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河南厘金征收探析

陳碩，劉文鈺

(云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云南昆明 650091)

河南厘金始征于清咸豐八年（1858 年），本是緩解地方財政危機、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權宜之計，屬臨時性稅收政策，但戰后不僅沒有及時裁撤，反而不斷擴大抽收規模。光緒末年隨著鐵路在河南的修建，火車厘金隨之興起，厘金收數大幅增加，成為全省財政的補充力量。河南厘金的出現挽救了地方財政不敷的困境，加速了政府的平叛進程，維護了清王朝的統治。但也加重了當地商民的經濟負擔，激發官民矛盾，阻礙商品的流通。更為重要的是沖擊了傳統高度集中的中央財政體制，使財權下移，擴大了地方督撫的自主權，是近代中國財政體制轉型的萌芽。

1 開征時間

厘金的創辦，是近代河南財政制度的一大變革。對于其創辦的時間，目前的研究存有三種不同的觀點：一是咸豐八年（1858 年）三月初六日說。羅玉東在《中國厘金史》當中根據《咸豐八年三月十日朱批河南巡撫英桂折》的記載，認為河南創辦厘金的時間為當年的三月初六日[1]。二是咸豐八年（1858 年）二月說。周育民通過查閱上述奏折，發現并無開辦日期，由于此奏拜發日期為二月二十四日，據此推斷，河南創辦厘金的時間應為咸豐八年二月[2]。三是咸豐八年（1858 年）正月說?，F代地方史志資料有相關記載，如《河南大事記資料叢編》：“3 月6 日（正月二十一日）巡撫英桂于省內創行厘金”[3]，《開封市志》：“咸豐八年（1858 年）正月由巡撫英桂下令創行厘金?！盵4]

后考慮到此折為朱批奏折，可能存有相關的上諭，通過查閱《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起居注冊》等清代史料，惟有《清實錄》記載：“丙戌，河南巡撫英桂奏，酌議抽厘章程現辦情形，得上曰。俟數月后，能否收有成效，及有無需擾之處，據實具奏，不得任意延玩”[7]，丙戌日為咸豐八年三月初十日。此則史料僅能說明英桂于三月初十日之前已經拜發奏折，并于初十日獲咸豐朱批，但并無河南具體抽厘的時間。

總而言之，目前已掌握的史料并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但是在朱批原奏中出現了一些諸如 “茲查”“擬以南關為總局”“現居該司道等查明”“所有豫省現擬設局試辦抽厘” 等詞句，再結合上下文內容來看，英桂此奏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咸豐皇帝奏明河南于抽厘之前的勘察情況，即何處是商賈繁榮之地，何處應設厘局，并根據勘明結果擬定出相應的抽厘章程。上述詞句中，“擬” 作為公文用字，意為 “打算”，在原奏中頻繁出現，恰恰說明了此時在未經皇帝首肯的情況下，河南并未開征厘金，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調研。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河南開征厘金的時間應為三月初十獲得咸豐朱批之后，至于其具體時間的最終確定，還有待于史料的進一步勾稽發現。

2 抽收機構

河南創設厘局如他省一般，先設一厘金總局，后于各水路通行要口設立分局或于某貨聚集之地設一專局，再于各分局之下設立厘卡，層層布防。河南厘局的創設呈階段性特征，初創于咸同年間，發展于光緒年間，定型于宣統年間。

據羅玉東考證，咸豐八年，英桂于陜州南關始創厘金總局，同年奉上諭：“并將陜州荊子關等局及沿河各卡委員丁役等，悉行裁撤，其抽厘事務，即歸該各地方經理，試行一年，如果實有成效，準俟軍務完竣后停止?！盵8]此后三年內河南共設開封總局（陜州總局撤銷）、新野南關分局、周口分局三厘局，以及白河、七里河兩厘卡。至同治年間，河南又添設禹州、陜州、清化鎮、烏龍集、往流集、蔣家集6 家分局。分局之下皆設厘卡，派員抽收。同治七年（1868 年），上諭：“各該督撫，體察情形，酌留大宗，撤去分局，零星雜販蓋免抽厘，以紓民力?！盵9]河南經裁撤后僅存賒旗店、新野、周口、陜州、烏龍集、蔣家集、清化和荊子關8處。光緒年間，河南厘局數量大幅增加，新設厘局數量達24 處，同時因境內京漢、汴洛、道清3 條鐵路接連通車，先后創設鄂豫、直豫、汴洛、道清4 處火車貨捐局抽收火車厘金。宣統元年（1908 年），全省厘局數量并無變動，只在藩司下設厘稅股管理厘金，次年設財政公所，管理全省的財政事物。

