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的系統實踐及其當代啟示

郭建明

1935年至194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在延安，這個時期稱為延安時期(又稱延安十三年)。在這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建設，堅定了全黨的政治信仰，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實現了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黨的全面領導，營造出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增強了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政治能力，有效統領了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有力引領了黨的自我革命，并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新民主主義的偉大社會革命走向勝利。深入分析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的歷史動因，深刻把握其實踐邏輯，對于新時代加強黨的政治建設，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引領黨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啟示。

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的歷史動因

試從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政治使命、面臨的政治形勢、黨的自身狀況以及所處的生存環境等方面分析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歷史動因。

(一)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政治使命動因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人民大眾和封建主義的矛盾，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人民進行了上百次可歌可泣的革命運動，力圖挽救民族危亡，但是，由于缺乏科學理論的指導和先進政黨的領導，都以失敗告終。從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敗表明，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任務，不可能由落后的農民階級、腐朽的地主階級和具有先天軟弱性的資產階級領導完成，只能由代表社會化大生產方向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完成。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國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從登上歷史舞臺之日起就肩負起領導民族革命與民主革命的雙重政治使命。這個政治使命，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具有雙重性，既要適應民族革命的要求，又要適應民主革命的要求，來推進自身的政黨屬性建設。這在世界無產階級政黨建設史上沒有先例，必須結合中國特殊的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的實際進行開創性的探索。

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歷史大背景下，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陜北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了“兩個先鋒隊”的政治主張，即“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1)《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2冊，54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這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上把肩負的民族革命政治使命和民主革命政治使命有機統一起來了?！盁o產階級的先鋒隊”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階級本質和政治品質，即它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實現共產主義為遠大理想的無產階級政黨；“全民族的先鋒隊”體現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代表性和政治領導地位，即它又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引領者和代表者，兩者在邏輯上是內在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政治品質的主導下發揮全民族先鋒隊的作用，才能有效動員和積極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建立和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同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實現反帝的政治任務；同時，在反帝、抗日的民族革命過程中，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能限制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民大眾的剝削和壓迫，并在取得民族獨立的基礎上，最終帶領人民大眾推翻封建主義的統治，實現人民解放?！皟蓚€先鋒隊”的政治主張，在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上實現了階級本質、政治品質和政治代表、政治領導的有機統一。

“兩個先鋒隊”這一重大政治命題的提出，對黨的政治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既然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的先鋒隊，那就應當把那些愿意為實現民族解放而奮斗的各階級各方面的先進分子吸收到黨內來，這就要求改變黨的六大以來在發展黨員上的“唯成分論”做法，打開發展黨員的大門，為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個全國范圍內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政黨提供政治前提。同時，中國共產黨發展黨員的大門打開之后，必然會帶來黨內階級狀況和思想狀況的復雜，會影響到黨的政黨屬性和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肩負的雙重政治使命要求中國共產黨必須保持和發展政治上的先進性，這是中國共產黨開展黨的政治建設的根本動因。

(二)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政治形勢動因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實現民族解放而努力奮斗。但在抗日戰爭初期，黨內出現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給黨的抗戰事業帶來了嚴重危害。為此，毛澤東在抗戰初期就一再告誡全黨，要把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引導到人民的勝利，要把中國共產黨現階段的奮斗目標與未來的遠大理想結合起來。(2)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651-652頁，人民出版社，1991。這就需要中國共產黨處理好當前政治形勢與未來政治任務之間的關系，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以正確的政治方向引領全黨勝利前進。同時，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需要全黨對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統一思想認識。只有分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才能夠為全黨在抗戰爆發后復雜的政治形勢下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提供經驗借鑒。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報告中就強調，如果不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歷史搞清楚，就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更好。(3)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399頁，人民出版社，1993。

延安時期，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十分復雜。日本帝國主義時常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又把主要兵力對準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國民黨雖然與中國共產黨達成了第二次合作，但在合作過程中卻“防共溶共限共”，而且國民黨與日方時常暗中聯合起來。面對如此復雜多變的政治形勢，中國共產黨必須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才能有效應對。延安時期復雜的政治形勢對黨的政治建設提出了客觀要求。

