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的再考察與當代發展

朱 帥

（復旦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433）

對未來社會圖景的刻畫是貫穿馬克思各時期思想的核心主題，“自由人聯合體”是馬克思理想的未來社會圖景。 “自由人聯合體”由“聯合體”和“自由人”兩方面構成，偏頗于二者的單一方面，或可能走向集權主義崇拜，或可能走向自由主義泛濫，這意味著闡明馬克思如何建立起“聯合體”和“自由人”的有效互動和動態關聯是重要問題。 通過梳理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發現，青年馬克思尚未能建立起二者的互動邏輯，而成熟期的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雖然零星闡述，但暗含對這一問題的回答。 如何正確理解和認識“自由人聯合體”的思想內容與實現方案，并借此引領共建美好世界具有重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自由人聯合體”的理想社會圖景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首次提出代替資產階級舊社會的新的社會形態將是一種新的聯合體，在《資本論》第一卷商品章的“商品的拜物教性質及其秘密”部分中則首次明確使用“自由人聯合體”概念。 縱觀馬克思的全部歷史時期，他雖然沒有明確“自由人聯合體”的具體形態，但是對“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形象、價值旨趣及其背后的權力隱喻進行了描述和刻畫。

（一）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平等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社會形象

馬克思在批判自然共同體和市民社會時期的共同體的不平等性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由人聯合體”的第一原則就是平等。 不平等性是自然共同體和市民社會時期的共同體的共有特征。 自然共同體主要包括氏族共同體、亞細亞共同體、古典古代共同體、日耳曼共同體四種形態。 氏族共同體以母權制血緣親屬關系為基礎，實行的是部落體，土地和勞動成果歸部落所有，個人依附共同體生活而沒有任何財產。 亞細亞共同體形成于部落共同體之上，以血緣聯系和土地所有制為基礎，專制君主體凌駕于共同體之上，公社的存在是為了管理共同體成員對土地的使用權，共同體中的個人可以使用土地但不能占有土地，個人也沒有財產。 古典古代共同體又可稱之為戰士共同體或軍事共同體，表面上全部土地為公社所有，但實際上這些土地一部分為公社所支配，另一部分只有羅馬公民的身份才享有，為了御敵，共同體成員組成聯合形式以抵御外部侵犯，由此形成私人占有土地的統治階級支配奴隸的奴隸制。 日耳曼共同體的公社采取了集會的形式，但這不是聯合體的形式，而是簡單的聯合，是占有土地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一種統一，私人占有土地成為支撐這一共同體存續的唯一動力。 市民社會時期的共同體是“抽象共同體”，構建在市民社會基礎上的政治國家中的政黨、民族、宗教、社團等共同體形式也不過是“虛幻共同體”，這些共同體以資本邏輯為根基，個人為資本所裹挾，加劇了不平等現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以“自由人聯合體”取代商品社會的構想，其核心在于以生產領域為起點，構建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平等社會，平等原則貫穿于經濟生產的全部領域。 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實現平等的第一條件。 無論是采取全民所有、集體所有還是其他公有形式，生產資料的公有都是根本性、全局性和第一性的。 只有實現對生產資料的平等占有，才有可能實現對消費資料的平等占有和使用，進而推動人的社會地位的平等。 二是消費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平等分配。 所有制形式決定分配方式。 這個聯合體的總產品是社會產品，“這個產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產資料。這一部分依舊是社會的。 而另一部分則作為生活資料由聯合體成員消費”［1］96。 也就是說，在“自由人的聯合體”中，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每個人勞動所需要的生產資料由社會提供，勞動成果匯集成社會總產品，一部分用于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另一部分用于消費。 三是遵循統一的計劃。馬克思指出：“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保?］97這種計劃不僅包括計劃性生產，也包括計劃性分配。 只有通過統一的生產計劃對生產資料、勞動時間和社會總產品進行調節，保障共同體成員平等地占有生產資料，合理地參與生產勞動和充分享有生產產品，在這種經濟制度的模式下共同體成員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總之，馬克思設想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平等的未來社會，這種平等觀力圖實現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的統一。

