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業現代化中數字技術應用的偏離與矯治

楊方方

慈善事業是共同富裕進程中靈巧且重要的支點，慈善事業現代化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慈善事業完成新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的必然選擇。從再分配的補充系統到第三次分配的“頂梁柱”，慈善事業要更深入、更全面、更主動地參與到共同富裕進程中，將物質分配價值與情感傳遞價值并重，在物質富裕促進和精神富足提升中發揮獨特作用。①楊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與慈善事業》，《社會保障評論》2022 年第1 期。以互聯網為載體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全方位地影響著當今世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也為新時代慈善事業注入了全新的活力，②鄭功成：《慈善法修訂將完善互聯網募捐平臺規制與個人求助規制》， 澎湃新聞網：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190791，2023 年 5 月 20 日。中國特色慈善事業發展需在手段上實現多方面的創新和適應，促進互聯網和慈善的深度融合，推進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③鄭功成：《激發中國慈善事業發展的無限潛力》，《社會科學報》，2020 年5 月28 日第1 版。第49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 年12 月，我國網民規模超過10 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3%，10 億用戶接入互聯網，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應用滲透最強的數字社會，互聯網應用和服務的廣泛滲透構建起數字社會的新形態，表現為3.25 億人使用在線教育、2.39 億人使用在線醫療、8.88 億人觀看短視頻、6.38 億人觀看直播等。①黃奇帆等：《數字經濟：內涵與路徑》，中信出版社，2022 年，第38 頁。數字技術作為現代科技的發展成果，已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充分利用數字技術成為了慈善事業提升效能的自然之舉。與主要向組織內部發力的信息化不同，數字化主要是向外發力，立足于整個行業生態挖掘數據要素的開放型運營新模式。在具有開放、合作、共享基因的數字技術助力下，慈善事業的發展圖景將會更加開闊。

一、問題的提出

從實踐來看，數字技術切實促進了慈善捐贈規模的快速增長。2022 年，中國在全球慷慨指數（WGI）中從2016 年的第134 位躍升至第51 位，中國捐款指數排名達到了51 名。②參見中國慈善聯合會在第十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發布的《中國數字慈善發展報告》。但無論從橫向考察我國的慈善捐贈結構，還是從縱向思考慈善事業一些重要要素的發展態勢，都會發現數字技術對慈善事業現代化的助力效果并不理想。

（一）實踐層面：應用不足

結合現代慈善事業基本要義和國際社會的慈善實踐，慈善事業現代化應具有的特征包括捐贈質量不斷優化、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升、慈善組織能力不斷精進和慈善文化愈加包容開放等。從我國慈善捐贈數量和結構來看，大愛還沒有充分覺醒，現代慈善的內在深層驅動力還未形成，這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捐贈總量不高?！吨袊鴶底执壬瓢l展報告》顯示，我國社會捐贈總量達到1450 億元，比2011 年整體增長近2 倍，③參見中國慈善聯合會在第十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發布的《中國數字慈善發展報告》。但占GDP 的比重仍遠低于一些發達國家。二是公眾捐贈占比低。公眾捐贈比例在2008 年達到最高峰，占全部捐贈數額的54%，但之后逐年下降，2014 年下降到11.09%，2016 年、2017 年雖然分別回升到21.09%和23.28%，但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相比仍然很低。④韓俊魁等：《中國公眾捐款——誰在捐，怎么捐，捐給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24 頁。三是公眾捐贈缺少持續性且直捐比例高。北京師范大學課題組的調查數據顯示，僅有1.9%和1.1%的被訪者表示每季度和每月都進行捐贈；47.8%的公眾捐款直接捐給了受益人和特定單位或集體組織，捐給慈善組織和指定網絡公募平臺的比例僅為24.9%。四是公眾捐贈缺少主動性和計劃性。在被問及是否會主動搜尋各類求助或募捐信息時，只有3%的捐款者表示會主動搜尋，65%的被訪者表示從不主動搜尋相關信息。⑤韓俊魁等：《中國公眾捐款——誰在捐，怎么捐，捐給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30、37 頁。這表明公眾捐贈多是被動地等待動員，靠的是被感性募捐信息沖擊時產生的熱烈情緒和感性沖動，很少是在認知引領下進行的主動參與和按規劃進行的持續性捐贈。

數字技術在我國慈善領域的應用主要依靠互聯網募捐平臺和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據《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平臺研究報告（2022）》統計，自2014 年9 月至2021 年12 月，累計超過500 萬人次大病患者通過大病求助平臺發布求助信息，超過20 億人次通過水滴籌等大病求助平臺捐贈資金，籌資規模超過800 億元。①參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等發布的《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平臺研究報告（2022）》。相對而言，為慈善組織提供籌款服務的互聯網公募平臺的募捐規模遠低于個人大病求助平臺。據調查，個人求助的網絡服務平臺是公眾網絡捐款的主要渠道，比例達到55.5%，而通過互聯網公募平臺進行捐款的比例僅為8.9%。②參見中國慈善聯合會在第十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發布的《中國數字慈善發展報告》?？梢哉f，當個體直捐乘著互聯網列車呼嘯前行時，現代慈善組織只能匍匐前行。③徐永光：《公益需要市場化，免費的最貴》，《南風窗》2023 年第21 期。慈善組織是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中的主導力量，其專業化水平決定著第三次分配的規模。④苗青等：《從轉移價值到放大價值：論慈善事業在第三次分配浪潮中的增長路徑》，《中國非營利評論》2021年第2 期?；ヂ摼W募捐平臺的籌款能力局限直接造成慈善組織在信息化建設方面資源匱乏。由于在資金、技術、人才方面存在發展瓶頸，大部分公益組織尤其是中小型組織目前基本上沒有辦法啟動數字化轉型。⑤參見中國慈善聯合會在第十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發布的《中國數字慈善發展報告》?！吨袊娼M織互聯網使用與傳播能力第八次調研報告》顯示，2021 年僅有39.56%的慈善組織發起過互聯網公開募捐。⑥周俊等：《數字技術與慈善事業的轉型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23 年第8 期。與慈善組織數字化轉型滯后相伴的是慈善組織的存在感越來越低以及其所運行的知名品牌數量的有限性?！吨袊嫫放朴^察報告（2021—2022）》的調研結果顯示，即使是百強品牌，其用于品牌建設的預算和資源也非常有限，難以發揮品牌效應。百強中僅有3家基金會微博粉絲達到百萬級，60%的基金會官方微博賬號粉絲數在1 萬以下，甚至有9 家基金會的官方微博賬號的粉絲未破百。⑦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中國公益品牌觀察報告（2021—2022）》，南方周末網：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38589?source=131，2023 年10 月28 日。2022 年上榜公益基金會共執行2023 個公益項目，每個項目平均僅有1.24 位專職員工負責，“活多人少”必然制約品牌建設。⑧南方周末公益研究中心：《公益品牌建設的“老問題”與“新突破”——南方周末中國公益品牌榜（2023）解讀》，南方周末網：https://www.infzm.com/contents/260784?source=131，2023 年10 月30 日。

那么，為什么數字技術應用沒有提升現代慈善組織的能力和推動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呢？能否充分地回答這一問題關系到慈善事業能否嫻熟駕馭數字技術駛向現代化方向。

