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林繼富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表現為可以感知、可以參與、可以獲得,并將各族人民生活融入多民族朝向和諧生活以及團結進步的共同行動。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是“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對歷史積淀豐厚,存續狀態良好,具有重要價值和鮮明特色的文化形態進行整體性保護”(1)《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辦法》,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文件匯編》(內部資料),2021年,第95頁。。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關涉多民族、跨地域人民共同體生活實踐。在區域社會整體空間關系中,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人際、族際交往交流交融生活呈現出共同性與差異性以及普遍性與特殊性交融共生鏡像。從歷史和現代的關系看,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無不致力于區域社會整體性維系以及共同體生活建構,表現出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強勁動力。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需要從具體生活實踐和歷史經驗出發,而非停留在生活現象表面。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在觀照歷史和現實中通過尊重個性與共性、差異與認同促成多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共同性生成的內在動因和持久動力。文化生態保護區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始于人民的行動,以生產參與表現“有感”實踐,體現為各民族生活品質、情感依戀和精神氣質的“有效”成果,共同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2)王丹:《非物質文化遺產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路向》,《文化遺產》2023年第3期。保護和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推動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關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和轉化創新,關乎文化生態保護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成效。

一、人民性:文化生態保護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主體價值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區域性整體保護原則?！拔幕且粋€復雜的系統,從本質上說,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的綜合表達?！?3)姚磊:《場域視野下民族傳統文化傳承的實踐邏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23頁引言3,第19頁。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非物質文化分布集中且特色鮮明的區域,其保護基本原則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即“尊重民族傳統和風俗習慣,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創造性表達權利,推動非遺融入人民群眾生產生活,讓人民參與保護傳承,讓保護成果為人民共享,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認同感、參與感、獲得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4)《“十四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文件匯編》(內部資料),2021年,第119頁。。一方面,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充分尊重人民群眾主體地位和創造性表達權利,通過各種措施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全面融入人民生產生活,營造文化生態保護區人人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良好氛圍,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另一方面,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成果為人民共享,激活保護區內各族人民整體文化自覺,提升廣大群眾保護、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觀能動性,突出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共同性,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堅持以人民為主體的區域性整體保護,深化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化實踐,合理利用共同創造和共同享有的多民族共同體生活。

“以人民為中心”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價值共識。中華民族共同體將各族人民團結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有機整體。多民族共同體形成和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跨地域、跨族際和超越人群之間的彼此認同凝聚共識的過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活實踐和文化形態表現為具體的、實在的生活行動和文化傳統,傳遞著各族人民共同價值觀念、思想精神。文化生態保護區中流傳著各類非物質文化遺產,既從區域整體上,也從具體項目上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轉化成有形、可感的生活,滿足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需求。如包含民間藝術和民間文學在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所表現出來的立場,“立場是人民,對象是人民,態度是為人民服務。凡是愛人民的即愛護之,反對人民的即反對之”(5)郭沫若:《我們研究民間文學的目的——在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50年4月9日,第4版。。習近平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人民是文藝之母。文學藝術的成長離不開人民的滋養,人民中有著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豐沛源泉?！?6)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12月15日,第2版。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人民的文化財富,由人民創作和傳承,傳遞了人民的聲音。人民既是文化生態保護區中的主人,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的關鍵主體,“人民既是歷史的創造者、也是歷史的見證者,既是歷史的‘劇中人’,也是歷史的‘劇作者’?！?7)習近平:《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4頁。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紐帶,文化生態保護區將各族人民聯結起來,推進文化生態保護區共有精神家園建設。文化生態保護區因各族人民遷徙流動、互融互滲、聯通共生而形成文化認同及情感相融的共同生活。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多民族共創共享共情的家園共同體。首先,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各族人民的生活空間。這里的家族、村社、族群等建立在土地之上,人們與土地相依相生,在土地上從事各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持續塑造社群、社稷,祖宗、祖廟、祖產等生活,其表現的人地關系、人際關系、族際關系充分展示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整體空間營造各族人民生活的溫馨和溫暖氛圍,由此凝聚成“詩意棲居”的家園共同體。文化生態保護區就是建設以人民為中心,朝向溫馨、和睦的家園生活,使文化生態護區內各族人民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有血有肉”,具有可持續生命活力和傳承能力,也讓各族人民在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創新上“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

