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用之器：淄博渭頭河傳統陶缸的田野調查與研究

董岳 王姮

摘 要： 渭頭河傳統陶缸是淄博民間日用陶瓷的獨有品種之一，為滿足百姓生產生活和時代需求不斷創新，孕育著特殊的文化價值?；趯ξ碱^河傳統陶缸的田野調查，分析陶缸的形制與類型、產區與產業發展、制作分工與工具工藝等，闡釋新時期陶缸被賦予新工藝、新裝飾、新形式、新功能的社會發展和產業轉型緣由，闡明淄博傳統制缸產業的發展和轉型，不僅是基于市場發展的自主求變，而且是在產業發展中新產品衍生的必然結果，對當地陶瓷文化的創新和傳播均有所裨益。

關鍵詞： 淄博；渭頭河；陶缸；設計制作

中圖分類號： G80-05 ?文獻標志碼： A

在淄博傳統陶瓷業發展進程中，渭頭河傳統陶缸作為一種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陶瓷產品，其歷史起源、經營狀況、生產分工、制作工藝、裝飾審美等都別具特色，然而，對它的記錄和研究卻較少。究其緣由，一是渭頭河從事陶缸生產制作的多為底層勞動人民，在手工業時期主要以師傅帶徒弟的方式進行技藝的學習和傳承，多依賴于口傳心授，缺乏系統的文字記載；二是渭頭河傳統陶缸生產作為民間陶瓷業，并未受到達官顯貴和文人階層的重視，即使在民窯產品中也屬于粗制品，缺少裝飾性和人文性，主要由底層百姓使用，難以保留對其產品、工藝等方面的史料記載。

20世紀60年代后，淄博陶瓷業的機械化和產業化進程加快，渭頭河傳統陶缸制作工藝被工業化生產方式所取代。在此后的發展中，陶缸產業雖不斷轉型調整，但最終被新機器和新產品所取代，多年以此為生的老藝人、老師傅也放棄了這一謀生手段，轉而尋求其他的生存方式。

設計在一定意義上既是“物”又是“事”，設計不僅作為造物而存在，亦是事物分布的文化[1]。渭頭河傳統陶缸的設計生產與百姓日常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并形成一系列與陶缸類型、工藝、裝飾以及產業發展相關的文化現象。每一種人工器具都深藏著豐富的文化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文化是一樁樁、一件件活生生的事象和器物。文化在人類的“用”中代代相傳，“用”能直接滿足人的需求。陶瓷器之所以被看作一種文化，是因其有用[2]。渭頭河的陶缸文化亦是如此，正是因為其不斷延續、不斷豐富的“有用性”，其產品、產業和文化才得以發展?；趯ξ碱^河傳統陶缸的田野調研，對其形制與類型差異、產區與產業發展、制作分工與工具工藝進行分析，并試圖對新時期陶缸被賦予新工藝、新裝飾、新形式、新功能的產業轉型緣由作進一步闡述。

1 陶缸的形制和類型

缸，也稱“甕”，盛產于淄博渭頭河一帶，早期為泥料堆砌拍打成型，故在當地又名“掇貨”。缸的作用是為了方便人們貯藏食物，避免變質。中國很多陶瓷產區生產的陶缸，是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

渭頭河傳統陶缸（圖1）主要由缸口和缸身組成。缸口又稱“口沿”或“口唇”，口沿內收、較厚且轉折處明顯，構成一條清晰的凹陷弦紋；缸身輪廓造型微曲，造型變化走勢由外側線條的收張、曲直決定，大小通常由缸底決定。傳統陶缸類型多樣，質地厚實，用途廣泛且經久耐用，可抗酸堿、耐腐蝕。從功能看，陶缸大致可分為水缸、糧缸、酒缸、菜缸等。過去沒有自來水，需要用缸存水；糧食怕被老鼠吃掉，需要盛放在缸里保存。故而缸成為百姓家中必備的儲物器皿。