（二）以人的自由個性為宗旨的自由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價值旨趣

自由是人類的至高追求。 傳統的西方哲學倡導唯心主義自由觀，它們用思辨的方式解釋自由，使自由成為脫離了歷史條件的抽象物。 與此相對，馬克思建立了唯物主義自由觀，通過對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的批判指向了對自由人的追求。 青年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異化勞動的四重規定性，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的實際情況是對自然界的占有表現為異化，自主活動表現為他的活動，生命的活躍表現為生命的犧牲，對象的生產表現為對象的喪失等種種異化現實［2］168。 在此，馬克思強調工人要想提高工資只能“完全放棄一切自由”［2］119，進而他使用“類”“類生活”“類本質”等費爾巴哈的術語去解釋人的本質，認為所謂人的本質或者說人是類存在物就是指“人把自身當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來對待”［2］161，即自由是人的本質的第一原則。 如果說青年馬克思還主要是從費爾巴哈人本學的角度去揭示人的本質的話，那么，中、后期的馬克思已經實現了從思辨邏輯向歷史邏輯的轉變，《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進一步提示人的社會本質的具體性與歷史性，《德意志意識形態》把未來社會理解為一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2］539，因此，要在歷史辯證法中去理解和把握人的自由本質。

成熟期的馬克思提出了人的本質的終極課題，他從商品這一市民社會的基本單位出發揭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和資本拜物教現象，進而提出了“自由人聯合體”的未來社會理想。 在這里，“自由人聯合體”中的“自由”被賦予了最根本性意義。 所謂的根本性意義是指，一是個人從“偶然個性的個人”發展為“自由個性的個人”。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工人是人格化的商品，這種經濟意義上的個人不具有自由個性，而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 資本家和工人游離于生產之外，無法發揮個性，不占有自己的本質。 個人只有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身的自由時，個人才是“自由個性的個人”。 二是個人與個人的自由之間、個人與社會的自由之間協調一致。 在政治國家中，“國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間的中介者”［2］29，個人把自己的自由寄托于國家解放之中，國家解放成為實現自由的條件。 但是馬克思同時強調“即使人還不是自由人， 國家也可以成為自由國家”［2］28，這說明政治解放并不意味著自由的絕對實現，二者也是不同步的。 也就是說，在政治國家之中，個人與個人的自由之間、個人與國家的自由之間、個人與社會的自由之間存在著分離甚至對立的關系。 在“自由人聯合體”中，社會的自由本質與個人自由相融合，二者相互構建為高度和諧的關系，個人、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異化隨之消失。此時，個體自由能夠真正實現，個體自由與社會自由能夠有機融合，勞動不再是維持機體生命和基本生活的對象性活動，而是發揮人的能力和實現自由個性的自我實現本身。 通過對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的批判，馬克思賦予自由以歷史性、現實性、社會性。 海德格爾評價道：“馬克思在體會到異化的時候深入到歷史的本質性的一度中去了?！保?］383

（三）國家職權復歸社會的超政治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權力隱喻

成熟期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可以視為對青年馬克思提出的“真正的民主制”這一重要的政治哲學課題的回應。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提出了“真正的民主制”問題，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現代世界的最大問題——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 這種分離表現在：一方面，國家為保護私人所有權而成立；另一方面，國家又被排除在物質交換和社會交往的領域。 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是造成政治異化、人的異化等各方面異化的根本原因。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分離具有不同表現，當國家權力凌駕于市民社會之上時，活躍于市民社會中的個體沒有真正的自由和自我意識，當市民社會過于壯大而凌駕于國家之上時，市民社會的原則，或者說經濟規律成為統治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根本機制，個體表面上是自由的，實際上也只是經濟人。 既然現代國家無法實現人的普遍本質和人民利益，“人民是否有權為自己制定新的國家制度”［4］73這一問題也就隨之出現。 對此，馬克思設想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即“必須使國家制度的實際承擔者——人民成為國家制度的原則”［4］72。 這就需要規范性前提和邏輯學前提的成立［5］62。 規范性前提是指馬克思的人本學思想，即人作為人類共同體成員的普遍性和自由，將人的能力的發展本身設定為自我目的；邏輯學前提是指解決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分離需要生成一種新的機制，實現二者的真正統一。