（二）研究層面：指向不明

筆者帶著“為什么數字技術應用沒有提升現代慈善組織的能力和推動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這個問題查閱了相關的研究文獻?；ヂ摼W慈善、網絡慈善已成為近年來中國公益慈善領域的研究熱點，有學者整理分析2006—2020 年的中外研究發現，關于互聯網慈善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眾籌與募捐、慈善組織與公眾、公益傳播和微公益。雖然學科視角還算豐富，但研究深度依然不足。⑨宋奇等：《中國互聯網公益研究述評（2006—2020）——基于CiteSpace 知識圖譜的分析》，《中國非營利評論》2021 年第1 期。在了解互聯網慈善研究整體圖景的基礎上，筆者聚焦于數字技術的作用與效果的研究文獻，發現此方向研究主要沿著應然-實然和積極-消極兩個維度展開。兩個維度相結合可形成四個類別，相應的觀點可部分歸納如下。

一是應然-積極類，即數字技術在慈善事業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以及所需的條件支持。數字技術能降低慈善門檻，緩解傳統公益慈善的“可及性”痛點，拓寬慈善渠道，激活社會自主性。⑩王建華等：《促進互聯網慈善與數字公益高質量發展》，《群眾》2023 年第7 期；張晶晶：《攜手共創多元包容的互聯網公益慈善生態》，《中國社會報》，2023 年9 月5 日第3 版。數字技術能提升慈善運營效能，提升慈善社會信任度，推進慈善活動精準化，具有“鏈接-跨界-融合-共生”的優勢，有利于慈善組織建設和慈善文化塑造。①段治等：《“互聯網+慈善”發展模式下的困境及對策》，《投資與合作》2023 年第9 期；趙瑩瑩：《10 年來我國數字慈善增速快活力強》，《人民政協報》，2023 年9 月26 日第10 版；李銀梅：《我國網絡慈善研究綜述》，《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 年第4 期。數字技術作用充分發揮出來需要提高技術滲透率、構建一體化的慈善信息化平臺、完善數字慈善規范管理機制等。②張群芳：《數字慈善促進共同富裕的機制與路徑研究》，《特區經濟》2022 年第6 期。其中提高技術滲透率可從提高技術教育水平和降低技術入口的門檻兩方面努力。③羅漢堂：《新普惠經濟：數字技術如何推動普惠性增長》，中信出版社，2020 年，第40-44 頁。

二是應然-消極類，即數字技術的內在缺陷，給慈善事業帶來的可能的負面后果和規避策略。技術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而是多元且矛盾社會意圖的物質表達。④葉曉君：《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文化縱橫》2018 年第5 期。數字技術實踐應用中的數字鴻溝、數字失信、數字壟斷、數字冷漠、非理性參與等不可避免；互聯網技術有不可避免的漏洞，互聯網平臺亦有突發技術性故障的可能性。⑤周俊等：《數字技術與慈善事業的轉型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23 年第8 期；王愛華：《基于互聯網平臺的公益跨界合作：過程、機制與風險——以騰訊“99 公益日”為例》，《公共管理與政策評論》2019 年第1 期。

三是實然-積極類，即近年來數字技術應用效果顯著。網絡慈善以其便捷性、可及性、延展性等優勢激活了社會網絡“差序格局”中的社會資本，有速度快、宣傳廣、影響深、成本低等特點；互聯網募捐平臺促進了捐贈方式創新、公眾廣泛參與、參與形式多樣化和“全民公益”理念的傳播。⑥匡亞林：《網絡公益眾籌中個人救助的參與效果何以評價？——兼論認同性危機的消弭之道》，《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6 期；汪丹：《我國網絡慈善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研究》，《社會工作》2014年第6 期；馮葉露：《“互聯網+公益”的籌資模式探索——以13 家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為例》，《西部學刊》2018 年第12 期。

四是實然-消極類，即數字技術在慈善事業應用中出現的問題以及可能的改進措施。整體上，數字慈善局部發展成效顯著但總體發展緩慢，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存在法律監管不足、運營規范欠缺、慈善捐助失信等問題；“互聯網+慈善”存在安全性不良、缺乏專業人士指導、遭受網絡暴力困擾、盲目從眾、重形式輕實施等問題。⑦謝瓊：《公益慈善數字化的現實審視與未來發展》，《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22 年第22 期；楊偉偉：《“七維”協同治理：推進我國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的規范化建設——基于首批11 家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的分析》，《理論月刊》2019 年第6 期；柯湘：《互聯網公益眾籌：現狀、挑戰及應對——基于〈慈善法〉背景下的分析》，《貴州財經大學學報》2017 年第6 期。此外，存在個人求助平臺法律責任不清、權利義務關系不明，個人救助效果評價機制缺失、平臺準入、行業自律與信息披露要求欠缺等問題；以及以公益眾籌替代慈善募捐、逃脫法律監管的漏洞。⑧姚菊芬：《網絡公益眾籌的法律困境及解決對策——以我國〈慈善法〉為視角》，《法制與社會》2019 年第15 期；匡亞林：《網絡公益眾籌中個人救助的參與效果何以評價？——兼論認同性危機的消弭之道》，《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 年第6 期。對策建議主要涉及三個方面：強調完善立法，加強規范管理與監督；⑨王建華等：《促進互聯網慈善與數字公益高質量發展》，《群眾》2023 年第7 期；張群芳：《數字慈善促進共同富裕的機制與路徑研究》，《特區經濟》2022 年第6 期。健全互聯網慈善治理機制，推進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建設；⑩楊偉偉：《“七維”協同治理：推進我國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的規范化建設——基于首批11 家公開募捐信息平臺的分析》，《理論月刊》2019 年第6 期。提升慈善數字化能力，創新治理思路、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增加技術的人文關懷，處理好技術與制度、過程管理和結果評價、集中與多元的關系，找尋人道主義與科學精神的平衡點。①謝瓊：《中國網絡慈善的創新價值與未來發展》，《社會保障評論》2022 年第3 期；劉秀秀：《互聯網公益的發展生態及其治理》，《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8 年第5 期；周俊等：《數字技術與慈善事業的轉型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23 年第8 期。

整體上，現有研究缺少指向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的內在自覺，鮮有文獻將數字技術應用放在現代化進程視域下進行考量。一是應然層面上，缺少對數字技術應用與現代化進程推進的系統規劃和整體構想，不論是對數字技術可能帶來的效能，還是對數字技術的內在缺陷和適用局限都認知不足。比如大多強調了慈善方式、形式和渠道優化帶來的效能提高，但對于數字技術帶來的慈善運行思路和思維的改變卻很少提及；雖然個別學者提及技術缺陷，但對于如何彌補技術局限討論不足。二是實然層面上，鮮有文獻以推進現代化進程為明確導向和內在指向對數字技術應用進行評估與考量，對問題背后更深層的致因挖掘不夠。由于對慈善事業現代化的重要性和內在機理認知不足，因而對數字技術應用上存在的偏離不夠警覺。

本文旨在把數字技術應用放在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視域下進行審視，通過梳理數字技術應用偏離的表現與追溯偏離的根源，找到打開數字技術的正確方式。在本文中，慈善事業是分配場域下的慈善事業，具有所有分配系統的共性特征；②分配系統的共性特征：資源“籌集-管理-配置”的循環；待分配的資源有限且既定；資源具有精神屬性，但需以物質資源為載體；分配過程受限于關系屬性。數字技術指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來衍生的各類信息處理技術，包括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

二、數字技術：推進慈善事業現代化的利器

慈善是一種機制，也是各類慈善主體進行資源交互的場域，慈善市場與現代慈善事業相伴而生。慈善市場既是慈善資源匯集、流動的平臺，也是建立情感連接與傳遞愛心的精神家園?，F代慈善價值理念需要借助高效的物質資源配置來有效傳達和內化。

