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重建：農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實現的路徑選擇

[摘 要] 在城鎮化帶來代際空間分離的背景下，農村家庭養老功能有所弱化，老年人缺乏精神慰藉問題隨之顯現。作為擴大化的“家”，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對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滿足有著促進作用。在轉型期，留守預期下的養老需求耦合以及熟人社會的去階層效應，構成老年人面向村莊交往的展開基礎，但這種依托村莊社會、通過主體交往的日?；裎拷迓窂饺缃裨庥龆嘀靥魬?，具體表現為閑暇時間短缺帶來的退而無休、公共空間式微帶來的無處可尋、工具理性籠罩帶來的文化限權、土地權屬固化帶來的利益脫嵌。為此，可以借助家庭政策供給與治理規則嵌入、加快自治組織引領與留守主體整合、推動積極老齡化理念傳播與精英示范、引導農地確權模式創新與議題設置來拓展老年人面向村莊交往所需的時間自由度、空間公共性、文化友好性和關系彈性化，從而助力老年人實現從活著到生活的價值增值。

[關鍵詞] 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精神慰藉；低成本；高福利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3.011

[中圖分類號] C913.6?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3-0099-10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村莊治理現代化的區域差異研究”（18ASH002）。

作者簡介：王進文（1993—），男，社會學博士，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伴隨社會生產力和醫療保健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口老齡化已經從西方困擾逐步演變為全球議題。作為起步晚但增長快的后發壓縮型國家，中國僅僅用了20年左右的時間便邁入中度人口老齡化階段，而且這種增長勢頭大概要到21世紀五六十年代才會達到頂峰，并將繼續維持30%左右的老齡化水平。在整個不斷增長區間中，2015—2035年是我國社會撫養比相對較低、老年人口結構相對最年輕的時間段[1]（p140），因此能否抓住這個關鍵窗口期并在其中有所作為、做好準備工作，將直接影響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實施效果。從區域差異來看，經濟發展水平的城鄉失衡與人口老齡化水平的城鄉倒置，凸顯了農村作為老齡社會治理突破口的一線位置。近些年來，農村老年人作為流動時代的留守對象，其精神孤獨、自我排斥等心理健康狀況日益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但低成本、高福利的老年人精神慰藉實現路徑尚未被探索出來，既有研究的理論貧困呼喚著基層經驗中的實踐智慧。這是本文結合多地農村調研經驗提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重建”這一路徑的起點。

一、問題的提出：農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困”與“解”

就人的生物性來說，衰老是一個自然進程，屬于個體及其家庭的關心事項，但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與醫療保障技術的進步，當前整個社會人口結構都在逐漸老化，這樣，不僅原先困頓于西方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正在成為全球議題，而且微觀生命老化的個體歷程也愈發關聯起宏觀人口結構中的公共政策。作為一個后發壓縮型國家，中國人口老齡化雖然起步晚，但是增長速度快。從區域差異來看，受到城鎮化進程和打工經濟模式的助推，農村中青年群體大量流向城市務工定居，由此塑造出我國人口老齡化水平的城鄉倒置特征。

與以往不同的是，出于對婚姻穩定性、兒童教育等因素的綜合考慮，農村年輕子代越來越多地選擇舉家進城模式，而不是單身一人或夫妻進城。從結果來看，這種模式保證了子代家庭關系和諧與情感能量傳遞，但同時讓子代反饋父代的傳統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誠然，與西方“國家—個人”的二元關系結構不同，中國社會呈現出來的是“國家—家庭—個人”三元關系模式，其中，家庭并不是現代化理論所指稱的那樣不足輕重，也并不是“作為整個社會結構的一小部分”[2]（p4），相反，它既是家庭成員走向村莊這一公共領域的基本憑借，也是獲取經濟支持的倚靠對象，更是其實現生命價值和倫理意義的首屬場域。因此，僅僅從經濟方面來談家庭關系是不全面的，還應該看到家庭成員在精神方面的贍養作用[3]（p12-14）。

作為生產生活一體化的基本單位，家庭具有經濟支持、生活照料與精神贍養的養老傳統，但它在集體化時期一度遭到“中斷”。即便在改革開放之后，高漲的生活成本與沉重的農業稅費也給農民家庭帶來不小壓力，因為經濟資源分配流向問題爭吵不休的家庭案例并不少見，有些老人因為氣不過而選擇自殺的情況也時有發生，甚至有些地方建構出一套“老了就該死”的“自殺秩序”[4]（p165）。在此背景下，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從資源視角切入，要求國家加大對農村養老服務和公共政策的支持力度，提高老年人的物質生活質量，解決生活照料難題。作為回應，國家取消了農業稅費，提高了農村基礎養老金，老年人的經濟貧困問題由此得到了大幅緩解。當下，農村養老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健全與“女兒養老”模式的日漸風靡，已然使留守老人擺脫了溫飽達標的底線養老困境，但這種物質上的溫飽有余正在遭遇精神上的情感空虛，可謂是“按下葫蘆浮起瓢”。

