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適應與精英培養:海外學界中共黨校研究的省思與去蔽

葉子鵬,焦 龍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北京 100091;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84)

海外學界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研究始于20世紀30年代。作為一門發軔于西方漢學研究及中國研究的跨學科交叉研究,這一領域內的研究將研究對象聚焦于作為革命黨和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圍繞黨的歷史、黨的建設、黨的意識形態、黨的革命實踐、黨的治國理政等問題展開了廣泛的專題研究。而伴隨著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表現日益為世界所矚目,海外學界中共研究的基調也開始發生微妙變化,一些西方學者嘗試著跳出此前主流的“俯視”視角,轉而進入中國語境和中國實踐中,以更加客觀、理性的態度研究評判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及其與中國崛起間的對應關系。由此,中國共產黨與前蘇東執政黨、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間的一些差異性元素也開始引發西方學界的關注,其中,中國共產黨整個政黨適應力的提升與政治精英培養體制的相關問題無疑便是熱點之一。作為海外學者長期關注和研究的焦點(1)國內學者圍繞海外對當代中國共產黨的干部治理進行了文獻計量研究,梳理了國外學者長期關注和研究的中國共產黨干部治理的熱點。參見曾水英、賀競超:《現代國家建設的精英戰略——海外當代中國干部治理研究的文獻計量分析》,《國外理論動態》2018年第7期。,圍繞中國的干部培訓特別是以黨校系統為主渠道的中共干部培訓體系的研究在近20年來成果迭出。海外學者從歷史、結構、效能三重視野出發,對中國共產黨黨校系統的發展歷程,干部培訓的管理、教育體制機制,以及黨校的政治功能進行了細致的研究。2024年是中國共產黨首次提出“設立黨?！?00周年,站在中國的本土立場上,通過梳理海外關于中共黨校系統研究的相關成果,不難發現,其中既不乏一些有益的新視角、新結論,也存在著一些“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的固有局限,而對這些成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的過程,便恰恰成為一個中國本土理論界學術自覺、文化自覺逐漸覺醒的重要過程。

一、海外學者關注中共黨校的研究動因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成功推動著海外“中共研究熱”不斷升溫。伴隨對中共和中國政治研究的不斷深入,海外漢學家和中國問題研究者們的研究層次不斷拓展,由此,包括以黨校系統為主要渠道的中共干部培訓體系在中共治國理政中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也引發了一些海外學者的興趣。

(一)黨校成為了解中國共產黨與當代中國的重要窗口

在海外學者的理解中,干部教育培訓是中共作為列寧式政黨的重要傳統。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學者彭軻強調:“干部培訓是中共革命、治理傳統的核心。發達的干部學校和其他培訓設施至少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的江西和1940年代的延安?！?2)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強大的組織優勢被許多海外學者看作中共之所以能戰勝國民黨、奪取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重要原因,而“中共的精英培訓機構幫助建立了這種組織優勢”(3)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

越來越多的海外學者都將黨校作為中共干部培養的主渠道、理論政策智庫、重要思想和改革舉措的孕育地,作為了解中共歷史、預測未來中國走向的窗口。彭軻指出:“更好地了解干部培訓方面的政策和實踐,可以直接了解中共如何看待自己。這種認識不僅超越了意識形態宣言,而且有助于我們理解中共作為中國執政黨的未來?！?4)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同時,海外學者們也注意到了黨校的發展軌跡與中國的歷史進程具有某種內在一致性,正如艾米莉·唐在《中國的黨校與領導精英的培養》一文中所認為的那樣,“黨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政黨-國家體制的脈搏,是該體制演變的指示器,同時也是這種體制下的重要機構”(5)呂增奎主編:《執政的轉型:海外學者論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頁。。在這些學者看來,黨校的歷史沿革、課程設置、教育重點及其變化等,都為分析中共的主導思想、政治路線、現實關切以及改革轉型的演變過程提供了微觀視角和恰當的切入點。

(二)黨校系統從一個側面解答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模式何以成功

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否長期執政及其執政能力是各國學者普遍關注的問題。傳統西方政治發展研究認為,馬列主義政黨執政只是后發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過渡形態,最終要向西方模式“轉型”。 例如,塞繆爾·亨廷頓、布熱津斯基和弗朗西斯·福山等學者的理論莫不遵循這種范式(6)亨廷頓提出了共產主義國家“轉型—鞏固—調適”的三階段模型。參見Samuel p.Huntington.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One-Party Systems. Authoritarian Politics in Modern Society: The Dynamics of Established One-Par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0, pp.23-40. 而布熱津斯基則提出了共產主義國家演變的四階段模型:極權主義—威權主義—后威權主義—多元主義。參見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Failure: The Birth and Death of Communism in the Twentieth Count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89, pp.22-255. 福山則試圖論證“國家能力—法治—民主” 演變路徑的邏輯必然性,以表明一切國家政治體制的演變最終將“終結”于民主政體。參見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1989), pp.3-18.。而20世紀末前蘇聯等一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又似乎印證了這種“轉型預言”。但是,中國在后冷戰時代不僅未按照西方預言發生所謂“民主化轉型”,而且在改革發展中逐步鞏固完善了自身獨有的制度體系。特別是近20年來“中國之治”與“西方之亂”的鮮明對比使得一些保持著起碼客觀、理性態度的西方學者轉而對此前“轉型范式”的局限有所省思,進而在這一框架之外嘗試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模式取得成功以及突破“轉型因果律”的原因。

