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視域下的全球正義觀

葛黎明

（中國人民大學 哲學學院，北京 100872）

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人們的視野也越來越開闊，人類對正義的關注開始從封閉的共同體內部轉向全球范圍。 當前的全球正義的理論研究主要有兩個流派：世界主義與共同體主義。 前者從道德普遍主義的視角出發表現出了對所有人類個體的同等關切，后者則將自己的視野限制在封閉的共同體內部，主張對全球非正義進行力所能及的人道主義關懷。 馬克思則以對全人類命運的深切關懷加入進了全球正義的話語體系。 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呼吁“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1］435的時候，這表明馬克思不但關心全人類的命運，而且為人們指出了實現真正的全球正義的路徑。 不難發現，馬克思一生所從事的事業就是解放全人類，這無疑就是一種最崇高的全球正義觀。 不僅如此，馬克思的全球正義觀建基在世界歷史理論基礎上，是一種科學認識人類社會的理論。 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應該參與到全球正義的理論之辯中，而且應該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將通過比較研究審視世界主義者與共同體主義者的全球正義觀，并論證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可以為我們實現全球正義提供有益的理論指引。

一、認知維度：馬克思全球正義觀以世界歷史時期作為認知起點

全球化時代是我們思考和討論全球正義的現實基礎。 只有到了全球化時代，我們才能在這一時代大背景下真正追尋全球正義。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馬克思的全球正義觀，還是共同體主義者或世界主義者的全球正義觀都是自發地在全球化的時代大背景下展開的。 早在維多利亞時代，馬克思就敏銳地觀察到：“技術幾乎改變了一切”，“在技術克服交往距離之后，經濟全球化就隨之而來”［2］12。 馬克思對這一變化有過描述：“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 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1］404。 在馬克思看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3］541。 這意味著馬克思對全球正義的探討完全基于人類社會的歷史實踐活動，以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為認知起點。

然而，共同體主義者作為全球化時代的理論流派之一，沒有因世界歷史的發展而獲得全球視野，而是從全球非正義存在的社會歷史現實出發提出了全球正義的局限性。 在他們看來，全球化的歷史驗證了他們所一直堅持的核心觀念——正義是有限度的。 也就是說，人類的道德關切呈現出一種“同心圓”式的遞減態勢，作為個體存在的人類總是偏愛在“同心圓”內距離他自身最近的同胞。 從人類的道德現實出發，而且只是一半的現實，以羅爾斯、戴維·米勒、邁克爾·沃爾澤等為代表的共同體主義者普遍反對將社會正義同等地適用到全球層面。 戴維·米勒指出：“我們不能把全球正義僅僅是更大范圍的社會正義當成理所當然”［4］13。 在米勒看來，正義意味著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因情景不同而改變。 “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從家庭走向學校、工作崗位、社交俱樂部、官場等等，我們都知道公平對我們的要求是什么。 即使在每一種場合中所分配的資源是相同的（例如金錢），但我們采取的控制資源分配的規則將因場合不同而改變”［4］14。 事實上，羅爾斯的《正義論》開啟了當今時代研究全球正義的理論先河，但他所提出的分配正義理念只適用于一個封閉的共同體，他的正義原則只是為了針對一個封閉的共同體內部所存在的普遍不正義進行改良的方法。 戴維·米勒則直接訴諸正義的理念是受特定的時代環境和社會情狀所影響的，從而不認為全球分配正義是可以證成的。

馬克思同樣認為正義的觀念受特定的社會情狀決定。 馬克思指出：“不可能存在一種獨立的、外在于生產方式的，或者說超越歷史時代的正義原則。 正義不可以用來抽象地衡量一切制度，它只是在特定生產方式背景下人們思維的反映，嘗試從具體的歷史情境中抽象出來的正義原則，都將是空洞和無用的純粹理性形式?！保?］14不同的是，馬克思是在世界歷史理論視角下將全球化的現實作為全球正義觀的認知起點，建構起一套積極的崇高正義觀。 這種正義只有在世界歷史的大背景下才能被我們所認識，只有在超越了世界歷史所處的當前階段（資本主義階段）才能被我們所實現。 而共同體主義者則將全球化時代作為終點，是一種消極的全球正義觀。 在馬克思那里，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一方面為人類實現真正的全球正義提供了社會實踐基礎和精神文化的準備，另一方面全球化時代的人類還生活在不正義的世界中，甚至可以說自人類產生以來的不正義來到了它的頂點處，也可以說來到了它的終點處。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歷史上最巨大的生產力，也加劇了全球非正義現象。

