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我國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困境及優化策略研究

王春霞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蘇南京，211100

2015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年)》(國辦發〔2015〕14號),提出積極應用“互聯網+”技術推動智慧醫療服務,“互聯網+醫療健康”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ヂ摼W醫院是踐行“互聯網+醫療健康”戰略的有益嘗試,其發展經歷了企業主導為主流到實體醫療機構主導為主流的兩個階段[1-2]。2020年以來,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暴發加速了互聯網醫院發展,2020年2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在疫情防控中做好互聯網診療咨詢服務工作的通知》(國衛辦醫函〔2020〕112號),2020年2月國家醫保局、國家衛生健康委發布的《關于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開展“互聯網+”醫保服務的指導意見》,2020年5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推動互聯網醫療服務發展和規范管理的通知》(國衛辦醫函〔2020〕330號)等系列政策文件,都鼓勵公立醫院建設互聯網醫院。2022年11月27日由國家遠程醫療與互聯網醫學中心、國家衛生健康委遠程醫療管理培訓中心、國家衛生健康委基層遠程醫療發展指導中心、中日友好醫院及健康界聯合發布的《2022中國互聯網醫院發展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共建成互聯網醫院1700余家,其中公立醫院主導建設的互聯網醫院占比超過2/3,在數量上占據了絕對優勢。同時,患者對互聯網醫療需求也呈逐年增長趨勢。2023年3月2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5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底,我國在線醫療用戶規模已達到3.63億。單從相關數據來看,供給端和需求端都表現出了互聯網醫院發展態勢良好的信號。然而在實踐中,絕大多數公立互聯網醫院處于“建而不用”的僵尸狀態,尤其是大型綜合三甲醫院[3]。

國內對于互聯網醫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5個方面。一是政策環境方面,政策目標集中于優化服務,強調監管約束與規范引導,注重醫療質量和患者安全[4]。但可操作性欠缺、政策聯動不足、相關立法缺位,尤其是服務定價和醫保支付改革滯后導致醫患使用率低,影響了互聯網醫院的發展[5-7]。二是服務體系方面,互聯網醫院服務范圍既包括預約掛號、在線繳費、醫學咨詢等非核心醫療服務,也包括面向部分常見病、慢性病患者開展的在線復診、慢病管理等核心醫療服務,還包括面向區域內醫療機構提供的遠程會診、雙向轉診、遠程教學等區域醫療協同服務[8-9]。三是運營模式方面,根據運營主導方不同,可以分為企業主導、醫療機構主導和政府主導運營模式,其中非政府主導型運營模式占據了絕大部分市場份額,但是其在醫療產業全鏈條資源整合、醫療數據共享與安全保障等方面能力欠缺,影響互聯網醫院發展[10-12]。四是用戶使用意愿方面,醫生和患者是互聯網醫院的直接使用者,受服務定價、醫療風險擔憂、線下工作繁忙等因素的影響,醫生使用積極性不足。受醫保支付受限、對互聯網醫院認知不足、隱私泄露風險、傳統就醫習慣難以改變等因素的影響,患者使用意愿較低[13-16]。五是治理手段方面,諸多學者主張通過促進醫療數據互聯互通互認、線上醫保結算等信息化手段解決運營困境[11-12,17]?？梢钥闯?相關研究從政策環境、服務體系、運營模式、用戶使用意愿及治理手段等視角對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困境進行了分析。但是,目前學者對該問題的研究主要從單一視角切入,互聯網醫院作為整合醫療、醫藥、醫保等多方資源、重構醫療生態的新型服務平臺,涉及多個利益主體,不同主體的行動將直接或間接影響運營效果?；诖?本研究試圖在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分析框架下對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困境進行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提出多元主體協同治理措施,以期解決互聯網醫院“建而不用”的現實問題。

