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人民性”的價值論詮釋

[摘 要]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圖景不同于西方現代化的基本底色，含有深刻的價值論意蘊。中國式現代化恪守人民主體地位，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形成了對人民主體地位多維度、全方位的保障，打破了西方現代化過程中資本邏輯對人民的宰制；始終秉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原則，視人民為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等多重維度展現出最廣大的人民性，實現了對資本至上價值原則的超越；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為價值目標，在既有生產力的基礎上改善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揚棄了導致人的片面發展的傳統現代化道路，開啟了人民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現代化新境域?；趦r值哲學解讀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有利于凸顯中國式現代化在價值層面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突破與超越。

[關鍵詞] 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性；人民主體地位；價值論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3.002

[中圖分類號] D60?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3-0012-08

作者簡介：萬璐鳴（1995—），女，武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質。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盵1]人民性植根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實踐，貫穿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進程，并以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內容表達。長期以來，學界關于中國式現代化人民性的研究多集中于經驗事實層面，價值論層面的解讀相對有限。實際上，人民性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現代化的重要特質，具有深刻的價值論意蘊?；诖?，筆者擬從價值前提、價值原則與價值目標等維度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性展開價值論層面的探析，以凸顯中國式現代化在價值層面對西方傳統現代化模式的突解與超越。

一、人民的主體地位：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前提

哲學意義上的價值指客體屬性滿足主體需要的效用關系。其中，人是一切價值的主體，是價值的創造者、實現者和享有者，人的主體地位構成了價值的前提和基礎。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決定力量，是歷史的真正主體。然而，在西方社會資本邏輯的結構化運行中，資本竊取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少數資本家的特殊利益被包裝為一切人的共同利益，人民的主體性被不斷消解。中國式現代化則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體論，恪守人民的主體地位，視人民利益為最高標準，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層面形成了對人民主體地位多維度、全過程的保障，打破了西方現代化過程中資本邏輯對人民的宰制，實現了人民主體性的回歸。

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前，“宿命論”“英雄史觀”等論調在社會歷史領域長期占據著統治地位。神學家們將“神靈的意志”看作歷史進步的關鍵，唯心主義哲學家們將“精神”看作“萬能的創造者”，在他們眼中“懦弱無能”“精神空虛”的群眾則被視為阻礙著歷史進步的“精神的對立物”[2]（p289）。對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實際的歷史進程中，人民群眾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主體力量。馬克思強調，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伴隨著群眾隊伍的擴大，“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2]（p295）?！白非笾约耗康牡娜恕敝赋袚鐣a勞動的現實的人，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基本決定力量。在馬克思看來，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不是由所謂的自我意識決定的，而是在對象性活動中生成的。從“人民—生產—社會歷史”的基本邏輯來看，人民出于維持生活需要而進行物質生產活動，通過勞動實踐創造出生活所需的物質資料，并將多余的物質資料用于交換，由此促進了社會分工的發展和社會物質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勞動實踐過程中，人民還創造出了豐富的社會精神財富以及新的社會關系，使舊的、不合理的生產關系得到改造，促使歷史由低級向高級演進。概言之，作為社會實踐主體的人民必然是創造歷史的主體，人類社會的歷史正是人民群眾在前后相繼的實踐中創造出來的。

