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混改路徑創新:從中長期實現共同富裕*

吳 垠,徐得恒

(西南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成都 611130)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要求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當前,我國已進入新發展階段,為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須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進共同富裕離不開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1],在承擔政策性職能(負擔)、保障就業、促進公平、兜底民生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促進共同富裕就要穩步推進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推動國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黨對國企改革的重大戰略部署。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首次論述了混合所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的關系。2003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給予混合所有制經濟全新的價值定位,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這一論斷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突破(洪銀興,2016)[2],開啟了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全新篇章。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需要持續深化國企改革,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2020年中央深改委審定的《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更為具體地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和鼓勵國有企業集團對相對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業實施更加市場化的差異化管控”,要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為抓手,在產業鏈、供應鏈上使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中小企業不斷深化合作,形成相互融合、共同發展的局面(1)資料來源:中國政府網,2021年4月26日,《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2020—2022年)》,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MjA1ODAyNQ==&mid=2247489163&idx=1&sn=a0abf993723532145b52c395fd88e028&chksm=fb86bb4dccf1325bfc927d0a3297500acaef9a5790547fdb2e2870fb98bf7129fd%E2%80%A6。。

廣大國有企業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相關決策部署,切實推動國企改革,取得了一系列優異成果,國資布局得到進一步優化調整,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持續提升。2020—2022年,中央企業在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年均投資增速超20%;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定型,央地各級3.8萬家國有企業實現董事會應建盡建,其中,外部董事占多數的比例達到99.9%;國資監管大格局加快構建,全國省級經營性國資集中統一監管比例已達99%。2020—2022年,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已見成效,各主要任務目標相繼完成,為開展下一輪國有企業改革深化行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國企改革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優異成績,但距預設的改革目標尚存一定距離。2023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對“深化國資國企改革”“謀劃新一輪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行動方案”[3]作出重大的戰略性部署,國有企業在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扎實推動改革舉措落實落地的同時,如何確?；旌纤兄聘母?、國企高質量發展與更好肩負促進共同富裕使命的有機融合,成為當前亟須思考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多年改革,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同時,國有企業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存在一些弊端,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盵4]

已有研究認為當前國企混改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不足:

首先,混改不當可能給企業創新帶來負面影響。國企民營化一方面通過增加關聯交易、減少投資等途徑弱化混改后企業的創新活動(鐘昀珈等,2016)[5],另一方面通過強化經理人短視、降低政府科研補貼等方式制約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熊家財和唐丹云,2020)[6]。余明桂等(2019)[7]從信貸資金配給視角提出國企民營化還會影響融資約束,進而制約企業開展創新活動。蔡銳和趙靜靜(2021)[8]認為混改引入的機構投資者可能受短期行為動機、持股比例低、商業關聯等因素的影響,對地方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創新活動產生抑制作用。劉寧和張洪烈(2022)[9]提出民企逆向混改引入的國有控股股東可能會降低民營企業家在創新上的自覺、自信,干擾民企自主、獨立進行創新管理,從而阻礙逆向混改企業提升雙元創新能力。

其次,混改存在誘發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衛興華和何召鵬(2015)[10]提出應審慎推進分類改革,清晰界定混改后哪些企業適合由國有資本控股、哪些適合由國有資本參股,否則混改將成為引發新一輪國有資產流失的導火索。鄭有貴(2016)[11]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利益考量,在實施混改時將國有資產“一賣了之”,實際上是把混合所有制改革當作私有化機會。黃速建(2014)[12]、毛新述(2020)[13]認為防范國有資產流失的配套政策、規則措施還不夠成熟、完善,使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成為懸在國企與審批部門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擔心決策失誤需承擔責任而“不愿混”(何瑛和楊琳,2021)[14],是現階段制約國企混改持續深化的瓶頸之一。對于混改過程中的資產定價問題,李紅娟(2017)[15]提出國企在整體上市、并購重組過程中的資產定價機制存在諸多不足,如評估觀念落后、定價方法不科學等。少數通過弄虛作假、高值低估等手段引發國有資產流失的情形還存在于當前混改過程中(胡葉琳等,2023)[16]。公有產權在交易中往往被低估、私有產權在交易中往往被高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公有資產交易的參與者對公有資產沒有自身財產利益關系”(洪銀興和桂林,2021)[17]。

