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對屈原的評價看初唐的文學批評思想

摘要：初唐人對屈原的評價表現出階段性的變化：從肯定其“忠貞”精神，贊譽其詩“氣質高麗”；到褒揚其忠正、贊美其詩才，卻抨擊“禮樂之道，墜于斯文”；再到褒揚其抒寫真情，“不虛美”“不隱惡”，又斥責其詩“婉麗浮侈”。對屈原評價的階段性差異，反映出初唐近百年間在文學復古與新變之間的搖擺性。

關鍵詞：屈原；評價；初唐；文學批評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217（2024）01-0094-06

收稿日期：2023-11-16

作者簡介：戴永新（1969-），女，山東聊城人，聊城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屈原作為中國第一個偉大詩人，無論其人格精神還是作品風貌，都對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由于受到時代精神和價值取向的影響，不同時代存在對屈原其人其文再認識、再評價的現象。唐代隨著政治形勢的不斷變化，儒釋道思想的多元存在，對于屈原的評價，也表現出時代差異。而這種評價的差異，不僅反映了士人不同的價值觀和審美觀，同時也反映出不同時代的文學觀和文學批評思想。作為南北文學對立融合重要階段的初唐，對屈原的評價，也是其時代文學批評思想的必然反映。

一

對屈原其人其文的評價，漢代就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劉安《離騷傳》贊譽其“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①；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極力推崇屈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②的高尚品格；而王逸的《楚辭章句》更是從“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③

的儒家人臣觀出發，對屈原給予了極高評價。而與以上褒揚觀點不同，賈誼在《吊屈原賦》中從道家全身遠害的觀點出發，認為在“方正倒植”的時代，應該“遠濁世而自藏”“瞝九州而相君兮”④，對屈原“自沉”提出了批評；楊雄《反離騷》從“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⑤

的儒家窮達觀出發，批評其不識時務；而班固《離騷序》認為屈原“露才揚己”“強非其人，忿懟不容”⑥的做法，不符合儒家明哲保身的處世之道。這些評價雖然觀點不一，但都是從政治倫理的角度出發，來探討文學問題。評論者立足于道家、儒家觀點，也反映出從漢初黃老思想雜糅，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鉗制下文學批評思想的變化。

唐人對屈原的評價多為漢代之延續，但亦有突破，觀初唐詩文涉及到屈原的內容即可看到。較早對屈原進行評價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重臣?！督痃R》篇中，太宗以孔子“臣茍順者，不得為忠”之義，對屈原“孑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⑦

堅守節操的行為，孤高耿直的品格，以及不怕獲罪于君王的忠君之道予以肯定。魏征在《論君子小人疏》中，以君王“玉石不分，屈原所以沈江”的結局，勸諫君王要“近君子而遠小人”⑧，表現出對屈原忠貞的同情。對屈原忠貞精神的贊美和同情，基本上是延續了漢代以來的公論，但是把屈原“自毀”“沈江”，看作是賢臣君子的忠貞行為的觀點，不僅反映出唐代開國君臣的識賢用賢的寬大胸襟，同時也表現出立國之初，穩固朝政的時代之需。

李世民接受了漢代褒屈的觀點，同時把屈原視為一位非同小可的輔弼之臣，表現出對屈原的高度重視。這種重視，也影響到了初唐奉旨修史的大臣。魏征在《隋書·經籍志》集部前，就單列《楚辭》一類。不僅如此，對屈原的評價，也立足于“離讒放逐之臣”，認為其“志郁抑而不申”的作品，具有“敷德教”“達情志”的之用，充分發揮了“化成天下”的“人文”作用。在論楚辭源流時，充分肯定了《離騷》的社會政治功用：

楚有賢臣屈原，被讒放逐，乃著《離騷》八篇。言己離別愁思，申杼其心，自明無罪，因以諷諫，冀君覺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羅死焉?！黄錃赓|高麗，雅致清遠，后之文人，咸不能逮。②

這里魏征首先定位了屈原賢臣的身份，明言作《離騷》是“因以諷諫，冀君覺悟”，把屈原沉江的原因歸結為忠臣的以死明志。但是和李世民完全從政治教化出發評判作品稍有不同的是，魏征認為《離騷》“氣質高麗，雅致清遠”，對其藝術特征給予了高度贊美。并認為“時移治亂，文體遷變”時，宋玉、屈原起到了“激清風于南楚”③的作用。魏征肯定了作品的文學社會功用，但也沒有忽視其藝術性，初唐史家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令狐德棻《周書·王褒虞信傳論》中，也有類似觀點?！侗饼R書·文苑傳序》云：