在這些總結中,一個重要的共性認識就在于海外學者普遍注意到了中共所具有的高度適應性和穩定性。比如,布魯斯·迪克森認為,中共有一種獨特的“體制適應性”,能夠根據改革方案和經濟社會環境發生的變化來調整其組織和人員。這種“適應性”使中共能與社會良性互動,不斷回應并滿足民眾期望,保持較高的政治合法性(7)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5.。同時,由于中國共產黨不斷吸收、培養政治精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治體制的內部結構才能具有極高的穩定性,而各層級黨?！岸际钦h-國家體制掌握政治精英流通的重要工具”(8)呂增奎主編:《執政的轉型:海外學者論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頁。。顯然,在這一適應性分析框架中,黨校的干部培訓是作為中共保持適應性的一項重要因素得到重視的。同時,海外學者們也注意到,這一套精英培養體系在本質上區別于西方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職業訓練,它保證了干部們同時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徒”和高效的現代管理者,而不是西方民主國家政治中立的專業行政人員(9)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認為,優先選拔、培養、監督先進分子并使之具備高度專業化的行政管理意識是中共執政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這一機制所折射出的中國經驗、中國邏輯,也可以幫助西方學界更好地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的問題。

(三)更加自信開放的中國共產黨為海外學者研究黨校創造了現實可能

由于歷史因素和公開性的限制,海外學者普遍較難接觸到中國改革開放前的一手資料和詳細信息,因此其對這一時期黨校系統的認知也相對模糊。改革開放后,中國各領域對外開放與交流合作的加深,極大地拓寬了海外學者了解中共黨校系統的渠道。伴隨著中國共產黨更加自信開放,各級黨校逐漸“去神秘化”,并與諸多國家的政府行政學院、官員教育培訓機構以及高校建立合作關系。部分海外學者可以獲得前往地方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進行田野調查的機會,甚至可以親身體驗各級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的培訓安排。黨的二十大后,就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80余名外國記者前往中央黨校參加“講好中國故事”主題沙龍(10)參見《校(院)舉辦“講好中國故事”主題沙龍 向外國記者宣介黨的二十大精神》,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官網,https://www.ccps.gov.cn/xyyw/202211/t20221101_155556.shtml。。同時,通過查閱公開官方文獻,搜集中國互聯網信息,海外學者可以了解到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加強干部培訓和黨校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講話、改革開放以來的全國性干部培訓規劃,以及《中共中央關于面向21世紀加強和改進黨校工作的決定》《干部教育培訓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黨校工作條例》《行政學院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黨校(行政學院)工作條例》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這些都為海外學者研究中共黨校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

二、歷史視野:海外學者對黨校發展歷程及趨勢的認識與評價

海外學者對黨校的興趣以及研究的側重在改革開放后,其中,黨史維度的關注無疑占據研究中的相當權重。目前,海外學界研究成果中尚未出現對中共黨校發展史進行明確分期的提法,但通過系統梳理海外學者對黨校發展歷程的研究敘述仍可發現,海外學者普遍注意到了在幾個不同歷史時段中,時代背景的變化與黨校發展調整間存在的內在關聯,也注意到了不同時期黨校運轉中的差異性特征。

(一)改革開放前的黨校發展歷程

由于資料的缺乏和公開性的限制,海外學者對改革開放前的黨校發展歷程相對研究較少,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彭軻在他的專著《優秀共產黨員:當代中國的精英訓練和國家建設》第二章中有一節專門介紹了“1978年以前的黨校和干部培訓”,主要是簡述了黨校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基本概況。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外黨史研究領域,一些相關的研究仍然受限于“黨內斗爭”的微觀史研究定式,因而對于黨校系統在中共發展中的作用作了過于主觀、且與事實間存在重大偏差的判斷。例如,劉平鄰在《中央黨校的重生與現世化》一文中將前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1924年專門為培訓中共干部而開設的特別培訓班視作中央黨校的源頭,并認為從延安時期直到新中國成立,中共內部以毛澤東為首的“本土派”和以王明為代表的“蘇聯派”之間的斗爭左右著黨校的發展(11)Alan p.L. Liu. Rebirth and Seculariz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62(2009), pp.105-125.。又如,包天民曾指出,20世紀70年代末直至80年代中期中共黨內組織系統與宣傳系統的持續斗爭在很大程度上開啟了干部培訓的改革進程。兩者分歧在于,中央宣傳部門堅持思想教育在培訓中的主導地位,而中央組織部門則更強調干部培訓的專業性(12)Jeremy Paltiel. Administrative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Management Train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33, No. 4 (1991), pp.584-604.。顯而易見的是,由于過分關注于“權力斗爭”與“意識形態灌輸”的議題,這些對中共黨校早期歷史的研究更多的只是為冷戰思維下的西方“主流”中共研究立場進行史料方面的背書確證,既沒有太多的歷史研究價值,更不可能為海外學界認識黨校之于中共的真正價值提供有益的借鑒。

