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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周正逵先生的那些歲月

2024-04-09 09:25周穎
教育研究與評論 2024年1期
關鍵詞:教材編寫語文教育

摘 要:因敬服周正逵先生的語文教材理念而改變了人生軌跡,擁有了十二年追隨周正逵先生編寫教材的時光:加入編寫團隊,參與中華書局版語文義務教育教材的編寫;聆聽周正逵先生的口述內容,整理其教育思想;從教材編寫到教程策劃;見證鍥而不舍、永攀高峰的“弘道者”精神;幫助捐獻重要藏書與資料。

關鍵詞:周正逵;教材理念;教材編寫;語文教育

一、 初識:接觸改變我人生的教材

我與周正逵先生的緣分可以追溯到1996年。那時,我在湖北省的一個鄉鎮中學河溶高中,當一名語文老師。那一年,宜昌市語文教研員張文海老師在全地區高中推廣由周正逵先生主編的人教社高中語文實驗教材。這是一個創舉。因為這是全國唯一在地級市范圍內使用這套教材的,除此之外,都只是在某些省重點高中的實驗班使用。而正因為此,因緣際會,我這個鄉村高中教師,才能接觸到這套不平凡的教材,從此改變了我的人生。

1996年9月,當我拿到嶄新的《文言讀本》時,我頓時感到這套教材的不同凡響。它打破了傳統的高中語文教材體系。高一是《文言讀本》,主要學習文言文,還有一本《現代文讀本》,兼顧現代文閱讀。這是我之前所未能想也未敢想的,以我不長的初高中語文教學經歷,從未看到這樣打破常規、大膽創新又極富遠見卓識的語文教材。我感到這才是高中學生所應學習的語文教材,既有高度又有深度,能引導學生真正感受到語文的魅力。

我用了很大的熱情來教學這套教材,并被“提拔”為備課組長。我認真研究這套教材的特點,鉆研文言教學的方法,并且與學生一起,背誦《文言讀本》中的一篇篇文質兼美的選文。說實話,雖然在大學里曾學過《古代文學》《古代漢語》等課程,但很多古文篇目都是蒙混過關的。而這一次,我這個語文老師上課時,先把所要教學的文言給學生背誦一遍,做個示范,然后才開始教學。教學方法也與以往的重在講解不同,改為重在誦讀。學生背誦文言的熱情空前高漲,還掀起了一波波的誦讀比賽。有老師評價說,學習完這套教材,能達到大學中文系二年級的水平。對此,我是深有感觸的。

我猶記得,有一次當陽市教研室開語文實驗教材研討會,在會上我感慨這套教材真正顯示了語文教材應有的高度與深度時,教研員靳方玉老師介紹說:這套教材的主編周正逵先生一生致力于編寫語文教材,他很少去寫所謂的科研論文,也不致力于出版專著,他全心全意、全力以赴、全神貫注于一件事,就是編寫語文教材,然后實驗,再修改,再實踐。

1997年9月,宜昌市語文教學研討會在宜都市一中舉辦。聽說周正逵先生將親臨指導,我積極申請參會。在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見到周正逵先生。他清癯的面容、洪亮的嗓音以及爽朗的笑聲,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以致十多年后我在慌忙中進入星球出版社的會議室,在眾多專家之中,仍一眼就認出了周正逵先生。

那一次,周正逵先生首先對參會的示范課進行了點評,又闡述了他所主編的這套語文教材的體系與思想。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針對有些老師所反映的這套教材沒有教參,有些老師不知道怎么教的問題,周正逵先生回答:這套教材原本就是創新的教材,沒有教參,要敢于自己琢磨、自己研究、自己實驗,要敢于大膽創新,大膽實踐,不要依賴教參,否則,教參盛行之日就是合格教師絕跡之時!

這幾句話如同醍醐灌頂,深深地震撼了我,對我的語文教學觀產生了極大的沖擊。會后,靳方玉老師特意帶著我去見了周正逵先生。匆匆說了幾句,因為緊張,如今我已忘了當時說了些什么。后來我問周正逵先生,他說他記不起曾見過我,因為這種情況太多了。但對我而言,談了些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見到了我景仰的前輩,并得到了鼓勵。

從1996年到1999年,我滿懷熱情地在一所鄉村中學教學了三年周正逵先生所主編的人教版高中語文實驗教材,從《文言讀本》到《文學讀本》再到《文化讀本》。我真切地感到這套教材方向明確,步驟有序,方法有效,能一步一步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當我教完這一整套教材之后,我感到我的語文教學觀如撥開云霧見天明,豁然開朗;又如攀登上一座高峰,見識到了一個全新的景象。

由于教學這套教材,我的教學論文多次獲獎,也曾在宜昌市上過實驗教材的示范課,所帶的學生高考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1999年9月,我從地處鄉村的河溶高中調到了當陽市一中。在教學這套教材時,我感到不僅要進行語文的研究,還要進行教育理論的研究。因為這套教材體系的“能級遞進理論”,包含了豐富而深刻的教育理論思想。而我的教育理論素養相對薄弱(可能也是大多數中小學教師的通?。?,對“能級遞進理論”的理解也就相對淺薄。這直接影響了我對這套教材的理解程度,以及教學的效果。因此,我決定加強教育理論的學習和研究。為了給自己一個壓力,也為了讓自己系統地學習教育理論,我決定考研。沒想到,我竟考上了2006年的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理論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從湖北的一個小縣城來到了北京。

