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生態合作及其路徑研究

包 瑞

（內蒙古財經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呼和浩特 010070）

2023 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耙粠б宦贰毖鼐€國家和地區（以下簡稱“沿線國家”）十年來蓬勃發展，但在接受資本流入的同時也面臨綠色轉型的歷史任務。 《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建設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綠色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保?］38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推動共建‘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保?］27黨中央精準定位“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建設“綠色之路”是重要一項，目的在于建設一個綠色低碳、永久美麗世界［3］。 因此，系統梳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十年來生態合作，并展望未來可持續發展路徑十分必要。

一、沿線國家生態合作的現實需要

（一）生態合作：沿線國家應對環境挑戰的需要

沿線國家環境區域差異性明顯，可分為：蒙古和俄羅斯氣候寒冷干旱次區域，中東歐氣候寒冷濕潤次區域，孟加拉國—印度—緬甸氣候溫暖濕潤次區域等多個子區域。 青藏高原兩側是熱浪高發區；中國東部季風次區域是洪水高發地區；孟加拉國—印度—緬甸次區域氣候溫暖濕潤；中歐東歐次區域東部地區氣候寒冷濕潤，干旱高發［4］483。沿線國家生態系統復雜多樣，資源環境差異顯著，面臨氣候和環境變化、水資源管理、城市可持續發展等多種生態環境挑戰［5］25。 沿線國家生態治理能力不足，加強氣候變化、資源能源、防災減災等領域生態合作是題中之義。 因此，2021 年12 月，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應急體系規劃》提出有序推動“一帶一路”自然災害防治和應急管理國際合作機制建設，這一規劃是針對沿線國家環境差異等問題提出的極具針對性的政策。

中國在2015 年3 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指出：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為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至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至南太平洋［6］6。 其表明重點方向為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東北非（地中海沿岸）、中東歐（經俄羅斯）等地。 其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生態脆弱、環境惡劣，荒漠戈壁氣候干旱，水資源短缺，此外大氣污染、土地退化、污染等問題頻發，20 世紀工業化與核試驗污染了陸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國家則長期面臨漁業資源枯竭、陸源排放過量、自然海岸線喪失等較多海洋生態問題困擾，另外沿線國家因海洋資源爭奪進一步污染破壞了海洋生態系統。 這意味著“一帶一路”生態環境建設，既要著眼于歷史又要充分考慮到未來長期持續發展和代際傳承，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和原則［7］31。

由于歷史、地緣、外力等因素，沿線國家沒有實現從貧窮落后走向發展振興，從工業文明邁向生態文明。 如今區域和跨區域合作方興未艾，沿線國家又因國內基礎設施建設落后、工業化尚未實現等原因無法與外界實現有效互聯互通以加速推進國內經濟發展建設。 重復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勢必難以為繼。 研究顯示，沿線國家單位GDP 能耗、二氧化碳排放等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0%以上，單位GDP 水泥、鋼材、臭氧層等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兩倍或以上［8］。 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沿線國家資源環境壓力沉重，資源環境問題積累惡化，必將阻礙沿線國家可持續發展，亟待加強生態合作。

（二）生態合作：沿線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生態危機伴隨全球資本積累而出現，世界各國接連被卷入破壞生態漩渦中。 多數發達國家將高耗能、高排放、低附加值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這雖改善發達國家本國生態狀況，卻并未解決全球生態問題。 加快推進中國與沿線國家生態合作既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也符合各國自身利益訴求。 沿線國家實現低碳發展將明顯影響全球碳中和愿景實現。 沿線國家應增強基礎設施綠色低碳建設和運營管理，充分考慮氣候變化影響［6］8-14。 2017 年當時的環保部先后發布《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和《“一帶一路”生態環境保護合作規劃》，均凸顯氣候變化議題的重要性。 “氣候變化是大自然對人類敲響的警鐘。 世界各國應……鼓勵綠色復蘇、綠色生產、綠色消費……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格局?！保?］476沿線國家是氣候變化影響重災區、溫室氣體重要排放區和氣候變化談判中的重要力量?！耙粠б宦贰背h為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帶來新契機，也有效提升沿線國家在氣候變化治理中的話語權。

