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功德報償到“漢家堯后”:劉邦置立巫官與兩漢天命論的變遷

尉雯琪

(清華大學 歷史系，北京 100084)

一、 問題所在:劉邦祭祖、神權統一與撫慰諸侯

“漢家堯后”是關涉兩漢政治的重要命題。王莽宣揚劉漢祖堯,以舜后自居,借此求圖禪讓,劉秀以降的東漢諸帝,則號稱“漢承堯運,歷數久長”,將它轉化成了鞏固政權正當性的手段?！稘h書》更于《高帝紀》文末鋪陳漢家祖系,稱劉邦上承劉累、遠祧唐堯,并強調他早在即位之初,即已根據家族遷徙軌跡,置立秦、晉、梁、荊四地巫官,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可見漢為堯后,“豈不信哉”。(1)班固:《高帝紀下》,《漢書》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81～82頁。

顧頡剛是較早關注這一問題的現代學者,他不信從《漢書》的說法,駁詰有二:其一,《左傳》曾經竄亂,并非信史,《高帝紀》據此立論,固為無稽;其二,在以國別命名的四巫之外,尚有九天巫、河巫與南山巫,何以判定四地巫官乃為祭祖,而九天諸巫“就和漢的先人不發生關系了呢”?(2)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05～507頁。顧文以《左傳》為偽,當今多數學者已不能接受,但他的第二則詰問,仍使“劉邦祭祖”說難以作答。

劉邦置立諸巫,事在高帝六年,《封禪書》所載甚詳:

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3)司馬遷:《封禪書》,《史記》卷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1378～1379頁?！稘h書》文字稍異,見《郊祀志上》,《漢書》卷二十五上,第1210～1211頁。

細繹此段文字,可知與四巫關系最為緊密的乃是九天巫,五者“皆以歲時祠宮中”,河巫與南山巫則遜之不及。

除四地巫官與九天巫在《封禪書》中一體合論外,祭祖之說仍存在兩點疑問:第一,若依“漢家堯后”,劉邦祖先曾先后居于晉、秦、梁、楚四地。這不僅是家族遷徙的軌跡,也照應著祖宗世代的早晚,劉邦置立巫官,既為崇祖隆祀,不應輕忽疏慢,為何《高帝紀》在贊語中隨意變亂,稱秦、晉、梁、荊?而在撰作時代更早、也理應更多保存了資料原貌的《封禪書》中,又以梁、晉、秦、荊為序?

第二,劉邦為祭祖設立巫官,豐地先世為何祠以荊巫,而非楚巫?諸巫之置在高帝六年,劉邦封劉交為楚王、劉賈為荊王,其區別荊楚,使分治淮河西東,正在同年春正月。(4)《楚元王傳》,《漢書》卷三十六,第1922頁。劉交是高祖親弟,劉賈僅為“諸劉”,(5)《荊燕世家》,《史記》卷五十一,第1993頁?！稘h書》稍有異說,見《荊燕吳傳》,《漢書》卷三十五,第1899頁。劉邦以荊巫祭祖,淆亂親疏,不合情理。

李祖德支持“劉邦祭祖”說,他對荊巫問題的解釋是:史載劉邦“立濞于沛”,既然他改荊為吳,封劉濞吳王,則其原籍沛,正在荊國的域內。(6)李祖德:《劉邦祭祖考——兼論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變革》,《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不過,李祖德對“立濞于沛”存有誤讀,如顏師古所說,這是劉邦于沛地立劉濞為王之意。(7)《荊燕吳傳》,《漢書》卷三十五,第1903頁。史載劉濞受封的過程是:

十一年十二月癸巳,侯劉濞元年。

十二年十月辛丑,侯濞為吳王,國除。(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53頁。

可見劉濞既領劉賈故國,沛便“國除”,并非荊域。況楚都彭城,沛不應越山隔水,受荊國遙領。(9)沛的地位特殊,或許曾為中央直管?？蓞⒅苷聱Q:《〈二年律令·秩律〉的歷史地理意義》,《學術月刊》2003年第1期;馬孟龍:《西漢存在“太?？ぁ眴?——西漢政區研究室視野下與太常相關的幾個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3年第3期。

由于“劉邦祭祖”說存在諸多問題,學者便努力另作新解。李零認為,劉邦是有意“整齊六國宗教特別是民間宗教(各種巫祠)”。(10)李零:《秦漢禮儀中的宗教》,《中國方術續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10頁。既如此,為何劉邦卻漏掉了巫風大盛的燕、齊?

楊華的觀點與李零類似,認為劉邦在長安宮中置立諸巫,人為劃定分屬職掌,存有“神權統一”之意。至于燕、齊未得置巫的緣故,他提供了兩種推測:其一是梁近齊魯,梁巫可能已經掌握齊魯巫術;其二,其時追求巫術的實用,方士的地域身份并不重要。(11)楊華:《秦漢帝國的神權統一——出土簡帛與〈封禪書〉、〈郊祀志〉的對比考察》,《歷史研究》2011年第5期。楊華的觀點是,“漢家堯后”之說雖屬可疑,但劉邦置巫,確是根據身世源流,對全國巫術系統的“重新洗牌”?？墒?梁地近魯,并不近齊,齊、魯有別,梁巫恐難以熟習齊巫的術法。且以燕、齊巫風之盛,為何術法卻對劉邦而言缺少實用?