然而，資本主義現代化卻遮蔽了人民的主體地位。表面上看，資本主義文明在開啟現代化進程以后創造了極為豐富的生產力，使勞動人民可以更好地發揮主體性以使客體滿足自身需要。但實際上，在資本邏輯的運行中，人民淪為資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享有真正主體地位的是資本和作為人格化資本的少數資本家。首先，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動力是資本的增殖本性，這種本性無關個人的感性或理性，甚至擺脫了任何主體的規定性，“是力圖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種無限制和無止境的欲望”[3]（p297）。其次，資本家受到資本邏輯的支配，被不斷榨取工人剩余價值的欲望所驅使，成為人格化的資本；勞動人民為維持生存，被迫卷入資本體系，成為勞動力商品，受到資本的滲透與摧殘，成為完全異己的存在。在這個過程中，資本竊取了人民的主體性地位，轉而以之為材料，構建起以自身為主體的體系。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在資產階級社會里，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著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4]（p46）。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是打破資本邏輯、彰顯人民主體地位的全新探索。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民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尊重人民創造精神，匯集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推動中國式現代化不斷向前發展”[5]。人民主體地位是人民政治主體地位、經濟主體地位、文化主體地位和社會主體地位的統一。首先，我國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其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構成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優勢。新時代以來，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提出與落實進一步彰顯了人民在民主生活各個環節、國家治理各個領域的主體性，鞏固了人民的政治主體地位。堅實的政治制度保障匯聚著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部主體力量，使人民能夠有效地參與政治生活，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次，人民的主體地位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得以凸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利用國家力量引導、制約、駕馭資本，改變了資本無止境地追求剩余價值的生產方式，避免資本反客為主消解人的主體性。在所有制結構上，我國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在約束資本的基礎上適當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使其在合理框架內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在分配方式上，我國采取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重視效率，又兼顧公平，強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在激發市場的活力與創新力的同時保證了勞動成果的公平分配，不僅有利于激發人民群眾的勞動自主性、生產積極性，而且保障了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創造者和美好生活享有者的雙重身份，彰顯了人民的經濟主體地位。最后，中國式現代化的人民主體地位還體現在文化、社會等領域中。在文化領域，人民既是文化發展的目的，也是文化發展的動力。藝術作品必須貼近群眾，不能脫離群眾，應反映人民心聲，回應人民訴求，滿足人民對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實際需要。在社會領域，各類主體各負其責、各司其職、各盡其能，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前進道路上，我們要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6]（p163）。概言之，人民是推動我國現代化建設的主要力量與基本依靠，中國式現代化多方位、全過程地保障了人民的主體地位，充分展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本質特征。

二、人民至上：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原則

主體在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中，會逐漸形成對事物價值的總體看法，并由此確立行為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即價值原則。價值原則是主體認識與改造世界所參照的內在根據，反映了主體對自我需要的趨近。中國式現代化始終秉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原則，視人民為發展的出發點與落腳點，在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多重維度展現出最廣大的人民性，實現了對資本至上價值原則的超越。

（一）出發點：一切為了人民

現代化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馬克思在青年時期就已確立為人類解放而奮斗的價值立場，隨著理論和實踐的深化，這一立場的科學性逐步彰顯。馬克思以人的主體性發展為邏輯主線，將社會形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人的依賴性”社會。在此階段，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為原始共同體中的直接依賴關系，這種依賴關系與前資本主義社會不發達的生產鏈條、落后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第二個階段是“物的依賴性”社會。隨著生產力的進步，人的主體性在得到提高的同時，又由于生產力與私人性質交往關系的矛盾而逐漸在以物為中介的交往關系中喪失。第三個階段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社會。在此階段，生產力組織形式得到調整，與交往關系相適應。交往關系不再需要物這一中介，人的主體性得到完全釋放，人得以自由、全面發展。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決定了以物的依賴性為本質的社會形態注定會走向滅亡，被共產主義所取代。由此可見，以人民為發展目的具有客觀性與必然性，符合社會發展的進步趨勢。

在資本至上的價值原則下，發展目的被異化為追求剩余價值或利潤的最大化，人成為單向度、片面化的人，逐漸偏離全面發展的目標。從根本上看，這是由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的。資本主義的一切生產活動都圍繞著對剩余價值的追逐展開，追求價值增殖是資本一般的目的，也是資本存在的前提與基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幣作為財富的標志成為人們追逐的對象，“是最高的善”[2]（p245）。創造出剩余價值的勞動者反而淪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犧牲者，資本家利用延長工作日、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等途徑，盡可能地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提高其勞動強度，“不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極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純粹身體的極限。它侵占人體的成長、發育和維持健康所需要的時間”[7]（p360）。在利潤最大化這一尺度的衡量下，人存在的價值僅在于為資本增殖提供動力，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完全被剩余勞動時間侵占，逐漸喪失了自我發展的評價標準，“他們的生命已奉獻給了那些并不屬于他們自己的目標”[8]（p157）。

