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對上?？谷站韧鲞\動的因應

汪效駟,王鵬程

(安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2)

本文所稱的全面抗戰初期,是指從七七事變爆發到淞滬會戰結束的歷史時期。在日寇進逼、國勢危殆的情勢之下,上海人民掀起抗日救亡的浪潮。1937年8月13日開始的淞滬會戰將此前的地區性沖突升級為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戰爭。就敵我雙方實力對比而言,此役國民政府多少具有孤注一擲的意味,先后調集70多萬精銳,與敵軍在上海展開了3個多月的慘烈較量。在此期間,上海市各界與前線官兵同仇敵愾,將抗日救亡運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上海救亡團體的抗日斗爭是“由官方或半官方發動,帶有民間充分參與,自動成分較高的同仇敵愾活動”(1)陳三井:《四分溪畔論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頁。,國共兩黨都參與其中,但對運動有著不同的因應。關于上海人民的抗日史事,相關論著已有比較詳盡的梳理和闡述,茲不贅言。本文擬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歷史比較的視角,探察這一時期上?？谷站韧鲞\動的樣貌及國共雙方的不同態度,以呈現全面抗戰初期國共兩黨與民眾互動的復雜面相。

一、上海民眾有組織的抗日救亡運動的高漲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上海一直走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前列。究其原因,如同時人所指出的那樣:“上海是中央政府的直轄區域和經濟中心區域,比較一般落后或封建性較重的地方區域,要開明一些;上海是國際的焦點,在國際矛盾關系中,上海的反日運動易于發展;上海為革命文化的中心,民族解放的文化運動,早已根深蒂固,而又急速地普及著。這些條件造就了上海救亡運動較為易于發動和展開的原因?！?2)傅于璨:《上海救亡運動的經過和教訓》,《時事類編特刊》1938年第8期。上海的救亡運動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而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則是民眾抗日的初步演習。當時,為反對日本對東北的侵略,上海學生界先后成立大學、中學抗日救國聯合會,組成請愿團三次赴京請愿。上海工商、文教界人士也迅速成立上海市抗日救國會、抗日救國義勇軍、上海婦女救國大同盟、教育界救國聯合會等抗日團體,以通電、宣言、罷工、募捐、抵制日貨等方式展開抗日救國運動。在一·二八淞滬抗戰中,上海金融、工商、文化各界領袖人物發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后改組為上海市地方協會),為支援十九路軍的抵抗、激發上海市民的愛國熱情做了大量的工作(3)參見白華山:《地方精英與上?？箲稹浴耙欢恕笔伦兤陂g的上海市民地方維持會為例》,《史林》2007年第4期。。

1935年,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在北平、天津發生后,上海學生迅起響應,舉行集會、游行,發表宣言、通電,聲援平津學生的愛國行動。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名人馬相伯、沈鈞儒、陶行知、李公樸、鄒韜奮等28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4)現在可見的《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多為轉載。根據《立報》的記載,該宣言發表于1935年12月12日。參見《上海文化界發表救國運動宣言》,《立報》1935年12月13日。,提出開放民眾組織、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赴國難等八項抗日主張和要求,強調“盡量的組織民眾,一心一德的拿鐵和血與敵人作殊死戰,是中國民族的唯一出路”(5)《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大眾生活》1935年第6期。。12月21日,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成立;27日,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隨后,學生、大學教授、職員、工人都相繼成立各自的救國會,從而直接引發了1936年以上海為中心的全國規模的救國會運動(6)關于救國會運動,可參見朱新鏞:《1936年的救國會運動新探》(上、下),《廣東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年第1、2期;馬福龍:《1936,沸騰的上海──紀念救國會運動60周年》,《上海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等等。,對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所有這些,奠定了全面抗戰初期上海民眾有組織的抗日斗爭的基礎。

1937年的七七事變,促使上海救亡運動躍進到新的階段。7月11日,上海市青年救亡協會召開成立大會,“通電擁護中央對日全面抗戰”(7)《孫良工剪編〈戰時民眾救亡運動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號:七八七-874。。1937年7月15日出版的天津《大公報》報道,上海的“中國文藝協會、京滬滬杭甬路黨部、海員黨部等,14日均電勖二十九軍將士忠勇守土抗戰。又大學聯合會14日通函各界,請一致援助抗戰將士,并函在廬三大學校長何炳松、劉湛思、歐之懷,請就近向中央陳述一切”(8)《盧溝橋事變和平津抗戰資料選編》,北京:中共中央黨?？蒲修k公室,1986年版,第368—369頁。。學生一直走在抗日救亡的前列。7月19日出版的《新中華報》報道:“上海各學校自日寇進攻華北,形勢日益嚴重后,正在設法聯合各學校的學生,組織學生抗日軍。各校的抗日救國會非?；钴S,并在準備與全國各學校取得聯合,使學生抗日軍具體成立。在這抗戰的浪潮中,學生的愛國運動有更大的發展?！?9)《上海學生組織抗日軍》,《新中華報》1937年7月19日。