（一）數字技術促分配：更高效、更精準、更主動

從助力配置方式現代化到助力配置內容現代化，再到助力配置思路現代化，數字技術應用層次的逐步推進將不斷提升慈善事業的分配效應。

1.配置方式現代化

配置方式數字化可謂是對數字技術發展的一種自然適應與跟進。比如通過建立在線平臺和移動應用程序，慈善機構能夠更便捷地發布項目信息、捐款渠道和募捐進展，吸引更多人的關注和參與；數字技術的應用可以使募捐策略更加靈活、更有探索空間。③樊亞鳳等:《網絡公益平臺默認選項設置對個人捐贈意愿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心理學報》2019 年第4 期。對于慈善組織而言，數字化賦能突破物理時空的局限，突破資源瓶頸類組織的服務范圍和提升信息化水平，促進與各類主體之間的溝通協作。④吳磊：《數字化賦能第三次分配：應用邏輯、議題界定與優化機制》，《社會科學》2022 年第8 期。配置過程中節約下來的時間精力應該用在情感連接和精神能量傳遞上，此乃現代慈善事業的獨特價值所在。慈善事業在物質資源規模上難以與制度化社會保障相提并論，即使是慈善事業最發達的美國也是如此，因此慈善捐贈在調節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亦有限。在第三次分配浪潮中，慈善事業扮演的角色并非資源的搬運工，而是價值的“放大器”，其關鍵作用在于價值增值。①苗青等：《從轉移價值到放大價值：論慈善事業在第三次分配浪潮中的增長路徑》，《中國非營利評論》2021年第2 期。

2.配置內容現代化

共同富裕不僅包括物質層面的富足，也包括精神層面的富有。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數字技術能提升慈善資源供需雙方的慈善體驗，通過實時溝通、視頻連線等便捷的在場性，依托充滿想象力的場景設計創造峰值體驗感和情緒價值。經濟學家預測，2036 年我國將進入情感經濟時代，體力經濟是過去式，思維經濟是現在式，情感經濟是未來式。②［美］羅蘭·T·拉斯特，黃明蕙著：《情感經濟：人工智能、顛覆性變革與人類未來》，中譯出版社，2022 年，第48 頁。擅長傳遞情感、增強情感聯結的慈善事業將發揮愈加重要的作用。慈善事業的無形作用和價值亦能通過數字技術 “被看見”。伴隨著戰略慈善、科學慈善、有效慈善、聰明慈善等一系列慈善理論的輪番出場，數字技術在助力慈善項目效益量化與科學評估的同時，還能提升慈善價值的可見度。數字技術可立體透視、全景呈現慈善事業方方面面的價值，從而鼓勵更多社會成員參與其中，畢竟“我能做什么樣的好事”很多時候取決于“我能看見什么樣的好事”。

3.配置思路現代化

數字技術能提升全社會的信息意識。信息意識體現為信息收集的主動性和效率，信息流動的流暢、便捷和信息識別的敏感性的綜合。一是在信息記錄和信息導航中提升信息能力。健康的信息流是慈善資源健康流動的路標和指示燈，信息的作用應該是從記錄到導航。信息的使命在于傳遞，數字技術能消除信息傳遞盲區，促進信息的對稱分布、優化信息整體生態。數字技術有助于建立健全信息采集、歸集和共享機制，提高全社會各個主體的信息意識，比如認識到需求信息等具有指向性的關鍵信息的重要性，注意區分信息的結構層次，改善信息質量。二是實現慈善內容的優化升級。數字技術為建立健全高階的以人力成長為導向的項目串聯機制提供了可能，能根據受助者不同階段的需要動態地調整供給內容和方式，讓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的互生互促效果事半功倍。三是讓跨界融合更主動、更開闊。第三次分配不再只是前兩種分配方式的補充，而是對既往社會資源、價值生成與流動方式的反思和超越。③鄧國勝：《第三次分配的價值與政策選擇》，《人民論壇》2021 年第24 期。在共同富裕背景下，第三次分配更多地通過主動機制促進其他分配層次內擴、優化以彌合空隙。④楊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與慈善事業》，《社會保障評論》2022 年第1 期。

（二）數字技術促連接：更便捷、更深度、更持久

數字技術的發展改變著人際交往和資源流動的模式。當一個個互不搭理的“低頭族”低頭的時候，他們的人際關系不是被“原子化”了，而是在另一個虛擬空間中被串聯成了社交網絡，并結合為網上的社群。在智能互聯社會中，連接和關系主導一切，網絡效應成為一個組織謀求生存、獲得發展的關鍵。⑤［美］艾伯特-特斯洛·巴拉巴西著，沈華偉譯：《鏈接——商業、科學與生活的新思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269 頁。數字技術可能摧毀了一些慈善空間，但又創造了新的慈善連接的可能。能力建設是慈善組織建設的永恒主題，數字技術無疑能為慈善組織賦能。⑥周俊等：《數字技術與慈善事業的轉型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23 年第8 期。置于網絡社會背景下，連接能力是慈善組織盤活組織資源、提升整體活力的關鍵能力。數字技術恰恰能全方位提高慈善組織的連接能力。

1.提升設計力：場景搭建

設計力是一個組織進行社會連接的元能力，是解碼互聯網社會，進而對自身進行編碼以適應社會挑戰的程序架構。從構成要素看，設計力需要分析與判斷、歸納與演繹、聯想與想象等基礎能力的支撐；從發揮層次看，連接的實現既需要場景搭建的宏觀設計，也需要相匹配的產品和服務的中觀設計，還需要提升服務體驗的微觀設計，三層設計力共同構成了連接能力的三級能力圈。其中，宏觀設計力是“第一”設計力，因為旨在還原真實服務情景，帶來真實體驗的場景搭建能力將從根本上限定服務項目、文化產品的可能設計空間，從整體上決定微觀體驗提升的可能深度。更精確地說，宏觀設計力就是場景搭建能力。數字技術為豐富多元的場景還原提供了技術支撐，還能創造、激活新場景，讓場景互聯，為場景組合提供了無限可能性。

2.提升傳播力：固網搭橋

傳播力是一個組織進行社會連接的核能力。傳播是積極的信息輸出和自主的連接要約。提升傳播力可以拓展連接的廣度和推進連接的深度，強固已連接的社會網絡。傳播力包括內容傳播力和手段傳播力，傳播手段的輻射面和滲透力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傳播廣度，傳播內容的價值性與實用性則決定傳播深度。內容為王的時代，傳播內容要“給力”：慈善組織的使命需要通過提供與場景適配度高的服務內容來實現，對場景潛能的挖掘利用程度越高，傳播內容就越給力。信息爆炸的時代，傳播手段要“借力”：一是借助技術和平臺，通過項目合作、活動嵌入等方式壯大傳播力量。二是綜合且靈活地運用文字、圖像、音樂、視頻等手段，打通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系統，讓傳播更有感染力。三是借力“生活感”，無論價值普及還是情感傳遞都要貼近生活，數字技術能幫助慈善組織找到更接地氣、更容易進入大眾心智的通俗表達。

3.提升融合力：通向縱深

融合力是一個組織進行社會連接的超能力。各種組織網絡中，韌性最強的組織是去中心化的自組織連接，意味著捐贈者或者受助者已經與慈善組織實現情感和心靈層面的深層次連接，他們作為超級節點心甘情愿地幫助組織傳播、牽線搭橋，達成新的連接。推動物理連接向情感連接轉化的融合力顯然就是慈善組織夢寐以求的超能力，需要慈善組織著力提升具體互動過程中的微觀體驗，留意與捐贈者、受助者交互、接觸的每一個瞬間，盡可能創造高峰體驗。高峰體驗能夠帶來抑制不住的分享沖動，讓服務對象心甘情愿地成為傳播者。從心理學上說，高峰體驗就是構成自我價值實現感的“分子”顆粒，自我實現就是一系列高峰體驗的通感整合和感覺沉淀。要創造高峰體驗，應先借助數字技術錨定“關鍵時刻”，然后就“方寸之地顯春秋”。①汪志謙等：《峰值體驗：影響用戶決策的關鍵時刻》，中信出版集團，2021 年，第3 頁。用出其不意的溫暖設計升華這些時刻，從直徑一厘米的小圓點打通一萬米的深度，直抵人心。