李炳海則認為,劉邦征召異地巫師,是為了與秦巫共同參與朝廷祭祀。擇取晉、梁、荊,是由于這三處在當時的政治格局中均為要害,故通過置立巫官,體現對三處諸侯王的倚重。(12)李炳海:《漢初異地群巫參與朝廷祭祀的政治文化意蘊——〈史記〉相關篇目的對讀》,《蘭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但晉、梁、荊在劉邦初年何以成為要害之最,以及在當時政治文化背景下,征召地位低下的巫師進京,(13)林富士:《漢代的巫者》,臺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第27～48頁。為何能夠體現對諸侯王倚重,其間似有邏輯缺環。

綜合學界目前看法,盡管已有顧頡剛的批駁在前,贊同劉邦置巫與家族源流有關的論述仍為多見。但當學者具體討論“漢家堯后”問題時,卻極少信從《高帝紀》的贊語,不以劉邦為“漢家堯后”的首倡,(14)相關討論參見楊權:《新五德理論與兩漢政治——“堯后火德”說考論》,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75～84頁。其間的矛盾與含混,正說明學者面對巫官問題時的困擾:既不以漢初已有“漢家堯后”為然,又尚未在祭祖說之外為劉邦置巫覓得合理解釋。

二、 軍行載巫:戰爭中的巫術需求

《封禪書》在敘載四巫之前,有一段重要文字,提供了關鍵線索:

后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

治枌榆社、立蚩尤祠,及置立四地巫官,皆在高帝六年,這一時間節點應予矚目。秦楚漢間戰事連綿,劉邦于五年春正月稱帝,五月即下詔使兵罷歸家,責令諸吏善待軍功高爵。六年冬十月,又與功臣剖符,大封王侯。巫官之置與此時序相接,理應放在“天下已定”,以戰功定封賞的政治背景下進行討論。

同時,史書對劉邦重視枌榆社與蚩尤祠的緣故也有明確交代: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15)《封禪書》,《史記》卷二十八,第1378頁。又見《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350頁。

而《左傳》記載:

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于是乎出竟。(16)《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四,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4634頁。

劉邦出身布衣,可“祓社釁鼓”的古禮,亦是他初起兵時所行之事?！蹲髠鳌匪^“?！?與巫關系密切,往往連稱。(17)較新的材料有清華簡《程寤》、北大秦簡《祓除》。李零亦有討論。參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1冊,北京:中西書局,2010年,第136～137頁;田天:《北大秦簡〈祓除〉初識》,《簡帛》(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3～48頁;李零:《先秦兩漢文字史料中的“巫”》(下),《中國方術續考》,第58～59頁?！秲x禮》稱:“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18)《儀禮注疏》卷三十七, 阮元?？?《十三經注疏》,第2471頁。而《說文》亦曰:“巫,祝也”。(19)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第153頁。則劉邦在“祓社釁鼓”之后,以巫代祝,軍行以從,使其為戰事服務,也合情理。

劉邦祠禮枌榆、蚩尤,顯然是為了敬謝神靈對他戰事順利、卒建帝業的護佑,其論功行賞所及,固未限于王侯軍卒,亦已將神靈包囊其內。則他所置諸巫,是否也屬于對鬼神的酬答?

由于材料缺乏,秦末軍隊用巫的細節史無明文,但仍可窺蠡大概。首先是兩條時代雖晚,但具有較強說明性的史料:

(武帝朝)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20)《封禪書》,《史記》卷二十八,第1402頁。

(赤眉時)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21)范曄:《劉玄劉盆子列傳》,《后漢書》卷十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79頁。

這是漢時軍中有巫活躍的明確例證。武帝曾使巫詛軍,(22)參王子今:《漢匈西域戰爭中的“詛軍”巫術》,《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赤眉則多山東亡命,其以齊巫禱祠,兵卒籍貫與巫者術法的地域正乃相合。

其次,新見材料對秦漢占卜吉兇、祛鬼禳疾的巫術信仰頗有展現,結合傳世文獻,可以推測巫者在兵戰中的具體作為:

1.祭奠陣亡士卒,使其得受祭饗;鎮伏受戮敵兵,使其不能為厲。

時人認為“兵死者”(23)參陸德富:《說“兵死者”》,《出土文獻研究》(第十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未得善終,有虧天年,不能享受通常的祭奠,有武夷神司掌其事。(2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05～110頁?！肚f子》亦稱:“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25)王先謙:《德充符》,《莊子集解》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2頁?！傲牎辈⒎桥f注所云“武飾之具”,參王龍正、倪愛武、張方濤:《周代喪葬禮器銅翣考》,《考古》2006年第9期。而《國殤》之祭,在漢人王逸看來,即是對“死于國事者”的群祀。(26)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83頁。參[美]夏德安著,陳松長譯:《戰國時代兵死者的禱辭》,《簡帛研究譯叢》(第2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0～42頁。至于敵方“兵死者”,更為淫厲,將以作祟?！蹲髠鳌份d,文子即將晉戍三百卒,視作可以復仇作惡的厲鬼。(27)《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七“襄公二十六年”, 阮元?？?《十三經注疏》,第4319頁。若要驅除厲鬼,則需巫者行法,《淮南子》所謂“戰兵死之鬼憎神巫”,漢人高誘即稱“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28)劉安編,何寧撰:《說林訓》,《淮南子集釋》卷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198頁。