究其原因，由于深度嵌入市場務工體系，當前外出務工的農村中青年群體已經被市場系統所圍困，基本只是在特殊時點（如過年或老人生大?。┓掂l，而平時僅僅不定頻次打電話問候，?；丶铱纯唇醭闪死夏耆俗畲蟮那楦猩萸?。面對這種長期的家庭代際空間分離和主體交往缺場，他們的自我邊緣、安全感低、精神孤寂等心理健康問題日益進入公眾視野。站在積極老齡化的立場，如何找到一條“低成本、高福利”的農村老年人精神慰藉路徑，已經成為21世紀向社會科學共同體提出的重大時代課題和學術命題。

學界較長時期以來持續關注農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滿足問題，并形成頗豐的研究成果，但多數研究是沿著心理學的個體干預方法展開的。比如有學者認為，通過經常性的體育鍛煉，老年人的個體認知靈活性和應對敏捷度將有所提高，容易產生一種精神上的超越體驗，從而強化自身的掌控感與價值感以及心理彈性水平[5]（p191-194）。然而，這種由專業人員實施的個體干預服務模式超脫了我國未富先老的國情現實，因此只能在某些特定地區、特定人群中才有適用的可行空間。不同于這種個體化的心理治療服務，孫薇薇與景軍提出了社會心理服務的社區干預方案，即在社區層面推動友鄰關系整合與村莊社會關聯，營造適配農村老年人認知層次與能力結構的社會交往氛圍，這種方法被認為能夠強化個人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拓展老年人獲取精神慰藉的主體范圍和支持結構[6]（p22）。正是因為“一個人必須與他人保持接觸與交往，否則他就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不能過人的生活”[7]（p10），社會交往才越發凸顯出在滿足農村老年人精神需求與情感空缺時的中堅作用。

多數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的空間范域基本拘囿于家庭內部與所在熟人村落，但由于家庭成員的長期缺場，面向村莊社會漸漸成為老年人社會交往的重要實踐場景和呈現方式。具體來講，身處鄉土社會，一方面老年人對村莊人/物高度熟悉使其社會交往過程更加自然和順意，另一方面村莊生活生產實踐具有一體化、總體性的特點，使得彼此間的人際交往更多穿插在這些日常性活動之中，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展開。從結果來看，這種社會交往可以產生對自己和他人的責任感，增加互惠互益和相互支持，減少心理焦慮與孤獨情緒[8]（p80-82）。有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在轉型時期，農村老年人既不會作為客體被動地接受心理關懷服務，也不會僅僅滿足于與文化公共品“物”的互動，而是更容易實現于村莊主體間性的日常社會交往中[9]（p73-80）。相對來說，這是一條比較低成本、可操作、日?；木裎拷逋緩絒10]（p59-69）。

然而，現代性進村背景下，鄉村社會的基礎結構和日常生活秩序發生了大轉型。其中，作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劇目，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實踐越來越難以展開，其精神面貌與生活狀態也因此深受影響。針對這一現狀，既有研究著墨甚少，這給本文的推進留下了足夠的表述空間。本文以社會交往為核心概念，以農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滿足為指向，著重分析轉型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的運行基礎、實踐困境與突圍路徑，并概要性地廓清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重建過程中應該持守的實踐立場。對上述問題的有效回應，既是助力農村老年人過上美好晚年生活的應有之義，也是以面對社會、改造社會的態度重構社會科學（尤其是老年社會學）合法性的現實抉擇。

二、何以可能：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展開的支持條件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迄今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一定條件下的個人交往，而不是單純的個人交往，這是因為只有在真正的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才能獲得主體間性和形式純粹的交往體驗。我國農村地區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不是隨心隨意就能發生了的，它同樣需要依托村莊內部的相關支持條件才能進行。而養老需求耦合機制、去階層分化機制構成當前農村老年人進行社會交往的支持條件。

（一）需求耦合：老年人面向村莊交往的主體動力

在城鄉推拉力作用下，農村中青年群體基本上都進入城市尋求務工或發展機會，并在“干中學”的過程中習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觀念，甚至在很多時候他們對城市社會的熟悉程度遠高于所在家鄉。但受到經濟變現能力與鄉土情結觀念的雙重約束，老年人通常有著較為確定的留守預期和在村期待。父子兩代（家庭）很可能會因為居住空間分離和身體缺場而無法形成經常性的面對面互動。除了物理空間受阻之外，代際間的文化區隔也會影響老年人在家庭內部的社會交往體驗和情感表達意愿，最常見的事例便是年輕一代即便在飯桌上也常常拿著手機，低著頭忙著處理“遠距離”的公務或私事，而對來自父代的“近距離”問候則更多表現出一問一答式的交往模式，因此父子兩代難以通過交談形成情感共振與情感反饋，于是才有老年人在調研訪談現場發出的“既然說了也不聽，那就算了，別自討沒趣”的慨嘆。