正是在這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體現出了它的獨特性和理論活力。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將嶄新的哲學理念同人類的具體歷史實踐活動相結合，探究生產方式的發展變革和人類的普遍交往在世界歷史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分析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世界歷史中的作用、地位、矛盾和趨勢，揭示了世界歷史理論的根源、動力、內涵和指向，為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銳利的思想武器?！保?］40作為一種實踐的認識論，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實現了認識與實踐的有機統一。 共同體主義在思考全球正義的時候實際上陷入了黑格爾以來所形成的歷史終結論窠臼。 黑格爾認為，啟蒙的理性之光到了他那個時代已經照亮了人類的心靈，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理性已經開始統治世界。 于是，黑格爾歡呼歷史已經來到了它的終點。 這種建基于唯心主義基礎上的世界歷史理論成為共同體主義者所堅持的西方中心主義思想的理論淵源之一。 在這個時候，共同體主義者無視全球化的事實，將全球廣泛存在的非正義歸咎于民族共同體自身，并希望民族國家共同體能夠主動承擔起責任，從而為西方發達國家推卸歷史性責任。 可以說，作為一種全球正義的理論流派，共同體主義者雖然置身于全球化時代，但卻不具有全球視野，更加不具備崇高的情懷，無益于全球普遍存在的非正義問題的解決。

接下來，我們看看世界主義者的全球正義觀。在世界主義者那里，“全球正義立足于這樣一個思想：每個人不管他具有什么公民身份，屬于什么國家或民族，在道德上他都應得到平等的關注，并充分享有人的基本尊嚴”［7］23。 從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視角對世界主義者的全球正義觀進行審視時，我們可以發現，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中，人類的道德性在任何時代都可以發展出一種世界主義的思想，這也使得在彼此隔絕的時代，人類社會曾出現了一些普適性的倫理觀。 尤其是雅斯貝爾斯提出的“軸心時代”論證了人類的道德能力有著共同的起源。 因此，世界主義者的道德普遍主義具有超時空性的特征。 然而，全球化的現實除了證實人類擁有道德普遍關懷的能力以外，還帶來了不少阻礙。 因為，世界主義者的道德普遍主義需要面對龐大的人類共同體，其中雖然存在著為人類接受的普適倫理，但文明的差異、道德同心圓的擴大都削弱了普適倫理在推進全球正義中的有效性。 在馬克思看來，“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501。 假如每一個人類個體都表現出了對所有其他人同等的道德關切，也實現不了真正的全球正義。 馬克思認為，一個實現了全球正義的社會應該同時包括個體的自由和共同體的自由，“個人自由與共同體自由是不可分割，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共同體是由各個個人組成的，其自由必須以共同體自由的實現為條件。 也正是在‘個人’與‘共同體’的歷史和現實的聯合體中，人與自然、人與他人及社會彼此生成，內在聯系達到本質的否定的統一”［8］63。 世界主義者將實現全球正義寄希望于原子化的個體的道德能力的增進無異于緣木求魚。 最終，以托馬斯·博格、彼得·辛格、查爾斯·瓊斯等為代表的世界主義者，一邊向人們進行道德說教，一邊向道德相對主義妥協，他們想要實現的全球正義也只能停留在對全球基本人權的關注上，這同真正的全球正義還相距甚遠。

