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地名名實變遷與中國歷史地名內涵變化規律

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4.01.001

歡迎按以下格式引用：藍勇.“川江”地名名實變遷與中國歷史地名內涵變化規律［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1）：166-178.Doi：10.11835/ j.issn.1008-5831.rw.2024.01.001.

Citation Format：

LAN Yong.The changes in the name and reality of the place name Chuanjiang and the change rule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place name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4（1）：166-178.Doi：10.11835/j.issn.1008-5831.rw.2024. 01.001.

作者簡介：

藍勇，西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會副會長，教授（二級），Email： Lanyong@swu.edu.cn。

摘要：

在中國歷史上，往往出現地名字面本身不變，但所指代的實際范圍發生較大變化的現象，這里我們稱為“地名內涵變化”，可以簡稱“地名涵化”。歷史上“川江”一詞從唐宋之際出現后，其概念的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早期宋代“川江”曾有指代整個長江、長江上中下游，指代范圍讓人相當意外。明清主要指整個長江上游河道，但到近現代，“川江”所指又有一個泛指整個長江上游干支流到僅指樂山到宜昌、宜賓到宜昌、重慶到宜昌河段一個逐步縮小的過程。宋元以前巴蜀地區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使巴蜀航運的地位很高，成為“川江”話語強大指代中下游的支撐。而受長江上游特殊的復雜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過性能、特殊地域灘師導航的制約，傳統時代長江上游木船運輸曾一度在整個長江航運中占有通過性上的優勢，一度一定程度上主導著整個長江航運的運行。近代以來“川江”一詞的內涵縮小又與機動船進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對下降的情形下，熱點聚集在機動船運輸的話語內有關。研究發現，歷史上中國的“地名涵化”可以分成 “地名縮放涵化”“地名異地涵化”兩種情形，前者較為典型，后者較為復雜?！暗孛痹跁r間上又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兩種。一般來說，在歷史上行政區劃地名的“涵化”較快，而文化區域概念地名“涵化”的過程較為漫長，影響的因素也較為多元，但受國家相關行政區調整的影響，文化區域概念的“地名涵化”過程也會加快。

關鍵詞：川江；名實變化；歷史地名；地名縮放涵化；地名異地涵化

中圖分類號：K29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5831（2024）01-0166-13

在中國歷史上，往往出現地名字面名稱本身不變，但所指的實際范圍發生較大變化的現象，這里我們稱為“地名內涵變化”，可以簡稱“地名涵化”。我們熟悉的如最有影響的就是“中國”的內涵的變化，在歷史上“中國”一詞最早僅是指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區，如指歷史上的王畿、京師，后擴展到指地理上的中原、民族上的華夏，只是在近代才逐漸變成東亞大陸上的一個國家空間概念［1］。另外，歷史上的“江南”最初僅是荊楚地區、吳越地區，泛指整個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地區，但后來逐漸縮小僅指今天的江蘇南部、浙江、安徽部分地區［2］。另，歷史上的“河南”一名，詞義在歷史所指較為多元，已經引起人們關注［3］。又如歷史上的“蜀道”一詞，最初主要是指翻越秦嶺的通道，但后來也可以特指經過長江三峽水陸路的峽路，后來也可泛指整個巴蜀對外交通的所有通道，甚至一度引申指“世道”［4］。研究發現“川江”一詞內涵的具體變化也是這種“地名涵化”現象的典型案例。

一、“川江”地名的內涵變化的軌跡

在以往研究中，大家經常使用“川江”這個地理詞匯，但是這個詞匯的歷史淵源、名實變遷并不是太清楚，以致學術界對此詞詞義眾說紛紜?！吨袊蟀倏迫珪穼Α按ń钡慕忉屖撬拇ㄒ速e市到湖北宜昌市的長江段，所以宜賓為川江之始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山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年版，川江條）?！，F在許多著作都是以宜賓到宜昌稱為川江，如李育平、周凝豹主編《天險川江今何在：川江航行考》［5］、鄧曉的《川江航運文化研究》等［6］，其中1992年出版的《重慶內河航運志》中明確指出：“岷江口至湖北宜昌港13碼頭，總長1 044公里，因其大部分流經四川境內，稱為‘川江?！保?］但是，實際在歷史上“川江”一詞出現后所指就較為多元，現代也有多種指向。

我們知道，四川得名于唐代的劍南三川與宋代的川峽四路，最早的四川之名出現在宋代，所以，在唐宋時期，川蜀、蜀川已經較為流行指代巴蜀地區。不過，我們發現最早的“川江”之詞疑似出現在唐代。據唐代楊筠松《疑龍經》記載：“若以山川分兩界，黃河、川江兩源派?！睏铙匏伞兑升埥洝罚ā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808冊第60頁）。其《撼龍經》也記載：“黃河九曲為大腸，川江屈曲為膀胱?！睏铙匏伞逗除埥洝罚ā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808冊第40頁）。以上記載也見于明章潢《圖書編》章潢《圖書編》卷3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69冊第639頁）。。不過，從上面的含意來看，“川江”主要是代指長江，并不是僅指長江上游的河道。更重要的是楊筠松《疑龍經》《撼龍經》兩書，在唐代文獻著錄中并不見于記載，只是見于宋代的文獻著錄，如宋張洞玄《玉髓真經》卷十九曾引用楊公《撼龍經》張洞玄《玉髓真經》卷19（嘉靖年刻本）。，宋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題》卷十三著錄有《疑龍經》，但稱“皆無名氏”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題》卷1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第752頁）。，并不認為是楊氏所撰。只是到了明代李國木撰《地理大全》七卷至十卷中才有楊筠松所著《撼龍經》《疑龍經》全本見世李國木《地理大全》7卷至10卷（明崇禎刻本）。。我們發現在《撼龍經》中有“四川之口生滟澦”之句楊筠松《撼龍經》（《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第808冊第52頁）。，顯然，在唐代不可能有“四川”之名出現。同時，“若以山川分兩界，黃河、川江兩源派”“黃河九曲為大腸，川江屈曲為膀胱”， 從語言上看也沒有隋唐的風貌，倒有明清以來語言風貌。顯然，《疑龍經》《撼龍經》即使是唐代楊筠松所撰，可能歷代風水師也多有補充，在地理認知上往往就會有宋明以來的地理詞匯融入。