在七七事變發生后各方吁請政府抗日的活動中,不乏上海地區抗日團體的身影。1937年7月19日,上海市商會、地方協會、總工會、市農會、教育會、婦女會等團體致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軍政部”,表明態度和主張:“日軍挑釁,舉國憤慨,廿九軍將士忠勇抵抗,中央政府指示督勵,凡屬國人,共深感奮。本日滬各團體議決組織抗敵后援會,努力工作。并以今日之事,欲和平必須抗戰,惟抗戰始能和平,務懇中央領導全國,一致奮起,下大決心,作全力戰。并嚴飭華北當局積極準備應戰,不得接受任何屈辱條件?！?10)《盧溝御侮》(四),(臺北)“國史館”館藏檔案,典藏號:002-090105-00004-540。8月1日,“市社會局為統一青年組織、集中力量、避免組織紛亂、準備戰時后方服務起見,領導組織‘上海市學生戰時服務團’,以各校校長為團長,并由社會局潘局長兼任總團長。已由該局分別函令本市各大學及高中學校、補習學校校長從速領導各該校學生,進行組織,以便尅日成立”(11)《孫良工剪編〈戰時民眾救亡運動資料〉》,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號:七八七-874。。凡此說明,上海各界在淞滬戰事尚未展開之前,就走在了抗日救亡的前列。全面抗戰爆發后,上海成立了許多抗日救亡團體,主要有各界抗敵后援會、文化界救亡協會、職業界救亡協會、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分會等等。有學者統計,“自盧溝橋事變爆發至淞滬戰役結束,上海各界民眾的抗日救亡團體約有180個”(12)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7頁。。其中以抗敵后援會最為突出,從而為淞滬會戰期間各項工作的開展提供了組織條件。

抗敵后援會的成立是標志性事件。1937年7月22日,經過多方籌組,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在市商會議事廳舉行成立大會”,計有“市商會、地方協會、總工會、市農會、市教育會、市婦女會、記者公會、律師公會、會計師公會暨特一、特二、滬南、滬北等各區市民會,銀錢業等各業公會,中華國產聯會、機聯會等各國貨團體,寧波、紹興、四川等同鄉會,各機關各學校等五百余團體,共二千余人”到會。首任主席王曉籟在報告中指出:“今日上海各界舉行抗敵后援會成立大會,實因國家已至危急存亡之秋,我們上海三百七十萬市民,應一致起來御侮抗敵,成立后援會。宗旨是要統一意志,整齊步驟,集中一切力量來救國。目前的國難與以前不同,敵人步步進逼,非將我亡國滅種不止。所以目前應付國難,不是暫時而是持久的,不是局部而是整個的。各界后援會是包括全市農工商學三百七十萬全體同胞,取一致行動,努力于救國工作,并望人人本著自愛愛國、自救救國的精神,以挽救國難?！?13)《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5、56—57頁。

當日,后援會還致電蔣介石,表示:“本日上海全市各團體舉行大會,全體一致,誓以血誠,擁護鈞座篠日主張?？箶尘葒?萬眾一心,謹電奉陳,竭誠待命?！?14)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106輯《盧溝橋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年版,第328、335頁。后援會成立后,依托其下設的各專門委員會來推動各項工作(15)參見馮紹霆:《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述評》,張憲文、陳興唐、鄭會欣:《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22頁。。有研究者指出,上海各界抗敵后援會“在動員群眾方面”“是重要性最高、影響力最大的組織”,對于“發動組織各階層民眾投入抗敵行列……發揮了重大的作用”(16)陳三井:《四分溪畔論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87頁。。