在“家本位”的倫理規定下，老年父代只是偶爾發發牢騷，而不會向其他村民表露自身的不滿情緒，以免子代落個“不懂事”乃至“不孝”的名聲。當家庭交往機會空間大幅減縮之后，過去一度承擔化解從家庭中溢出的養老問題的村莊——作為擴大化的“家”，便成了老年人尋求社會交往和精神支持的空間依托。究其原因，在村莊中，多數留守老人的年齡結構、健康狀況與心理特征具有很強的同質性和相似性，他們或多或少地遭遇著精神慰藉困境，這種相對一致的養老需求使得他們更有動力去相互交往和彼此關照。農村獨居老人通常比與子女住在一起的老人更能接受超出家庭之外的非傳統養老方式（比如互助養老）[11]（p68-72），更愿意參與到村莊公共活動和日常交往實踐當中。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存在面向村莊的一致互助意愿只是老年人開展村莊社會交往的第一步，能否將這種交往意愿順利轉化成具有合作生產養老福利功能的集體交往行動還需要以下條件的協同配合。

（二）去階層分化：老年人面向村莊交往的社會基礎

社會交往是在一定的時空場景中發生和可持續化的，不同的空間狀態塑造著不同的主體互動體驗。比如在城市社區，人們的生產生活實踐是分開進行的，且多數群體的社會關系網絡是由業緣和趣緣所編織的，因而通常超脫于本地社區。在這種陌生化的生活空間結構中，農村老年人往往淪為城市系統與家庭空間中的邊緣人和依附者，其社會交往和群體卷入需求很難得到充分滿足。相比于城市社區空間的陌生化和區隔化，當前村莊仍舊是熟人社會，身處其中的老年人對周圍世界有著較強的掌握感和應對能力，能以主體性的姿態開展交往活動。更重要的是，正是身處熟人社會，老年人才比較重視面子、權威等社會性收益的積攢獲得，這是其自我實現或者說“會做人”的重要評判標準。而這些收益需要老年人積極參與村莊公共事務和社會交往，將局限于家庭的“自我”建構為心懷村莊的“擴大化的自我”[12]（p16），由此實現了社會交往主體的橫向拓展。

然而，在東部發達地區農村，這種橫向層面的主體交往不時遭到縱向層面的階層分化的阻隔。村莊內部的巨大經濟分化帶來了村民間的社會分化，那些處于弱勢階層的家庭在支出有限的情況下只得選擇退出村莊交往過程，甚至有人產生了怨恨的心態。在此種生活格局下，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狀況可想而知。而對于中西部農村地區來說，村莊尚未形成階層分化和社會區隔，熟人社會內部存在的“去階層分化”機制依舊在起作用。這一機制由以血緣和地緣關系為中介的社會基礎、以半耕半工結構為中介的經濟基礎、以上層走出村莊為中介的價值基礎組成[13]（p102-119），有助于消解主體互動過程的區隔和交往成本的高漲，保證老年人所在交往空間的開放性與包容性，營造了良好的溝通交往情境。

三、遭致圍困：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困境的實踐表征

社會個體除了要滿足基礎性的物質需求，還有著獲得社交需求與自我實現需求的本體性傾向。然而，隨著現代性以狂飆突進勢頭下鄉，農村社會發生了很大程度的個體化、理性化和流動化轉向，這種轉向把村民拋離出既有的社會秩序軌道，改變了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領域[14]（p4）。其中，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領域被改變了，進而造成老年人有交往之意愿而無交往之條件的現實難題。

（一）退而無休：閑暇時間短缺帶來村莊交往困境

在鄉土中國時代，農村老年人通常在家庭資源流向和權力行使方面具有支配性地位，享有當家權。從權責關系來看，這種當家權既是一種權力，同時也是一種責任。其中，盡其所能幫助子代完成結婚生子便是他們最大的人生任務和職責所在。一旦子代成家立業，父代便可以自然地進入養老狀態，享受著子代提供的經濟供養和精神支持。而在“自養”到“子養”的較長生命跨度中，父代其實有著較為充裕的時間去開展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因此這一時期的老年人才在公共交往中烙上了桑內特意義上的“公共人”烙印。

進入社會轉型期，原先作為“公眾”的農村老年人正在轉化為“退回狹窄的私人生活、很少進行社會交往、更多關心自身利益”的“大眾（mass）”[15]（p402）。究其原因，在市場化和城鎮化進程的雙重推動下，農民家庭普遍面臨著發展目標擴大化的外部壓力，不僅要幫助子代完成結婚生子這一簡單再生產任務，還要協助他們實現進城買房這一擴大化再生產目標。更重要的是，在“親子一體”的文化倫理規定下，農村老年人基本沒有多少退出的余地和空間，只能“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硬著頭皮也要上”。作為創造條件的一種呈現方式，他們不僅一再延遲子代的供養時間，降低養老預期，而且內化了“生命不息，勞動不止”“死奔一輩子”的新型生活態度。多地農村調研發現，大多數低齡老人普遍種了6—7畝田地，雖然農業機械化服務和土地細碎化治理讓種田不再像過去那么辛苦和勞累，但由此節省出來的時間并沒有用于老年人的日常閑暇和養老需求，而是耗散在從事各種零工（如卸貨工、修路工）上?？梢哉f，在家庭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農村老年人仍舊處于“退而無休”的養老狀態，閑暇時間短缺使其村莊社會交往過程難以展開。