渭頭河傳統陶缸在長年的生產和日用之中，形成了一套本土獨特的名稱，如“腳缸”“窯角”“大瓤”“小瓤”等，并以此來區分陶缸的類型?！澳_缸”作為裝燒時的基礎缸，在燒窯時作為“行柱”（窯內將所裝產品壘成柱狀，行柱多少通常由窯爐型號大小而定）底部的一類最大缸型，被埋入土中以穩固結構?！案G角”，則是倒扣于“腳缸”上的第二類大缸，燒制前工匠會在“腳缸”和“窯角”上以按壓手指或拍打手印的方式做一個特殊記號。當上一層陶缸再往上壘時就不再做記號，故被稱為“無記”。另外，陶缸通常采用套燒方式，即將小缸套于大缸內部，將內部的小缸稱為“瓤”，并分為“大瓤”和“小瓤”。再有燒制時放于窯爐最前端攔火的陶缸被稱為“攔前”。因此，人們以燒窯時的陶缸大小排布結構來劃分陶缸的大、中、小型號，并以此作為民眾日常生產生活中的普遍稱呼與形制劃分，其他陶缸形制幾乎相似，僅為尺寸不同。渭頭河傳統陶缸的類型如表1所示。

從傳統手工藝時期的陶缸制作到現代技術的標準化生產，陶缸的形制、工藝、組織流程等還在一定程度上展現出技術變革所帶來的影響。調研中發現，當地人習慣將收口鼓腹的缸稱為“甕”（圖2），而敞口收腹的才稱為“缸”（圖3）。早期產品由工匠手工拍打成型，其腹部外擴，弧度較大，而后來的產品則是由機器刀板成型，腹部較為平直挺拔。成型工藝的轉變使陶缸器型有細微的差異，并呈現出一定的時代特色。

2 陶缸產區與產業發展

2.1 發源于渭頭河

淄博渭頭河，又名“峪頭河”“魚頭河”和“為頭河”，以生產傳統陶器而聞名，是一處歷史悠久且規模龐大的民間陶瓷生產基地。陶瓷窯址自明清延及近、現代[3]，最初生產碗、罐、盆、壇等小型陶器，后來主要生產陶缸，以此知名，并成為北方地區古代民間窯址的代表。同時，“所有原料分青土石、黃土石兩種，產于渭頭河南山，挖掘土井采取，其價甚廉，每百斤只售大洋一角?！盵4]180可見，渭頭河生產陶缸具有天然的地理優勢。

渭頭河陶瓷業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清代中葉至民國時期，傳統手工藝生產模式保持較好，多沿用人工成型，產品銷售至山東及周邊各地。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至20世紀60年代，正值傳統手工藝生產模式的整合調整期，一方面繼續利用手工成型，另一方面將傳統窯業進行調整。1949年8月，建立公營淄川縣益民窯廠，1952年12月改稱為地方國營淄川窯廠[5]6。在延續傳統工序基礎上逐步實現機械化和電氣化生產，不斷進行產品改良和美化。三是20世紀70—80年代，產區為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采用工業化和機械化生產。如先后成功試制大缸滾壓成型機、中缸滾壓成型機，并形成大缸滾壓成型自動化生產線[5]15-17。遺憾的是，陶缸于20世紀末逐漸淡出民眾的生活舞臺，但本地的制缸文化沒有泯滅，其生產發展具有濃厚的社會性特征。

2.2 產業經營狀況

“1947年底，淄川渭頭河一帶有順和、德盛、三畝園、新生、福興、西信等20多家窯場”[6]，主要生產各類民用陶瓷，以缸、碗類最具代表，并通過鐵路運送至山東各地。民國初期，渭頭河以生產大缸為主，不僅滿足當地居民的需求，還遠銷周邊地區。20世紀30年代，渭頭河陶器由淄城西關轉膠濟鐵路運銷各地，從該時期渭頭河各窯業經營狀況看（表2）[4]181，王繼隆窯、松林窯、孫兆壁窯、致和窯、成大窯、義昌窯等產值和產量非?？捎^。至1932年，有缸窯20余座、年產量為42 000件、價值40 000元，碗窯8座、年產量為11 240 000件、價值17 000元，兩項總值為57 000元，淄川火車站每年運銷青島、濟南等地的粗陶器為2 173噸[4]181-182。以上史料記載充分證明了當時渭頭河地區傳統陶缸生產經營活動的繁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渭頭河依然主要從事大型缸器的生產，延續傳統的拍打成型工藝，制缸規模逐漸擴大，擁有50余座圓窯，雇傭工人2 200多名。20世紀50 年代初，渭頭河一帶共有44座窯，其中淄川窯廠經營24座，鎮政府經營3座，其余17座屬私營，個體的陶瓷手工業者逐漸走上了集體化道路，并改組后建立了陶瓷生產社[4]187?！爸敝?0世紀 60年代，牛拉碾、人采泥、手拉坯、泥條盤筑成型、手工剟修、窩窩頭窯燒成等傳統生產工藝與模式仍在沿用?！盵7]