不論是我的工作調動,還是后來的考研,都與我教學周正逵先生主編的人教版高中語文實驗教材有關。因此,我時常對人說,這套教材改變了我的人生。此言并非謬說。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币驗閷χ苷酉壬木囱?,對其語文教材理念的敬服,心慕手追,因而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才使得此后能再與先生相遇,而得以追隨先生。

二、 跟隨:加入教材編寫團隊

2009年北師大研究生畢業后,我到了武漢一所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做高等教育的研究。但我心心念念的是基礎教育的研究,于是2010年7月,我又從武漢來到北京,準備找一個基礎教育的工作來做。

7月中旬的某一天,我上完課掏出手機一看,有四個未接電話。正疑惑著,電話又打過來了。趕緊接通,對方說是陳元輝老師,邀請我第二天去星球出版社的會議室參加一個語文教材的研討會。第二天我去得稍遲,會議室已坐滿了人。我慌忙進入會議室,眼光一掃,在眾多的專家之中,一眼就認出了坐在對面中間的周正逵先生。此時離1997年遇見先生已過了十多年了。

那次會議上,我才知道,中華書局版語文教材編寫組聘請周正逵先生為主編,劉占泉老師為小學執行主編,陳元輝老師為初中執行主編,正在編寫一套義務教育的語文新教材。聽著周正逵先生在會議上高屋建瓴、思路清晰地闡述教材編寫的思路,我不由想起了當年教學他主編的人教版高中語文實驗教材的情景。會后,當教材編寫的負責人唐小平問我有何想法時,我便當即表示非??释軌騾⑴c這套教材的編寫。

我幸運地加入了中華書局版語文義務教育教材編寫團隊。那段日子真是令人難忘??!討論方案、聯系專家、編寫內容、審閱書稿、提出建議、修改校訂……那時,編寫組的每個人幾乎都是一部高速旋轉的機器,常常連軸轉十幾個小時。周正逵先生那時已過古稀而近耄耋,但常常在十幾個小時的討論中,我們從青年到中年的一大幫人都“熬”得受不了時,他仍精神矍鑠、思維敏捷,指出問題,提出方案。我曾疑惑他何以這樣精力旺盛,后來才領悟到,他是把全部的心血與情懷都投入到這部教材之中。

我又曾很疑惑:周正逵先生不是編高中教材的嗎?為什么要來編小學和初中的教材呢?我在不同場合,曾多次聽他說過,他之前在人教社是編高中語文教材的,他也的確編了一套極富特色的高中語文實驗教材;但如果初中、小學的教材不是按“能級遞進語文”的原則進行編寫的,就很難與他主編的那套高中教材進行銜接。這是我所能理解的。當初教那套教材時,就有很多人擔心教材比較難,比如高一《文言讀本》,就全是文言文,認為師生都很難適應。但以往語文教育“少慢差費”問題的核心又恰恰是語文教材編得不夠科學。所以,他一直想找個機會,用“能級遞進語文”理論,打通基礎教育的語文教材,編寫一套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的貫穿整個基礎教育的語文教材。這次正好有一個機會編寫義務教育階段的語文教材,可以與他編寫的高中語文實驗教材實現對接。更重要的是,他覺得能夠用他一生的研究心血,化成一套適合中國青少年科學學習語文的教材,以此提高全民的語文能力和語文素養。所以,本已古稀之年該安度晚年的他,毫不猶豫又義不容辭地踏進了稱之為“泥潭”的語文教材編寫之中。我這才明白了他心中那份永遠的語文情懷。他其實是想要把我國的語文教育從“少慢差費”的泥潭中拔出來,而能抖擻精神去攀登語文教育的珠穆朗瑪峰。

我自己在一線教學了十八年,教過初中和高中語文,也寫過不少所謂的教研論文,又是北師大教育理論的碩士研究生。但在跟著周正逵先生編寫教材的那段日子里,我才發現自己在語文教育上,既有實踐的缺乏,又有理論的淺薄。而跟著周正逵先生編寫教材,我逐漸感覺到了他的語文教育和語文教材思想的博大與精深。我在多個場合說,跟隨周正逵先生編寫教材,遠比在大學里讀一個博士和博士后要強得多。跟著周正逵先生編寫教材三年,就算我繼續讀了博士學位;要是跟隨了六年,就算我博士后出站了。而我后來跟隨他有十二年之久。

教材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編寫,最先涉及的就是語文教學的起點問題,即識字問題。周正逵先生提出,我們所編教材要以中國傳統的“韻語識字”的方法為主,兼采各種識字方法,而且先學部分漢字,再學漢語拼音,稱之為“先識后拼”。我當時十分詫異。我雖然沒有教過小學,但我知道,當時幾乎所有的小學課本都是采用的先學拼音后識漢字的編排方式,甚至已形成了一種“傳統”:即學漢字之前必先學習拼音,基本上已經把學拼音當成了學習漢字的前提。

我曾問周正逵先生為什么要這樣編排。他笑著反問了一句:“在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啟拼音識字以前,中國人是怎樣識字的?那時可沒有漢語拼音哦!”一語驚醒我這個“夢中人”:原來,不學拼音也能學漢字!我們祖先實施了幾千年,我怎么就忘了呢!

