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旅游與“五個振興”融合的模式與實踐

宋磊　范欣蓓

以旅興農、以農促旅是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在促進農業增值、農民增收和農村繁榮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云南省麗江市普濟村創新“旅游+五個振興”融合模式，探索出在地盤活、政策用活、人心聚合、資源整合、民族團結、利益聯結等具體實踐策略，對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旅游開發建設及西部地區以鄉村旅游促進鄉村振興具有典型啟示作用。

云南是中國最熱門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廣大鄉村的民族特色文化旅游資源和生態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發展鄉村旅游潛力巨大。2023年1月至10月，全省鄉村旅游接待游客4.54億人次、實現旅游收入2278.6億元，經營主體達1.12萬戶，從業人員達14.12萬人，帶動農戶32.1萬戶。鄉村“旅游+”能夠大力推進鄉村經濟發展，提升農業價值，優化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鄉村治理，①有利于促進“三農”高質量發展，是鄉村全面振興的有效路徑。不同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對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產生各異的影響，探索采用何種模式來促進鄉村可持續、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重要課題。中國各地在實踐中總結出企業主導型，社區主導型，政府主導型，②鄉村功能優化型，③多元主體共治型，④“景區+脫貧”型，⑤文化、景區、生態和產業依托型，⑥“政府+企業+村民”共同參與⑦等多種模式，但對邊疆民族地區的研究總結還明顯不足，對鄉村旅游與“五個振興”融合共振從而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研究還有待深化。2023年以來，云南省麗江市普濟村緊抓建設“一村一品”示范村機遇，鄉村旅游業態不斷豐富，規模不斷壯大，農旅融合發展成為當地百姓致富、農村發展的新引擎。解讀普濟村推動鄉村旅游與“五個振興”融合共振的過程，可為邊疆民族地區鄉村旅游開發建設以及西部地區以鄉村旅游促進鄉村振興提供實踐經驗與理論視角。

普濟村推進鄉村振興的本底條件

普濟村位于云南省麗江市古城區西北方的城鄉結合部，屬束河街道中濟社區普濟一組，有納西、白、漢、普米、藏、傈僳等6個世居民族，有村民144戶572人，是一個典型的少數民族聚居傳統村落，2014年被列入第三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普濟村地理位置優越，距離麗江古城6公里，地處束河古鎮景區（4A）、麗江大研古城（5A）和拉市海景區（3A）三大景區中央，毗鄰西山游路和青龍路，高速公路、高鐵和航班方便快捷可達，市內有5路公交車直達村前，規劃建設的麗江軌道交通2號線貫穿整個西山片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區域發展優勢。

普濟村歷史悠久，境內有“麗江五大寺” 之一的普濟寺，“普濟十景”的自然人文風光，普濟寺內的兩棵海棠古樹被譽為“云南櫻花之冠”。普濟村文化厚重，傳承并孕育了農耕、古樂、祭祀、民居、節日等民風民俗。曾經的普濟村環境保護意識不強，人員結構相對復雜，村內私搭亂建、亂堆亂放問題嚴重；村民各行其是，一盤散沙，周邊村鎮甚至還流傳著“嫁人不嫁普濟村”的說法。

2023年以來，普濟村堅持鄉村旅游與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同頻共振，取得顯著效果。如今的普濟村，民居錯落有致，田園郁郁蔥蔥，寬敞干凈的石板路如詩如畫，多業態的鄉村旅游紅紅火火，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和濃郁的納西文化底蘊，讓這里成為市民、游客喜愛的“打卡點”。

普濟村推進鄉村振興的發展模式

（一）旅游+產業振興

農業產業和旅游產業都是擁有經濟、文化、社會三重屬性的綜合性產業，具有天然的耦合關系。旅游產品的開發可以促進農業產業結構優化、核心競爭力形成和農業產業組織創新，農業產品的開發同樣可以促進旅游產業的拓展。普濟村根據發展旅游的需要，首先成立全資占股的村集體合作社麗江普濟鄉村旅游開發有限公司，隨后與第三方公司合作，圍繞麗江市建設世界文化旅游名城的目標定位，主動融入麗江全域旅游發展大局，建立健全公司管理制度，明確發展目標，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和項目實施計劃，開展鄉村旅游項目建設，并于2023年3月順利通過了國家AA級旅游景區的評審。同時，普濟村按照“一村多業、一戶一業”的思路，積極引導村民大力發展納西特色餐飲等鄉村旅游產業，建設旅游團隊餐廳、馬幫家宴、后山燒烤、兒童樂園等多個產品項目。鄉村旅游成為鄉村產業的一部分，鄉村產業振興將鄉村旅游業納入其中，拓展了農業和旅游業的類型，延伸了產業鏈條，增加了產業邊際收益。