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各族人民的“棲居”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實踐。各族人民從多方面,以多種方式把“‘人類’與自然及其自身的本質關系、人類與‘存在’及其自身存在的關系置于棲居之中,并在棲居中得以實現與理解”(8)亨利·列斐伏爾:《都市革命》,劉懷玉、張笑夷、鄭勁超譯,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92頁。。人民與土地、與家園不可分離,“人與地是不可分的,一個地方的人的經歷、思想、經驗及人們賦予該地的意義和價值,總是在不停地變為該地的一部分?！?9)顧朝林主編:《人文地理學導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32頁。也就是說,無論人們以怎樣的方式流動、遷徙,只要與“土地”關聯,人們“落地”“在地”就必然將自己的經歷、思想、經驗融入地方之中,變成“地方”的有機部分。但是,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地方”因為人際交往越來越緊密,構成了區域社會、民族、國家的連貫性和一體化。因此,無論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生活空間或傳承場所,還是新建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空間,亦或在傳承人家里設立的傳承空間,都意味著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建設的“家園”不是單一的、獨立的,而是開放的,能夠實現鄰里之間,村民與外來人員之間相互交流。人際關系與周圍環境寄托了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主體對于家庭、家族和家園的情感?！凹沂且粋€親切的地方。我們將房屋視為家和地方,但是整棟建筑所能喚起的過去令人心碎的形象并沒有它的某些部分和家具所能喚起的多?！?10)段義孚:《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王志標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17頁。家庭、家族包含多元生活、多種文化和多維情感,共同作用于家園朝向共創共享共情的生活共同體。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以人民為中心,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旅游融合,滿足了人民生活需要?！胺沁z+旅游”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傳承空間轉換成旅游空間,讓非物質文化遺產活起來,讓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能量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線路旅游結合,讓更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成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傳承的主體。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旅游既是資本生產,也是精神文化生產,更是多元主體合作共贏的共同體生活。

文化生態保護區富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各民族人民建設共有精神家園的根本。圍繞人民性的主體價值,推動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文化認同的一致性和建設目標的共同性?！叭?本質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人類不僅追求物質條件、經濟指標,還要追求‘幸福指數’;不僅追求自然生態的和諧,還要追求‘精神生態’的和諧;不僅追求效率和公平,還要追求人際關系的和諧與精神生活的充實,追求生命的意義?！?11)習近平:《之江新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頁。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有序、富有活力,各族人民的廣泛參與不僅表現在傳承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還表現在對“追求生命的意義”上的高度認同。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生活實踐形式和區域整體性保護,其傳承并推進“自然生態和諧”“精神生態和諧”“人際關系和諧”共同體建設,在共同創造、共同分享、共同傳承中充分表現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賡續傳承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精神。(12)林繼富:《故事詩學:人民生活的敘事實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1期。比如,云南迪慶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雖然在地理空間、歷史環境和社會活動上存在差異,但這些差異并沒有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間的界限,也沒有成為各民族人民交流的阻隔。迪慶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多樣性,在多樣性中多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價值無隔閡地融入,多方塑造多民族共同生活形象。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關系是文化關系,更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生活關系?！拔幕P系空間依托于地理空間,但它又不純粹指地理空間,其范圍也不等同于地理空間,而是基于文化主體生活的地理空間的文化空間,是具有地理空間意義的區域和社會關系的空間場域,它的范圍往往大于地理空間?！?13)王丹:《從文化關系推進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這就使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各族人民生活共同體在穩定中不斷超越,在融合中著力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文化生態保護區認同的主體是人民。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關鍵力量。文化生態保護區及其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人創造、發展、享有,并由人們認同、傳承和推動,為人們生活提供持續動力,傳遞以人民為中心的主體價值,其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傳承貫穿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過程。

二、整體性:文化生態保護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關系朝向

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社區、群體,有時甚至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诟魃鐓^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連續感”(14)《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文件匯編》(內部資料),2021年,第95頁。。非物質文化遺產離不開“自然和歷史”,離不開“社區、群體,有時甚至是個人”、離不開人際之間的互動。這就決定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傳承和發展離不開與之相關的文化生態要素,離不開多民族、跨區域民眾交往交流交融,是整體性生活實踐。

“區域性整體保護”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內在要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生和發展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的基礎之上,它既與其他文化緊密聯系,共同構成社會文化的整體,但又不同于其他文化,它的存在與鄉民生活相互交織,結成了魚水般的親緣關系”(15)林繼富:《民俗譜系解釋學論綱》,《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強調非物質文化遺產活態傳承和區域社會發展,強調“空間賦能聚焦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交互關系”(16)林繼富:《“空間賦能”:融入鄉村振興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其建立在人民群眾生活需要基礎上,且建構適合人民群眾生產和生活發展的整體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多維關系互動中表現出能動性與文化活力,使非物質文化遺產成為多元文化的融合體,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系統性整體實踐。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性保護的關系表現為三層結構:

一是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整體性,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事象構成的關系整體,表現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之間的關聯性。比如,土家族撒葉兒嗬是土家族苗族(鄂西南)文化生態保護區的重要內容,該項目在保護過程中,不僅要保護撒葉兒嗬舞蹈,還有撒葉兒嗬場所、撒葉兒嗬唱詞、撒葉兒嗬依托的喪葬儀式,更要保護其蘊藏的家國情懷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二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依托的物質載體和生態環境的整體性。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離不開孕育、依托、依賴和適應的環境和存續條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僅是對文化資源的保護,更是對自然、社會、歷史、文化、經濟等發展整體的保護。比如,贛南采茶戲,不僅要保護與采茶戲有關的祭祀儀式、采茶生活習俗、采茶戲與茶文化關系、贛南采茶戲語言、贛南采茶戲傳統劇目、贛南戲曲人的生活、贛南采茶戲班等,也要對贛南采茶戲與其他區域采茶戲的關系進行整體性的系統保護。

三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式的整體性。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式包括搶救性保護、生產性保護、系統性保護聯動以及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設立重點保護區、一般保護區,或重點保護區、輻射與關聯區等分級分層式保護,進而從關聯性區域結構中實施整體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區域能夠超越行政區劃的制約,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多元主體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域內得到交流融合,相互支撐且構成目標明確的整體保護。

文化生態保護區將人、物、生活有機結合,凸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生活性、關系性和動態性?！按蟮睾吞炜?、諸神和終有一死者,這四方從自身而來統一起來,出于統一的四重整體的純一性而共屬一體。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著其余三方的現身本質。同時,每一方又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自身,進入它在四方的純一性之內的本己之中。這種映射不是對某個摹本的描寫。映射在照亮四方中的每一方之際,居有它們本己的現身本質,而使之進入純一的相互轉讓之中。以這種居有著—照亮著的方式映射之際,四方中的每一方都與其他各方相互游戲?！?17)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187-188頁。也就是說人民的存在與人民的生活是關系整體,彼此間相互照應、相互“游戲”,從而實現“詩意的棲居”的家園生活。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突出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發展、創新的生活功能和文化活力,提升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家園感”,強化保護區內各族人民共同體的和諧生活關系。

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區域社會交往交流交融凝聚成共同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身份?！爸腥A民族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個整體又由許多不能分離的民族組成……你變成我,我變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18)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34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現在中華民族統一體內部的“多元”和休戚與共的自覺民族實體的“一體性”。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各族人民中形成的價值觀念、情感認同和社會歷史記憶是集體的、共享的,并且在相互交流借鑒中融合發展。由“多元”組成“一體”,其實質是將各民族視為有機整體,在經歷文化碰撞、融合、重組后,形成“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19)習近平:《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 推動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人民日報》2021年8月29日,第1版。。中華民族由多個整體區域構成統一體和共同體,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整體,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部分整體,是各民族多元共存、多方互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實踐。

文化生態保護區實現非物質文化遺產整體性保護,不僅要聚焦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性,強調文化生態保護區內不同類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非物質文化與各民族生活的關聯,還要聚焦非物質文化遺產多樣化保護,推動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中的村落、社區生態環境保護,區域內生活環境改善。除此之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關的生存空間修復、重建等問題同樣需要關注。對這些因素的關注既有助于對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整體建設,同時也利于改善區域內各民族人民生活條件,營造區域內良好生活環境,實現多民族共創共建的共同體生活。譬如,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將羌年、羊皮鼓舞、羌繡藝術、草編制作技藝、大禹傳說等項目納入公共文化建設,以多種方式改善生存環境,融入羌族以及其他民族生活之中,以此構成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整體性共同生活。羌繡工藝品生產、展示、銷售、培訓一體化,使傳統羌繡在新北川建設中迸發出活力從而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實現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區域社會經濟互嵌式發展。羌族與其他民族共享的文化、經濟互助模式,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實踐。

2019年習近平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是先人們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也是我國發展的巨大優勢?！?20)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第2版。在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各民族兼收并蓄、兼容并包,非物質文化遺產在跨地域、多人群互嵌生活中融合互滲,達成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思想理念的共識,構成共同生活方式。中華民族共同體以各民族共同開拓的疆域、共同創造的文化為基礎,在長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相互尊重、相互學習,逐漸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體實踐的共同體關系。