現在來看，特指今天長江上游河道的川江之名始于宋代，如宋李綱《梁溪集》卷一百三：“舳艫相接，順流乘風，自川江而下，日數百里，不旬月間可至江浙?！崩罹V《梁溪集》卷10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6冊第272頁）。從這里的“旬月”日程來看，這里的“川江”主要是指長江上游地區。宋洪適《盤洲集》卷四十九也稱：“又川江舟楫之湊、商稅所入非荊門比?！焙檫m《盤洲集》卷49（《四部叢刊》景宋刊本）。因荊門本身地處長江中游，這里的“川江”也可能主要指長江上游地區。宋李曾伯《可齋續稿》后卷三記載：“舊惟扼馬湖以備北，今乃越川江而在南……正月初旬已渡川江，而遁北之希達……乃若川江江面，在在風寒”，后卷九稱：“舊書謂呂文徳因川江水泛，藺布奏捷，已入重慶?！崩钤犊升S續稿》后卷3、后卷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第612、617、619、762頁）。以上“川江”所指并不完全明確具體，只是為長江上游的所有河道的泛指。

研究還發現，在宋元人的地理認知中，“川江”往往還指長江中游的河段，如宋佚名《昭忠錄》有關司馬夢求沙市監鎮的記載中稱：“徳佑乙亥夏四月五日，元兵至沙市，距江陵鎮十五里，兩城相望，中隔一水，筑堤通行市，南阻川江，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為舟車商旅之會，恃水為防。是年，湖水忽涸市南，沙磧皆露，元兵陳磧上，乗南風縱火，內薄登城遂下，守將程文亮降，監鎮司馬夢求戰死，溫國文正公七世孫也。后五日，川江大漲，沙市城腳皆沒，已無及矣?！必墩阎忆洝に抉R夢求》（《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1冊第238-239頁）。另元代趙景良《忠義集》卷五也有類似的記載。這里的“川江”是指江陵、沙市一段的長江。

實際上明末到清中葉，仍有個別人習慣用“川江”來指今荊江河道稿本《天下郡國利病書》作“川江堤防考略”，《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引《湖廣通志》也作“川江堤防考略”，但黃坤等點校本誤改為“州江堤防考略”，參見2012年中華書局《天下郡國利病書》，第2798頁。。如萬歷《湖廣總志·水利志》錄陳瑞《川江石壩志略》中認為：“有謂漢水不足虞，唯川水驟會，斯為患者也?！比f歷《湖廣總志·水利志》錄陳瑞《川江石壩志略》。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有專門的《川江隄防考略》主題，實際上談江陵堤防。而且《華容縣堤考略》中談華容縣“北臨川江，南筑洞庭”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湖廣備錄》下《華容縣堤考略》（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2817頁）。。另顧炎武《肇域志》卷三十一：“（松滋縣）川江，在縣北一里，岷江至此分為三派流，三十里復合為一，達于江陵入大江?！鳖櫻孜洹墩赜蛑尽肪?1《湖廣·荊州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7頁）。清代前期也是如此，如《大清會典則例》卷一百二十二《兵部》：“十五年，議準湖廣武昌鎭前后水師二營地界川江，水操弓箭技?！薄稓J定大清會典則例》卷122《兵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3冊第642頁）。胡林翼《胡文忠公遺集》卷三十八：“惟江陵縣系兼四要缺地，廣賦繁，民情刁玩，且為川江下游?！焙忠怼逗闹夜z集》卷38（清同治六年刻本）。嘉慶年間那彥成《阿文成公年譜》卷三十三：“今歲川江盛漲，百里洲以上到處漫灘泛溢而下?！蹦菑┏伞栋⑽某晒曜V》卷33（清嘉慶十八年刻本）。

甚至有文獻記載元明以來川江曾指長江下游的一些河段，如元熊太古《冀越集記》卷上記載：“國朝各道分以山河江湖海名者，若山，山東、山西、山北，皆以太行山而言也。河東、河西、河南、河北，皆以黃河而言也。江東、江西、江北，皆以川江而言也。湖東、湖北、湖南，皆以洞庭湖而言也?！毙芴拧都皆郊洝肪砩希ㄇ迩∷氖吣陞且铠P鈔本）。這里的“川江”就是指長江下游段的長江，不過，我們并沒有發現“川江”指代整個長江的案例。

研究發現，從明代開始川江的指向才開始逐漸固定下來，成為長江上游河道的特指，如明代貝瓊《清江文集》卷二十一記載：“惟綦江為重慶之屬，邑居川江之南，距府三百余里?！必惌偂肚褰募肪?1《送朱昭文赴綦江丞序》（《四部叢刊》景清趙氏亦有生齋本）。明顧起元《說略》卷二：“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岷字，說文作，省作岷，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注謂川江也，非汶上也?！鳖櫰鹪墩f略》卷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4冊第367頁）。明嘉靖《思南府志》卷一：“烏源出程蕃府東北，流至郡城，西鲇魚峽，東流經府治入四川涪州合川江?！薄吧倘擞诖艘字鄱?，抵川江連荊楚焉?！本砥撸骸八寄辖?，發源自烏撒水，西經流播州為烏江，受貴州省城諸水，為清水江。又受石阡水，經流府治，又經沿河司治，下龔灘又受酉陽水，然后經彭水、武隆二縣入川江?！奔尉浮端寄细尽肪?、卷7（明嘉靖十五年刻本）。

這里要說明的是，明代地理學家的視野中，川江明顯是泛指整個長江上游河道，并不是僅指夷陵州（宜昌市）到敘州府（宜賓市）段的長江，如王士性《五岳游草》卷五《蜀游》上：“大約川江行三千里至夷陵?！保?］115王士性《廣志繹》卷上《雜志》：“今金沙江源岀吐蕃犁牛河入滇，下川江?！保?］211明謝肇淛《五雜組》卷四：“以川江之勢度之，其建瓴之勢，一日千里，豈直千仞而已哉?！保?］