圣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笫ヵ辔?，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圣，屈、宋所以后塵，卿、云未能輟簡。

李百藥認為文學作品及歷史著作具有“化成天下”的重要社會功能，把楚辭視為儒家一脈，置于文辭擅美的子游、子夏之后，并對屈原、宋玉予以贊美?？梢钥闯?，李百藥在強調文學社會政治作用的同時，也沒有忽視文采的重要性；令狐德棻《周書·王褒虞信傳論》中有言：“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艷發，有惻隱之美?！雹莞菍Α峨x騷》的文質都給予了高度評價。

以上對楚辭的評價，雖然十分強調政教功用，但卻未因此而完全否定其對真實情感的抒發，而且對作品的文采亦多加褒贊，這是初唐開國君臣推行“文質并重”文學思潮下的必然結果。因放縱貪欲而導致滅亡的隋朝，給初唐為政者敲響了警鐘。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李世民除了在經濟上“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政治上采取以史為鑒，知人善任、鼓勵直諫的“文治”思想，對于文學也采用了務實態度，主張文學要有益于政教，要“節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⑥，對綺靡的齊梁文風持反對態度。由于李世民具有良好的藝術修養，他在審視文學作品時，并沒有完全否定作品的藝術特征，而且在他自己的創作中，也表現出對藝術形式的追求。李世民的文藝觀當然會對初唐史家產生直接影響，致使他們在修前朝歷史時，對待文學問題，“盡管看上去是文質并重，既強調政教又不忽略審美，但實際的效果很可能是側重在文采和審美一端?！雹咴趯嶋H創作中，也并未完全摒棄齊梁綺麗詩風，以至于初唐三十多年的詩壇，追求綺麗仍然是一種普遍傾向。

二

盡管唐初統治者意識到綺靡詩風不益于政權的穩固，并從上至下，對于這種詩風予以堅決反對，但是由于歷史的積習和傳統的惰性，帝王偏向于南朝的審美趣味以及作家宮廷文人的身份，致使綺靡詩風依然流行，到唐高宗李治執政的三十多年里，綺靡文風漸趨達到高潮。這期間文壇對屈原的評價，出現了肯定其人其文和肯定其人、否定其文的不同觀點。

朝臣對于屈原其人其文的評價，仍延續漢代王逸《楚辭章句》以“忠貞”為核心的褒揚觀點。李善《文選注》對屈原的十篇詩作，就以王逸的《楚辭章句》為依托，加以注釋。雖然《文選注》不像《楚辭章句》一樣對屈原的詩作有諸如：“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①的直接評價，但是注釋中卻出現了五十二次的“忠”字。其中《離騷》出現三十九次，《東皇太一》一次，《湘君》兩次；《山鬼》一次，《涉江》五次，《漁父》兩次，《卜居》兩次。不僅“忠”字頻繁出現，而且言“忠”也富于變化，或單言“忠”，或合言：忠信、忠言、忠諫、忠正、忠誠、忠直、忠貞、忠潔、忠良等。從“忠”字出現的頻率，可以看出李善和王逸一樣，認為屈子具有忠貞之性，對屈原之忠推崇備至，由此，屈原“忠君”精神得到了褒揚。由于唐高宗甚愛《文選》，《文選注》問世后便受到肯定和褒獎?！杜f唐書》記載：“（善）嘗注解《文選》，分六十卷。表上之，賜絹帛一百二十匹?！雹?/p>

后李善“因寓居汴、鄭之間，以講《文選》為業。年老疾卒，所注《文選》六十卷，大行于時?！雹劢涍^君臣的研究和推廣，不難推知，以屈原為代表的“忠君”精神，成為引導當時政治文化轉向的重要一環，文學輔政、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也得到了充分發揮。

和勸誡而作的觀點不同，這時期著名詩人楊炯、盧照鄰對屈原的作品功用提出了不同看法。楊炯《王勃集序》云：“仲尼既沒，游夏光洙泗之風；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羅之跡。文儒于焉異術，詞賦所以殊源?！雹?/p>

楊炯贊美孔子及其子弟對政教的貢獻，但是卻認為“文儒于焉異術”始于屈宋，把楚辭和以經世致用為特點的儒家教化文學區別開來。盧照鄰雖然在《駙馬都尉喬君集序》中以“屈平、宋王，弄詞人之柔翰。禮樂之道，已顛墜于斯文”⑤，來表現對楚辭喪失教化功能的不滿，但從其《南陽公集序》：“徐、陳、應、劉弄柔翰于當代。圣人方士之行，亦各異時而并宜”⑥中，認為的“弄柔翰”是“各異時而并宜”來看，又沒有完全否定屈宋這種非教化文學。再結合其《釋疾文序》中的“騷文之興，非懷沙之痛乎”⑦觀之，盧照鄰已經把屈騷當作抒寫個人情感，表現個體意識的非教化文學對待了。正如何丹尼所言：“（楊炯、盧照鄰）肯定了屈原是非教化文學的不祧之祖?！雹?/p>