（二）無處可尋：公共空間式微誘發村莊交往困境

時間與空間是人類定位自身的一對根本范疇。在前現代時期，“空間因為站在闡釋、分析、死亡、固定還有惰性的一邊”而遭到貶值[16]（p152-153），甚至出現了用“時間消滅空間”的說法。直到20世紀后半期，西方社會科學界才迎來一波“空間轉向（space turn）”思潮，自此開始，空間除了作為地域性概念的“地點”出現外，還作為交織著各類客觀關系的場域存在，任何具體的社會實踐活動都依托空間展開，并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空間的建構與再生產。村莊是人們生活的物理空間，它的物理性因承載日常交往和文化活動而獲得公共性與歷史感。對于長期生活在村莊的老年人來講，這些公共空間曾是他們進行社會交往的基本載體，沉淀了他們對村莊的集體記憶以及對他者的道義關懷。

不過，村莊這一公共空間發揮作用需要“具有足夠數量且組織起來的行動者”[17]（p325），否則既有空間秩序及其實踐效果便難以維持下去。從多地農村調研來看，村莊內的公共空間普遍處于萎縮狀態，由此連帶著造成老年人社會交往載體的缺失。具體來看，就行動者來說，在打工經濟興起之后，農村中青年的大規模、長時段外流使得村莊成了“無主體熟人社會”，原來一些大型的公共文化活動因為缺乏參與者而不得不取消，甚至像紅白喜事之類的傳統儀式活動也開始采取市場替代的方式。沒有這些公共活動作為交往契機，老年人便難以從村莊內尋獲精神動力和情感支持。就組織化來說，隨著國家基層政權建設的持續推進，原本運行于科層組織的行政邏輯逐步滲透到村級自治領域，造成了村級組織的正式化和規范化，塑造了其“對上負責”的行為取向。加上老齡工作基本不作為上級的中心任務，村級組織基本無暇顧及老年人的正常養老需要，缺乏把留守老年人組織起來重構公共空間的內生動力?？傊?，鄉村公共空間的日漸萎縮所表征的不只是老年人交往機會的窄化，也包括村莊活力、動力與合力的弱化。

（三）文化限權：工具理性籠罩造成村莊交往困境

不同的文化形式和內容會形塑不同的文化人格和認知框架。在費孝通所勾勒的鄉土中國時期，受到社會結構穩定和生計結構單一等因素的綜合影響，老年人具有較高的文化權威與社會地位，他們更多是作為“集體的老人”，而不是“某家的老人”存在。進一步說，此時老年人是一種象征符號和公共身份，能夠憑借在村莊歷史中形成的道德施加影響力，主導乃至定義著村莊內部的評價尺度與輿論走向[18]（p108）。因此，這一時期農村老年人養老問題并不構成涂爾干意義上的“社會事實”，即便在家庭中難以獲得情感關懷與精神慰藉，也能在村莊內部的尊老敬老文化滋養下得到滿足。而且，在進行交往溝通時，年輕一輩并不會流露出厭煩之類的態度，反而有時主動邀請老年人參與進來。

到了現在，經西方話語與城市文化的雙重植入，原先支撐“以老為尊”文化話語的生計結構與組織基礎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農民經濟理性的增長與個體本位意識的崛起，這產生了兩個后果：其一，“老而無用”逐漸取代“生產主力”成了村民（尤其是年輕一代）看待老年人的認知圖式和自然態度。多地農村調研顯示，把老人當作家庭負擔的言論已經傳播已久。在此種非友好型文化氛圍下，老年人通常會自覺地從村莊公共空間退出，重新回到家庭，做些諸如看家護院之類的力所能及的事情，以減輕自己的愧疚感。其二，在發展話語的總體籠罩下，村莊社會交往越發從禮的互惠原則轉向了利的實用原則?！坝欣麆t往”是不少村民的日常交往法則。對多數老年人來說，一方面他們的經濟資本和人脈網絡比較薄弱，另一方面他們進行社會交往是以情感共鳴為導向的，因此帶有強目的性、實用性的主體互動并不能給他們帶來精神舒展與生活動力。一言蔽之，面對“老而無用”的認知圖式和“有利則往”的交往邏輯，農村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過程困難重重，其所處的交往場景距離哈貝馬斯意義上的“理想溝通情境”相較甚遠。

（四）利益脫嵌：土地權屬固化催生村莊交往困境

伴隨農村社會的流動性和個體化轉向，老年人成了流動村莊的留守群體，相比之前村莊主體結構的完整，如今老年人所能接觸和交往的生活主體相當有限，更多是老年人之間的日?；优c你來我往。加上市場購買服務模式日漸興起，村莊內部的互助倫理、熟人信任與社會關聯更是弱化不少，其結果便是，一方面村民間打交道的機會空間有所減少，另一方面村民間的關系修復機制趨向失靈。面對此種境況，一條通過利益關聯形成“緊密利益共同體”，進而促動社會聯系增加的研究路徑被發明出來。這是因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正是憑借不同利益的共同之處，（村莊）社會的聯系才由此增強[19]（p82）。