中華民族由多個整體區域構成統一體,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以區域為整體。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要素貫穿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生活之中,展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整體的結合與融合,是中華民族多元共存、多線交織、多方互動的共同體生活的生動見證。

三、共同性:文化生態保護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要旨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交往交流交融,在互嵌生活中同生共長?！皫浊陙?各民族的碰撞融合交融從未中斷,既增進共同性,又尊重和包容差異性,匯聚形成了今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21)《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學習輔導讀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22年,第68頁。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多民族、跨地域交往交流中凝聚成共有精神的力量,培育、滋養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多民族交往交流實踐形成相互借鑒、彼此吸收和理解包容的共同生活,并且形成了共同體的認同文化?！拔幕且惶坠蚕淼睦硐?、價值和行為準則。正是這個共同準則,使個人的行為能為社會其他成員所理解,而且賦予他們的生活以意義。因為人們分享共同的文化,他們能夠預見其他人在特定環境里最傾向于如何行為,以及如何做出相應的反應。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流落到一座荒島一段時期后,或許會形成某種社會。他們會有共同的利益——生存——而且會發展出共同生活和勞動的技術?！?22)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瞿鐵鵬、張鈺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36頁。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共享的理想、價值和行為準備,使其表現為鮮明特色的文化形態進行整體性保護。區域性整體保護就是保護多民族人民創造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過程。黔東南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生活著苗、侗、漢、水、布依、瑤、壯、土家等多個民族,盡管每個民族擁有各自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是,多民族互嵌生活、密切交流使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多民族共享的共同價值,在長期共同生活中凝聚為共同遵循的文化傳統和共享生活情感。

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實踐中強化各民族共同記憶,增進族際之間互惠互利,以多種方式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非物質文化遺產不限于在某個地方,或某個民族,而是表現出多民族共同參與、跨地域共同享有的生活特征。不同民族之間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交流中以理解、接受、調適和融合等方式增進族際之間的互惠行動,創造共同記憶促使多民族共同生活形成凝聚力。云南大理文化生態保護區生活的白族、彝族、漢族、傈僳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傳統節日。然而,每個民族傳統節日同屬于當地各族群眾共同的節日。每年農歷六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白族、彝族舉行火把節,漢族、納西族、拉祜族、基諾族參與其中,各民族群眾身著節日盛裝,共同焚燒甲馬紙等物品以祈愿生活平安、國泰民安。大理文化生態保護區普遍存在遇紅白喜事,不同民族、村落都會相互幫扶、共同協作,傳遞和增進多民族手足相依的深厚情感。這充分表現大理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多各民族群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活動中自覺不自覺地開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動,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文化生態保護區境內生活的各民族群眾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互鑒是常態的生活,各民族成員在慣常生活中形成超越民族、地域界限的共同記憶,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也是常態。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相互交流與融合,形塑各民族人民共生共通的審美特質,培育各民族成員自覺的公共精神與共同體意識,并且在文化生態保護區不同空間層次上得到有效實踐。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主要有整體“空間”、區隔“空間”和結構“空間”。三種空間結構構成以人民為中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傳承發展的生活和生態關系。(23)林繼富:《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認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性空間無一例外包含各族人民對地方、家園、家族的情感關系,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就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具體實踐。