二、實踐維度：馬克思全球正義觀立足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馬克思曾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保?］136作為一種實踐哲學，馬克思立足于對資本主義社會廣泛存在的非正義進行批判，強調突破現有制度以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進而達到真正的正義。 而且，只有在不僅消滅了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忘卻了這種對立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對立和超越對這種對立的態度，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 只有消滅了階級對立，實現全人類的解放，正義與美德的本質才會真正顯露。 毫無疑問，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深刻的，而他所給出的藥方也是最為徹底的。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的認識論，堅持立足于實踐，并以指導實踐為依歸。 這使得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區別于黑格爾唯心主義的世界歷史理論。 在黑格爾看來，“如果說世界歷史哲學要在哲學的視角下去審視歷史問題的話，那也就是說理性統治世界，世界歷史因此就是一個合乎理性的進程”［9］23。 在這種觀念的引導下，黑格爾及其追隨者普遍將啟蒙運動后人的理性的彰顯作為世界歷史已經完成的標志。 黑格爾唯心主義世界歷史理論的現代實踐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和塞繆爾·亨廷頓提出的文明沖突論。 從本質上看，不論是歷史終結論還是文明沖突論都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 在這個意義上，在全球正義的理論研究中，共同體主義與世界主義都是以西方中心主義的面目出現的。 對于共同體主義者來說，他們將各個民族國家共同體劃分為自由民主制國家和非自由民主制國家，并以此為出發點審視全球范圍內的非正義，從而遮蔽了造成不正義的根源和推卸了西方發達國家所應承擔的歷史性責任。 在他們看來，非自由民主制國家也是全球正義的研究者最為關注的對象，畢竟西方自由民主制國家普遍實現了物質上的富足。 這隱喻了共同體主義者的全球正義邏輯是實現一種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社會結構，一旦他們看到所謂的西方自由民主制不能遍布世界的時候，他們轉而拒斥全球正義。

對于世界主義者來說，他們從道德普遍主義出發，只關注全球化時代廣泛存在的苦難本身，卻沒有深究苦難的根源。 在這里，還有一個潛臺詞是什么呢？ 即在世界主義者看來，不需要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審視。 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認同還表現在世界主義者主要將目光集中在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極端貧困，而發達國家只是因為沒有對全球貧困承擔更多的道德責任受到他們的批判，就算是主張全球平等主義的強世界主義者也只是敦促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履行更多的積極責任。 所謂的平等也只是資源分配領域的相對平等。 例如，作為世界主義全球正義觀的杰出代表托馬斯·博格在追尋全球正義的過程中除了從道德普遍主義出發批評發達國家的不作為，其他能做的只是徒勞的批評全球范圍內存在的諸如國際信貸特權、國際資源特權。 博格認為，“全球制度因素或許實質性地導致了在某些國家乃至世界范圍內嚴重貧困的存在”［7］178。 以博格為代表的世界主義者提到的全球制度因素更多的是指國際交往的規則，包括貿易規則、談判規則、信貸規則等。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主義全球正義觀在實踐過程中只能期望出現一個世界政府。 但恐怕最激進的世界主義者也難以相信存在一個世界政府，很多世界主義者也會同意世界政府既無可能，也無必要。 因而，世界主義者的全球正義觀也只是扮演了道德呼吁的角色，他們的理想主義也成為一種烏托邦。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共同體主義和世界主義的全球正義都是在基本認同資本主義的前提下進行的。 實際上，這是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的現代體現，即理性統治世界。 然而，當我們站在黑格爾的立場上去觀察這個世界的時候不禁要問：所謂的理性統治世界實現了嗎？ “如果黑格爾所說的‘歷史會實現理性提出的要求’是對的，那么終結狀態的公民應該會由于一切合理的人類渴望都已得到滿足而感到享受，它應該是個自由的、理性的存在，他滿足于他的處境，行使他一切的力量，解脫了偏見和壓迫的束縛?！保?0］293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資本在全球空間的擴張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已經被歷史的證明，資本邏輯主導下的全球空間生產亦造成了嚴重的空間剝削和空間不平等，落后國家的人民也因此而遭受資本的奴役和壓迫”［11］13。 這樣一來，全球正義的研究者在思考全球正義的時候容易陷入一個思維誤區：發達國家已經不存在全球非正義或不存在嚴重的全球非正義，而只把發達國家總體當作全球非正義的責任者進行指責。 事實卻是資本越高度發達，其底層百姓遭受的苦難越沉重。 因此，我們在研究全球正義的過程中應該將資本主義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審視。

根據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不同的社會存在將會產生相異的社會意識。 也就是說，社會意識由社會存在決定。 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是沒有辦法實現真正的全球正義的。 對馬克思來說，存在一種真正的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正義觀。 不同于黑格爾將正義的實現停留在人的精神領域，“馬克思深入到經濟領域，探究了無產者被剝削的制度性秘密和經濟根源，論證了資本主義的非正義和社會主義的正義性”［12］34。 在馬克思看來，“從封建社會的滅亡中產生出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并沒有消滅階級對立。 它只是用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新的斗爭形勢代替了舊的”［1］401?；诖?，若想實現真正的全球正義，根本的途徑就是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從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出發，全球正義問題是何種文明引領世界的問題，是何種社會制度和所有制能夠實現全球正義的問題?！保?3］26不觸碰資本主義剝削的本質的全球正義思想只是缺乏想象力的范疇游戲，是不觸及問題根本的理論虛構。