在中國，土地不僅僅是一種資源要素，還具有復雜的政治屬性。這種政治性首先表現為農村土地制度的集體屬性賦予了村級組織進行土地統籌、維系土地秩序、建構共同利益的權能。村級組織常常以土地調整為抓手，以公平性與均衡性為原則，借助村莊主體動員的方式平息圍繞土地產生的人際矛盾，最終實現以人地關系平衡促動人際關系和解的根本目的。一旦土地成為塑造村莊利益關聯的最大公約數或有效調節變量時，人際關系就能夠重新編織和結構化，彼此間的社會交往才會正?；涂沙掷m化。然而，在西方新自由主義話語和產權理論的長久影響下，一股“農地財產化”“地權私有化”的公開論調甚囂塵上。更重要的是，當前各地已經完成了“三權分置”改革，并大力強調土地經營權的物權地位。而這種做法在賀雪峰看來，將會弱化村社集體的土地整合權力和村級治理能力，使其在涉及土地矛盾、面對權利個體時處于非常被動和尷尬的位置[20]（p203）。其結果便是，事件型矛盾及其背后郁結的“氣”會從土地問題中溢出來，滲透到村莊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有礙老年人精神慰藉問題上升為村莊的公共議題，還讓老年人難以在村莊交往中感受到溫暖與自在。

四、邁向重建：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路徑的現實貫通

近些年，無論是媒體眼中的“孤獨的守望者”，還是學術界筆下的“寂寞群體”，農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和心理健康問題已經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作為一種應對方式，社會交往被認為是老年人獲得心理溝通與社會支持的一條低成本、日?；窂?。然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當前農村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遭遇到多重實踐困境，影響了他們對美好晚年生活的向往。立足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經上升到國家戰略的新時代語境，探索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重建的可行路徑已成為當下最為迫切的工作事項。這也是本文所要著重回應的核心內容。

（一）通過家庭政策供給與治理規則嵌入，拓展面向村莊交往的時間自由度

家庭是村莊共同體建構的基本單位，具有鮮明的社區性特征。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老年人從家庭交往延伸到村莊交往的過程，其實表征的是“自我”升華為“擴大化自我”。無論哪種交往類型，過去都能給老年人提供精神動力與情感支持。然而，伴隨著現代性要素下鄉，農村家庭普遍面臨著發展目標擴大化的壓力，而“親子一體”的文化倫理也往往使得老年人或被動或主動卷入子代家庭的發展事業，只能通過自我剝削勞動價值與閑暇時間等方式來為子代分憂，避免自身成為子代發展的負擔。正是這種退而不休的連續勞動安排讓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時遭遇到了“時間荒”，處于閑而不暇、不敢玩的生活狀態。而克服這一難題的關鍵在于“一高一低”的配合，其中“一高”是指提高農村家庭發展能力，“一低”是指減輕家庭生活負擔。如今，面對“找回國家”的學術呼吁和公民期待，我國政府作為一個行為主體和組織單元，應該借助政策及其與社會集團的關系影響社會過程，調整公共政策，明確基層治理方向[21]（p3-10），助力老年人過上美好晚年生活。

第一，加強家庭發展能力的政策供給，建構符合新時代的發展型家庭政策體系，以便讓老年人在家庭力量支持下追求自己的生活，擁有自己的活法。在過去很長時間，“國家賦予家庭更多的保障職責，卻對家庭的支持力度有限”，這從“家庭在公共政策領域內是一個很少被提及的概念”中可見真相。因此到了現在，首先要有“無論時代發生多大變化，都應重視家庭建設”的政治站位，破除“去家庭化”的話語迷思，把家庭重新納入家庭政策體系的建構范疇，使其成為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一個重要抓手和政策工具；其次，要將家庭政策的性質從“缺陷干預”盡快調整為“資產投資”[22]（p91-92），提高家庭內在的保障能力與抗逆力；再次，從原先的“特殊殘補型”調整為“適度普惠型”，讓確有需要的低收入家庭分享發展成果與養老福利；最后要將家庭政策的靶定單元從個人調整為家庭整體，這樣，作為家庭中弱勢成員的老年人便可以不完全依賴家庭，而是從政策渠道尋求滿足個體生活需要和精神慰藉的社會支持，并強化他們參與村莊交往的正當性與自在性。

第二，加大村莊生活治理力度，整治各種攀比風、彩禮風和人情風，讓家庭從“甜蜜的負擔”中解放出來，避免出現透支型消費的家庭后果。在發展話語的總體支配下，當前農村人互動的價值取向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人情往來的逐利傾向與人情項目的花樣百出，一般家庭年度人情支出也要上萬元。而家庭資源總量的有限與配置方向的下行，勢必會帶來家庭生活成本的高漲與家庭代際關系的異化。是故，對于這些生活治理領域，國家要有意識地嵌入村莊內部，采用制度認證和申請報備的方式為農民交往行為提供新的操作標準和處事依據[23]（p94），以此營造實質大于形式、禮大于利的在地化交往風氣。一旦農民的日常生活交往規則得以重塑，不僅農民家庭生活負擔會有所減輕，而且村莊交往風氣也將回歸純粹、包容與友好。顯然，這將使老年人有更多的時間與動力參與村莊交往，并從中獲得精神滿足與美好體驗。

