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

王長義 馬永興 陳利霞

摘要：理論剖析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機理，測度和統計分析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實踐現狀，實證檢驗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研究發現：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呈現出逐步增長的態勢，但在膠東經濟圈、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間存在明顯差異。雙向FDI協調發展有效推動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技投入是重要促進因素；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具有明顯區域差異性特征：對魯南經濟圈促進作用最大，其次是膠東經濟圈，對省會經濟圈影響較弱。

關鍵詞：雙向FDI協調發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差異

中圖分類號：F832.48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1217（2024）01-0000-14

收稿日期：2023-12-01

基金項目：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22CLYJ12）：山東省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賦能鄉村振興的實現路徑及政策選擇；

山東財經大學教改項目（jy202208）：黨的二十大精神融入財經類高校通識選修課程建設研究。

作者簡介：1.王長義（1972-），男，山東聊城人，山東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

2.馬永興（1972-），男，山東聊城人，山東省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3.陳利霞（1976-），女，山東德州人，山東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以下簡稱雙向FDI）作為我國“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聯通國內外市場的樞紐功能，其協調發展對于整合國內外兩種資源，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增強創新能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進而促進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愈益重要的作用。與此同時，實體經濟作為現代經濟體系的運行基礎，其高質量發展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弊鳛槿珖洕笫?，山東積極主動融入新發展格局，高度重視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近年來，山東省委、省政府制定和實施各種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大力縱深推進新舊動能轉換，培育壯大“十強產業”，實體經濟發展質量得到明顯提升。然而，山東省社會經濟發展仍存在供需求結構有待優化、產業供應鏈穩定性有待提升、綠色低碳轉型有待提速、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亟待提高等問題，實體經濟面臨著加快培育新動能，發展質量實現新突破、新跨越的艱巨任務。在此背景下，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處于一個什么樣的實踐水平？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有何影響？影響程度如何？對這些問題的探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以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為研究對象，通過現實梳理、理論與經驗分析，考察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期得出有價值的結論，為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提供決策參考。

一、文獻綜述

關于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雙向FDI協調發展研究

此方面研究主要包括雙向FDI協調發展的測度和評價、影響因素及影響效應等。雙向FDI協調發展測度及影響因素方面，黃凌云等（2018）利用容量耦合系統模型測度雙向FDI的協調關系，發現中國雙向FDI存在協調發展的互動關系，且協調發展水平受技術進步路徑、GVC演進模式、要素稟賦等因素影響黃凌云、劉冬冬、謝會強：《對外投資和引進外資的雙向協調發展研究》，《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3期。。之后，鄒志明和陳迅（2021）、許靜和周敏（2021）采用同樣方法測度我國雙向FDI的協調發展水平，并發現技術創新、研發、產業結構、開放水平、金融效率等因素影響雙向FDI的協調發展許靜、周敏：《中國雙向FDI動態協調發展及影響因素研究》，《軟科學》2021年第5期。。在雙向FDI協調發展產生的經濟影響方面，已有研究發現雙向FDI具有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應、產業全球價值鏈攀升效應、創新效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應和環境提升效應。

（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研究

一方面，現有文獻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及影響因素、實現路徑和方式等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研究構建多指標評價體系測度和分析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師博和韓雪瑩（2020）從發展基本面和社會成果兩大方面建立多指標評價體系，對我國實體經濟高質量水平進行評價馮銳、陳澤鋒：《普惠金融支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異質性及機制檢驗》，《金融經濟學研究》2021年第3期。；陳抗和戰炤磊（2021）從產業結構升級、規模增長、結果效益、創新驅動四個方面建立指標評價體系，研究人力資源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部分研究還通過構建多指標評價體系測度和分析了京津冀、山東等區域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及影響因素。

（三）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關系研究

此方面的文獻較少，已有文獻多從IFDI或OFDI單方面研究其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少數文獻涉及雙向FDI協調發展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分析。從IFDI或OFDI單方面影響的研究看，有學者基于理論分析和經驗數據得出了IFDI有利于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論同時，OFDI影響的文獻中，研究發現OFDI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且具有空間、行業差異特征。從雙向FDI協調發展對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看，Luo等（2021）研究發現雙向FDI協調發展通過就業、技術外溢和生產效率等路徑顯著促進了經濟增長質量；付國梅和唐加福（2022）實證研究顯示，雙向FDI協調發展在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技術創新在其中發揮了中介作用，而產業結構合理化存在遮掩效應仇怡和胡慧（2023）實證研究發現，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具有區域和時間上的差異性