那么，該如何實踐馬克思的全球正義觀呢？馬克思指出是通過階級斗爭的方式。 馬克思認為，在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的過程中，“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1］412-413。 即“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 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恩格斯講：“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保?4］81通過階級斗爭的方式，“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首先是一國范圍內的斗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1］412。 通過這個行動，“無產階級使生產資料擺脫了它迄今具有的本質屬性，使它們的社會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實現”［14］81。 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全球正義才能真正實現。

三、價值維度：馬克思全球正義觀以人類共同價值為基礎

從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出發，人類共同價值有了現實的社會存在基礎。 人類共同價值區別于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普世價值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 西方中心主義作為一種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不是憑空出現的，有著悠久的歷史。 古希臘創造了西方文明最初始的思維模式，即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形而上學哲學傳統。 這種傳統在哲學上的最大特點是方法論上的形式邏輯與認識論上的本體論預設。 前者方法論上的形式邏輯在政治哲學上往往演化為“修昔底德”式的非此即彼原則。 后者認識論上的本體論預設與后世基督教信仰的體系結合成為西方超驗神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因此，古希臘的形而上學傳統和羅馬的基督教信仰構成了普世價值。 這種價值通過工業革命和西方殖民統治在現代演變為西方中心主義，并傳播至整個世界。 普世價值強調西方處于世界中心位置，西方之外的國家處于世界外圍位置，全球秩序則是一種中心邊緣體系。 這就要求任何國家都要承認西方普世價值，并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禮。 這種帶有侵略的普世價值無視價值的多元性和文明的多樣性，站在文明的制高點上用盡各種手段向其他國家植入其價值觀，其結果是帶來了世界的動蕩。 因此，普世價值不具有普適性，也無法發揮全球正義的價值指引作用。 與普世價值不同的是，人類共同價值反映了全人類價值中的共性部分，它不是某種特殊價值的普遍化，而是普遍化的價值。 對于全球正義而言，人類共同價值不僅內在地追求全球正義，而且將有力地推動實現全球正義。 它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前提下，真正地關心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為促進實現全球正義提供了有益的價值指引。

根據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人的價值在于勞動與實踐。 人們勞動與實踐的水平決定了該時期人們的生產方式，也體現其價值。 這種價值的特點在于體現的不是個人價值，而是共同體的價值。 這不是說個人勞動完全相同，而是說該時期的勞動方式是相同的。 審視人的價值應該從共同體視角出發，即使在民族歷史時期也是如此。 在民族歷史時期，由于地域的距離和生產力水平低下，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聯系較少，各自處于孤立的發展中。 但是生活在民族歷史時期的個人也無法脫離于其共同體而獨立生活。 他們需要集體狩獵、集體耕作，獲取生存資料。 因此，人的價值需要通過共同體活動體現出來，而非通過個人活動體現出來。 進入世界歷史時期，人類價值通過共同體體現出來的特征更加明顯。 在世界歷史時期，不僅是單個人無法孤立的發展，單個國家和單個民族也無法孤立的發展。 生產力的提高，使得交通運輸業迅速發展。 世界像一個巨大的村落，把距離甚遠、處于不同方位的國家和民族緊密聯系在一起。 因此，我們應該在所有共同體中挖掘人類價值，而不是從某個共同體中挖掘人類價值。 西方普世價值就是犯了這種錯誤，把資本主義的價值當作所有共同體的價值。 西方普世價值看不到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聯系。 他們甚至不理解每個個體和每一代的勞動和價值都是在繼承上一歷史階段人們的勞動和價值繼續向前發展的。 這在本質上是陷入了唯心史觀視角，抽象地、片面地審視人類價值，從差異性出發定位人類價值，得到的只能是片面的、虛假的抽象價值。 從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出發，人類價值不藐視任何一個共同體價值，也不崇拜任何一個共同體價值。 人類價值承認不同共同體中存在價值差異，關注不同共同體中存在的價值共性部分，尋求價值共識，具有可實踐性。