最后,混改后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尚需完善。當前,國有企業治理結構不健全,“內部人控制問題”頻繁發生(楊瑞龍,2022)[18]。黃速建(2014)[19]、蔡貴龍等(2018)[20]認為,缺乏規范透明的公司治理體系以及非國有股東所占股份份額不足使非公資本在混改企業中的話語權缺失,從而削弱非公資本監督、制約國企內部人的控制力和影響力。此外,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在發展目標、決策傾向等方面的差異也是導致企業治理機制融合困難的原因之一(柳學信和曹曉芳,2019)[21],未來進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企業內部的公司治理機制需理順國資監管機構、外部投資者、國有資本出資人、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和黨組織間的權利、義務與責任關系劃分(楊紅英和童露,2015;蘇繼成和劉現偉,2022)[22][23]。

關于國企為什么肩負著促進共同富裕的使命,現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從所有制視角出發。簡新華(2000)[24]指出,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既有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的積極作用,也有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相悖、不利于實現社會主義最終目標的消極因素,非公有制自身不能消除兩極分化、消滅剝削,不能實現共同富裕。吳宣恭(2021)[25]認為國家所有制應堅持共同所有,不搞財產的分散化和量化到人,保證勞動者權利的平等和地位的穩定,封堵住勞動人民中間發生分化的路徑,使勞動者不會由于特殊事故而失去自己的財產權利,也排除了少數人多占產權份額并借此獲取別人的勞動所得,保證持久的共同富裕。楊新銘和杜江(2021)[26]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中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只要能夠促進社會生產力提高,就可認為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組織形式。因此,單純從產權形式來劃分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是片面的,應促進不同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促進經濟整體效率不斷提升,才能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李娟偉和任保平(2022)[27]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實現共同富裕,而國有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是否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不僅關系到國有企業自身的存續,也將直接決定我國社會主義發展與共同富裕實現的物質基礎。周文和唐教成(2022)[28]認為因為國有企業是全民所有制企業,生產資料歸全體人民共有,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人民性質。而且國有企業作為全民所有制生產關系的具體實現形式,能夠為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帶來實質效果。因此,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需要將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何召鵬(2022)[29]認為當前社會生產力的整體發展水平已經達到現代化社會分工程度,在處理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關系時,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必須發揮主導作用,否則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和解放,也無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二是從職能定位視角出發。田應奎和李偉藝(2021)[30]認為,國有企業在就業保障、共同富裕、貧困治理等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民生地位與作用。丁帥(2021)[31]從國有企業利潤共享視角出發,提出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是財政調節和再分配的有效手段,更是發展成果由全民共享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實現形式。李慶喜和李志強(2022)[32]認為國有企業,特別是公益類國有企業一直是社會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為政府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公共資源共享承擔托底任務。沒有國有企業的默默付出,實現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話。馬新嘯等(2022)[33]在構建回歸模型探究國有企業混改對慈善捐贈行為影響中發現,國有企業不僅承擔著經濟目標,還承擔著政治與社會目標,其在承擔社會責任、應對突發事件以及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國務院國資委黨委理論學習中心組(2021)提出,“實踐證明,國有企業是維護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新的征程上,必須把企業改革發展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緊密結合起來,在增進民生福祉上更好發揮基礎性、公益性、保障性的重要作用,有力促進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盵34]