(二)改革開放后的黨校發展歷程

相對而言,海外學者對于改革開放后中共黨校的研究則較為客觀一些。比如一些學者認為,從1977年胡耀邦開始領導中央黨校和中央組織部之后,特別是鄧小平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準后,黨校系統和整個干部培訓越來越聚焦于培養服務中國現代化改革的干部,而不再過分單一強調追求“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意識形態灌輸(13)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又如伊格納修斯·維博沃和黎良福指出,從中央計劃到市場經濟的轉變對于干部培訓產生了重大影響。因為干部急需一整套與過去不同的現代知識體系來幫助他們理解快速發展的世界,理解市場經濟以及全球化,同時也需要新的方法來管理社會(14)Ignatius Wibowo and Lye Liang Fook. China’s Central Party School: A Unique Institution Adapting to Chang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56-139.。還有一些學者將1989年發生在中國國內的政治風波以及隨后的蘇東劇變視為中共黨校發展的又一轉折點(15)Frank N. Pieke. Marketiz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2009), pp.953-971.。他們認為這一事件警告中共必須將發展市場經濟、“適應”社會轉型與鞏固干部的政治忠誠相結合,并很快提上了黨校教育的議程。此后,黨校就始終沿著培養“現代化管理者—列寧主義政黨的忠誠干部”的二元模式運行(16)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在這些認識中盡管仍然存在著一些意識形態的偏見,但我們依然可以發現,部分西方學者已經開始自覺不自覺地把中共黨校系統視為維護中共領導地位的一個積極要素,這就使得相關研究可能通過游離于“轉型范式”邊緣的手段取得一些超越后者限制的創新認知。

(三)黨校系統與干部培訓的現代化、現世化、集中化趨勢

海外學者認為,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進入改革發展新階段后,黨校系統和干部培訓發生了新變化新趨勢。一是干部培訓現代化。有學者指出,“現代化”指向對黨校系統的影響,一方面表現為培訓內容上越來越多地傳授金融經濟、企業發展、行政管理、社會服務等現代知識,另一方面體現在更加注重改革創新、打造多元的教育渠道、國際化視野、充分利用互聯網等現代的教育理念、教學方法上(17)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二是干部培訓現世化。如劉平鄰在解釋“現世化”的三方面內涵時就指出:社會排他性降低(即允許不同社會背景的學生成為黨校研究生,包括民主黨派、非黨員干部甚至商業精英參加黨校培訓)、課程設置和思想多元化增加,以及面向社會現實(干部培訓內容越來越針對實際的經濟發展、社會管理問題而不是抽象的意識形態)等,標志著中共黨校培訓系統相對于此前更加強調服務現實、解決一般性治理問題的需要(18)Alan p.L. Liu. Rebirth and Secularization of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62(2009), pp.105-125.。迪克森認為,通過吸納更多市場經濟中的新晉商業精英進入黨校學習擴大了中共執政的“選民范圍”,也使得商業精英們通過與黨保持聯系而獲得政治保護。這是一種很有成效的統戰手段(19)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15.。這些認識在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中共黨校系統的形態改變,其所建立的因果解釋邏輯應該說也對處于改革中的中國問題具有一定的解釋能力。三是干部培訓“集中化”。主要體現為中央不再只是培訓的領導者與規劃者,而越來越多地作為承擔者參與到干部培訓的具體過程中。彭軻談到,在干部培訓市場化進程中,中央黨校和省級黨校在競爭中占據優勢,發達地區的黨校(如深圳市委黨校)也蓬勃發展起來,但基層黨校和中西部地區黨校則受到侵蝕(20)Frank N. Pieke. Marketiz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2009), pp.953-971.。為了消弭干部培訓在不同區域、不同層級的不平衡發展,避免落后地區的“行政能力退化”,中央必須扶持落后地區和基層的干部培訓,這是一種政治上的“發展援助”。具體措施主要包括調整干部培訓管理權限,提供中央轉移支付;加大力度建設遠程網絡教育平臺,打造“網上黨?！?讓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等國家級干部培訓機構承擔更多培訓任務,面向東北和中西部地區省份開展專項培訓;等等(21)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14-140.。這些集中化措施對于改善黨校培訓系統的運轉、彌合市場化的影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此外,黨的十八大以來黨校系統的新變化也引起了部分海外學者的關注。例如,夏洛特·李發現,黨校開始減少海外培訓項目,更多立足本土培訓,以此減少對其他國家管理技術、模式的依賴。在培訓內容方面,相較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干部培訓更偏重于提高專業水平和經濟工作能力,現在的黨校教育明顯強化了思想和政治理論方面的學習(22)Charlotte P.Lee. Training the Party: Party Adaptation and Elite Training in Reform-Era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Press, 2015.。阮玉英則總結了中共黨校系統的六大特點:黨的最高層高度重視、干部培訓制度化和系統化、及時更新培訓內容和方法、系統培訓黨校教師、配備現代化培訓設備、注重干部培訓國際化。并且認為中國先進的干部培訓體系對于越南等社會主義國家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23)Nguyen Ngoc Anh. The Party’S Cadre Political Training and Education in Vietna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China. RA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2021,Volume 7.。簡言之,上述表明海外學界的相關研究進入到一個動態性的觀察視域中,一部分西方學者不再把黨校系統乃至中共本身視為僵化不變的研究對象,而是注意到在變動時代中中共及其干部培訓體系的變化,這就為他們更客觀地評價黨校系統在中共治國理政中的積極作用作好了鋪墊。