縱觀河南厘局沿革，咸豐年間對于地域、種類、期限、用途和抽率多有限制；同治年間，初限解禁厘局逐漸增多，奉上諭裁厘后，全省僅存8 局；到光緒年間，河南厘局數量大幅增加，全省除開封總局外，另有各分局及州縣代征者共66 處之多，且厘局卡所設多為商品中轉之地，“沿河者十之七，居邊者十之三”，貨物運轉每逢要塞之地均要納厘完稅，處處盤剝。商人為避免多次抽厘不惜以繞路為代價，偷運、偷渡現象屢有發生，導致地區間商業流通受阻。且“厘既加增，貨必增值”，抽厘后的商品價格上漲，對于以務農為主的百姓而言，“終歲匹布稱鹽，他無所需，即多出數十文之價”，事實上，廣大勞動人民成了最終價格的承擔者，不僅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負擔，也有損社會經濟的發展。

3 稅種、稅率與收數

河南厘金 “原定向按半年奏報一次，并分別洋藥厘、茶厘、百貨厘等款，逐項開造”[10]，但事實上并非年年如此?？偫ㄈ∷蟹N類，約有7 類：一是百貨厘；二是茶厘及加抽二成茶厘；三是糖厘及加抽二成糖厘；四是煙厘煙價；五是絲厘；六是洋藥厘；七是煤厘。

全省厘稅中百貨厘為主要抽收對象，種類有鹽斤、藥材、煙茶、皮貨、氈貨、棉花、綢緞和布匹等，以鹽斤為主，抽率為1.25%。后上諭規定百貨厘只準抽收水煙、藥材、茶葉三大宗，其余一概不抽收，百貨厘一項每年收數多穩定在11 萬兩以上。

北京數學高考壓軸題中有過很多具有實際背景的問題，例如: 2005年京卷第20 題，討論如何對有界閉區間上的單峰函數縮短含峰區間長度，其背景是(單因素)優選法(參考[2]); 2010年京卷第20 題，第③問的背景是糾錯碼理論中的普洛特金 (Plotkin)上界(參考[5]); 2014 年京卷壓軸題看似抽象，實則其背景是兩工序流水線時間最優化問題 (參考文獻[2]第八章或者文獻[7]).

茶厘、糖厘兩項原屬于百貨項內，后從百貨中提出單立一項，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因各省分攤庚子賠款，于茶厘、糖厘中加抽二成。從收數上來看，茶厘每年約在1 000—3 000 兩，糖厘每年約在5 000兩以內，兩項之和每年僅抽500—800 兩。

煙厘煙價與絲厘兩項均按斤抽收，前者每斤抽制錢3 文，每年收數約3 000—1.3 萬兩，后者每斤抽厘1 分4 厘9 毫5 絲，以240 斤為1 石，抽厘3 兩5 錢9 分，每年收數約1 000—3 000 兩不等。

洋藥厘即為西洋鴉片，起初每百斤抽30 兩，光緒十一年（1885 年）海關將洋藥稅、厘合并，每百斤合抽110 兩（含內地厘金80 兩），運往內地時不再抽收，其每年收數約1 000—6 000 兩不等。煤厘以值百抽五抽收厘金，后因庚子賠款，加抽一文或四文不等，每年抽收1 萬多兩。

綜計河南全省厘稅種類，無論是抽收對象或者是厘金收數，百貨厘居其多數，其次為煤厘，其余諸項均為數千兩之多，相差不大。河南按所抽貨物種類不同分為從量者稅或從價者稅兩種抽厘方式，多數貨物為1.25%的抽率，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因分攤庚子賠款，全省一切局卡加抽三成為1.625%。從全國范圍內看，河南厘金抽率并不高，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本土所產貨物除礦產之外并無高收益種類，稅率過高反而會引起商民不滿；二是河南地處內陸，商貿并不繁榮，而厘金所抽對象無非行商、坐商兩類，當行商往來頻繁，坐商貿易隆盛之時，厘金收數隨之水漲船高，反之則略顯微薄，再加上河南雖有戰亂，但并未處于戰爭的核心區域，所受波及略小，因此抽率和收數均不高。光緒年間稅率上漲，是因各省分攤賠款及一系列新政舉措需要大量稅收支撐，當地政府不得不被迫提高稅率以完成各項指令。