研究發現，明代的市井小說、說唱唱本中大量使用“川江”這個地理話語，顯現了“川江”這個名詞已經深深地融入社會生活，如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卷十九：“說這個牂牁江，東通巴蜀川江，西通滇池、夜郎?！保?0］馮夢龍《醒世恒言》卷三十二：“那涪江水勢又與下面不同，離川江不遠，瞿塘三峽，一路下來?！保?1］明毛晉《六十種曲》引《明珠記》：“覓個船兒渡入川江去，旦，你快叫船?！泵珪x《六十種曲》引《明珠記》（繡刻明珠記定本，第134頁）。從此段后面談到的巴江、錦江、三峽行程地名來看，這里的“川江”也是指長江上游地區。同樣毛晉《六十種曲》引《曇花記》上更是頻繁使用“川江”話語。但我們發現，在明清時期的川江沿線的官修地方志中將長江稱為川江的卻很少，多數用“大江”“岷江”“蜀江”“大河”來指長江上游河段，顯然，“川江”在明清時期還多是一種民間俗稱，官方文本中使用并不突出。

同時，我們發現明清以來長江上游還有“川河”的說法，如明末《士商類要》卷二記載有“荊門由川河至嘉定州水路”，清代獺渏子《天下路程圖引》卷二也稱“荊州由川河至嘉定州水路”程春宇《士商類要》卷二，見楊正泰《明代驛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頁）。獺渏子《天下路程圖引》卷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00頁）。。清代丁寶楨《四川鹽法志》中就不斷有川河灘險、川河纖夫、鑿通川河等說法丁寶楨《四川鹽法志》卷8、卷11、卷15（《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正書類》，第842冊）。。

清代有關長江河道名實的記載多了起來，從眾多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清人眼中的“川江”主要是泛指整個長江上游的河道，而用“川江”來指長江中下游河道的已經很少了。

首先，《清實錄》中在乾隆年間已經頻繁使用川江指長江上游干流，如“外省，販運川省米糧，概由川江經重、夔一帶，順流而下”，“惟是棧道崎嶇，必由川江水運”，“請開修川省接壤滇境之羅星渡河一道，可以直達川江，分運威寧銅斤”《清高宗實錄》卷之938、215、230（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冊第649頁，第11冊第755、962頁）。。乾隆《雅州府志》卷十二：“方由寧番三渡水合金沙江入馬湖，歷敘州府歸川江大河?！鼻　堆胖莞尽肪?2《西域》（光緒刻本）。曹燁《曹司馬集》卷五：“循溪數里與川江合（三峽歸州）?！辈軣睢恫芩抉R集》卷5（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陳慶鏞《籀經堂類稿》卷二奏疏：“即將米數由川江順流而下，不過旬余，即至安徽江蘇一帶?！标悜c鏞《籀經堂類稿》卷2奏疏（清光緒九年刻本）。陳祥裔《蜀都碎事》卷二：“自成都東門錦江起，至黃牛廟，其灘不下數千，其最險惡亦不下數百，名類甚多，不能遍記，如最險惡之中而尤不可當如啞娑灘、大佛崖、道士冠、乂魚子、石梁灘、九龍灘、納溪三灘、黑石灘等類，皆客航之宜留意者，錄以志川江之不可行耳，逆流而上尤宜慎焉?！标愊橐帷妒穸妓槭隆肪?，《蜀藏·巴蜀珍稀旅游文獻匯刊》第8冊（成都時代出版社，2014年版第264-265頁）。乾隆《巴縣志》中稱：“川江峽險灘多?！鼻　栋涂h志》卷3《賦稅志·丁糧》（乾隆二十五年刻本）。在清代道光年間的《平灘紀略》《蜀江指掌》中，也頻繁使用“川江”一詞指宜昌以上的長江航道，只是偶爾用川河、蜀江指川江。

其次，從貴州各地流入長江的部分支流和匯入的長江段普遍都稱為川江，如道光年間黎恂《運銅紀程》中頻繁使用“川江”來指納溪到宜昌一段長江河道，并稱“蓋川江灘石之險于斯（漢陽）始脫矣”，言外之意宜昌到武漢間也可稱川江，但其中稱武漢以下長江為大江黎恂《運銅紀程》（《貴州文獻季刊》，1939年第2、3期，1940年第4期）。。光緒年間丁寶楨《四川鹽法志》卷十《轉運》五：“張廣泗又咨略，據畢節縣詳稱赤虺河，道直達川江?！倍殬E《四川鹽法志》卷十五《轉運》十：“此四小河發源滇黔，分流川江?！倍殬E《四川鹽法志》卷二十四《征榷》：“夔州府據川江下游?！倍殬E《四川鹽法志》卷10、卷15、卷24（《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正書類》，第842冊）。而乾隆《貴州通志》卷之五《地理》將貴州入川河流通稱川江。所以近代貴州、云南人往往稱川江為川河，故曾習慣將籍隸四川人稱為“川河之人”。

其實，歷史上岷江從都江堰以下往往也通稱為川江，丁寶楨《丁文誠公奏稿》卷十五：“都江堰水勢實無沖損民田折，查都江本為川江正流，導自岷山來?！倍殬E《丁文誠公奏稿》卷15（光緖十九年刻光緖二十五年補刻本）。來?！镀蕉ń鸫ǚ铰浴肪矶劦结航骸耙挥沙啥嫉侵蹚拇ń樍鞫陆??！眮肀５取稓J定平定金川方略》卷2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56冊第353頁）。盧秉鈞《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二十六：“蓋大渡河發源于大邑縣之露中山，至嘉定合川江?！北R秉鈞《紅杏山房聞見隨筆》卷26（光緖十八年盧氏家塾刻本）。