三、結構視野:海外學者對黨校干部培訓機制及體系的認識與評價

一些海外學者傾向于將包括黨校在內的干部培訓體系視為中國整個“政黨-國家”機器中的一個重要設施或零件,因此,他們往往也認為,有必要在中國政治體制的宏觀結構視野下具體分析黨校干部培訓機制與體系。

(一)干部培訓的管理機制順應各層級權力關系分配

海外學者普遍認識到,在中國,干部培訓是一個牽涉到諸多黨和國家機構的系統工程,也是中國政治體制中各方面的權力分配關系的縮影。首先,干部培訓體現了黨政分工、政黨主導的政治原則。海外學者普遍認為,中共在干部培訓中無疑是主導力量,這是列寧主義中央統一領導政治傳統在當代中國的延續,“條塊”式的干部培訓體制也確保了黨的干部、政府官員等政治精英的統一性、整體性,而不會在政治改革、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分裂(24)美國學者亞當·普熱沃爾斯基認為,當一個國家處在政治轉變階段時,往往都會出現精英內部的分裂。參見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66.。

其次,央地協同、逐級培訓也是中共干部培訓的一大特點。具體而言,中央黨校只負責省部級干部和重點培養的廳局級干部的培訓,而省、市、縣乃至鄉鎮都有各自的黨校用以培訓自己行政范圍內的干部。這種培訓方式與中國政治權力的逐級傳導機制、干部管理權限是直接對應的,能夠作為一條紐帶強化中國單一制的多層級政治系統。而且,這種逐級培訓的形式不僅滿足了中國龐大干部群體的培訓需要,也能針對不同級別干部的教育目標、教育要求、教育內容進行“分層施教”,強化培訓效果。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系研究員朱莉婭·馬里納西奧曾以當時的中國國家林業局為例分析“中國多層次治理體制下的干部培訓”,指出中國的干部培訓除了組織部門主導下的政治培訓,還有相當部分是特定職能部門開展的專業技能傳授,自上而下的培訓則能將中央關注的“政治議題”(例如環境保護)直接傳遞到各級職能部門,以免政策解讀和執行因地方區域利益遭到扭曲(25)Julia Marinaccio. Organizing Forestry Governance: Cadre Training in China’s Multi-Level Governance Regim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19,Volume 231, pp.795-803.。從以上認知來看,海外學者對于中共及以其為核心要素的中國政治體制有別于傳統西方政治體制的各層級之間的權力關系架構與配置有了一定的思考,這對于西方學者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各層級貫通的政治邏輯將產生一定的助益。

(二)干部培訓體系層次逐漸豐富的同時保持穩定內核

許多海外相關研究都注意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干部培訓不再單獨由黨校系統壟斷,而逐漸建立起了包括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社會主義學院、部門和行業系統的干部培訓機構、高?？蒲性核蜕鐣嘤枡C構、境外培訓機構等在內的完整的干部培訓體系(26)在實際工作中,大部分行政學院是與同級黨校合辦的,實行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省一級的黨校與行政學院合辦的有24所,占70%以上。從地市一級看,合辦的有300多所,占90%以上。國家行政學院成立于1994年。2018年根據中共中央通過的《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中央黨校與國家行政學院經過整合,組建為新的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主義學院創辦較早,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成立于1956年。此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陸續建立社會主義學院。一些地、市、州、盟也建立了社會主義學院。參見何毅亭等:《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奧秘與中央黨?！?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84—87頁。。這些干部培訓機構各有專長,在干部培訓體系中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其中,中央黨校是海外研究焦點。海外學者普遍認為,盡管黨校在干部培訓體系中不再占據壟斷地位,但中央黨校依然是整個體系中最重要的機構、發揮著最關鍵的作用。省級黨校同樣受到研究者關注,并被認為是“中央黨校的縮小版”,在課程設置、功能作用上與中央黨校十分接近(27)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32, pp.52.。比如,沈大偉就認為“人們必須意識到更為廣泛的省級黨校系統”,相比于中央黨校,省級黨校不僅培養了更多干部,“而且沒有它,地方干部很容易與黨中央的意識形態、組織關系、最新政策出現脫節”(28)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196 (2008), pp.827-844.。相比之下,海外學者對市級及以下的黨校的評價趨于消極,認為財政不足、競爭壓力、人才流失等等因素使許多基層黨校提供的培訓差強人意,有的甚至陷入“萎縮”狀態,從而限制了其在黨校人才培養體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29)Frank N. Pieke. Marketization, Centr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0(2009), pp.953-971.。