楊炯和盧照鄰在詩中也對于屈原的遭遇深表同情。如楊炯《幽蘭賦》云：“若夫靈均放逐，離群散侶。亂鄢郢之南都，下瀟湘之北渚。步遲遲而適越，心郁郁而懷楚。徒眷戀于君王，儉精神于帝女?！雹岜R照鄰《秋霖賦》云：“及夫屈平既放，登高一望，湛湛江水，悠悠千里。泣故國之長楸，見元云之四起?！雹?/p>

在楊炯和盧照鄰眼里，屈原就是忠君被棄，懷才不遇繼而產生了憂愁怨憤，其作品正是抒發了這種真實情感。盧照鄰肯定了屈騷抒寫真情的特色，為詩文也多學楚騷。其詩《獄中學騷體》即明言模擬騷體，效法《離騷》抒發坎壈憂憤之情。其文論也提倡“妙諧鐘律，體會風騷，筆有余妍?！盉11（《南陽公集序》）他晚年創作的《五悲文》《釋疾文》就踐行了這一觀念，學習騷體，抒發了自己懷才不遇的悲苦之情，《釋疾文》在構思方面還有意摹寫屈騷。從《舊唐書》中“《釋疾文》，《五悲》等誦，頗有騷人之風，甚為文士所重”B12的贊譽之詞來看，盧照鄰不僅贊同屈原的創作態度，同時也贊美他的審美理想，把屈原視為同調，體現了對屈原人格和作品藝術形式的雙重肯定。

而同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對屈原的評價，呈現出肯定其人而否定其文的矛盾性。王勃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屈原，如《越州秋日宴山亭序》：“是以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盉13這里作者化用劉勰《文心雕龍·物色》中“然則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B14認為屈原行足千里，風物靈秀、江山光怪的自然風貌，讓詩人登臨探索，遇物興懷，對詩人審美理想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表達出對屈原才華的贊美之情。而此時的王勃，因作《檄周王雞文》，高宗“不令入府”，仕途失意而漫游蜀中，王勃在《梓潼南江泛舟序》中稱：“思其人，則呂望藉茅于磻溪之陰，屈平制芰于涔陽之浦。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①，借助對屈原遭遇的描述，表達出對自己仕途坎坷的耿耿不平?？梢钥闯?，王勃對屈原才華予以充分肯定，對其人生境遇感同身受。但與此同時，在《上吏部裴侍郎書》中卻出現了抨擊貶抑屈原的文辭：

夫文章之道，自古稱難。圣人以開物成務，君子以立言見志?！晕⒀约冉^，斯文不振。屈宋導澆源于前，枚馬張淫風于后。談人主者，以宮室苑囿為雄，敘名流者，以沈酗驕奢為達。

這里，王勃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要求文學有益于政教，卻把屈騷作為失去政教意義綺靡文風的源頭而予以批評，認為“屈宋導澆源于前”。但王勃蜀川漫游的幾篇序文，又多借屈原流放而悲傷成作的典故，來闡發自己作文的原因，如：《春思賦序》：“屈平有言：‘目極千里傷春心。因作《春思賦》，庶幾乎以極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爾?！雹邸洞喝諏O學士宅宴序》：“楚屈平之瞻望，放于何之？王仲宣之登臨，魂兮往矣。俠客時有，且傾鸚鵡之杯，文人代興，聊舉麒麟之筆?！雹?/p>

對屈原“緣情體物”之作，都表示出肯定。而“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原之氣”，更是強調睹物起興，主張寄情于文。所以，對屈原的評價，在王勃身上出現了自相矛盾的觀點。楊炯《王勃集序》曾云：“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黃，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雹?/p>

可以看出，王勃奮力反對綺靡之風回潮之勢。又因注重詩歌聲律、偏向形式的南朝詩人沈約曾言：“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雹?/p>

沈約把屈宋作品作為“以情緯文，以文被質”，抒發個人情感作品的源頭加以贊美，因此王勃才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屈、宋，從而增加批判齊梁綺靡詩風的力度。王勃對屈騷藝術評價的自相矛盾，也折射出初唐文人對復古和新變碰撞下文學發展的走向而產生的困擾。