4 火車厘金

火車厘金又稱火車貨捐，是隨著火車運轉出現的一種厘金抽收方式。清末河南境內先后修建京漢、汴洛、道清3 條鐵路，在貨物運轉的同時抽收火車厘金。但由于鐵路交叉相連，責權不清，導致一貨多次抽收，使商民的利益遭到一定損失。

光宣年間，因京漢鐵路分南北兩段建設，故成立兩處火車貨捐局。最先成立的是鄂豫火車貨捐局。鄂豫貨捐局規定厘金抽收“按海關稅則納值百抽二五之半稅（2.5%）一次外，鄂、豫皆不重征”。自1902 年開征到1904 年，兩年內鄂豫火車貨捐局共收捐錢 “十二萬七千余串”[11]，宣統年間收銀約達 “8.4 萬兩”[12]，收數頗為可觀。京漢鐵路全線開通后，直豫兩省訂立《直豫火車貨捐試辦章程》，規定厘金“照值百二五（2.5%）驗收”[13]，且 “貨捐一次準其隨處卸載”，各分局只能 “查驗放行，概不重征”。直豫貨捐局的厘金收數雖不如鄂豫貨捐局多，但宣統年間也高達5 萬兩左右，其課稅貨物如藥材、海菜、雜貨等有15 種之多。

宣統元年汴洛鐵路全線通車，河南巡撫咨郵傳部 “應援照京漢成案分設貨捐局抽收貨捐”，規定以鄭州為分界點，“凡在本省以內，未經鄂豫、直豫兩捐局征收者，（汴洛）概抽值百二五（2.5%）正捐，該兩局不再重征。又由本省運轉往外省者，（汴洛）按值百抽二五減半（1.25%），而鄂豫、直豫兩局亦按值百抽二五減半（1.25%），共合成二五（2.5%）之數”[14]。并規定貨物運輸只準征收一次貨捐，一路已征，其他路不得重征。汴洛鐵路所運之貨主要以煤、碳為主，另有柿餅、瓜子花生、棉花木料等20 多種貨物往來，但多為薄利之物，以致宣統年間厘金收數僅有6 000 多兩，就其開除，多用于償還修建汴洛鐵路時的債款和利息。

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道清鐵路全線開通，河南巡撫按照 “值百抽一” 的標準抽收貨捐。道清鐵路作為礦產專線除運煤外，還包括木料、磚、藥材、竹貨和鹽等10 余種。道清鐵路 “因貨物有限，每年收捐一千串情，煤為大宗，每年收捐八九千串”[15]，二者相加不過一萬串錢左右。后豫撫規定道清鐵路不再抽收百貨厘，只收煤厘，導致貨捐收數大幅下降，據《申報》載：“惟貨捐局每年進款亦不過六千兩?！盵16]就其開除，多為解部練兵之用。

河南厘金開征伊始，主要以百貨厘為抽收對象，光緒末年火車厘金的出現代替了百貨厘的地位，成為全省厘稅的主要來源，并且在全省厘稅占比中逐步提高，至光緒末年就達到三分之一的比重，可謂舉足輕重。從抽率來看，火車厘金抽率多為2.5%，且各章程均規定同貨不得重征，但因河南境內鐵路交叉相連，責權不清的原因，致使一貨多次抽收，抽率一度疊加到5%。鐵路的通行，本意是便利貨物的流動，推動當地的商品經濟發展，但河南所產多為日常生活品，如糧食、大棗、花生、瓜子、布匹和棉花等薄利之物，本就所賺不多，再加火車厘金，更是所剩無幾。此外，地方州縣、厘局卡官吏貪得無厭、巧取豪奪、欺上瞞下，各種稅捐趁機強加商民，劣紳吏役營私中飽，使商民經濟負擔日益加重。