同時,隨著行政學院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步建立、擴大,海外學者對其同樣進行了研究。一些學者認為建立行政學院的核心目的在于將干部培養成適應日益復雜的現代管理體系的合格管理者,也有學者將其看作中國黨政分開改革進程的一部分(30)Emilie Tran. From Senior Official to Top Civil Servant: An Enquiry into the Shanghai Party School. China perspectives, No.46(2003).。毋庸置疑,這些海外學者以黨政機構分合作為判斷黨政關系的標準,認為行政學院系統的出現代表著所謂“黨政分開”是欠妥的,這種邏輯依然沒有走出西方政治話語體系中政黨與國家應當截然分開的預設價值標準。實際上,中國政治語境中反映黨政關系健康與否的核心要素,并不在于形式上的機構分開、職能分權,而在于國家治理效能發揮的是否充分。如果看不清中國黨政關系變遷的實質,就無法理解改革過程中黨政關系動態平衡的內在邏輯,只會在黨政機構“分—合—分—合”的現象反復中陷入“發展—倒退—發展—倒退”的認知怪圈。

此外,以浦東干部學院、井岡山干部學院、延安干部學院為代表的干部學院也引起越來越多學者的注意。彭軻認為,中共建設三所國家級干部學院是為滿足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對干部培訓的新需求。三所干部學院的職能定位和教學特色對黨校、行政學院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31)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32, pp.52.。部分海外學者認為不同的選址代表了它們不同的使命。其中,浦東干部學院位于中國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典型區域上海,其核心目的是幫助干部掌握市場經濟發展、現代化公共管理以及經濟全球化的最新知識,并培養“創新精神”和“國際視野”。而另外兩所干部學院則位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圣地,幫助干部在“體驗式教育”中重溫黨的歷史和奮斗歷程,從而加強政治責任感的浸潤和對革命精神與政治傳統的傳承(32)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從這一結構上看,西方學者也注意到,變化中的中共黨校系統并沒有在根本性質和目標方面完全背離此前的邏輯,這也意味著,中共是在致力于提升自身對駕馭現代國家治理能力的同時,努力保持其作為列寧主義政黨的一些穩定內核。

(三)黨校教育的正式活動與非正式活動耦合在一個場域

通過實地調研和親身體驗,一些海外學者注意到,黨校的教育內容包括了正式和非正式兩個方面。正式活動主要包括課堂教學、組織生活、集體活動。即便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黨校依然是一個教育機構,在課堂上的正式教學是黨校培訓最重要的環節,也是最主要的內容。同時,黨校內的組織生活也是正式教育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所有黨校內的學員都參加了臨時成立的黨支部。黨支部會定期組織討論活動,學員之間可以借此工作經驗,甚至是共同開展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此外,還有學生與教師的交流座談,學員可以向教師請教問題,教師也可以從學員那里得到教學反饋(33)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88.。經過這種“部分回歸學業生涯”的塑造,干部們在現實中的理論和實踐困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積極回應,這對于他們返回工作崗位后提升勝任力無疑是有利的,而對于培訓者而言,這同樣意味著一個成本較低、收益頗豐的獲取基層實踐信息的過程,因而也就形成了某種良性循環。

非正式活動主要是黨校學員的私人交往。有學者認為,在黨校培訓期間形成的人際關系網絡在行政系統中發揮著“潤滑劑”的作用。干部們 “在培訓中,花很多時間相互交談、飲食、體育,甚至抽煙”,他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或許打一個電話就能解決許多難題”(34)Frank N. Pieke. The Production of Rulers: Communist Party Schoo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o-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No.17(2009).。這種方式雖然可能意味著一種非正式的結構,進而可能造成一些腐敗問題的隱患,但是換一個角度看,這種黨政機構內部借培訓平臺所形成的人脈資源的網絡,在得到有效的治黨治政規范約束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起到節約行政成本、配合正式制度來解決實際問題的作用。

四、效能視野:海外學者對黨校政治功能及作用的認識與評價

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曾談到,“一些外國政要對我們黨辦黨校的舉措贊嘆不已,稱之為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秘密武器’”(35)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求是》2016年第9期。。伴隨海外學界對中共黨校系統研究的深入,部分海外學者在歷史與結構視野的基礎上對黨校在提高中共干部的整體素質、推動政策研究以及優化干部人事管理體系和塑造中共的政治文化等方面所發揮的效能有了一定的理解。