另外，數字技術可以促文明，讓慈善更豐富、更包容、更開闊。全社會信息意識的提升無疑將促進資源流動更精確，轉移方式更文明；也會創造更多價值，包括傳遞更多先進的理念、促進慈善參與主體之間的充分溝通與合作等，從而讓慈善市場中的各方參與主體都能有所獲得。不僅讓捐助者得到肯定和激勵，讓受助者得到尊嚴，也讓慈善專職從業人員得到體面的生活。慈善組織也能與政府、媒體等主體良性互動，得到社會的信任，與同行合作共贏。

三、偏差與背離：被數字技術困住的現代慈善事業

從國際社會實踐來看，慈善資源供給的內容和方式在不斷動態遞進、日趨豐富，從個體化慈善（個體直捐）到組織慈善（慈善組織專業運營）再到企業化慈善（社會企業、共益企業）、向善商業（通過減少窮人支出解決資源匱乏），新型慈善的產生促進了慈善的組織方式增多，但并沒有哪一種方式凋零或退場。個體慈善活動自古有之，組織慈善發端于個體慈善，但永遠不可能替代個體化慈善。因為無論在哪個時代，個體慈善是更接近人性本能的表達方式，也是孕育組織慈善的土壤，有哪個慈善組織創辦人不具備互助友愛的初心和樂善好施的習慣呢？個體慈善力量的傳遞是最具靈活性、辨識度的愛心表達，道德感亦最強、示范效應最佳，但感性主導理性，慈善時效和效用難以保證；組織化慈善實現了感性和理性的平衡，穩定和可持續性較個體化慈善有了明顯提升，但仍然存在難以避免的“志愿失靈”；企業化慈善最具爭議，也最具活力，它將感性深埋、用精密的理性面對社會問題，捐助方式比較隱性，捐助效果也最為徹底，但造血功能的持續性卻令人擔憂。健康的慈善生態需要不同的慈善方式之間優勢互補、并行不悖、互促互生、相得益彰。多個慈善供給層級和組織形式之間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但的確有現代化程度深淺之別?；貧w現代慈善事業的運作機理和發展規律，尤其在前現代階段，專業慈善組織的能力應該呈增長態勢，組織化運作應該呈現上升趨勢。但以此來看，實踐狀態并不樂觀。

（一）看得見的偏差：低水平與低效用

盡管互聯網募捐平臺籌款規模發展勢頭強勁，但互聯網募捐額占社會總量的比例仍然較小。數字技術應用水平低不僅體現在捐贈數量上，也體現在物質資源配置效率沒有明顯提升和數字承載的慈善方式表層化方面。

1.“數字化”窄化為“數字”化

近年來，無論是互聯網募捐平臺還是個人救助網絡服務平臺的運行邏輯都是募捐導向、規模至上。慈善事業發展窄化為慈善捐贈，重收不重支；慈善捐贈窄化為捐贈規模，重量不重質。2017 年騰訊公益把個人捐款和籌款項目排行榜放置在網頁醒目位置；2018 年開始把平臺的歷史籌款總額和參與總人次放置在首頁。在“數字”化的平臺邏輯下，慈善事業自然會日益功利化，各種虛報、隨意更改籌款額頻繁發生。在線下互動和情感增值服務缺失的情況下，數字慈善救助可能徹底淪為物質資源搬運工。徐永光認為“資源搬運工”引發的問題不單單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更給力，還在于它易激發出懶、靠、貪等人性中“惡”的一面。①徐永光：《公益的邏輯》，《南風窗》2023 年第21 期。數據對生產力的貢獻要在流通中形成，要以“流轉”來實現價值創造的循環，現實中彼此分割的“數據孤島”需要無障礙地連接起來。②李凱龍：《無界：數字鏡像世界的到來》，新星出版社，2019 年，第16 頁。雖然憑借互聯網募捐平臺上線的公募項目，慈善組織能拿到一些捐款，但慈善組織卻無法獲得大數據時代的“石油”——數據，進而就失去了籌資方案設計的重要依據，失去了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支撐。

2.救助力度淺嘗輒止，越弱勢越易被忽視

以往受限于資源和認知，“救急不救窮”加上些許的精神慰藉成為傳統慈善的內在指向無可厚非，只是這種內在指向并未伴隨著現代慈善的發展而有所優化。僅從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救助實踐來看，救助效果亦沒有超越傳統慈善階段的目標，不僅將些許的精神慰藉徹底省去，就連救急亦不充分。以水滴籌為例，從2016 年1 月上線到2023 年3 月31 日，水滴籌共籌款584 億元，救助了286 萬多名大病患者。①王海漪：《慈善醫療的發展規律、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學術研究》2023 年第10 期。據此計算，平均每位大病患者籌款2.04 萬元。救助力度不僅低，而且籌款壓力呈上升態勢。據《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平臺研究報告（2022）》統計，近3 年水滴籌年均籌款額為117.3 億元，年均籌款人數為63.3 萬人次，平均每人次籌款1.85萬元。近40%的求助者籌得1 萬元—5 萬元醫療資金，籌款金額超過10 萬元的求助者不足2%。②參見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于2022 年10 月發布的《個人大病求助互聯網平臺研究報告（2022）》。更嚴重的是，越弱勢的求助者越有可能遭受平臺的“歧視”，導致籌款失敗。在網絡平臺和社交媒體相結合的籌款模式下，社交圈大小成為籌款成功的關鍵。但是越弱勢的群體其社會聯結越有限，如果沒有取得相對優勢，平臺也不會再優先推送，即使求助者的需求還遠未滿足，也只能靠家人在朋友圈小范圍內轉發。

3.慈善方式表層化，且成長空間有限

“發酷慈善”“快樂公益”日漸成為應對宏大敘事失效之后的新范式，快樂、正能量、時尚大有成為主旋律之勢?！暗赖吕Ь场睕Q定了個體面對普遍性的苦難和不幸往往會感到無力，面對造成苦難的結構性不公往往會感到憤怒；行為心理學理論也已證實無力和憤怒不會讓捐助者慷慨解囊。于是，“精于心”的數字平臺賦予捐助者安放自己愛心的超級能動性，讓捐助者躲在屏幕后面自在、輕松地選擇求助者，陶醉在自戀的道德光環之中，并且可以盡量逃避直面“他者之痛”的不安。個人小額捐款高速增長的同時，去行動化也正在成為潮流?！爸袊驹阜瞻l展指數”課題組的調研結果顯示，中國志愿者數量、注冊志愿者數量均呈增長態勢，但活躍志愿者總量的比重近年來有所下降：2013—2017 年活躍志愿者比例在40%—50%之間，2019 年則降為31%—34%。③楊團等：《中國慈善發展報告（2020）》，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63 頁。其實，快樂、輕松式慈善作為引導公眾進入慈善場域的一種體驗無可厚非，如若止步于此，徹底陷入“救急不救窮”的傳統慈善不能自拔，不僅是在逃避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也會制造更多的社會不公?？鞓反壬浦荒苁瞧瘘c，不是終點；帶著捐贈人一起成長才是“人人慈善”的核心要義。如果沒有更富含慈善價值的數字力量崛起，按照數字平臺的現行演進路線，慈善方式很難升級推進。因為29 家互聯網募捐平臺大多數是企業背景，其募捐業務多通過創建流量入口和其他業務對接，把慈善變成護城河一樣的存在來守護其核心業務。④葉曉君：《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文化縱橫》2018 年第5 期。目前互聯網募捐平臺主導下的公益演進路線是：渠道有限的線下捐贈→多元便捷的線上捐贈→參與多樣化、公益場景化的行為公益→公益與互聯網生態的深度嵌入。⑤參見中國慈善聯合會在第十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發布的《中國數字慈善發展報告》。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營利模式多是利用公益鋪路，然后將服務對象轉化為相關企業的潛在客戶，例如水滴籌、輕松籌等平臺。