作為抗日救亡的先鋒地區,上海的一舉一動對全國均具有帶動和輻射作用。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曾通電全國:“惟抗敵為全國人民早有之決心,后援為全國人民之責任,務必舉國一致,堅持到底,則暴敵始有殲滅之期,民族乃有復興之望。除分電外,為特電請一致奮起,積極從事抗敵后援工作,以示全國一致之決心?！?17)《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5、56—57頁。7月28日,后援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發出呼吁和號召:“國人今日之急務,除前線直接作戰之外,應各盡其精力體力,各竭其物力財力,貢獻之于國家。貢獻之道,一曰萬分節省,即毋使一切力量有絲毫無益之耗費,節省絲毫,即為國家保存巨萬。二曰努力生產,即務使一切力量在滋長之中,滋長若干,即為國家增進若干。三曰接受統制,即一切力量,無論節省所剩,生產所積,悉依國家支配,用之于應戰。一身之時間精神如此,一身之軀體血肉如此,身外之一切財物更如此。此乃戰時國民之當然態度,亦國家制勝之必需條件也?！?18)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106輯《盧溝橋事變史料》(上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6年版,第328、335頁。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的呼吁,回應和促動了其他地區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

8月4日,后援會組織戰時服務團,制定《上海市民戰時服務辦法綱要》,征招市民組成防護隊、宣傳隊、工程隊、交通隊、運輸隊、救護隊、看護隊、消防隊、征募隊、掩埋隊共十個分隊(19)《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5—6、55、56—57頁。,全面參與戰時服務。會戰開始后,“浦東各界青年聞訊,紛紛踴躍參加,立刻成為一個龐大的救亡團體,個個準備為國犧牲,情緒非常熱烈”。各分隊積極投入行動,如救護隊“每晚有二輛卡車出發到前線去救護傷兵,二十多個隊員分著兩隊在炮火下工作。他們到過羅店、市中心,救過不少的傷兵”。掩埋隊挺身到前線,“每次出發,總是有四輛卡車分頭到各陣地。他們去過的是大場、江灣一帶,由火線上拖回去的戰死的士兵,都一一的放到棺材里運回來。有時,尸首太多了,就由他們在當地掘坑埋在土里”(20)《“八一三”抗戰史料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24頁。。

民眾對戰事最直接和最緊要的支援就是捐款捐物,而這種支援也是在抗敵后援會的組織下進行的。早在淞滬會戰開始之前,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就以“華北抗戰,序幕既揭,需款浩繁”,“特發起征募救國捐”(21)《本市抗敵后援會規定征募救國捐辦法》,《申報》1937年7月30日。,并通過各大報章發表宣言,指出:“保衛中華民族之神圣戰爭,已于故都揭其序幕,中央當局,宣示決心,全國將士,奮勇效命。時至今日,有敵無我,有我無敵。五千年之祖宗廬墓,億萬年之子孫命運,均將于此最后關頭決其榮辱。吾人如不甘為奴隸,不甘作牛馬,不甘永受鞭撻,不甘長被宰割,則在此千鈞一發之時機,當有毀家紓難之精神,捐款救國,救國自救?！?22)《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征募救國捐宣言》,《神州日報》1937年8月6日。一些實業界人士不僅帶頭捐款,還呼吁后援會加大募款力度,認為“愛國之心,人所同具,正當國破家亡之時,必人人樂予輸將也”,而后援會是“民眾抗敵救國最高機關”,故希望“通告各社團、各公會即日進行捐薪運動”(23)《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頁。。擔任后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杜月笙于8月7日來到電臺,為募捐發表專題演講,此后又在各大小報刊、電臺發聲,呼吁“必須要大家毀家紓難的來做政府的后盾”(24)《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頁。。與此同時,后援會加大了募款宣傳的力度,從8月10日至29日,先后聘請王曉籟、陳光甫、宋子良、黃金榮、潘公弼等數十位社會名流到各電臺發表播音演講,如王曉籟號召“每個人只該埋頭工作,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強調“為了國家流血流汗、捐錢捐物都是最光榮最有價值的行為”(25)《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頁。,得到上海各界的積極響應。到8月24日,“籌募委員會已收捐款五十七萬元,連同各同業公會認捐未繳之數,總計在一百萬元以上。此款將全部匯交軍委會,至后援會本身經費則另行籌備”(26)《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77、88、90、219頁。。據10月29日出版的《大公報》報道,大買辦虞洽卿發起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并聲言:“茲以救護傷兵費用浩繁,特決定將去年七秩大慶時各界贈送擬充洽卿醫院籌備費之四萬余元湊足五萬元后悉捐市救護會,以充傷兵救護費用?！?27)《虞洽卿錢新之慨捐巨款,充傷兵救護費用》,《大公報》1937年10月29日。