(一)黨校有助于提高干部素質,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

不少海外學者認識到,實現國家獨立和現代化是中共成立一百多年來的兩個基本主題和目標。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后者開始占據更加突出的地位。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其現代化進程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發型”現代化,而是具有明顯國家主導色彩的“趕超型”現代化。為此,不論是中共黨內還是各級政府中,都必須有一批能夠承擔起現代化任務的干部隊伍,黨校系統則理所應當地承擔起了培養符合現代化要求干部的職能。彭軻認為,“干部培訓是中國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長期戰略計劃中至關重要的環節,它將現代的、統一的治理模式傳播到全中國甚至最偏僻的角落”(36)Frank N. Pieke. Market Leninism: Party Schools and Cadre Training in Contemporary China. BICC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 (2007), pp.1-38.。一是改善干部隊伍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在改革開放后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黨校是相當多干部特別是地方基層干部獲得學位和學歷的主要渠道,而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改善意味著能力和素質的提升。比如,沈大偉認為“它提供了一些關鍵的行政技能方面的基礎培訓,從而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干部素質。這對于任何社會的公共管理和治理都至關重要,尤其是對于龐大、復雜的中國”(37)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2008), pp.827-844.。二是創造特定的時間和場所,有助于干部交流經驗,補充工作所需最新知識與信息。非正式的教育對于干部們解決實際問題具有同等甚至更有效的幫助。比如,哈米德·貝拉迪認為黨校教育經歷為地方官員與地方國企高管創造了建立私人關系的機會,一方面有助于緩解政企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政府干預企業經濟活動的可能性,企業可能會受到政府的約束和影響,但也能得到某些優惠政策(38)Hamid Beladi, Qingsong Hou, May Hu.The Party School Education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SO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2022, Volume 72.。三是實現各地區發展經驗的內部推廣。在彭軻看來,中國的發展模式印證了現代性在空間和層次上是不平等的,而中國發達地區的黨校幫助培訓欠發達地區干部的過程(39)Frank N.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131.。這些海外學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中國治理實踐,從本土探析黨校系統對于提升中共干部整體素質、提升政黨適應能力所具有的至關重要作用。

(二)黨校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理論智庫和改革舉措的孕育地

一些海外學者認為,黨校除了作為干部培訓機構,還是中共的“智囊團”。沈大偉在《培養政治精英:中國的黨校系統》一文中,論述了中央黨校如何在中共的思想理論建設、改革政策輸出方面發揮作用。他提到,“在許多情況下,重大的理論、意識形態、政治舉措都源于中央黨校,而且中央黨校的理論家們通常扮演著這些舉措的闡述者的角色”(40)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2008), pp.827-844.?？梢钥闯?部分海外學者已經開始有意識地探尋中共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能力的源頭,并注意到以中央黨校為代表的一批理論智庫在中國國家治理理念建構中的突出作用。但是,這種以人物研究為切入點,從個別學者的思想主張來理解中共理論體系,又有以偏概全的不足。

在黨校如何推動改革的問題上,艾米莉·唐認為,在黨校特別是中央黨校,內部討論的風氣是相對開放的,可以涉及黨的路線和改革方向,而中央黨校則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參與中共的決策過程。在她看來,在地方層面,“就目前而言,盡管黨校不是激進改革的推動者,但他們似乎仍然是某種漸進的、較小的變革的推動者”(41)Emilie Tran. From Senior Official to Top Civil Servant: An Enquiry into the Shanghai Party School. China Perspectives, No.46(2003).。從這一維度來看,海外學者關注到了中共黨校系統在作為干部培訓主渠道之外,同時也在政策過程中發揮一定的作用。這也從一個側面撥開了西方對于中共政治決策“專制”抨擊的迷霧,展現了中共在推進政治決策過程中的本土化色彩與科學化特征。

(三)黨校作為干部人事管理體系的重要部分,有效鞏固了黨的執政地位

部分海外學者通過考察中共的整個干部管理體系,對黨校作為中共干部管理和人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一定的思考。比如,沈大偉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一書中指出,遍布全國的黨校系統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組織設計?！叭珖狞h校系統就是組織部門及人事管理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通過這一系統,中共得以更好地控制龐大的干部隊伍和公務員體系。這些干部是中共的骨干,對于維持黨的列寧主義性質、有效控制國家機器及確保黨在全國的政治權威和控制能力至關重要(42)[美]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呂增奎、王新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頁。。

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共在改革進程中始終面臨著執政挑戰與合法性危機,而確保黨對執政干部隊伍的控制是中共維護和提升執政能力的關鍵所在。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名譽主任魏德昂認為,政權機構內部能否順利推動威權政治體系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權內部人士對改革是否認可,因此必須確保他們的政治忠誠(43)Andrew G.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2, Number.2, (September 2004), pp.189-209.。約克大學政治學學者格里高利·欽也認為,中共為了使自身繼續生存,必須在深化改革與維護執政地位之間保持謹慎的動態平衡。一方面,中共黨校等干部培訓機構要成為現代化干部的“孵化器”,確保黨能動態適應現代化帶來的變遷與挑戰;另一方面,必須教育年輕能干且有發展前途的干部,尤其是來自沿海發達地區的干部,確保他們了解黨的歷史和政治傳統,并遵從黨的統一意志(44)Gregory T. Chin.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 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The China Quarterly, No.205, (March 2011), pp.18-39.。不難看出,在研究中共的過程中,不少西方研究者仍然在套用固有的列寧主義政黨分析框架,以“人治”色彩看待中共。盡管部分海外學者囿于各種因素的制約,難以徹底摒棄已有的“有色眼鏡”,但是干部隊伍是中共寶貴的執政資源,干部培養是黨校系統的第一要務,這些客觀實際已被海外學者普遍認同。這種承認中共強大適應能力的微妙變化值得引起注意與回應。