（二）通過自治組織引領與留守主體整合，營造面向村莊交往的空間公共性

在空間社會學理論視域下，空間不僅能夠生產社會關系，而且還為社會關系所建構[24]（p94）。延伸來說，村莊公共空間是老年人進行社會交往的重要載體，但它并不單純是一種物的形式，相反其中沉淀了個體情感、群體記憶與社會關系網絡。尤其在家庭交往空間不復從前的時候，村莊公共空間一度成為老年人表達自我與關聯他者的首要憑借。如今，在流動現代性的持續涌現下，這一空間因缺乏留守群體的話語在場與村治主體的組織動員而日漸衰落，其內含的社會性與公共性也有所褪去，使得老年人的情感歸屬無法完成從家庭到村莊的拓展。為了扭轉這一形勢，對村莊公共空間進行利老化營造是相當重要的。就具體路徑而言：

一方面，作為“當家人”，村級組織應自覺平衡村務與政務的關系，借助基層服務型政府建設契機，完成從管理型到服務型、從對上到對下的角色回歸。在過去的自治框架下，村莊公共空間營造與老年人養老服務供給是村級組織關注的重要事項，但近年來行政化邏輯的總體支配與各種形式主義作風的浮現，使村級組織更多位于黨群服務中心從事組織內建設，很少有時間有精力了解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困境與社會交往需求，也對營造屬于非中心工作的村莊公共空間不抱興趣。作為調整，村級組織應積極領會和貫徹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將老年人的生活困頓與養老需求放在心里，落實在具體行動中，從而形成真正有意義、可持續、針對性的養老服務覆蓋。與此同時，要把沉淀集體記憶的有形物理空間（如古井、曬場）和制度化的組織活動形式（如小組會）充分利用與活化起來，重建適配老年人身體能力與文化趣味的參與空間和交往場景，以主體性的方式回應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從而發揮自身作為規制性主體在社會互動空間營造中的組織貢獻。

另一方面，考慮到養老需求的相似性與個體回應能力的有限性，把老年人組織起來進行互助幫扶和公共空間營造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以筆者調研的鄂南D村為例，在村干部和老黨員的倡議動員下，D村組建了以助老、以村為旨歸，以低門檻進入、低成本運行為特點的老年人志愿服務隊，該服務隊用了五年時間摸索形成了三個相對常規的集體活動方式，分別為組織義務撿拾垃圾、廣場舞活動和居家聚餐。相比打牌、曬太陽、看電視等個體性的消遣方式，這些常規性活動或組織化空間具有實現自然時間的社會增值的價值生產能力，能讓老年人在集體化組織空間中獲得一種新的生活節奏感與主體參與感，獲得“樂在其中不知歸”的精神滿足、生活樂趣與心理體驗，最終實現從鮑曼筆下“自我廢棄的生命”到貝克筆下“自我規劃的行動者”的跨越。志愿服務活動中的分工合作與組織動員，帶來的是老年人之間的深度交往和社會關聯，指向的是有意義的生活，而非空洞化的活著。一言蔽之，倘若空間通過實踐活動生產社會關系已經成為學術共識，那么，D村的地方經驗同樣證成了以公共空間營造促動人際結構柔化的可能。

（三）通過積極老齡化理念傳播與精英示范，提高面向村莊交往的文化友好性

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一書中，哈貝馬斯指出，交往行為和生活世界構成了一對互補的概念，其中，生活世界是社會主體間交往行為的既定背景[25]（p386）。對于多數老年人來說，村莊是他們進行社會交往的日常生活世界，對周邊人或事的高度熟悉也使得彼此間的交往過程更具親和性與主體間性。但理性與資本的現代性下鄉逐步推動了我國鄉村日常生活的結構轉型，具體表現為以老為尊的公共話語式微與友好取向的交往規則解構，村莊社會交往也由此走向淺表化與工具化，難以滋養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空間。因此，要重建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文化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視。具體來說：

第一，加大積極老齡化理念的宣傳力度，肯定老年人在家庭發展與村莊建設中的主體地位與主體性意識。借助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成為國家戰略的契機，上級政府可適當提高對鄉鎮老齡辦的考核壓力，促使他們把黨和國家的養老政策“送下鄉”。而在“送”的方式上，不能一味沿用過去那種在村頭樹立公告欄的宣傳模式以及過于規范化和正式化的宣傳風格，還應該利用圖片、視頻等傳播載體，降低包括老年人在內的村民們的接受門檻和理解難度，讓他們真正聽得懂這些政策并入腦入心，激起關于每個家里都有老人、每個人都會老的社會想象。一旦村莊中只存在老年人和正在變老的人兩種群體，重視老年人養老狀況和社會交往需求便有了多數支持結構和正當性基礎，尊老文化規范才能成為村莊共識，老年友好氛圍才能生成。

