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互助養老服務供給困境及優化策略

□文/劉 悅

（汕頭大學法學院 廣東·汕頭）

［提要］ 隨著城鎮化的發展，大量的農村青年外出就業，農村空心化、老齡化程度日益加重。如何緩解農村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延伸性問題，成為政府、社會的關注熱點。在共生理論指導下，以天津市武清區W 村“幸福大院”為例，構建供需主體協調共生分析框架，提出構建責任共擔的共生單元、對稱互惠的共生模式以及互助養老的共生環境等優化建議，以期破解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模式的難題。

一、問題提出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總人口共有141，178 萬人，其中60 歲及以上的人口有26，402 萬人，占比13.5%，反映出當前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將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在2021 年發布的“十四五”規劃中提出推動養老產業和養老事業協同發展，在鄉村振興的基礎上完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在養老服務方面，農村面臨的老齡化帶來的問題更多，一方面農村老年人數量多、年齡大；另一方面勞動力大量外流，農村空心化現象日益嚴重，原有的家庭養老模式分崩離析，不足以滿足現有農村老人對養老的需求。這意味著如何更好地應對農村人口老齡化，讓老年人安居樂業、頤養天年成為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

家庭養老模式經過社會結構和文化的變遷，逐漸退出其主體地位。究竟哪一種模式更適合農村的現實情況呢？現有研究指出，農村互助養老是老年人的自發互助行為，在政府的引導下能夠得到廣泛的開展，有著堅實的社會基礎。許多學者對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歷史文化淵源、開展條件、模式優勢以及時代價值進行了詳細的探索討論。由于該模式推行開展時間較短，還存在著農村老年人參與積極性不高、分散養老壓力效果不明顯等問題。但不容置疑的是，相比于其他養老模式，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成本低、易開展、可復制性強，符合現有農村的養老環境，是一種最佳的農村養老服務模式。

基于對已有文獻的歸納梳理，發現現有學者關于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研究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果，但是研究內容依然存在欠缺的區域。大多學者只是站在單一主體的角度，針對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的困境提出解決對策。然而，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既涉及服務的供給方，又涉及服務的需求方以及其他參與互助服務模式的角色。鑒于此，本文旨在探索兩個問題：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模式開展的過程中出現了什么問題？出現問題的原因是什么？

二、理論基礎與分析框架

共生理論是由德國真菌學家德貝里在1879 年提出的，他認為生態世界中各種生物群處于一種生態鏈中，它們相互依存、相互依賴，共生理論是生物依賴和轉化的前提和基礎。我國最早利用共生理論研究經濟領域的是袁純清，他在探索中不斷豐富共生理論的理論框架，開啟新的研究視角。之后，也有學者利用共生理論研究區域經濟發展、城市規劃等主題，共生理論得以廣泛應用。共生理論包含共生單元、共生環境、共生模式三個要素，三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

利用共生理論分析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優勢在于：將相關主體涵括在共生系統中，體現出共生單元在共生環境中相互作用尋求自身定位的動態過程，從而達到對稱互惠性的共生模式，為分析農村互助養老模式提供一個系統性的分析框架，使得對策分析趨于全面、完整，見圖1。共生理論的含義就本文的研究主題而言，共生單元指的是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參與人員，包括村委、社會組織、慈善組織、管理者；共生模式主要是指對稱互惠的共生模式；共生環境是指外部環境，包含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環境。（圖1）

圖1 分析框架圖

三、研究設計與案例陳述

（一）研究方法。本文采用單案例探索研究方法，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利用案例研究可以使研究主題更加直觀、聚焦，使研究條理清晰明確；其次，案例研究具有深入性，使得研究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挖掘出其內在本質和發展邏輯；最后，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案例事件是“如何”和“為什么”發生的，適用于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選取天津市武清區W 村“幸福大院”作為案例研究對象，主要是歸因于以下兩個方面：“幸福大院”經過數年的發展，在分析農村互助養老服務中具有代表性意義；“幸福大院”涵蓋老齡群體數量大，涉及主體多元化，能夠體現出共生單元的動態交互過程。

（二）數據收集與分析。本研究通過多種渠道收集數據，保證數據來源的真實性、準確性、全面性。數據收集涵蓋一手資料和二手資料，其中一手資料研究采用結構式訪談和半結構式訪談相結合的方法；二手資料包含政府報道文件、文獻資料。各類資料數據相互交叉驗證，保證了數據的可靠性。