劉邦麾下野死烏食,魂魄無依的士卒不可計數,攻戰之時,除臨陣殲敵,往往又有屠城之舉,依照時人的信仰,敵我兩方的“兵死者”,均需托賴巫者施行術法。

2. 治療傷病,禱除疾疫。

巫術是當時療疾的重要手段,這首先與醫療資源的匱乏有關。據《論衡》記載,社會上流傳的病方如稱“已驗嘗試”,則“人爭刻寫,以為珍秘”。(29)王充著,黃暉撰:《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856頁。遲至東漢末年,祝恬受公車征,病于鄴、汲,兩地往來輻輳,并非邊鄉僻壤,仍有“困無醫師”的憂苦。(30)應劭撰,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38～339頁。驗方與良醫難求,可見一斑。(31)參楊勇:《簡牘所見戰國秦漢時期的自療傳統》,《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6期;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分與地位》,《新史學》1995年第1期。而且巫醫關系緊密,《說文》即謂“醫”曰:“古者巫彭初作醫?！?32)許慎:《說文解字》,第490頁。秦漢間人也普遍相信,病痛本由鬼神作祟,需以巫術祓除。秦簡有“占病祟除”之法,(33)孫占宇:《天水放馬灘秦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18頁。漢帛書《五十二病方》也多祝由巫術。(34)可參見李零:《中國方術正考》“出土醫方中的祝由術”,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61～268頁。當秦始皇出游道病時,曾使蒙毅“還禱山川”。(35)《蒙恬列傳》,《史記》卷八十八,第2567頁。漢武帝病于鼎湖,同樣“巫醫無所不致”。(36)《封禪書》,《史記》卷二十八,第1388頁。至東漢,王充仍稱當時民風為“病作卜祟”。(37)王充著,黃暉撰:《祀義篇》,《論衡校釋》卷二十五,第1047頁?？梢娢揍t雖然漸已分途,但以巫術療疾的傳統依然深厚。(38)參林富士:《試論漢代的巫術醫療法及其觀念基礎——“漢代疾病研究”之一》,《史原》1987年第16期;金仕起:《古代醫者的角色:兼論其身份與地位》,《新史學》1995年第1期;楊勇:《從出土文獻再論戰國秦漢時期的巫、醫關系》,《簡帛研究》2019年第2期。

因此,雖然劉邦軍中或許已效秦制,設有醫官,(39)參彭衛:《秦漢時期醫制述論》,《中華醫史雜志》1988年第2期。但輾轉征戰之間,藥石針砭不便,巫術則相對簡易,它的假托鬼神又受時人信篤,普通兵卒對巫者提供的精神慰藉是頗為依賴的?！赌印氛撚瓟?認為需“舉巫、醫卜有所”。(40)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迎敵祠》,《墨子間詁》卷十五,第574頁。這自然是理想狀況,但戰國以降隨軍有巫,應是實情。

此外,盟誓與辟兵亦需巫者行法。據侯馬盟書,盟誓之語要靠“巫覡祝史”說釋于“皇君之所”。(41)參朱鳳瀚:《侯馬盟書之內容與年代考略》,《商周家族形態研究》(增訂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01～511頁。劉邦征戰中,受降與約盟的儀式也應有賴巫者的施為。至于辟兵,又有“蟾蜍五月中殺涂五兵,入軍陣而不傷”的傳說,則知漢人相信存在取蟾蜍血以辟兵的巫術。(42)劉安編,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1188頁。而戰國有“兵避太歲”戈,秦簡有“矢兵不入于身”之法,(43)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4頁。漢墓見“弓矢毋敢來”神祇圖,(44)參李零:《馬王堆漢墓“神祇圖”應屬辟兵圖》《湖北荊門“兵避太歲”戈》,《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3～212頁。也可見辟兵巫術在實戰中確有流行。

總之,在時人心中,戰爭取勝,除了方略得宜、將士用命,順奉陰陽、托賴鬼神也必不可少。行伍中的祭祀與療疾離不開巫者的服務,而劉邦要將散亂之眾,組織為行旅之師,使他們離故土、冒白刃,在爵祿誘勸之外,于軍中存置巫者,使出身社會下層的兵卒心理有所寄托、情感得以慰藉,也至為關鍵。且其時巫風盛行,巫者于征戰輾轉之間易于求得?！兑葜軙贩Q“鄉立巫醫”,(45)黃懷信:《逸周書校補注釋》,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88頁。晁錯諫文帝,也以“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作為安撫民情之法,(46)《爰盎晁錯傳》,《漢書》卷四十九,第2288頁?！尔}鐵論》描述其時社會,更曰“街巷有巫,閭里有?！?。(47)桓寬撰,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第352頁。史載秦漢戰爭中勝方每下一城,往往收其兵卒軍械,那么劉邦同時將當地靈巫載以軍行,使不同籍貫的軍士皆能獲得符合他們地域信仰的酬神驅鬼之法,應是符合歷史情境的。

要進一步驗證劉邦置巫與戰爭有關的推論,則需繼續考察,他亡秦破楚,一路收附的兵卒來源,是否與《封禪書》所載梁、晉、秦、荊一一相合?

三、 兵卒來源:梁、晉、秦、荊、胡

關于劉邦軍中兵卒來源,李開元和陳蘇鎮曾有細致考述。(48)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47～179頁;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9～43、50～57頁。以前人豐碩成果為基礎,對照作為文化地理概念的梁、晉、秦、荊,以行文之便,可將劉邦的征戰歷程暫分四個節點,進行梳理:

1. 起兵至高陽(梁)

劉邦初起,沛子弟隨從征戰,他又于碭收兵六千,從項梁處請得五千軍士。此后西行至栗,“奪”剛武侯軍四千人,在高陽又獲酈商四千卒,在入戰秦關之前,劉邦軍隊已經迅速壯大。(49)《秦楚之際月表》,《史記》卷十六,第766頁;《高帝紀上》,《漢書》卷一上,第17頁;《樊酈滕灌列傳》,《史記》卷九十五,第2660頁。李開元的看法是,此時劉邦軍力包括沛兵三千、碭兵萬余(六千碭兵、四千酈商兵)、楚兵萬余(五千項梁兵、四千剛武侯兵),余為散卒。此時劉邦軍隊的核心,是碭、泗舊楚國人士。(50)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第161頁。陳蘇鎮認為,此時劉邦部下真正楚人不會超過一萬三千,至于豐兵、酈商兵,則屬魏人勢力。(51)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43頁。兩人所論,除陳蘇鎮明確指出劉邦應于豐地得兵數千外,仍有兩點區別:其一,李開元計入項梁五千卒,認為皆是楚人,陳蘇鎮默認不在計內;其二,李開元認為,劉邦于薛所得將軍陳武二千五百卒,是項梁五千兵的一部分,陳蘇鎮則于此無論。那么,劉邦的軍卒結構究竟如何?其時劉邦以楚為號,麾下兵士的巫術信仰,應以楚俗視之嗎?