王勃、楊炯、盧照鄰等初唐頗有名望詩人的詩文中，出現了不同程度上或評價或模擬或化用屈騷作品的現象。他們大都從儒家文學的教化功用出發，對屈原給予了或肯定或否定的評價，但在楚騷本“緣情”之作的觀點上，卻表現出十分一致的看法。他們都認為屈原所緣之情是自己的真實情感，其中有因讒被逐的悲憤之情，也有“江山之助”的激越壯大之情。而這種抒發激越壯大之情的特點，或許就使初唐四杰找到了一種糾正柔弱綺靡文風弊端的方法。

三

初唐后期的三十幾年，對屈原的評價主要來自陳子昂和盧藏用這兩位文壇好友，以及史學家劉知幾。

陳子昂在詩中表達出對屈原無比崇敬之情。其《感遇詩·三十一》中“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⑦的詩句，把品行高潔的屈原和隱居箕山保持節操的許由對舉，贊美之情不言而喻。不僅如此，青年即懷治國平天下理想，但壯志難酬的陳子昂還把屈原視為異代知音，祖述屈騷，其《感遇詩三十八首》便出現了大量化用楚辭文辭和意象的詩句，如《感遇詩·其二》：

蘭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遲遲白日晚，裊裊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竟何成。⑧

其中“青青”“紫莖”直接出自《九歌·少司命》“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雹?/p>

“裊裊秋風生”出自《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⑩；“幽獨空林色”“芳意竟何成”則化用《九章·悲回風》“蘭苣幽而獨芳”B11。

整首詩陳子昂以“蘭若”春榮秋衰，比喻自己滿腹經綸無人賞識，空有一身報國之志，卻壯志難酬的遭遇，把源自屈原的“香草美人”興寄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

24歲中進士，后得武則天賞識，曾為麟臺正字、右拾遺的陳子昂，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為，針對國家治亂、人民生活等問題上書進言，但“言多切直”而“觸忤權貴”，被誣下獄，赦放后隨武攸宜征契丹，“嘗欲奮身以答國士”①，屢次進諫未被采納，反遭降職。這種人生起落的百般無奈，遇和不遇的悲哀不幸，幻化成一首《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雹谶@首詠史懷古的曠古名作，唱出的古往今來才人志士無人賞識，壯志難酬的悲憤之情，正是繼承了屈原“發奮抒情”的文學傳統。正如清人陳沆所言：“子昂之感憤幽郁，涕泗被面下者乎？故知屈、阮之嗣音，杜陵之先導?！雹?/p>

初唐四杰反對綺靡詩風，提倡昂揚壯大的感情，雖創作了反映“市井”“江山”“塞漠”的詩作，但尚未形成明確的文學主張。而陳子昂旗幟鮮明地反對齊梁詩風，提出了“風骨”“興寄”的理論主張：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文獻有可征者。仆嘗暇時觀齊、梁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皱藻祁j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④

“興寄”，羅宗強認為：“興，是興發感情；寄，是寄托。興寄，就是有感而作，作而有所寄托，側重點是在有所寄托上。這是對比興說的一個發展?！雹?/p>

而屈騷正是注重感情抒發，又有所寄托的作品。初唐文人李嶠《楚望賦序》中，就明確指出了楚騷的“興寄”特色：“登高能賦，謂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目暢，非歷覽無以寄杼軸之懷，非高遠無以開沈郁之緒。是以騷人發興于臨水，柱史詮妙于登臺，不其然歟？”⑥從陳子昂提倡“興寄”，到其《感遇》詩中大量化用楚辭文辭和意象來看，說明其肯定了屈騷“興寄”傳統，并予以繼承。但是好友盧藏用卻對屈騷予以批評，其《右拾遺陳子昂文集序》云：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刪《詩》《書》，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鬃託{二百歲而騷人作，于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故其諫諍之辭，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于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⑦

從盧藏用對陳子昂的高度評價來看，其主要是著眼于文章的政治功用，和楊炯、盧照鄰一樣，把文儒分開，高度贊美了孔子之文為教化所做出的貢獻。但卻把以抒發情志為主要特征的楚騷作品，作為“婉麗浮侈”之作而予以否定。盧藏用完全是站在儒家政治立場上，以一個士大夫身份看待文學，把抒情和言志放在了對立的兩端，忽視了文質的統一性。

盡管盧藏用和陳子昂曾在文壇上一起掀起了復古思潮，并對齊梁浮靡文風進行了批判，但他們看待文學的態度還是表現出一定的差異。陳子昂雖然也強調詩歌的政治功用，但是既推崇“風骨”，又提倡“興寄”，既重感情的抒發又重寄托諷喻之義，他“首唱平淡清雅之音，襲騷雅之風，力排雕鏤凡近之氣”⑧