（三）案例描述。天津市武清區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于天津市其他區而言較好，但是所面臨的老齡化現象較嚴重。因此，天津市武清區為了探索農村養老新模式，于2019 年修建W 村“幸福大院”?！靶腋４笤骸笔翘旖蚴凶畲蟮霓r村互助養老服務中心，在原有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完善，提供全方位的養老服務，涵蓋住宿房、餐飲食堂、娛樂健身房以及醫療護理房，旨在為老年提供一站式的養老服務以及社會化養老服務。

四、案例分析

（一）信息不對稱下的共生環境薄弱。在政策環境方面，雖然“幸福大院”這種互助養老模式早在其他農村得以運行開展，各級政府也積極響應政策的號召，并落實互助養老設施的建設，但是上下級政府在政策落實的過程中出現信息理解偏差，使得“幸福大院”在執行政策時僅關注某單一目標。在經濟環境方面，厘清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責任主體，發現基層縣鄉政府部門負責農村互助養老制度的制定以及財政資金的供給，鄉、村政府負責農村互助養老院的建設運行?！靶腋４笤骸痹诮ㄔO發展的過程中，上級縣鄉政府部門負責資金的下撥并嚴格監督資金的使用，并規定不得將活動經費運用在其他地方。村集體在收到財政撥款的資金后，將資金運用在“幸福大院”的開展建設中，但是因為存在上級政府對村莊養老需求信息的模糊性，導致原有的財政撥款不能滿足“幸福大院”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在加上村集體自身經濟基礎薄弱，即使掌握著本村全面完整的養老需求信息，但上級政府多重目標下的壓力考核使得村集體只能選擇完成其中某一目標。在文化環境方面，一些老年人局限于個人傳統認知，看中自己的“面子”，不愿意到“幸福大院”里養老，在整個社會中未形成互助共享的社會氛圍。

（二）激勵不相容下的互助模式動力不足?！靶腋４笤骸钡幕ブＪ酱嬖谥┗魷臓顟B，缺少運行的活力與積極性。首先，在老年人參與互助的積極性方面，本應該調動低齡的老年人參與到“幸福大院”服務項目中來幫助年長老年人，遵循積極老齡化政策指導。但經調查可知，僅有小部分的老年人愿意參與到日常的照料活動中，大部分的老年人擔心自己的努力與回報不成正比，而不愿意參與“幸福大院”的志愿活動，小部分老年人的參與遠不能滿足其服務人員的需求。村集體負責人為了養老模式的順利開展，只能夠另行安排9 位服務人員服務“幸福大院”的日常運行。其次，服務人員數量少、專業能力水平低，大多數的服務人員來源于當地沒有工作的人員，或是當地人員的志愿活動，未接受過全面的培訓，缺乏專業能力以及過硬的專業素質。最后，互助養老模式的開展僅靠上級政府的財政撥款是不足的，還需要與其他慈善組織、社會團體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在調查中發現，“幸福大院”在發展的過程中，雖然會有慈善組織、社會團體的物品、資金的捐贈，但是其合作往往都是單次的，未能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

“大部分老年人都沒有參加互助志愿服務，我也隨大流不愿意參加什么互助服務，現有的服務人員提供現成的服務挺符合我心意的?！薄?0220315FY（老年人）

老年人的參與積極性不足、服務人員數量少、專業素質低以及外部資源輸入動力不足都可歸咎于“幸福大院”的激勵機制設置不完善。內部運行激勵機制上，對于老年人參與互助服務而言，“幸福大院”未明確設置普惠性的物質激勵、服務津貼以及“時間銀行”等具體激勵機制，使得老年人參與互助服務積極性不足，甚至出現了老年人“搭便車”的行為；而服務人員數量少、外部資源輸入動力不足的原因在于，村集體負責人礙于資金不足未能針對服務人員的具體工作設置明確的職業說明書、績效考核機制，缺少對服務人員工作的培訓機制、規范機制，使得服務人員的專業素質不足；外部運行方面，村集體負責人在“幸福大院”發展的過程中著重于其眼前的短期利益，忽視了長遠目標，不能夠為其他公司、社會組織在本村的運行提供完善的基礎設施、稅收優惠等激勵性的機制，使得社會組織選擇一次性捐助而不愿長期合作?？傊?，“幸福大院”內外激勵機制不完善，使得相關主體對“幸福大院”的運行回應性不夠，從而導致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動力不足。

（三）多重角色下的供給單元角色模糊。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主要供給主體是村集體的管理人員，其中包括村支部書記、婦女主任。這些管理人員既承擔“幸福大院”的運行管理任務，接受上級政府部門的監督，又要在“幸福大院”運行開展缺乏服務人員時擔任服務人員。在擔任管理人員方面，雖然具備一定的管理經驗，但是缺乏農村互助養老模式運行開展的經驗；在擔任服務人員方面，不具備專業的護理知識，同時也無法對“幸福大院”的其他服務人員提出護理標準，導致整個管理團隊專業素質普遍偏低，影響“幸福大院”的長遠發展。訪談內容體現了這一點。