劉邦此時部卒,包含豐、沛子弟與六千碭兵、四千酈商軍并無疑義,問題在于陳武薛卒、項梁楚卒與剛武侯栗卒三者?！妒酚洝份d錄陳武的侯功,稱:

以將軍前元年率將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歲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田既,功侯。(52)《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07頁?！稘h書》所載略同,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卷十六,第556頁。

這段文字的史源是漢廷檔案,記敘存有義例,可以推而求之。其中有兩處需要關注:其一,陳武是以將軍的身份“起薛”。由“二歲十月入漢”逆推,(53)此處“歲”表示積年,參陳侃理:《如何定位秦代——兩漢正統關的形成與確立》,《史學月刊》2022年第2期?？芍愇淦鸨谇囟涝昶咴?劉邦反秦則遲至同年九月,當陳武“起”薛之時,劉邦尚在山野澤中,其將焉附?可知“起”與“從起”不同,后者是指附從劉邦征戰,前者僅是起事反秦之謂;其二,陳武的侯功注明了“二歲十月”一段時間長度,意指陳武自行起兵,經兩年十月之后,才徹底歸附劉邦。類似的用例又有兩處,張說“屬魏豹,一歲五月,以執盾入漢”(54)《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卷十六,592頁?！妒酚洝纷鳌皩傥罕?二歲五月”,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46頁。;陳嬰“屬楚項梁……四歲,項羽死,屬漢”(55)《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卷十六,第527頁。,都通過對某一時段的強調,表明某人歸附劉邦的時間。因此,史籍稱陳武率二千五百人起薛,只是為了載錄他反秦的行跡,這部分兵士并未在當時就歸入劉邦的麾下。

至于劉邦至薛,從項梁處所請五千卒,李開元認為“功臣表”有郭蒙諸人從起于薛,可見劉邦確已將其收歸己有。但其間論證,似或未足?！肮Τ急怼币姲巳伺c薛有關,其中將軍陳武已如前論,丁復是越將、革朱是越連敖,將此三人排除,所余五人從起薛地之時共有四種身份:戶衛、連敖、卒、舍人。(5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卷十六,第554、616、555、563、579、583、590頁;《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04頁。除連敖尚屬中低級軍吏外,(57)參陳穎飛:《連敖小考——楚職官變遷之一例》,《出土文獻》(第五輯),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第86～91頁。余皆職階微末,以此論證劉邦獲得了項梁軍卒,有所不宜:其一,項梁五千兵由十位五大夫將統領,是一支成建制的部隊。戰國之時,無論秦、楚,五大夫皆是高爵?！稇饑摺份d陳軫諫阻楚王賜杜赫五大夫,理由即是“得趙而王無加焉”。(58)何建章:《戰國策注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503～504頁。劉邦軍中功侯者,諸將公認曹參第一。曹參起沛為中涓,輾轉戰于胡陵、方與、薛、豐,始遷七大夫。又經連番征殺,攻爰戚及亢父先登,才為五大夫。項梁所遣十位五大夫將,秩級頗高,其下部將亦應有職有爵,“功臣表”載從起于薛者,身份不合;其二,五千軍卒數目非寡,項梁為了廣樹六國為黨,此時曾立韓成為韓王,使其率千余人西略韓地。項梁立一王,尚僅予千人之數,若說將五千兵贈予初出茅廬又無甚知交的劉邦不再收回,也實在過于慷慨。劉邦請兵,是因為攻豐不克,項梁予五千之眾,應是助他速勝奪城的一時權宜,并非徹底的軍力劃撥。劉邦得碭兵六千,攻秦破楚一路率隨,“功臣表”即載從起于碭者十四人,他得項梁五千卒約在同時,表中所見從起于薛、疑為楚卒者,卻只有五人,這也令人生疑。

除向項梁請兵外,劉邦至薛,非只一次。二世二年十一月,劉邦取得過薛地的控制權(59)《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12頁;《曹相國世家》,《史記》卷五十四,第2021頁。,當項梁謀立楚懷王時,他也曾再次應召往薛?！肮Τ急怼彼姀钠鹧φ?更可能是其中某次歸附的散卒。至于項梁的五千卒,應已璧還,時機可能早在他受召至薛,或從項梁征戰之間,也可能遲在項梁歿后,懷王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時,此時他剝奪了劉邦的五千軍眾,改易以碭郡之封?？傊?揆以情實,劉邦請得的五千之眾,在克豐之后是難以長久保全的。

關于剛武侯的四千卒,史載劉邦“奪”于栗地:

遇剛武侯,奪其軍,可四千余人,并之。(60)《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357～358頁。

剛武侯其人,史籍只此一見。陳蘇鎮的觀點是,史筆既然稱“奪”,剛武侯應為楚將,劉邦此時受懷王命,西向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故能奪兵。(61)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42～43頁。問題在于,無論依據懷王的號令本身,還是考慮群雄并起的實際,劉邦所能“收”的其實僅是失伍散卒,何能得成建制的四千部眾?且劉邦新封武安侯,與剛武侯爵號等侔,或為陳王余部、或為項梁舊屬的剛武侯,只因收卒之命,便能將士卒拱手讓人嗎?