(三)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自身狀況動因

在中國共產黨創立之初和大革命時期，大多數黨員都是知識分子和工人出身。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上繼續前進。這條不同于俄國的革命道路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立足于農村、扎根農村領導革命斗爭。中國共產黨長期立足于農村的客觀環境，決定了黨員的主體構成，不能再以工人階級為主，而是以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為主。但是，隨著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大量入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分散主義、極端平均主義等等，必然在黨內泛濫，必然會嚴重影響到全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遵義會議開始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地位，但是，因為在行軍打仗之中，沒有從思想上、路線上徹底清算過去的“左”傾錯誤，在對過去歷史問題的認識上全黨也缺乏統一的正確的認識。這種在思想認識和歷史問題認識上的分歧，給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領導帶來了嚴重危害。張國燾另立“中央”及叛逃是一個典型例證?！巴钅鲜伦儭痹斐傻膽K重損失也是一個典型例證?？谷諔馉庍M入相持階段后，為了應對殘酷復雜的抗戰局面，適應各個根據地所處的獨立分割的游擊戰爭環境，黨中央賦予各個根據地相當大的自治權，正是這種“高度的自治權”，使各個根據地渡過了抗日戰爭中艱苦復雜的相持階段，迎來了抗日戰爭勝利的曙光。但是，在這種“高度的自治權”行使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分散主義、獨立主義、無政府主義的狀況，嚴重影響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黨內違反政治紀律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從高級干部來看，張國燾叛黨投敵，王明在長江局與中央分庭抗禮，都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給全黨造成了惡劣影響。從普通黨員干部來看，黃克功事件和劉力功事件是兩個典型的違反政治紀律的事件。毛澤東給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關于黃克功事件的回信中強調，對共產黨員來說紀嚴于法。(4)參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10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劉力功事件發生后，為了教育新黨員，陳云專門在《〈解放〉周刊》上發表了《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的文章，強調遵守紀律對黨的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重要性。(5)參見《陳云文選》第1卷，124-128頁，人民出版社，1995。

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執政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腐敗問題。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員人數快速增長，大量新黨員加入黨的隊伍，其中不乏一些投機分子也趁機混入黨內。他們加入黨組織、擔任了黨的干部后，非但沒有幫助貧苦群眾實現自身的解放，反倒轉過身來壓迫貧苦群眾，完全背離了黨的性質和宗旨。陜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曾講：“據我們考察所得的材料，這一部分新的貪官污吏并不比舊的好些。舊貪官污吏和劣紳的一切壞處，他們都學習了。他們把持政權機關，不讓一個好的分子參加進來，以便狼狽為奸，共同貪污，耍私情等?！?6)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2輯，400頁，檔案出版社，1987?？谷彰褡褰y一戰線建立后，國共兩黨在民族大義面前攜起手來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但國民黨在合作過程中卻對中國共產黨的干部進行腐蝕和引誘，導致一些黨員干部出現了貪污腐化行為。僅在1937—1938年的兩年內，邊區司法部門就判處180起貪污腐化案件?！督夥湃請蟆分杏嘘P解放區反腐敗案件的報道就有50余篇。

中國共產黨內教條主義殘余、宗派主義殘余嚴重存在。雖然遵義會議后，毛澤東致力于肅清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的遺毒，但是其殘余依然嚴重存在。1940年3月19日，王明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小冊子《兩條路線》在延安發行第三版，換了一個名字《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他在三版序言中寫道“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7)《王明言論選輯》，115頁，人民出版社，1982。，這個序言實際上是在理論上為土地革命后期他所犯的“左”傾錯誤進行辯護。但是，當時這本小冊子不僅可以出版，而且銷量還很不錯。當時延安有30 多所正規的干部院校，一半以上的干部院校把它定為教材。毛澤東在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認為只有賦予馬克思主義民族形式，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旗幟。王明卻說，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號是錯誤的，“民族的馬克思主義”是沒有也不可能有的，可見當時黨內教條主義殘余的嚴重程度。黨內宗派主義殘余，山頭主義傾向也嚴重存在。當時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內有很多復雜的關系需要處理，如新干部與老干部的關系、本地干部與外來干部的關系、軍隊干部與地方干部的關系、工農干部與知識分子干部的關系，等等。在處理這些復雜關系時，一些地區和部門就存在宗派主義及山頭主義傾向。

如果任由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泛濫，任由各種危害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行為、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和腐敗行為發生，任由教條主義殘余、宗派主義殘余存在，即使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迅速擴大、黨員數量快速增長，中國共產黨也不能肩負起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政治使命。因為一個思想不統一、行動不一致、自身凝聚力和戰斗力不強的政黨，是難以肩負起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使命的。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自身狀況的復雜性對黨的政治建設提出了緊迫要求。

(四)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生存環境動因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遇到了兩次生存危機。1935年10月19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初到陜北，就遇到了第一次生存危機。黨中央落腳的陜北根據地，其貧困落后程度超乎常人的想象。據史料記載，陜北糧食畝產量最高不超過25公斤。當時陜北人口死亡率很高，“某些地區，嬰孩死亡率達百分之六十，成人百分之三”(8)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輯，458頁，檔案出版社，1986。。陜北根據地也面臨著嚴重的內外危機。一方面，國民黨絕不允許共產黨和紅軍在陜北落腳后站穩腳跟，先后對陜北根據地發動了三次“圍剿”，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通過直羅鎮戰役解除了外部危機。另一方面，1935年9月，陜北發生了嚴重的錯誤肅反。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如果晚到四五天，這塊根據地可能就因為錯誤肅反而丟失了。這是黨中央初到陜北時面臨的第一次生存危機。