人類共同價值具有可實踐性，而西方普世價值只能是虛幻的。 可實踐性是指人類共同價值能夠有力地推動世界向前發展，這是因為人類共同價值不摻雜任何私心，是真正為人類謀利益的價值觀。 它的產生不僅來源于實踐，而且將以指導實踐為最終依歸。 人類共同價值跳出了西方形而上學的冥思，對美好未來的追求也不再只停留在黑格爾“絕對精神”的內核中，它是一種真正的實踐哲學。 西方普世價值的虛幻性體現在它的哲學基礎以抽象的人性論為出發點。 他們討論人性的時候將人當作了單數的人，即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族群擁有的同一性。 因此，他們想從人性的同一性出發構建出一個完美的烏托邦。 漢娜·阿倫特指出：“其實自從柏拉圖拒絕雅典民主制，制定他的理想城邦規劃以來，政治哲學家們對政治的書寫就有系統地忽略了人最顯著的政治屬性，即人是復數的，每一個人都能提供新的視角和做出新的行動，他們不適合成為整齊劃一的試驗模型，除非摧毀他們的政治能力?！保?5］5人的復數性構成了真正的人的條件，也是由于人的復數性才誕生了我們生活的豐富多彩的世界。 而人類共同價值尊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和價值的多元性，主張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追求人類美好的未來。

任何一種理論的當代價值，既不是在理論文本本身賦予自然呈現出來的，也非現實生活本身直接賦予的，而是在理論和現實的碰撞中激活并迸發出來的。 在現時代，習近平主席面對復雜的國際環境，繼承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重新闡釋了人類共同價值。 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發表了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演講，他強調：“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保?6］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國際舞臺上詳細地闡述人類共同價值。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主席再次強調：“中國共產黨將繼續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合作、不搞對抗，堅持開放、不搞封閉，堅持互利共贏、不搞零和博弈，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推動歷史車輪向著光明的目標前進！”［17］這是人類共同價值的當代闡釋。 人類共同價值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對全球化時代國際局勢的科學把握，它既順應了全球化浪潮，又為解決全球性困境提供了全新的價值理念，將有力推動實現全球正義。 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參與構建新型全球化的重要話語體系，人類共同價值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基礎，也是促進人類自我完善的精神力量。 對于全球正義而言，人類共同價值不僅內在地追求全球正義，而且將有力地推動實現全球正義。 它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前提下，真正地關心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得到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認同，為促進實現全球正義提供了有益的價值指引。

四、目標維度：馬克思全球正義觀以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為目標追求

一個實現了全球正義的社會是什么樣的？ 每一個思考正義及全球正義的人都有一個目標。 當今時代，在全球正義的理論研究中，共同體主義者與世界主義者想要實現的全球正義是對基本人權的保障。 而馬克思認為，無論是作為共同體中的個人，還是個人基礎上的共同體，一個實現了全球正義的社會應該是一個“人的異化”消除了的社會，在那里，不再有物質的匱乏之感，不再有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個體同共同體之間也能和諧相處，人與自然也實現了和解。 這種理想的全球社會，有人認為是一種虛幻的烏托邦，但我們恰恰認為這是人類的偉大之處。 正是在目標維度，才體現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持久的生命力，因為馬克思為人類所樹立的目標不僅時刻提醒了人類的理性值得更加崇高的目標，還充分揭示了資本主義的虛假。

當然，我們不會否認其他全球正義的理論研究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使人類過得更好。 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哲學學說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那就是讓我們過上更好的生活”［18］21。 共同體主義者從正義受特定的情境決定的視角出發，認為正義是有邊界的。 因此，他們反對在全球范圍內思考正義，而不是反對思考正義及全球正義。 在羅爾斯看來，“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 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公民的各種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19］3-4。具體來說，在一個正義的社會中，“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 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他們被合理地期望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職務向所有人開放”［19］60-61。 戴維·米勒則認為，全球正義應實現的目標是確立所有人最基本的人權，“我的目標是確立一個權利清單，它可以詳細說明，從正義的角度看，每一個地方的人都有權獲得的全球最低限度的權利”［20］。