（二）看不見的背離：大愛有殤與市場失衡

開放、自主的慈善文化是現代慈善事業發展的靈魂，寬松文明的慈善環境是慈善事業健康發展的“氧氣”。近年來，互聯網慈善輿情事件頻發、質疑聲此起彼伏，而這些無一不在損耗著慈善事業的社會公信力。據北京師范大學課題組調查，影響非捐贈者捐贈的因素，信息和信任是主因，具體包括，“無法辨別求助信息的真假（42.80%）”“擔心所捐款項不能得到合理使用（25.10%）”“沒有可靠的捐助途徑和平臺（15.30%）”以及“不相信募款的慈善組織或機構（11.50%）”。①韓俊魁等：《中國公眾捐款：誰在捐，怎么捐，捐給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第18 頁。

1.籌款方式的倒退與異化

在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潛在的捐助者和受助者并不同處于一個觸手可及的物理空間，受助者首先要通過自身困境的言說讓潛在的捐助者“看見”自己的不幸。決定不幸能見度的并非不幸的程度、需求的緊迫性，而是敘事方式。由此以來，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和一些社交媒體就成了各種“不幸”相互競爭的“超市”。在線下的推廣中，很多平臺的推銷員是底薪加抽成，業務量的完成直接關系到他們的收入，這迫使推銷員或多或少成為了“星探”。②葉曉君：《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文化縱橫》2018 年第5 期。弱者賣慘是文明的倒退：個體求助一定得賣慘嗎？賣慘求助和慈善組織進行類別募捐哪個更文明？曾經陳光標直接發錢的“暴力慈善”遭到慈善實務界和網民的批評圍剿，現在要經過賣慘表演、低下乞求才能得到的慈善不比陳光標的“暴力慈善”更殘忍且對受助者的傷害更大？以“籌款規?！睘閷螂y以傳遞情感和現代慈善理念。盡可能募捐更多的錢已成為數字慈善的首要目標，在這場數字游戲中，不僅慈善的情感傳遞功能被打破，尊重弱者和維護弱者尊嚴等現代慈善的核心價值亦被擱淺，求助者爭相進行著“賣慘”競賽，當捐款數額達到一定數量時，受助者還要親自回復表示感謝。這些與盡量避免受助者對特定捐贈人產生感恩戴德的心理負擔、盡可能塑造廣博感恩觀的現代慈善理念背道而馳。

2.現實中對陌生人更加冷漠

2023 年的“99 公益日”期間公眾參與人數再創新高。數字技術無疑讓“指尖慈善”成為一種很酷的生活方式，快樂敘事摘掉“消費苦難”的帽子的同時，也把慈善變成了一種自我表達和自我升華。甚至在一些慈善公益活動中，從頭至尾都看不到慈善對象是誰，活動目的是什么，善款的數量以及參加者的自我感動與表達成功吸引了所有關注。數字平臺進行捐贈動員的過程則是強化熟人關系的過程，籌款越高越是在強化已有的社會網絡?！皻⑹臁钡哪季璁惢癁槿饲橄M，也偏離自愿捐贈的慈善倫理。③徐永光：《公益的邏輯》，《南風窗》2023 年第21 期。成功慈善案例背后的危險信號是同情文化的缺失以及慈善的圈層化，④葉曉君：《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文化縱橫》2018 年第5 期。相伴而來的還有真實面對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時的冷漠、恐慌與排斥。從捐贈線上化到行為慈善再到深度嵌入，互聯網企業借助互聯網平臺將慈善全面嵌入互聯網生態鏈，目前騰訊已將慈善公益嵌入到80 多個騰訊系列產品中。⑤參見中國慈善聯合會在第十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發布的《中國數字慈善發展報告》。但“以市場為導向、消費者為中心”的個人主義慈善降低了參與者線下參與公益活動的熱情。⑥Haiqing Yu, "Philanthropy on the Move: Mobile Communication and Neoliberal Citizenship in China,"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2017, 2(1).當追求悅己體驗成為慈善風尚，強化固有的社會連接成為慈善動員日常，現代慈善事業倡導的陌生人倫理必將漸行漸遠。

3.算法推送下的同情心麻痹

慈善行為發端于同情心，同情心是慈善主體之間建立情感連接的紐帶。數字時代是一個算法崇拜的時代，一些社會網絡為了流量和商業利益，不斷迭代算法推測消費者喜好、推薦消費者想看的內容，但這種算法主導下的重營銷可能并不適用于慈善領域。當數字慈善平臺根據一個人的捐贈記錄不斷推送同質的個人求助信息和募捐項目，只會將此類捐贈的熱情耗盡和提高此人對這一領域的“感動”門檻。認知資源理論指出認知資源是有限的，當同理心行為過多時會造成員工情緒耗竭與同情疲勞。①陳春華：《協同：數字化時代組織效率的本質》，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 年，第107 頁。這根源于人類道德感和同情心的天然缺陷，需要救助的人越多，越容易被漠視，因為個體的無力感和自身的不安全感增強。生活中挑戰不斷出現，不宜過度消耗。雖然同情心與生俱來，但也需要后天的呵護和滋養。

4.慈善市場的資源配置失衡

在資源配置上，慈善市場至少存在三個層面的失衡：一是結構性失衡——數量結構偏差與內容結構偏離；二是指向性失衡——目標不清與倫理失序和生態性失衡；三是生態性失衡——不同主體之間和資源要素之間的良性循環尚未形成。結構性失衡之數量結構偏差體現在馬太效應與懸崖效應并存，重復被捐助與“無人問津”的弱勢群體并存等；②楊方方：《慈善市場的結構性失衡與信息不對稱》，《社會保障評論》2017 年第3 期。內容結構偏離體現在重物質、輕精神，情感表達和精神能量傳遞被忽視。指向性失衡之一是捐助倫理失序，資源有限的絕對性意味著優先順序的排列非常必要，究竟“雪中送炭”還是“錦上添花”優先？其實，高效的慈善資源配置定是符合“人道”救助倫理的配置，即“優先救助需求最緊迫的人”，也就說弱者優先，但在實踐中這一救助倫理并未得到充分貫徹。指向性失衡之二是深層目標與手段失調，“助人”是慈善事業發展的落腳點，“做事”是“助人”的手段和路徑，微觀層面上慈善項目運行得再好，如果彼此間平行不相交、相互割裂，亦很難實現受助者持續的個人成長，需要在行業組織協調下建立健全以人力成長為導向的動態跟蹤與項目組串聯機制，最大限度地助力受助者。當然，要想從根本上改善助力面和助力力度，就要透過個體困境看到結構性不公并予以改善，推動相關制度優化，從而根本地改變需求存量，實現給力方式的升級迭代。而平臺算法邏輯、商業利益以及消費主義文化正在把“同情文化”改造為越來越功利的數字游戲和朋友圈的愛心表演，社會問題被分割成相互獨立甚至相互競爭的項目目標。③葉曉君：《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文化縱橫》2018 年第5 期。生態性失衡體現在市場的內循環受阻和外循環不暢，比如慈善主體之間的“借力-給力-助力”的良性循環、慈善資源要素“慈善認知-慈善制度-慈善組織-慈善實踐-慈善環境”之間的良性互動均未形成。