“我們的古人是怎么識字的呢?或者說我國古人的識字課本有哪些?”他接著問。這個我還是知道的。我說,古人的識字課本主要是“三百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澳恰偾У木幣欧绞绞窃鯓拥哪??”他繼續啟發我。我有些懵,一時回答不出?!澳悄阕x一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是不是都是韻語,讀起來朗朗上口?這就叫作‘韻語識字?!迸?!原來如此。我國古代的小朋友是念著、唱著學習漢字的,比我們現在的識字方法可要生動有趣得多?!斑€有,我國漢字是怎么發明出來的?”周正逵先生再次啟發我。我說,起初是照著萬事萬物的形象描畫出來的,是象形文字?!八园?,漢字原本是一幅美麗的畫,而拼音呢,是抽象的符號,你覺得哪一種更符合小學生的識字規律呢?”他娓娓道來,令我頓然明白了我們的識字教材采用“先識后拼”方式的道理?!岸野?,”他進一步闡述,“中國孩子學習文化的第一口奶是‘洋奶還是‘母奶,這還涉及一個‘文化自信的問題?!毙蜗蟮谋扔?,令我頓時理解了我們正在編寫的“先識后拼”識字教材的文化意義。我仿佛又登上了一座高峰,有新的境界展現在我眼前。

周正逵先生就是這樣循循善誘地引導著我們這些編寫人員領會他的教材思想的,不僅關于識字教材的編寫,還有閱讀教材的編寫、作文教材的編寫,以及文言教材的編寫,等等。不過,周正逵先生并非只闡述他的教材思想,然后讓我們按圖索驥,完成他的構想。他同樣廣泛地征求眾多專家學者以及一線教師的建議,反復修訂方案。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中作文方案的形成過程。

作文一直是中小學教學的老大難問題,周正逵先生極為重視作文教材的編寫。我加入編寫組時,正是夏季暑假期間。編寫人員與請來的十幾位來自大學的語文研究專家學者,以及中小學一線優秀教師,在西城德勝置業大廈的一間小會議室里圍坐。大家熱火朝天地討論著作文編寫的方案,常常是從上午九點開始討論,一連幾個小時到中午,然后每人一份簡單盒飯,就在會議室吃完,略加休息;繼續討論幾個小時,到晚餐時間,再每人一份盒飯,吃完繼續討論,常常到晚上十點之后。十幾個小時高強度的討論、爭辯,我們這些年輕人、中年人都受不了,但年過古稀的周正逵先生卻始終神情專注、精神飽滿地認真傾聽每位老師的發言,并與發言老師互動、討論、闡述,乃至辯論,從而形成他的新的作文方案,再發給大家進一步討論修訂。我記得作文方案前前后后修訂了十余次,是耗時最多、費力最大的一個方案。其后,周正逵先生還多次征求他在人教社、北師大等老同學、老同事、老朋友的意見,又進行了多次的修改。

后來,每每想到那個熱火朝天的夏天,我都為自己能參與到其中而感到慶幸,更為周正逵先生謙遜的品德、精深的思想、嚴謹的治學態度而深深折服與敬仰。不由會想起顏淵對其老師孔子喟然而嘆的那幾句話:

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三、 受教:聆聽口述內容,整理教育思想

到了2011年秋季,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我們的教材內容已基本編寫完成,等待義務教育新課標頒布后,教育部發布關于教材修訂送審的指令,我們就可以進入教材編輯的環節了。正在此時,萬萬沒想到的是,傳來了關于語文、政治、歷史三科教材收歸教育部統一編寫,不再允許有其他版本的消息。

這不啻是一個晴天霹靂,編寫組一時有些不知所措。但傳聞未被證實,編寫組也并未解散。負責人唐小平先生指示我們,一則繼續完善教材的內容,二則由周正逵先生給我們編寫組成員再詳細而系統地講述他的“能級遞進語文”理論,并以此整理周正逵先生的語文教育和語文教材思想。

周正逵先生也欣然應允。他整理了關于語文教育與語文教材的十六個問題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幾次重要的語文教改的內容,每周過來兩三次,給我們進行講述。他特別認真,每次講述時,會帶來大量的佐證資料,甚至珍貴的歷史文獻。比如在講述“語文教材體系改革”問題時,他帶來了他在1977年參加全國中小學教材會議時的學習文件,其中有一頁已經發黃,破損多處,上有手寫筆跡。那是全國教材會議時,由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傳達的“胡喬木同志對新編語文教材的意見”,由當時的教育部的某位領導(記不清姓名了)手寫記錄的。我們很好奇地問,這些文獻資料怎么會在他手上。他笑著說,這都是他從“垃圾堆”里“淘”來的。原來,人教社幾次搬家,很多舊的書籍資料要“淘汰”。而周正逵先生卻覺得其中有不少珍貴的資料,于是就到“垃圾堆”里去“淘”。這都是“淘”來的結果。

2011年的那個秋季,對我們編寫組來說,真是一個收獲滿滿的金色秋季!周正逵先生如同一位博士生導師,給我們編寫組的幾位成員進行小班教學。從“語文教育改革的方向”到“語文能力形成與發展的規律”,到“語文教材體系改革”,到“識字教學、寫字教學、現代文閱讀教學、文言文閱讀教學、文學作品閱讀教學、文化論著閱讀教學、作文教學、口語交際與綜合性學習”等語文教育與教材的方方面面的改革,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文學、漢語分科實驗”,周正逵先生親歷的“景山學校語文教學改革”,和他本人主持的長達二十多年的人教版高中語文教材體系改革實驗,等等,他都做了深入而細致的闡述。如此全面、系統、深刻的語文教育和語文教材的思想體系,可以說,在當今的無論哪所大學的語文教育的相關課程中,都是沒有教授能夠開設,也沒有學生能夠接觸到的。我們是何其幸運!我經常鄭重而慶幸地說,我們是周正逵先生所帶的“關門弟子”。