對于基于道德普遍主義的世界主義者來說，對所有的人類個體表現出同等關切，在邏輯延伸上必然發展出一種全球平等主義。 而達到全球平等主義的客觀目標上，需要全球范圍內的制度性權力，因此世界主義者要求構建一種公正合理的全球背景制度。 在世界主義者看來，“我們目前的全球性經濟制度導致了窮國當中廣泛出現的營養不良和饑荒（每年都有兩千萬人死于饑餓和并不嚴重的疾?。?，因此，完全可能存在將不會導致如此嚴重的剝奪的具有可行性的替代制度。 例如有的學者指出WTO 的規則從根本上而言就是帶著數字和法律術語偽裝的強盜規則，而食品和農業的全球自由貿易則是‘全世界最大的難民制造計劃’，直白點說，它通向的是奴隸制”［2］77。 這就是說，他們認為不是全球化制造了全球非正義，是全球化的運行方式出了問題才導致全球非正義現象。 因此，實現全球正義的目標在世界主義者那里體現為改革全球背景制度。 當然，所謂全球平等主義的目標也只是一種相對的平等，是將羅爾斯“差別原則”擴展到全球范圍。 這樣，從結果上看，世界主義者的全球平等主義也只是表現為對全球基本人權的關注。 正如理查德·米勒所說：“如果把全球正義放在廣義上理解，那么一個實現了全球正義的社會應該是這樣的——其中，沒有國家遭遇嚴重的貧窮。 通過他們自己的努力，貧窮得到減少；而其他國家的人們也有義務幫助他們，并且這種義務不會使他們自己的生活變得更糟，我認為世界應該變成這個樣子，國家間具有合作的意愿，人們不再受到跨越國界的剝削，貧富差距不能過大?！保?1］149

馬克思比他們走得都遠。 對于馬克思來說，實現了全球正義的社會將是消除了不平等的社會。 即“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422。因此，按照馬克思的邏輯，在新的聯合體中，每個人都處于自由發展的狀態下。 對自由的理解至少應該包含三重含義：首先，人類從自我束縛中解放出來，意味著個人應該有自主權和自由意志，能夠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 其次，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從狹隘的功利關系中解放出來。 這意味著人類應該尊重自然，避免對自然環境的過度破壞和污染。 最后，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應該從各種強制中解放出來。 這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各種限制和約束。 這需要我們建立公正的社會制度，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防止任何形式的不公正和壓迫。 正如馬克思所言：“合乎人類正義的社會狀態應該包括：一是人類從自我束縛中解放出來；二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從狹隘的功利關系中解放出來；三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從各種強制中解放出來?！保?2］35

然而，在當今時代盛行的全球正義的理論研究中，無論是共同體主義者的全球底線原則，還是世界主義者的全球平等主義，不是在探索全球正義，更像是一種道德感傷主義，即他們對人類的苦難表現出了同情，但又不相信有治愈這種苦難的方法。 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當今時代的社會生產力已經遠非馬克思所在的維多利亞時代可以比肩。 當今時代的社會歷史狀況無疑超出了維多利亞時代人們所能設想的發展極限，于是有人就此提出馬克思的思想已經過時了、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暢想落伍了等錯誤論調。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馬克思的理論依舊是揭露資本主義運行邏輯的科學理論，在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對現代人的生活的全面貫穿也沒有真正超出馬克思思想的解釋范圍。 其次，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包含了一種正義觀，它既體現了無產階級的基本生存訴求，又表達了對人類理想生存狀態的終極構想，而這一構想也體現了具有超越性意義的生存論理念。 最后，當今世界仍然有踐行馬克思理論的國家，如中國和古巴等。 在馬克思思想的指導下，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解決了14 億人的貧困問題，為實現全球正義作出重要貢獻。 這表明馬克思的思想非但沒有過時，還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

建構全球正義的社會制度，并實現真正意義的全球社會，永遠沒有捷徑可走，這其實正是馬克思為當今時代的我們確立的終極目標，即消除人類歷史上的社會不公和剝削，實現全人類的自由和平等。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既體現了無產階級對基本生存狀態的現實要求，同時也表達了一種人類的理想生存狀態，是實現全人類自由發展的最高理想，并且這種最高理想，也體現了一種超越人類現實生活的哲學理念”［18］21。 對于實現一種全球正義的社會，我們無意于走一條輕松的路，更不應該質疑馬克思為我們樹立了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 或許我們需要先從共同體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所提出的小目標做起，但這并不等于我們將放棄馬克思所提出的更崇高的目標。 畢竟，“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由懷疑主義者或犬儒主義者解決，因為他們的視野被眼前的現實所遮蔽了，我們需要這樣的人，他們敢于夢想前所未有的事業，并問道：為什么不呢？”［22］323而馬克思作為偉大的人物加入到當今時代的全球正義的討論中，正給我們狹隘的視野開拓出一片更為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