同時，嘉陵江也被稱為川江，如早在明代何景明《雍大記》引《鳳縣志》稱：“（嘉陵江）經鳳縣北、徽州東、兩當南、略陽西，迤邐入川江，灘石險惡，舟楫至漁關始通?！焙尉懊鳌队捍笥洝肪?1（明嘉靖刻本）。顧炎武《肇域志》卷三十九記載：“嘉陵江在縣北一里，出大散關，西經兩當縣，與川江合，舟楫至漁關始通?！鳖櫻孜洹墩赜蛑尽肪?9《陜西·漢中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第1736頁）。傅澤洪《行水金鑒》也記載：“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嶺西，水皆南流，徑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為川江?！备禎珊椤缎兴痂b》卷71（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041頁）。慶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編卷二百八十六稱：“伏查嘉陵江系自東北而南，白水江系自西北而南，俱至廣元昭化之間白灘渡匯滾，南下為川江?！睉c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編卷286（清嘉慶武英殿刻本）。昭梿《嘯亭雜錄》卷九：“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為川江上流，與昭化唇齒，俗號鐵門坎?！闭褬潯秶[亭雜錄》卷9《趙勇略》（民國抄本）。

不過，清代對川江的指代開始越來越細化。首先，清代并不將金沙江作為川江范圍，《大清會典則例》卷四十四《戸部》：“由東川經魯甸昭通至大關之鹽井渡上船，別有水路可達川江?！薄稓J定大清會典則例》卷44《戸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21冊第389頁）?！稓J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九十三《人物志》也稱：“查勘金沙江發源西域，入滇經麗江、鶴慶、永北、姚安、武定、東川、昭通七府至敘州府匯入川江，源遠流長?！薄栋似焱ㄖ尽肪?93《人物志》73（嘉慶武英殿刻本）。顯然，清代人們并不將金沙江作為川江范圍，一是在于金沙江當川滇之交，在人們意識里金沙江更多與云南相關，與四川地緣無關；一是這個地區少數民族眾多，相對較為閉塞，金沙江往往與民族地區相關，在文化上與四川少涉。而歷史上金沙江通航段落較短，從熱度聚集上人們也沒將其放在川江的話語中來認知。同時，也有人認為從嘉定開始始稱川江，如嘉慶年間李德淦《蜀道紀程》卷下記載江水“下流至嘉定始系川江”李德淦《蜀道紀程》卷下（《蜀藏：巴蜀珍稀交通文獻匯刊》，第三冊第363頁）。 。

從明末清初開始已經有將“川江”特指重慶到宜昌的河段的記載了，如顧山貞《客滇述》：“重慶鐵壁金城，素稱天險。左有合江，右有瀘江，匯流而瀉夔關。自瞿塘三峽以達荊州，所謂川江者是也?！鳖櫳截憽犊偷崾觥罚ㄅ_灣文獻叢刊，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59-1972年第8頁）。但同時在民間用“川江”指代整個長江上游河流也在社會中較為普遍，如1905年的《山東官報》在談川江漲溢時就涉及成都、犍為、敘州、重慶、金沙江等地。清代末年，川江已經成為重要的社會話語，如光緒年間徐心余《蜀游聞見錄》談到，“川江大灘所在，均有市鎮”［12］。光緒年間吳燾《游蜀后記》中頻繁使用“川江”來指從成都到宜昌的長江上游河段吳壽《游蜀后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七帙）。。1923年，高宗舜《最新川江圖說集成》序即稱川江為蜀江，又談到“視川江為畏途”“熟悉川江水性”“謂川江不可行輪”等。20世紀30年代《申報》列出“川江各航航線”明確包括所有四川河流，而當時《四川月報》中專門有“川江”欄目，其中涉及渠河、嘉敘岷江、榮雅河、岷江灌口等內容?！吨醒胫芸?930年134期，專門談川江航道治理，就涉及岷江敘州到嘉定、嘉陵江重慶到合川、沱江瀘州到內江、涪江合川到遂寧段。1942年伍極中《川江木船之運輸》一文作為《中國航業》雜志《川江航運專號》刊出，也是以整個四川盆地的水上運輸為內容。鄭勵儉20世紀40年代編的《四川新地志》第二章《交通地理》中在談川江航程中也是從灌縣、成都、江口談起，另談到青衣江、大渡河、涪江、渠江、黔江，也是將川江指代整個長江上游河流鄭勵儉《四川新地志》（正中書局，1946年版）。。

應該看到，民國時期由于機動船開始在長江上游較多航行，而且早期主要的航行范圍僅局限在長江樂山以下的岷江、長江段，特別是重慶到宜昌段。所以，1908年在重慶成立的輪船公司就命名為“川江輪船公司”，經營的航線主要是重慶、宜昌段。這樣，輪船航行帶來的“川江”熱度聚集讓狹義的“川江”話語越來越深入社會。所以，后來的“川江”話語多局限于指輪船航行的河道，近代狹義的嘉州到宜昌、敘州到宜昌、重慶到宜昌三種狹義的“川江”開始顯現出來。如靜石《川江航行之行源及其近況》主要研究重慶到宜昌段的航運歷史淵源靜石《川江航行之行源及其近況》（《航業月刊》，1933年2卷11期）。， 1937年《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季刊2期將川江分成賓渝、渝宜段。1937年《新世紀》也分川江上游渝嘉段和川江下游渝宜段來談川江，1936年余愛炎在《國聞周報》13卷上發表《川江歸棹記》主要談宜賓到宜昌間川江航道。

特別是重慶到宜昌段，在民國時期是最為繁忙的河道，蒲蘭田《川江航行指南》主要討論的是宜昌到重慶的相關航業問題，后來的《川江輪船免碰章程》也主要涉及重慶到宜昌段。1923年楊寶珊編《最新川江圖說集成》，實際收錄的《峽江圖考》也僅是宜昌、重慶段的內容。鄧少琴30年代在《西南實業通訊》上連載的《近代川江航運史》實際上也主要是談重慶到宜昌間的輪船航運發展史，《航海雜志》1935年第1卷10期《川江航行須要》只談宜昌到重慶段航行事項，盛先良《川江航行須知》則主要討論宜昌到重慶的水路盛先良《川江航行須知》（《航海雜志》，1935年1卷10期、1936年2卷1期）。，金月石《川江航行問題》也主要談及重慶到宜昌輪船碰撞的問題金月石《川江航行問題》（中國航業》，1941年1卷1期）。。所以，40年代楊戒凈《四十年來之川江航行概況》一文中認為：“川江航道，起自湖北之宜昌，終于四川之重慶，長共三百五十海里。中四分之三，在四川境內，故名川江?！睏罱鋬簟端氖陙碇ń叫懈艣r》（《中國航空業》，1941年1卷1期）?？梢哉f，民國時期，在官方話語中，“川江”主要指輪船航行的長江河段。