“政府一開始說要在我們村建設什么幸福大院，我聽到消息也是很開心，但是，一聽說政府不給配備專業的人才進行指導管理，讓我們原先的這些老干部往前上，我就擔心呀，我之前確實管過一個村，但是專門管老年人的衣食起居，我也是沒啥經驗，只能自己硬著頭皮往上上?！薄?0220312QUY（管理人員）

村干部屬于政府部門，需要完成上級政府委派的工作，但是作為土生土長的本土社會成員，村干部也立足于鄉土社會的生活秩序，受人情、面子等壓力機制的驅使，鄉干部需要為本村的老年人養老問題提供解決措施。村干部無論是考慮長遠利益還是短期利益，都處于上級政府與村民的中間位置，角色處于一種模糊的狀態。正是這種供給主體角色模糊狀態下，使得村集體的管理人員在管理方面專業素質不夠硬；在充當服務者時，也面臨著護理能力不足的問題。村集體管理人員沒有認準自己的角色，明確自身的定位，籠統地為農村互助模式的運行開展提供服務，從而忽視了自己特色性的專業培養。

五、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模式供給優化建議

在對“幸福大院”案例的基本情況進行分析后，基于共生理論的框架結構，從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這三個方面對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供給優化提出建議，進一步回答本文所想要探索的一個問題，即如何對其現有的運行模式進行優化。

（一）構建責任共擔的共生單元。農村互助養老模式主要目的是不斷應對人口老齡化給社會帶來的問題，緩解老人撫養比不斷上升給社會各界帶來的壓力。對于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應以此為導向，完善政策制度，建立責任機制，明確社會各界力量的責任，避免責任利益界定不明確出現責任層層下放、辦事拖拉、工作效率不高等問題。地方政府應創造條件，例如給予資金優惠、稅收優惠以及配備基礎設施，減少社會各界力量建設運營的成本，提高企業運營的利潤，利用社會各界力量增強農村互助養老活力，提高農村養老服務水平。為了促進農村幸福大院的可持續性發展，政府應該設置專項基金，每年根據幸福大院的運營情況給予優惠激勵，完善資金的使用機制，加強資金監管，優化資金使用程序，為“幸福大院”的發展提供經濟基礎。

針對“幸福大院”服務人員專業能力欠缺的問題，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第一，引進專業的人才到“幸福大院”任職。鑒于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低于城市的發展水平，大多數的青壯年選擇外出就業的社會背景下，農村要想引進專業的人才，必須要建立專門的人才優惠政策。例如，為去養老院工作的大學生提供一定的補貼，或者與當地的高校建立合作機制，引進大學生志愿實踐活動，讓大學生主動參與幸福大院的服務與發展；第二，為當地失業人員提供培訓，以提高就業能力和專業素質，使得正在待業人員與幸福大院空缺職位得以匹配，充分激活當地的人力資源活力。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發展和農村空心化的加深，留在農村而不選擇外出工作的大部分人都是女性。對當地女性進行職業培訓也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幸福大院”日常管理不力，未建立系統的管理體系，從而導致了服務質量下降，對于管理人員而言，必須建立明確的責任體制，從改善服務內容和加強日常管理兩個方面促進“幸福大院”服務質量的提升。第一，加強“幸福大院”的日常管理。對管理人員進行培訓考核，政府對管理人員進行培訓，使得管理人員清晰明了日常工作內容以及工作的過程中執行的標準，提高管理者的工作能力、勞動素質；同時，政府要加強對管理人員的監督，建立明確的獎懲機制，獎勵表現優異者，懲罰表現不佳者，激發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第二，建立明確的責任清單制度。管理者在明確自己的職責范圍后，應該對服務人員的工作進行分配，每項工作具體要求到每一位工作人員，同時設定工作標準，實施監督管理，定期抽查工作人員的工作進展情況，進行工作反思與總結；第三，管理者應該完善“幸福大院”的服務內容，原先的服務內容側重娛樂方面，忽視了對老人心理的關懷和疏導，在提供原有服務項目的基礎上，聘用專業人員定期對老年人進行心理咨詢，更加關注老年人心理健康的變化和內心世界，為老年人提供心理慰藉。