周正逵先生在講述時,常常結合他自身的教學經歷、編寫教材的體會、進行教材改革的經驗與教訓,乃至人教社的種種人文掌故等等,生動活潑、深入淺出地闡述深刻的語文教育教材思想,令我們編寫組成員在深受啟迪之中,又會心而笑,常常是在感悟中領悟、在領悟中頓悟。

周正逵先生講述時,一般是由唐洪啟老師負責錄音。錄音后,前期主要由唐洪啟負責錄入和整理,后來王啟軍和我也參與了錄入整理,整理后再找周正逵先生進行核對與修改。周正逵先生極為認真細致,常常把講述時為了生動活潑的口語化語言又轉化成書面語,也就是說,他幾乎又把所講述的內容重新寫了一遍。

我前文說過,周正逵先生一生只為編寫一套好的語文教材而奮斗,并未去寫什么專著。劉占泉老師說周正逵先生是孔子般的“述而不作”。而這一次,周正逵先生卻把他一生的實踐和思考,十分慎重而又精心地進行了梳理。每當我看到周正逵先生戴著老花眼鏡,專注而又細致地修改文稿時,我仿佛有見孔子晚年整理“五經”、司馬遷晚年撰寫《史記》一般,有一種莊嚴神圣而又悲壯無比的感覺。

后來,唐洪啟返回了家鄉安徽,王啟軍也因故離開,周正逵先生的講座內容主要由我整理。那時,我一周要到周正逵先生在知春路太月園的家中兩三次,與他核對講稿,補充內容,收集他以往的文章、照片,討論編排的形式等等,終于編輯成了《語文教育改革縱橫談》(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和《探索者的足跡——周正逵語文教育論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兩本專著。在《語文教育改革縱橫談》出版座談會上,時任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副司長的朱慕菊出席并發表講話,誠摯祝賀周正逵先生專著的出版。

周正逵先生在書的后記中專門感謝我們幾人的付出。而我要說的是,我在聆聽、整理其講座和文稿時,從中獲得的知識和思想乃至品德與情懷,比我所付出的要多得多!

遺憾的是,我為很多的老師向周正逵先生索要過他親筆簽名的《語文教育改革縱橫談》一書,但偏偏我自己從來沒有向其索要過他親筆簽名的書。我甚至好像從來沒有動過這個念頭。也許我潛意識覺得,周正逵先生不會離開我們,會一直在我們身邊,索要簽名的機會多的是,以后再說吧。這樣一想,他確實一直陪伴在我們身邊、在我們心里!頓時,又不覺得遺憾了。

想起2011年的秋季,我和編寫組的成員在德勝置業大廈的那間小小的會議室中,聆聽周正逵先生的講座,那是我學習生涯中最美好的情境記憶,就如《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里曾晳所描述的那樣: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四、 歷練:從教材編寫到教程策劃

2013年6月,教材的政策仍不確定,教材編寫組的工作基本停滯。我也離開,去了一家教育出版公司,但仍保持與周正逵先生的聯系,時常去他家請教一些語文教育的問題。9月中旬的一天,唐小平先生突然約我和陳定家老師一起到周正逵先生家中,商量教材修訂的事宜。原來,教育部終于下發了關于義務教育教材修訂送審的通知,我們的教材編寫可以再次啟動了。

但我那時已有了另外的工作,才干了三個多月,剛剛穩定下來。是否重回編寫組,我一時有些猶豫了。我思考了三個晚上,對語文教材的情懷始終擺脫不了,最終決定重回編寫組。

重回編寫組,從2013年9月下旬到2014年2月初,度過了另一段緊張的歲月。特別是送審的前一個月,跨越了2014年的春節,但編寫組甚至連除夕都未休息,白天審稿,晚上改稿,接著熬夜校對、排版。我常常在半夜乃至凌晨,在大雪中去馬路上攔出租車,送請來審稿、改稿的專家老師或排版的工作人員回家,而編寫組成員則常常熬通宵工作。周正逵先生那時已年近八十,且患有心臟病、高血壓和糖尿病,卻也和我們一樣審稿、改稿、校對、檢查,一起吃盒飯,一起加班干。我記得終于在農歷新年的初九(2月初)的一大早,按照要求把教材樣書和材料送到了教育部。

其后就是教育部組織教材審查委員會的人員,對全國十幾套送審教材進行審查了。我記得唐小平先生曾告訴我們,他拿我們的教材樣書去征求著名兒童作家金波先生的意見。金波先生是上一屆語文教材審查委員會的成員,也很關注語文教材的發展。他看到我們小學教材“韻語識字”“先識后拼”“三類課文”“文言啟蒙”等特色鮮明的體系與內容時,特別興奮,評價了四個字:震撼、振奮!“震撼”是因為這套教材超出了他的意料與期待,“振奮”是因為他認為這套教材的體系與內容,能夠解決小學教材存在了多年的老大難問題,能夠較好地促進學生的語文學習,這令他振奮不已。因此,我們編寫組成員也很有信心能夠審查通過。