綜上，雙向FDI協調發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研究已較為豐富，但關于二者間關系的研究鮮有涉及?；诖?，本文擬拓展這方面的研究，把雙向FDI協調發展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系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理論剖析雙向FDI協調發展影響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作用機制，實證檢驗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以期得出有價值的結論。

二、理論分析

一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創新、人力資本、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其重要影響因素。創新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人力資本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物質基礎和保障，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和必要路徑。IFDI和OFDI各自的溢出效應交互影響使雙向FDI協調發展具有更大的創新效應、人力資本效應、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應，有利于一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具體而言：（1）雙向FDI協調發展的創新效應。IFDI通過R&D投資增長效應、示范效應、競爭效應等能夠促進東道國實現創新，OFDI則通過投資收益反饋、逆向技術溢出、市場競爭等渠道促進母國創新王桂軍、張輝：《“一帶一路”與中國OFDI企業TFP：對發達國家投資視角》，《世界經濟》2020年第5期。。雙向FDI協調發展的創新效應擴大機制體現為：一方面，IFDI的創新效應提升本地企業創新水平，使其具有更強的海外投資和技術吸收與利用能力，有助于東道國擴大OFDI，增強海外企業創新能力，進而更好地釋放OFDI的創新逆向溢出紅利。另一方面，得益于IFDI創新的OFDI企業通過更多的利潤匯回，加大了母國R&D投入，推動了母國技術創新。進而，OFDI引發的母國技術創新和企業技術進步有助于提高本地企業和產業的市場供需能力，為高技術IFDI企業提供投資和市場機會，吸引高技術IFDI企業進入，促進IFDI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IFDI能更好發揮對東道國的創新促進作用。由此，IFDI和OFDI的創新交互影響促進了一國雙向FDI的規模擴大和質量提升，而更大規模、高質量的雙向FDI協調發展會導致一國創新資源增加，要素結構優化，提高創新能力，促進實體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2）雙向FDI協調發展的人力資本效應。無論是FDI還是OFDI都具有明顯的人力資本效應。來自發達經濟體的IFDI具有培訓和示范效應，有利于促進發展中經濟體人力資本的積累OFDI過程中，跨國公司通過海外子公司進口產品，會降低對國內非熟練勞動力的需求，提高母公司研發人員占比，提升母國人力資本水平。雙向FDI協調發展的人力資本提升效應具體體現為：IFDI企業進行的東道國人員招聘和培訓，與當地企業的交流和研發合作等活動，在增加IFDI企業人員知識的同時，也使東道國企業人員學習和掌握了相關技術和技能、國際化經營等知識，這不但增加了本國的人力資本積累，而且為本國企業開展OFDI創造了條件；而在OFDI過程中，跨國公司通過招聘海外優秀人才，實現母子公司間人力資本的流動，有利于提高母國的人力資本水平。另外，技術需求型OFDI為提高對東道國的技術吸收能力，企業常常在海外對母公司人員進行培訓，也提升了母公司人力資本水平。而OFDI這種對母國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反過來又會促進IFDI的流入，使IFDI流入人力資本需求高的行業，優化了IFID投資結構?？傊?，雙向FDI協調發展增加了本國人力資本存量，優化了人力資本結構，有利于本國創新活動和技術開發，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3）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應。IFDI的技術外溢效應、競爭效應和關聯效應，以及對東道國市場結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有利于東道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OFDI方面，劉易斯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理論、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小澤輝智的一體化國際投資發展理論等均認為OFDI能夠促進母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雙向FDI協調發展會產生擴大化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應，表現在：IFDI給東道國帶來資本、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過程中，不但有利于東道國企業學習、模仿和吸收外來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知識，增強創新能力，實現企業轉型升級，而且有助于東道國企業提高國際化經營能力，通過OFDI擴展海外市場，把成本敏感性的、低技術的產業進行海外轉移，從而釋放出更多的國內資源和要素得以配置到中高端產業中。同時，IFDI及由其推動的OFDI會有效改善本國產業發展的投資、消費、資本、技術布局，有利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另一方面，OFDI有助于加強母國和東道國的經貿聯系和互動，改善本國的IFDI投資環境，擴大IFDI投資規模并優化投資結構，更好地發揮IFDI的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效應。這樣，IFDI和OFDI的良性互動促使本國眾多傳統產業改變生產經營方式，實現升級換代，同時也推動了新興產業發展，有利于整體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而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三、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現狀