當然，從航運史的角度看，20世紀長江上游整體上還是機動船和人力船并行的時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因為大后方交通運輸的需要，木船運輸一度處于相當重要的地位，直到20世紀末，長江上游的一些支流上，木船運輸的地位仍然重要。所以，近代以來，有關“川江”話語的內涵往往是木船和輪船兩種話境同時并存，一般討論傳統木船時涉及的川江的范圍就相對較廣泛，如咸同年間唐炯編《沿江灘規》一書，涉及的區域主要是湖北宜昌到四川嘉定一帶的川江，為傳統川江木船纖夫運行的主要區域。民國時期伍極中的《川江木船業概況》談到的川江也是指整個長江上游干流和支流。到20世紀80年代編的《四川內河航運史料匯集》和《四川省內河航運史志資料》也涉及整個長江上游干支流的情況。直到20世紀初，人們在研究巴蜀水上交通時，也常常用“川江”來指宜賓至重慶以外的長江上游支流的航運情況。但是在論及機動船的語境下，人們的川江概述又多指宜賓、重慶到宜昌的河道。如從50年代到80年代，編了大量有關長江上游的航道路圖供航行之用，雖然名稱為《長江上游宜渝段航道及航標配飾簡圖》《宜渝段航道圖》《長江上游航行參考圖》等名，但在行文中主要是用“川江”代稱宜賓、重慶、宜昌段長江干流。后來鄧少琴編《四川省內河航運史志資料》時就是將宜賓到宜昌段稱為川江鄧少琴《四川省內河航運史志資料》第一輯（四川省交通廳地方交通史志編纂委員會，1984年）。。由于政區分割，到了20世紀80年代，甚至出現了“川江”指宜賓到奉節長江河段的說法四川省測繪局《四川省地圖集》（1981年內部印刷，第26頁）。。

總的來看，在歷史上，“川江”一詞從唐宋之際出現后，其概念的內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一個從早期宋代指整個長江、長江上中下游到明清主要指長江上游河道的認知趨勢，而到近現代，“川江”所指又有一個泛指整個長江上游干支流到僅指樂山至宜昌、宜賓至宜昌、重慶至宜昌河段這樣一個逐步縮小的發展軌跡。

二、“川江”地名的內涵逐漸縮小原因機理研究

對于影響歷史地名內涵縮放原因的機理，以前學術界缺乏系統研究，但這種縮放原因的探索研究很有必要，它不僅可為我們的歷史研究提供一個分析歷史社會背景的新視角，也可以為我們現實社會地名管理和運用提供一些參考和思考。

“川江”地名內涵逐漸縮小是多重社會和自然因素影響造成的。

第一，長江上游在宋代以前曾是中國社會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是傳統時代“川江”話語強勢的經濟地位保證。上古時期的金沙、三星堆遺址已顯現了巴蜀文明的發達，漢代巴蜀地區的成都平原是與關西、關東地區為伍的三大農業經濟區，三國以后有“天府”的美譽，唐代有“揚一益二”之稱，宋代巴蜀的農業經濟發達、文化人才輩出。以往的研究表明，長江流域在元以前，長江上游的政治、軍事、文化地位遠遠高于長江中游地區。秦漢時期，長江上游的經濟文化地位并不比長江下游遜色。唐宋時期，巴蜀地區是中原王朝的后方糧草、軍事基地，特別是中原士人躲避戰亂的福地。南宋以后隨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的東移南遷，長江上游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才開始下降。正是宋元以前巴蜀地區這種特殊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巴蜀地區資源能量的輸入影響大，使巴蜀航運的地位相對較高，成為“川江”話語強大的后盾。明清以前，出現“川江”代稱長江中下游地區長江河段也很自然。

但到了明清近代，由于長江上游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的下降，東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地位的上升，下游的“揚子江”影響越來越大，反過來出現“揚子江”話語指代長江上游的“川江”河段。唐宋時期揚子江主要是指長江下游南京、鎮江段河段，英文長江就翻譯“Yangtze”。近代，西方人、日本人和國人反而將長江上游川江段河流稱為揚子江或揚子江上游，如早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就有人稱“由西藏入川滇以直達揚子江”《論法國在中國的舉動》（《東方雜志·社說》，1904年12月1日）。。民國初年出版的《重慶城全圖》將巴縣城南的長江直接標為“揚子江”。20世紀20年代國內的報刊、地圖中將長江上游稱為揚子江的多了起來。當時，日本人編的《揚子江水路志》明確提出揚子江上游，并將蒲蘭田編的《川江航行指南》稱為《揚子江宜昌至重慶段之領航人指南》日本水路部《揚子江水路志》［日本水路部刊印，昭和二年（1926年），第56頁］。。1929年重慶公務局編的《重慶市區地形圖》也將重慶段長江標為揚子江。30年代陸思紅《新重慶》也稱：“重慶適當揚子江嘉陵江合流之處”。［13］而此時除在關注航運語境外，長江中下游人們對上游“川江”的話語已經相當生疏了，更沒有用“川江”來指長江中下游河段的現象出現。