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和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迪慶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漢族、藏族、納西族、傈僳族、普米族等民族共同生活區域,各民族群眾共同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交流實踐活動,以多種形式,從不同角度喚醒并激活各民族共同社會生活的歷史記憶,在各民族人民交融匯聚、相依相助關系中建構各民族人民共同共有、共同分享、共同創造的生活傳統和話語體系,使各民族在情感上相互依賴、信任,在心理上親近且默契,習慣上彼此理解、接受和認同,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生活驅動力和文化凝聚力,其蘊含的生活邏輯和集體記憶成為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重要力量。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我國政府以“同一性質的區域文化”為整體,“選定傳統文化保存得相對完整,在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觀念形態等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價值觀、民間信仰以及諸多具體文化表現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點的人群聚居空間給予特別的關注,使這一特定地區傳統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健康的傳承?！?24)劉魁立:《文化生態保護區問題芻議》,《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拔幕鷳B保護區”從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和傳承規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出發建立區域明確、界線清晰的文化空間。我國23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空間”構成范圍主要考慮文化生態保護區整體性和傳統性。在我國文化生態保護區設置上,有一些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區域空間”建設將尊重“特色鮮明”的文化空間生態傳統和各民族人民生活傳統相結合,這就勢必使其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跨越行政單位的區域界線帶來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上的不方便,保護措施的不統一,但是,這些對于地域上緊密聯系和文化生態相同的保護區來講應該肯定和尊重。(25)林繼富:《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認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政府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以制度為引擎,在共同目標驅動下對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共同性給予特別強調,讓各族人民生活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有參與感、獲得感和自豪感,從而實現人際、族際交流,提升多民族共同生活質量。更為重要的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在政府主導下管理、規范和引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和傳承發展方向,“政府引導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同時,也是向該區域的人們傳輸我國主流價值觀和精神思想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個人、企業或其他社會組織積極參與非遺保護和開發利用,在平等交流與資源互嵌中作為文化創造者的主體身份和地位得以強化,經濟收入的增加和文化的享受,使共同體中的每個成員在無形之中提升了群體內聚力?！?26)林繼富:《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認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對文化形態形成的地理環境、歷史沿革、現狀、鮮明特色、文化內涵與價值的描述和分析;區域內縣級以上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文物保護單位、相關實物和重要場所清單”(27)《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管理辦法》,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法規文件匯編》(內部資料),2021年,第96頁。等實施統一規劃和建設,挖掘并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葆有的中華文化基因,蘊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目的引導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發展全面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以強有力的形式使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有效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歷史的,承載著區域社會人民的生活歷史,其歷史傾向就是將自我納入中華文化體系之中,以區域社會的形式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文化生態保護區并非孤立的、隔絕的,而是與多民族、跨地域人民共同創造、共同擁有、共同建設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图椅幕鷳B保護區(贛南)的中秋節期間,客家婦女經常演唱兒歌“請月光姑”:“月光光,秀才郎。騎竹馬,過院場。院場中,好栽蔥。蔥發芽,摘細茶。茶開花,桃花紅,十只雞子做兩籠,挑到姐姐門口過,姐姐留啀(我)住,啀唔(不)住,啀要回家載漆樹。漆樹深深青,遮過觀音嶺。觀音嶺里一伙鵝,呢呢哦哦飛過河。觀音嶺里一伙雞,嘰嘰喳喳飛過溪。觀音嶺里一伙鴨,呢呢嘎嘎飛過塔?！?28)《寧都縣志》,寧都:江西寧都印刷廠,1986年,第567頁。兒歌生動描繪客家人對于建設“美好家園”的構想:會讀書的“秀才郎”、騎竹馬的“小孩”、熱情好客的“姐姐”,蔥、花、樹等美麗生態,成群的雞鴨鵝等,體現出客家人崇文、愛幼、好客以及安居樂業的精神品質。歷史上遷徙到贛南的客家人對生活想象從未脫離中華民族傳統思想主題。對于美好家園、家園子孫幸福生活的期待以及建設共有家園,成為贛南客家人的共同文化認同和強烈的生活情感認同。(29)吳佩琦:《贛南中秋節與客家人的中華民族認同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4期。

文化生態保護區空間相對穩定,生活其中或是融入其中的各族人民充分利用豐沛非物質文化資源進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比如,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區所在的梅州一帶在清朝前期生活著以農耕為主的“土民”,屬于中央王朝管轄的“編戶齊民”,主要居住在丘陵平壩地區;以狩獵采集為生的瑤、畬等族群生活在山區林地;以捕魚為業的“疍民”生活在江河沿岸。這些人群因為爭奪生活資源難免競爭,但是,他們之間并非不來往、不交流,而是在競爭、交往交流中共同發展。明朝以來,中央政府對瑤、疍民采取系列“編戶齊民”措施。清雍正年間,梅州一帶推行“攤丁入畝”制度,讓疍民上岸,疍民成為編戶齊民而獲得合法地位。同時,他們為了自己身份正統性,在編纂族譜中將祖先納入到中原漢人譜系。明清時期,中央王朝有意識地將儒家文化和國家禮制推行到閩贛粵交界地區,大規模開辦以學習儒家文化為主的學堂,將儒家禮制與梅州傳統風俗結合,使梅州地區民眾生活趨于儒家禮制傳統的生活習慣。在此過程中,梅州客家人身份歸屬、團結意識和朝向國家意識大大加強。他們修建家廟、編纂家譜,強調自己祖先“中原正統”身份成為客家人的普遍做法?？图椅幕鷳B保護區(梅州)建立之后,客家圍龍屋的護衛防守中的團結守正,家族祠堂檐梁雕塑及裝飾畫、“安龍轉火”、宗族祭祀、喪葬儀式“香花佛事”等蘊含大量的中華文化元素,突出客家人的身份認同。目前,客家文化生態保護區(梅州)建設客家文化博物館、客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館,客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轉化創新,且以高頻率知識生產方式提升客家人生活品質,激活客家非物質文化遺產蘊含的中華文化基因,全面深化客家人參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實踐。