馬克思對“真正的民主制”的探索促進了“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的形成，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馬克思的政治哲學不僅是在討論政治解放，也含有去政治化的訴求。 “自由人聯合體”是一種社會共同體，而不是一種政治共同體，表達了超越和揚棄現代國家的意圖。 “自由人聯合體”作為新的共同體不僅超越了自然共同體和近代市民社會共同體的各種形式，也在邏輯上超越了政治解放的邏輯。 以公有制為例，恩格斯設想的公有制還是建立在國家這種政治共同體基礎上的公有制，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同現存制度的決定性差異就在于“實現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國家的）基礎上組織生產”［6］588。 列寧也將公有制的實現與政治實踐聯系了起來，認為“對社會進行的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只有同“剝奪剝奪者”“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系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7］149。 而馬克思明確表示公有制將帶來城鄉對立、階級對立的徹底消失，這是因為市民社會中出現問題的根源在于以商品交換為中介的分工，而社會成員之所以進行商品交換和分工的直接原因在于不能充分享有社會總產品，根本原因在于無法占有生產資料，因而必須通過分工合作和商品交換滿足生產和生活的需要。 公有制從根本上解決社會成員不平等地享有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癥結，因而會廢除城鄉對立和階級對立。 由此，“自由人聯合體”中國家職權和職能回歸社會，共同體復歸社會性與公共性，個人在這樣的社會共同體之中真正獲得自由個性。

總之，“自由人聯合體”消滅了自然共同體和市民社會時期的共同體的不平等性，消滅了國家自由與個體自由的不平衡性，也消滅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 因而，“自由人聯合體”不是自由和平等相互對立的社會，也不是個體自由、社會自由與國家自由相互分離的社會，而是自由和平等相互成就、個體自由和社會自由有機融合的社會，從其背后的權力關系上看，它消除了政治國家，因而也是超政治社會。

二、“自由人聯合體”的雙重解放方案

馬克思根據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特點及對其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自由人聯合體”的基本特征，也提出了通向“自由人聯合體”的雙重解放方案，即以聯合勞動為核心的勞動解放和以增加自由時間為核心的時間解放，二者互為目的和條件。

（一）聯合勞動：“自由人聯合體”的勞動解放方案

馬克思在《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中斷定：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勝利在于，雇傭勞動注定要“讓位于帶著興奮愉快心情自愿進行的聯合勞動”［8］12-13。 聯合勞動或稱之為合作勞動以生產過程的社會化程度為衡量尺度，不僅要求成立合作社，更要求通過“聯合的聯合”使合作社在全國范圍內普及，國家財力、信用體系、工人奪取政權和建立基金等是其必要條件。

首先，合作社是聯合勞動的重要形式。 19 世紀中葉的歐洲，資本主義危機加劇，為了彌補市場調節的不足、降低經濟活動的風險、降低交易成本和打破市場壟斷，合作社作為一種創新型組織制度誕生。 馬克思高度評價了歐文發起的合作運動的意義，他認為在生產活動中，合作社成員進行經濟投入，使用共有的生產資料從事生產活動，企業由成員自主治理，勞動所得為成員所有，這給資本主義制度以巨大沖擊。 他也承認合作社對于資本主義社會改造的有限性，19 世紀中后期的合作社制度雖然在原則上極其卓越，但是在現實上這些嘗試無法從根本上改造資本主義社會，壟斷勢力幾何級增長，群眾無法實現解放，貧困也無法消除。 但他沒有放棄合作社的道路，相反，成熟期的馬克思把合作社視為“自由人聯合體”的必要形式，強調合作生產在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合作社在按照共同的計劃調節全國生產、結束無政府主義和周期性動蕩的資本主義危機等問題上，就是“可能的”共產主義［8］159。