在之后二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渭頭河成為淄博陶缸和園林陶瓷的重要產區。1972年，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時，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九字方針，使之在當時成為指導全黨全國工作的重大戰略部署，幾乎各行各業都圍繞于此調整了工作重點[8]，陶缸一度被列入儲糧戰備器具，當時生產的陶缸賣價不高，只有幾元錢，供不應求。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糧食大豐收，農民儲糧急需大缸，陶缸一度成為百姓儲糧的“糧倉”。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渭頭河地區曾采用“以糧換物”的交易方式，無論是大缸還是小缸，都可以用一缸粗糧換取一件陶缸。其中，腳缸（大一缸）每個約裝玉米200公斤，大前瓤（中一缸）約裝75公斤，小瓤（小一缸）約裝30公斤［5］184。

3 陶缸生產的分工

傳統陶缸成型主要采用泥條盤筑法，這是一項相當繁重的體力活。當地陶缸生產分工大致可分為三類，即掌作、匠人、打燒，分別負責各個工作環節，各司其職，分工明確，確保了陶缸制作的順利進行。

掌作，作為整個生產過程的主導者，不僅需要管理所有工匠，還要對生產中遇到的所有問題進行協調。具體工作包括負責處理泥料、陶坯施釉和產品監督等。如搬運和晾曬泥料，使泥料保持適中濕度。施釉過程又稱“上藥”（當地所施的“藥土釉”，在燒制后釉色多呈醬色），施釉時用水壺圍著大缸內部自上而下澆注，會根據產品的干燥程度施釉二至三次。施釉后通過陽光晾曬（圖4）或窯爐的余溫進行烘干，此過程中需要檢查缸體，對缸坯開裂的部位及時用泥汁抹平。早期陶缸僅內部施釉，外部與缸底不施釉，這既加強了缸體內部空間表面的密封性，又可以節省制作成本。后來的陶缸則內外皆施釉。

匠人，負責陶缸的具體制作，如制缸底、接坯、接沿、放置等。通常大型缸為四節成型，中型缸為三節成型，小型缸為兩節成型，在成型前要預先拍制缸底，大型缸的缸底徑長可達60 cm左右。接坯時需要將粗細一致的泥條進行拍打，每做好一節后進行晾曬干燥，確認其有一定支撐力后再進行黏接，續接時需在干燥的缸體上用泥汁滋潤，以確保與續接上的新泥黏合在一起，并在黏合的接縫處跟進拍打。接缸沿是最后一步，是對缸口的塑形，要讓它不偏不倚地立于平窄的缸身。需要控制好坯體的干濕，尤其是大型缸，若缸身過干，唇部接不牢；缸身太濕，唇部挺立不住。工匠剛好可用手部虎口處對大型缸的缸口邊沿進行壓邊修正（圖5），并進一步整形調節。

打燒，負責拍打和燒制前的調整。拍打的師傅又叫“打包師”，與匠人配合進行缸體制作。拍打時要將兩把錘子置于平行位置，對準后進行有規則的里外拍打，里外錘子要相互受力，均勻拍打。拍打一方面可對缸子造型不斷塑造和調整，另一方面可加強陶缸坯體密度，需要工人拍打上千次，使其變得結實。拍打時缸身厚度憑借師傅的手感經驗控制在1 cm左右，最厚2 cm，若太厚會浪費泥料且增加燒成難度，若太薄則無法承重，續接困難。在產品裝窯前，打燒師傅會再對陶缸進行驗收，在合格的陶坯上用葛條系住缸沿。

陶缸拍制時需要使用專門的工具。內部所用的是陶瓷錘（圖6），錘面光滑，中間鼓出，周邊翹起且光滑，防止在拍打時出現棱紋，錘把安裝于瓷錘背面。外部用木錘子，木錘子一般用山榆木做成（圖7），錘柄較長，便于操持拍打時用力；錘面則是一面光滑，一面有條紋，拍打時為了防止表面泥料粘連，可以兩面調整使用。錘子拍打所留下的肌理印記，既具有一定辨識度又可在搬舉陶缸時增大摩擦。

多年的生產模式、組織分工早已使當地工匠在時間和空間中練就了熟練操作的本領，如艾約博所說：“技能所在之地既非封裝嚴密的心智中，也不作為人們在體知識的身體里，而是存在于有技能之人與周圍環境之間的互動界面當中?！盵9]渭頭河傳統陶缸設計的組織分工和流程看似獨立卻又相互交叉，師傅們在長期生產中不斷完善技藝、流程，并在延續互動中形成了特定的技術文化，保持著本土陶瓷文化的連續性。