羌族新家園建設融入大量非物質文化遺產元素?！扒甲寮覉@重建包括居住空間和文化空間、精神空間的建設。居住空間建設包括在新空間上建設家園,在傳統居住空間上建設家園以及對地震中破壞的家園進行維修;文化空間建設包括羌族民眾生活、文化關系以及文化活動的建設;精神空間建設包括以生活、文化為核心的世界觀、人生觀、審美觀以及家國情懷、家園情結等方面的內容。所有這些均離不開以羌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為核心的傳統文化?！?30)林繼富:《家園重建與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實現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各族民眾家園建設,賡續、強化和重塑了中華民族“一家親”的家園情結、家國情懷和共同體意識。

非物質文化遺產構成文化生態保護區關系整體的基本內容,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地方、民族和國家來講,是“我的遺產”“我們的遺產”“民族的遺產”和“中華民族的遺產”,他們具有區域傳統的典型性和中華民族價值觀念和生活形態的普遍性。傳統生活中,各民族非常注重祖籍和原生性家園認同。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家園感、地方感的強調,充分顯示祖籍、原生性家園向新建園建設中表現的交往交流交融屬性?，F代化進程中,各族人民生活范圍更廣大,盡管離開家鄉,但是“祖先是時間觀念,祖籍是地方加時間的觀念,兩個東西是聯系在一起的”(31)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5頁。。對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生活的民眾,或者曾經生活在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民眾來說,文化生態保護區是祖籍之地、祖先“棲居”之所,是他們的精神家園。文化生態保護區內人民的生活“不僅為生存而相互依賴,而且也分享共同文化的人群。這些人們相互依賴的方式可在諸如經濟制度和他們的家庭關系中看到;而且,社會成員通過共同的身份感而團結在一起。使社會團結一致的、由規則支配的關系,兼有所有權利、責任和義務”(32)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瞿鐵鵬、張鈺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37頁。。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多民族成員分享共同文化,通過共同身份感凝聚為“中華民族一家親”,具體表現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系統彰顯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生長的自然生態環境和人文歷史環境,以及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物質載體與空間傳統有機結合,表現出各民族人民與自然環境的和諧共生的狀態,創造和傳承多民族共享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存續、發展、創新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協作,挖掘并有意識突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同價值,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合理利用非物質文化遺產促進社會建設和經濟可持續發展,增強各民族人民福祉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高度認同,實現文化生態保護區全民共建,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融合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不可或缺的內容?！奥糜我跃唧w實踐實現多民族生活交往交流和互動融合,有助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旅游過程實現游客與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互動融合,不斷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彰顯中華民族共同價值觀念和思想情感?！?33)林繼富:《文化賦能: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融合發展研究》,《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4期。旅游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文化生態保護區的人群交流范圍,地方性被植入流動性、置于國家宏大發展體系之中,“就擴展意義下的旅游而言,地方可以被概念化為高密度的流動性關系的集合體,其間充斥著無休止的人與物質的跨界流動及其網絡關系過程?！?34)陳曉亮、蔡曉梅、朱竑:《基于“地方場域”視角的中國旅游研究反思》,《地理研究》2019年第11期。文化生態保護區融入旅游產業,旅游活動進入文化生態保護區,其相對穩定的區域拓展到多民族、跨地域流動性之中。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將大禹文化作為旅游品牌,創建汶川大禹文化旅游區,使大禹成為羌族文化生態保護區重要文化符號之一。像這類中華民族共同祖先的祭典儀式和神話傳說,強化文化生態保護區與旅游的中華民族共同價值,必將滋養多民族的共同生活。

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融匯各族人民的生活經驗、情感關系與智慧創造,承載著非物質文化遺產所在群體或地方空間作用下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這是國家和民族認同的資源,建構身份屬性的土壤,也是構筑并守護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實踐。各民族人民在交往交流中形成的文化的共通感、生活的和諧感、情感的和潤感構成了文化生態保護區內各民族人民最深厚、最普遍的認同。中華文化認同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核心要旨,在共同傳承、共有文化精神和共同遵循道德規范、價值體系和情感觀念等方面全面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四、包容性:文化生態保護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兼收并蓄