此外,后援會還組織發動了精神國防運動、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和保衛大上海運動?？傮w而言,作為各救亡團體的聯合機構,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起到了整合和組織的作用,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后援會從事的各種活動,以它的主旨而論,都是有利于抗戰的,都是有利于動員人民起來抗戰的。以實際上產生的效果而論,這些活動確實發動了上海市民,而且應該說是相當廣泛的?！?28)馮紹霆:《“八一三”淞滬抗戰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為例》,《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

在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和中共地下黨領導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這兩大救亡聯合組織的領導和推動下,淞滬會戰期間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進入有組織、有秩序的發展階段。這一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民眾在抗日斗爭中的歷練成長和實業界精英努力的結果,同時也與國共兩黨對上海民眾的策應有著直接的關系。

二、國民黨對上?？谷站韧鲞\動的管控

對于當政的國民黨而言,如何管控民眾運動,使其不至于對自身的統治產生威脅,一直是個不易拿捏的棘手問題,特別是如何運用民眾的力量來對抗外敵入侵,他們更缺少深刻的認識和有效的對策。七七事變發生后,各界的上書、請愿等救亡活動增加了國民黨對社會團體和民眾運動進行管控的現實需要,特別是各地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各種抗敵后援會,使國民黨更進一步意識到了管控的迫切性。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中央于1937年8月3日頒布了《人民團體戰時宣傳信約》,對人民團體的組織、言論及其宣傳的要點予以嚴格規定,明令不準“有偏”,且要“嚴防匪類之宣傳”(29)《人民團體戰時宣傳信約》,南京市檔案館,檔案號:1005-001-0081(00)-0003。。

國民政府行政院于1937年10月頒布了《抗敵后援會之組織及工作大綱》,其中規定:“各地抗敵后援會系統為省市縣區,以區署為最小單位,應由當地之黨政軍當局召集發起,民眾自動組織,須呈請許可,并受當地最高黨政軍當局之指導,惟不得有同樣團體之設立,并得斟酌情形,設特務、宣傳、交通、救濟、救護、慰勞、消防、留守等隊?！?30)《戰時法規匯編》,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1938年版,第279頁。從中不難看出,國民政府欲把各抗敵后援會組織納入政府管控的范圍之內,不僅要求后援會的成立“須呈請許可”,成立后還須“受當地最高黨政軍當局之指導”,且同一地區“不得有同樣團體之設立”。擬于1937年12月成立的華僑抗敵動員會即因與業已成立的歸國華僑抗日后援會均在廣州,導致“在一個地域,而有兩個同性質之團體”(31)《各方吁請政府抗日案》,(臺北)“國史館”,典藏號:001072470A008。被視為不合法,而未獲得政府認可。

1937年11月初,軍事委員會第六部頒行《全民抗敵后援運動推行辦法》,開篇即闡述抗敵后援會成立的目的與意義,在于“喚起后方民眾,激發其愛國情緒,振作其抗敵精神,并予前方將士以物質上之援助,使能支持長期抗戰”,認為“此于有形的救國行動上養成其無形的抗敵風氣,實為發動全國總動員之基本工作也”。該辦法提出在全國推行節約救國運動、捐制物品運動、抗敵自衛運動,至于這些運動的推行主體,則作了如下明確規定:“1.各地已有抗敵后援會之組織者,應以此會為各項運動之主動機關,當地高級黨部應會同政軍機關再加以督促與指導,黨員、公務人員、知識分子尤應以身作則、為民前鋒。2.尚無抗敵后援會之地方,應由當地高級黨部為之主動聯合各機關團體積極推行,以求全國一致?！?32)《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1頁。這充分說明,國民黨意在將抗敵后援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逐漸走上抗日道路,發表了一系列對日抗戰的言論,淞滬會戰發生后更是一再宣示抗戰的決心。比如8月18日,蔣介石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表示“我們為痛懲侵略者的野心,為確保國家的生存,為爭取民族的自由,為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這一次決心要發動全國一致的抗戰,要與倭寇拼戰到底,直到我們獲得最后勝利為止”(33)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0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230—231頁。。又如9月21日,蔣介石于南京為國聯開會答《巴黎晚報》記者問時說道:“目前之中日戰爭,乃日本蓄意侵略中國之結果,中國為排除侵略與自衛生存,自不得不以全力抵抗?！虾；蛉A北皆為中國領土,必視為整個問題。如日本在中國境內從事武力侵略一日不止,則中國抗倭之戰爭一日不止,雖留一槍一彈,亦必堅持奮斗,直至日本根本放棄其侵略政策,并撤回其侵略工具之武力之日為止?！?34)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8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94頁。淞滬會戰打響之后,時任京滬警備司令的張治中率部迎戰日寇,并于8月15日發表通電,慷慨陳詞:“今日之事,為甲午以來四五十年之最后清算。彼曲我直,彼怯我壯,彼為發揮野心之侵略,我為決死求生之自衛,無論暴敵如何披猖,最終勝利必屬于我。愿我舉國同胞武裝袍澤,毋忘我東北平津數千萬同胞,呻吟于日寇鐵蹄踐踏之奇慘,毋忘我一二八戰役、長城戰役、平津戰役忠勇犧牲先烈之血跡,以悲壯熱烈之精神,共負洗雪國恥收復失地之重任,遵奉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之昭示,以百折不撓抗戰到底之決心,求得最后光榮之勝利?！?35)《上?？谷站韧鲞\動資料選編》,上海: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1985年版,第191頁。這些對于上海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無疑是莫大的激勵。與全面抗戰之前相比,國民黨對民眾運動已有相當程度的放松,對于一些救亡團體,允許他們在備案登記后合法開展活動,中共等左翼團體的活動也未再遭到打壓,其在上海創辦的《救亡日報》《戰時婦女》《戰線》等報刊也獲準公開出版發行。