（三）生態合作：沿線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近年來，沿線國家處于發展上升期，實現較快經濟增長，卻也因資源能源加速開發、生產規模擴大等原因產生許多生態環境問題。 發達國家長期漠視沿線國家生存權、發展權，加之現有全球生態治理體系低效率、碎片化問題突出，使沿線國家難以實現改善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如今，沿線各國逐漸認識到可持續發展對本國的重要性，紛紛提出可持續發展計劃與目標并支持推進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中國由此提出“要把支持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融入共建‘一帶一路’……統籌推進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環境保護，讓各國都從中受益，實現共同發展”［10］。 中國積極尋求與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相結合，提高全球生態治理有效性，并明確提出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 對尋求可持續發展的沿線國家，可以合理規劃和謹慎選擇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大規模投資，以避免高排放項目大量上馬。沿線國家應引進和部署綠色低排放技術提高技術效率，開發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優化能源結構和產業結構，實現經濟轉型，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四）生態合作：沿線國家經濟綠色轉型的需要

“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是解決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基礎之策”［11］282，也是沿線國家經濟綠色轉型的必然要求。 沿線國家生態環境脆弱使綠色轉型合作成為沿線國家利益契合點。 綠色轉型合作有利于整合區域內相關生產要素，加快綠色供應鏈形成。 同時推動綠色貿易發展，促進綠色產業集群，促進綠色產業鏈形成和升級，有利于滿足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綠色轉型需求［12］100。 沿線國家經濟綠色轉型致力于推動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共同搭乘全球綠色發展列車，發揮全球綠色發展與治理的示范性。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背景下，世界各國推進綠色經濟的力度不斷增強，尤其是歐美國家利用其科技先發優勢實施綠色經濟發展戰略，如英國制定實施《英國低碳轉換計劃》，歐盟提出《綠色知識經濟體》 構想［13］57。 2022 年9 月，歐盟議會通過可再生能源發展法案（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REDII），將2030 年可再生能源發展目標提升至終端能源占比45%，意味著要實現可再生能源比例目標，2030 年新能源發電量將大幅增長。 中歐是世界舉足輕重的兩大市場，歐盟有當前全球第一的新能源滲透率，中國是全球最大清潔能源設備制造國和最大可再生能源市場，加快可再生能源發展不僅是雙方實現“雙碳”目標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沿線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歷史機遇和強大助力。 沿線國家要“協調好經濟增長、民生保障、節能減排，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14］。 沿線國家應摒棄社會制度差異，注重提升綠色合作意愿、遵循國際公認綠色標準和分享綠色低碳技術，推進綠色經濟發展，提升綜合國力。

二、沿線國家生態合作的重點領域

（一）氣候變化：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的重大機遇

氣候變化是人類共同面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之一［15］45。 氣候變化的嚴重影響在于造成生物區系和自然環境變化，對生態、社會、經濟系統的運作與人類的健康福祉產生有害影響，國際社會的目標是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一定水平，使生態系統能自然適應氣候變化、確保糧食生產免受威脅、經濟可持續發展［16］。

減緩氣候變化行動的根本是低碳的理念、合理的規劃和適當的技術［17］2282。 中國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化，積極探索符合中國國情和沿線國家權益的低碳發展道路。 2021 年，中國等29 國發起“一帶一路”綠色發展伙伴關系倡議，呼吁各國落實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和分享最佳實踐。 中國成立“一帶一路”能源合作伙伴關系，促進沿線國家應對氣候變化［18］43。 2021 年3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等交流合作，推動建設綠色絲綢之路［19］127。 其表明以應對氣候變化為方向建設綠色絲綢之路，進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是事關中國乃至區域、國際社會未來發展的重要內容。2022 年5 月中國發布《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035》，提出全球氣候治理成為凝聚各國力量、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領域，積極防范和抵御氣候風險、提高適應氣候變化能力，更在深化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方面提出參與多邊框架下工作、拓寬國際合作機遇、加強南南合作等指導意見。

國際災害數據庫統計顯示，1995—2015 年全球因氣象災害受災的前10 個國家中，沿線國家占7 個，其相對災害損失是全球平均值兩倍以上。2022 年4 月國際能源署（IEA）發布《全球能源回顧：2021 碳排放》報告，顯示2021 年世界經濟強勁反彈嚴重依賴煤炭推動增長，全球能源相關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1 年增加20 億噸，上升6%，排放共計363 億噸，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天然氣價格飆升，導致更多煤炭消費。 這對全球氣候變化造成不利影響。 2023 年3 月國際能源署發布的2022 年碳排放報告《CO2 Emissions in 2022》顯示，2022 年，全球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幅雖然低于預期，但碳排放量再創歷史新高，達到368 億噸以上，比上年增加3.21 億噸。 相比于沿線國家，發達經濟體碳排放強度和能耗強度均較低，發達經濟體大量進口沿線國家產品而避免自身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全球碳排放增長。 對中國而言，“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11］283。 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加強國際氣候領域合作，建立政策響應機制，是沿線國家解決全球氣候問題的必然選擇。