其次，合作社的各個組織通過集中計劃來調整全國的生產是聯合勞動的形成條件。 合作社工廠由成員共同出資經營，消除了資本家（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所有成員都有對合作社的運營和決定進行發言和投票的權利，也具有獲得產品和利潤份額的權利。 另外，勞動者的工作也由勞動者自行決定，在這種安排下進行工作并平等分配工作成果。 每個人不再從屬于分工，精神勞動和肉體勞動之間的對立也消失，勞動不僅僅是生活的手段，也成為生活的基本需要，每個人實現全面發展，生產能力也隨之提高。 此時，合作創造的財富成為全部財富的源泉，人們超越資產階級權利的狹小范圍，社會真正實現各顯其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形態。 當這些條件同時成立，聯合勞動也就具備了充分條件。

最后，通過“聯合的聯合”使合作社在全國范圍內發展。 歐洲的合作社試驗存在種種弊端，其原因在于這一時期的合作社制度依然限于個別工人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圍，在狹隘范圍內的合作社的成立和單獨經營必然卷入與其他企業組織的市場競爭中，也就無法超越資本主義體系，因而必須把社會生產變為廣泛而和諧的自由合作勞動制度，這意味著聯合勞動不是一個或少數幾個合作社成員的生產聯合，而是全國范圍內的大聯合。由此，馬克思提出合作社的發展應突破“個別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狹隘范圍”，“在全國范圍內發展”［8］13。 為了超越資本主義體系，合作社組織必須聯合起來，換言之就是“聯合的聯合”。 要想實現“聯合的聯合”需要具備四個條件：一是財力的支持，實現聯合的聯合需要一定的國家財力作為支持；二是建立信用體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誕生的信用體系是全國范圍內開展合作社組織聯合的必要手段；三是工人奪取政權，工人的個人努力無法改革資本主義社會，必須把工人政黨獲取政治權力作為最大目標；四是建立基金，馬克思認為應該用合作社共同收入的一部分建立一項基金，以維持合作社的管理和運營。 如此，馬克思在生產合作社中發現了揚棄資本主義體系的可能性，并有意識地去思考將生產合作社組織發展為全國規模的可能性。

（二）增加自由時間：“自由人聯合體”的時間解放方案

馬克思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將“自由時間”定義為“滿足絕對需要所必需的勞動時間留下了自由時間”［9］175，“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9］199， “少 數 人 的 非 勞 動 時 間”［9］199， 在《1861—1863 年經濟學手稿》中將“自由時間”定義為“創造不以物質生產為轉移的用于發展的自由時間”［9］379等。 自由時間是衡量勞動者生存狀態和個體全面發展情況的重要尺度。 增加自由時間以勞動者占有的自由時間為衡量尺度，它既要求節約勞動時間以創造自由時間，也要求通過與資本家的斗爭更多占有自由時間，還要求合理和充分利用自由時間，促進自由時間的提質增效。

首先，節約勞動時間是增加自由時間的必要手段。 勞動時間視作價值的天然計量尺度，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呈現為此消彼長的關系。 對勞動者個體而言，自由時間和勞動時間之和等于勞動者全部個人支配時間，在給定的總時間內，自由時間和勞動時間是此消彼長，節約勞動時間等于增加自由時間［9］203。 馬克思指出：“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生產費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9］203。通過機器體系的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在有限的時間內創造更多價值量。 因而，節約也就是生產優化過程，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是限制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勞動者需要通過進行爭取自身權益的斗爭占有節約的勞動時間。 節約的勞動時間并不會自動轉移至勞動者手中，其原因是資本家把縮短的必要勞動時間轉移至剩余勞動時間之中了，對于勞動者而言自由時間并沒有增加，大多數勞動者無法從中獲益。 這說明資本規律本身就蘊含著矛盾，一方面要實現勞動時間的最小化，另一方面又把勞動時間當作財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 在資本規律作用下，勞動者非但沒有占有自由時間，反而是“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9］200。 勞動者要為獲得自己能夠真正占有的時間去努力，這就需要勞動者與資本家想要將“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轉向更多的剩余勞動時間的意圖相抗爭。 因此，馬克思強調勞動者必須戰勝“對勞動時間的強制的法律限制的斗爭”。 節約勞動時間為增加自由時間提供了條件，經由勞動者與資本家的斗爭之后，縮短的必要勞動時間轉化為自由時間，為個體的全面發展創造了條件。