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是更多具有國民黨色彩的抗日聯合組織。早在發起之初,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社會局就同一些民間團體進行接觸,成為發起者之一部分。后援會的骨干成員不僅包括上海工商金融界的頭面人物,如王曉籟、錢新之等,一些熱心社會公益的人士和文化教育界名人,如黃炎培、顏福慶等,還有國民黨的黨政官員如陶百川、潘公展等,也參加了這一組織。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陶百川、童行白、潘公展、陸京士、汪曼云等人擔任了后援會的常務執行委員,其中,潘為主席團成員,陶任處理日常公務的秘書長,汪則長期列席主席團會議,童作為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也經常列席主席團會議。顯然,國民黨人或者說與國民黨有千絲萬縷聯系的人占據了后援會的領導層,這樣就從組織上保證了國民黨對后援會的控制。后援會的主旨也是以配合當局的抗日政策為基調的,其開展的救護、征募、宣傳等活動即是以軍事委員會第六部頒行的《全民抗敵后援運動推行辦法》為準則的。

由于后援會是全市諸多救亡團體的聯合組織,在其組織委員會登記聯絡的抗敵救亡團體就多達70多個(36)姜豪:《“和談密使”回想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163頁。,這就決定了其他一些救亡團體也與國民黨關系緊密。成立于1937年8月9日的上海市救濟會就是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和社會局發起組織的(37)《上海市救濟會昨日成立》,《申報》1937年8月10日。,國民黨要員潘公展等人還擔任了市職業界、文化界、教育界等組織的職業救亡協會的職務,當局甚至給予這些民間團體一些經費或物質上的資助。社會各界的捐款也由當局掌控,國民黨上海特別市執行委員會于9月4日頒令強調:“茲為統一經收方法并集中分配以資統籌起見,經本會常務委員會第四十九次會議決議規定:海外僑胞捐款,仍照向例,由華僑愛國義捐總收款處經收,交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保管;國內各界捐款,……指定由中央財務委員會經收,交中央秘書處,在中央銀行開立專戶保管,并分期登報公布。關于分配方法,無論捐款人已否捐定用途,均由中央決定支配在案?！?38)《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頁。不僅如此,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還出面組織了一些救亡活動,如募捐、慰勞、紀念九一八事變六周年等等,這對上海民眾抗日斗爭的發展是有積極推動作用的。