“發展為了人民”不是抽象的價值懸設，也不是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在中國式現代化中得到徹底踐行的行動指南。首先，發展為了人民，就要準確把握人民現實需求的變化。改革開放后，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要不斷增強，黨和國家將發展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中；新時代以來，人民在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的基礎上，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發展的著力點由此轉變為解決好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其次，發展為了人民，就是緊緊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黨中央將人民群眾最急、最憂、最盼的問題擺在突出位置，針對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領域難題推出一系列重大舉措并予以實施。以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為宗旨、關切人民需求、解決人民需要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為了人民在現實層面的具體表現，也是人民至上價值原則的生動詮釋。

（二）力量源泉：一切依靠人民

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指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所以，關于他通過自身而誕生、關于他的產生過程，他有直觀的、無可辯駁的證明”[9]（p131）。這一證明可以從三個維度展開：首先，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但生產力作為客觀力量無法實現自我運動與解放。勞動者承擔了運用生產力與解放生產力的責任，成為推動歷史前進的關鍵力量。其次，革命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而革命成敗的關鍵在于人民群眾。真正的革命運動必然是人民群眾自發地摧毀舊制度的斗爭，群眾的意愿預示著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最后，改革是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而人民是改革的力量之源。作為創新體制機制、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的必然要求，改革只有與人民利益一致，才能得到群眾的擁護與支持，從而實現成功變革。

人民群眾在中國式現代化歷程中發揮了最根本的力量。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認識到人民群眾是民族前途的根本決定者，因而在革命實踐中緊緊依靠群眾，與群眾形成密切聯系，在最大程度上激發了人民群眾的磅礴偉力。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盡管面臨著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一系列難題，但人民群眾仍發揚斗爭精神，奮斗于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等各個領域，奉獻自己的力量，為改革開放打下堅實基礎?！凹t旗渠”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都是這一時期人民艱苦卓絕地開展國家建設的生動體現。在改革開放時期，人民群眾是黨在推進改革開放事業過程中緊緊依靠的強勁力量，展現出敢于挑戰、勇于創新的面貌，助力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由此可見，人民群眾不但是生產實踐的主體，更是社會變革的推動者，是當之無愧的歷史締造者。

中國共產黨視人民為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始終堅持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注重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毛澤東指出：“群眾觀點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想問題從群眾出發就好辦?！盵10]（p71）鄧小平強調，“黨只有緊緊地依靠群眾，密切地聯系群眾，隨時聽取群眾的呼聲，了解群眾的情緒，代表群眾的利益，才能形成強大的力量，順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項任務”[11]（p342）。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新的征程上，我們必須緊緊依靠人民創造歷史，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站穩人民立場，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尊重人民首創精神，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12]（p9）。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發展中，黨堅持將調查研究與開門問策相結合，了解人民訴求，尊重人民意愿，暢通民意渠道，提高決策水平；通過頂層設計與問計于民的雙重推進，切實將人民實踐過程中的有益經驗有效整合，形成更高水平的理論政策，從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與力量，將人民智慧轉化為促進社會進步的行動指南。由此可見，充分尊重、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為現代化發展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三）落腳點：人民共享成果

人民至上的價值原則最終要在發展成果的分配上得到檢驗。共同富裕是共產主義的重要特征，兩極分化則是資本至上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指出，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自身，創造剩余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7]（p269）。作為人格化的資本，資本家為了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必然不斷地進行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一方面，這使少數大資本家得以積累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面，在資本擴張過程中，資本的有機構成與勞動生產率必然隨著資本家剝削欲望的擴張而不斷提高，但工人人口的增長速度不會因此減緩。在資本邏輯的驅動下，工人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了資本對勞動力的需要的增長速度，就會產生過剩的工人人口。由過剩工人人口形成的產業后備軍反過來成為資本家資本積累的手段，既直接為資本家提供了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儲備，又間接加重了資本家對在職工人的剝削，使得工人階級不僅要經受降薪之苦，而且更加依賴于少數大資本家。馬克思指出，“工人由于人數增加，彼此之間的競爭變得越來越激烈、反常和帶有強制性”[2]（p120） ，一部分工人必然淪為乞丐或陷于餓死的境地，連基本生存都無法保障。由此可見，兩極分化植根于資本主義經濟的本性，是資本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在資本和私有制的作用下，社會財富與社會資源始終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鴻溝逐漸擴大，貧富分化、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等問題頻頻出現，且愈演愈烈。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表現形式。毛澤東明確指出：“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飯吃，大家共同富裕?！盵13]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將共同富裕提高到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他強調：“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盵14]（p330）隨著時代條件的變化，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新的歷史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12] （p116）。