三是從收入分配視角出發。朱安東等(2020)[35]認為國有企業在初次分配環節上更加重視勞動者創造的價值;國有企業巨額的稅收貢獻在二次分配環節上極大地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提高了國家進行二次分配的能力。由此可見,國有企業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力量。姬旭輝(2020)[36]認為當前在以國有企業為主要代表的公有制經濟中實行按勞分配,在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中實行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相比較而言,按勞分配比按生產要素所有權分配帶來的收入差距更小、更加公平。朱富強(2021)[37]認為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要掌控龐大的國有企業或國有經濟,主要目的在于緩和、矯正市場馬太效應帶來的收入分配兩極化問題,從而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促進社會平等。劉震和劉溪(2021)[38]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混合所有制改革以來,在國有企業員工絕對收入提高的同時,企業內部管理人員和員工相對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彭斌和龐欣(2022)[39]認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決定了按勞分配在多種分配方式中的主體地位,有利于逐步推進共同富裕。邱寶林(2022)[40]按照能否通過分配實現共享的判斷標準提出,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要注重發展成果由職工共享、由人民共享,把國有企業發展成果惠及全體職工、惠及全體人民。

通過梳理文獻可知,學術界在國有企業混改尚有一系列關鍵問題需要解決以及國有企業必須處于有利于共同富裕等方面初步達成共識,并進一步從所有制、國有企業職能定位、收入分配三個視角詳細闡釋了國有企業肩負促進共同富裕使命的原因。同時也有學者[41]研究發現混改不當將擴大國有企業內部收入差距。但是目前學術界尚缺乏對國有企業混改與共同富裕關系的深入研究,如何防止混改拉大國有企業內部收入差距以及如何引導國有企業朝著有利于共同富裕方向改革成為亟須解決的問題。為此,本文從梳理國有企業混改模式入手,分別從正反兩方面進行國有企業混改影響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分析,嘗試厘清改制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并進一步探究如何通過混改激發國有企業活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最終推動共同富裕。

一、國有企業混改對共同富裕的積極影響

共同富裕沒有捷徑,不是變戲法,也不可能采取一刀切的政策來實現。推動共同富裕需要依靠高質量發展,尤其要發揮作為公有制經濟基石的國有企業的作用?！吧罨瘒衅髽I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盵42]

國有企業引入民營資本有利于提升企業經營效率,有利于在快速發展生產力、增強綜合國力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首先要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奮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確處理增長和分配關系,把‘蛋糕’切好分好?！盵43]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認識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旄那皣衅髽I因委托代理鏈長、公司內部治理機制不健全、預算軟約束、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導致長期效率低下,而民營企業引入國有資本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維護收入分配公平,使全體人民在共享發展成果、共同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的基礎上實現共同富裕。國有企業混改引入民營資本的優點包括:(1)有利于優化股權結構、明晰董事會權力范圍、科學決策企業未來發展戰略,充分發揮民營資本在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上的作用[44],進一步理順股東、董事、監事及經理層之間的關系。(2)有利于依托非公資本在高管治理方面的優勢資源,積極探索建立市場化選聘與退出、契約化管理、差異化薪酬相結合的職業經理人制度[45],充分發揮民營資本在完善市場化經營機制上的作用。(3)有利于改革現有薪酬管理模式,建立現代企業薪酬考核體系,有效實施中長期激勵計劃,充分發揮民營資本在健全激勵約束上的作用[46]?？傊?引入民營資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顯著提升了企業經營效率,在將“蛋糕”做大做好的基礎上合理確薪、完善激勵約束、調節過高收入,推動共同富裕向前邁出實質性的一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既要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造和積累社會財富,又要防止兩極分化”“要發揮分配的功能和作用”“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關系”[47]。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認為,作為結果性的財產占有根本上取決于生產資料占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直接決定財富占有權,即生產決定分配[48]。公有制作為生產資料全民所有的形式,符合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同時公有制經濟克服了私有制中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相互對立的關系。因此,國有資本在本質上由全體人民共有、為全體人民利益服務,國有資本份額提高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進而實現收入分配公平。民營企業引入國有資本的優點包括:(1)在微觀上提高了混改企業中的國有資本份額,縮小了企業內部初次分配差距、使全體職工共享企業發展成果[49]。(2)在宏觀上“雙向混改”使國民經濟中國有資本比重短期內相對穩定,從而有利于在全社會層面維持收入分配公平、防止兩極分化、維護社會穩定。(3)民營企業引入國有資本,有利于把握資本趨利的方向和范圍,為縮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維護收入分配公平保駕護航,真正引導非公資本在與國有資本融合過程中實現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切實改善不同所有制企業職工的生活品質,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員工持股開辟了將國有企業利潤直接分配給企業職工的新途徑,有利于探索創新收入分配模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擔負起國有企業促進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技術工人也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加大技能人才培養力度,提高技術工人工資待遇?！盵50]壯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升中等收入群體富裕程度是推動和實現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在當前國有企業限薪大背景下,中高層管理人員與核心技術骨干價值與薪酬不匹配現象嚴重[51],既容易引發人才流失也不利于“提低擴中層”方案的實施,阻礙了現有中等收入群體富裕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實行員工持股,讓員工長期合法持有股票并按約定參與企業利潤分配,可以大幅增加員工的財產性收入,突出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貢獻程度,優化現行收入分配格局,切實落實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的政策要求。員工持股增加的收入可為員工及其子女公平積累人力資本、公平參與共建共享創造物質條件,平抑低人力資本代際傳遞與惡性循環。此外,員工可通過所持股份參與企業生產經營管理,在調動其積極性的同時,促使企業決策更加科學、合理[52],有助于進一步發展財富生產,夯實共同富裕的財富基礎。綜上所述,實行員工持股將勞動報酬與企業業績直接掛鉤,“使企業資本所有者的目標函數與勞動員工目標函數得以綁定”[53],資本和勞動的關系由傳統的資方掌握剩余索取權的雇傭關系向勞動者也擁有利潤收益權的合作關系轉變,有利于形成勞資利益共同體平衡的效率與公平。