文化生態保護區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體性保護形式,表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多元共生的特性?！拔覀兠褡鍎撛炝嗽娊?、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作品,傳承了格薩爾王、瑪納斯、江格爾等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建設了萬里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坎兒井等偉大工程。中華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紛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35)習近平:《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第2版。文化生態保護區中活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源于中華文化共同性基礎上多民族跨區域的交往交流交融上兼收并蓄的特質?！拔幕鷳B保護區‘空間’邊界不是非遺交流生產的障礙,‘空間’的地方性在多民族交流交往生活中得以形成。因此,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不是畫地為牢,而是更好地實現族際、人群之間的交流交往、彼此欣賞和共同傳承發展?！?36)林繼富:《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認知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21年第3期。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同傳承內化為各民族生活,內化為各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生活實踐,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文化生態保護區所在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傳統融合共生,在很大程度上呈現為“差異的統一體”(37)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71頁。。中華民族共同體基礎是共同性,但各民族經歷的社會歷史有差異、生活環境有差異以及經濟發展不平衡必然帶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差異性。因此,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朝向增進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異性的基本原則,是激發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本遵循。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通過人民的歷史傳承和生活行動,人民的觀念、思想、信仰在空間關系作用下,形成地方性空間主體經驗和情感。因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主體的生活經歷、個人情感使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呈現出兼收并蓄的特征?！拔幕巧鐣蓡T共享的,重要的是認識到,一切不是統一的。對一件事情,任何人都不具有他或她的正好同樣形式的文化。然而除了這種個別變量外,在特定文化中必定有某些進一步的變量?！?38)威廉·A.哈維蘭:《文化人類學》,瞿鐵鵬、張鈺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第37頁。黔東南苗族姊妹節中的歌者演唱的包容性是黔東南文化生態保護區可持續發展的動力。這種包容性融入黔東南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之中,沒有離開清水江流域的山水和人文,沒有離開人際、族際間交流互動,這些是清水江流域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常態,是基于共同性之中的個性,普遍性之中的差異性?！暗赜蛘J同是一種動態的、不斷變化的過程,又往往是族群認同乃至國家認同的基礎?！?39)趙世瑜:《在空間中理解時間:從區域社會史到歷史人類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56-357頁。中國傳統“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理念是以尊重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生活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相關文化差異為前提,構建超越歷史、民族、文化、地域等因素的共同體社會。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區域的、地方性的。不同自然環境決定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差異,其誕生的不同方言土語、生活習慣和民俗生活構成差異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迪慶文化生態空間為“三區八片、一帶多點”?！叭齾^八片”中的“三區”為北部雪域高山下的藏族文化生態大區;中部高山平壩中以藏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生態大區;南部寬谷平原內以傈僳族、納西族為主體的多民族文化生態大區?！鞍似睘槊防镅┥讲匚幕鷳B片區;雪山深谷藏文化生態片區;篩巴地區(奔子欄)藏文化生態片區;塔城、茨中、獨克宗及洛吉多元文化生態片區;白水臺三壩鄉納西族東巴文化生態片區;瀾滄江流域傈僳族文化生態片區;臘普河多民族文化生態片區;金沙江流域少數民族多樣文化生態片區?！耙粠Ф帱c”為茶馬古道及藏彝文化走廊;多個傳統文化之鄉、傳統文化保護區及特色文化村落。(40)《國家級迪慶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成果驗收自評報告》(內部資料),2020年;《國家級迪慶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建設自評報告》(內部資料),2021年?！叭齾^八片、一帶多點”根據迪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民族、區域特色劃分,是迪慶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在整體的、共同文化結構下的地方特質,是維系民族發展、支撐民族綿延的文化力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基于民族、地區文化個性的交往交流交融實踐凝聚出超越民族、地域的共性生活觀念,這些個性和共性形塑多民族文化共同體。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空間”是“人”認知的地方性空間,這種地方性對于長期生活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的民眾來說會產生認同感和依賴感?！耙粋€地方的長期文化積累和居住于此的人與地方之間建立起的文化認同與情感聯系?！?41)孫九霞、黃秀波、王學基:《旅游地特色街區的“非地方化”:制度脫嵌視角的解釋》,《旅游學刊》2017年第9期。認同情感和依賴情感帶有個人生活印跡,通過空間傳承、生產傳遞人們經歷的生產生活知識、主觀經驗構想的空間,是“人”對地方的經驗認識和情感表達。地方是客體的、自然的,地方性則是主觀的,是以人為中心的生活實踐與情感表達。每個人經歷不同,對地方認知、感知和認同也有差別。個人生活經歷、生活經驗在文化生態保護區中得到建構,其表現的生活經歷、生活情感和未來愿景通過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呈現。因此,文化生態保護區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表現地方文化特質。然而,文化生態保護區表現的地方特質是“在整個區域系統中的位置決定,而與子系統中的人群對地方的情感認同和主體意識沒有關系,地方性不僅是區位、自然條件的差別,還是全球政治經濟的整體格局所造就的”(42)孫九霞、黃秀波、王學基:《旅游地特色街區的“非地方化”:制度脫嵌視角的解釋》,《旅游學刊》2017年第9期。。即使在當下網絡空間超越人民生活實體空間的背景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地方性仍然表現為個性化,并且在網絡空間以“再地方化”方式走向更大空間,成為新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凝聚共同生活的基本走向。