第二次生存危機出現在20世紀40年代初。在抗日戰爭中最復雜、最艱苦的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再次面臨生存危機?？箲鹣喑蛛A段到來以后，日本帝國主義把主要兵力對準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集中兵力對敵后根據地進行圍剿和掃蕩。1940年8月到12月，“百團大戰”結束后，日軍集中了75%的侵華兵力對華北敵后根據地進行瘋狂報復，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在這種極其困難的情況下，1940年11月，蔣介石突然停撥了給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餉，斷絕了對八路軍、新四軍的供給，并且在陜甘寧邊區周圍構筑了五道嚴密的封鎖線，修建了數千個碉堡，鐵桶一般把陜甘寧邊區圍起來，并叫囂“不讓一粒米、一斤棉花、一尺布進邊區”，要“困死、餓死共產黨”。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皖南事變”，圍殲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九千多人。新四軍奮戰七個晝夜，最后只有兩千多人沖出重圍。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緊接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大舉進攻敵后抗日根據地?！暗?942年，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減為約40萬人，抗日根據地面積縮小，總人口由1億人減少到5 000萬人以下?！?9)《中國共產黨簡史》，92頁，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21。而這個時候華北地區、陜甘寧邊區又爆發了嚴重的天災，中國共產黨再次面臨生存危機。這兩次生存危機，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力提出了嚴峻挑戰，成為黨的政治建設的生存環境動因。

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的系統實踐

延安時期，為了肩負領導民族民主革命的雙重政治使命，應對錯綜復雜的政治形勢，加強自身建設以保持自身先進性以及戰勝生存環境中的各種困難和挑戰，中國共產黨在政治建設上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黨的政治建設初步形成了有機互動的“系統工程”，有效統領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有力引領黨的自我革命，以黨內法規制度保障實施，蘊含著“系統化”“統領性”“引領性”和“制度化”的實踐邏輯，呈現出“自在的整體建設”狀態。

(一)“系統化”邏輯：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初步形成了有機互動的“系統工程”

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繼承了馬克思主義政黨政治建設理論，結合延安時期特殊的歷史環境，進行了理論和話語的創新。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雖然沒有提出“黨的政治建設”的概念，但提出了“首先著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黨”的重大論斷，并對有關黨的政治建設的歷史來源、重點內容、重大意義等進行了理論闡述，形成了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深刻思想。

延安時期，在黨的領導人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思想理論指導下，黨的政治建設在實踐中呈現出“系統工程”的特征，形成了包括政治信仰、政治路線、政治領導、黨內政治生態和政治能力在內的具有內在邏輯關系的體系架構。

1.延安時期以堅定政治信仰對黨的政治建設進行價值塑造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武裝全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形成并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為全黨堅定政治信仰提供了科學的思想理論指導。全黨堅持人民立場、形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觀，為全黨堅定政治信仰提供了堅定的價值立場。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科學地區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既不隱瞞中國共產黨人要把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政治主張和遠大理想，又不空談理想信念，而是把理想信念聚焦現實，高舉起抗戰救國大旗，帶領人民群眾贏得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并通過人民戰爭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10)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1059-1060頁，人民出版社，1991。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發展成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觀的形成和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統一，構建出黨的政治信仰的實現路徑，實現了對黨的政治建設的價值塑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堅定的政治信仰。

2.延安時期以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對黨的政治建設進行方向指引

黨中央率領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妄圖吞并華北、全面抗戰爆發前國內政治形勢風起云涌的歷史關口。1935年12月，瓦窯堡政治局擴大會議確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實現了中國共產黨政治路線的初步轉變。1936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系統地闡明了“獨立自主”的思想，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正確的軍事路線形成的基礎。(11)參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186-187頁，人民出版社，1991。1937年1月，黨中央進延安后，毛澤東發表了《矛盾論》《實踐論》，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對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做了深刻系統的總結，奠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形成的哲學基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洛川會議召開，毛澤東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全面抗戰路線、持久戰戰略(12)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473-47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13)《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53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作戰方針，進一步鞏固了初步形成的正確的政治路線和軍事路線。

王明回國后，在1937年12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政治主張，放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使得自瓦窯堡會議以來確立的正確的政治路線遭到了干擾。鑒于王明的錯誤主張給黨帶來嚴重危害，黨中央派任弼時到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戰場的抗戰情況和中國共產黨內的各方面情況，共產國際表示“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14)《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定》(1938年6月11日)，載《新華日報》，1938-09-08。。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重申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和獨立自主原則，有力地推動了黨的正確政治路線的執行。

此后，黨的政治路線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豐富和完善，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總路線——“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19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在解放戰爭中這條總路線得到進一步發展，加入了“反官僚資本主義”(16)《毛澤東選集》第4卷，1313頁，人民出版社，1991。的內容，實現了對黨的政治建設的方向指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正確的政治方向。

3.延安時期以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實現黨的全面領導，為黨的政治建設提供領導保障

延安時期，全黨在經歷了長征途中粉碎張國燾分裂黨的斗爭后，深刻認識到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重要性。1938年9月至11月，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明確了全黨以毛澤東為核心解決統一領導問題(17)參見徐則浩編：《王稼祥年譜(1906—1974)》，19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事實上確立。鑒于王明回國后，特別是在長江局工作期間，違反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三部黨內法規，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1943年3月，《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推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18)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0冊，1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從組織上正式確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通過延安整風，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實現了高度團結和統一。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思想被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19)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53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正式形成。