最后，通過自由時間的提質增效使自由時間轉化為積極的自由時間。 從自由時間的外延上來看，自由時間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娛樂和休閑的時間，這部分時間用于緩解體力和腦力的疲勞而進行休息、放空或整頓，此時人處于無目的的閑散狀態；二是消費時間，這部分時間用于人的生活消費、教育和醫療等，此時人處于有目的的緊張狀態之中；三是從事社交活動、社會交往和政治活動的時間，這部分時間用于發展興趣愛好和各項能力，此時人處于有目的的休閑狀態之中。 自由時間兼具促進人的自由個性發展的積極作用和消耗人的能力的消極作用的兩面性，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相較于娛樂和休閑的時間，消費時間和從事社交活動、社會交往和政治活動的時間更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 也就是說，單純憑借增加自由時間是無法實現個人全面發展的，只有當自由時間更多地用于發展人的各項能力時，才更有利于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為了使人的個性和才能充分發揮，就需要從事高級活動以不斷提高自由時間中人的活動質量。 高級活動包括藝術、文學、社交、科學等領域，這些活動將會帶來人的陶冶和提高。 從事高級活動的時間和積極的閑暇時間共同構成積極的自由時間。 積極的自由時間有助于增強體力、發展智力和培養能力，從而極大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如此，經由“節約勞動時間—占有節約的勞動時間—自由時間—塑造積極的自由時間—個人全面發展—個人全面發展的普遍化”，擔負建設“自由人聯合體”重任的新主體由此誕生。

（三）勞動解放與時間解放的邏輯關系

以聯合勞動為基礎的勞動解放方案致力于實現“聯合體”，以增加自由時間為核心的時間解放方案致力于塑造“自由人”，二者不是相互對立、邏輯相悖的，而是互為目的和條件。 在二者的有效互動和動態關聯中，“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實現才能成為可能。

首先，聯合勞動以工人獲得自由時間為目的。19 世紀中后期的社會主義者對聯合勞動是否能夠實現工人自由是存在疑慮的，如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后，蒲魯東派社會主義者對聯合深惡痛絕，蒲魯東本人認為聯合是束縛工人自由的鎖鏈，是十足的教條，既違反節省勞動的原則又同工人的自由相矛盾［8］108。 但是馬克思肯定了聯合勞動的價值和意義：一是聯合勞動才能創造社會財富，使節約的勞動時間歸勞動者個人所有。 馬克思在《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提出了6 小時工作日的設想，將勞動6 小時而不是12 小時視為一個國家的真正富裕［9］197。 隨著合作社聯合的普遍化，人人從事勞動，過度勞動者與無所事事的人之間的對立將會消失，如果靈活利用和合理使用資本主義生產力的話，12 小時生產出的社會財富將會被6 小時生產所替代，6 小時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將會誕生，這才是真正的社會財富。 二是聯合勞動才能使工人擺脫資本主義勞動條件，使工人獲得自由。 聯合勞動從根源上杜絕了用國民財務供養國家，使現代工業所造成的有組織的勞動中存在著的各種生產社會形式擺脫掉階級性質，把工人勞動從資產者的統治和剝削中解放出來。