（一）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測度及分析

1.測度方法。對于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的衡量，本文借鑒黃凌云等（2018）的做法，采用容量耦合協調模型進行測度。具體公式為：

其中，Cit（FDI）為雙向FDI的耦合度，反映二者相互作用的程度，其值越大，耦合度越高，反之越低。α和β分別表示IFDI和OFDI的權重，鑒于二者同等重要，將其均設置為0.5。γ為調節系數，取值范圍為2≤γ≤5，一般取值為2。Tit為投資綜合指標，反映雙向FDI的綜合發展情況。Dt（FDI）為雙向FDI耦合協調度，該值越大，說明協調發展水平越高，反之越低?；谑剑?）-（3），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的測算公式為：

2.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測度。在測度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前，先利用面板向量自回歸模型通過脈沖響應函數、格蘭杰因果檢驗來驗證IFDI與OFDI間是否存在雙向互動關系，然后再測算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

（1）脈沖響應函數分析。首先利用LLC、IPS、FisherADF和FisherPP方法對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數據是否平穩。經檢驗發現，IFDI和OFDI數據平穩。然后，用脈沖響應函數檢驗IFDI和OFDI間是否存在互動關系?；贚R準則、FPE準則、AIC準則和HQ準則確定最優滯后階數為4之后，我們通過蒙特卡羅模擬、喬里斯基變量順序調整，最后生成的脈沖響應函數見圖1。圖1中，水平軸代表脈沖響應強度，垂直軸代表滯后期數，實線代表脈沖響應函數程度，即變量IFDI（或OFDI）受到外生沖擊時對另一個變量OFDI（或IFDI）或自身的影響，實線兩側虛線反映標準差的偏離范圍。對比圖1中a和b可知，喬里斯基變量順序調整后分解的脈沖響應函數波動趨勢相一致，反映出具有穩健性結果。以圖a為例，從OFDI對IFDI的響應看，一個標準差外部沖擊下，IFDI的變動引起OFDI在第二期呈現一定的負向變動，從第三期呈現明顯的正向變動，第十期值達最大，此后脈沖響應曲線收斂于零刻度線；從IFDI對OFDI的響應看，一個標準差外部沖擊下，OFDI變動引起IFDI在第二期有一明顯正向變動，此后該響應曲線與零刻度線趨于一致。由此可判斷，IFDI與OFDI間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

（2）格蘭杰因果檢驗。為進一步驗證IFDI和OFDI的雙向互動關系，我們基于Wald檢驗法對IFDI和OFDI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IFDI和OFDI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說明二者間確實存在明顯的互動關系。

（3）雙向FDI協調發展測度及分析。驗證IFDI和OFDI間存在雙向互動關系后，我們利用公式（4）測算得出2012-2020年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指數（見表2、圖2）。

由表2、圖2可知，2012-2020年間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平均值為178.28，整體呈上升態勢，由2012年的135.2上升到2020年的211.53，年均增長5.75%，增長較平緩。

從各地區看，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性。從各地市看，16地市間發展水平差異明顯。其中，第一梯隊的青島、煙臺、濟南、濟寧四市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均值分別為481.88、336.49、309.32、279.02，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二梯隊的濰坊、威海、淄博三市，協調發展水平均值分別為221.07、193.45、181.66，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第三梯隊的濱州、日照、東營、臨沂、菏澤、德州、聊城、泰安、棗莊九市，協調發展水平均值分別為155.99、133.33、107.69、98.2、88.3、78.55、77.65、77.04、35.73，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按照山東省政府關于三大經濟區域的劃分，膠東經濟圈、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間的差異也非常明顯。發展趨勢上，三大經濟圈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與全省一致，均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其中，膠東經濟圈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年均上升6.76%，省會經濟圈為8.58%，魯南經濟圈為0.92%。三大區域間也存在明顯差異：膠東經濟圈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均值為273.24，遠領先于全省平均水平，領先幅度達53.26%；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發展水平均值分別為141.13和124.56，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二）山東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測度及分析

1.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為全面反映山東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狀況，我們采用多指標綜合評價方法進行衡量。在多指標體系構建方面，本文借鑒王長義和陳利霞（2023）的做法［16］，基于新發展理念，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等五個方面構建了包括17個二級指標在內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評價體系（見表3）。