在延安整風中，1942年9月1日，通過了《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之間關系的決定》，正式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原則(20)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9冊，42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規定黨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實現了黨在局部執政區域的全面領導。同時，黨中央在實踐中不斷改進黨的領導方式，以強大的政治領導力調動了局部執政區域各階級各階層的革命積極性。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形成，黨的一元化領導原則確立，為黨的政治建設的開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政治領導保障。

4.延安時期以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構建良好黨內政治生態，為黨的政治建設提供生態支撐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確立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根本方針——“懲前毖后，治病救人”(21)《毛澤東選集》第3卷，827頁，人民出版社，1991。，確立了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式——批評與自我批評，明確了黨內政治生活的重點對象——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確立了黨內政治生活的指導原則——民主集中制，有力嚴肅了黨內政治生活。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政治紀律建設，加強政治紀律教育以提高黨員的政治紀律意識，制定黨內法規制度以增強政治紀律的權威性，嚴格紀律執行以提升政治紀律的執行力。中國共產黨通過理想信念教育、行為作風倡導、嚴明組織紀律和法規制度建設，培育出優良的黨內政治文化，培育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埋頭苦干、無私奉獻、同心同德的共產黨人價值觀。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確立“德才兼備”的干部標準(22)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526、718頁，人民出版社，1991。，制定“任人唯賢”(23)《毛澤東選集》第2卷，527頁，人民出版社，1991。的干部路線，確立黨管干部的原則，突出干部審查中的政治標準，強化干部教育的政治導向，確立起干部選拔、管理、教育的政治標準。中國共產黨通過教育倡廉、立法護廉、監督保廉、懲戒促廉，塑造出為民清廉的執政形象，形成“只見公仆不見官”的良好局面。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營造出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帶動了社會風氣的改善，形成了“十個沒有”(24)參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526、718頁，人民出版社，1991。的社會局面，為黨的政治建設的開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態支撐。

5.延安時期以增強各類組織的政治功能、提高各級黨員干部的政治本領，為黨的政治建設提供能力保證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明確地方黨組織的職責定位，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增強了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功能。中國共產黨在陜甘寧邊區建立參議會制度，形成了由參議會、政府、法院三部分組成的政權結構(25)參見陜西省檔案館、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合編：《陜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1輯，156-159頁，檔案出版社，1986。，實行“三三制”(26)《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5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政權體制，鞏固和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進了邊區民主政治建設和模范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創建，彰顯出邊區政權機關的鮮明政治屬性。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制定政策法規、采取有效措施，推動和規范群眾團體的發展，形成了分布廣泛、類型各樣、組織有序的大量群眾團體，充分發揮了群眾團體作為黨、政府和群眾之間橋梁和紐帶的政治作用。在革命斗爭和局部執政的實踐中，通過理論學習、黨性教育和實踐鍛煉相結合，提升了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本領。

延安時期，黨的政治信仰建設對黨的政治路線建設、政治領導建設、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和政治能力建設，進行了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理想的價值塑造。黨的政治路線建設為黨的政治信仰的落地提供了實踐載體，為黨的政治領導建設、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和政治能力建設提供了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引。黨的政治領導建設為黨的政治路線建設、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和政治能力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政治領導保障。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為黨的政治信仰建設、政治路線建設、政治領導建設和政治能力建設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生態支撐。黨的政治能力建設從黨組織和黨員兩個層面不斷強化，為黨的政治信仰建設、政治路線建設、政治領導建設和黨內政治生態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能力保證?？傮w來看，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結構要素已經完備，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互相支撐，初步形成了有機互動的“系統工程”，為統領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牽引，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政治保障。

(二)“統領性”邏輯：延安時期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各項建設，確保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方向和質量

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統領著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引領著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前進方向，決定著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質量。

毛澤東從中國的特殊國情和中國共產黨的特殊黨情出發，提出了“首先著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黨”(27)《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386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的建黨方向。從延安時期黨的建設的歷史實踐和整體布局看，確實是把“黨的思想建設”擺在黨的建設的首位，但正是黨的政治建設的根本性地位和統領性作用決定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國情和農民、小資產階級占黨員隊伍主體的特殊黨情的情況下，必須優先以黨的思想建設促進黨員在思想上入黨來保證黨員隊伍的先進性，進而保證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黨的政治信仰建設內在規定著黨的思想建設的根本方向，黨的政治信仰建設從深層次上對黨的思想建設進行著價值塑造，為黨的政治理想中最高綱領與最低綱領的區分與統一提供價值引領，為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形成與貫徹確立價值立場，為全黨無產階級思想的養成進行價值培育，從根本性的政治價值上引導和規范黨的思想建設，促進了全體黨員在組織上入黨的同時從思想上真正入黨，進而在政治上真正入黨。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黨的建設過程與黨的政治路線密切地聯系著”(28)《毛澤東選集》第2卷，605頁，人民出版社，1991。的重大政治論斷，為黨的建設偉大工程指明了正確的政治方向。黨的正確政治路線的形成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呈現出與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有機互動。其中，黨的思想路線的形成，是黨的政治路線得以有效貫徹的思想基石。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為黨的“任人唯賢、五湖四?！苯M織路線的實施提供了政治指引，為選人用人提供了政治標準。黨的“任人唯賢、五湖四?！苯M織路線的實施，為黨的政治路線的有效貫徹提供了組織保障。黨的政治路線的形成和貫徹，為“三大優良作風”的培育形成和黨的紀律建設指明了政治方向。