1 理論基礎及利益相關者界定

1.1 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源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企業戰略管理領域,弗里曼(Freeman)將利益相關者界定為能夠影響組織戰略目標實現,或者受組織戰略目標實現過程影響的所有個體和群體[18],該定義被學術界廣泛接受。利益相關者理論的發展經歷了從“利益相關者施加影響”到“利益相關者積極參與”再到“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3個階段,要求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從“沖突對抗”“參與合作”轉變為“治理伙伴”[19]。由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所倡導的通過識別相關主體的利益訴求,尋求各方的利益平衡交互點,構建利益均衡與共享機制,引導各方共同行動從而實現整體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因而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科學研究領域[20]。美國學者布萊爾(Blair)等最先將該理論與分析方法引入衛生管理領域,主要用于衛生政策分析和醫療機構管理[21]。國內來講,學者最初引入該理論是為了對衛生項目進行評估,進入21世紀后逐漸擴展到衛生政策分析、醫保支付改革、公立醫院治理、醫聯體建設、分級診療制度建設、醫師多點執業等諸多領域[22-27]。

使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進行學理分析具有較強的適用性。一是公立互聯網醫院本質上屬于準公共產品范疇,具有公益性和經營性雙重屬性,既承擔公益性職能,也有從患者處獲取利益的現實追求,因此其可以視為一種利益相關者組織。二是運營系統涉及政府部門、公立醫院、患者、醫生等多個主體,各個主體資源占有和利益訴求不同,在運營系統中的角色地位不同,相互間具有復雜的利益關系,利益相關者理論恰好能為厘清不同主體的利益訴求和行動策略,從而實現利益協調和多方共贏提供理論指導。

1.2 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的利益相關者

借鑒弗里曼對利益相關者的定義[18],本文將利益相關者界定為:能夠影響互聯網醫院運營目標或受到運營影響的所有組織和個體,前者提供政策、方案、技術、資金和人員等資源,影響互聯網醫院運營效果,后者則會因運營使自身受益或受損。根據該定義,結合已有研究[4-17],共界定7類利益相關者,分別是政府部門、公立醫院、醫生、醫院業務合作方(技術提供方、運營合作方)、醫院業務競爭方(第三方醫療平臺)、患者及社會組織(新聞媒體、行業協會),各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定位和利益訴求不同。見表1。

2 各自為政: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困境內在機理的理論解釋

探究運營優化措施的前提是厘清運營困境形成的內在機理。在利益相關者理論框架下審視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困境,片面追求自身利益造成各主體各自為政,行動上難以形成合力,最終對運營效果產生了消極影響。

2.1 政府部門層面:政府失靈,互聯網醫院發展頂層設計不完善

政府追求社會效益最大化,但是由于醫療衛生領域治理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利益關系高度復雜性[28],同時互聯網醫院又是新生事物,因而政府通過政策推動公立互聯網醫院發展的過程中,也呈現出政府失靈的問題,表現為政府價值取向與醫院存在差異、政策籠統粗放、政策缺位、政出多門4個方面。①政府的價值取向是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旨在提高醫療服務的連續性可及性便捷性,而醫院除了為人民健康負責,還追求經濟利益,兩者價值取向差異導致行動難以統一。②政府出臺政策時不區分醫院差異和地區差異,籠統地鼓勵公立醫院建設互聯網醫院,這造成了3個后果。一是大多數醫院按照“最簡原則”來建設互聯網醫院,導致功能不完善。完整的互聯網醫院要求與院內系統連接,實現線上與線下就醫服務的相關轉化,這對醫院的信息化基礎和資源整合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很多醫院不具備相應的基礎和能力,因而會有選擇地進行功能建設。二是互聯網醫院功能建設同質化強化了醫療服務中心化趨勢。不管是三級醫院還是二級醫院,提供的互聯網醫療服務大同小異,促使患者回流至三級醫院,與“去中心化”的醫改方向相背離。三是公立醫院大多單獨建設互聯網醫院,主要為本院復診患者提供服務,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而且單體互聯網醫院雖然能夠提高患者服務效率,但是從行業角度看,并不利于患者跨院流動、跨區域流動。③績效考核和財政補償等配套政策缺失,造成醫院運營動力不足。一方面,當前對互聯網醫院的考核局限在信息系統建設情況、預約診療率等,未涉及互聯網醫院的核心業務考核[2]。另一方面,公立醫院受政策驅動建設互聯網醫院,但沒有專項的財政經費支持,出于成本收益的考慮,公立醫院對于發展互聯網醫院的態度趨于保守。④政府內部各部門從部門職能出發制定政策,造成了政策供給“碎片化”?；ヂ摼W醫院政策涉及衛生健康委、醫保局、發改委、工信部、網信辦、藥監局等多個部門,缺乏整體規劃,難以形成政策合力[5]。