伴隨著應用效用偏差和慈善軟環境損傷，不同組織形式的慈善呈現出不同走向。以地緣和業緣為基礎的社群慈善的規模在數字技術助力下走勢強勁；④曾桂林：《從“慈善”到“公益”：近代中國公益觀念的變遷》，《文化縱橫》2018 年第1 期。介于慈善和商業之間的公益營銷得到了更多鼓勵和更大空間；最具現代性特征的組織慈善的存在感明顯下降，慈善環境氛圍亦有愈加封閉、保守的跡象。這種結構性偏離絕非傳統慈善向現代慈善轉型的前現代階段的正常狀態，如不及時矯治，方向性偏離將不可避免。當行進方向出現偏離，運行效率也就失去了意義，故急需對當下的階段性偏離進行及時矯正。

四、偏離的背后：組織乏力、制度障礙與認知局限

對任何一項事業來說，一種手段或工具的價值能否充分發揮出來，取決于對這一手段的認知程度，包括這一手段與這項事業的匹配度以及可能出現的不適等。工具不應被主觀價值化，技術手段應用不當時，需要反思的是對技術的認知、洞察和駕馭能力，而不是避重就輕地否定技術工具的價值，逃避背后真正的原因。否則，數字技術的應用不僅不能加速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反而將慈善事業滯留在從傳統到現代的“中途”。

（一）組織乏力：不自主、力不從心和不協調

組織的能力欠缺是對數字慈善發展的直接約束，慈善組織、互聯網募捐平臺和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能力匱乏。慈善組織缺少網絡募捐自主性，在數字慈善的治理體系中處于邊緣狀態；互聯網募捐平臺角色不清、權責不明，其強大的技術不一定能彌補慈善價值認知、表達和項目推廣上的局限；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在數字技術與慈善事業結合現代化過程中“意外走紅”，但因存在一些與現代慈善事業發展難以協調的矛盾成為眾矢之的。

1.慈善組織不自主

慈善組織的不自主體現在三方面：一是只能在平臺進行募捐，慈善組織連接募捐者的路徑比較復雜，按照社會網絡理論，兩個節點之間建立連接經過的度數越少就越容易，在效率和便捷度至上的網絡社會，即使只多一“度”，也會讓慈善組織的網絡募捐變得非常被動。二是互聯網公司往往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分享募捐者的信息，由于缺少數據，項目募捐方案的設計就無從改進，進而會影響網絡募捐能力提升，形成負向循環。三是在前面兩個不自主之間，即在拿到公募編號與進行募捐之間的上線環節也是不自主的。雖然《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和《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基本管理規范》并未賦予網絡募捐平臺對募捐項目進行審核和把關的權限，但在實際操作中，在順利完成民政部的募捐項目備案登記并取得公募編號后，慈善組織計劃上線的具有公募資質的募捐項目往往還要經過網絡募捐平臺的再次“審核”，有的募捐平臺無視慈善組織在項目論證上的專業性，僅從之前上線項目的募捐數量高低評估待上線項目，極大地影響了慈善組織的募捐效率。

2.互聯網募捐平臺的力不從心

互聯網募捐服務平臺的“躺平”似乎從側面反映出互聯網平臺整體層面上的漫不經心。一方面，這與互聯網平臺自身的性質有關。網絡募捐對慈善組織和受助者來說是“雪中送炭”，對互聯網募捐平臺而言則是“錦上添花”，大多數互聯網募捐平臺依托的是商業背景，一般在集團體系內處于比較弱勢的地位。另一方面，這種漫不經心背后也是“力不從心”的被動反應。一個慈善組織即使專耕某一領域多年，也不一定保證所有精心策劃的募捐方案都能成功，而服務于多個慈善組織的互聯網平臺需要面對眾多募捐項目，因而其需要具有自如駕馭不同議題的能力。不同的議題適合不同的呈現和推廣方式，對于很多平臺而言，注意力資源是有限的，互聯網平臺也面臨價值選擇，應該一視同仁還是從良莠不齊的項目中選出優質項目對捐贈人進行精準推送？是完全被動地輕營銷還是重營銷？即使面對同一領域的項目，互聯網平臺的專業性也面臨挑戰，該如何進行項目鑒別和進行個性化推送是平臺面臨的現實問題。平臺做得越好，入駐的慈善組織越多，需要上線和運營的項目越多，有效管理的挑戰難度便會指數級上升，使平臺愈加力不從心。與此同時，長期不受信賴的互聯網平臺便會逐漸失去挑戰的機會和動力，互聯網平臺之間的兩級分化不可避免。

3.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與現代慈善的不協調

近年來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引發多個輿情事件源自其與現代慈善事業進程的諸多“違和”。一是強化熟人社會的“直捐”與現代化進程下的陌生人社會之間的違和，工業化、城市化社會造就了“熟悉的陌生人”，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化，個體直捐的土壤不復存在，極易衍生慈善糾紛和爭議。二是以求助者賣慘為主的籌款方式與現代慈善倡導的尊重弱者理念相“違和”，使對弱者尊嚴的尊重和隱私的保護成了奢侈品。三是諸多風險點與監管空白地帶的“違和”，個人求助平臺法律責任不清、權利義務關系不明，業務內容覆蓋慈善資源從籌集到發放的配置全過程，風險點遠比互聯網募捐平臺多，但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尚屬制度監管的灰色地帶，缺乏嚴格統一的信息審核機制。四是救助弱勢群體的慈善運營業務與以弱勢群體為目標客戶的商業經營業務并存，從捐款金融收益歸屬到商業盈利的模式均存在爭議。

（二）制度缺漏：造成技術強者與價值強者的分離

科學的制度設計能促進慈善各要素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是數字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前提。顯然，現有制度的科學性還有待提升。

一是慈善組織缺失騰飛的技術翅膀。2016 年出臺的《慈善法》規定慈善組織不能在自己的網站上進行募捐，必須在指定的平臺上進行，“互聯網+”是慈善組織網絡募捐的唯一模式，這使得慈善組織網絡募捐程序變得更為復雜，極大地影響了慈善組織的募捐效率。雖然從2024 年9 月5 日起，“互聯網+”模式將不再是慈善組織網絡募捐的唯一渠道，但慈善組織痛失網絡慈善發展黃金期的遺憾短期內難以彌補。在社會各界歡呼“網絡慈善成為慈善金礦”的浪潮中，數字技術力量的強者——各個數字平臺、互聯網公司儼然成了數字慈善的主導者，慈善價值的守望者與傳播者——慈善組織卻成了沒有獨立網絡募捐能力的弱者，不僅無法引領技術強者的價值傳播，亦缺少與技術強者進行價值對話與矯治的制約能力。在價值強者缺位的情況下，互聯網平臺背后的商業力量正在形塑公益的發展方向，與慈善公益目標不相一致的社會意圖和商業力量正在主導新興慈善的議程設置，①葉曉君：《技術神話光環下的中國慈善公益》，《文化縱橫》2018 年第5 期。使得慈善事業有被商業資本裹挾的風險?？梢?，技術強者與價值強者的分離使得慈善組織失去掌舵數字慈善的能力，直接導致了數字慈善與慈善事業現代化的偏離。