(四)黨校是塑造黨內政治文化的重要場域

一些海外學者運用政治文化分析范式,對作為特殊政治場域的中共黨校系統如何影響中國政治文化建構進行了分析。比如,彭軻認為,干部在黨校中會形成一種自身屬于特定“精英圈層”的意識,從而形成身份認同感和政黨歸屬感。他在《管理者的產生:當代中國的黨校系統與新社會主義者培養》中,將中共干部在黨校和其他黨政機構里的生活視為一種特定政治文化的沉浸。干部們在黨校提供的“反結構化”生活中被剝奪了日常所處的職位、身份、權力,沉浸在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著作中,重溫黨的歷史和自己入黨時的政治承諾,“干部就在真正意義上培養起了‘黨性’,使他們不僅僅將自身視為一個占據行政職務而擁有權力的個體,更是作為政黨的一員在發揮作用”(45)Frank N. Pieke. The Production of Rulers: Communist Party Schools and the Transition to Neo-Soci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Anthropology, No.17(2009).。與此同時,也有海外學者基于政治文化灌輸的理論邏輯,認為中共正是通過黨校培訓將某種特定思想灌輸給中共的干部。具有代表性的是馬克·康西丁和珍妮·劉易斯,他們認為,“中共意識到,要推進改革就必須形成一個規范性框架和支持性環境,以確保這個環境中的參與者都能使自己在工作中朝著改革創新的方向發展。換句話說,就是要在黨內形成一種改革創新的組織文化”。為此,就要在一個專門的空間(即黨校等干部培訓機構)內塑造這種文化并將其灌輸給每一個參與者(46)Mark Considine and Jenny M. Lewis. Innovation and Innovators Inside Government: From Institutions to Networks. Governance, Vol. 20, No. 4 (2007), p.582.。亦有學者認為,黨校教育具有鮮明的服從意識價值取向,黨性和忠誠度是貫穿其中的關鍵要素(47)Brown, K.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deology: Critical Readings 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4 Vols. Set). Brill, 2017, pp.797-815.。

值得注意的是,海外學者主要是通過個人訪談、親身體驗等方式研究黨校的政治文化塑造,具有鮮明的行為主義政治學實證分析范式,即把可觀察的實際現象作為真正可靠的研究依據。但這種以個例研究為基礎,以微觀推演宏觀的研究路徑難以規避訪談對象或自身主觀性、偶發性因素的干擾。而用西方傳統政治學概念嵌套中國政治現實,在一定程度上不免導致對于中國政治現實的誤讀,且海外學者這種努力本身正說明了西方學界盛行已數百年之久的“西方中心主義”所面臨的困惑。

五、海外中共黨校研究的理論范式與話語體系評析

在研究中共黨校的過程中,海外學者充分運用了西方政治科學的理論成果,提供了諸多新穎的研究視角,也形成了一些有益見解。但是通過梳理相關研究成果可以發現,海外學者在研究和分析中共黨校時所采用的理論范式與話語體系即使伴隨中共治國理政的巨大成就發生了微妙變化,但始終難以跳脫“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從而對于研究的客觀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威權主義——中國共產黨轉型、調適的宏觀視閾

海外中國政治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經歷了由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的范式轉換。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政治體制被大部分西方學者貼上了威權主義的固有標簽(48)許瑤:《威權主義:概念、發展和困境》,《國外理論動態》2013年第12期。,威權主義也自然成為大部分海外學者研究中共黨校系統乃至分析整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踐的價值出發點。

在傳統的西方政治學視閾下,威權主義政體必須擁有一個龐大、有效的官僚機構。如果干部和官僚能力下降,就會降低社會管理能力和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同時,威權主義國家的合法性是有限的,最終不可避免地要向民主政體過渡(49)[美]塞繆爾·亨廷頓:《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58—83頁。。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一批西方政治學者眼中的威權主義國家不僅沒有按照“民主化預言”轉型,反而沿著各自本土化的道路保持了長期穩定和經濟繁榮。這促使部分西方學者開發出威權主義基礎上的“協商威權主義”“彈性威權主義”“韌性威權主義”等政治學概念,試圖在不徹底拋棄既有范式的基礎上來解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模式何以成功?；谛陆忉屄窂?海外學者構建出一條中共黨校系統通過補充現代知識、行政技能培訓、意識形態灌輸來培養、控制精英,進而保證了統治集團內部的穩定,幫助實現了“中國威權主義政治體制的轉型與調適”的邏輯鏈。比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黎安友認為,權力交接規范化、精英專業化與職能分化提高了統治集團的執政能力和應對危機的能力,有利于威權主義國家的延續(50)Andrew J.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3,Vol.14, No.1, pp.6-17.。

由于理論范式和話語體系的局限,海外學者的諸多認識和結論具有明顯的主觀色彩,并不符合中國的政治現實和中共黨校系統的實際。具體來說,不理解中共及其干部隊伍的人民立場與公仆本色,就看不到“干部”與“精英”的本質差異,就難免錯誤地將中共的干部培養理解成“統治集團”;不承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科學本質,就無法認清中共黨校理論教育對干部實際工作的指導作用,只能囿于將其視作簡單的“意識形態灌輸”“合法性辯護”的境地;不認可中共是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的內嵌要素和領導核心,就無法跳出民主政體與非民主政體的二元對立,空洞地討論“合法性”問題與“威權政黨”的調適。