依據國有企業職能定位分類實施改革,促進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盵50]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堅持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統一,在發展中扎實推進。實踐中由于國有企業職能定位不明晰,面臨著公共政策性與商業營利性的“使命沖突”[54],不僅擾亂企業正常經營管理活動,還使國有企業面臨無論盈利與否都會招致 “國進民退”或“民進國退”指責的困境,進而成為制約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阻礙共同富裕的實現進程。因此,國有企業混改應從職能定位出發,對于處于非競爭領域、承擔維護國民經濟命脈、保證國防安全等特殊職能的國有企業,實行一企一策、審慎引入民營資本,重點聚焦管理制度改革,整合資源、發揮潛能、提升技術,把完成國家賦予的政策目標、維護社會公平、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化等作為自身核心考察目標;對于處于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結合自身情況盡可能加大引入民營資本力度,將市場盈利能力、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注重效率提升作為自身核心考察目標。根據國有企業職能分類實施混改,兼顧效率公平,構建共建共享的社會發展格局,堅定不移地逐步實現全社會共同富裕。

二、國有企業混改存在的問題

自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本輪國有企業混改破解了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融合發展的難題,在提高國有企業運行效率、推動經濟增長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不同改制路徑也暴露出新的問題,如員工權益保護不足、效率與公平關系處理不當、績效薪酬體系不合理等,影響了共同富裕的實現進程。

(一)員工持股困境

首先,現行法律法規、部門規章、行業規范對員工持股參與人員范圍界定不當,且各規章制度之間存在沖突,缺乏頂層設計,致使國有企業在實施員工持股時容易出現新一輪“高管福利”或“大鍋飯”[55]的問題。其次,相關法律規章、指導意見對直接持股人數的硬性規定已無法完美契合當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制約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進一步推廣和實施員工持股。再者,職工鑒于持股比例低、股權分散、任免聘用由公司決定的員工身份,對公司治理所起作用有限。最后,員工持股退出機制尚不健全,終止勞動合同后是否必須轉讓出資、退出價格怎樣評估以及持股員工權益如何保護等問題亟待解決。上述問題若解決不當,將給實現共同富裕帶來多方面挑戰。