2.2 公立醫院層面:公益性與經營性難以兼顧,互聯網醫院可持續發展動力不足

公益性是公立醫院的基本屬性,互聯網醫院作為線下實體醫院的有益補充,在推動優質醫療資源共享、助推公益性實現方面具有積極意義,尤其是其獨特的無邊界、非接觸式醫療服務模式,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發揮了極大作用。但也應看到,大部分公立醫院將互聯網醫院作為助力疫情防控的工具,功能建設集中在醫學咨詢、復診開藥等患者急需領域,實際上是將醫院線下基礎醫療服務項目搬遷至線上,并沒有改變傳統線下醫療服務被動應急的缺陷。同時,由于我國公立醫院一直都是準政府運作,響應政府政策是其謀求發展的重要方式,如湖北省衛生健康委2022年底要求全省192家三級醫院全部建立互聯網醫院以應對疫情,為了完成行政指令性任務,部分醫院開始建設互聯網醫院。然而作為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醫院需要找到合適的盈利方式支撐互聯網醫院可持續發展,僅靠疫情催化和行政指令難以實現該目標。有能力建設互聯網醫院的多為大型三級醫院,但對于這些醫院來說,互聯網醫院業務是低價值業務,疫情期間醫院線下業務量不飽和,醫院愿意推廣互聯網醫院,后疫情時代,互聯網醫院短期內不能為醫院帶來額外收益,還會占用醫生的時間和精力,尤其是醫院服務的患者數量短期內相對固定,將患者從線下轉化至線上,在現行定價政策下,醫院收入必然受到影響。此情境下,部分醫院難免對互聯網醫院持消極態度[29]。因而,公立醫院會陷入難以兼顧公益性與經營性的兩難局面,缺乏長期運營的動力。

2.3 醫生層面:高付出低收益并存,參與積極性難以充分調動

一方面,2020年10月24日國家醫療保障局發布的《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醫療服務醫保支付工作的指導意見》(醫保發〔2020〕45 號)規定,定點醫療機構提供符合規定的“互聯網+”醫療復診服務,按照公立醫院普通門診診察類項目價格收費和支付。當線上醫療服務收費與線下門診持平或高于線下時,醫生才更愿意進行線上接診,而當前定價難以合理體現醫生技術價值[30]。同時,醫生完成一次線上診療的時間很可能長于線下,因為醫生不是實時接診,大多數情況下醫患不同時在線,且醫生長時間不回復易引起患者投訴。并且與線下面對面診療相比,線上診療難以對患者病情有全面直觀的了解,醫療風險更大,付出與收益不成正比,醫生難有積極性。另一方面,公立醫院醫生線上多點執業已非常普遍[31],第三方醫療平臺與公立互聯網醫院在醫生資源上存在競爭關系[32],由于第三方醫療平臺的服務收費實行市場調節,遠遠高于后者。同時與公立互聯網醫院主要面向在本院有過線下就診經歷的患者不同,第三方醫療平臺能夠連接全國范圍內患者,在幫助醫生優化患者結構、打造個人品牌、提升專業影響力等方面具有優勢,因而醫生會更加傾向于在第三方醫療平臺坐診。