但我也記得唐小平先生有次無意中表達了他的擔心。因為周正逵先生的教材思想過于先進,或說是超前,與當時流行的教材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周正逵先生曾與教材審查委員會的多位成員有過學術上的討論與爭辯。他很擔心審查人員不能理解我們這套教材體系的創新所在,或者說,有著教材之外的考量。

4月初的一天,我記得那天正在玉淵潭公園散步,突然接到周正逵先生的電話,說我們的教材沒有通過審查,理由是我們的教材與其他教材的體系不同,也就是不認可“韻語識字”“先識后拼”“三類課文”“文言啟蒙”等理念。他決定與唐小平先生去找教育部的領導反映情況。

后來聽說,周正逵先生“闖”教育部找到時任教育部部長,力陳所編教材的特點與意義。部長原本就聽說過周正逵先生這位教材編寫大家,并讀過他的《語文教育改革縱橫談》一書,能夠理解他的教材理念。他了解了大致情況后,便囑咐基礎教育司司長與教材委員會溝通,讓教材委員會與周正逵先生對話,以闡述各自的理由。關于這一過程,唐小平先生在《個人的渺小與偉大——晚年周正逵的“教材夢”》一文中有詳細的描述。

我是無緣這種高層對話的,只聽說在周正逵先生與唐小平先生等人的積極爭取下,教材委員會最終判定我們的教材與其他絕大多數教材一樣:改后再審。

但隨后的“改”,卻讓我感到了不同。原本按周正逵先生教材思想編寫的初中教材的體系與內容幾乎全盤推翻,回到原來教材的版本上,只做一些技術性的處理和提高。小學教材也大幅改動,淡化“韻語識字”和“先識后拼”的特色,并把“能級遞進語文”體系改為流行的“人文主題”體系等。后來,教育部規定義務教育的語文、政治、歷史三科教材統一使用部編版,其他版本一概停止使用。

在教材編寫組,我主要負責初中文言文的編寫,加之以前在高中教學周正逵先生主編的《文言讀本》《文學讀本》《文化讀本》的體會,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先編寫一套文言學習序列的讀物?比如按照周正逵先生的文言學習理論,編寫諸如“文言啟蒙”“文言入門”“文言提高”“文學鑒賞”“文化研讀”系列的文言學習讀物。

我把這想法與周正逵先生一說,他就帶我到他書房去。他的書房四壁是書柜,滿滿當當地全是書,而且有著最為齊全的各套語文教材。他在堆放資料的書柜下層翻找,一會兒便拖出兩大本資料。我趕緊過去,把資料抱起來一看,竟是試卷大小的人教社的稿紙。每本看起來有三四百頁,用大訂書釘裝訂著,每頁上全是手寫的密密麻麻的漢字。他說,當年實驗高一的《文言讀本》時,有老師反映由于學生初中的文言基礎打得不好,高一全是文言文的教學就很有困難。因此,那時的編寫者就萌發了編寫《文言啟蒙》和《文言入門》教材的想法,以與高中的《文言讀本》進行銜接。這就是當年他們編寫的教程??上茨艹霭?,擱置在此已十余年矣。

我一聽,大喜,抱著兩大本沉甸甸的資料興奮地說:我先去把這手寫的資料錄入成電子版,然后我們就可以編寫一套完整的文言系列的教程了。我興沖沖地把資料抱回家,用數碼相機把每頁手稿拍成照片。那時還沒有直接把照片轉換成文字的軟件,我把照片上傳到電腦,對著照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成電子版。由于內容太多,何況手稿年代也有些久遠了,我用了三個多月的業余時間才錄入完。

我再去與周正逵先生商討文言文的系列教程。他把他主編的《文言讀本》,以及在景山學校實驗時的文言教材都拿出來,給我講述了當年他們對于文言文訓練的整個構想。

周正逵先生認為當前的語文教材中,小學語文只有一些簡單的古詩,幾乎不學文言,到了初中才學一些淺易的文言文,這其實是使學生喪失了學習文言的黃金時期。因為文言學習的初期,要以誦讀、記憶為主,而小學時期是學生記憶力最好的時期,因此他有篇文章叫作《要抓住學生學習語文的黃金時代》,也因此他主張在小學階段就要開始“文言啟蒙”,充分發揮小學生記憶力強的特點;而到了初中,就要重點進行文言閱讀訓練了,即初中要“文言入門”,到了高中才有可能去進行“古代文學的鑒賞”和“古代文化的研讀”。以前的那套高一的《文言讀本》,其實是對小學、初中文言基礎不好的一種補課,算是亡羊補牢。按他的構想,高一《文言讀本》的內容其實應該在初中就完成,到了高中就主要是“文學鑒賞”和“文化研讀”了。

其實,周正逵先生關于文言教材的思想早在編寫中華書局版教材時就多次闡述過,我們所編寫的教材內容也體現了這方面的思想。比如在小學實行“文言啟蒙”,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每個單元安排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文言內容;到了初中,開始“文白分編”,把文言文和白話文分開編寫,增加文言文的篇幅,加大文言學習的力度等,以大幅提高學生文言學習的能力。我們計劃專門編寫一套“中小學文言閱讀訓練教程”,集中而全面地解決中小學的文言學習問題。周正逵先生主張這套“中小學文言閱讀訓練教程”分為“文言啟蒙”“文言入門”“古代詩文鑒賞”和“古文經典研讀”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可分為上、下冊。