(二)整體上市困境

首先,混改后國有企業內部可能繼續存在“一股獨大”的局面。目前,關于國有企業整體上市后公司治理的法律法規存在空白,對非國有股東的權利保護不夠,容易造成改革浮于“表面”,民營資本在企業經營、人事任免、薪酬改革等方面缺少必要的話語權,無法徹底解決國有企業效率低下的問題,不利于將“蛋糕”做大做好。其次,混改引入的民營控股股東存在“掏空”國有資本的動機[56]。非國有資本天生的逐利性驅使其選擇最快方式收回混改中投入的資本,而收回所投資本的“捷徑”之一就是利用法律法規漏洞、通過特別協議或契約相互勾結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這將引發國有資產流失,降低國有資本比重。再者,職工持股等歷史遺留問題需要解決。部分擬整體上市的國有企業在前幾輪改革過程中可能已開展過職工持股試點,而按照現行政策要求不允許職工作為發起人直接或間接持有擬上市公司的股份[57]。因此,在清退職工已持有股份的過程中,既要注重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防范群體性社會事件的發生,保障企業生產經營正常進行,又要確保國有權益不受損失。由此可見,國有企業混改采用總體上市模式時,是否構建良好的企業內部治理機制和妥善處理歷史遺留問題,將關系到國有企業混改的成敗與能否積極有為地推進共同富裕。

(三)引入戰略投資者困境

民營資本背景的戰略投資者參與混改深度不夠。一方面,由于國有企業豐厚的行業壟斷利潤、優質的信用評級、國家政策扶持以及對行業重要資源的壟斷,導致國有企業引入民營資本背景戰略投資者的意愿明顯不足;另一方面,在現實中往往并不容易找到各方利益協調互補的最優均衡點,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激勵相容的機制尚存欠缺[58],使有能力、有資源成為戰略投資者的民營資本決策者存在顧慮,不愿參與國企混改?？傊?戰略投資者參與混改深度不夠束縛了國有經濟進一步解放活力,桎梏了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另外,高管薪酬確定始終是難以解決的問題,薪資確定不當可能會引發貪腐、利益輸送、薪酬過高且只升不降等問題。引入戰略投資者的初衷之一就是有效解決傳統薪酬管理模式下高管確薪困難的問題,但如果公司治理機制不健全、引入的民營資本發聲渠道不暢通,則無法充分發揮非公資本在高管治理方面的優勢資源,市場化合理確定高管薪酬等一系列預期將化為泡影,導致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高管工資畸高的效果大打折扣,收入差距面臨進一步擴大的可能,為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四)國企債務困境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國有企業負債規模大幅增長,“企業杠桿率基本位于全球之冠”[59]。過高的杠桿率水平誘發國有企業財務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降,違約、破產風險加劇等一系列問題增加了重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概率,給實現共同富裕帶來新的挑戰。當前,國有企業通過債轉股、杠桿轉移、股權融資等措施,在總體降低杠桿率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新的問題與潛在風險。首先,“債轉股”類措施雖然短期緩解了國有企業的負債壓力,但是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所面臨的債務困局,只是將當前債務風險向未來轉移。其次,與1999年“債轉股”相比,本輪“債轉股”突出的特點是堅持以市場為導向,政府不干預具體事務、不搞“拉郎配”[60]。但是,由于債轉股企業控股股東多為地方國資委,地方政府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可避免地過度介入改革具體操作過程。為此,妥善處理地方政府與銀行之間的關系成為此項改革成敗的關鍵。最后,本輪“去杠桿”要求“僵尸企業”適時破產,堅決停止對其提供金融支持,但企業破產后地方政府將面臨保障相關債權人利益、妥善安置下崗職工的考驗。因此,能否適時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供專業化的就業服務、有效降低下崗職工就業和職業轉換成本,切實關系到能否實現高質量再就業與共同富裕。

三、國有企業混改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61],經濟高質量發展必然要依托高質量的國有企業。不斷提升國有經濟活力、影響力、控制力、抗風險能力和國際競爭力,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保持經濟增長的韌性和可持續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質基礎。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戰略支撐作用。

(一)混改推動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

目前,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已進入收官階段,“有力破解了一批體制機制障礙,使一批活力競相迸發、動力更加充沛的現代新國企涌現出來”[62]。隨著改革的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混改在現代企業制度、國資監管、布局優化、激勵約束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推動國有企業向高質量發展邁出了實質性步伐。