2.4 業務合作方層面:缺少話語權,專業優勢難以充分發揮

醫院與第三方企業合作建設運營互聯網醫院是主流方式,醫院發揮發揮診療優勢,企業發揮技術和運營優勢[10]。合作方多為互聯網醫療企業,也有少部分醫藥企業(如西安交通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與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合作)。在與醫院合作過程中,一方面正如上所述,由于難以兼顧公益性和經營性,醫院缺乏投入熱情,另一方面醫院的公益屬性決定了其并不會完全將運營權交給企業,實行市場化營銷手段,醫院的消極態度與強勢地位造成企業既無法借助醫院力量實現院內資源的高效利用,如對醫生進行績效考評來提高使用率、響應及時性和接診率,又很難充分發揮專業優勢探索既能保持互聯網醫院公益性又實現盈利的發展路徑。因而,共建共營互聯網醫院更可能異化成為企業獲取醫院信任、增強彼此黏性的工具,借助互聯網醫院引流患者,進一步發展醫藥電商、商業保險等延伸業務。

2.5 患者層面:供需失衡,服務需求難以充分滿足

患者始終追求優質高效可負擔的醫療服務,但現實情況是服務供給和患者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具體體現為4對矛盾。①患者較多的醫療需求與線上醫療服務有效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一方面線上醫生數量不足、醫生用于線上服務的時間不足導致服務總量供給不足[2];另一方面,開展項目以醫學咨詢、復診開藥為主,全病程、綜合性、連續性服務供給不足[33]。②患者對高效便捷醫療服務的期望與“數據孤島”造成服務低效之間的矛盾。由于“部分常見病、慢性病”“復診”的雙重限制,線上診療與線下診療結果深度綁定,然而多數互聯網醫院之間未實現互聯互通,醫生只能根據患者提供的病史資料進行診斷。為了降低醫療風險,本院既往同類病癥患者成為醫生的主要接診對象,患者難以跨院、跨區域復診。③患者對醫保支付的剛性需求與醫保工作滯后之間的矛盾?；ヂ摼W診療的主要目標群體--常見病、慢性病復診患者本身對醫保的依賴程度高,但目前存在線上醫療服務醫保支付限制性條件多、覆蓋服務項目有限、跨地區支付壁壘等不足影響患者使用[6]。④患者傳統就診習慣與線上就診模式不適應之間的矛盾?；颊吡晳T與醫生面對面交流,線上無法實現線下就診“視觸叩聽”過程,造成患者對醫療質量的擔憂,特別是老年群體缺乏對互聯網醫療服務的專業認同[34]。

2.6 業務競爭方層面:定位沖突,互聯網醫療市場無序競爭

現階段,公立互聯網醫院和第三方醫療平臺利用各自的長處爭奪互聯網醫療市場,前者在醫生管理和動員、醫院品牌資源和線下醫療服務資源等方面占有優勢,后者憑借資金雄厚、用戶流量大、供應鏈完備、技術先進等長處吸引了大批醫生和患者。從理論上講,不同的資源占有情況會引致不同的運營結果:單體公立互聯網醫院的醫生資源、服務患者數量和和輻射范圍有限,在充分調動醫院和醫生積極性的前提下,能夠將互聯網醫院“做強”,但很難“做大”。第三方醫療平臺面向全國患者開放,但醫生粘性難以維持,很容易“做大”,但很難“做強”,雙方在同一賽道上,相似的市場定位造成了兩者的對立競爭。實際上,公立互聯網醫院具有天然的公益屬性,服務提供內容著眼于患者基本醫療服務需求,而第三方醫療平臺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能夠開展醫藥電商、大數據醫療、商業保險、個性化定制醫療服務等多種業務,但目前互聯網醫療市場供給主體間的分工尚未理順,有序競爭機制尚未形成造成無序競爭、服務效率低下。

2.7 社會組織層面:追逐熱點,系統性的社會支持供給不足

追逐熱點是新聞媒體的職業本能,其對衛生健康領域進行宣傳報道時更加關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或與公眾密切相關的醫療醫保類熱點問題[35],對互聯網醫院缺乏系統性的政策解讀和健康宣教,沒有充分發揮出其在緩解醫患信息不對稱、提高患者對于互聯網醫療服務認知和接受程度等方面的應有作用。當前公立互聯網醫院宣傳推廣仍局限在實體醫院內部,沿著醫院-醫生-患者的路徑進行,宣傳渠道單一、狹窄[14],宣傳效果有限。同時,缺乏影響力廣泛、行業認可度高的獨立第三方機構對互聯網醫院發展進行評價,尚未建立起一套便于互聯網醫院間相互比較的標準,難以促進醫院良性競爭和指導患者科學就醫。