其次，增加自由時間是聯合勞動的重要條件。聯合勞動依靠新主體，增加自由時間則促進了新主體的誕生。 在“自由人聯合體”中，工人不僅是勞動者，也是“聯合體”中的管理者，承擔著行政管理職能，這意味著聯合體的主體需要具有自覺的、全面發展的個性。 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大谷禎之介認為：“自由人聯合體的主體以具有自覺的、全面發展的個性的豐富的人為前提。 在高級階段即狹義的共產主義中，勞動已經成為需要，不具有任何排他性利害關系的個人必須已經存在?！保?0］138自由時間的增加促進了勞動者個體的豐富和完善，在德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專家米夏埃爾·海因里?？磥?，只有如此，社會成員才能成為“自由人聯合體”，才能現實地自省組織和安排他們的社會事務，這些社會成員必須在工廠中組織生產，在工廠之間進行協調，平衡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不同利益等［11］189-191。 實際上，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自動生成全面發展的人是比較困難的事情，這就需要一定的外部力量予以強制，此時，聯合勞動的重要性也就凸顯出來。

最后，聯合勞動也是增加自由時間的重要條件。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家只是資本的人格化，他不會真正關心工人的身體界限和道德界限，而只是謀求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時間，通過吮吸活勞動的生命力來豐富自己。 對于資本家而言，“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時間來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竊了資本家”［1］270。 相反，對于工人來說，如果工人利用節約的勞動時間來為自己做事，那么他實際上就是自我實現。 資本家不會將自身的權利讓渡給工人，工人要想享有和資本家同等的權利，就需要從根源上推翻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合作社等聯合勞動的舉措能夠實現土地的國有化、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生活資料的合理分配，從而保證工人享有平等的權利，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由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8］233。

總之，馬克思的勞動解放方案和時間解放方案絕不是經驗論層面意義上的方案，更不是思辨哲學意義上的方案，而是一種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上的實現方案。 這兩種方案互為目的、互為條件，在二者的互動中，“聯合體”和“自由人”之間形成了有效銜接。 可見，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思想沒有陷入烏托邦式的美好幻想，更不是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阿奎納斯、斯賓諾莎一脈相承的理想主義觀點，它超越了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未來社會實現方案。 一言以蔽之，“自由人聯合體”的本質是現實的社會變革與運動。

三、世界對“自由人聯合體”的賡續發展

“自由人聯合體”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是世界左翼力量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持續不斷開展社會主義運動或共產主義運動的精神旗幟，它不僅深入人的心理機制和精神志向之中，也深入到當代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之中。

（一）國外左翼力量對“自由人聯合體”的賡續發展

蘇共二十大召開后，國外左翼力量試圖探索社會主義運動或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的可能。 19世紀60 年代至70 年代，實踐運動形式表現為激進革命，如法國的“五月風暴”、日本的新左翼運動等。 由于馬克思主義式微和后現代主義興起，70 年代至80 年代，實踐運動形式轉變為新社會運動，強調個體性、少數群體和主題性，如反核運動、女權主義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動物保護運動、反消費主義運動等，致力于通過社會運動提高勞動者地位、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和諧、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等。 受到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影響，西方傳統左翼政黨（各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人黨）受到重創，加之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和新自由主義的崛起，環境問題的尖銳化、世界經濟風險的擴大化等，中間階層和底層邊緣群體掀起了反全球化運動等，使新社會運動進一步轉型，其勢頭超過了傳統左翼政黨領導的工人運動。 隨著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機的爆發，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民主之春”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法國的“黃背心”運動、“黑夜站立”運動，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等各種群眾抗議運動爆發［12］113。 可見，21 世紀的國外新社會運動表現出參與主體多樣、價值目標各異、利益訴求多元等特點，但是這些運動未能真正實現勞動者勞動條件的大幅改善，有時甚至演變為動亂或騷亂。 此外，國外左翼還試圖分析和構建局部的聯合體形式。 如意大利的中、北部地區探索了民眾聯合體——“人民之家”，它是一種市民間的自主的文化聯合體，由市民團體、文化團體、革新政黨、工人協會等共同經營，特別注重在該地區靈活使用余暇或自由時間。 黑澤惟昭倡議NPO 等市民聯合體形式積極承擔和發揮公共性功能，促進以地方自治體為核心的市民社會，榊原裕美倡議將女權主義與工會運動結合起來［13］209-277。

