在《文匯報》內形成了一個以共產黨員為核心的進步團體。至徐鑄成回到《文匯報》時,《文匯報》已完全處在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的影響之下。這樣的環境氛圍,對增進徐鑄成對共產黨的了解必然會發揮十分重要的影響,使他不僅會對共產黨的思想、主張產生更進一步的了解,而且會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一定程度的心理與情感層面的接受,至少不會再有敵視或疏離感。

四、“第三條道路”的破產和“二選一”之下的必然選擇

雖然對國民黨已開始絕望,對共產黨也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并開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心理、情感接受,但僅僅這些并不能促使徐鑄成放棄其堅持了二十年的“獨身主義”,也未能促使其主動走向共產黨并毅然接受共產黨的幫助與指導。其最終放棄“獨身主義”,主動接受共產黨的幫助和指導,要等到“第三條道路”徹底宣告破產之后?！暗谌龡l道路”是在全面內戰爆發、國共沖突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由一批既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又不贊成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民主人士提出并倡導的一條類似于英美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暗谌龡l道路”的主要倡導者是一些民主黨派——尤其是民盟成員。徐鑄成雖非民主黨派成員,但也是“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和積極支持者。

從其1946年回到《文匯報》后《文匯報》刊載的一系列鼓吹“第三條道路”的文章和其日記中的相關記述,即可看出徐鑄成對“第三條道路”的倡導和支持。1946年10月到12月間,《文匯報》曾陸續發表過《勖第三方面》《第三方道路》《再論第三方面》《所望于第三方面者》等文章和社論,這些文章和社論或極力鼓吹“第三條道路”,或對“第三方面”如何贏得國人尊重、發揮其應有作用建言獻策。如《勖第三方面》一文就從三個方面為“第三方面”建言獻策:“首先,第三方面必須無論如何團結一致,不要自己內部分化。其次,第三方面必須堅持政協路線,決不妥協。最后,第三方面應該隨時將談判經過的情形公開報告,讓民眾明白誰有誠意,誰無誠意,誰應付(負)破裂的責任。做到了一二兩點,第三方面才能受到國人的尊重;做到了最后一點,國人將會以行動反對那破壞和平的人,強迫他們走回政協的道路上去?！盵3]221從這種建言獻策可明顯感受到其與“第三方面”確實有著強烈的思想、心理認同。另外,從其1947年初的不少日記中,經?？梢钥吹狡渑c倡導“第三條道路”的諸多民主人士相互交流、往還的記述和對這些民主黨派的認同與期望。如1月21日的日記中記述了主張“第三條道路”的民盟中央委員“鄧初民先生來訪”、彼此“談甚歡洽”之情景,交流中談及的國內外對民盟寄予的“極大的希望”及“前途之光明”[15]17。1月10日的日記中記述了其與傾向“第三條道路”的民革成員郭春濤共餐過程中,郭對當時中國何去何從問題的看法:“國共都擁有武力。兩種武力到相等的時候就對消,那時才是中間力量膨脹的時候。目前軍事力量尚未平衡,故和談不能發現新基礎,或者三月、半年后,軍事打得稍有眉目,那時第三方面可堅強起來,創導真正的民主和平?！盵15]13由這些日記可以看出此時的徐鑄成對“第三條道路”的認同和對“第三方力量”創造“真正的民主和平”的深切期待。

然而,徐鑄成寄予厚望的“第三條道路”及其活動并沒有存續多久就在事實的教育下破滅了。1947年1月7日,在華調停國共沖突的美國特使馬歇爾發表離華聲明后,無功而返。1月29日,美國宣布放棄斡旋,退出國、共、美三方組成的軍調部。2月21日,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各地代表全部撤離。重慶《新華日報》也于2月28日被迫?？?。所有的和談大門漸次關閉,“第三方力量”發揮作用的可能性日見渺茫,最終歸于無有。隨著和談大門的關閉,內戰全面爆發。在這個過程中,徐鑄成對“第三條道路”心存的希望逐漸幻滅。在1947年1月29日的日記中,他無奈地說:“美國宣布放棄斡旋,退出軍調部,盡快撤退美駐軍,至此以美國為中心之和談工作告一結束,從此將為赤裸裸之內戰,一切取決于戰場矣”[15]21;在2月1日的日記中,他說:“三十六年又過了一個月了,大局還是不斷惡化;自從政府宣布和談絕望后,一切取決于戰場”[15]23。由這些記述可以深切感受到其在面對“第三條道路”成功的可能性越來越渺茫時的無奈。