3 協同治理:解決公立互聯網醫院運營困境的對策分析

利益相關者各自為政造成了公立互聯網醫院“建而不用”的現實困境。利益相關者協同治理意味著盡管各方追求的利益目標有差異,但是可以從共同利益出發對各方利益進行協調和均衡,構建集體行動網絡,使各主體能夠發揮各自優勢形成治理合力,從而達到使各方相對滿意的結果[20]?；诠餐孢M行利益協調必然需要各主體作出讓步、甚至犧牲部分自身利益,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主體進行整體規劃。我國醫療行業具有天然的公益屬性,且是典型的政策驅動型行業,因而由政府作為主導方更有助于實現協同治理目標。

3.1 協同主體:政府主導構建多元主體共治網絡

重新定位各利益相關者的角色地位和權責關系,通過協商對話建立良性互動的伙伴關系,促進主體間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實現主體協同。①政府作為主導者,行使“元治理”職能。政府發揮主導作用并不是借助政治權威和強制力量,而是通過組織多元主體互動協商共同確定目標和行動規則,引導消除主體間的沖突對抗促進合作互補,有效整合優化資源配置,運用政策、技術等工具強化支撐保障,從而實現多方共贏。②公立醫院、醫生、業務合作方和第三方醫療平臺作為“共建者”,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協商對話,既關注自身利益訴求,又關注其他主體利益,以共同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技術、信息等要素資源的整合與合理化配置。③患者不僅是“受益者”,更是“參與者”,通過需求表達、服務體驗反饋、滿意度評價等方式推動以患者為中心的互聯網醫療生態建設。④社會組織作為“支持者”,在宣傳推廣、培育協同精神、患者健康宣教、推進行業自律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3.2 協同路徑:以患者為中心打造區域公立互聯網醫療中心

打破單體互聯網醫院限制,建設區域公立互聯網醫療中心(以下簡稱“醫療中心”),推進區域內患者信息共享共用,實現患者跨院復診,重構醫療生態(圖1)。①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提供技術支持和運營服務。與公立醫院主導的互聯網醫院不同,技術支持方和運營服務方不再以醫院要求為根本遵循,而是根據政府決策來提供服務。與醫院相比,政府進行決策時將更多考慮公共利益而非成本和效率,在系統功能實現上會更加完善。②醫療中心至少應實現4個方面的信息聯通。一是各級互聯網醫院系統的聯通,復診患者可以自主選擇復診醫院,醫院根據患者情況選擇接診或轉診,實現分級診療的線上化。未建立互聯網醫院的醫療機構可以直接讓醫生入駐醫療中心進行接診,避免重復建設。二是與區域醫聯體(區域內實體醫療機構)的聯通,醫療中心可以為初診患者、病情發生變化的復診患者提供醫療咨詢或為患者精準匹配線下就診醫院,實現患者在線上和線下之間的轉化。三是與第三方醫療平臺的聯通。一方面,第三方醫療平臺可以直接為患者提供線上服務,當無法滿足患者需求時,可以將患者引流至中心,另一方面,雙方可以在大數據分析、宣傳推廣、患者教育等業務領域開展合作。四是與省級互聯網醫療服務監管平臺的聯通,確保醫生資質、診療數據、患者滿意度評價等信息實時上傳以便監管。③通過系統性宣傳推廣,提高患者對互聯網醫療的了解程度和認可度,培養患者使用線上服務的意識和習慣。通過持續傳播營造互聯網醫療服務的社會期待,使其成為被社會廣泛接受的事實,從而為培育利益相關者協同精神提供外部牽引力。