（二）低碳能源：優化能源生產布局和消費結構

沿線國家綠色能源合作涵蓋風能、水能、太陽能等非化石能源。 《新時代的中國能源發展》白皮書提出將清潔低碳作為“一帶一路”能源發展主導方向，優化能源生產布局，加快提高清潔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深化全球能源治理合作，加快推動以清潔低碳為導向的新一輪能源變革”［20］5-6。 綠色能源合作是能源合作方向，已在綠色發電、平臺建設與政策對接中取得較好成果，但也存在可再生能源不穩定、合作基礎條件不健全、國際環境不確定等合作困境。 綠色能源合作應把握清潔能源、煤炭與天然氣低碳化的全產業鏈和全方位合作方向，借鑒國際綠色低碳化能源合作經驗，轉化能源結構，積極參與綠色能源項目建設，完善清潔能源合作機制。

2017 年《綠色“一帶一路”建設指導意見》提出后，沿線國家低碳能源投資和開發利用等合作整體呈增長態勢。 2020 年習近平提出中國在2030 年和2060 年實現“碳達峰、碳中和”［11］252目標，凸顯中國能源轉型決心，并積極履行大國義務，助推沿線國家綠色能源發展。 在水電合作上，中國作為水電裝機總量全球第一國家，“小水電”與農村電氣化發展模式尤為吸引沿線國家關注，承建埃塞俄比亞復興大壩、柬埔寨甘再水等水電站，在水電裝備、工程服務、標準、技術等方面已形成巨大優勢。 在光伏合作上，中國與亞非許多國家以設備出口、境外收購、建廠等模式開展合作，如晶科、晶澳等光伏企業在歐亞等國投資光伏產業。 在風電合作方面，中國風電裝機總量位列世界第一，產業鏈完整，在亞非等地區形成設備出口、投資—運營、設備—工程承包等模式，風電合作廣泛開展。

《世界能源統計年鑒》指出：2020 年中國可再生能源消費增長占全球比例1／3，是最大清潔能源設備制造國與可再生能源市場。 可再生能源在中國市場廣泛應用，促進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加速全球能源轉型，幾內亞卡雷塔水電、黑山莫茹拉風電、匈牙利考波什堡光伏電站、阿聯酋迪拜光熱光伏混合發電、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站等眾多項目表明中國在推動沿線國家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廣泛開展可再生能源合作方面作出重大貢獻。

（三）綠色金融：開展綠色金融體系的國際合作

金融發展和外商直接投資降低“一帶一路”經濟體碳足跡，意味著金融發展是通過實施金融改革保持環境清潔的合適工具［21］25026。 2016 年中國第一次把綠色金融列為G20 峰會重要議題，推動各國達成發展綠色金融共識，并發布《二十國集團綠色金融綜合報告》。 2016 年8 月，中國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強調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重要意義。 2019 年4 月，中國與英法德日等國27 家金融機構共同簽署《“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 如今“一帶一路”項目主要貸款機構已有來自全球14 個國家和地區的50多家機構，持有或管理資產合計超49 萬億美元。中國對沿線國家的綠色投資，不僅滿足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發展需要，更進一步推進沿線國家生態合作，落實節能減排進程。

綠色金融是對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等領域項目提供的金融服務。 國務院在《2030 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里提出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加強與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綠色金融等領域合作的指導方針。 綠色金融持續發力極大提高了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全球碳配額、碳稅等政策推動企業加大對可再生能源投資，改善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條件。 沿線國家自然資源豐富，清潔能源增速已顯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沿線國家有較豐富的水力、風力和太陽能等資源，近年來不少國家在清潔能源開發利用上開展大量工作。 1980—2018 年全球清潔能源消費增長3.1 倍，年均增速達3.1%；“一帶一路”地區清潔能源消費增長8.7 倍，年均增速達5.9%。 清潔能源在全球能源總消費中的占比從1980年不到10%上升到2018 年超過15%；同期沿線國家清潔能源生產占比從3%上升到11%，消費占比從6%上升到11%。 可見，沿線已開始出現綠色轉型趨勢，建設綠色“一帶一路”面臨廣闊機遇，綠色金融長足發展正當其時［22］21。