延安時期，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和黨的全面領導得到有效實現，為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保障。同時，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也有力地推動了黨的政治領導的實現。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黨內政治生活、黨的政治紀律、黨內政治文化、選人用人的政治標準和廉潔政治等方面重點突破、協同發力，營造出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為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態支撐。

延安時期，各級黨組織政治功能的增強，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政治本領的提升，為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能力保證；同時，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也有效地推動了各級黨組織政治功能的增強和各級黨員領導干部政治本領的提升。

(三)“引領性”邏輯：延安時期以黨的政治建設引領黨的自我革命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民族解放的偉大社會革命的同時，針對黨內出現的錯誤傾向和存在的突出問題，對黨自身采取了自覺、主動的革命性行動，糾正自身存在的缺點和錯誤，保持自身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盡管延安時期并沒有從理論上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但是，在革命實踐中高度重視黨的自我革命，特別是創造了“整風”這種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延安時期黨的自我革命是全面的，包括黨的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政治上的自我革命、組織上的自我革命、作風上的自我革命以及反腐敗上的自我革命。在黨的自我革命的過程中，黨的政治建設對黨的自我革命的引領作用得以充分發揮，有力地推動了黨的自我革命。

延安時期，黨的政治信仰建設，通過把遠大的共產主義理想落實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通過人民解放戰爭打出一個新中國的正確政治方向上，破除了全黨在理想信念問題上的“左”、右傾錯誤，為實現黨的思想上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正確的政治價值引導。

延安時期，黨的政治路線建設逐步確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總路線，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正確的政治方向指引，這一時期黨的組織上的自我革命、作風上的自我革命以及反腐敗上的自我革命都是圍繞著貫徹執行黨的政治路線進行的，同時，也為黨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提供了組織、作風和廉潔基礎。

延安時期，黨的政治領導建設，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實現了黨的全面領導，為黨的自我革命的推進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保障。黨的政治能力建設，增強了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功能，提高了廣大黨員干部的政治本領，為黨的自我革命的推進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能力保證。

延安時期，黨內政治生活的嚴肅開展和黨內政治生態的有效建設，特別是在延安整風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等來發現和解決自身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生態支撐。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引領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紀律上和反腐敗上的自我革命，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偉大社會革命走向勝利。

(四)“制度化”邏輯：延安時期以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來保障和實施黨的政治建設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認識到黨內法規制度的重要性，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提出“黨內法規”(29)《毛澤東選集》第2卷，528頁，人民出版社，1991。的概念，制定了一系列促進和保障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黨內法規制度。

延安時期，抗日戰爭形勢復雜多變，解放戰爭任務異常繁重，要求全黨以高度的凝聚力和戰斗力來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而在此時黨內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和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等不利于黨的團結統一的因素。為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法規制度，如《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之間關系的決定》等，有力地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極大地增強了全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延安時期，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黨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大發展，并在眾多敵后抗日根據地局部執政，黨的組織體系日益健全且亟待規范化。為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健全和規范黨的組織體系的法規制度，如《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等，健全了各級黨組織工作部門的設置，明晰了各級黨組織工作部門的職責和關系，增強了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

延安時期，針對農民、小資產階級大量入黨而帶來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黨內泛濫的問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確立了“著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設黨”的方針，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宣傳教育類的法規制度，如《關于宣傳教育工作的指示》《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等，有力地提高了廣大黨員干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能力和水平，促使了廣大黨員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入黨。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肩負著領導民族解放戰爭的歷史重任，需要大量的黨員和德才兼備的干部。為此，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發展黨員、選拔培養干部的法規制度，如《中共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鞏固黨的決定》《中央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等，有力地鞏固和提升了黨員干部隊伍的質量，保持了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概括為“三大優良作風”(30)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22冊，1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延安時期黨的優良作風的養成主要是靠思想教育和行為倡導，同時，黨的作風建設方面的法規制度，如《中央關于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等，也有力地促進了黨的優良作風的養成，塑造了全黨的政治形象。

延安時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紀律建設，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涉及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宣傳紀律、廉潔紀律的法規制度，如《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中關于政治紀律的規定、《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中關于廉潔紀律的規定，極大地提高了全黨的紀律性和戰斗力，保障了黨的政治領導的實現。

這些黨內法規制度，把黨的政治建設的理念和價值深度融入其中，形成了承載黨的政治建設理念和價值的制度載體，為黨的政治建設的有效開展，為發揮黨的政治建設對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統領作用、對黨的自我革命的引領作用，提供了堅實的法規制度保障。