當然,全國各地的抗敵后援會也有很多中共人士參與其中,有的地方的后援會甚至為中共所領導和控制,但就上海而言,后援會則完全由國民黨主導,中共在其中的影響非常有限。不過,后援會并沒有對一些左翼進步人士設限?？箶澈笤畷略O之設計委員會,“集合各方面之專門人才,對于抗戰各方面之需要加以研究與計劃,如外交、軍事、金融、實業、交通、文化、教育、民眾運動、宣傳、救濟、供應、籌募等,皆在計劃與討論之中”(39)《上?？谷站韧鲞\動資料選編》,上海:上海中共黨史學會,1985年版,第431頁。。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救國會七君子”均被聘為設計委員會委員,沈鈞儒、郭沫若擔任了該委員會的正副主任(40)《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頁。?？箶澈笤畷τ诎寺奋娝〉玫膽鸸仓码姳磉_敬意。9月28日,主席團會議記錄明載:“北方戰事勝利應否表示案。議決:電八路軍等?！?41)《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頁。后援會還曾給予八路軍實際的援助。10月28日,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向后援會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杜月笙致函,稱:“敝軍開入晉北,血戰經月,已迭予日寇重創。乃暴敵于屢次敗挫之后,竟不顧國際公法,對我軍放射毒氣。我軍因經費限制,防毒裝備缺乏,頃接朱、彭兩總司令來電,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0月31日,后援會復函:“茲由本會勉力購贈荷蘭新到防毒面具一千只,并已函本會技術委員會代購。請即枉駕本會慰勞委員會接洽運輸手續,以便早日送達貴軍前線將士備用?！?42)《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16、163、439頁。

三、共產黨積極推動上海市民的抗日斗爭

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伊始就把團結和發動工農群眾開展革命斗爭作為中心工作。歷經大革命、土地革命的洗禮,隨著全面抗戰的到來,中共已積累了群眾工作的豐富經驗。上海是中共革命的搖籃,具有較好的群眾基礎,因此,共產黨也大力加強對上海民眾抗日救亡運動的策應和領導。

一方面,中共加強了對上海救亡運動的組織領導。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共臨時中央和江蘇省委于1931年12月6日在上海領導成立了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聲援東北抗日和支援十九路軍的抗戰,前后活動了大半年的時間(43)參見陳首崔:《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述略》,《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92頁。。聯合會雖受到“左傾”錯誤路線的干擾,但仍對這一時期上海民眾的抗日斗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正如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回憶錄中所說:“淞滬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通過工會、學生會及其他群眾組織,展開了對十九路軍的熱烈支前工作。他們策動各界人民組織義勇軍、敢死隊、情報隊、救護隊、擔架隊、通信隊、運輸隊等等,有的在前線配合作戰,有的擔任后方勤務的任務,對作戰、供應各方面,起了積極有效的作用?！?44)蔣光鼐、蔡廷鍇、戴戟:《十九路軍淞滬抗戰回憶》,《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13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頁。

1936年春,剛剛重建的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鑒于上?？谷站韧鲞\動不斷高漲,著手成立了群眾工作委員會?！啊何略O工人工作委員會、職員工作委員會、文化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分別聯系各界救亡團體和各系統的黨員以開展工作”?！叭何币恢惫ぷ鞯?937年冬,后由新成立的中共江蘇省委接替了其職能。江蘇省委“按照不同產業、不同系統設立了工、職、學、婦等各個黨的工作委員會,領導了上海的各個方面的地下斗爭”(45)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后》,《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39—40頁。。

七七事變爆發之際,周恩來、林伯渠等中共領導人利用參加廬山談話會之機,取道上海,就統戰工作進行指導、部署。周恩來強調:“抓住全面抗戰的時機,放手發動群眾抗日。職工運動、學生運動、婦女運動等等都可以圍繞堅持抗戰這個總任務放手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同時,要充分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以文化界為基礎,搞好上層進步人士的統戰工作。要充分利用上層的合法關系,聯系廣泛的群眾,建立群眾組織?！?46)劉曉:《上海地下黨恢復和重建前后》,《黨史資料叢刊》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39、39—40頁。淞滬會戰前夕,中共已在上海建立起了民眾動員的組織基礎和社會基礎。

在國民黨對上?？谷站韧鲞\動進行管控的同時,共產黨也加強了對上海民眾抗日斗爭的領導。前述救國會運動就是在中共地下黨員串聯、推動之下發起的。曾任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宣傳委員的錢俊瑞擔任秘密黨團書記(47)參見陳偉桐:《略論共產黨與救國會的抗日統戰主張》,《抗日戰爭研究》1997年第2期;吉秀華:《略論抗戰前后救國會與中共的合作》,《陜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西安事變發生后不久,中共即開始在上?；I備建立新的救亡組織。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在中共領導下正式成立,其個人會員幾乎囊括了當時上海文化界的所有知名人士,不久之后則有數十個團體會員相繼加入,比如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上海漫畫界救亡協會、上海戰時文藝協會等等。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是黨領導下的文化藝術界的統一戰線組織,它是上?！艘蝗陂g影響最大的救亡團體,……90%以上的成員是黨領導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和原救國會領導下的愛國青年”(48)鄭燦輝、吳景平:《試析上?！鞍恕ひ蝗笨谷站韧鲞\動的歷史特點》,《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1期。。當然,言其“影響最大”未必準確,但至少是與抗敵后援會齊名的救亡團體,而二者的并立也反映了國共兩黨對上海民眾運動主導權的爭奪。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活動時間與淞滬會戰相始終,直至上海淪陷才告解散(49)關于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及其領導的救亡運動,可參見張義漁:《抗戰初期上海的“救亡協會”》,《社會科學雜志》1983年第1期;傅幸藝:《開群眾救亡團體之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上海黨史研究》1992年第8期;朱華:《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研究》,上海師范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需要說明的是,從上?？谷站韧鲞\動發展的脈絡看,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并非全國最早的群眾救亡團體,甚至在上海的救亡團體中也不是最早成立的。。