社會運動實踐離不開理論創新。 國外左翼學者強調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過渡到未來美好社會。 如大谷禎之介認為馬克思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內戰》等著作中強調了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長期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過程是，一方面，由于生產工具的積累帶來資本集中，另一方面，勞動向生產的社會性勞動和社會性生產轉化，也就是“勞動社會化”，由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孕育的新社會就是社會勞動和社會生產，它作為私人勞動和私有財產這一資本基本屬性的對立形式發展起來［10］381-382。 圍繞著如何過渡，日本知識左翼提出了種種設想，如柴垣和夫的“漸進式社會主義”的主張、數理馬克思主義者大西廣的“社會主義黎明說”、大內秀明的“后資本主義論”、平岡厚的“技術奇點論”等［14］140-142。 如果說以上種種方案還致力于從經濟生活的角度改善生產關系，那么，生態馬克思主義者齋藤幸平的“去增長共產主義”主張則反對大規模生產和消費，以勞動者的生活本身為導向，其核心觀點是：一是轉向重視“使用價值”的經濟，擺脫大規模生產、大規模消費模式；二是縮短勞動時間，提高生活質量；三是廢除導致統一勞動的分工，恢復勞動的創造性；四是推進生產過程民主化，減緩經濟速度；五是強調基本工作（英文essential work），即轉向使用價值經濟， 重視勞動集約型基本工作［15］281-313。 此外，柄谷行人的“世界共和國”構想、保羅·伯克特的生態社會主義構想、克里斯蒂安·?？怂沟臄底稚鐣髁x構想等從不同的切入點和角度出發，都表達了突破資本主義體系，建設理想社會的美好藍圖和實現策略。

（二）中國對“自由人聯合體”的賡續發展

與世界左翼力量相比，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更是全面踐行和創新發展“自由人聯合體”思想。

首先，共同富裕是對“自由人聯合體”基本原則的創新。 “自由人聯合體”的原則是社會平等和個體自由，其設想的平等是指通過形式平等實現實質平等。 共同富裕的要旨就在于要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 為了把蛋糕做大，需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資本、提高全要素生產率［16］141；為了把蛋糕分好，需要正確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16］144。 通過蛋糕做大和蛋糕分好的舉措，協調和縮小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平等原則得以貫徹。 另外，共同富裕也強調不僅要提高物質生活水平，還要提升精神文化水平，促進人的個性和自由全面發展。 通過繁榮發展文體事業和文旅產業，推動傳統文化創新發展、打造高質量文化空間、提供高質量文化產品等，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得以改善，精神文化力量得以增強、社會文明程度得以提高、良好的社會文化氛圍精神得以實現，這是對自由原則的貫徹。 現階段，我們難以實現同步富裕和完全均等，需要經歷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不均衡到均衡的過程，這種在差異和變化中實現自由和平等的有機統一是對“自由人聯合體”的平等和自由原則的貫徹和創新。

其次，“五個新共同體理念”是對“自由人聯合體”核心理念的創新。 “自由人聯合體”在空間上，不僅指一個區域，還指一個國家，直至全世界；在內容上，不僅關涉人與人的關系，還關涉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等。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2013 年、2014 年、2017 年、2019 年、2022 年先后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五個新共同體理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強調各國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強調各民族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同共進；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強調網絡空間的和平、安全、開放、合作、有序。 “五個新共同體理念”致力于促進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民族與國家、區域與世界之間、虛擬與現實之間的共生共在、和諧發展和持續繁榮。 這些理念從構想走向布局、從理念走向實踐、從言語描繪到文件落實、從中國倡議到世界接受，蘊含著中國獨特的政治智慧、社會建設與實踐方案，為實現“自由人聯合體”提供了中國方案。