劉邦所受懷王號令,并不只是收散卒一項,懷王還委他為碭郡長、使將碭郡兵。此前劉邦曾收碭兵六千,兩倍于沛子弟,但遠不足一郡之兵。因此懷王所謂將碭郡兵,不止是對他已獲六千碭兵這一既成事實的承認,而是明確授予碭郡兵權。栗屬碭郡,劉邦能夠成功奪軍,應賴于是。

可見劉邦此時兵源主要有豐沛子弟、碭栗之兵及酈商之軍,不應計入陳武和項梁的士卒。豐與碭栗,皆為梁地,酈商兵士,亦是梁人。豐是故梁所徙,一度隨雍齒歸魏。史載劉邦祭禱枌榆,所用宜為梁巫。沛則為故宋,輾轉楚魏之間。春申君曾游說秦王,稱秦如攻楚,魏將趁機出兵,“故宋必盡”。(62)何建章:《戰國策注釋》,第241頁?？梢娝钨韧跬鰢?沛雖屬楚,魏仍虎視眈眈。此后約五十年,秦軍伐楚,沛終入秦。雖然沛人在秦末張立楚幟,但神鬼巫俗的變更,與政權認同相比,是遠為滯緩的。沛于楚國,僻在北疆,卻緊鄰梁魏,豐、沛交往又十分密切,當劉邦起兵之初萬事匆簡,既祠豐地枌榆,很可能軍中已載梁巫,沛中子弟以為祭禱,也屬順理成章。至于碭,高帝五年劉邦以魏故地封彭越為梁王,其封域即是故秦碭郡。(63)《高帝紀下》,《漢書》卷一下,第51頁;《地理志下》,《漢書》卷二十八下,第1636頁。而酈商軍卒四千,乃自高陽東西略人所得,史書又稱為陳留兵,(64)《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358頁。陳留、高陽皆在魏故都大梁近東,(65)據《二年律令》陳留應屬河南郡,可參馬孟龍的研究。不過陳留近大梁,是魏名城,即使在當時已歸河南郡,未在彭越梁國境內,也并不影響巫祀觀念。馬孟龍:《西漢梁國封域變遷研究(附濟陰郡)》,《史學月刊》2013年第5期。以巫祀術法的傳統論,這些都應屬梁。

2. 破秦與伐楚(晉、秦)

劉邦過高陽后,先遇張良引兵襄助,又得南陽卒,復折西南,與梅合兵北進,入至霸上。當他為漢王就國時,“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不久東向出關,“劫五諸侯兵”,受彭越三萬人降,但彭城大敗,十余萬卒皆入睢水。蕭何因此“發關中老弱未傅”詣軍,韓信亦收兵,漢軍終于復振。此后劉邦平定秦地,得韓信所下趙、代精兵,與楚軍戰于成皋,兵敗逃遁,馳奪張耳、韓信軍。(66)《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358～364、371～375頁;《高帝紀下》,《漢書》卷一下,第19～22頁;《留侯世家》,《史記》卷五十五,第2036～2037頁;《魏豹彭越列傳》,《史記》卷九十,第2592頁;《淮陰侯列傳》,《史記》卷九十二,第2614頁。這一階段劉邦軍力大增,具體情形較為復雜。其兵卒增補之途有二,其一是徹底歸附,受其統轄,其二則屬諸侯合兵,協同作戰?？紤]到漢初諸侯國具有相當自主權的政治現實,討論高帝六年巫官之置,是不宜將諸侯合兵計算在內的。

將諸侯的合兵之助排除,劉邦此時實際增補的軍卒,首先來自南陽。劉邦入秦之前,曾約降南陽守,“引其甲卒與之西”。南陽是大郡,宛為大郡之都。因此劉邦兵圍南陽之時,雖然軍威已壯,但陳恢仍稱他如若強攻,死傷必眾,可見實力不容小覷。(72)《高帝本紀》,《史記》卷八,第359～360頁。而劉邦既受宛降,余城亦下,則他引兵俱西者,可能已有萬余。南陽由故楚入韓,后并為秦郡,六十余年間,秦“徙天下不軌之民”,于是民俗“上氣力”,“藏匿難制御”。(73)《地理志下》,《漢書》卷二十八下,第1654頁。秦徙罪于此,竟達到能夠影響民俗的程度,可證遷徙人數必不在少,巫祀信仰已頗為駁雜。(74)秦始皇亦徙天下豪富入咸陽,但這一政策的施行,距離反秦事起不過十余年,這批移民在秦亡之后也基本散歸故鄉,因此劉邦后來統率的關中卒仍以故秦為主。南陽情形則有不同,自昭襄王徙不軌之民,至秦末已逾六十年。參葛劍雄:《中國移民史》第二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6～67頁。

南陽兵后,漢軍多補晉、秦之卒。漢二年三月,劉邦號稱要“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為義帝復仇。這于當時,自然僅是宣傳的口號,但在他出師東向,與項羽爭雄的過程中,的確對秦兵與晉卒越來越多倚重。劉邦征發秦卒,始于初至霸上的“稍征關中兵以自益”。不過,他十月至霸上,十二月項羽即攜諸侯軍至,其征發秦卒至多不過兩月,數量應當有限。劉邦徙封漢中,甲卒歌思東歸,(75)《高帝本紀》,《史記》卷八,第370、364、367頁?？芍藭r軍士仍以關東為主。

劉邦軍中第一次成規模地補入秦卒,應在還定三秦之后。塞王、翟王曾是秦將,后降項羽,得王秦地,他們控制秦兵的能力應當頗強。(76)參辛德勇:《巨鹿之戰地理新解》,《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年,第89 頁。劉邦出關征討項羽,兩人相隨,他們既是故將,又為故王,麾下秦卒,應與俱從?！肮Τ急怼敝?有五人其時從起秦地,(77)《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35、943、947、968、973頁。很可能即是諸王舊部。漢二年二月,劉邦詔使“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78)《高帝紀上》,《漢書》卷一上,第33頁。這亦是此時漢軍頗有秦人的反映。

不過,劉邦三月渡河,四月即于彭城慘敗,塞王、翟王復降項羽,劉邦僅與數十騎脫身遁去。他后續軍力補充,復賴兩途:其一由韓信主導,收攏潰散敗卒;其二是蕭何五月悉發“關中老弱未傅”。六月劉邦亦還櫟陽,史稱“關中卒益出”。(79)《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372頁?！肮Τ急怼敝?也可見四位秦將,此時從劉邦出關征戰。(80)分別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32、937、956、969頁。但是,蕭何五月尚僅征得老弱,劉邦次月入關,恐亦無太多丁壯可用。且同月尚需“興關中卒乘邊塞”,時又值“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81)《高帝紀上》,《漢書》卷一上,第38頁。關中饑饉慘況如斯,又需分兵乘守邊塞,此時追隨劉邦東向的秦卒數量,應當也會受到一些影響。