第二，長江流域的環境背景和木船技術條件賦予了長江上游木船上下直通的優勢地位，造就了傳統時代“川江”話語在長江中下游更大的影響力。

歷史上，長江上游河道復雜多樣，一方面只能適宜特殊的平底木船航行，一方面傳統時代由于河道灘險眾多，航行往往受制于特殊的地域灘師導航，鑄造出了長江上游航運的特殊地位。正是受傳統時代長江上游這種特殊的復雜河道、特殊的平底木船通過性能、特殊地域灘師導航的制約，在歷史上長江航運中，上游船往往能直接順水下到長江中下游地區，也同時可直接回溯到長江上游河段；但中下游的船只卻難以直接進入上游，只能依靠蜀人的“入峽船”“入蜀船”進入四川盆地。所以，早在唐宋時期，齊己、范成大、陸游等都提到了“入峽船”“入蜀船”的話語，如唐代詩人齊己《自湘中將入蜀留別諸友》中有“巾舄初隨入蜀船，風帆吼過洞庭煙”之句［14］，范成大詩中有“辛苦凌波棹，平安入夾（峽）船”之句《石湖詩集》卷19《梅根夾》（《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9冊第744頁）?！杜逦捻嵏肪砥呤恕度ヂ暋な判ы崱罚ā毒坝∥臏Y閣四庫全書》，第1024冊第341頁）。，而陸游《入蜀記》中談到：“十七日。日入后，遷行李過嘉州趙青船，蓋入峽船也。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則與蜀人為婚姻者也?！保?5］143清代謝鳴篁《川船記》記載：“凡自東南入蜀者，皆直抵湖北之漢口，始換川船，其川船相與結伴聚處又在漢口下十里曰楊林口?！敝x鳴篁《川船記》（《蜀藏：巴蜀珍稀交通文獻匯刊》，第6輯第306頁）。也就是說歷史上從中下游取水路進入巴蜀地區，幾乎都是用巴蜀船只和船型運行，而不是中下游的船只和船型，而從巴蜀而下的下水船，雖然往往可在宜昌換湖南的沙窩子、吊鉤子、滿江紅、巴桿子、二駕樓等船，但也可以直接用上游的麻陽、舿（跨）子船直航長江中下游地區陳鐘祥《岷江紀程》（《蜀藏：巴蜀珍稀交通文獻匯刊》，第7輯第157頁）。。故，傳統時代長江航運中，中下游人入川乘中下游船而上，或從上游放舟下到中下游，往往都要在漢口或宜昌換川船。在這種背景下，長江上游的航運從技術到航運影響在長江流域天然地占有獨特的地位。正是因為這個技術因素和上面談到的經濟地位背景的疊加，可以說在元代以前，長江上游木船運輸一定程度上主導著整個長江航運的運行。

我們在歷史文獻中發現有大量從巴蜀順江而下左右中國政治經濟的記載。戰國時期就記載有“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戰國策》卷第14（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21頁）。，“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戰國策》卷第30，（上海書店，1987年版第67頁）。。唐代，成都有“水向金陵”之稱［16］，有所謂巴蜀“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之謂《新唐書》卷107《列傳》第32（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074 頁）。，所以杜甫和李白詩中有“門泊東吳萬里船”“云帆龍舸下揚州”之稱。宋代從巴蜀“水運達荊南”《宋史》卷175《食貨志》第128（中華書局，1977版第4252頁）。，從成都合江亭可以直下吳越，從嘉州則可以“建帆高掛，則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倏逾千里”蘇德祥《新修江瀆廟碑》（《全蜀藝文志》卷37，線裝書局，2003年版第1042頁）。，顯現了巴蜀木船可以從上而下直通江漢、吳越。所以，據陸游《入蜀記》記載，宋代長江中游的沙市就有蜀人修船廠，是蜀人自己包辦，故荊州一帶蜀人甚多［15］143，147，而在長江上游從來沒有荊楚、吳越船工的任何影響。就是到了清代的滇銅京運中，都是在四川瀘州打造運銅船，直達長江下游，只是中途換一些橈夫水手，在武漢作一些修船并載工作。而清代，從長江中下游乘坐中下游的船型船只到了漢口或宜昌后，必須要換川船才能入川。在這樣的川船強勢的背景下，“川江”曾一度可以指代長江中下游的長江河段就在情理之中了。

第三，近代以來“川江”一詞的內涵縮小又與機動船進入川江，木船地位相對下降的情形有關。

首先，機動船進入中國內河后，長江中下游機動船可以從下游直達上游，傳統時代長江上游木船才能上下直達的優勢地位漸失，在技術和環境語境下的長江上中下游航運地位格局發生了變化。特別是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機動船在長江上游逐漸增多，機動船可直航到岷江、金沙江、嘉陵江、沱江、烏江、赤水河等河流的部分河段，機動船成為長江上游工業時代的主要交通運輸工具，機動船的運輸范圍成為人們認知地理空間更重要的空間標尺。

其次，一方面，近代在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上長江中下游已經遠遠高于上游地區，而輪船從生產制造到運輸實力都是以長江流域東部地區為重，而機動船在運輸能力、通過能力、安全系數上在長江整個流域都可以完勝傳統木船。所以，近代從“利川號”“蜀通號”進入川江到西方軍艦進入川江都是從東向西，長江航運運輸的優劣態勢出現了東西大換位。另一方面，由于川江河道對大型機動船航行條件的限制，大型機動船主要航行于宜賓、重慶到宜昌之間，特別是重慶到宜昌間，這就直接造成在聚集熱點上，近代“川江”的話語主要就集中在宜賓到宜昌，或重慶到宜昌之間。所以，在近70多年的時段內，多數人逐漸認為“川江”主要是指四川宜賓到湖北宜昌之間的長江干流。也就是說現代人們觀念中的“川江”主要是宜賓到宜昌之間長江干流，甚至主要是指重慶到宜昌之間的長江干流，只是在個別時候將“川江”指代整個長江上游干支流所有可通航的河流。

三、“川江”地名名實變遷與歷史地名內涵變化

應該看到，不論是“蜀道”“川江”地名的內涵變化研究，還是“中國”“江南”“河南”地名的內涵變化研究，都只是將演變過程作了復原研究，而對中國歷史地名內涵變化的規律和變化的原因缺乏系統研究。所以，本文擬從這個角度作一個初步的規律總結探索。