5 厘金收支與財政地位

厘金作為一項依靠行商、坐商貿易而抽收的稅收政策，其收數多寡取決于當地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否。自咸豐八年（1858 年）始抽厘金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河南抽厘長達50 年之久，每年收數不一。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未普遍加厘之前，年收數約5 萬—10 萬兩，此后因各省分擔賠款收數達20萬兩，此項僅為報部正款，若加上地方外銷一項，則光緒末年（1906 年）的收數當為二十四五萬兩之多?？傮w來看，厘金收數呈遞增趨勢，宣統年間達到頂峰，據財政說明書統計僅宣統元年 “全豫厘稅歲入乃有四十萬之巨”。河南厘金開除并無定例，除各地局卡、州縣滿足本地開支外，均易銀送解藩司司庫，多以二八分成，二成歸地方外銷，八成為報部正稅，除此之外，河南各處局卡另有加抽、加解、減局費、提平余等名目，且向不報部，留為外銷使用。開支項目除添補軍需、預備立憲、鄉試科場、粥廠和保甲等諸項經費外，另有養勇費、學堂經費、巡警部、交涉局、陸軍小學堂、陸軍測繪學堂、豫正左右軍、分攤債務、賠款和訓練新軍等[17]，不僅有地方性事務開支，也有中央指派項目，極為繁雜。從開除情況看，河南厘金具有先費后稅的特點。厘金開征的目的是維持軍務、平叛戰亂，具有?？顚Ｓ玫奶攸c，因而應當是一種 “費”而非是 “稅”，但隨著叛亂的結束，厘金沒有及時裁撤，同時開除的項目也擴大到了軍事以外的領域，從?？顚Ｓ棉D變為一款多用，因此就其用途而言厘金從初期的 “費” 轉變成了 “稅”，并一直延續到民國。

從厘金與財政關系的角度來看，河南厘金具有兩大特點。一是厘金收數相對較少。河南厘金開征初期，收數僅有數萬兩之多，至宣統元年達到40 萬兩，但在全國范圍內看，也僅為中等水平。以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為例，在厘金的發源地江蘇省，厘金年收數已高達380 多萬兩[18]，這不僅是河南厘金收數的17 倍之多，更是河南年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兩省相比可謂天壤之別。再如云南一省，羅玉東統計出宣統元年云南厘金收數達32 萬余兩，雖不如河南高但也相差無幾，且云南作為邊疆地區商品經濟長期落后，在清代一直作為受協省份，每年需要他省運輸協餉，而河南尚且能自給自足，有時還作為承協省份。如此來看河南的厘金收數確為一般。二是厘金占比少。河南每年財政收入中，多數為田賦，厘金在全省財政中的占比并不高，只起到一定的補充作用。囿于史料原因，無法得知歷年厘金占比，僅以宣統元年為例，此年河南全省財政總收入為699 萬兩，其中地丁銀約300 萬兩[19]，占比達42.9%，厘金收數為40萬兩，占比僅有5.7%左右，與地丁銀相比，厘金對于全省財政的影響微不足道。

總之，厘金雖然對河南地方財政所起的作用杯水車薪，但當地政府并沒有進行裁撤，原因在于清廷頻繁地增加開支項目，使地方財政舉步維艱，厘金收數雖少但也能增添一絲微薄之力。

6 結束語

河南厘金作為全國厘金征收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相同的開征原因與目的，屬于戰時籌集軍餉的權宜之計，是一種具有?？顚Ｓ眯再|的 “費”。隨著戰爭結束，河南厘金并未及時裁撤，反而提高了抽率，同時因鐵路的開通又添抽火車厘金，擴大了厘金抽收種類與規模，宣統年間以5.7%的占比成為全省財政的重要補充力量。在厘金開支上除添補軍費外還涉及其他開除項目，因此?？顚Ｓ玫奶攸c轉變為一款多用，厘金從 “費” 變為 “稅”。河南厘金在初期平叛戰亂、分擔戰爭賠款、支持地方新政和維持財政平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從本質上看河南厘金仍是腐朽王朝掠奪民財的一種手段，是一項治標不治本的財政政策，對當地河南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阻礙作用，大大加重了商民的經濟負擔。同時，厘金的開征也代表著清代高度集中的中央財政體制開始瓦解，地方督撫具有一定的財政自主性，國家財政出現了下移的趨勢，意味著近代中國財政體制轉型的萌芽，具有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