在論述共同富裕的內涵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一的平均主義”[12]（p142）。這就意味著，一方面，共同富裕的主體不是少數人，也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體人民。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巨大的人口體量構成了我國現代化的獨特現實和邏輯起點。以全體人民作為主體，表明中國式現代化是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智慧力量、匯聚全體人民的勞動結晶、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現代化。另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物質至上主義，其成果并不局限在單一的物質層面，而是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的同步發展，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各個領域的協調進步。由此可見，不同于走向階級分化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以共同富裕為本質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將人民作為“閱卷人”，追求全體人民共同享有的全方位、高質量發展道路。

三、滿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目標

價值目標以對價值原則應然狀態的理解和規定為內容，反映價值主體的期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12]（p58）。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人民在認識、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中生成的對于幸福狀態的感知，與時代條件的轉換緊密相關。新時代以來，隨著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層次日益廣泛，從單一的生存需要轉化為全面的美好生活需要，這蘊含人們對各方面理想狀態的期許。中國式現代化以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為價值目標，在已有生產力的基礎上改善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揚棄了導致人片面發展的傳統現代化道路，開啟了人民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的現代化新境域。

（一）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

從人與自身的關系來看，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滿足表現為通過實踐不斷發展并滿足自身的需求，實現自身在物質、精神等層面的全面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盵15]（p22）要滿足人民物質與精神層面的雙重富足，就必須保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在現代化進程中，物質文明能夠為精神文明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前提，是現代化發展的根基；精神文明則可以反作用于物質文明，為物質文明提供動力，是現代化發展的靈魂。

“資本至上”價值原則下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文明具有片面性，這種片面性集中表現為物質主義的膨脹以及精神文明的虛無。物質主義指狂熱地追求物質生產、占有與享受，并認為物質財富高于一切。資本作為投入生產過程中追求自身增殖的剩余價值，必然通過其所支配的物質力量不斷追求擴張與積累。在資本增殖的驅使下，人們會片面追求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經濟利益最大化，并以此形成評價維度，而這會導致人的生存樣式和精神世界的異化。物質主義不僅是資本邏輯運行的必然結果，也是一種麻痹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鎮靜劑”，往往被用來維持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虛假繁榮。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15]（p22）。保持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之間的張力，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消除物化的負面影響，是中國式現代化建構中的重要價值目標。改革開放后，為了防止外來消極文化的侵蝕和市場經濟帶來的功利主義價值觀的不利影響，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是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和重要保證”的論斷，并將“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作為國家的重大戰略任務。鄧小平指出，我們國家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我們要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水平，發展高尚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11] （p208）。

新時代以來，“兩個文明”的關系問題得到高度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以辯證的、全面的、平衡的觀點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16]（p324）。辯證地看，物質文明建設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物質基礎，精神文明建設為物質文明建設提供精神動力。二者互為條件、相互補充，都是促進社會與人自身全面發展的必要環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高樓大廈在我國大地上遍地林立時，中華民族精神的大廈也應該巍然聳立?！盵17]（p122）平衡則意味著要把握好兩者之間的均衡、協調發展，不能偏重一方忽視另一方。人是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的統一體，加強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有利于人向“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質”趨近，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作用于人對美好生活需要目標的實現。

（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民生活與生產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實現美好生活的必要條件。自然環境為人們提供生存空間和生活場所，是生活的天然物質源泉。自人類誕生起，自然便源源不斷地為人類提供勞動活動的場所以及生產資料，使人們得以展開勞作。生態環境的優美程度和可持續程度影響著人民的幸福感，只有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條件下，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才能被滿足。