總體上看，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認知還是一種“自在”認知，即黨的領導人對黨的政治建設有著深刻的思想認識，但認知還處在發展中，還沒有形成明確的“黨的政治建設”的概念，還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黨的政治建設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黨的政治建設的認知體系還沒有完全形成。但是，黨的領導人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深刻思想指引了黨的政治建設在實踐中的整體推進，使黨的政治建設蘊含著“系統化”“統領性”“引領性”和“制度化”的實踐邏輯，呈現出“自在的整體建設”狀態。

三、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的當代啟示

新時代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要深刻把握延安時期黨的政治建設的實踐邏輯，結合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實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在深化對黨的政治建設的系統化認知的基礎上，自覺主動地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系統化”“統領性”“引領性”和“制度化”建設，在“自為的系統建構”中，充分發揮黨的政治建設對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統領作用和對黨的自我革命的引領作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使用了“黨的思想政治建設”(31)《習近平對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強調 突出問題導向確保實際成效 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實到每一個支部》，載《人民日報》，2016-04-07。的概念，也對“講政治”(32)習近平：《以解決突出問題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動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落到實處》，載《人民日報》，2017-02-14。提出了明確要求。在此基礎上，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上正式提出“黨的政治建設”的概念，對黨的政治建設作出系統部署。(33)參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62-63頁，人民出版社，2017。這時“黨的政治建設”主要限定在黨的自身建設領域。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時，從政治方向、政治領導、政治根基、政治生態、政治風險、政治本色和政治能力七個方面對黨的政治建設作出系統部署(34)參見習近平：《增強推進黨的政治建設的自覺性和堅定性》，載《求是》，2019(14)。，使黨的政治建設從黨的自身建設領域拓展到黨的領導領域。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從政治信仰、政治領導、政治能力、政治生態和組織實施五個方面對黨的政治建設作出具體部署(35)參見《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3-4頁，人民出版社，2019。，使黨的政治建設從黨的自身建設領域和黨的領導領域拓展到治國理政領域。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各項建設，健全全面從嚴治黨體系，全面推進黨的自我革命(36)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64-65頁，人民出版社，2022。，指明了黨的政治建設與黨的自我革命之間的關系?？梢钥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政治建設是一個不斷深化認識和拓展領域的過程”(37)劉紅凜：《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主要場域、概念譜系與內容結構——兼論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政治建設的基本要求》，載《理論探討》，2020(5)。，明確提出了“黨的政治建設”的概念，形成了系統完整的“黨的政治建設”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黨的政治建設的“認知體系”形成，即形成了系統化、理論化的“自為”認知，有力地推動了黨的政治建設在實踐中的“系統建構”。

(一)加強“系統化”建設：新時代必須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建設的首位，作為一項“系統工程”統籌推進

進入新時代，在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的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總結全面從嚴治黨的豐富經驗，深刻認識到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決定著黨的建設的方向和效果，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各項建設，形成了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總要求和總體布局。同時，黨的政治建設本身也是一項系統工程，是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需要統籌推進。

1.堅定政治信仰，堅定不移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凝心鑄魂

政治上的堅定、信仰上的堅定歸根到底來源于理論上的清醒。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發展，形成了系統完備的理論形態，其主要內容包括“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和“十三個方面的歷史成就”，并且凝練出哲學形態，就是“六個堅持”。(38)參見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21頁，人民出版社，2022。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注重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武裝全黨、凝心鑄魂，為全黨堅定政治信仰提供了科學的思想理論指導。黨的二十大以后，以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為重點在全黨范圍內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總要求之一是“學思想”(39)習近平：《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求是》，2023(9)。?！皩W思想”就是要自覺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改造主觀世界，深刻領會這一思想關于堅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加強黨性鍛煉等一系列要求，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2.以正確的政治路線為指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取得了歷史性突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十四個堅持”的基本方略構成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黨的二十大報告從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戰略安排、重大原則方面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新時代黨的基本路線。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是全黨必須堅守的政治方向。

3.加強政治領導，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

進入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之所以能夠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科學指引，在于有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掌舵領航?！皟蓚€確立”是“兩個維護”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礎，“兩個維護”是“兩個確立”的政治責任和實踐要求。全黨要堅定擁護“兩個確立”，從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國際與國內的辯證統一上深刻認識“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把堅定擁護“兩個確立”的思想自覺轉化為堅決做到“兩個維護”的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要以黨章為根本依據，完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等相關黨內法規制度，嚴格執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等黨內法規制度，不斷完善制度機制，把做到“兩個維護”的情況作為巡視巡察、督促檢查的重要內容，推動“兩個維護”更好落實在實際行動上。