研究發現，在中國歷史上，“地名涵化”可以分成“地名縮放涵化”和“地名異地涵化”兩種現象。

“地名縮放涵化”是指地名的內涵在一個地區內不斷擴大或縮小，如我們稱的歷史上的“中國”“江南”，以及本文所指的“川江”，我們可以稱為“地名縮放涵化”。一般來說，這種“地名縮放涵化”又可以分成“地名小涵化”和“地名大涵化”，前指地名字面不變，但所指空間越來越小，如“川江”“江南”“湖廣”“華陽”，后者指地名所指空間越來越大，如“中國”“蜀道”等。同樣，有的同一個地名發生大小涵化現象在歷史上都有存在，如歷史上的揚子江，最初本是指長江下游一小段，后來泛指整個長江，連長江上游的一些河段也稱揚子江，但現在又僅指長江下游一段為多，揚子江地名內涵變化顯現是從小到大再從大到小的過程，原因同樣值得探索。

“地名異地涵化”是指地名的所指地域完全變化成另一個地區，兩個地區在地域空間上并不存在交結，如蜀漢三國以前的“天府”是指關中平原，但三國以后“天府”則主要指成都平原地區，兩個地區并沒有空間上相連。再如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南中”主要是指今西南地區（含今越南北部），但唐宋時期的“南中”往往多指今華南地區。再如漢晉時期的“關西出將，關東出相”之“關東”是指今河南中州平原，但明清時期的“關東”則是多指今東北地區。對于這類現象，我們可以稱為“地名異地涵化”。以前學人談到的一些歷史上的“地名漂移”現象，也可以歸在這一類作為“地名異地涵化”現象，如金牛道上的五盤關、潭毒關、大小漫天等，峽路夔門的赤甲山、白鹽山，米倉道的孤云兩角山所指的變化就是如此［17］。只是這種地名異地涵化多是指“點”的位置變化，不是一個“面”上區域的變化。又如上面談到歷史上“蜀道”最初主要是指翻越秦嶺的通道，但后來也指經過長江三峽水陸路峽路。這種“地名異地涵化”現象與我們以前稱的同名異地不一樣，因為同名異地一般情況下往往兩個地名相同是同時存在的，即使不是同時代存在，同名之間往往也沒有必然的互替關系，特別是沒有一種內在的空間替換過程出現。

一般意義上來看，“地名縮放涵化”現象中的地名往往沿襲性明顯、歷時性明顯，多是典型的地名涵化現象，如本文談到的川江及我們熟悉的中國、江南、蜀道的“地名涵化”。而“地名異地涵化”的涵化狀況較為復雜，有多種參數影響地名的內涵變化，故地名內涵變數較大。如在歷史上政區地名往往多出現同名異地的情況，這種情況一種是同時代的異地重名。我們要清楚的是，同時代異地同名是因為本身地名互相之間往往并不存在干系，也無時代前后時間變化的過程，所以很多情況下并不存在我們這里所指的“地名涵化”情形。如明清時期有三個長寧縣設置，分別是隆慶元年（1567年）置的廣東惠州府長寧縣，萬歷四年（1576年）置的江西贛州府長寧縣，洪武五年（1372年）置的四川敘州府長寧縣。這三個長寧縣在很長的時間內縣名相同，但之間并不存在地名認同的沿襲轉移，而是分別從共同的平安訴求來取名的。所以，這種情況并非本文所指的“地名異地涵化”過程。再者，在一些不同時代政區的地名中異地同名現象較為復雜，如江州在公元316年—548年的時間為今重慶之地，但在公元291年南朝梁在江西九江一帶設立江州，公元548年為避免重名才改重慶江州為巴縣，今重慶一帶以后再沒有使用江州之名，而今九江一帶用江州之名一直相沿到元代才改為九江府。從設立的最初緣由來看，都分別是以居大江之邊而得名，并無相互沿襲的情況。但從名稱前后變化的現象來看，客觀上地名確實出現了“地名異地涵化”。

“地名涵化”在時間上可分成“漫涵化”和“快涵化”兩種。前者的變化往往是幾百年尺度的變遷，有的變遷過程往往上千年，而且影響變遷的原因多元而復雜，人們往往對地名熟悉但對出現的緩慢空間涵化現象并沒有特別關注。研究發現，大多數文化區域概念的地名的涵化多是一個較為漫長的歷史過程，特別是沒有用來設立行政區的文化區域地名的涵化過程往往相當漫長，如歷史上“中國”“川江”名稱內涵的變遷是一個上千年的緩慢過程。地名的“快涵化”往往受行政調整影響，特別是在國家權力對政區、關防的主動調整影響下，地名的內涵變化就會加快。如秦漢之際有意將函谷關東移后，關西、關中概念內涵快速擴大。再如湖廣的地名是因為在元代設立湖廣行省而來，本來包括今天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區，但明代政區調整，分出廣東布政司和廣西布政司后，湖廣的空間馬上大大縮小，逐漸僅指今兩湖地區。1997年，重慶直轄后，四川這個概念的內涵也開始急速縮小，面積從57萬平公里縮小到48.6萬平方公里，但重慶這個地名的內涵則從省轄市0.98萬平方公里急速擴大到直轄市的8.2萬平方公里。歷史上華陽這個地名本指整個華山以南的西南大區，后四川置華陽縣，地域所指大大縮小，而后來撤華陽縣將原來的中興場改為華陽鎮，華陽的地名內涵更是進一步快速變小。

當然，我們發現政區概念上地名與文化區域概念上地名的“地名涵化”在歷史上也存在兩點差異：其一，變化過程時間節奏不同。如“天府”從指代關中平原變為指代成都平原經歷了一個從秦漢到三國完全取代長達幾百年的過程，而“川江”之名從指代長江上中下游到僅指代宜賓到宜昌河段的過程上千年，顯現為一種漸變的過程。但重慶的“江州”之名與九江的“江州”之名雖然曾經歷秦、漢、兩晉同時代存在，但到南朝梁九江的“江州”完全取代重慶為江州，僅是一次行政區劃，改名馬上完成，顯現為一種突變?？傮w看，在歷史上，行政區劃地名的“涵化”較快，而文化區域概念地名的“涵化”過程較為漫長，如受國家相關政區調整的影響，文化區域概念的“地名涵化”過程也同樣會節奏加快。