我當然贊成這一整體構想,接著討論每一冊所選編的內容和采取的學習方式。比如《文言啟蒙》,周正逵先生建議上冊為韻文部分,下冊為散文部分。韻文部分包括“韻語”“韻對”和“韻文”(詩詞曲);散文部分包括“名句”“名段”和“名篇”。他說,我們可以簡稱為“三韻三名”,即文言啟蒙要經過誦讀記憶“三韻三名”的過程。這樣做是借鑒了傳統蒙書的編法,從韻到散,從短到長,由易到難,由淺入深,既能體現文言學習的一般特點,又能符合小學生特有的心理特征。

他邊說邊指導我描畫出大致的框架。我一看,他所設計的《文言啟蒙》的整個構想,不僅特征鮮明,更重要的是符合小學生從“白話”到“文言”的語言過渡,能夠激發小學生學習文言的興趣,逐步熟悉文言的語言環境??梢哉f,整個市面上是沒有這樣系統有序、步驟分明而又具有可操作性的文言讀本的。

他又對原有手稿中的體系和內容進行了大幅的修改。他說,十幾年前的想法當然會有變化,我們要與時俱進。并讓我在具體編寫過程中,發現有什么問題,再隨時提出來,一起商量,一起解決。由于我自身工作也較繁重,只得利用業余時間來做,斷斷續續用了好幾個月,才完成了《文言啟蒙》的初稿。其間,還請已回安徽家鄉的唐洪啟老師參與做了一部分內容。

編寫第二本《文言入門》時,周正逵先生建議分十個單元來編排,每個單元安排“誦讀課文”“選讀課文”“文言常識”和“文言訓練”四個部分。他讓我先把目錄做出來,他再去找老朋友老同事,征求他們的意見。

那時,周正逵先生已搬到中關村公館居住,我差不多一月去他家中兩三次。一般我先做一個方案,打印出來請他審查。他則在仔細審讀后,首先會問我入選篇目和所屬單元的理由。他總是耐心而又專注地傾聽完我的理由之后,然后用商討的口氣,指出哪些篇目可用,哪些篇目可能不合適,或者應該調換到另外某個單元之中,并說出他的理由。每次我聽完,就覺得自己又進了一步。我知道,這其實是周正逵先生在有意啟發我、鍛煉我。

周正逵先生還鼓勵我開發新的文言篇目,比如是否可以開發與“一帶一路”相關的文章。后來,我專門選編了《張騫傳》和《班超傳》等,他對此十分認可和鼓勵。第二本《文言入門》斷斷續續用了大半年的時間才完成了初稿。

到編寫第三階段的文言教程時,起初我主張是“古代文學鑒賞”,包括古代詩歌、散文、戲劇、小說四種體裁,就如同周正逵先生所主編的人教版高中語文實驗教材《文學讀本》一樣。但周正逵先生說,那是關于文學鑒賞的讀本,既有古代文學作品,又有現代文學作品,所以采用了文學體裁的四分法。而我們這套書主要是提高學生的文言文水平,像古代戲劇和古代小說,許多是古白話文,還算不上嚴格的文言文,所以主張用“古代詩文鑒賞”的名稱,只包括古代詩歌和古代散文就可以了。因此《古代詩文鑒賞》分為《古代詩歌鑒賞》和《古代散文鑒賞》兩大部分。詩歌、散文各占其中五個單元,每個單元都包括“鑒賞課文”“選讀課文”“鑒賞常識”和“鑒賞練習”四個部分。

周正逵先生特別提出在編寫的時候要體現古代詩文鑒賞“參—美—比—議—寫”的五種方法,囑咐我在“鑒賞課文”的“鑒賞提示”和“鑒賞要點”,以及“鑒賞常識”和“鑒賞練習”上著重下功夫?!豆糯娢蔫b賞》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才完成初稿。

到編寫《古文經典研讀》時,周正逵先生說,這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新的問題,因為這與之前主編的《文化研讀》有很大的不同。他鼓勵我自己思考,讓我先研究出一個編寫方案和編寫體例,再與他討論。他又把《文化研讀》的教材給我,讓我借鑒其中文化研讀“博—疑—思—辯—驗”的五種方法。我仔細研究《文化研讀》的內容和體例,又研究了高中新課標和當時的高中語文教材,琢磨出了一個方案和體例,再去找他商討。他與我反復交流討論,甚至引導我與之爭辯。經過多次商討,確定了《古文經典研讀》分為上、下兩冊。上冊為“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五類經典研讀,下冊為“文字”“文論”“史論”“教育”“中醫”等五類經典研讀。全書共為十個單元。每個單元都包括“研讀指導”“研讀課文”“參讀課文”“研讀練習”四個部分?!豆盼慕浀溲凶x》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才完成初稿,王啟軍老師也一起參與了多個單元的編寫。

這個宏大而艱巨的“中小學文言閱讀訓練教程”前后經過了五六年才完成了全部的初稿,包括文言學習的四個階段,八本教程,共約七八十萬字。

在整個編寫過程中,我能明顯感覺到周正逵先生在有意識地循序漸進地“叩我兩端”,引導我、啟迪我、培養我、提高我,就如《論語·子罕》中的一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p>