二是互聯網平臺成為技術強大與力量脆弱的矛盾體?，F行制度下，互聯網募捐平臺面臨責權不清、責權不一致的困境，即使想發揮主觀能動性也不敢“創新”。目前捐款人一定程度上把公益組織和項目出現的問題及其監管責任歸責于平臺，公益組織也以為給平臺提供信息反饋就實現了對捐贈人負責。但實際上，《公開募捐平臺服務管理辦法》和《慈善組織互聯網公開募捐信息平臺基本管理規范》均未賦予網絡募捐平臺對募捐項目進行審核和把關的權限，在項目上線和募捐開始后對募捐項目和慈善組織均沒有“管理處置權”，使得互聯網平臺看似有不小的發揮空間，實際上其自主性卻無從發揮。

三是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既是愛心聚焦地，也是信任風險源?！靶腋５募彝ザ际窍嗨频?，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個個新奇的個體不幸故事吸引著有限的數字注意力資源，信息的真實性被暫時擱置，個體背后的社會性風險被掩蓋，過于表層和分散導致長期效用難以形成。個人求助網絡服務既熱鬧喧嘩，又“傷痕累累”，每次輿情事件都有加劇認知分裂的風險?！痘ヂ摼W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從事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應當向省、自治區、直轄市電信管理機構或者國務院信息產業主管部門辦理備案手續?！?鑒于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面臨比互聯網公開募捐平臺更為復雜的慈善資源分配問題，平臺運行面臨全過程風險，對于非經營性平臺也應制定更為嚴格的備案要求，制定更高的技術管理、信息管理規則，將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平臺阻擋在外。凡涉及利用求助者信息開展商業業務的平臺都不屬于非經營性互聯網信息服務，不適用“備案”程序。民政部門可會同有關部門推動國務院制定針對經營性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行政許可法規。

（三）認知不足：沒有看透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全景與數字技術局限

認知決定價值，價值決定方向，對慈善事業本身和技術自身的認知局限是數字技術應用偏離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的深層致因。故不斷升級迭代認知水平是提升嫻熟駕馭數字技術的前提。

1.慈善事業現代化：多維多層資源配置的良性循環

慈善場域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著多維多向的資源流轉和力量傳遞。慈善組織、捐助者、受助者、政府、各類慈善市場中介服務組織、媒體、公眾等多方參與其中，每一方的輸出都是其他主體的輸入。①楊方方：《共同富裕背景下的第三次分配與慈善事業》，《社會保障評論》2022 年第1 期。信息、技術、制度和認知是決定慈善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資源要素和底層支撐，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就是多個維度慈善資源良性循環配置、多資源要素良性互動的過程。

一是物質資源的分配維度：“資源籌集-資源管理-資源分配”的良性循環。作為承載各類慈善活動運行的市場，實現供需平衡是慈善市場的天然追求，資源配置效率是檢驗慈善市場健康運行與否的直接指標。

二是情感資源的傳遞維度：“捐贈者情感表達-受助者心理能量增強-捐贈者的精神收獲”的良性循環。慈善起源于愛心、同情心，慈善資源傳遞過程就是情感和精神力量傳遞的過程，感動自己是起點，感動別人是目的。通過情感傳遞慈善事業能傳遞情緒價值，從而推動受助者建立更廣泛的社會聯結。

三是資源傳遞的互動維度：“借力（讓有力者有愛）-給力（讓無力者有力）-還力（讓有愛者更有力）”的良性循環。給力，即“使無力者有力”，是慈善力量傳遞的目標，無力者的成長是慈善價值的根本體現，是慈善運轉系統有序協作的自然結果；借力是資源動員，是盡其所能獲得，是給力的重要前提；“還力”著眼于讓慈善市場中的參與主體都能有所獲得，營造寬松、開放的慈善氛圍，讓慈善成為“圣壇”。

四是資源要素的關聯維度：“慈善認知-慈善制度-慈善實踐-慈善文化”的良性循環。慈善事業的蓬勃發展離不開先進、開闊的慈善認知的引領，應避免管窺效應，處理好整體的善與局部的善、當下善與長期善的關系，在深刻認知慈善悖論和局限的基礎上，充分、智慧地運用技術手段、規則制度等治理工具，協調處理慈善與各個要素之間的關系。

五是生態資源的優化維度：“慈善事業與其他分配層次互動-人力成長、制度優化-善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優化”的良性循環。在共同富裕進程中，初次分配旨在不斷推進收入上限，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旨在盡量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相對于再分配系統的全民調節，第三次分配系統優先聚焦最弱勢群體的生活改善，盡力提高的是收入水平下限。慈善事業既發揮復合的分配功能促進社會公平，又提升社會的道德水平、衍生善經濟、發揮乘數效應，從而優化整個社會生態。慈善生態網絡中，專業從業者、慈善捐贈者、政策制定者、慈善組織領袖、社會活動家、慈善市場中介服務組織與從業者缺一不可。效率并非慈善市場的第一追求，合作而非競爭才是慈善市場的主旋律，過度競爭邏輯有違現代慈善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先進理念引領者的慈善組織也存在私益慈善和公益慈善的認知誤區，從而在個人求助與慈善組織之間設置了屏障，間接提升了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存在的必要性。其實，現代慈善與個人求助并不矛盾，因為慈善組織最終幫助的是具體求助者，個體、慈善組織與救助對象建立連接的不同路線，連接的時間點是否在募捐之前不是公益與否的決定性因素。比如，直捐是對特定受益人的捐贈，但只要特定受益人有切實需求且不是“我”（自己和親屬），慈善行為就成立，就是公益的。換言之，實踐中只存在慈善是否成立之爭，不存在私益慈善還是公益慈善之分。 “私益慈善”的表述在邏輯上并不自洽，慈善本身是公益的一部分，雖然在一些情景下慈善不一定能替換公益，但基本上公益能替代慈善。因此，慈善組織要拆除個人求助與慈善組織連接的認知屏障。

2.數字技術局限：技術陷阱、大數據盲區與算法無力

數字技術局限主要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技術陷阱。從長遠來看，技術革命會造福每一個人，但新技術革命初期往往蘊藏著巨大陷阱，包括社會階層的劇烈變動和貧富差距加大。身處人工智能時代初期的當下也不例外。①［瑞典］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著，賀笑譯：《技術陷阱》，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1 年，第2 頁。技術往往帶來技術冷漠，加劇人與人的疏離，同時也會放大人類“越疏離-越無力-越冷漠”的道德困境。二是大數據的盲區以及與慈善的天然不適。至弱無聲，最弱勢的群體往往是信息弱勢，向外界主動發信號的能力很弱，屬于大數據的“盲區”，在大數據中沒有存在感，往往游離在數字慈善的救助范圍之外。慈善應優先彌補分配調節系統的“差”和“缺”，運用超越經驗的能力找到最缺少存在感和主動表達能力的最弱勢群體?？梢?，慈善面臨的是個性化的新問題。而大數據基于過去發生的事，接觸的是一個鏡像世界，一直重復呼應已有的期待。從大數據看不出背后的情感和真實感受，成為了數字技術與慈善的天然違和之處。三是算法無力。算法背后是數組模型，數學模型是現實的抽象和簡化，如何找到最貼合現實問題的模型是一個難題。但不論模型多么貼合，算法與實際問題之間永遠存在間隙。更進一步，在商業領域大行其道的算法模型可能不適用于慈善捐贈行為決策，因為精神情感世界的微妙不是任何單一學科能解構的，不同時點和情境下同一人的愛心觸發點亦有很大差異。即使有的推送一時與特定對象的愛心觸發點對上了節拍，也會因反復推送變得越來越無力，直至這個愛心觸發點消失無蹤。