2.測度方法。我們采用熵值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進行測算。其基本計算過程為：首先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正向指標用公式：X′ij=[SX（]Xij-min（Xj）[]max（Xj）-min（Xj）[SX）]，負向指標用公式：X′ij=[SX（]max（Xj）-Xij[]max（Xj）-min（Xj）[SX）]；其次，計算各指標信息熵，公式為：Ej=-ln（n）-1∑ni=1PijlnPin，其中，Pij=[SX（]X′ij[]∑nj=1Xij[SX）]；再次，確定各指標權重，公式為：Wj=[SX（]1-Ej[]k-∑Ej[SX）]；最后，計算各指標評價得分，公式為：Zi=∑kj=1WjX′ij。

3.測度結果及分析。利用上述評價指標體系和方法，我們得出了山東省16地市及山東省總體及三大經濟圈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見表4、圖3）。

由表4和圖3可知，山東省16地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不高，各地綜合指數介于0.180-0.605，但趨勢向好。全省整體看，2012-2020年間，全省綜合指數介于0.289-0.319，均值為0.302，由2012年的0.289上升到2020年的0.317，年均增長1.24%，整體呈緩慢上升態勢。

從各地區看，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呈現出明顯的區域差異性。從各地市看，16地市間發展水平差異明顯，根據各市指數均值判斷，青島、煙臺、威海三市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指數均值分別為0.477、0.425、0.372，遠領先于全省平均水平；其次是濰坊、日照、濟南三市，指數均值分別為0.351、0.340、0.332，略領先于全省平均水平；最后是淄博、濱州、泰安、德州、濟寧、臨沂、聊城、菏澤、東營、棗莊十市，指數均值分別為0.294、0.282、0.282、0.274、0.263、0.248、0.241、0.225、0.224、0.197，明顯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這種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山東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主要是由青島、煙臺、威海、濰坊、日照和濟南六市推動的。

從三大經濟區域看，三大經濟圈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變動趨勢和全省整體水平一致，均呈緩慢上升態勢，其中，膠東經濟圈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年均增長0.83%，低于全省水平；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年均增長分別為1.58%和2.09%，均明顯高于全省水平。三大經濟圈間的差異也非常明顯：膠東經濟圈發展指數均值為0.393，領先于全省平均水平，領先幅度達30.13%；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發展指數均值分別為0.276和0.233，均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落后幅度分別達8.61%和22.85%。

四、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

1.基本模型設定。為分析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我們把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作為被解釋變量，雙向FDI協調發展作為解釋變量，并納入控制變量以反映其他因素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構建如下基本計量模型：

其中，i和t分別表示時間和地區，被解釋變量rechq代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核心解釋變量dfdi代表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刂谱兞縓主要包括科學技術投入（tech）、產業結構（struc）、人力資本（peo）。εit為隨機擾動項。為減少異方差性，對各變量進行對數處理。

2.變量及數據說明。被解釋變量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數據來自上述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數，核心解釋變量雙向FDI協調發展數據來自上述雙向FDI協調發展指數?？刂谱兞扛鲾祿碜浴渡綎|統計年鑒》，其中科技投入用科技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的比表示，人力資本用各地市年末就業人數表示。各變量信息如表5所示。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1.描述性分析與相關性檢驗

計量分析前，先對樣本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表6是山東省及三大經濟圈各變量統計分析結果。從中可看出，無論是全省還是三大經濟圈，各變量的標準差均顯著小于均值，說明樣本數據較好，沒有異常值及極端值。

圖4顯示的是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趨向變動關系?？梢钥闯?，二者發展具有演進的同向變動趨勢，表明它們之間存在較明顯的正向關系。

進而，我們通過對各變量進行皮爾遜相關性檢驗，以進一步確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其他變量的相關關系。表7顯示的是各變量的相關關系?？梢钥闯?，解釋變量雙向FDI協調發展與控制變量科技投入、產業結構、人力資本投入分別在1%、1%、1%、5%的顯著性檢驗水平上促進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2.實證檢驗

（1）全樣本檢驗。首先基于山東省全樣本數據分析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為避免變量間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線性導致估計結果無效，先對各變量進行VIF檢驗，結果發現各變量VIF值均小于10，容忍度均大于0.1，說明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同時，運用LLC和FisherPP檢驗方法對各變量進行的單位根檢驗發現，變量平穩。

然后進行面板模型選擇，通過F檢驗發現結果拒絕原假設，表明不是混合效應模型。之后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選擇固定效應模型較為適宜，最終我們采用固定效應EGLS法進行回歸估計，估計結果如表8所示。