與漢軍補入“關中卒”約略同時,劉邦亦得“三河士”。所謂三河,即河東、河內與河南。首先是河南的情況。漢二年冬十月,劉邦受降河南王,置其地為郡。河南王或許未隨劉邦戰楚彭城,(82)辛德勇:《楚漢彭城之戰地理考述》,《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第112～120、127頁。但這并不意味著河南兵卒未出。其時陳余要求漢殺張耳,劉邦為求趙兵之助,遂“求人類張耳者斬之”,(83)《張耳陳余列傳》,《史記》卷八十九,第2582頁?？梢娝鲫P戰楚,頗有兵力需求。既然河南已降,亦置郡縣,將兵使從是自然之理。(84)崔建華注意到“功臣表”載南安侯以河南將軍漢王三年降于晉陽。他推測劉邦彭城敗后,諸侯皆叛,“河南將軍”亦是叛將,故在漢王三年二次歸降。這是合理的推測,這位河南將軍很可能是在劉邦置郡太原時復降的。參崔建華:《楚漢戰爭中的“五諸侯”再討論》,《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7期。至于河南王瑕丘申陽并未親身從軍,很可能是因為他原本僅為張耳嬖臣,威望有限,且瑕丘在薛,申陽與河南兵士淵源尚淺,劉邦故能驅使如意,無需他做駕馭。河南郡即故秦三川,(85)河南郡即項羽所封河南王的疆土,參周振鶴:《西漢政區地理·楚漢諸侯疆域新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5頁。與河東、上黨、潁川相接,伊水上游東周與故韓分界交錯,其俗屬晉,應當不誤。

其次是河內。漢二年三月,劉邦虜殷王,置河內郡。殷王從軍彭城,竟至戰死,相隨甲士,應已歸屬劉邦。殷于戰國屬魏,入秦七十余年后,反秦事起。如前所述,這樣的時間長度,雖然或能影響百姓對政權的認同,但不足更革鬼神信仰,使其改作秦俗。

最后是河東。在漢二年與三年間,劉邦虜魏豹,三分其地,置郡為河東、太原、上黨。(86)《史記》系于漢三年,《漢書》則記為漢二年九月?！陡咦姹炯o》,《史記》卷八,第372頁;《高帝紀上》,《漢書》卷一上,第39頁?！肮Τ急怼陛d蔡寅、繒賀此時初從,即是劉邦這一時期補入故魏兵卒的佐證。(87)《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11、917頁。河東久屬魏地,太原屬趙,上黨為韓,它們皆是可以上溯至春秋之世的晉國舊地。雖然已為三分,但文字相近,風俗不遠?！稘h書·地理志》亦稱太原、上黨多“晉公族子孫”,漢廷將其一并視為難治。(88)《地理志下》,《漢書》卷二十八下,第1656頁。因此,劉邦所置三郡,軍卒皆為三晉甲士,以晉巫為之禱祀,固為所宜。

三河是故晉,巫俗應與前述梁地有別。梁惠王遠徙大梁為新都,至劉邦反秦,已歷百五十年。大梁本為宋地,宋俗重巫鬼,惠王攜民東徙,與當地土著交往融合,又時攖齊、楚兵鋒,祠法應已改易舊貌,頗受浸染。劉邦置巫,并立梁、晉,即為此故。

其后,漢軍仍有秦、晉兵卒陸續補入。劉邦多次失軍亡眾,他能夠重振旗鼓,除了有賴蕭何征伐關中軍士,(89)《蕭相國世家》,《史記》卷五十三,第2015～2016頁。也與韓信麾下晉卒大有干系。早在韓信破魏下代之時,劉邦即已收其精兵,備戰滎陽。魏是魏豹封國,已見前述。代為故趙,遲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入秦,距陳勝起事,不過十余年。韓信行定趙地,曾不斷發兵詣漢。尤其成皋敗后,劉邦馳奪張耳、韓信之軍,終使兵士復振。(90)《淮陰侯列傳》,《史記》卷九十二,第2614、2619頁;《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374頁。此時韓信軍中有三萬是當初劉邦分兵所予,余皆新收晉卒,可能還包括巨鹿戰中,陳余、張敖所收常山、代兵數萬?！肮Τ急怼陛d此時從起趙、代者,即有五人可考。(91)“諤千秋于漢王三年以謁者初從,受封涿郡安平”,據此推測,或許亦是趙代之士?！陡咦婀Τ己钫吣瓯怼?《史記》卷十八,第926、933～934、939、940、945、948頁。秦楚之際,常山、代一度與趙分立,但戰國時皆為趙地。趙國在這一區域的經營,自遷都邯鄲算起,至為王翦所滅,已百六十年。

因此,漢軍這一時期補入甲卒以秦晉為多。劉邦大量征用晉卒的時間較為明確,在漢二年、三年之間;而秦卒,雖早自漢元年即已稍征,但由于關中大饑、分兵乘塞,遲至四年兵乃益出。這樣算來,劉邦收附三晉甲士,尤其是使他們立有勛績、足敘功勞的時間,較秦中子弟更早。劉邦置立巫官,《封禪書》載序晉、秦,即應與他先得晉卒用命,而秦兵后顯勞績有關。

3. 垓下之戰(荊)

漢四年劉邦大勝楚軍,韓信破齊,亦敗楚將龍且。漢五年劉賈圍壽春,楚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劉邦與諸將大會垓下,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驚楚人之多,誤以為漢軍已得楚地。(92)《項羽本紀》,《史記》卷七,第333頁。史念海認為四面楚歌是漢軍詭計,陳蘇鎮指出,此時韓信麾下有俘自龍且軍的大量楚人,灌嬰也已降下彭城,垓下漢軍多楚,不足為怪。(93)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第57頁。