（二）旅游+人才振興

旅游行業對于鄉村創業和就業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鄉村旅游正是通過旅游口碑的傳播讓更多人認識鄉村，讓更多身在外地的本地人回到鄉村，致力于本村的發展。普濟村啟動了“暑期新旅人”實習招募，發布“新旅人成長計劃”，呼吁和吸引各類人才到當地實習和工作。聯合本地高校、各類協會，在本村開展鄉村文旅人才培訓課程和訓練營，為鄉村振興提供人才支撐。鼓勵待業青年、大學生、創客等相關群體積極參與本村的景區建設工作，設立專項扶持資金用于各類人才實施的農文旅產業項目。設立產業獎補獎勵，投入約300萬元對于片區內符合產業發展規劃、且有一定入駐年限和投資規模的項目給予“貸免扶補”政策支持。合作社以資金入股，積極動員農戶利用現有庭院、宅基地建設家庭手工作坊，按照一定比例進行利潤分成，逐步擴大規模。鄉村旅游成為帶動人才回流、人才扎根的有效機制，人才依托鄉村旅游而不斷匯聚，成為鄉村振興的磅礴力量。

（三）旅游+文化振興

民族特色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保護優先”與“創新活化”之間保持其原真性，不僅有利于旅游的呈現與體驗，還有利于文化的傳承和延續。普濟村在旅游開發過程中，注重保護傳統少數民族“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建筑風貌，注重古樹名木及井泉溝渠的保護，重新修繕了普濟村古井、普濟山出水口、古樹掛牌保護等措施。同時，普濟村深層次挖掘鄉村文化的內涵底蘊，成立納西古樂隊、“喔木噠”隊，編寫村史村志，在傳統文化節點舉辦各類文化娛樂活動。在傳承納西族非物質文化的同時，豐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借助鄉村旅游的平臺，將這些珍貴的文化信息傳遞給大眾。鄉村旅游的發展和延續基礎是優秀箱體文化，是與其他類型旅游活動區別開的顯著標志，也是鄉村旅游最具生命力的競爭優勢之一，讓鄉村文化激活、換新，得到傳承和弘揚。

（四）旅游+生態振興

鄉村旅游的發展離不開鄉村區域內良好的自然和文化環境條件，鄉村旅游的本質特征是“鄉村性”，生態旅游本就是生態振興和鄉村旅游的應有之意，探索生態稟賦向綠色財富轉化是必然路徑。普濟村將旅游開發與綠美鄉村建設有機結合，堅持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理念，實施人居環境整治提升工程，通過戶廁改造、拆除私搭亂建、拆除危房、村道平整、停車場建設等一系列改造工程項目的實施，目前整個村子的村容村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普濟村，村口的牌坊熠熠生輝，白墻黛瓦的納西民居錯落有致，寬敞整潔的村道向遠處延伸，村道兩旁的綠樹紅花生機盎然，鳥語花香，綠意蔥蘢，湖泊清澈，成為麗江市農村人居環境保護的典范。旅游與生態的融合有效改善了鄉村生態環境，還大大提高了村民生活質量，為生態農業轉型升級創造良好條件。

（五）旅游+組織振興

辦好農村的事情，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黨。新時代如何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動員其更好的參與鄉村振興，成為農村基層黨組織必須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普濟村充分發揮黨組織統領作用，配齊配強村黨小組班子，規范民主議事決策，嚴格推行重要事項黨組織先審、重要決定黨員先議的制度。通過實行“會前唱紅歌”“遲到必檢討”“缺席必罰款”等措施，更好地把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和活力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和發展效能。在面對鄉村旅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違建、多占等問題時，全體黨員從自家做起，帶頭清理、帶頭拆除。在組織引領和黨員干部的帶動下，全村56戶村民自行拆除不和諧建筑1.3萬余平方米，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壞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自治格局，真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把問題解決在基層，從而為發展鄉村旅游提供組織保障，促進組織振興和治理有效。