文化生態保護區相對穩定空間場域中密集分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其成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因素。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現了各族人民的“消費意識”、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新型的消費邏輯也正是當今的消費社會中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即消費意識形態?！?43)張一兵:《反鮑德里亞:一個后現代學術神話的祛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37頁。文化生態保護區通過旅游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本化,使不同民族、地域的游客進入文化生態保護區,并改變非物質文化遺產主體與生態環境和游客的關系。文化生態保護區既是國家的遺產,也是旅游目的地民眾的遺產和游客的遺產。文化生態保護區根據旅游需要合理改變,游客帶來各自地方文化、個人情感融入文化生態保護區旅游之中,共同生產知識,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形式,與旅游目的地居民建立共同體生活新形態。比如,大理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遺博物館、非遺傳習中心和傳習所等傳承空間,大理白族三道茶、白族扎染制作技藝、南澗彝族跳菜、巍山彝族打歌、彌渡民歌和花燈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成為重要旅游資源,以旅游等資本化方式獲取經濟效益最大化,使多民族共同體生活得以充分實踐,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非物質文化遺產表現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人民生活作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創造、傳承的結果,也賦予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創新活力,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強大力量。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跨越空間邊界和文化邊界走向共同是必然的。文化生態保護區流傳的“弟兄祖先”神話(44)王丹:《“弟兄祖先”神話與多民族共同體建構實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路徑》,《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講述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多民族在祖源、祖源上的血脈相連、文化相依、生活相似。在互嵌交流中,文化生態保護區“邊界”呈現交融復合,有時是模糊特質,形成文化生態保護區超越邊界多民族、跨地域民眾的共同體生活。

五、結論和討論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從整體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實施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使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無論是物質上的,還是精神上的都基于共同利益而團結共生,“要使各民族真正團結起來,他們就必須有共同的利益?！?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09頁。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滿足各族人民生活需要為前提,建立在多民族的共同利益之上。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具體實踐,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非物質文化遺產通過活化實踐,使各民族人民實現利益共享,從根本上將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進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以人民為中心,體現非物質文化遺產從區域整體到民族國家的共同性特征。各族人民將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生活實踐,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突出中華各民族共有符號體系和價值理念。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表現各民族共同生活過程中海納百川、兼收并蓄的特征,其匯聚的各民族豐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助力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各族人民合理利用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非遺+旅游”“非遺+演藝”“非遺+文創”“非遺+小鎮(街區)”等多種方式實現轉化創新。文化生態保護區蘊含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源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生活過程中凝聚為共同性,其差異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包容。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同性和差異性不僅是各民族交往交融、共生并進的基礎,更是各民族互助協作推動經濟發展的源泉。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過程中,必須充分激活文化生態保護區建構中華各民族共有文化符號,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動力。

現代傳媒時代,信息技術高速發展,各族人民通過媒介方式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傳播,許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空間生產實踐逐漸被“精神實踐”替代?！熬W絡媒介,它跨越了地域,重構了人們的日常與社會生活,重繪媒介圖景,成為一道重要的媒介空間景觀?！?46)方玲玲:《媒介空間論:媒介的空間想象力與城市景觀》,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7頁。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媒介即是訊息”(47)保羅·萊文森:《數字麥克盧漢——信息化新紀元指南》,何道寬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49頁。場域中成為各族人民社會生活內容,建構了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生活家園關系,創造出跨越民族以及地域邊界的共有精神家園。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區域文化生態環境和賴以生存文化傳統實施整體保護,充分發揮區域地方優勢,深化各民族、跨地域民眾生活實踐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交往交流交融特性,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區域社會文化傳統互動融合,將地方、超越地方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之中,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促進文化生態保護區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當然,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在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過程中,有些問題需要引起重視。比如,文化生態保護區內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過分強調單一民族獨有和獨特,忽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過程,忽視非物質文化遺產共創共享的多民族參與事實;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注重區域整體發展,聚焦于保護區內整體性和共同性基礎上的文化多樣性,但是對于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整體之整體的空間關系關注較少等問題在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應該得到克服。