垓下會時,漢軍“楚”卒的確不少,來源大致有四:其一,劉邦于汜水擊曹咎軍卒半渡,盡得“金玉貨賂”,亦應收虜殘卒。只是史無明文,未知其詳。(94)《高祖本紀》,《史記》卷八,第375頁。其二,韓信擊齊,大破龍且,楚卒皆降,此后兵分為三,除自將主力、赴會垓下外,又使灌嬰下淮南,曹參平齊地。龍且士卒從至垓下者,不知其數,其籍貫的詳情,也不易深考。

其三,九江楚兵,亦至垓下。當項羽分封之時,九江原屬黥布,漢四年,黥布將兵數千降漢。(95)《黥布列傳》,《史記》卷九十一,第2602～2603頁。漢五年,楚大司馬周殷降,佐劉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此后劉邦又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共擊臨江王,以其地為郡縣。(96)《荊燕吳傳》卷三十五《漢書》,第1900頁?？梢?“舉”九江兵者,是周殷與劉賈,黥布率兵乃自外來。在垓下與臨江兩場戰事中,九江兵士統屬未變,仍由劉邦麾下的將軍——劉賈率領。雖然九江是淮南王黥布的國土,但九江卒此時仍非諸侯的部下。至于九江卒的數量,應當頗眾,隨何為劉邦游說黥布時,即稱其遣兵四千助楚,過于寡少,是臣下的不智之舉。

其四是灌嬰所降兵卒。漢四年,灌嬰由魯北南渡淮河,降城邑、收士卒,至于廣陵,(97)《樊酈滕灌列傳》,《史記》卷九十五,第2670頁。這已大致相當于漢六年劉賈荊國所轄東陽郡的范圍。(98)東陽郡的郡城范圍,可參馬孟龍:《西漢侯國地理》(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19頁。灌嬰南征楚地,雖受韓信分兵,但在垓下戰時,乃以御史大夫受詔擊楚。(99)《樊酈滕灌列傳》,《史記》卷九十五,第2671頁。灌嬰既為漢廷官吏,此時又尚無荊王,所降東陽兵卒,自然并非諸侯的甲士,而是劉邦的直屬。

綜合上述,劉邦麾下楚兵來源有四,其中九江與東陽的情形較為明確。這兩部勁旅親歷楚漢決戰,都來自淮南故楚舊地,城郭相連、巫俗相近,東陽即在劉賈荊國域內,劉邦于漢六年置巫曰“荊”,因此情理固宜。此外據“功臣表”,“荊令尹”靈常于漢五年初從劉邦,隨戰鐘離眜、利幾有功,這亦可佐證荊兵在劉邦后期的征戰中有所貢獻。(100)《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66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卷十六,第610頁。

而燕、齊巫風雖盛,附從劉邦亡秦破楚的勞績卻有限,且自有統屬,建制獨立。漢四年八月,也即距離垓下決戰僅四月之時,“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101)《高帝紀上》,《漢書》卷一上,第46頁。其以北貉與燕人并舉,又曰“助漢”,隱含燕王與劉邦敵國相匹之意?！肮Τ急怼彼娬焉娴粑布础耙匝嘞鄰膿艏?。(102)《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64頁。至于齊兵,雖或于垓下有功,但韓信時為齊王,他們隨從而至,是諸侯的行旅,非劉邦的軍伍。劉邦實際掌控這支軍隊,應遲至楚漢事畢,奪軍韓信之后?！肮Τ急怼彼婍n信舊部齊將,隨從劉邦取得戰功,即已在諸巫置畢的高帝七年。(103)《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卷十六,第591、619頁。

經過以上梳理,可見梁、晉、秦、荊四巫之置,與豐之枌榆社、長安之蚩尤祠相類,皆是由于劉邦亡秦破楚的征戰。九天巫即胡巫,(104)參田天:《秦漢國家祭祀史稿》,北京:三聯書店,2015年,第98頁?！斗舛U書》將其與四巫同敘,應與樓煩兵士加入楚漢戰局有關。樓煩是晉北之戎,趙武靈王拓邊,(105)《匈奴列傳》,《史記》卷一百十,第2883、2885頁。遂入雁門郡。(106)《地理志下》,《漢書》卷二十八下,第1621頁。高帝六年,韓王徙都馬邑,馬邑尚在樓煩之北。則樓煩雖然曾是胡戎舊地,但在秦漢之際,早已屬于近邊的中國。因此,長于騎射的樓煩兵士,出現在秦末戰中,并不為奇。史載劉邦軍中樓煩善騎射者,即曾出陣應對楚軍的挑戰。(107)《項羽本紀》,《史記》卷七,第328頁。丁復亦為“樓煩將入漢”,《史記》《漢書》所載稍異,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記》卷十八,第904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漢書》卷十六,第554頁。以樓煩為代表的邊地兵卒,風俗信仰自然與梁、晉、秦、荊有別,他們的祠祀祝禱,有賴九天胡巫。