（二）資源整合促進對稱性互惠的共生模式?！靶腋４笤骸爆F面臨的共生模式是供給主體資源的單向供給，而對稱性互惠的共生模式意味著既要保證資源的輸入又要保證資源的輸出，在資源輸出輸入的動態過程中，激活養老互助服務中心的活力、積極性、創新力。

在資源輸入方面，現有的服務模式已經比較完善，未來的改進策略主要集中于如何提升資源輸入的質量，所以必須與其他社會組織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依靠社會各界的力量促進“幸福大院”的開展，從而實現農村互助養老服務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其改進措施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首先，政府應該完善相應的激勵制度安排，搭建互助養老參與平臺，創建優惠條件吸引社會各界力量參與幸福大院的建設，促進資源的輸入；其次，政府應該完善本村的公共設施建設，與當地的高校建立合作機制，激勵高校開辦相應的專業，為“幸福大院”的發展提供人才支持，也可以與高校開展社會實踐項目，使大學生志愿者參與到養老服務中來；最后，政府與外部組織建立長效的穩定合作關系，包括基礎設施供應、醫療機構、日常用品的購買等，簽訂長期合同，穩定服務設施的來源，推動服務的開展，促進互助服務能力的提升。

農村互助養老服務應該擺脫一味依賴外部資源的輸入，要加強內部資源的整合，在穩定“幸福大院”運轉的同時，提高“幸福大院”造血的能力。首先，促進老齡人力資源的輸出。充分激發空巢老人內在互助的本能，使幫助其他老人的老年志愿者也能夠享受到其他老年人的幫助，在互幫互助的理念下推動老年人實現自身的勞動價值。其次，促進物質資源的輸出。充分利用老年人耕作種植的習慣，在“幸福大院”場所內為老年人開耕出一片荒地，使老年人能夠種植一些農作物，在保證“幸福大院”自給自足的基礎上，對外出售綠色農產品，將獲得的資金運用到“幸福大院”活動的開展中。最后，推動農村互助養老理念的輸出。地方政府應該利用自媒體等多種方式，使得互助共享的精神理念能夠廣泛宣傳，發揚老年人利他助他的精神。

（三）營造互助養老的共生環境。營造互助養老的共生環境應該以政策環境、經濟環境和文化環境為抓手，在以上三個外部宏觀環境的協同中，逐步提升農村互助養老中心的運作效能。

在政策環境方面，促進農村綜合養老服務的開展，應該深層次把握鄉村振興的政策背景。農村養老問題是實現鄉村振興首要解決的難題，是制約鄉村振興發展的關鍵。政府應該堅持城鄉一體化協調發展，建設農村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與農村養老服務水平相聯系的保障機制，優化農村政策環境，為保障老年人基本的生活水平、生活質量提供政策基礎。

在經濟環境方面，充分利用當地的優勢，堅持以政府財政補貼為主，多元投資力量為輔，建立穩定的資金來源渠道，為“幸福大院”的發展提供充足資金基礎，支持農村互助養老項目的開展，推動農村互助養老服務項目的創新，將資金運用到正確的地方。

在文化環境方面，要營造友好的老齡社會文化環境。首先，要改變傳統的“養兒防老”的觀念，普及新型養老模式的知識，讓老年人能夠接受除家庭養老之外的養老方式；其次，要建立積極的老齡健康理念，改變年輕人的觀念，不應該將老人看作是家庭、社會的負擔，要將養老從家庭倫理上升為社會倫理，弘揚愛老敬老的優良傳統，同時合理利用老年人力資源，對老年人進行職業培訓，開辦老年學校，促進老年人緊跟社會潮流，并充分發揮老年人人力價值；最后，促進養老觀念的轉變，真正關心老年人的需求，給老年人安心養老的底氣，特別照顧空巢老人、失能老人的基本生活，促進整個社會老年人基本生活水平協調發展。

六、結論與討論

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在發展的過程中有效彌補了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薄弱的方面，在更高水平上滿足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以及基本物質需求，豐富了多層次的養老體系，在更高水平上促進養老事業的發展。那么僅靠農村互助養老和家庭養老能否滿足農村養老的需求呢？現有研究發現，農村互助養老模式僅適用于低中齡、具有一定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其他不具備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未被囊括在內，現有的互助養老模式忽略這一群體的養老需求，而其他社會化養老能夠精準滿足高齡、自理能力弱老年人的個性化養老需求。在此基礎上，農村在發展農村互助養老模式的同時，應針對特殊的老年群體開展多層次、多樣化的精準性的養老服務，彌補農村互助模式的不足。因此，未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村如何平衡多元化養老模式，促進多層次養老體系的建設以適應中度老齡化的社會這一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