另一方面,中共加強了對淞滬會戰民眾動員的輿論宣傳。會戰打響之后的8月16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機關報——《新中華報》刊發文章,聲援上海軍民的頑強抗戰,明確表示:“我們對前赴后繼、肉搏奮戰的上海市民與保衛上海的武裝同胞僅(謹)致最大的敬意,希望滬市軍民各界,為堅決保衛上海,為再一次發揚‘一二八’的抗戰光榮,為再伸中華民族的正氣,給予民族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者——以迎頭的痛擊,而在‘一二八’戰場上將日寇加以徹底的殲滅,全邊區人民誓為后盾。我們現已完成抗戰動員與一切準備,我們誓為抗戰的諸先烈復仇!”同時指出:“當局方面應該立即下全國抗戰的決心與命令,而上海的民眾與武裝同胞的光榮參戰,也在不屈不撓模范的抗戰行動中促成當局最后的全面抗戰決心。淞滬的大炮聲音,已經震動了全中國,然而我們所深慮的,也正是如何保證不要再重復‘一二八’當時的慘痛經驗,立即實行武裝全民眾,立即動員整個民眾。首先以進攻的行動占領日寇認為法定的日租界地區,進而消滅整個日本軍隊。這就是保衛上海的唯一良好辦法,也正是第一個‘一二八’所缺乏的。第一個‘一二八’的教訓,在于徒有孤軍的奮戰,而缺乏全面的增援與抵抗,徒有民眾的憤怒,而缺乏當局的抗戰決心,徒有巷戰的模范例子,而缺乏民眾的動員,這是再不可重復的哪!”(50)《為第二個“一·二八”檄全上海愛國民眾》,《新中華報》1937年8月16日。9月19日,《新中華報》再次就一個多月來的戰事及民眾動員問題刊文,在肯定政府和將士堅決抵抗日軍進攻、打擊敵人侵略氣焰的同時,指出當局在動員民眾方面存在的問題:“在抗戰發動之后,全上海人民準備積極起來援助軍隊抗戰時,當局對人民參加抗戰運動始終不愿大膽地開放,害怕群眾參加這一運動。并且對于已經組織起來的群眾抗戰團體,還極力設法企圖加以控制,結果壓抑了上海人民參加抗戰的積極性,阻礙了群眾抗日運動的發展?！斁謱γ癖娍谷者\動如果不加以任何控制與阻止,大膽地開放民主,組織民眾,武裝民眾,使三百余萬的上海市民均參加到抗戰中去,特別是一百萬的上海工人,他們有著過去大革命時代三次革命暴動的經驗教訓,那么上海的形勢必然要好得多?！?51)《上海戰爭的現勢》,《新中華報》1937年9月19日。