普濟村推進鄉村振興的實踐策略

（一）在地盤活

目前普濟村有廚禾餐廳、納西奶鍋舊特色食府、哈布薩特燒烤營地、普樂苑農家樂等多家餐飲門店，這些餐廳都以納西特色飲食為主，且兼顧中高低端各類群體消費能力。已經運營的特色名宿有欣欣子小院、普取塢舍藝、蘭辛林等三家特色民宿，還有青藤小院等三家旅居式客棧，考慮到麗江當地人“化賩”習俗（“化”即一群體之意，“賩”為各人拿出東西合在一處之意，“化賩”就是一個在物質上相互幫助的群體），普濟村還專門打造了一個石榴籽兒童游樂場，用于小朋友的游樂，值得說明的是，普濟村從發展伊始，就注重集體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道理，麗江普濟鄉村旅游開發有限公司應運而生。

（二）政策用活

鄉村旅游與鄉村振興同頻共振的要領就是要用好用足用活各項優惠政策，加快把政策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普濟村通過自學、培訓等方式，全面深入學習鄉村振興相關政策，采取一套人馬、一個標準、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方式將各類惠民惠農政策貫徹到底。通過會議研究部署宣傳、進村入戶宣傳、多媒體宣傳等方式，對各類政策、村組決策等進行詳細的宣傳，提高群眾知曉率。通過集中培訓、現場指導、選優培強指導員等方式，幫助解決項目申報、獎補資金申請以及生產生活中出現的政策問題。

（三）人心聚合

村規民約是村民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行為規范，是健黨組織凝聚人心、匯聚民力的重要形式。普濟村圍繞群眾關心、關注、關切的紅白喜事操辦、環境衛生整治、房屋改擴建等問題，廣泛征求意見、充分開展協商，通過村民代表大會正式形成了將傳統文化和新時代豐富內涵相結合的村規民約。制定獎懲機制，將村規民約的實施和十星文明戶、模范黨員、五好家庭等榮譽稱號評比創建活動緊密結合起來，使模范遵守村規民約的群眾發揮正能量作用，進一步激發了廣大群眾參與治理、培樹新風、建設家鄉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資源整合

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和健全在發展鄉村旅游推進鄉村振興中發揮著基礎作用，只有通過整合資源，將多方資源優勢互補，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資源在基建方面的效益。普濟村積極對接上級各類資源，獲得“一村一品”鄉村振興精品示范村項目資金3000萬元，村道改擴建項目扶持資金600余萬元（總投資1002.28萬元，村組自籌390.3萬元）。建有籃球場、足球場、老年活動中心、快遞寄存代收點、健康步道、民族團結廣場等服務設施。天然氣管道入戶，三線入地，實現寬帶網絡、4G信號、排污管道全覆蓋，生活垃圾統一收集轉運，游客接待中心、停車場、旅游廁所、標識標牌等得到規范化管理。

（五）民族團結

民族團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生命線，是邊疆民族地區工作的著眼點著力點。普濟村堅持把民族團結進步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務來抓，大力宣傳黨的民族政策，將“中華民族一家親”觀念融入家風家訓和村規民約建設中，讓民族團結思想深入人心。及時了解和掌握村內各民族群眾的基本情況，積極為本村居民和外來經營戶、旅游從業人員在經商、探親、租房、經營等方面提供服務與幫助，切實維護各民族、各家各戶及外來經商者和游客的利益。利用傳統節日之機，通過村民展示民族特色文化、各族群眾同吃“長街宴”、跳民族舞等形式促進家庭、鄰里、民族和諧。

（六）利益聯結

利益聯結機制不僅連著村民群眾的“錢袋子”，更是多元主體參與鄉村旅游、推動鄉村振興，實現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手段。普濟村持續深化良性利益聯結機制，村組以土地入股、企業以資金入股的形式聯合成立有限責任公司，公司引入第三方和社會資本實現專業化運營，合作社將農戶的土地、閑置宅基地、農家樂、民宿等資源統一管理，形成政府高位推動提供政策保證，企業主動參與市場競爭和發展的轉型升級，第三方專業化經營和社會資本引入，合作社紐帶銜接和動員引導，農戶積極參與得到就業保障的運作模式，不斷開發鄉村旅游新路徑，形成“村組+企業+第三方+合作社+農戶”的“五位一體”模式。