隨著工業化的展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使人們的創造能力得到了空前提升，而人們沉醉在因支配自然而取得的勝利中，喪失了應有的警惕。在資本邏輯主導的現代化下，人與自然的矛盾表現得尤為尖銳。資本的到來打破了自然的神秘，消除了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感。在“效用原則”的支配下，自然界被貼上“有用性”標簽，遭到無限制的攫取，包括各種不可再生資源，如礦產資源、化石能源等。在資本增殖本性的驅使下，資本向各處滲透、擴張，打破了自然與社會的界限，無止境地掠奪自然資源。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自身優勢，將傳統的高污染產業和有害垃圾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廣大發展中國家成為環境污染破壞的承受者。這種做法不僅未從本質上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反而使這一矛盾成為全球性的矛盾。

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反思與系統總結傳統現代化發展方式帶來的生態問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將“綠色發展”正式上升為黨和國家的執政理念，并將“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納入“十三五”規劃的任務目標。傳統的生產力理論以主客二分的思維將經濟發展與自然保護對立起來，實際上，兩者并不相悖。習近平總書記將生態環境視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明確指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16]（p209）。這一論斷突破了傳統認識框架的束縛，使自然環境從生產力的外圍進入生產力的內核，從根本上扭轉了生態環境的地位。除此之外，習近平總書記還提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理念，將增進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根本價值訴求[18]。在2018年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一系列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態文明建設目標，如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深入實施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全面落實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等①。將生態環境作為民生的重要內容強調，不僅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指引了新的方向，也更加凸顯了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間的張力。

（三）社會生活安定有序

從人與社會的層面看，作為社會存在物，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結成各樣的社會關系，形成了一定的社會體系。社會生活是人民需求的基本維度，包含著人民最關切的教育、就業、收入、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等問題。社會生活質量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能否得到保障。因此，社會生活的安定有序是衡量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尺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只體現在物質文化生活上，而且體現為“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 [19]（p4）。

社會生活安定有序的首要條件是社會安全。新時代條件下，“安全”的內涵和外延都有所發展。人民對安全的需求從傳統的國家安全、社會穩定不斷擴展到衣、食、住、行乃至網絡、生態等多個領域。因此，必須夯實國家安全的社會基礎，有效防范、化解各類安全風險，才能有效保障人民的安全感。在社會安全得到保障的基礎上，教育、就業、醫療等民生問題構成了人民幸福感的關鍵環節。首先，教育是實現人類傳承、創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徑，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然需求。要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必須尊重人民對于優質教育資源的利益訴求，提高教育供給質量。同時，還應完善教育資源的配置機制，增強教育資源配置的有效性與公平性。其次，就業是最大的民生，高質量就業是人民群眾實現美好生活的基礎。我國通過就業優先政策的實施、就業服務體系的完善等，保證了就業狀況的穩定改善。在此基礎上，人民對就業的質和量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對經濟社會的新特點與勞動力市場供求的新趨勢，必須以高質量發展促高質量就業，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拓展就業空間，在創造就業機會的同時注重就業權益的保障，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的就業。最后，隨著人民群眾科學文化素質的提升，人民對衛生健康、醫療保障的需求不斷升高。要妥善解決“看病貴”“看病難”等現實問題，必須持續貫徹并全面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不斷健全城鄉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繼續完善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并加強行業監管，形成全面綜合的醫療監管體系。民生的改善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工作，只有堅持“念民之所憂，行民之所盼”，才能向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價值目標日益趨近。

馬克思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4]（p42）。利益為誰而謀，受眾是多數還是少數，成為區別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其他現代化的重要標志。社會主義的人民性以廣大勞動人民為主體，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原則，以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為價值目標，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中國式現代化準確把握了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緊緊圍繞人民展開理論與實踐活動，不僅實現了對西方現代化模式的破解與超越，而且為全球性的現代化發展注入了新的價值理念。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的主旨講話[N].人民日報，2023-03-16（02）.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習近平.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J].求是，2023（11）.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美]埃里?！じチ_姆.逃避自由[M].陳學明，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毛澤東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13]毛澤東.全國工商聯執委會會議告全國工商界書[N].人民日報，1955-11-22（01）.

[14]冷溶，汪作玲.鄧小平年譜（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15]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6]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

[18]汪信硯.論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3（7）.

[1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責任編輯? ?羅雨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