4.嚴肅黨內政治生活，不斷營造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

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抓起，不斷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和戰斗性。開展黨內政治生活，必須旗幟鮮明講政治，進行政治體檢，打掃政治灰塵，凈化政治靈魂，增強“四個意識”，擁護“兩個確立”，做到“兩個維護”，堅定“四個自信”，防止各種形式的“低級紅”“高級黑”。開展黨內政治生活，必須適應新的時代形勢和黨員隊伍的新狀況，采用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化信息技術手段，創新黨內政治生活的形式和載體，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吸引力和生動性。開展黨內政治生活，必須堅持原則，堅持用民主集中制處理黨內各種關系，遵循黨內政治生活的基本準則，嚴格執行黨的組織生活制度，著力解決黨內存在的各種突出矛盾和問題，避免和防止隨意化、平淡化、庸俗化的錯誤傾向。開展黨內政治生活，必須敢于和黨內各種錯誤思想、言行做斗爭，堅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拿起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有力武器，揭短亮丑，動真碰硬，刀刃向內，努力造成又有紀律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必須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必須鍥而不舍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堅決糾治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堅決破除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持之以恒改進作風，為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提供有力的作風支撐。要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嚴格堅持“五個必須”，嚴肅查處“七個有之”，以黨的政治紀律建設為牽引，全面加強黨的紀律建設，以鐵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保證良好黨內政治生態的構建。黨風問題的實質是黨性問題，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最根本的是靠黨性，要堅持黨性黨風黨紀一起抓，加強全黨的黨性鍛煉和黨性修養，為黨內良好政治生態的構建提供堅強的保證。

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營造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態，都離不開發展積極健康的黨內政治文化。弘揚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實事求是、清正廉潔等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堅決防止和反對個人主義、分散主義、自由主義、本位主義、好人主義，堅決防止和反對宗派主義、圈子文化、碼頭文化，堅決反對搞“兩面派”、做“兩面人”。

選人用人是黨內政治生態的風向標。要強化選人用人的政治標準，注重選拔任用牢固樹立“四個意識”、自覺堅定“四個自信”、堅決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全面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對政治不合格的干部實行“一票否決”、已經在領導崗位的要堅決調整。

堅定不移反腐敗，建設廉潔政治，是構建良好黨內政治生態的必要條件和重要任務。通過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貫通起來，促使三者同時發力、同向發力、綜合發力(40)參見中央宣傳部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138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以永遠在路上的堅定和執著懲治腐敗，確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

5.提高各級各類組織的政治能力，提高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增強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加強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建設，提升政治領導力。加強各級黨組織的理論武裝，提升思想引領力。嚴密各級黨組織的組織體系，提升貫徹執行力。推進各級黨組織踐行群眾路線，提升群眾組織力。加強各級黨組織團結，凝聚社會力量，提升社會號召力。推進各級黨組織強化自我革命，提升自身免疫力。

彰顯國家機關政治屬性。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把黨的領導貫徹國家機關開展工作各領域全過程，推動國家機關提高政治站位，把準政治方向，注重政治效果，考慮政治影響，促使政治和業務融為一體、高度統一。

發揮群團組織的政治作用，強化國有企事業單位的政治導向。充分發揮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作用，引導群眾聽黨話、跟黨走，切實增強群團組織的政治性、先進性、群眾性。國有企事業單位必須始終堅持黨的政治領導，堅決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保證本單位工作堅持正確政治方向，取得良好政治效果。

提高各級黨員領導干部的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包h的政治建設落實到干部隊伍建設上，就要不斷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勢、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別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駕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風險的能力”(41)《習近平著作選讀》第2卷，187頁，人民出版社，2023。，就要增強各級領導干部辨別政治是非的政治判斷力、領悟中央精神的政治領悟力和貫徹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的政治執行力。

新時代必須把黨的政治建設作為一項重大的“系統工程”來實施，統籌推進黨的政治信仰建設、黨的政治路線建設、黨的政治領導建設、黨內政治生態建設和黨的政治能力建設，增強黨的政治建設系統工程中各要素之間的有機互動，推動黨的政治建設向著“系統建構”的方向發展，為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引領黨的自我革命提供政治牽引和政治保證。

(二)加強“統領性”建設：新時代必須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各項建設，確保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方向和質量

新時代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各項建設，就是要把政治標準和政治要求貫徹到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各方面各領域全過程，確保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

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思想建設，就是要突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論武裝，堅定全體黨員干部的政治信仰。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組織建設，就是要提升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干部的政治忠誠，強化各級黨組織的政治功能，突出選人用人的政治標準，提高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本領。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作風建設，關鍵是要突出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把贏得民心民意、匯聚民智民力作為各級黨組織工作的重要著力點，持續深化糾治“四風”，堅決破除特權思想和特權行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黨的紀律建設，首要的是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堅決擁護“兩個確立”、堅決做到“兩個維護”作為最重要的政治紀律和最根本的政治規矩，貫徹落實到黨的紀律建設的全過程各方面。以黨的政治建設統領反腐敗斗爭，就要重點查處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相互交織的腐敗案件，強力消除黨內各種政治隱患，及時識別并有力清除黨內的“兩面人”，以反腐敗這個最徹底的自我革命凝聚黨心、贏得民心。

黨的政治建設是黨的根本性建設，在黨的建設總體布局中處在首要地位，對黨的其他各項建設發揮統領作用，黨的其他各項建設最終都要落實到黨的政治建設上。抓好黨的政治建設，在黨的建設整體布局中就起到了“抓綱”和“扎根”的重要作用，從根本上確保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方向和質量。