普濟村推進鄉村振興的經驗啟示

（一）強化黨建引領，培育主體意識

普濟村從一個典型的“臟亂差村”蛻變為鄉村旅游重點村，只用了一年時間，其發展基礎在于強有力的黨建引領和村民主體意識的培養。增強基層黨組織整治功能是解決農村基層黨組織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的根本措施，普濟村借助“黨組織統籌的項目制”“黨組織體系擴展”以及“黨員骨干下沉機制”重塑基層社會，拓展了復雜治理的能力。農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強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鄉村振興的進程，普濟村的走訪調研、村規民約制定等都是培育村民主體意識的重要舉措。通過讓村民自己將問題說出來，分析各主體不同的權責邊界，進而通過項目賦能、關系賦能、信息賦能等方式，以信任、互惠、規范、參與等為核心要素，成為鄉村旅游助推鄉村振興新內源發展模式的一種新途徑。

（二）找準著力領域，促進全面融合

鄉村旅游與鄉村振興的融合往往集中在產業方面，忽略了鄉村經濟建設是根本、政治建設是保證、文化建設是靈魂、社會建設是條件、神態文明建設是基礎這5個重要支點。⑧普濟村以發展鄉村旅游為目標，以解決農村人居環境這個村民的操心事、煩心事、揪心事上首先發力，從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五個維度通向深化，著重推進廁所、垃圾、污水“三大革命”，加快開展村莊潔化、綠化、美化“三大行動”，建設利益共享、人人參與、戶戶受益的旅游發展共同體。在獲得各方認可的基礎上，普濟村在整體上注重重點突破、層層深化，在發展上強化規劃引領、因地制宜，在產業上注重三產融合、三美融合，在黨建上注重責任到人、機制協同，在治理上注重廣泛動員、三治融合，成為深入學習浙江“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經驗的鮮活案例。

（三）挖掘特色資源，注重品牌形塑

鄉村旅游的發展類型一般分為休閑度假型、民族風情型、歷史文化傳承型、紅色旅游發展型、特色農業型、依托景區型，⑨也可分為自然景觀主導型、人文景觀主導型、“自然+人文”結合型。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主導型的生命周期長短取決于景觀資源等級的高低，等級越高吸引力越強，生命周期越長，反之亦然。普濟村發展鄉村旅游屬于“自然+人文”結合型，這種類型與其他兩種相比沒有優勢。若沒有特色資源的挖掘和品牌的塑造便難以長足發展，可能面臨小散弱的生存困境。普濟村擁有納西民族獨具特色、豐富多彩的民族人文資源，保持了納西民族節日三多節、火把節、祭大自然神儀式，以及各種婚喪禮俗。村莊注重發展具有本地生活氣息的民宿、家訪等旅游活動，以納西民俗和農家樂為主要特色，讓游客能夠親身體驗傳統文化和鄉村生活。將豐富的原生態旅游資源與優秀的鄉土文化相結合，以古樸的風土民情、獨特的古老建筑及特色鮮明的鄉土文化構成產品開發亮點，形成較大影響力，提高了核心競爭力。

注釋

①曹燚：《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旅游的模式與實踐探索》，載《農業技術經濟》，2023（08）：146頁。

②高薇、郭晉萍：《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鄉村旅游發展模式研究——以山西省鄉村旅游振興示范村為例》，載《山西財政稅務?？茖W校學報》，2023，25（03）：39-42+73頁。

③李一格、吳上：《鄉村旅游引導鄉村振興的機理闡釋與典型模式比較》，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22（05）：82-90頁。

④陳紀：《鄉村旅游產業振興的多元主體共治模式——對河北省三個民族鄉鎮的民族志考察》，載《西北民族研究》，2022（04）：127-135頁。

⑤《鄉村旅游：扶貧才是景區開發的核心——“九龍峪模式”對鄉村振興的啟示》，載《文化縱橫》，2022（01）：67頁。

⑥賈未寰、符剛：《鄉村旅游助推新時代鄉村振興：機理、模式及對策》，載《農村經濟》，2020（03）：19-25頁。

⑦張洪昌、舒伯陽、孫琳：《民族旅游地區鄉村振興的“西江模式”：生成邏輯、演進機制與價值表征》，載《貴州民族研究》，2018，39（09）：165-168頁。

⑧石衛星：《鄉村振興的五個支點》，載《人民論壇》，2018（23）：76-77頁。

⑨王真愛、張云帆、趙雪蓮等：《甘肅省鄉村旅游發展類型及分布規律》，載《甘肅科技》，2020，36（15）：170-174頁。

作者簡介

宋 磊 云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博士，研究方向為文旅融合與鄉村文化振興

范欣蓓 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22級民俗學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