表8中，模型一是不加入控制變量的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之間關系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在5%的檢驗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雙向FDI協調發展顯著促進了山東省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模型二包含了控制變量科技投入、模型三包含了控制變量科技投入和產業結構、模型四包含了所有控制變量。從模型二到模型四的回歸結果看，雙向FDI協調發展均顯著正向影響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且各模型的估計系數大小、符號和顯著性水平均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說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整體是穩健的。

從控制變量結果看，科技投入在三個模型中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科技投入在增強技術創新能力、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實現新舊動能轉換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促進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產業結構在模型三和四中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分別通過了10%和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產業結構是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力資本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不顯著，可能原因在于：人力資本水平存在明顯地區差異，膠東經濟圈、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在勞動力受教育水平、勞動者的創新能力和技術能力等方面差距明顯，它們對不同地區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程度有大小、強弱之分，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可能不同，從而導致回歸結果不顯著。

（2）分樣本檢驗。鑒于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地區不平衡性，有必要分析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是否存在地區差異。我們基于膠東經濟圈、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三個分樣本，考察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三大經濟區域的差異性。

通過F檢驗、Hausman檢驗，我們對三個地區選擇混合效應模型進行不納入控制變量的EGLS法估計，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納入所有控制變量的EGLS法估計?；貧w結果見表9。其中，模型五、七、九是沒有加入控制變量的結果，模型六、八、十是納入控制變量的結果。

從表9看，包含和不包含控制變量的各回歸模型均顯示，三大經濟圈的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呈現出顯著正相關關系，分樣本同樣表明雙向FDI協調發展是促進山東省各地區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體現出各地區進一步加大高質量利用IFDI和OFDI實現協調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顯著性水平和回歸系數大小變化看，雙向FDI協調發展對不同區域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呈現出差異化的促進作用。其中，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魯南經濟圈促進作用最為明顯，其次是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膠東經濟圈，而對高質量發展水平居于中間的省會經濟圈的促進作用最弱。三大經濟區域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出現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Ｖ”型變化特征，即較低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條件下，雙向FDI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較大，隨著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不斷提高，雙向FDI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減弱，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達到一定的高水平時，雙向FDI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會進一步提升。出現這種狀況的可能原因在于：在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的魯南經濟圈，其協調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均處于較低水平但區域內擁有較多的低端、低效的加工制造等實體產業，雙向FDI的協調發展能夠更加有力地緩解區域內創新不足、技術不足、資源配置低效的缺陷，使區域內更好地獲取研發和技術要素，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不斷實現創新和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和升級，從而對該區域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起到較強的促進作用。對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處于中等水平的省會經濟圈而言，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其促進作用較弱，可能原因是相對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和較高的地區，中等水平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地區通常會受到“兩頭擠壓”，使得該區域在創新以及一些優質資源和要素的供給方面受到限制，進而雙向FDI協調發展所產生的經濟效應面臨“雙重夾擊”的釋放困境，導致促進作用減弱。對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的膠東經濟圈，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其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因為該區域在創新、人力資本等要素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能夠較好地吸收和利用雙向FDI協調發展所產生的外溢效應，從而導致雙向FDI協調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

從控制變量看，科技投入對三大經濟圈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顯著水平上為正，表明科技投入是促進各地區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不同地區產業結構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呈現出差異性，膠東經濟圈產業結構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在1%的檢驗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產業結構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產生了抑制作用，其可能原因一是與膠東經濟圈雄厚的工業基礎和較高的工業水平有關，高端裝備、高新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工業在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推動地區經濟增長等方面仍發揮著關鍵的主導性作用，能夠更好地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化引致膠東經濟圈區域內行業間競爭程度加劇，擴大了實體經濟發展的地區內差異，不利于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圈的產業結構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分別在5%和1%的檢驗水平上正向顯著，表明產業結構變化是促進這兩個地區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資本水平對三個地區的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影響同樣存在著差異，膠東經濟圈和省會經濟圈人力資本水平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分別在1%和5%的檢驗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這兩個區域人力資本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明顯促進作用；魯南經濟圈人力資本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雖然是正相關，但統計不顯著，可能與魯南經濟圈人力資本水平相對較低，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較弱有關。