第二，有意識地吸納村莊精英，發揮他們的文化引領和示范作用，重構村莊社會交往的價值規范和互動邊界。在鄉土社會，熟人村落內部存在內生性精英生產土壤。這些精英往往是村莊里的“公共人”，能夠影響公共生活和輿論導向，因此有必要對其加以吸納整合，讓他們成為敬老鄉風和孝道倫理的擔綱者，成為“為利而往”等工具化交往行為的規制者。其實，當前農民深知以人情互動為表現形式的社會交往已經成為“甜蜜的負擔”，只是礙于面子以及前期投入而只能選擇跟風甚至加碼，而只要引導村莊精英積極介入進來，帶頭示范，農民便會順勢退出原本不情愿的社會交往活動而不會遭受輿論壓力。只有村莊交往回歸到真誠性、純粹性的實踐樣態，它才會對老年人有吸引力，才能創造出老年人所需要的最觸動人心、最具主體間性的精神力量和內在動力?？偟膩碚f，無論是激活尊老文化傳統，還是純化社會交往動機，都有助于改善老年人面向村莊社會的溝通情境，提高村民接納和關懷老年人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這種由少數人開始的自覺將會引發（大多數人）注意的主動性，幫助我們采取較為協調一致的行動方案，來抵制那些奉行個人主義意識形態的交往行為[26]（p411-417）。

（四）通過創新農地確權模式與議題設置，推動面向村莊交往的關系彈性化

在低流動的社會結構中，農民面向村莊的生活預期比較確定與穩定，因此在社會交往時通常會尊重地方知識和集體規范，即便偶發矛盾也大多訴諸各種非正式的解糾機制?，F如今，流動現代性的持續涌動所帶來的不只是農民身體的缺場化，還包括心靈的“去集體化”。于是，當村莊出現人際關系矛盾時，村民便不會總是在既有的社會治理框架中進行是非判定，而是會選擇從外借力（無論是法律還是暴力），由此帶來的規則混亂不僅會沖擊村莊既有群體的共識型規范，還增加了人際關系修復成本和難度。

對于當前的留守老人來說，土地矛盾以及經由土地矛盾引發的生活矛盾是他們面臨的主要矛盾類型，不過，以清晰化、穩定性為目標的土地確權政策正在消解此類矛盾化解機制。從目標設定來看，土地確權旨在通過土地流轉與產業分工來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但這種就農業而談土地的分析路徑，只是把土地當成一類生產資料，忽視了它內含的感情性、社會性與政治性特征，由此不僅導致農地產權穩定的實踐效果與其目標設定間存在落差——“農地確權是一個可能被過高預期的政策”[27]（p19），還加大了農村社會關聯的松散和土地矛盾調平的難度。畢竟，當農民只以權利個體的角色出現時，通過土地動員來實現矛盾化解、通過土地利益關聯來柔化人際交往結構便難有實現的可能。

為了保證村莊交往關系的彈性化和可修復性，發揮農村集體土地的制度優勢無疑是其中的重要環節。第一，我們要對“農地私有化”“地權財產化”等激進論調保持謹慎態度，避免國家賦予的權利對農民所要的便利產生消解。當然，在農村土地確權實踐如火如荼的大勢下，可以通過改進土地確權的操作思路和實施模式，來確保村集體擁有一定的土地統籌和利益協調空間及行動權限，從而使其在留守老人因為土地矛盾而產生關系疏遠甚至破裂問題時發揮中堅作用[28]（p83-85）。以筆者在皖南農村調研為例，當地進行了以“確權確股不確地”為特征的土地確權模式創新。這種不同于農地權屬清晰化的地方政策設計，不僅激活了農村土地所有權的制度優勢，重塑村級組織的統籌權力與治理責任，還經由強化集體成員對集體財產的共同收益權與支配權，來重塑他們的集體身份認同與公共利益關聯。一旦有了基本的認同基礎與利益紐帶，村民關系網絡將更具韌性與活力，彼此間的社會交往過程也將不會因為細微矛盾而就此中斷。第二，以土地議題為抓手，開拓老年人自由表達與信息溝通的話語空間，讓他們在主體互動過程中柔化“自我—他者”心理結構，增進彼此的互助意愿和信任水平，以便為日常生活中的可持續交往注入情感能量與合作動力。相比自上而下的政府“送溫暖”活動，這種由老年群體圍繞特定議題開展的溝通實踐無疑是一種過程中的參與，更能產生精神共鳴與美好體驗。