總之,《封禪書》所載高帝六年諸巫之置條理井然,可大致劃為四組:其一是枌榆社、蚩尤祠,它們與劉邦舉事時的祠禱有關;其二是梁、晉、秦、荊與九天巫,劉邦起兵以來,軍中陸續補入的士卒,正與這五處相合。不同籍貫的士卒信俗存在差異,不同地域的巫者術法亦有區別,劉邦以五地巫者為五處兵源服務,他在稱帝之后置立諸巫,既是對巫官勞績的頒賞,也是對神靈助佑的酬答;第三、四組分別是臨晉河巫與南山巫。秦并天下,祠禮名山大川十八,中有臨晉在內。(108)《封禪書》,《史記》卷二十八,第1371～1372頁。問題是,為什么劉邦獨將臨晉擇出?漢二年,劉邦初出秦關,便是從臨晉渡河。出關東向,通常的做法是取道武關或函谷。但劉邦遣將迎親,曾于武關受阻,河南王“迎楚河上”,(109)《項羽本紀》,《史記》卷七,第316頁。也使他對函谷關存有疑慮,反而是經由臨晉,可以直達魏豹的封國。魏豹是故魏公子,被項羽徙王河東。(110)《魏豹彭越列傳》,《史記》卷九十,第2590頁。他由故國膏腴遠遷至此,與劉邦被迫入漢中的境況相似,在劉邦出關之前,兩人很可能已有聯絡。如是,則劉邦率軍渡過臨晉險灘之時,水中風波的順逆與魏豹反楚的誠偽皆未可知,他兵行險著,取天下后,宜謝神靈?！蹲髠鳌份d子玉在城濮戰前,也曾夢見河伯索取瓊弁玉纓。(111)《春秋左傳正義》卷十六“僖公二十八年”,阮元?？?《十三經注疏》,第3963頁。至于南山巫,《封禪書》稱“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112)《封禪書》,《史記》卷二十八,第1379頁。秦二世自殺于望夷宮,趙高葬其于宜春苑,為何卻在南山設祠,又為何以“秦中”稱之,不能詳知,暫以闕疑。

四、 申說天命:功德報償與“漢家堯后”

劉邦于高帝五年得天下,次年即興立巫祠,報勞苦、酬神靈。他在這一時期的諸種行事,亦以與群臣論定功績、分封王侯為要,其恩待優賞也及于罷歸故里的眾多兵士。在高帝十二年的詔書中,劉邦因此自稱,于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可謂無負。劉邦的“無負”天下,是指他論功計賞無所遺漏、公平允當,使隨從征戰的將士,大者王、次者侯,余者皆得世世復。當他未允帝位之時,諸侯上疏,亦以功臣皆得受地食邑為由勸進?？梢妼⒐Φ聢髢斪鳛榈孟硖烀淖C憑,不止是劉邦的愜心之言,也合乎當時的政治情勢。高帝六年諸巫之置,即是這種思維的體現。

時至東漢,劉秀同樣以武力平服天下,也曾封功爵、頒策勛,號稱有中興二十八將、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在他稱帝之前,諸將幾番勸進,最終將他打動,表示“吾將思之”的,是耿純的諫言。耿純稱,天下士大夫追隨輾轉,計望無非爵祿,一旦攀附不成,則將四散而去。(113)《光武帝紀上》,《后漢書》卷一上,第21頁。所論直截懇切,并無諱飾,功德報償的觀念,仍在政治實際運作層面,發揮深潛影響,是劉秀此時無需否認、也無可辯駁的樸素邏輯。

不過,劉秀雖為布衣奮起,但樂于自號宗室紹緒,他因此有意宣揚“漢家堯后”之說,以證明自己終踐帝祚的名正言順。當其詔許封禪之時,即稱得承鴻業,乃為“帝堯善及子孫之余賞”。(114)《祭祀上》,《后漢書》志七,第3164頁。不過,此時以“漢家堯后”論證劉漢天命,猶有滯礙。劉秀曾有意祀堯,杜林上疏反對,劉秀最終接受了他“堯遠于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的說法。(115)《杜林傳》,《后漢書》卷二十七,第937頁。劉秀既從其議,可知“漢家堯后”尚未能夠成為朝廷自證天命的關鍵一環。

光武之后,明章繼軌,仍有意以“漢家堯后”自為表彰。史書記明帝生而不凡,其異象便是“有似于堯”。(116)《顯宗孝明帝紀》,《后漢書》卷二,第95頁。只是杜林當初所謂“民不曉信”的障礙沒有完全消除,章帝朝賈逵上疏,仍以“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后者”,來說明《左傳》的優長。(117)《賈逵傳》,《后漢書》卷三十六,第1237頁。盡管時移世易,東漢朝廷于“漢家堯后”更為重視,挑戰此說的政治風險也與日俱增,但由此可以看出,朝廷欲使“漢家堯后”更為鑿鑿有據的需求,仍然存在。

賈逵上疏,在章帝建初元年,《漢書》草成,亦是建初中事?！稘h書》追溯漢初史跡,將九天巫從劉邦所置群巫中割裂出來,裁出梁、晉、秦、荊四者,因其與劉向所論漢家先世的遷徙軌跡大略相合,故將其作為“漢家堯后”的證明,系于“開宗明義”的《高帝紀》贊語之中。聯系明章兩朝的時勢,《漢書》乃有深意存焉。在《典引篇》中,班固的闡釋更為充分,他稱:堯禪舜、舜禪禹,因此堯堪稱孕育虞夏;稷、契廣立事功,商湯、周武是他們的后裔,故而堯又為陶冶殷周?？梢娝拇ネ醯镍櫂I,其實全都導源于堯。堯據有“元首”之功,于是上天論功報德、善及子孫,將使劉漢昭明祖德,萬嗣不絕。(118)《班彪列傳下》,《后漢書》卷四十下,第1376、1380頁。班固這重邏輯,基于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的論斷,(119)《敘傳上》,《漢書》卷一百上,第4208頁。也在實質上與劉邦、劉秀酬答勞苦、獎勵勛績的觀念一脈相承。盡管功德報償的樸素邏輯日趨沉潛,“漢家堯后”解釋的成立,其實依然與之相關。

從秦漢之際到兩漢之交,帝業成就的理據由籠統含混的“天命”變得清晰具體,在這一過程中,“漢家堯后”的地位日顯關鍵。兩漢同以武力奠定基業,也都遵循功德報償的政治規則,依據從征之人的勞苦功勛,安置官爵、分配利益,但對于天命,劉邦無心申說,光武諸帝則有意緣飾——盡管實現統治的底色并未改易,但涂抹已經更為堂皇。劉邦出于功德報償的觀念,在長安宮中置立的群巫,也正因如此,被《漢書》改造成了“漢家堯后”的“豈不信哉”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