3.穩健性檢驗

為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我們采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的方法進行處理。用IFDI和OFDI的交叉項（LNIFDI×LNOFDI）表示雙向FDI協調發展，其他變量保持不變，進行固定效應回歸?；貧w結果如表10所示。從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全樣本回歸，還是分樣本回歸，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依然呈現顯著的正向影響，與前述檢驗結果相一致，說明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是非常穩健的。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1.雙向FDI協調發展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均呈不斷增長態勢，且存在區域差異性。其中，全省雙向FDI協調發展年均增長5.75%，膠東經濟圈增長最快，省會經濟圈次之，二者均快于全省增長水平，魯南經濟圈增長最慢，遠低于全省增長水平；雙向FDI協調發展水平上，膠東經濟圈遠領先于全省平均水平，省會經濟圈和魯南經濟較為落后，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方面，全省年均增長1.24%，魯南經濟增長較快，省會經濟圈次之，二者均快于全省增長水平，膠東經濟圈增長最慢，低于全省增長水平；發展水平上，膠東經濟圈水平最高，遠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省會經濟圈次之，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魯南經濟圈較為落后，遠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2.雙向FDI協調發展顯著促進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科技投入是重要促進因素。全樣本和分樣本實證結果均顯示，山東省雙向FDI協調發展顯著促進了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但具有明顯區域差異性：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低的魯南經濟圈促進作用最大，對發展水平較高的膠東經濟圈促進作用也較強，但對發展水平居中的省會經濟圈較弱，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影響隨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提高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Ｖ”型變化特征。從控制變量看，科技投入是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促進因素。

（二）政策建議

1.樹立和強化雙向FDI協調發展理念。過去很長一段時期以來，政府有關部門較為重視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這種“兩頭抓”的工作，并沒有充分重視雙向FDI的協調發展。隨著“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要最大程度地發揮雙向FDI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必須重視二者的協調發展，樹立和增強雙向FDI協調發展理念和意識。要有雙向FDI協調發展服務于我國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大局意識和戰略觀念；政府要建立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對話和協調機構，有效協調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這兩方面工作，要對二者的規模、行業和區域選擇等進行雙向謀劃和提前布局，盡可能發揮雙向FDI協調發展“1+1〉2”的影響效應。

2.優化投資環境，不斷促進雙向FDI協調發展。在貫徹“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的戰略前提下，要加強宏觀調控，為外商直接投資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更多政策紅利，借力自貿試驗區建設等途徑，在投資、貿易、金融、法治保障等領域進行制度創新，優化省內和對外投資環境，增強企業的雙向投資積極性，促進雙向FDI協調發展，以最大化發揮其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

3.實施差異化的雙向FDI投資政策。要充分發揮雙向FDI協調發展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的促進作用，有必要根據各區域實際實施差異化的雙向FDI投資政策：膠東經濟圈要重視雙向FDI質量，重點優化投資產業結構，通過雙向FDI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升級效應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魯南經濟圈要充分利用自身優勢提高雙向FDI規模，選擇與國外具有先進人力資本管理經驗的企業合作，建立人力資本交流和培訓機制，發揮雙向FDI協調發展的人力資本效應對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促進作用；省會經濟圈要加強與其他區域在產業選擇、投資類型、投資空間布局等方面的雙向FDI合作和協調，發揮雙向FDI協調發展在創新、人力資本、產業結構方面的總體效應，防范來自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較高區域和較低區域的“雙重擠壓”。

Impactof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ontheHigh-quality

DevelopmentofRealEconomyinShandongProvince

WANGChang-yi1，MAYong-xing2，CHENLi-xia3

（1.Schoo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andTrade，Shandong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

Jinan250014，China;

2.ShandongAcademyofMacroeconomicResearch，Jinan250002，China;

3.SchoolofMarxism，ShandongJianzhuUniversity，Jinan250102，China）

Abstract：Firstly，thispapertheoreticallyanalyzestheimpactmechanismof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o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Then，itmeasuresandanalyzes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an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inShandongProvince，andempiricallystudiestheimpactof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on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Theresearchresultsindicatethat：Both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an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areshowingacontinuousgrowthtrend，but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levelofdevelopmentamongthethreemajoreconomicregions.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hassignificantlypromoted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andtechnologyinvestmentisanimportantfactorinpromot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Theresultsofthesplitsampleshowthat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hasasignificantregionaldifferenceinpromoting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therealeconomy，withthelargestpromotingeffectonLunanEconomicCircle，followedbyJiaodongEconomicCircle，butwithaweakerimpactonProvincialCapitalEconomicCircle.

Keywords：coordinateddevelopmentoftwo-wayFDI;high-qualitydevelopmentofrealeconomy;regionaldifference

［責任編輯山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