其二，從變化的原因上看，一般政區概念地名變化原因相對簡單，往往只是行政區劃地名調整一次完成。如江州的變化完全是人為行政手段通過政區改名一次性完成替代，而文化區域概念地名變化原因則多元復雜，如“天府”指代變化主要是關中、成都兩地政治經濟地位長期變化產生的認同取代。而前面談到的“川江”地名內涵變化則與區域經濟地位、自然環境、技術發展多重因素的長期變化相關?！澳现小钡牡孛赶驈臐h晉南北朝的西南為主到唐宋指向嶺南為主的轉換，主要與中國歷史上區域開發進程先后關系和唐宋南詔、大理的地方政治新格局相關。

研究表明，歷史上，文化區域概念地名顯現出的地名的內涵變化最為典型，文化區域概念地名一般具有唯一性、特指性，如江南、天府、關中、南中、川江、揚子、潯陽等在同一個時代并不可能到處都有，指向較為穩定。由于社會經濟、自然環境、行政制度等變化也會對此產生影響而出現內涵變化，只是變化較為緩慢，原因較為復雜。如行政區劃調整對文化概念的地名內涵變化影響較大，南朝多次分割九江一帶的江州屬地外設州縣，也使“江州”的所指空間不斷縮小，顯現為轄境不斷縮小，顯現出前面談到的“地名縮放涵化”的“地名小涵化”現象，而且對歷史上的文化地名潯陽的范圍也產生了認同差異的影響?！敖稀痹谒逄埔郧岸嘀刚麄€長江中下游地區，在唐代仍設江南西道和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就是指長江中游的今湖南、湖北地區，宋代仍然設立有江南西路，仍然是指今湖南、湖北地區。但元明時期的政區調整對文化概念的“江南”內涵變化影響巨大，元明時期在長江中游地區設立河南行省、湖廣行?。ú颊顾荆┖?，在長江中游就明顯淡化了“江南”的地域認同。清代又在長江下游地區設立江南省，更使江南的文化認同逐漸局限在長江下游地區。我們注意到，歷史上一些有文化區域概念的地名，往往本身空間指向范圍邊界并不清晰，在歷史上又出現同名異地不同時、同名所指不同的現象，使許多地名的涵化關系較為復雜，如歷史上的關西、關東、關內、關外、關中、山東、山西等詳細的空間范圍還需要我們繼續研究。如函谷關在秦代位于河南省靈寶市北15公里處的王垛村，但在漢代東移至洛陽新安縣，西距秦關150公里，這樣，關中、關西的空間就擴大很多， 地域內涵就發生了較大的變化。研究還發現，歷史上“南中”之名最早出現在《三國志》中，后來《華陽國志》有“蜀之南中諸郡”的概念，后有一個從兩晉南北朝多指西南到唐宋多指嶺南的轉變過程，歷史上處于西南與嶺南之交的今廣西在空間上、文化上多有重疊，邊緣不清，其地名涵化類型較為復雜。其他在歷史上出現的齊魯、巴蜀、荊楚、吳越、隴右、江左、江右、三晉、嶺表、三迤等地名由于空間邊界本身不清晰、不明確，在歷史上人們認知所指空間范圍也多有變化，其變化走向和原因也需要像本文一樣從“地名涵化”角度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參考文獻：

［1］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2］周振鶴.釋江南［M］//中華文史論叢（第4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王俊.魏晉南北朝“河南”稱謂的移易遷變［J］.文史雜志，2022（1）：31-36.

［4］藍勇.巴蜀歷史文化二則［J］.中華文化論壇，2013（7）：25-29，190.

［5］李育平，周凝豹.天險川江今何在：川江航行考［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17.

［6］鄧曉.川江航運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言實出版社，2009.

［7］鄧譽久，廖宗揚.重慶內河航運志［M］.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92：1.

［8］王士性.王士性地理書三種［M］.周振鶴，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9］謝肇淛.五雜組（4卷）［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68.

［10］馮夢龍.全象古今小說（19卷）［M］.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240.

［11］馮夢龍.醒世恒言（3 2卷） ［M］.北京：華文出版社，2019：614.

［12］徐心余.蜀游聞見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7.

［13］陸思紅.新重慶［M］.北京：中華書局，1939：115.

［14］齊己.自湘中將入蜀留別諸友［M］//全唐詩（卷846-38）.中華書局，2003：9575.

［15］陸游.入蜀記［M］//宋人長江游記.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143.

［16］王勃.為人與蜀城父老書［M］//初唐四杰集：王勃集.長沙：岳麓書社，2001：86.

［17］藍勇.中國古代空間認知虛擬性與區位重構：以金牛道川陜交界段路線體系變遷為中心［J］.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1（4）：77-88.

The changes in the name and reality of the place name Chuanjiang and

the changerule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place names

LAN Y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chool of Ethn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 R. China）

Abstract：

It often happens that the literal place name itself remains unchanged but the actual scope it refers to has changed greatly in Chinese history. Here we call it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The concept of Chuanjiang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since its appearance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history.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Chuanjiang referred to the entire Yangtze River or its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which was quite surpris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mainly referred to the entir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ut in modern times， the actual scope of Chuanjiang has undergone a gradually narrowing down process from the entir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o from Leshan to Yichang， from Yibin to Yichang， and from Chongqing to Yichang. Befor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he spe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tatus of Bashu area made Bashu shipping have a high status， which became the support of Chuanjiang discourse for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However， due to the special complicated river course， the special flat-bottomed wooden boat passing performance and the navigation of beach teachers in special area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wooden boat transportation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once occupied the passing advantage in the whole Yangtze River shipping in the traditional era， and once dominated the operation of the whole Yangtze River shipping to some exten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narrow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Chuanjiang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hot spots have gathered in the discourse of motor boat transportation in the situation where motor boats have entered Chuanjiang and the status of wooden boats has declined relatively. Through research， we have found that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in China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two situations： scaling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and allopatry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The former is more typical while the latter is more complex. The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rocesses in terms of time： diffuse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and rapid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onnotation chan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relatively fast in history， while the process of connotation chan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cultural regions is relatively long，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also relatively diverse. However， due to the adjustment of relevant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the process of connotation change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cultural regions will also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Chuanjiang; changes in name and reality; historical place names; scaling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 allopatry connotation change of place names（責任編輯?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