（四）綠色技術：促進沿線國家的綠色技術創新

沿線國家接受綠色技術轉移面臨的普遍障礙包括資金、管理與制度、能力建設和知識產權等［23］261。

在資金層面。 金融是國民經濟血脈，也是提升沿線國家綠色技術的強大助力。 有學者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沿線國家綠色技術創新影響，結果表明中國綠色技術溢出機制和增長機制顯著促進沿線國家綠色技術創新［24］46。 研究機構測算表明，沿線國家未來20 年需要綠色投資將是數萬至10 萬億美元。 2021 年1 月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后疫情時期亞投行將聚焦建設綠色、數字、社會基礎設施等工作，增加應對氣候變化融資比重，2025 年氣候融資占比將達50%。

在管理與制度層面。 除中國對外投資較為集中于基建、礦產、能源等易破壞生態行業外，沿線國家環保法律尚未健全也是重要原因。 法律雖未規定，但若當地環保組織、民眾、反對黨派反對等卻可能迫使政府對投資項目提高環保稅額乃至取消經營權、撤銷項目［25］91。 如今中國在推動“一帶一路”生態合作時應吸取教訓，盡快推動沿線國家建立促進綠色發展統一法律規則，就如何以共享綠色技術實現綠色發展進行頂層制度設計。 綠色技術相對領先的沿線國家可考慮項目合作、無償技術轉移等方式為其他沿線國家提供關鍵技術支持，既滿足其綠色發展需要，也降低其技術研發需要潛在的資金規模。

在能力建設層面。 積極推動“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 中國重視在沙漠化治理、農業節水灌溉等領域與以色列的技術合作，通過引進先進農業技術加快中以防沙治沙綜合治理示范區和現代農業產業園建設［26］161。 同時，綠色絲綢之路使者計劃利用研討、培訓將中國管理經驗和綠色技術傳授給沿線國家。 中國積極同沿線國家開展技術轉移合作，構建合作網絡和拓展技術轉移渠道，分別設立中國與東盟、南亞、中亞技術轉移中心。 2017 年，由生態環境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建的、定位于打造綠色低碳技術創新“硅谷”和生態環保國際合作“高地”的“一帶一路環境技術交流與轉移中心”成立，成為輻射沿線各國的國家級環境技術交流轉移服務平臺。

在知識產權層面。 要在支持沿線國家推進綠色低碳發展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設的同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國際合作，打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科技發展環境”［9］497。 2022 年9 月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2 年全球創新指數》顯示，全球創新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中國、印度、泰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排名持續上升。 其中，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印度分別從2015 年的第29 位、第81 位提升至2022 年第11 位、第40位。 2022 年6 月，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2021 年專利統計簡報，顯示中國與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布局實現雙向提升。 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專利授權量增長15.3%，達到4711 件；公開量增長29.4%，達到8596 件。 沿線國家在中國發明專利授權1.6萬件，增長18.1%；申請2.5 萬件，增長7.7%。 其表明沿線國家知識產權合作初具成效，加速催生綠色技術等方面創新與合作。

三、沿線國家生態合作的實現路徑

（一）構建生態利益共享機制，協調環發深層矛盾

沿線國家生態合作面臨著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矛盾。 沿線國家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恰是能源資源重要產地，既要承擔互聯互通區域重任，提升當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要維護脆弱生態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提供生態屏障。 陸上絲綢之路所經歐亞大陸氣候干燥，降雨量稀少，存在沙漠戈壁，自然災害風險突出，有很多國家處于工業化轉型過渡時期，經濟發展對資源能源依賴性大，實現綠色發展任重道遠；海上絲綢之路的生態環境脆弱性主要表現在生物多樣性減少和海水污染，對生態環境能否支撐其發展規模任務提出嚴峻挑戰。 要實現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全球碳排放控制等宏偉目標，沿線國家的貢獻起著重要作用。 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生態合作在多大程度上產生效果，關鍵看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的矛盾。