最后，合作社多樣化和自由時間保障是對“自由人聯合體”實現方案的創新。 一是合作社的多樣化。 中國的合作社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形式上都比較豐富。 除了生產合作社、流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生產類合作社之外，還有包括消費合作社、供銷合作社、運銷合作社、保險合作社、醫療合作社、勞務合作社等服務類合作社，以及股份合作社和非股份合作社等多種合作社形式并存，這些合作社致力于解決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分配關系等各方面問題，促進了生產組織形式、產品交換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創新。 二是自由時間的保障。 中國通過實施科技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提升科學技術水平，從而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創造自由時間；通過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發展戰略，不斷提高勞動者的能力、水平和素質。 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權益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年休假管理條例、節假日放假管理辦法、工作時間規定等相關法律規定為保護勞動者權利和保護勞動者充分享有勞動之外的自由時間提供了制度保障。 可見，通過合作社多樣化和勞動者自由時間的保障等“自由人聯合體”的雙重解放方案逐步落實。

（三）關于中國與國外左翼對“自由人聯合體”的發展的比較分析

世界對“自由人聯合體”的賡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史和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中國與國外關于“自由人聯合體”的理論和實踐存在很大差異，如何求同存異，促進更廣泛、更高水平的聯合成為迫切議題。

首先，在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側重方面，國外左翼注重改善生產關系而忽視生產力，中國強調在提升生產力的基礎上改善生產關系。 國外左翼的側重點往往不在于提高生產力，而在于直接改善生產關系或者直接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態。 這種觀點與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作用原理大相徑庭，沒有認識到生產力的極大豐富是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前提和基礎，這導致國外左翼關于“自由人聯合體”的實踐往往以失敗而告終，或者只能形成面對少數群體、個別地區或者針對某一問題的聯合，各聯合體之間就像獨立的孤島，而無法實現“聯合的聯合”。 中國政府提出共同富裕、“五個新共同體理念”等，致力于促進生產力的極大豐富，進而改善生產關系，提升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和社會政治生活。 這種聯合體不再只是少數群體，而是面向絕大多數人。當然，國外關于改善生產關系的具體主張對于提高勞動者生存境遇等具有積極意義，如NPO、NGO、SOHO 等新型經濟主體和社會組織在中國不斷涌現，為公民政治參與、影響公共決策、平衡工作和生活關系、改善工作環境等提供了重要渠道和平臺。

其次，在聯合體的形式和范圍方面，國外左翼注重建立小范圍的聯合體，而中國注重建立大范圍的聯合體。 國外左翼提出的聯合體形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政黨之間的聯合，這種聯合體不以勞動者的聯合為目的，而是寄希望于通過在野黨聯合執政，獲得更多的議會席位和政治地位。 另一種是由市民社會階層發起的市民社會成員之間的聯合體，這種聯合體匯聚了勞動者、農民、知識分子等成員，能夠吸引不同階層的群體。 但這種聯合體往往不以聯合生產為目的，而是以共同的興趣愛好、生活改善等為契機，因而只能形成小范圍的聯合，無法凝聚成促進社會重大革新的強大合力。 這與馬克思理想中的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勞動者的聯合的理想相去甚遠。 中國提出的“五個新共同體理念”是立足百年變局的現實、順應時代演進的潮流、謀劃世界發展的出路、展望人類進步的未來的中國方案，致力于建立更廣泛、高水平的聯合體。 當然，局部、小范圍、區域性的聯合體也有很多值得借鑒之處，它們更容易凝聚群眾力量、達成共同行動的協調一致。 近年來，這種“輕量”的聯合體在中國也快速發展起來，如大中小企業聯合體、學術共同體、醫療聯合體等。

總之，相較于國外左翼力量，中國對“自由人聯合體”的賡續發展更為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更致力于實現更廣泛、更高水平的聯合，為世界共建美好社會提供了中國方案。 當然，國外左翼關于“自由人聯合體”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雖然局部的聯合體形式面向少數人群體，但它們為形成更廣泛的聯合創造了條件和可能，我們需要爭取和聯合這些聯合體，從而實現“聯合的聯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