與國民黨對于民眾運動的管控相比,共產黨主張對群眾進行徹底的、革命式的動員。國共雙方對民眾運動的因應差異,是這一時期片面抗戰路線與全面抗戰路線對立的具體體現?；诖?時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的潘漢年也撰文指出:“到現在為止,當局對于動員群眾的領導方針,依然停留在消極方面,各省的抗敵后援會的工作中心,不是放在扶助廣大群眾組織的發展,而只是限于慰勞、救濟、供應、籌募……等,始終對于‘凡民族革命運動,欲求成功,必須有廣大的民眾參加;而農工民眾,尤為必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抱著懷疑和怠工,唯恐農工組織發展,不易控制,殊不知不讓群眾自動發展組織,群眾力量是無從集結與發揚,即使要求民間有廣泛的后援,如慰勞、救護、運輸……等消極的工作,亦無很大成績?！?52)潘漢年:《為什么動員不起來?》,《抵抗》1937年第20號。共產黨方面的這些言論反映出兩黨在民眾運動問題上的分歧。盡管如此,共產黨并不排斥在上海的抗日救亡運動中與國民黨的合作,這是共產黨堅定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體現,也是既斗爭又合作的革命辯證法的運用。除了前述抗敵后援會與中共的互動外,中共領導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也與國民黨存在交集,許多國民黨要員和社會名流參與其中,會長就是由國民黨中宣部副部長潘公展擔任,而在總務、經濟、組織、宣傳四個下設部門中,前兩個部門由國民黨人領導和負責,后兩個部門由共產黨人領導和負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機關報《救亡日報》創辦時,國共兩黨經過協商,決定由雙方派出人員并共同提供經費。1937年8月24日,《救亡日報》創刊,郭沫若任社長,夏衍任總編輯。在該報的27名編輯委員中,既有共產黨人,也有國民黨人和其他抗日人士。政界和文化界名流如宋慶齡、何香凝、馮玉祥、鄒韜奮、鄭振鐸、胡愈之、田漢等都曾為該報撰稿?！毒韧鋈請蟆烦蔀榫哂薪y一戰線性質的報紙。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救亡日報》隨后被迫?？?。而在抗日救亡的各種活動中,各團體也能協調行動、團結抗戰,推動上海民眾抗日斗爭的發展。

四、結語

從民眾動員的角度看,國民黨在這一時期的作為,總體而言是被動的、后發的,是對已經出現的民眾抗日救亡運動采取的一種應對措施,充其量是順勢而為,本質上是對民眾運動的管控。在戰爭初期,國民黨過分倚重軍事的片面抗戰路線時有體現,如1937年7月底召開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第一次理事會上,潘公展的致辭中就有“我們對于軍事不能有懷疑,只有絕對的信仰領袖和政府,……倘到此危急時機,以不懂軍事的普通民眾,還在懷疑和濫發議論,貽害國家一定不淺”(53)《文化界救亡協會昨開首次理事會議》,《新聞報》1937年8月1日。等語。這種片面抗戰路線因而遭到共產黨和左翼人士的一致批評。八路軍駐滬辦事處主任潘漢年在《救亡日報》上撰文指出:“全民族的全面抗戰,如只有軍事動員,而忽視政治動員,是不能確?？箲鹱詈髣倮?“政治動員中最重要者,當以發動全國民眾起來擁護抗戰到底為目前最緊迫的任務”(54)潘漢年:《恢復北伐時代民眾運動的前提》,《救亡日報》1939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于當年10月17日發布《關于開展全國救亡運動的指示草案》,公開批評國民黨對民眾運動的管控,指出:“在全國性抗戰發動之后,國民黨在民眾救亡運動方面,表現了它的動搖。由于抗戰本身的需要,由于廣大民眾參戰的要求,國民黨不能不相當開放救亡運動,但同時它又懼怕救亡運動超出于它的控制范圍,所以它采取一切方法,對運動實行‘統制’與‘包辦’(實際上是包而不辦)政策,使運動不能成為真正廣大的群眾運動。國民黨這種政策實是今天開展全國救亡運動的最大障礙?！?55)《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82頁。

需要指出的是,國民黨在上海直接接觸的大多是社會精英,對廣大下層民眾重視不夠,基本上屬于自上而下而并未真正觸及下層的動員,而自上而下也是整個抗戰時期國民黨民眾動員的特點之一。處于抗戰中心的上海,民眾抗日的自覺性和主動性較高,但在全國范圍內,就戰爭全局而言,抗戰初期民眾動員的不足已充分顯現,因為“自抗敵戰事發動以來,除鄰近戰區各地民眾因直接受戰事之刺激尚能作相當抗敵活動外,其他各地民眾則多茫然無所感覺?；蚓垢栉柩鐦啡缙綍r,殊失全國動員一致之意義”(56)《上海檔案史料叢編·上?？箶澈笤畷?北京:檔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479頁。。要想取得持久抗戰的勝利,國民黨必須總結和接受全面抗戰初期戰事失利的教訓,盡快與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具有民眾工作優勢的共產黨進行協同合作。正是因為有了對慘痛教訓的一定反思,才有了1938年6—10月的武漢保衛戰國共攜手推動民眾動員并取得成效的歷史一幕(57)參見李飛、汪效駟:《從民眾動員看武漢抗戰時期的國共合作》,《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