本輪國有企業混改已取得以下成就:(1)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與國資監管體制更加成熟完善。從全國范圍看,中央及地方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的全面完成有利于進一步促進政企分開,使企業真正成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競爭主體。國有企業黨委(黨組)“前置事項清單”落地實施,黨組織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更加牢固。董事會實現應建盡建,外部董事占多數制度穩步推行。此外,國資監管機制不斷完善,國資監管效能持續提升。扎實推進國資監管大格局,建立健全專業化、體系化、法治化國資監管體系,全面增強國資監管效能。(2)國有經濟布局優化、結構調整取得實質性進展。2012年以來,中央和地方國有企業將戰略性并購重組、專業化整合與投資新建相結合,進一步引導國資國企聚焦戰略安全、產業引領、國計民生、公共服務等功能。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做強做大做優國有企業,如2021年成立的中國稀土集團有限公司在整合國內稀土資源的基礎上,2022年一季度實現了礦山和冶煉分離產量提升15%以上,營業收入、利潤總額同比增加41%和65.7%,有力提升了稀土產業綜合競爭力以及我國在全球稀土產業定價環節的話語權[63]。(3)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取得明顯成效。積極推進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落實“管理人員能上能下”;建立健全員工公開招聘、競爭上崗、末等調整和不勝任退出等市場化用工機制,實現國企“員工能進能出”;健全與業績掛鉤的國企薪酬管理體制機制,確?！笆杖肽茉瞿軠p”。此外,部分國有上市公司靈活使用中長期激勵“政策包”和“工具箱”如員工持股、限制性股票激勵、(國有科技型企業)股權激勵等,使科技研發骨干、經營管理骨干的目標函數與公司目標函數緊密綁定。

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規模實力穩步提升。截至2021年底,全國國資系統監管企業資產總額達259.3萬億元,比2012年增長了2.6倍,年均增長15.4%[64]。(2)國有企業積極參與重大區域發展戰略,如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3)原創技術策源地政策落地見效,國有企業創新體系初具規模。中國空間站、北斗導航、高溫氣冷堆核電站、國產航母等一系列重大科研項目建成運行離不開國有企業的擔當作為。(4)2022年上半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應繳稅費30571.4億元,同比增長14.4%(2)資料來源: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2022年7月30日,《2022年1—6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運行情況》,http://www.sasac.gov.cn/n16582853/n16582888/c25693804/content.html。,積極為各級財政排憂紓困。

(二)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有利于保持經濟增長的韌性和可持續性

1.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有利于引領現代產業鏈供應鏈,有利于從供給側出發“保企業生產、穩中國制造”,有利于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可靠,有利于保持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韌性。國有企業大多處于關系經濟命脈、國計民生的關鍵行業和重要領域,憑借其雄厚的資金實力、扎實的技術積累、充足的人才儲備、完善的內控合規制度以及產業鏈供應鏈上下游和全球網絡優勢,可在“穩鏈、補鏈、強鏈”、提高“兩鏈”穩定性和國際競爭力等方面發揮民營企業無法比擬的優勢。

2.中國經濟增長的韌性還來自黨的堅強領導。作為黨執政興國重要支柱、依靠力量的國有企業,正是支撐這種韌性的微觀主體與力量源泉。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國資國企按照黨中央疫情防控政策靈活調整經營方針,積極有序推進復工復產,筑穩筑牢經濟發展“壓艙石”。