(三)加強“引領性”建設：新時代要強化以黨的政治建設引領黨的自我革命

新時代以黨的政治建設引領黨的自我革命，就是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供政治價值引領、政治方向指引、政治領導保障、政治生態支撐和政治能力保證，通過自我革命確保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教育活動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轉變，并且上升到制度化層面，推動全黨堅定政治信仰。黨的自我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持黨在政治上的先進性，肩負黨的政治使命，實現黨的政治目標。黨的政治信仰建設對黨的自我革命進行了政治價值塑造，從政治價值上引領了黨的自我革命。

黨的十九大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兩步走”戰略和“十四個堅持”的基本方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基本路線。黨的二十大報告從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戰略安排、重大原則方面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基本路線。黨的政治路線建設對黨的自我革命進行了政治方向引導，從政治方向上指引了黨的自我革命。

進入新時代，黨的全面領導得到全方位全過程落實，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得到有效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對黨的自我革命進行了有效的政治權威統領，從政治領導上保障了黨的自我革命。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經歷了從“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到立體化“營造良好黨內政治生態”的發展，為黨的政治建設提供了政治生態支撐。黨的自我革命的內容是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在營造良好黨內政治生態的過程中實現的。黨內政治生態建設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場域保障，從政治生態上支撐了黨的自我革命。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能力建設，從組織層面看進入“系統化的政治功能塑造”階段，從黨員層面看進入“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的系統化提升階段。黨的自我革命的主體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干部。黨的政治能力建設從黨組織和黨員兩個層面不斷拓展并日益系統化，為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政治能力保證，從政治能力上推進了黨的自我革命。

(四)加強“制度化”建設：新時代必須加強黨內法規制度建設，持續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制度化

推進黨的政治建設制度化，既要發揮黨的政治建設對黨內法規制度的政治取向的統領作用，又要發揮黨內法規制度對黨的政治建設的保障和支撐作用，在黨內法規制度的系統化、時效性、引領性建設上下功夫，增強黨內法規制度的權威性和執行力，從法規制度上保障黨的政治建設得到有效落實，保障黨的政治建設對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統領作用和對黨的自我革命的引領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注重黨內法規制度的系統化建設，為黨的政治建設提供系統完備的法規制度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向著體系化方向發展?！吨袊伯a黨黨內法規制定條例》及其配套的《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備案規定》相繼發布，標志著黨內“立法法”確立，明確了黨內法規制定的總規范?！吨醒朦h內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形成了比較系統的黨內法規體系。黨的十九大修訂的《黨章》作為黨內法規體系建設的總依據已經確立，黨的二十大修訂的《黨章》進一步發揮這一根本性作用。在建黨百年之際，《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體系》出臺，標志著黨內法規體系正式形成。在這個由3 615部黨內法規共同構成的黨內法規體系中，黨章居于統領地位，黨的組織法規、領導法規、自身建設法規、監督保障法規四個板塊齊全，各領域各層級的黨內法規配套完備，黨內法規體系協調統一。(42)參見中共中央辦公廳法規局：《中國共產黨黨內法規體系》，載《人民日報》，2021-08-04?！吨醒朦h內法規制定工作第二個五年規劃綱要(2018—2022年)》已經完成，《中央黨內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在有序推進，黨內法規體系在繼續健全和完善。黨內法規制度的系統化建設，為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的全面落實、黨的政治建設統領作用和引領作用的發揮，提供了系統完備的法規制度保障。

注重黨內法規制度的時效性建設，為黨的政治建設提供及時有效的法規制度保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針對全面從嚴治黨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對黨內法規制度及時進行立、改、廢工作。適應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黨中央及時修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基礎性、主干性黨內法規，嚴明政治紀律，加強政治監督；制定出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等重大黨內法規，強化“兩個維護”的制度保障；制定出臺《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條例》等領導法規，加強黨的全面領導。2012年7月至2014年11月，黨中央分兩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2012年6月間中央出臺的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進行了集中清理。2018年11月至2019年4月，黨中央開展了對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的第二次集中清理工作。這表明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呈現出明顯的時效性特征，為黨的政治建設的及時落實、黨的政治建設統領作用和引領作用的發揮，提供了及時有效的法規制度保障。

注重黨內法規制度的引領性建設，為黨的政治建設提供引領示范的法規制度保障?！妒藢弥醒胝尉株P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黨內法規，都體現出抓“關鍵少數”的突出特征，也都彰顯了以抓“關鍵少數”帶動“絕大多數”的鮮明導向。新時代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堅持抓“關鍵少數”與“管大多數”相結合，為黨的政治建設的有效落實、黨的政治建設統領作用和引領作用的發揮，提供了示范引領的法規制度保障。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在“自為的系統建構”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從政治價值、政治方向、政治權威、政治場域和政治能力上統領了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保持和發展了中國共產黨政治上的先進性，為推進黨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引領，為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社會革命提供了有效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