五、結論與討論：重建老人友好型的社會交往情境

步入21世紀以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增長速度節節攀升，其中，由于城鄉推拉力作用，人口老齡化“城市低、鄉村高”的分布格局漸趨成型，由此奠定了農村作為老齡化應對的一線位置。當前我國農村老齡工作開展情況并不理想，有關部門主要考慮農民增收的問題，把老齡化問題視為經濟問題，忽視了農村老年人養老需求層次的變化。當前農村老年人主要面臨精神慰藉不足與情感空缺問題，亟須助其重建社會交往網絡。沿此脈絡，本文著重論述了轉型農村老年人社會交往的重建基礎、實施困境及破解路徑?？紤]到既有研究對此著墨甚少，筆者認為，在老年人社會交往重建過程中，需要從如下三個方面進行自反性省思。

第一，轉回主體性視角，肯定老年人在重建社會交往過程中的自主能動性，將他們從以往無能、無用、負擔等問題化認知框架中解放出來，看到并挖掘其周邊存在的用于自我增能與主體發展的各種有形或無形資產，使積極老齡化理念真正深入人心，并外化于行動[29]（p126）。從個人生命周期來看，老年人只是在特定時間段（身體不能自理）需要他養服務和照顧，其身體力衰弱的同時并不意味著智慧力或所謂人力資本的同步喪失，只要搭建不分年齡、共享發展的參與空間，他們便能在其中有所作為甚至大有可為。

第二，以組織起來為方法，激活留守老年群體的互助倫理與合作意識，從而以集體力量滿足個體在老化過程中的精神慰藉需求。面對“未富先老”的國情與家庭發展目標擴大化，農村老年人并無過多的資源積累能力，只能應付一些基本的生活難題，很難持續性地憑個人之力回應情感空缺需求，因此要有意識地把留守老人及其背后的人力資本挖掘和整合起來，以便一方面形成穩定的朋友圈和交往網絡，使其在主體間性的真誠互動中相互提供生活信心和精神動力；另一方面推動農村養老事項從個體層面的私人關心上升為村莊生活政治中的公共議題，最終為老年人面向村莊的日常交往創造友好型社會氛圍。

第三，立足村莊本位，發揮農村既有的土地制度和村社制度的優勢。在“未富先老”的國情現實規定下，國家所能提供的社會保障水平和支持力度勢必有限，這就需要以村莊為主體，挖掘和發揮村莊內部存在的既有制度傳統及其優勢，重新編織地方養老支持網絡并使之與現代國家養老保障體系耦合起來，從而實現傳統與現代、國家與社會的相互賦能，最終滿足老年人精神需要，實現美好生活。應該講，只有體認了上述三點，農村老年人面向村莊的社會交往重建道路才會行穩致遠，方可踏上從活著到生活的價值進階。

參考文獻：

[1]胡湛，彭希哲.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治理選擇[J].中國社會科學，2018（12）.

[2][美]威廉·古德.家庭[M].魏章玲，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

[3]費孝通.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3）.

[4]陳柏峰.代際關系變動與老年人自殺——對湖北京山農村的實證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9（4）.

[5]楊姣，任玉嘉，李亞敏，等.體育鍛煉對老年人精神幸福感的影響：心理彈性的中介作用[J].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2021（1）.

[6]孫薇薇，景軍.鄉村共同體重構與老年心理健康——農村老年心理干預的中國方案[J].社會學研究，2020（5）.

[7][法]喬治·馬爾庫塞.馬克思主義與人類學[M].李斌玉，孫建茵，譯.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1.

[8]潘東陽，劉曉昀.社會交往對農村居民健康的影響及其性別差異——基于PSM模型的計量分析[J].農業技術經濟，2020（11）.

[9]毛一敬.重建社會交往：農村老年人精神慰藉的組織化實踐路徑[J].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5）.

[10]劉琪.通過社會交往的農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實現：生成邏輯與路徑優化[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3）.

[11]李放，樊禹彤，趙光.農村老人居家養老服務需求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5）.

[12]王德福.做人之道：熟人社會里的自我實現[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13]楊華.農村階層關系研究[M].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

[14][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

[15][美]萊特·米爾斯.權力精英[M].王崑，許榮，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16]包亞明.權力的眼睛——?？略L談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7][美]塔爾科特·帕森斯.社會行動的理論[M].張明德，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

[18]王進文，劉琪.邁向老年群體本位的農村互助養老：何以可能與如何可為[J].理論月刊，2021（7）.

[1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0]賀雪峰.地權的邏輯[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

[21][美]彼得·埃文斯，[美]迪特里?！斒┻~耶，[美]西達·斯考克波.找回國家[M].方力維，莫宜端，黃琪軒，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22]張秀蘭，徐月賓.建構中國的發展型家庭政策[J].中國社會科學，2003（6）.

[23]杜鵬.生活治理：農民日常生活視域下的鄉村治理邏輯[J].學習與實踐，2021（5）.

[24]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5][德]哈貝馬斯.現代性的哲學話語[M].曹衛東，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26][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M].曹榮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27]羅必良，張露.中國農地確權：一個可能被過高預期的政策[J].中國經濟問題，2020（5）.

[28]王進文.主體性取向的鄉村老齡社會治理：實踐邏輯與路徑建構[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

[29]王進文.帶回農民“主體性”：新時代鄉村振興發展的路徑轉向[J].現代經濟探討，2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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