不可能吧？李嶠汝其實也不敢肯定，回答得有些心虛。她給母親買衣服，買禮物，帶母親去醫院看病，生病的時候護伺母親，卻不了解母親，也從來沒有琢磨過母親心里想著什么。

3.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有利于持續釋放內需潛力,支撐起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國有企業聯動上下游企業共同向社會提供優質崗位,保障居民就業與收入穩定,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此外,國有企業作為承擔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重要的微觀主體,可以通過在某行業中增加或減少國有資本,發揮其示范功能、杠桿作用、乘數效應,有效引導社會資金投資于前瞻性戰略性新興產業,擴大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將在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中發揮關鍵作用,即使在國際物流不暢通、貿易摩擦增多、外循環受阻的情況下,國有企業也能通過“補鏈、除卡”(3)修補產業鏈缺陷,消除“卡脖子”技術環節。促進內循環發展來滿足人們生產生活需要,發揮經濟“壓艙石”作用,切實提升經濟增長韌性。

4.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加快釋放創新動能,保障經濟增長平穩、可持續。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在于創新,內生性創新引發的“創造性破壞”打破了經濟體系原有“循環流轉”,實現經濟生活內部蘊含的質的突破,使其躍遷到新的發展軌道,從而實現非均衡的動態式發展[6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科技創新領域取得了一系列新進展,但創新能力、科技成果轉化率、核心技術專利數量等指標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長期以來,創新能力不足是制約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因素之一。為實現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避免陷入比較優勢陷阱、低端鎖定陷阱,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抓手,突破經濟增長“瓶頸”。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肩負經濟趕超職能使命的國有企業,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角色舉足輕重。2012年以來,央企投入研發經費年均增速超10%,累計投入61萬億元,共建成700多個國家級研發平臺與7個創新聯合體[66]。近年來,國有企業通過開展核心技術攻關,有效填補了高速鐵路、大飛機、集成電路等領域的空白,同時取得了一批世界領先的創新成果,如載人航天、探月工程等。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以“創新驅動”替代“投資驅動”,推動核心技術研發、產業結構提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經濟發展提供一個又一個突破口,保證經濟平穩、連貫、可持續增長。

(三)以國有企業混改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有利于促進共同富裕

不同時期,國有企業以不同方式擔當著促進共同富裕的職責使命。

1.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有企業在工業體系構建、基礎設施建設、基礎工業產品提供等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是我國獨立自主經濟政策的重要基石和有力支柱,使我國徹底擺脫了國民財富任人洗劫的屈辱歷史。同時也為后續經濟發展、財富積累、實現共同富裕進程中可能遇到的風險提供了有力防范和抵御的工具?！坝捎谥袊墓I化和經濟發展從未依附于西方發達國家,所以中國社會能力的累積性成長從未被外力所左右或打斷?！盵67]

2.改革開放初期。為扭轉國有企業經營狀況惡化、生產效率低下以及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的局面,黨和國家對國有企業實行“放權讓利”“股份制改造”,使國有企業朝著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方向前進。隨著對私有經濟管制的放寬,民營企業破土誕生,逐漸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制度。這一階段按照“先富帶動后富”的目標設定,打破了原有以平均主義、大鍋飯為代表的低效率經濟發展模式,“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國取得了經濟超高速增長的中國奇跡,為下一步實現高質量發展、做強共同富裕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

3.步入新發展階段。如何促進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優勢互補,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同時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跨越“卡夫丁峽谷”成為實現共同富裕亟待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借助民營資本釋放的創新動能,改造、升級資源錯配嚴重、低效無效供給盛行、資源環境壓力趨緊的傳統增長模式,使經濟發展轉向資源高效配置、發展綠色可持續、技術水平不斷升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得到滿足的高質量發展路徑。隨著國有企業混改的深入,一批高質量發展的微觀經濟主體大量涌現,帶動我國高品質、高質量的財富積累,為實現共同富裕提供有力的物質保障。此外,國有資本可發揮在勞動者薪酬福利、稅收貢獻、促進公平分配等方面的優勢[68],優化企業內部分配機制、改善資強勞弱的局面、維護收入公平,在分配領域促進共同富裕。

四、政策建議

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進展,積累了一大批寶貴經驗。改革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因此,我們要根據形勢的發展變化,審時度勢地“謀劃新一輪深化國有企業改革行動方案”[69]。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引領下,為了更好譜寫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新篇章,應從以下方面著手努力實現國企混改路徑創新,扎實推進共同富裕與促進國企高質量發展有機融合。