3.3 協同過程:通過資源整合與利益協調凝聚治理合力

協同治理強調實現多元主體協同主要依靠基于互動協商產生的自發秩序,這種秩序又以主體間共同利益和具有達到互利的獨立資源為基礎[36],因此凝聚治理合力要在充分考慮各主體利益訴求的基礎上進行利益均衡,同時注重資源的整合優化配置,這要求以醫療中心為載體實現以下5個方面的資源整合或利益協調。①實現醫院與患者資源的整合。一方面通過患者線上線下就醫轉化、向上向下醫療轉診,降低區域整體就醫成本,另一方面,通過提高醫療服務信息透明度,引導患者選擇與自身病癥相匹配的對應級別醫院,助力不同等級醫院優化患者結構,獲得可持續化收入,從而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雙效統一。②實現醫生資源的整合。區域內醫生根據自身情況自主選擇開通線上服務,如低資歷醫生可以通過服務常見病、慢性病患者,積累行業經驗,高資歷醫生可以通過線上咨詢引導患者線下就診,同時幫助建立個人品牌,提高行業影響力。③實現宣傳資源的整合。新聞媒體、行業協會擁有廣泛的受眾、豐富的宣傳渠道和宣傳方式,通過建立常態化醫媒合作機制,實現宣傳的規?；?、體系化、專業化。④實現政府與醫院之間的利益協調。醫療中心建設及運行由政府財政保障,改變依賴醫院創收支撐互聯網醫院發展的現狀。一方面讓醫院將精力集中在醫療服務提升、醫生培訓等領域,另一方面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委托企業提供建設運營服務,既能規避院企合謀利益輸送的風險,又能及時總結歸納運營經驗與教訓,不斷幫助細化行業規范,提升互聯網醫療服務標準化發展水平。⑤實現第三方醫療平臺與醫療中心之間的利益協調。通過引導第三方醫療平臺在定制化醫療服務、居家服務、商業保險等公立互聯網醫院難以開展的業務領域發力,避免醫療服務提供趨同化,促進兩者優勢互補,推動形成規范有序的錯位競爭格局。

3.4 協同保障:綜合運用多種工具加強保障支撐

協同治理需要政策引導、制度供給和技術手段等,使各主體行動有所遵循[37]。①要求具有較高的府際協作水平,從縱向層級關系出發,中央政府應進一步完善頂層設計來加強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引導,重點厘清互聯網醫療與分級診療政策、公立醫院績效考核政策之間的關系,互聯網醫療一定要有助于分級診療政策的實施,不能成為醫院“綁定”患者的工具,同時運營現狀表明單純依靠信息化建設情況、預約診療率等表層指標不能推動有效運營[2],應當考慮將區域內患者的雙向轉診率、線上線下雙向轉化率等深層次指標納入考核。地方政府在實踐過程中不斷完善實施細則,并通過反饋機制來影響未來政策方向。從橫向部門關系出發,探索設立區域互聯網醫療管理委員會,統一負責醫療監管、結算支付和信息化管理等事宜。②健全激勵約束機制,激勵方面,進一步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體系,利益相關者共同參與制定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標準,明確政府指導定價、醫院自主定價及市場競爭定價各自涵蓋的服務種類,同時根據投入資源多寡及承擔風險大小確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以協議形式對利益分配和職責權限進行明確。約束方面,建立常態化溝通互動機制,實現多元主體之間相互制衡,避免單一主體話語權過強;進一步明確醫療數據所有權和使用權歸屬,按照業務場景為不同主體設置數據權限,醫療數據采集、流轉、使用全程留痕,確保醫療數據安全;充分發揮省級互聯網醫療服務監管平臺作用,對違規行為及時進行處理。③提高醫療支付的適老化水平和統籌層次,加快推進脫卡結算,引導和推動患者使用互聯網醫療服務[38]。④培育和發展獨立第三方機構對互聯網醫療行業進行評估,促進良性競爭和行業自律。

4 結論

借助互聯網技術緩解我國醫療資源供不應求,尤其是優質醫療資源總量相對不足、地區間分布不均衡問題是醫改的重要方向。公立互聯網醫院作為互聯網醫療服務的重要載體,本應當在提高醫療服務效率、優化醫療資源配置、改善患者就醫體驗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但利益相關主體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行為造成了“建而不用”的困境。進一步基于利益相關者協同治理思想,從協同主體、協同路徑、協同過程、協同保障4個維度提出優化策略,只有多元利益相關者協同行動,才能破解運營困境,實現多方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