4 陶缸的裝飾設計與轉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對傳統陶瓷業生產模式進行了自上而下的干預，使之符合社會現代化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面對新的時代需要，渭頭河的陶缸產業不斷做出調整與反饋，以過去的生產經驗作為參考，在陶缸的裝飾、功能、工藝和形式賦予等方面進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嘗試。

20世紀60年代，我國開始向澳大利亞、印度、緬甸、日本等國家出口松花蛋，選用具有淄博傳統特色的陶缸作為包裝，外附裝飾，內施綠釉，以更好地適應市場需求，提升松花蛋的檔次和附加值。此時，傳統作坊逐漸合并建廠，老藝人在傳統制缸工藝的基礎上，采用堆貼工藝在缸身表面進行紋樣貼塑，貼附好紋樣后在缸坯表面罩透明釉進行燒制，紋樣多為動物、植物、人物等形象，如雙龍戲珠裝飾陶缸（圖8）?！半p龍戲珠作為中國民間流行的傳統圖案之一，有人將這一圖騰理解為太陽崇拜，也有人認為是父母愛護子女的意思，代表吉祥美好的象征寓意?！盵10]當時的陶缸裝飾一方面采用民間傳統的龍紋形象，另一方面利用民間堆貼工藝進行表現，不僅可以適應當時社會和市場的發展之需，使陶缸產業的經濟價值和審美地位不斷提升，而且將本土設計與民族文化有效結合，形成新時期陶瓷文化傳承創新的代表。

當時淄川陶瓷廠出產的龍缸尺寸型號，有“八七”“小四”“小六”“小八”“小九”等類型，以盛放不同數量的產品。據曾工作于淄川陶瓷廠的何巖老師回憶，松花蛋出口國外后，一度被人戲稱為“龍蛋”，因松花蛋被取出后，裝飾龍紋的陶缸既可以作為容器使用，也可以作為擺件放于庭院里養魚養花。因此，當時陶缸的裝飾和工藝創新可視為之后園林陶瓷設計的雛形。

在后來的產業發展轉型過程中，傳統陶缸逐漸轉向園林陶瓷設計。1969年淄川陶瓷廠成立園林陶瓷設計試驗組，次年又升級為試驗室［5］51，將傳統陶缸設計向園林陶瓷進行開發轉型，如各類裝飾龍鳳等紋飾的花盆、花瓶（圖9）以及園林桌凳和公共設施等。園林陶瓷中的陶瓷桌凳、陶瓷衣架等一系列產品是在大缸制作基礎上，逐步將產品加高而生產出來的，開創了園林陶瓷的先河，興盛時期，園林陳設瓷多達80個花色品種[7]。從社會發展層面看，園林陶瓷在陶缸設計與產業發展基礎上不斷進行形式賦予、新品開發和產業轉型升級，這不僅是一種造物設計的邏輯，更是一種社會性過程，是淄博陶瓷文化的延續與傳播。

5 結語

討論渭頭河傳統陶缸的生產，實質是對當地陶瓷業發展的反思，是對陶瓷文化延續和傳播的緣由現象追溯。渭頭河傳統陶缸的發展很好地呈現出當地造物、生產、轉型的文化實踐活動，并在不同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下產生新文化?，F代人類學家布羅尼斯拉夫·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文化論》中指出，文化為人類生活之手段[11]。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與人相關的生活永不停止，它不斷地在人們生產生活中創新，不會停滯在一個固定的狀態下。設計作為一種文化實施手段或過程，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和各種社會因素發生著互聯互動。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看，每個地域的人群在設計日用物品的同時也在制造文化，是文化的具體實踐，并體現出特有的設計行為和價值。

淄博渭頭河傳統陶缸生產作為當地特色產業，由傳統陶缸到現代陶缸的設計裝飾，以及園林陶瓷設計的全面轉型，被不斷賦予了新工藝、新裝飾、新功能、新形式，這種設計態度不僅體現出藝人對本土傳統工藝的尊重和積極的探索精神，更是在保持本土文化基礎上的設計創新和文化積累，是對地域符號和陶瓷文化的進一步宣傳。值得說明的是，園林陶瓷作為當時宣傳淄博陶瓷業的象征物，在工藝、審美、個性以及形式賦予等方面均有改變，不斷通過設計手段進行創新轉型，勾連起產品、產業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使當地陶瓷業和文化不斷獲得新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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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劉 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