一是要充分發揮國有企業科技創新驅動效應與產業發展引領作用。國有企業在整合優質資源、布局新興戰略性技術研發、與科研院校溝通等方面有著資源、制度優勢,尤其是在產業鏈供應鏈“卡脖子”處、原創技術難題攻關、重大科技項目迭代升級等民營資本不愿做、不想做、不敢做的關鍵環節、領域發揮著主導性、基礎性作用。同時,應加大資金、資源、政策向人工智能、新材料、綠色環保等產業適度傾斜,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創新主體作用,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科技創新考核、激勵制度,賦予科研團隊在經費使用、技術路線選取層面更大的支配、決策權利。此外,應積極提升國有企業在產學研用中的協同創新能力,以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為抓手,推動優質資源向企業部門、產品項目匯聚,以此推動重點國有企業積極打造自主知識產權體系、提升核心競爭能力。

三是要找準國有企業職能定位,補齊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短板。新時代、新征程、新偉業中國有企業更應肩負好新的使命任務、承載好新的功能定位,深刻把握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個總目標、總規劃、總藍圖。建立健全動態調整國有資本布局的體制機制,繼續推動國有資本向體現國家戰略意圖的基礎性、戰略性、前瞻性重要產業和領域收縮集中。強化國有企業對關鍵領域、支柱產業的控制力、影響力,更好擔負起國有企業被賦予的特殊職能。進一步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推進國有企業數字化變革。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生產力高度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

四是要健全企業內部治理機制,推進公平分配體系現代化。建立健全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形成以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為主要特征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互分離,權力之間相互制約的有效治理機制。同時引入職業經理人篩選、提拔和退出制度,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激勵約束機制,堅持同股同權,依法保護各類股東產權,保障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依法享有平等的話語權。做大蛋糕的同時,合理分配蛋糕,縮小企業內部初次分配差距,朝著共同富裕目標邁進。

五是要優化營商環境,放寬外資準入門檻。持續提升法治水平,持續優化投資環境,持續提高外資準入負面清單精準度,進一步拓寬外資參與國企混改的深度與廣度,逐步增強我國對外來財富的吸引力。在保護合法財產的前提下,通過政策支持、社會倡導等形式,引導財富所有人自覺自愿參與三次分配。利用社會機制的自主、自發性調節資源分配,更加精準識別共建共享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激活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動力。

六是要推進員工持股,發揮“提低擴中”作用。加強有關立法,探索多元化員工持股模式,逐步擴大員工持股對象及其范圍。提高企業核心技術骨干及中高層管理人員積極性,促進企業創新、提升企業的利潤水平、改善企業經營狀況。理順國有經濟的收入分配關系,合理分配利潤增加值,盡可能多地向基層員工傾斜。堅持先富帶動后富,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七是要在國企混改過程中利用國有資本的主導力、帶動力、影響力引導非公有資本服從于、服務于新時代共同富裕的長期目標。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要充分發揮國有資本的主導力、帶動力、影響力,讓眾多非公有資本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框架下服從于、服務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因此,探索國有資本引導非公有資本實現共同富裕的具體實踐形式,有利于夯實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規范和引導資本發展、增強資本治理的針對性、科學性、有效性,長期實現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八是要加強黨的建設,以高質量黨建引領國有企業高質量發展,夯實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針對混改中弱化黨的領導的風險,要完善黨委會重大問題前置程序,保障“三重一大”決策制度的實施,防范“前置泛化、權限紊亂、責任模糊”等履責問題,切實落實黨委會“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實”的職能定位,實現黨的領導與現代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機融合。在國資監管方面,要堅持“三統一、三結合”“把全面履行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責、國有資產監管職責、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職責三者統一起來,推動管資本與管黨建相結合、履行出資人職責與履行國資監管職責相結合、黨內監督與出資人監督相結合”[71],構建以黨組織監督為核心,以審計監督、紀檢監察監督、股東監督、監事會監督、董事會監督為抓手的多層次、多元化、高質量、全方位的監督體系,切實防止國有資產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