(二)精英主義——黨校培養政治精英的本體視角

西方政治學中的精英主義認為,行使公共權力的總是少數杰出的“政治精英”,頂層精英的意志可以決定整個政治議程的走向;不同精英集團之間存在著合作或競爭的關系,而精英的流動是保持社會平衡與穩定的基本因素(51)李建設:《精英主義評析》,《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7期。。政黨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選擇、吸納政治精英,推動精英的流動。比如,阿爾蒙德認為,“政黨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取決于它在選擇最高領導人時起的作用,此外則部分取決于自己的錄用的滲透性”(52)[美]阿爾蒙德:《當代比較政治學》,林錚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89頁。。海外的許多相關研究中,都依托精英分析來考察黨校系統在中共內部精英培養方面的功能,把黨校系統視為中共培養、考察和選拔干部的重要渠道?！芭囵B中共的政治精英”自然成為了無法徹底拋棄既有思維模式的海外學者分析中共黨校政治功能的重要本體視角。

中國共產黨作為具有先鋒隊性質的政黨,其執政隊伍從根本上迥異于西方政治體制中的“政治精英”,用精英主義的理論范式來考察中共黨校的干部培養很容易陷入以“精英”為本體的邏輯困境。具體而言,在一些固守精英主義視角的海外學者看來,以保持執政權力為核心利益的中共就是通過控制包括黨校在內的人事管理體制,進而不斷把新晉精英吸納進自己的核心團隊,來鞏固執政地位。最為關鍵的是,西方精英主義話語體系中的政治精英與人民群眾是相對立的,中國的政治精英同樣時刻面臨著被人民拋棄的危險。美國學者李成就認為,“中國的領導集體經常被視為團結與對立的辯證法。在這個國家面臨許多艱巨的挑戰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們知道他們‘都在同一條船上’,表現出政治上的團結符合他們的最大利益。這些壓力和共同利益可以幫助加強精英之間的領導團結和凝聚力”(53)Li Che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crui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New Elites.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38, No.3 (2009), pp.14-15.。

在精英主義的分析范式下,海外學者似乎熱衷于中共高層領導人物研究,常常以領導人的個人成長履歷和代際差異解讀中國政治走向,這就難免將改革開放進程中黨校系統培養模式的變革視為政治精英轉型的結果(54)Andrew G. Walder. The Party Elite and China’s Trajectory of Chang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ume.2, Number.2, (September 2004), pp.189-209.,并直接導致夸大了黨內領導人的個人意志對黨校的作用,甚至將“派系博弈”作為影響黨校發展方向的重要因素。此外,精英主義視角也使得一些海外學者傾向于將中共的干部隊伍視為與人民群眾相對立的“統治階層”,把黨校教育視為強化“中共官僚集團”、提高政治忠誠度的手段。這種嚴重背離中國實際的理論范式和話語體系的運用,可想而知是充滿偏見與誤解的。

(三)兩種范式預設的核心起源與學術啟示

威權主義、精英主義范式作為具體的分析框架與研究視角,客觀上存在一些科學因素和相當的解釋效力。但海外學者以此為范本,不加區分地運用到中國政治研究中來,這種學術行為背后實質上潛藏著“西方中心主義”的邏輯和價值雙重預設?！拔鞣街行闹髁x”的本質是西方基于文明優越感而產生的意識形態偏見,但由此衍生出的政治觀念、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話語系統,在近一百多年間深刻影響著海外歷史學、東方學、語言學、法學等多個學科的發展,直接導致了海外政治學研究中普遍將“西方優越論”“歷史終結論”視為不言自明的歷史和社會假設?？梢哉f,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西方中心主義”這一前提預設,才會出現“民主—非民主”的政體二元論以及非民主政體何以穩定發展而非崩潰轉型的迷思,并進一步產生了中共的“調適力”和“韌性”從何而來的問題。也正是在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的過程中,海外學者開始將目光聚焦到中共黨校系統,并由此展開了歷史、結構、功能三個視角的研究?？上攵?沿著這樣一條研究路徑和思維邏輯開展的海外中共黨校研究必然出現偏頗。這既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斗爭性的必然表現,也是西方學界不自覺的思維定勢的現實寫照。

總體而言,海外學者對中共黨校系統給予了一定的客觀、理性的評價,認為中共黨校在培養合格的政治精英、推動中共轉型調適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是中共和“中國模式”取得成功的一大優勢。海外相關研究成果從總體上反映了中共黨校系統的發展歷史、體制結構與政治效能,其中不乏一些獨到、新穎的見解。部分海外學者在研究中共黨校時所使用的人類學視角、個案分析方法等也為國內學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通覽海外學者對中共黨校認識與評價的圖景,不難發現西方政治學原理并不是普適的科學準則,如果不跳出“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機械套用西方政治學話語體系、研究范式難以真正解釋“中國模式”的內在邏輯和價值。這啟示我們,在認知、分析、評價包括中共黨校在內的中國政治體系、政治實踐和政治現象的過程中,必須有意識地樹立話語自覺和學術自信。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應當加緊構建立足本土的中國特色中共黨史黨建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并用以認知中共黨校、分析中共黨校、評價中共黨校,在對西方化反思的過程中逐步喚醒中國本土知識體系的學術話語自覺與實踐致用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