五、 見證:鍥而不舍、永攀高峰的“弘道者”精神

2014年秋季的某一天,周正逵先生叫我到他家,讓我幫忙做一個課題開題報告的PPT。原來周正逵先生與人教社郭戈書記進行了多次交談,闡述他的語文教材的思想。郭戈書記既為周正逵先生的語文教材情懷所感動,更是贊同其教材發展與改革的思想理念。因此,周正逵先生提交了“中小學語文教材體系整體改革研究”的課題,已被列為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課程教材研究所“十二五”課題,就要舉行開題報告會了。

開題報告會于2014年12月中旬在人教社的一個會議室召開,人教社的郭戈書記和羅先友副社長親自到會祝賀并發言。到會的還有周正逵先生的一些老朋友、老同事,他們都表達了對周正逵先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敬佩之情,以及這個課題對于人教社乃至對中國語文教材的改革發展的意義。

2015年春季,周正逵先生又著手組建“語文教材整體改革研究中心”,首師大二附中阮翠蓮校長為此專門提供了一間辦公室。周正逵先生親自擬定了研究中心的章程,又召集志同道合者多人,包括劉占泉、蘇朝、郝嘉杰、陳崴、楊德倫、宋永健等老師,經常在首師大二附中的會議室開會,探討“語文教材整體改革”的問題。周正逵先生從“基本理論研究”和“改革方案設計”兩個方面提出了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務,并擬定了二十多個選題,供參與人員志愿選擇,加以探究。

周正逵先生又與阮翠蓮校長商議,在首師大二附中組建教改實驗基地。他還多次與二附中老師交流,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決定編寫“文言”“現代文”“作文”三套實驗教程的讀本,供學校的實驗班試用。劉占泉老師負責《文言讀本》,我負責《現代文讀本》,王啟軍老師負責《作文讀本》,并有校內校外多位老師共同參與編寫。2016年秋季,這三套讀本的上冊內容基本完成。本擬繼續編寫下冊內容,但因劉占泉老師生病,二附中多位老師因教學任務繁重,不愿繼續參與編寫,故下冊的編寫因此停頓。

而后,周正逵先生懷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一筆一畫地寫出了多篇高質量的具有時代意義的科研論文?!缎聲r代語文教育改革大發展的創新之路》《語文教材問題的要害是體系陳舊——紀念全國中小學教材會議召開40周年》《從“去中國化”談語文教材改革》《“邯鄲學步”的故事不應該再重演了》等文章,都是針對當今中小學語文教材和教學中存在的諸多問題,提出各種解決的方案和辦法,并指明了今后語文教材的發展方向。周正逵先生的文章都是他親筆手寫的,寫完之后會讓我到他家,請我在電腦上打成電子版。我把文章打印出來后,周正逵先生會與我討論文章內容,并誠懇地請我提出意見;有時會戴上老花鏡,一筆一畫地對文章進行修改,再讓我在電子版上改過來。

2020年,疫情爆發,去周正逵先生家更加少了。他的文章都是通過微信傳來,那套文言文閱讀訓練教程中出現的問題,也主要是打電話溝通,更少向他當面討教了。2021年春的某一天,他卻特意叫我與王啟軍去他家商議事情。一見面,他即說他與人教社的領導商議,要編寫一本《新中國語文教材發展史略》。我見年已八十六歲的周正逵先生興奮的表情,才明白什么是生命不息、奮斗不止的真正內涵,才明白什么是一生所系永不改變的語文情懷。我仿佛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卻有著青春的朝氣,要去征服世界的最高峰。

周正逵先生拿出他設計的《新中國語文教材發展史略》的提綱,談了他的構想,詢問我與王啟軍的意見,并言已邀請多位老師參與編寫,也希望我們參加。他就拿出幾本相關的書籍,囑咐我們拿回去認真學習,認真思考,下次再來時,能夠選擇其中的某一章節來寫。其后不久,他又發來了《百年語文教材發展史研究》的提綱。他的眼光已超越了新中國的時間范疇,從更廣闊的歷史空間來看待語文教材的發展變化。我以為,這是他在提醒我們語文教材在當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歷史意義。

化用臧克家先生在《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中的幾句話:作為教材大家的周正逵先生,他正向中國教材史鉆探,有如向地殼尋求寶藏。仰之彌高,越高,攀得越起勁;鉆之彌堅,越堅,鉆得越鍥而不舍。兀兀窮年,瀝盡心血,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語文教材史,炯炯目光,一直遠射到有史以前。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痹诤霌P語文之“道”的道路上,周正逵先生是永遠的“弘道者”!

六、 陪伴:幫助捐獻重要藏書與資料

2015年夏季,周正逵先生從太月園搬家到中關村公館,但他那些藏書和資料一時沒有了安置的著落。他曾跟我們說,他從年輕時踏入語文教育這條道路后,就一直注意收集各種語文教材和整理教改實驗的資料文獻等。他的書房可稱得上是“語文教材博物館”,擁有最全最完整的語文教材。

周正逵先生曾不無憂慮地說,他的這些藏書和資料要有人傳承下去,這些都是中國語文教材史上重要的資料,首師大二附中的阮翠蓮校長騰出了一間辦公室暫時存放這些藏書和資料,讓這些書暫時有了一個安身之所。但還不是長久之計,怎樣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呢?周正逵先生為此一直心心念念,到處打聽有一個什么樣的單位能接收這些藏書,又能發揮它的功用,使之薪火相傳。