五、可能的矯治思路

理性、辯證地看待慈善事業與數字技術的關系是矯治當下階段性偏離的前提。一方面，數字技術在慈善事業現代化中的巨大工具價值和獨特作用不應被否定，暫時的結構性偏離對慈善事業現代化的持續推進是一種及時的提醒。另一方面，慈善事業是工具性地使用數字技術而非依托數字技術生存，②林敏華：《對公益組織互聯網傳播能力的實證研究——以廣州本土公益組織為例》，《青年研究》2014 年第1 期。數字技術應用不是慈善事業的目的，而是實現慈善事業本質功能的一種手段。①周俊等：《數字技術與慈善事業的轉型發展》，《浙江社會科學》2023 年第8 期。故數字慈善只是慈善的一個側面，不會成為數智時代“現代慈善事業”的代名詞。

（一）處理好慈善事業與相關系統的關系

一是全面增強社會安全感，為慈善方式成長提供空間和支撐。社會保障制度對提升社會成員安全感和認同感的作用不可忽視。慈善事業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效銜接既是兩者自身發展壯大的共贏之道，又是以剛柔并濟、點面結合的方式傳達社會公平正義，引領整個社保體系回歸價值本位，為慈善事業現代化提供的必由之路。②鄭功成：《促進我國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三個著力點》，《中國民政》2022 年第17 期。然而，并非所有制度化保障的供給缺口都應由慈善組織無條件地進行補充，社會保障中政府責任嚴重缺位導致慈善負擔過重的話就會加劇慈善領域的道德困境，個體更易沉醉在表層慈善的輕松愜意。二是尊重弱者，升級個人求助與救助模式?！艾F需現募，據募定助”的個體零散籌款模式需升級迭代為“先行統籌、按需定助”的板塊聯合救助模式。個人求助的網絡服務平臺應根據求助者的不同特征或不同的求助內容劃分為不同的板塊，并與相關慈善組織通過慈善創意傳播聯合籌款，求助者可在后臺根據需求類型向“板塊”提出申請，無需出現在“前臺”，而平臺需要進行信息審核，并與慈善組織共同決定資源配置方案。慈善組織也應在提升募捐項目設計質量的同時，健全個人求助緊急審批制度，這不僅是緩解個人求助平臺“擁擠”狀況的應有之策，也是慈善組織存在價值的體現。

（二）處理好技術與人文的關系

一是用線下小數據完善大數據。應深刻認識到數字技術的有限性，增加線下調研、基層合作和互動慈善空間設計?？赏ㄟ^線下調研或者與基層社區合作，獲取特定類型弱勢群體的需求數據，完善弱勢群體數據庫。慈善組織也可與互聯網平臺合作，共建線下立體的慈善空間，讓慈善在過程體驗中創造更多情感和精神價值。同時增強情感聯結，促進“線下”與 “線上”的互促融合。二是促進算法智能與人工智慧相結合。對于算法與現實的間隙，技術無能為力，只有人工能處理和彌補，一套真正有效的決策機制應在機器人和人之間找到平衡，使算法智能與慈善智慧相融合。為此，應從慈善本心出發，使算法目標從觸發捐贈行為、做大捐贈規模到傳播先進價值觀理念、提升精神力量，推送內容從更貼近個人捐贈行為決策端的同情、愛心喚起到傳遞以提高精神力量、拓寬認知帶寬為指向的先進理念。③楊方方：《社會保障的力量傳導與質量提升》，《社會科學》2023 年第2 期。當底層的認知帶寬得以拓展，共情輻射面自然就更加開闊。慈善的算法不應在個體差異上做文章，而是要尋找和拓寬認知價值共性。

（三）處理好組織與技術的關系

慈善組織是現代慈善事業運行體系中的重要主體，應強化慈善組織在互聯網募捐中的作用和地位。首先是優化互聯網募捐模式，如果制度不能合理分配互聯網募捐權，就會破壞個體直捐和組織化募捐的自然分布狀態。因此，互聯網募捐權應優先分配給價值強者。一方面，讓“慈善+互聯網”與“互聯網+慈善”并行不悖，以覆蓋更多慈善場景。自2024 年9 月5 日起，慈善組織可以在自己網站上進行募捐，無疑將提高慈善組織的自主性，激勵慈善組織不斷提升自身的網絡募捐能力。①2023 年12 月29 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表決通過關于修改慈善法的決定，自2024 年9 月5 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第二十七條第一款規定：慈善組織通過互聯網開展公開募捐的，應當在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的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進行，并可以同時在其網站進行。另一方面，升級“互聯網+慈善”模式為“互聯網×慈善”模式，提升互聯網平臺的“慈善”含量?；ヂ摼W公司固然擅長數字技術，但接受一套新型價值體系并不容易，借助慈善組織的價值優勢是比較務實的選擇。因此，應讓慈善因子更廣泛、深刻地滲透到互聯網募捐的全過程，以提升互聯網募捐平臺的慈善濃度。慈善組織應能共享互聯網募捐平臺的數據信息，包括完整的捐贈者信息，這不僅有助于做好情感聯結、通過持續互動提升公眾對慈善的認知，也可以為制定后續籌資方案、推進后續服務提供重要參考；慈善組織也應能共享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求助者數據，以便實現匹配對接。

（四）處理好組織與制度的關系

從現代慈善生態健康良性發展的需要出發，需要成立行業性組織，在做好行業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的基礎上明晰各類主體的角色并完善相關制度，以理順數字慈善治理體系。一是明確互聯網平臺的角色。為了避免厚此薄彼的現象，制度應明確互聯網募捐平臺平等地服務慈善組織。當然，互聯網平臺要做到真正的服務平等，還需要兩個重要前提：外部的程序前提，應完善民政部門的審核程序，使項目的專業性和慈善價值得到保證；自身的認知前提，即在具體的項目服務平等與宏觀的健康慈善生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從《慈善法》修正之后的相關條款來看，對互聯網平臺服務的要求還不太細致，只是強調了“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為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提供服務”，對于互聯網募捐能力的整體提升助力有限。②自2024 年9 月5 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國務院民政部門指定的互聯網公開募捐服務平臺，提供公開募捐信息展示、捐贈支付、捐贈財產使用情況查詢等服務；無正當理由不得拒絕為具有公開募捐資格的慈善組織提供服務，不得向其收費，不得在公開募捐信息頁面插入商業廣告和商業活動鏈接。二是理順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在數字慈善治理體系中的職能。長遠來看，個人求助的網絡服務平臺不應是直接的籌資平臺，而應是推動慈善資源精準對接、有效配置的現代慈善事業的中介組織，需要通過強大的信息能力成為求助者與慈善組織的橋梁，一方面為求助者牽線對口的慈善組織，另一方面為慈善組織提供精準的需求信息。三是完善網絡平臺的準入、監管與評估體系，包括完善非經營性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備案規定，提高非經營性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備案要求；設立經營性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許可法規，規范經營性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的準入門檻。同時，細化互聯網募捐平臺的相關規定，強調互聯網募捐平臺應制定合理公正的程序，平等地服務所有慈善組織，禁止區別對待。另外，按照現代慈善事業的發展指向對互聯網募捐平臺和個人求助網絡服務平臺進行評估。慈善事業發展不僅要看收入端，還要看支出端；不僅要看捐贈規模，還要看捐贈質量、配置效用和價值輸出以及受助者的人力成長態勢；還要基于慈善組織的長期發展、慈善事業的系統功能和慈善生態的良性健康等方面進行綜合考量。

在慈善事業現代化進程中，數字技術既可成為利器，也可能成為枷鎖。因此，在不斷升級數字技術應用水平、推進數字技術與慈善事業的深度融合的同時，需要我們保持開放的認知、在線的宏觀視野和反思精神，以保證慈善事業搭乘數字技術之快車行駛在現代化大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