在繼承《詩經》風雅傳統的同時，也進一步發揮了楚騷的興寄傳統，為掃除齊梁綺靡詩風做出了重要貢獻。

陳子昂從詩人的視角，感受到了楚騷真實情感的抒發，而劉知幾從史家的角度，認為屈騷真實地反映了楚國的政治風貌。其《載文》云：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⑨

這里，劉知幾從史料采集的角度來考察風俗文化以教化天下，并強調了人們可以通過“文”了解國家興亡所表現出的跡象。認為吉甫、奚斯、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不虛美，不隱惡”，直接反映了國家的治亂興亡，與史無別，可以載入史書，這些人甚至可以和歷史上直筆史官南史氏、董狐一樣稱為“良文直筆”了。盡管劉知幾在談選錄標準時雖然強調“至于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之義也”①。但并沒有完全否定文章必要的文采。很顯然，在只要是文學能真實地反映時代，就和史學一樣能對社會起到激濁揚清作用這一點上，劉知幾和唐初史家魏征等人的觀點是一致的。我們看到，唐初史館的設立，《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晉書》《南史》《北史》等八史的修撰，到劉知幾《史通》的編撰，一種求實的思想傾向在初唐蔚然成風。

這種尚實的思潮，在文學上即表現為求真，即詩歌中注重真情實感的流露，對屈原的崇敬、惋惜、哀思之情，也在詩文中真實地流露出來。陳子昂在《月夜有懷》中“清光委衾枕，遙思屬湘沅?？蘸煾粜菨h，猶夢感精魂”②的詩句就傳達出寂寞孤獨時對流放湘沅屈原的深切懷念，而“猶夢感精魂”，更是以夢境形式描繪出屈原那堅貞不渝的愛國情懷、九死不悔的獻身精神，把對屈原的深深敬仰溢于言表。以注重雕琢、講求聲律著稱的宋之問在《送杜審言》詩中出現“別路追孫楚，維舟吊屈平”③的詩句，用孫楚恃才傲物而不容于時、屈原耿介孤直因讒被逐的典故，寄托了詩人對宦海沉浮的百般無奈和對杜審言被貶的深深惋惜。而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文中的“辭業備而官成，名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于楚相，揚雄自投于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違代而咸若”④，更是用屈原忠直遭誣陷，楊雄無端受牽連坐罪，來嗟嘆自己無罪造貶，并發出“名聲高而命薄”的憤激之言。雖然宋之問以詩歌音律為追求，但是因依附張易之兄弟而遭貶謫，人生境遇發生變化后，其詩文也表現出抒發真實感情的趨向。

由此可見，無論是論述史學問題的劉知幾，創作追求充實內容和昂揚基調的陳子昂，還是追求聲律之美的宋之問，他們對屈原或表示贊美或表達惋惜，都是源于屈原投影于歷史的人格精神。而陳子昂詩作出現的擬騷現象，則證明了屈原精神人格范式的恒久魅力。

綜上所述，初唐對于屈原的評價，大體上基于儒家崇古尚質的觀點，在肯定屈原人格精神的社會政治功用的前提下，對于楚騷的藝術呈現表現出的或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反映出唐人處在穩固王朝政權、南北文學對立融合的重要階段，文學復古和新變碰撞下而產生的矛盾性。同時可以看到，初唐政治家一改漢代賈誼、班固對屈原“沉江自毀”的批評，而把其作為“忠君”行為的觀點，反映出屈原歷史投影的“忠貞”“怨懟”雙重精神，開始走向“忠君”的單向軌道，這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OntheLiteraryCriticismThoughtoftheEarlyTangDynasty

fromtheEvaluationofQuYuan

DAIYong-xin

（SchoolofLiterature，LiaochengUniversity，Liaocheng252059，China）

Abstract：IntheearlyTangDynasty，peoplesevaluationofQuYuanshowedagradualchange：fromaffirminghis“loyalty”spirittopraisinghispoems“beautifultemperament”;topraisinghisloyaltyandhispoetictalent，butcriticizing“thewayofritesandmusic，fallinginthegentleness”;Thentopraisingitsexpressionoftruefeelingswith“noemptybeauty”，“nohiddenevil”，andrebukingitspoetry“gracefulandextravagant”.ThestagedifferenceintheevaluationofQuYuanreflectstheswingbetweentheliteraryrestorationandthenewtransformationintheearlyTangDynasty.

Keywords：QuYuan;evaluation;EarlyTangDynasty;literarycriticism

［責任編輯唐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