2021年5月10日,我還在陜西出差,收到周正逵先生的微信消息:

周穎,吳昕歆到我這里坐了一會,介紹了她最近的情況。她已經正式調到北師大文學院,主要負責國家教材基地研究工作。她說,國家教材研究基地放在北師大,有專用房間辦公,還可能在珠海設一座教材博物館,所以我們的書有地方放了。我們還得抽時間把二附中的余書取回來。

吳昕歆老師是北師大鄭國民教授的博士生,也曾跟隨周正逵先生編寫過中華版教材,后又在北京教育學院工作多年,現在調到北師大國家教材基地工作,那里應該是周正逵先生重要藏書的最佳落腳之地。

周正逵先生認為,那些教材和資料不能埋沒在柜子里不見天日,而要發揮它們的作用。因此,想借著捐贈,在北師大搞一個語文教材展覽。說著,他遞給我幾張手寫的稿紙。我一看,竟然是他為展覽撰寫的指導思想、前言、標語、各個時期的分類、結束語,并今后教材研究的相關問題等等。他一生所系,念茲在茲,均是為了語文教材事業的薪火相傳。

6月21日,我還在江蘇淮安,收到周正逵先生微信,說他已住院,是心血管問題,需動手術,風險很大,特交代我幾件事。其中有囑咐我與吳昕歆老師聯系辦理相關事情。這是周正逵先生關于他的那些藏書的處理,給我的最后的叮囑。

2021年秋季的一天,周正逵先生去世后的幾個月,吳昕歆老師與我聯系,說北師大國家教材研究基地已騰出一間辦公室,專門存放周正逵先生捐獻的書籍和資料。2022年1月28日,吳昕歆老師給我發來兩張圖片,一張是擺滿周正逵先生藏書的書架,一張是刻著“周正逵先生贈書”的印章,又發來一句話:周老師,我們定制了書架專門陳列周正逵先生的書,已經完成登記整理。

七、 敬惜:收到“最后留言”

2021年6月4日下午那次我與王啟軍到周正逵先生家,除了談及捐贈教材的事情,也商討了“中小學文言閱讀訓練教程”的修改和出版問題,以及《新中國語文教材發展史略》的編寫問題。周正逵先生說要爭取在年底前把《史略》一書的初稿編寫完。我也匯報了我的進度,向他表態力爭完成我那部分的任務。臨走時,周正逵先生說他感覺不太好,準備到中日友好醫院住院檢查。沒想到,這竟是我們最后的一面。

6月21日上午9點5分,我正在江蘇淮安的郊外找尋大運河的清口樞紐遺址,突然收到了周正逵先生的微信:

周穎:經檢查已確診為心梗,做了造影后,發現堵塞的血管太細,中日(友好醫院)外科做不了,現正聯系轉院至安貞(醫院)。據說手術有危險,應該有點思想準備。萬一有事,請幫我打一段話,向新老各位戰友告別。其他工作,請你主持,與啟軍、昕歆等同志共同辦理。

周穎同志:你是我最親密的戰友,多年來,你在多方面給我幫助,可以說是不遺余力,我工作中的每一點成績,都有你辛勤勞動的汗水。但我給你的實際幫助太少了,實在感到慚愧!希望你多加保重,注意身體,在保證健康的前提下,取得更多的優秀業績!

祝你全家安康?。?!

隨后就收到了他寫的“最后留言”:

這是我給新老戰友的最后留言。

親愛的新老戰友們:

我從事語文教育改革事業前后共六十余年,其目標是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語文教育和教材的新體系。積六十年之經驗,深知語文教改是一項偉大而又艱巨的歷史任務;也是一項非常復雜而又繁難的世紀工程。一百年來在西方理論和思想影響之下建立起來的一套教學體系,要想做大的改變,絕不是輕而易舉的,必須加強統一領導,深入開展語文教育和教材理論研究,有組織地進行語文教育和語文教材的科學實驗,而且要不斷系統地總結經驗,逐步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語文教育和教材的新體系,更好的為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夢想作出應有的貢獻!

這個歷史性的任務,不是一兩代人就能完成的,需要有志于改革的人們自覺創新,堅持不懈,步步為營,日趨完善。但是,不管任務如何繁難,路途多么遙遠,我堅信:

我們偉大的目標一定要達到!我們偉大的目標一定能達到!

這兩份內容應該是他事先寫好,然后一起發給我的。我看了,心里有些難受。我把消息轉發給同行的王啟軍,說可能是周正逵先生以防萬一寫的。由于正在路途中,于是在9點16分簡單回復。并與王啟軍商量,回北京后到醫院去看望。

7月2日上午,從周正逵先生兒子周天處獲悉他父親已于昨晚8點因心梗搶救無效,去世了。這真是一個晴天霹靂!下午,我即趕高鐵回北京。7月2日晚到3日上午,北京少見的下了一通宵的滂沱大雨。告別儀式上,我遵囑將周正逵先生的“最后留言”分發給他的“新老各位戰友”,心中的遺憾也如大雨滂沱。

送別周正逵先生,大雨漸停,天空如洗,一碧千里,望遠處西山如黛,一陣風來,似從遠古而至,掠過整個天地,仿佛傳來幾句詩: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周?穎,北京師范大學生命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員,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小學語文教材體系整體改革研究”課題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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