化解該矛盾要構建生態利益共享機制，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 沿線各國可在陸域與海洋信息共享上進行合作對接，嚴控污染物排放，共建碳排放交易體系和生態保護區；可開展海洋漁業合作，順應海洋生物生長規律，共建休漁制度，共同建設緊密聯系的生態利益共享機制，協調好利益的分配與平衡。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沿線國家內部同樣要堅持這一原則，中國更應“發揮發展中大國的引領作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資金、技術支持，幫助提高環境治理能力，共同打造綠色‘一帶一路’”［11］285。 中國等經濟發展較快沿線國家應加強對落后沿線國家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管理與保護，拿出部分收益設立專項生態環?；?，幫助落后沿線國家實現產業升級轉型。 經濟落后沿線國家要積極構建新型產業體系，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同時確保履行責任，維護生態利益共享機制，合理分配與共享利益，共推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建立統一環境協調機構，推動產業結構轉型

沿線國家生態合作面臨著結構轉型與環保制度的矛盾。 當今世界科技創新被公認為綠色發展關鍵動力，沿線國家應加快向可持續發展結構轉型，穩步提升沿線國家綠色發展水平。 中國與沿線國家開展多層次多領域合作，對接發展戰略，這既對中國有利，也對沿線國家產業結構、貿易結構、投資結構升級有利。 沿線國家綠色發展多處于低效狀態，技術創新對其綠色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有學者調查2010—2018 年“一帶一路”沿線32 個國家綠色發展狀況，結果表明：沿線國家整體綠色發展水平呈緩慢增長趨勢。 得益于沿線國家間貿易技術交流，對外貿易和技術創新對綠色發展整體增長具有積極影響［27］1063。 然而制度會將綠色發展正向效應逐漸減弱，對與中國制度環境差異較大的沿線國家，加強與中國合作并減少雙邊制度差異影響是其當務之急。

化解該矛盾要建立統一的環境協調機構，推動環境制度創新。 迄今雖已成立諸如“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一帶一路”城市發展合作聯盟等組織，但沿線國家并未達成統一生態合作機制，造成該倡議實施過程中缺乏環保制度支撐。 中國雖持續推進綠色絲綢之路，但因缺乏區域性法律法規，較難約束別國行為，導致一些沿線國家仍發展粗放產業，未形成產業結構綠色轉型?；诖?，應推進相關制度設計，助力沿線國家產業有效有序綠色轉型。 生態環境治理需沿線國家統一行動，建立統一對話機制和協調機構，重視區域間、國別間合作機制與平臺建設工作，可參照G20、“金磚”等國際合作機制，推出生態環保措施，發揮協調機構和對話機制的作用，對基于生態環境問題所產生的矛盾共同協商解決，使沿線國家環保制度互相溝通與銜接，制定出共同治理生態環境路線圖，形成自上而下有序的生態治理模式和統一行動。

（三）推動國際綠色標準制定，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沿線國家生態合作面臨著內部優化與外部掣肘等矛盾。 “工業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的政策是每個國家自行決定的問題”［28］1255，由于許多沿線國家為追求本國經濟發展而在引進外資時刻意弱化環保標準，甚至取消環保準入門檻，以犧牲自身環境為代價吸引外資，對本就生態脆弱的沿線國家造成威脅。 近年來中國對沿線國家投資逐年增長，所涉行業對東道國經濟發展和環保具有重要影響，中國企業“走出去”意義更加重大。中國企業應利用先進綠色環保技術對沿線國家產業進行優化升級，擺脫其原材料供應國、高污染產業聚集地單一屬性，達成中國與沿線國家內部產業優化與綠色轉向。 歷史上，發達國家曾大規模將高污染排放產業向沿線國家轉移，如今又以保護本國環境和公民健康為由，制定法律、標準，設置“綠色壁壘”，限制沿線國家部分產品流向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以生態環境問題為抓手設置“綠色壁壘”維護本國利益，對沿線國家生態治理及生態合作造成較大影響。

化解該矛盾要積極推進國際綠色標準制定，提高國際競爭能力。 綠色標準能助推創新發展，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環境敏感度高，有關項目建設面臨環境風險，標準滯后已對中國國內產業“走出去”形成一定制約［29］124。 要加大對中國環境標準推廣力度，開展沿線國家綠色標準合作，逐步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被更多沿線國家所接受。無論是經濟水平超過還是落后中國的沿線國家，未來對優美生態環境及相關產品、服務的需求都會增大，中國企業需加強環保技術創新，利用“一帶一路”機遇贏得國際市場［30］91。 同時，在深入了解沿線國家生態需求的基礎上，“推進國際規則標準制定……建設綠色絲綢之路”［31］458。 以先進綠色技術引領綠色標準制定，以綠色標準促進綠色技術突破，形成涵蓋綠色制造、綠色消費、綠色供應鏈等標準制定的統一認證體系，提高沿線國家國際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