隨著內戰的全面爆發,國民黨政府對民主黨派的壓制、迫害也日益強化。1947年10月,國民黨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強制民盟總部宣布解散。11月,民盟總部被迫宣布解散。民盟的解散宣告“第三條道路”徹底破產。隨著“第三條道路”的破產,倡導和支持“第三條道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國共之外找到一條既不選擇“國”也不選擇“共”的中間立場的個人發展道路之努力,也成為不可能了。在這種情況下,究竟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就成為擺在每一個抱持“獨身主義”立場的知識分子面前的亟須正視的現實問題。對徐鑄成來說,由于之前對國民黨政權已經絕望,對共產黨的思想主張已有較深入的了解,且內心對共產黨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好感和情感接受,在這種情況下,當只能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選其一的時候,毅然“左轉”,選擇共產黨,就是一個很自然的事。

當然,不能否認,徐鑄成的“左轉”中的確蘊含著現實的權衡與考量之因素。這一點從其1948年2月與國民黨要員吳紹澍的臺灣之游中給吳的個人建議即可看出。上?！段膮R報》被封后,吳曾邀請徐鑄成擔任其《正言報》總編輯,徐鑄成以勸“新喪的寡婦改嫁”不近人情為由婉拒之。臺灣之游結束時,吳又舊話重提,再次提出邀請。徐鑄成認為,國民黨政權很快就會滅亡,因此不僅未答應吳的邀請,反而建議吳應為自己早做打算,言下之意,不要與國民黨“偕亡”,應及早與共產黨接觸。這樣的建議中,顯然隱含著他自己已做好了個人打算的意味。在吳紹澍對自己的國民黨五子登科接收大員身份表示擔憂和無奈,擔心共產黨不會“要”自己時,徐鑄成開導他說,“這幾年我交了不少進步朋友。據我所知,中共已明白宣告,既往不咎,只要贊成革命,誰都是歡迎的?！盵13]140這樣的建議一方面可以看出在此之前徐鑄成已經有了自己明確的選擇——即準備“左轉”、走向共產黨;另一方面也說明,其選擇“左轉”確實蘊含著對形勢的判斷和與之相應的現實考量因素。陳建云在探討徐鑄成“左轉”的原因時將主要原因歸于徐鑄成“對時局的判斷”[6]34,正是因為此一事實。

然而,“對時局的判斷”只是徐鑄成毅然選擇“左轉”的直接原因和表層原因。徐鑄成之所以毅然選擇“左轉”,核心原因還是對于共產黨思想、主張的認可和國共對比之下共產黨給他留下的良好印象。陳建云在把徐鑄成“左轉”的主要原因歸于其“對時局的判斷”后曾補充說,“當然,徐鑄成選擇‘左轉’,并不是見風使舵,搞政治投機,而是政治觀念一直比較進步的必然結果”,“國民黨腐敗顢頇,人心背離;共產黨得道多助,眾望所歸。做了幾十年新聞工作,世事洞明如徐鑄成者,取舍之間自然不會猶豫不決”[6]34-35。

除了對國民黨腐敗顢頇的不滿和對共產黨思想、主張的認可之外,共產黨和國民黨對待《文匯報》的不同做法及帶給徐鑄成的不同感受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當《文匯報》有困難時,國民黨想的總是如何將其據為己有,而共產黨與傾向共產黨的民主進步人士想的總是如何去幫助這張報紙解決困難,走出困境,而且不附加任何條件,不強迫其改變立場,失其本色。1946年,當得知《文匯報》讀者股籌備不足時,周公館立即送來1000塊銀洋鈿,而傾向進步的李濟深更是讓李澄漁與徐鑄成接洽,主動幫其渡過難關,這一切幫助都是不附加任何條件的。國民黨倒行逆施,喪失人心,且對《文匯報》百般逼迫,無情摧殘;共產黨以其思想、政策贏得人心,又對《文匯報》給予熱情而無私的幫助和支持。兩相對照之下,徐鑄成毅然“左轉”,走向共產黨,就成為一個理性也是必然的選擇。

總而言之,綜觀徐鑄成的“左轉”,從表面看,似乎出于時局變化之下的不得已,但若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其“左轉”完全可說是一種具有歷史必然性的選擇;其“左轉”表面看似乎是突然的,但若放在其新聞生涯的整個過程來考察,放在其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認識與態度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來看,其實并不突然,而是有一個認識與態度逐漸轉變的過程。從這樣的過程中,既可以看到在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的大變局中,一位一直恪守“獨身主義”和“不黨”立場的民間報人乃至整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政治思想發展演變的心路歷程,又可以看出國民黨政權潰敗的必然性和共產黨獲得人心與天下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